作者:吴廷璆 等
选自《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第五章 美国对日政策与战后民主改革
第五章 美国对日政策与战后民主改革
一、美国对日政策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太平洋战争是太平洋东西两岸的日本和美国争夺霸权的战争。当时日美争霸的态势是日本采取攻势,美国居于守势。美国对于步步南进的日本,采取具有两重性的政策:一面是采取抑止和制裁的措施;一面是推行绥靖政策,结果不但没有能制止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反而使自己吃了亏。本节试就太平洋战争前夕日本的南进和美国对日所采取的政策,尤其是对其绥靖的一面和为此牺牲中国的远东慕尼黑阴谋及其根源进行粗浅的论述。
1.
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诸岛,人口众多,资源富饶,盛产石油、橡胶、锡、铝和大米等;同时地处联结太平洋、印度洋及大洋洲的战略要冲,历来是殖民主义者及帝国主义者角逐之地。日本对它早就垂涎三尺。1936年8月7日,广田内阁在《国策基准》中决定,要“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海军军备,应配备和充实兵力,足以对抗美国海军,确保西南太平洋制海权”[1]。这充分表明了日本在鲸吞中国的同时还想独霸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的野心。毛泽东同志1938年曾预言:“日本打了中国之后,如果中国的抗战还没有给日本以致命的打击,日本还有足够力量的话,它一定还要打南洋或西伯利亚,甚或两处都打。欧洲战争一起来,它就会干这一手”[2]。果然如此,1939年9月,德国悍然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次年春夏之交,挥戈西击,英法荷等国在欧洲战场上一败涂地,无暇东顾。日本认为,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成为“真空地带”,正是南进的“天赐良机”。顿时,南进狂热在日本列岛上喧嚣起来。日本派遣专为南进新编的第四舰队开赴帛琉群岛,耀武扬威,跃跃欲试。
当时,法国政府曾于1940年4月16日建议美英法一致行动,向日本提出联合照会。但美国未加理睬。不仅如此,美国国务卿赫尔怕英国趁荷兰政府流亡伦敦之机占领荷属东印度,成为日本对荷印采取军事行动的借口,遂于5月10日对英国施加压力,要求“以英国提案的形式,由英美向日本保证荷属东印度地位的不变”[3]。第三天,罗斯福又向英国提议,“一、立即向日本正式承认英国没有干涉荷印的意图;二、立即(向日本)确认荷兰没有求援英国之必要和企图;三、发表关于登陆西印度群岛的英法军队[4]早日撤出该群岛的声明”[5]。在这种情况下,英荷驻日大使只好遵照罗斯福的意旨,先后登门拜访有田外相,做出有关保证。另一方面,美国也针对日本采取了一些相应措施。例如,5月宣布正在夏威夷海面作例行演习的太平洋舰队将不定期留驻该地,以加强太平洋的海军力量,牵制日本南进。但其真意不是准备对日作战。美陆军部长史汀生承认,他和海军部长诺克斯都认为,“在夏威夷的舰队并不是对日本的现实威胁……没有防务上的价值,因为它无力保护菲律宾”[6]。美国的软弱态度,助长了日本南进的气焰。10月,日本制定所谓《发展荷属东印度经济的政策措施》,明目张胆地提出:“帝国在荷属东印度的优先地位”[7],赤裸裸地表露了独吞荷印的贪婪欲望。
在此种情况下,美国还对日本推行经济绥靖政策,为日本军国主义输血打气。日本是资源贫乏的国家,其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美国。尤其是扩军备战所需的石油、废铁、飞机零件等多半从美国进口。日本石油自给率仅为百分之十,其余都靠进口。仅以1939年为例,日本进口石油的百分之九十点八来自美国。至于日本钢铁工业的主要原料废铁,从1933年到1940年美国输往日本的达一千万吨以上,占同时期美国废铁输出总量的百分之五十三。1940年7月3日美国国会授予总统对输出物资实行许可制的权力,罗斯福总统也宣布将对武器、军事器材和铝、镁等物资实行输出许可制,但对日本为南进最急需的石油和废铁并没有实行许可制。迟至7月26日才勉强规定对航空汽油、飞机润滑油以及高质废钢铁实行许可制,而对普通石油和其他废铁依然没有实行。就运往日本的废钢铁而言,至8月19日为止,申请书的百分之九十九皆获得美国政府批准。1940年输往日本的汽油为391.8万桶,1941年截至8月初为222.5万桶,都超过1939年214.6万桶的对日输出量。[8]
在美国的姑息之下,日本南进的欲望越趋强烈。1940年7月22日,近卫文麿在军部的支持下再次组阁。他上台伊始,就抛出《基本国策纲要》和《适应世界形势发展的时局处理纲要》,宣称“建立以帝国为核心、以日满华的牢固结合为基础的大东亚新秩序”,为此要“在内外诸形势所允许的情况下,抓住良机行使武力”[9]。接着,外相松冈洋右发表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声明,妄图建立东到新西兰、西到印度、南到澳大利亚、北到中国的大东亚殖民帝国,确立日本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霸权。
为此,日本首先要入侵法属印度支那。印度支那是日本南进的必经之地,是侵入泰国、缅甸、马来亚及荷印的桥头堡。早在6月19日即法国向德国投降的第二天,日本便趁势胁迫法国政府封闭中越边界的国际通道。法属印度支那当局立即通过法国驻美大使于19日和20日两次向美告急求援,但美国劝法国屈服,拒绝向法印出售飞机和武器。[10]法国维希政府屈服于日本的军事压力,于8月30日签署了松冈—亨利协定,保证向日本“提供军事上的特殊便利”,保障在经济上给日本“较其他第三国优越的地位”[11]。9月9日,罗斯福召开会议讨论日本侵入印度支那北部问题。摩根索要求对日实行包括石油在内的全面禁运。但罗斯福等仍拒不采纳。美国还拒绝了英国关于美英联合给印度支那以军事援助的建议。9月19日日本向维希政府提出最后通牒,限于23日零时前答复日本侵入印度支那北部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国务卿赫尔才被迫于19日的会议上提出了对日实行废铁禁运的意见,却不立即付诸实施,而对石油禁运则噤若寒蝉。维希政府在日德的压力下,于23日接受了日本的通牒。这样,日军便一口吞下了印度支那北部,在南进的道路上又迈出了新的一步。26日即日军侵占完毕后,罗斯福才慢腾腾地宣布了对日的废铁禁运。
1940年9月27日,日本、德国和意大利在柏林签署了三国军事同盟条约。条约规定:“在三个缔约国之中的任何一国受到目前未参加欧洲战争或日中冲突的一国攻击时,三国以一切政治、经济及军事手段相互援助。”[12]不言而喻,这是矛头指向美国的。可是美国政府时至此时依然不采取果断的应急措施。罗斯福和赫尔于10月初研究决定,“在太平洋避免公开的冲突”“敞开讨论和订立协定的大门”[13],等等,妄图以旷日持久的日美谈判阻止日本南进。
于是,从1940年12月起,与各自政府首脑有密切联系的所谓日美民间代表井川忠雄、岩畔豪雄和美国两位神父沃尔希、德劳特开始进行谈判,于1941年4月16日抛出了《日美谅解案》,作为两国政府进一步谈判的基础。它写道,“鉴于日本保证在西南太平洋的活动将不诉诸武力而是用和平手段,日本在该地区所欲得的自然资源例如石油、橡胶、锡、镍等物资的生产和取得,能得到美国的合作和支持”[14]。在美国一再退让的政策前,日本法西斯势力更加猖狂,在5月12日的提案中公然删去“保证”和“不诉诸武力”等词句,并以强硬的语气要求美国无条件地协助日本在南洋取得资源。
1941年6月22日,德苏战争爆发。日本外相松冈等主张立即北进,配合德国攫取西伯利亚。可是,日本统治阶级中的实权人物却认为,德苏战争解除了日本的北方牵制,是南进的“千载难逢”的时机。于是在6月25日联席会议上决定侵占印度支那南部;7月2日的御前会议又决定“做好对英美的战争准备”,“不辞与英美一战”[15]。当时,美国内务部长伊克斯认为,“日本利用德苏战争,准备进攻荷印,是应对日全面禁运石油的时候啦”,并建议罗斯福立即实行。[16]罗斯福不予采纳,认为当日本正在选择进攻苏联或者荷印时,禁运石油就会促使日本做出南进的决定。[17]这就暴露了他要把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矛头引向苏联的绥靖政策的本质。
在美国的绥靖下,日本迈出南进的决定性一步。日本外相松冈7月12日向法国维希政府提出日本在印度支那南部索取八个机场和使用西贡、金兰湾海军基地的强硬要求,并限定在二十日前答复。7月18日和20日美国领导人开会研究对策。摩根索、伊克斯等早就主张对日本立刻实行包括石油在内的全面禁运,以严厉的经济制裁警告日本停止南进。但罗斯福认为,“现在完全切断石油,大概会激起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和危及英国同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的交通”[18]。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等也反对石油禁运,说什么“禁运会促使(日本)对马来亚、荷印的进攻,使美国参加太平洋战争。美国即使参加太平洋战争,应等到日本对苏开战”[19]。当美国领导人正打着绥靖主义的如意算盘时,日本政府业已命令南进主力二十五军进犯印度支那南部。维希政府在23日接受了日本的要求。眼看日本就要鲸吞整个印度支那了,罗斯福才在25日无可奈何地签发了冻结日本在美资产的命令。28日,日军大摇大摆地侵入印度支那南部,占据了向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扩张的桥头堡。迫于形势,美国于8月1日宣布:对日实行除大米和棉花之外的全面禁运,但仍不敢全面禁运石油。接着,英国、印度、缅甸、荷印等也相继冻结日本资产,废弃通商条约,限制对日贸易。这对疯狂南进的日本是个打击。但为时太迟,日本已为发动太平洋战争贮备了足够用两年的4270万桶石油,而且大部分是美国供给的。
日本的步步南进,日益威胁英国在东方的殖民权益。1940年以来,英国曾数次要求美国派遣军舰到新加坡。可是美国却认为,“派遣舰队会刺激日本,有促进日本积极行动之虞,此际不应派遣”[20],拒绝了英国的要求。1941年8月在大西洋会议上,丘吉尔提出《美英荷政府关于日本太平洋政策的联合宣言草案》,并要求美国发表声明宣布:“日本在西南太平洋的任何进一步侵犯会造成一种局势,在这种局势下,美国政府将不得不采取反措施,纵然这些措施可能导致美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21]但美国没有采取这种立场。参加大西洋会议的副国务卿韦尔斯带回美英首脑准备发表的对日警告声明。赫尔和远东司认为声明会招致日本的误解,予以删改。8月14日罗斯福第四次接见野村时,先宣读了警告声明:“如果日本政府根据以武力或武力威胁对邻国进行军事统治的政策或方案,采取任何进一步的措施,合众国将不得不立刻采取它认为必要的任何一切手段。”[22]接着,他又改换语调,宣读了第二个声明,说“日本愿意并能够停止扩张主义者的活动,改变立场,并沿着美国所提出的那些方案和原则的路线参加一项太平洋和平方案,美国政府准备考虑恢复于7月中旬中断的非正式的探讨性会谈”[23],并且对野村8月8日提出的日美首脑会谈建议表示兴趣。这样,第二个声明就完全冲淡了所谓警告的意义,使警告声明成了一纸空言。对此,野村是心领神会的,第二天向外相汇报会见情况时就说,“罗斯福是友好的,不是想把日本排出去。警告是参考资料,美国的重点是关于恢复谈判和举行首脑会谈问题”[24]。近卫听到这一汇报后喜出望外,于26日亲自给罗斯福写信,正式提出了日美首脑举行会谈的建议。罗斯福28日接到此信时,表示“希望和近卫举行三天左右的会谈”[25]。这样,由于日本侵占印度支那南部而一度中断的日美谈判重新开张。
日本把日美谈判和首脑会谈问题作为烟幕,积极策划对美英的战争。9月6日御前会议决定:“在不辞对美(英、荷)作战的决心下,拟以十月下旬为目标,完成战争准备”,“通过外交谈判,到十月上旬尚未达到我方要求时,立即下对美(英、荷)开战的决心”。[26]10月16日,近卫的文官内阁辞职,成立了以陆军大将东条英机为首的战争内阁,11月5日的御前会议上决定:“决心对美、英、荷开战”,“将发动武装进攻的日期定为12月初”。[27]接着,日本的太平洋联合舰队发出《作战命令第一号》,命令南云忠一指挥的特遣舰队从内地基地出发,经择捉岛的单冠湾,偷袭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主力。同时,为了掩护偷袭珍珠港的军事行动,海军军令部次长要求东乡外相,“为了增加开战效果,直到开战不要停止谈判”[28]。
此时,美国也预感日美战争在逼近。美国截获了11月4日东乡外相就11月5日御前会议即将通过的甲乙两个方案给野村大使的密电。密电说,“本交涉是最后一次尝试。我方复案无论在形式上或实际上都是最后的方案”,“如美国政府采取无视帝国的立场,可谓谈判已无余地”,“两国关系终于面临破裂”。[29]这个密电是战争即将爆发的信号。可是,美国政府还想尽力避免战争。11月5日,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和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向罗斯福建议,“在远东还在建立防卫力量时期,应该避免美日战争”,“不应发出对日的最后通牒”。[30]罗斯福企图和日本达成暂时协定,来避免或推迟战争。
美国沉湎于绥靖主义美梦之时,野村于11月20日向赫尔提出了日本的最后一个方案即乙案。该案要求美国不得向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实行扩张,解除对日的“经济封锁”,不得阻挠日本对蒋介石的诱降活动,等等。一句话,就是要求美国把整个中国、东南亚及西南太平洋地区统统奉送给日本。美国当然不能接受日本的这一要求。美国国内舆论和英国等盟国也不同意美国过分地姑息日本。同时,美国又获悉日本在印度支那和西南太平洋地区大量增兵的情报。根据这些情况,美国看到谈判已到了最后的时刻。11月25日,罗斯福、赫尔和陆海军首脑召开会议,赫尔起草《美日协定基础概略》即《赫尔备忘录》,并于26日交给野村。该备忘录要求日本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出全部军队,废弃三国军事同盟条约,不承认“满洲国”和汪精卫傀儡政权。27日东条接到该备忘录时说,这“显然是对日本的最后通牒”[31],绝对不能接受。日本的乙案和《赫尔备忘录》针锋相对,说明了日美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11月26日,集结在单冠湾的偷袭珍珠港特遣舰队秘密启航,驶向了夏威夷。12月1日,日本政府决定八日对美英荷开战。战火即将烧到美国的门槛上。可是罗斯福在2日又提出了致函日本天皇,一同寻求驱散乌云的方法的意见。6日下午致天皇的信发出。美驻日大使格鲁把信亲自交给东乡外相时,正是东京时间8日零时三十分,偷袭珍珠港的飞机从瓦胡岛北部海面上的六艘航空母舰上起飞。尤其富有戏剧性的是当日本的战火已扑向美国时,罗斯福还在白宫向蒋介石的大使胡适宣读致日本天皇的信,并对胡适说“这是我的最后一次和平努力”[32]。话音刚落,由183架飞机组成的日本特遣舰队的第一攻击部队象晴天霹雳,偷袭了珍珠港。数以千计的炸弹和鱼雷,犹如倾盆大雨,一股脑倾泻在机场和港内。珍珠港浓烟四起,火团升腾,飞机在猛烈燃烧,军舰不断地喷出火舌。瓦胡岛变成了一片火海。美国太平洋舰队在一小时五十分钟的狂轰滥炸中,几乎全军覆没。主力舰被击沉四艘,重创一艘,巡洋舰等其他舰艇被炸沉、炸伤十多艘。陆军的三个机场全部被摧毁。美军官兵死伤四千五百多名。
与此同时,日本侵略军按既定作战计划,分路进犯泰国、马来亚、菲律宾、关岛等地,占据战略要地,扩大侵略战果。美国对日绥靖政策终于在炸弹和鱼雷的爆炸声中破产了。
2.
当时美国对日政策和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有着密切联系。太平洋战争前夕美国一面为了从背后牵制日本的南进,继续“援助中国”,借一点款[33],供给军需品,使中国有可能与日本进行消耗战;另一面却又搞牺牲中国的远东慕尼黑阴谋,妄图以出卖中国为诱饵,去满足日本侵略者的欲望,从而达到阻止日本南进,进而使它北进的目的。因此,牺牲中国的远东慕尼黑阴谋是美国对日绥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0年底,美国的所谓民间代表即两位神父抵日时,曾向近卫首相进言:“日本有可能从既成事实出发来处理日中战争,可以不用怎样让步,就同美国所主张的门户开放(政策)相协调”[34],暗示了出卖中国之意,而急于南进的日本,其陆军总兵力五十个师的百分之七十八陷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汪洋大海,急切希望通过美国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迫使他投降。1941年春,松冈外相通过美驻苏大使向罗斯福表示,“通过罗斯福的斡旋,在蒋介石所希望的时间和所希望的地方,开诚布公地和他谈一谈。至于地点,重庆也可,但华盛顿更好”[35]。日本于二、三月先后派井川和岩畔,和德劳特神父进行远东慕尼黑的交易。双方经过秘密谈判,于3月17日就中国问题提出,“中国领土的地理定义,由日中相互协商而定”[36]。4月9日的方案,干脆要求“承认满洲国”,由罗斯福“请蒋介石政权同日本议和”,“如果蒋介石政权拒绝罗斯福总统的请求,美国政府将停止对中国人的援助”。[37]经双方讨价还价,4月16日的《日美谅解案》就中国问题规定八项条件,打着“中国独立”的幌子,公然要求“承认满洲国”“蒋介石政府和汪政权合并”“门户开放”,由日美共同宰割中国。[38]至于停止“援助”中国问题,美国不愿明文规定,因此该案予以删除。
日本接到《日美谅解案》后,18日开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进行讨论。日本领导人认为,“今日之重庆,殆完全依赖于美国,故与重庆交涉,势非以美国为中介不可”[39],因此同意由罗斯福居中调停。可是,松冈外相在5月12日提出的方案中,将所谓八项条件完全删去,并以强硬的语气提出:要“美国政府承认近卫声明所示的三原则和基于这一原则同南京政府所缔结的条约以及日满华共同宣言所明示的原则,而且相信日本政府的睦邻友好政策,立即对蒋政权进行和平劝告”[40]。这就是说,美国只有迫使蒋介石和日本进行乞降谈判的义务,而没有基于它所同意的条件进行调停的权利,表现了日本独吞整个中国的野心。
对此,美国虽然不满,但赫尔对野村说,日本“不在南洋发动进攻英美属地的战争,如果做到这一点,要美国帮助日本从不幸的中国战争脱身……是不难办到的”[41]。6月21日,美国又要求日本事先给美国通报日中谈判的条件,并替日本列举了和《日美谅解案》大同小异的条件,表示在此条件下“将建议重庆政府为结束敌对行为及恢复和平关系,参加同日本政府的谈判。”[42]对此,松冈断然表示拒绝接受赫尔的方案,不能继续和美国进行谈判。[43]同时,由于日本侵入印度支那南部,谈判于7月下旬一度暂停。
9月6日,日本的御前会议决定,谈判到10月上旬尚不能达到日本提出的目的时,要“立即下对美开战的决心”。9月22日,日本向美国提出《日中和平基本条件》:“承认满洲国”,“蒋政权和汪政权的合一”,“在中国进行以重要国防物资的开发利用为主的日中经济合作”,“日本国军队和海军舰队,基于过去的规定和惯例,在必要时期驻扎于一定地区”,等等。[44]这时美国,在日美战争一触即发的形势下,更加迫切地希望通过牺牲中国,阻止日本南进,于是,美日的远东慕尼黑阴谋也达到了高潮。11月6日,罗斯福向陆军部长史汀生表示,“可以提出停止军事行动六个月,中日两国在此期间议和的方案”[45]。10日,罗斯福也对野村提出美日间的暂时协定问题。野村对此心领神会,立即报告国内说,这是“美国政府叫蒋介石向我国政府提议和平交涉的开始,是想起‘桥梁’作用”[46]。此后,罗斯福和赫尔便指令国务院远东司起草暂时协定草案。该草案写道:美国“将提议中日政府和平解决它们的分歧,立即进行直接的友好谈判”,“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在友好谈判期间休战”,“在日中休战并进行友好谈判期间,美国停止对中国的军需品供应”。[47]罗斯福于17日接见日本新派来的特使来栖时表示,“本政府可以将日本和中国作互相介绍,并告诉他们去进行其余的或详细的调整”[48],并且他本人也亲笔起草了如前所述的六个月暂时协定。由此可见,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前夕,美国确实仍想以牺牲中国来达成日美妥协。对此,连罗斯福的心腹霍普金斯也承认,这是“一笔会使我们在远东很不得人心的交易”[49]。
那么,为什么美国在东方未能牺牲中国呢?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及时揭露和强烈反对远东慕尼黑阴谋。毛主席于1941年5月25日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的指示,一针见血地揭露“日美妥协,牺牲中国,造成反共、反苏局面的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正在日美蒋之间酝酿着。我们必须揭穿它,反对它”[50]。中国共产党机关报《解放日报》也从5月16日起接连发表社论,有力地揭露远东慕尼黑的阴谋,并严正警告:“日益发展着的中国广大人民的抗日战争,是绝对不允许被人出卖的,谁要在太岁头上动土,谁就得准备焦头烂额。”[51]因此,美国在密室里搞交易时,总是担心中国人民的反对。赫尔曾数次对野村说,“不希望由于美国政府的行动,在中国发生爆发性事件”[52]。这“爆发性事件”不是别的,就是中国人民反对远东慕尼黑的斗争。
其次,日美争夺中国大陆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日本要独吞整个中国,不许美国染指,这是美国不能同意的。
再次,美国在远东慕尼黑阴谋中也有进退维谷的问题。它既想出卖中国,但又怕日本将从中国抽出的军队调转南方,加速南进的步伐,美国还想利用中国的抗日战争牵制日本的南进。
基于这些原因,远东慕尼黑阴谋终于破产了。
3.
“‘世界霸权’是帝国主义政策的内容。”[53]绥靖政策是帝国主义在一定时期争夺霸权的一种策略。太平洋战争前夕,美国对日本所采取的制裁措施是为了争夺亚洲及太平洋地区霸权,绥靖政策是为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先争夺欧洲后争夺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全球战略服务的一种策略。
美国地处大西洋彼岸,1939年9月世界大战爆发时尚未受到德国的直接威胁,采取了“坐山观虎斗”的政策。对此,毛主席1939年曾深刻地分析指出,在资本主义世界中除了英法和德意日这两大集团外,“还有第三个集团,这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包括中美洲南美洲许多国家在内的集团。这个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暂时还不至于转入战争。美国帝国主义想在中立的名义之下,暂时不参加战争的任何一方,以便在将来出台活动,争取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地位”[54]。可是,1940年欧洲战局的急剧变化,对美国也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当时,法国被打败,英国岌岌可危,于是,美国放弃坐山观虎斗的政策,介入欧战。这样,面对大西洋彼岸的德国法西斯和太平洋彼岸的日本军国主义这两个劲敌,美国先要对付德国,先要争夺欧洲;对日本和太平洋地区则采取绥靖政策,避免对日的战争。赫尔曾经说,“总统和我一致认为,对我们来说,我们不能放过避免太平洋战争的任何机会。来自大西洋彼岸的希特勒主义的威胁,足以诱导我们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去保持另一翼的和平”[55]。这就是对日绥靖政策的根源。
欧洲历来是各帝国主义国家争夺的中心。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也承认,“美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世界斗争的决定性舞台是欧洲”[56]。
从美国对欧洲和亚洲的投资和贸易关系来说,美国的主要经济利益显然在欧洲。1940年美国对外投资共有70亿美元,在欧洲14.2亿美元,如加上英国自治领加拿大就有45亿美元,占64%;[57]可是在亚洲主要国家的投资仅有2.6亿多美元,占3.7%。[58]对外贸易,1940年对欧洲的出口为16.45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41%;对亚洲是6.19亿美元,占14%。[59]
从战略上说,美国争霸世界的野心虽大,但力不从心,不利于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同时开战。就海军来说,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时,美国拥有军舰389艘142.6万吨,而日本拥有233艘97.6万多吨,占美国的68%,航空母舰和重轻巡洋舰日美大体相同,日本比美国还多两艘航空母舰。[60]就空军来说,美国海军拥有3500架飞机,日本海军也有3200多架。[61]从这一比较可以看出,如果美国两面开战时,则其海上军事力量远不及日本海军。
基于这些原因,美国在军事上主要加强在大西洋的力量,不重视远东的防务。结果,太平洋战争前夕,以马尼拉为基地的美国亚洲舰队只有包括3艘巡洋舰在内的45艘舰艇。1941年7月成立的美国远东司令部只有4.2万人和3个飞行中队,海军陆战队900人,其余都是本地的国防军。至于以珍珠港为基地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其主力的1/4被调到大西洋,只有航空母舰3艘(日本有9艘)、战舰9艘(日本有10艘)、重轻巡洋舰21艘(日本有35艘)。不仅如此,夏威夷的侦察设备也极不完善。夏威夷的陆军,原计划配备180架B-17型飞机,但实际上只有12架,可供使用的只有6架。夏威夷的第十四海军战区,原计划增补100架侦察机,但实际上1架也没有补。罗斯福曾在给伊克斯的信中说,“对美国来说,为了支配大西洋而维护太平洋的和平是极为重要的。太平洋上出现的小事也会削减大西洋的舰艇”[62]。这正是欧洲和大西洋第一,亚洲和太平洋第二的战略思想带来的结果。
由于美国在远东及太平洋的军事力量不如日本,它在逐步介入欧战时,最担心日本遵照三国同盟条约所规定的第三条义务,从背后猛击美国,使它腹背受敌。而日本以三国军事同盟条约为军事后盾,疯狂南进。因此,三国军事同盟成为日美谈判中的重要焦点。
日本决定对美开战之前,为了引诱美国醉心于搞绥靖和远东慕尼黑,曾于1941年9月25日就三国同盟问题对美国表示:“合众国参加欧洲战时,日本国对日德意间的三国条约的解释及其义务的履行,完全自主地进行。”[63]弦外之音是日本不受德意的影响和压力,但也没有说不履行军事义务。可是,美国却对此抱有幻想。11月17日罗斯福和赫尔接见野村和来栖时,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三国同盟问题。对此,来栖写道,“在谈判的三个难题中,美国最重视的是三国同盟问题。如17日总统所指出的那样,要订立一般性协定,应先废除三国同盟,以便今后不论欧洲形势发生任何发展,美国可完全排除它从背后遭到日本一击的担忧”[64]。这说明美国为先争霸欧洲,是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还在醉心于对日本实行绥靖主义的。可是此时,日本已决定对美英开战了。
1941年12月8日晨,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爆炸声,击碎了美国妄图拆散三国同盟,回避太平洋战争的迷梦,冲击了美国的欧洲和大西洋第一、亚洲和太平洋第二的全球战略。美国在被动挨打中,不得不应战,被迫卷入太平洋战争。接着,11日德国和意大利也遵照三国军事同盟条约的第三条,向美国宣战,欧洲战场和亚洲及太平洋战场联结成一起,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大战。
注释
[1]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0—1945年)下卷,原书房1969年版,第334页。
[2]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477页。
[3]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六卷,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第323页。
[4]5月10日荷兰政府请英法联军登陆西印度群岛的荷属两个岛屿。
[5]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六卷,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第323页。
[6]史汀生:《在和平与战争中的积极服务》,纽约1947年版,第386页。
[7]日本外务省编:前引书下卷,第462页。
[8]安德森:《美孚真空石油公司与美国的东亚政策》(1933—1941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136~138、143、224页。
[9]日本外务省编:前引书下卷,第436~438页。
[10]兰格等:《对孤立的挑战》,纽约1952年版,第598页,琼斯:《日本的东亚新秩序的兴起和崩溃》,牛津大学出版社1954年版,第225页。
[11]日本外务省编:前引书下卷,第447页。
[12]日本外务省编:前引书下卷,第459页。
[13]赫尔:《科德尔·赫尔回忆录》,纽约1948年版,第911~912页。
[14]加濑俊一:《日本外交史——日美谈判》,第23卷,鹿岛和平研究所出版会1970年版,第70页。
[15]日本外务省编:前引书下卷,第531页。
[16]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前引书第七卷,第400页。
[17]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前引书第七卷,第400页。
[18]《史汀生手稿》,第三八七号函件箱,1941年7月18日帕特森致史汀生备忘录,转引自安德森,前引书,第175页。
[19]美国国会两院联合调查珍珠港事件委员会编:《袭击珍珠港事件听证会记录》,第五卷,第2382页,转引自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前引书第七卷,第401页。
[20]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大本营陆军部·大东亚战争开战经纬》第二卷,第290页。
[21]德拉蒙德:《美国中立的消逝》,密执安大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281页。
[22]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日本,1931—1941年),第二卷,第556~557页、第559页。
[23]同上。
[24]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前引书第七卷,第421~422页。
[25]美国国会图书馆复制:《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型胶卷),UD四一卷。
[26]日本外务省编:前引书下卷,第544、554页。
[27]日本外务省编:前引书下卷,第544、554页。
[28]东乡茂德:《东乡茂德外交手记》,原书房1967年版,第269页。
[29]东乡茂德:《东乡茂德外交手记》,原书房1967年版,第232页。
[30]美国国会两院调查珍珠港事件委员会编:前引书第十四卷,第1061~1062页,转引自菲斯:《通向珍珠港的道路》,纽约1967年版,第302页。
[31]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前引书第七卷,第362页。
[32]芦田均:《第二次世界大战外交史》,时事通信社1960年版,第385页。
[33]截至1941年底,美国对中国的贷款有1.715亿美元。
[34]加濑俊一:前引书,第24页。
[35]斋藤良卫:《被欺骗的历史》,读卖新闻社1955年版,第172~173页。
[36]美国国务院编:前引书第四卷,第100~102页。
[37]美国国务院编:前引书(日本)第二卷,第400页。
[38]加濑俊一:前引书,第67~68页。
[39]近卫文麿:《日本政界二十年—近卫手记》,国际文化服务社1948年版,第103页。
[40]日本外务省编:前引书下卷,第505页。
[41]美国国务院编:前引书(日本)第二卷,第416页。
[42]美国国务院编:前引书(日本)第二卷,第475页。
[43]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前引书资料篇,第472页。
[44]加濑俊一:前引书,第218页。
[45]《史汀生日记》(11月6日),转引自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前引书第七卷,第439页。
[46]美国国会图书馆复制:前引档案,WT五三卷。
[47]美国国务院编:前引书第四卷,第581~582页。
[48]美国国务院编:前引书(日本)第二卷,第742页。
[49]舍伍德:《罗斯福和霍普金斯》,纽约1950年版,第429页。
[50]毛泽东:《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762页。
[51]《解放日报》1941年5月30日社论:《为远东慕尼黑质问国民党》。
[52]野村吉三郎:《出使美国》,岩波书店1946年版,第108页。
[53]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中译本,第二三卷,第26页。
[54]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46页。
[55]赫尔:前引书,第二卷,第985页。
[56]史汀生:前引书,第383页。
[57]美国商业部人口调查局编:《美国历史统计,殖民时期至一九五七年》,华盛顿国家出版局1960年版,第556页。
[58]细谷千博等编:《日美关系史》第三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71年版,第205页。
[59]美国商业部人口调查局编:前引书,第550页。
[60]日本产经新闻出版局编:《开战的原因——太平洋战争证言记录》,产经新闻社1975年版,第251页。
[61]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史》,原书房版,第201页。
[62]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前引书第七卷,第400页。
[63]日本外务省编:前引书下卷,第550页。
[64]来栖三郎:《日美外交秘话》,创元社1952年版,第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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