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 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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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廷璆 等
选自《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第三章 辛亥革命时期的日本外交
第三章 辛亥革命时期的日本外交
一、辛亥革命时期日本的对华政策
辛亥革命是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一次革命。辛亥革命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反帝纲领，但它推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工具——清朝，冲击了列强。
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时，史学界的前辈撰写论文，从总体上研究帝国主义列强与辛亥革命的关系，着重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对辛亥革命的干涉、破坏及绞杀。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时，我们应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对这一命题做进一步的探讨。帝国主义列强是个整体，它是由好几个列强组成的。帝国主义列强虽有帝国主义共性，但由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差别，各有不同的特点。而且它们在华的利益也各不相同，相互在争夺。因此在综合性研究的基础上，抓住列强的共性和特性，进一步研究具有典型性的日本、英国等几个列强的对华政策，然后进行比较和综合性研究，从中找出列强对华政策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最后总结概括辛亥革命时期列强的对华政策。
本节从这种目的出发，试图剖析辛亥革命时期日本想出兵而不敢出兵的原因及日本对袁世凯、南方革命党人和满蒙的政策，分析中适当地和英、美、俄等列强进行比较，从中找出列强对华政策的共同点即本质性的规律，同时说明列强对华政策的不同之点及其产生的具体原因。
在剖析列强对华政策时不难发现，各个列强对袁世凯和南方革命党人的政策是很不相同的，甚至是针锋相对的。例如对袁世凯，英美是支持他上台掌权，而日本则加以反对。但这一不同的政策却恰恰说明它们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维护和扩大其在华的殖民权益。这个一致的目的便是辛亥革命时期列强对华政策的基本点。至于干涉或者施加压力则是达到此目的的一种手段。本节力求以具体历史事实说明这一基本观点。
1.日本为什么想出兵而不敢出兵干涉？
辛亥革命时期和义和团时期不同，列强都没有出兵干涉。但分析列强没有出兵干涉的具体情况时则发现：没有出兵这同一个现象背后却有相反的不同情况。在列强中，英、美等本就不想出兵干涉，而日本和俄国则想出兵干涉。英美不仅自己不想出兵，而且牵制想出兵的日本和俄国。结果，整个列强都未能出兵镇压辛亥革命。为何对同一个辛亥革命采取不同的政策？日本是如何想出兵而不敢出兵干涉？下面就此问题进行具体剖析。
革命初期，犹如义和团时期那样，日本是想采取武力手段镇压革命，威压清政府，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用武力进行侵略，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特点所决定的。列宁说，日本是“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20世纪初已跨入帝国主义阶段，但保留封建因素甚多，国内市场特别狭窄。这便给日本帝国主义赋予了强烈的对外侵略的军事特点。而且日本和俄国一样，“拥有军事上的垄断权，他们占有极广大的领土和掠夺异族人民如中国人等等的极便利的地位，这就部分地补充和代替了现代最新财政资本的垄断”。[1]这便更加促使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对邻近国家的侵略战争。所以一遇机会，就想用武力进行侵略。在日俄战争中，日本用武力割占辽东半岛，攫取南满铁路，占据侵略东北的桥头堡阵地。日俄战争后清政府采取“以夷制夷”政策，利用美英势力抑制日本在东北的侵略。这便引起日本的不满。于是日本陆军的鼻祖山县有朋于1909年4月提出《第二次对清政策》，“如清国依然不改变态度，我们不得不以武力威压它”[2]。1910年日本陆军省早已预见中国革命运动的到来，并于同年12月拟定了《对清政策方案》。该方案写道，清国不久将发生变乱，列国会出兵干涉。那时日本应成为核心。鉴于义和团时期教训，这次把重点放在“获得战后利益”[3]上。这些事实说明，辛亥革命前日本已想动用武力。要动用武力，就要寻找机会。辛亥革命便给跃跃欲试的日本军国主义提供了这种机会。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迅速席卷南方各地。日本陆相石本新六在13日的内阁会议上提出：“当清国发生事变时，我国应安于现状？或者占领某地？如要占领，则占领何地？希望决定。”[4]
与此同时，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相继拟定出兵计划。陆军省军务局局长特使田村大尉持有的《关于清国用兵问题》（1911年10月13日），虽然来源不清，但清楚地写道，成都、武昌地区的暴动“便给列强予以干涉的机会，使它们不得不使用武力。当此之际，我国由于政略、国情、地势、交通及其他关系，犹如北清事变（指义和团——笔者）时那样，在列国中不得不占据主宰地位”。[5]该文件接着又写道：“当对清国动武时，第一步要狠狠打击军事战略上的首脑部，同时鉴于战后事宜之考虑，必须占领政略上和经济上的要冲，以便保证（战后应获得的权益）。”[6]而且强调动武时一定要注意战后应攫取的殖民权益，并提出几种设想：“我们以取得南满为满足？或者占据直隶、山西地区，获取清国中部资源？或者扼压长江河口，占领该江的利源及大冶矿山？或者要割让广东、福建省？”[7]该文件建议，先拟定政治战略，尔后再拟定和政治战略一致的军事战略，以期对清政策不致出错。[8]这一文件较集中地反映了扩大殖民权益是目的，武装干涉是达到其目的的手段，说明辛亥革命时期日本对华外交的重点是维护和攫取权益。
10月14日，陆军省次官冈市之助在致参谋本部次长福岛安正的书简中也写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变乱波及华北。此时，我国一方面以保护满铁为名，单独加强该地的防备；另一方面，决心采取向华北共同出兵的措施，这是理所当然的。向华北及长江方面共同出兵时，应考虑战后事宜，必须抢先列国，占领白河口及长江口的要冲地带。鉴于过去经验，我们在那种情况下常落在列国之后，有失机宜之感。此次应预测事变，必须把海军主力部署在要害之地，使之在应急之时先采取行动，以便先发制人。”[9]
同一天，海军省也起草了《中清事变概况》。该文件写道：“如有扩大我国权益之时机，则不应失误时机，同时既得权益也丝毫不应失掉。”并且从渤海到长江、南海各水域都做了具体军事部署。其第四条写道：“大冶和我国关系极为密切，如有以武力加以保护之必要，则实行事实上的军事占领也可。为此，此时应火速向该地派一艘军舰。”[10]10月17日，海相斋藤实向停泊在汉口的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川岛及上海的加藤定吉中佐发出和该文件大致相同的命令。其第五条还写道：“对于长江咽喉重地之江阴，应予以充分注意，应做好一切准备，以期在必要之时不致落于他国之后。”[11]
日本不仅草拟出兵计划，还暗中调兵遣将，增加在华陆军和海军舰艇。辛亥革命爆发时，日本在长江有四艘军舰，其中两艘停泊在汉口。10月14日，日本海军省决定增派四艘，从旅顺、横须贺、濑户内海调遣。陆军参谋本部陆续向中国各地派出谍报人员，刺探情报，做出兵的准备。例如10月14日，参谋本部对陆军大尉高桥小藤治的训令中指示他：16日由东京出发，火速赶往上海，为向汉口附近派遣军队，调查长江水运情况，并及时电告。到11月，从第三师抽调一个大队和机枪队派往华北地区。12月下旬，从第十八师中抽出一个大队及机枪队派往汉口。
综上事实可说明：
一、日本很想出兵干涉辛亥革命，并做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
二、日本出兵的目的不仅是镇压革命，而且在于用武力维护既得权益，进而攫取新的更大权益。
三、抢在其他列强之前，争取主动，以便掠取比其他列强更多的权益。
那么，日本为何不敢出兵干涉？
日本与英国之间有“想”和“不想”出兵之别，但两者之间也有未出兵的共同原因。因为各国未出兵的特殊原因中也包含着共性的因素。这一共性便是义和团运动时期出兵干涉而辛亥革命时期未出兵的共同一致的原因。辛亥革命和义和团运动虽然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但义和团则“扶清灭洋”，把斗争的矛头主要指向帝国主义列强，直接打击帝国主义，力图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采取民族战争的形式。而辛亥革命主要是反封建，反对和推翻清朝的统治。清朝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反对清朝就间接地反对帝国主义。因此辛亥革命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把斗争的锋芒主要指向清朝，不仅没有直接打击帝国主义列强，而且再三声明维护列强在华的既得权益。如果辛亥革命像义和团那样，直接打击帝国主义列强，直接威胁列强在华权益，列强即使有不能出兵的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和相互牵制，但为了维护它们在华的共同权益，肯定会采取出兵干涉的一致行动。
辛亥革命为何没有直接反帝？这并不是偶然的，这是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华政策所决定的。义和团运动前，列强直接地、疯狂地侵略和瓜分中国，包括清朝统治阶级在内的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间的矛盾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义和团运动后，在中国人民的沉重打击下，在清朝统治者完全被列强驯服的条件下，列强不采取直接瓜分中国的政策，而是打着“保全中国”的旗号，利用被驯服的工具——清朝来进行侵略。因此，“保全中国”的美名，一时掩盖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人民与卖国的清朝之间的矛盾显得突出而尖锐，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便是辛亥革命和义和团不大相同之点。
可是，日本和英国等列强未出兵干涉的共同原因不能完全说明日本想出兵而未敢出兵的特殊原因。日本未敢出兵的特殊原因是什么？日本外相内田康哉在1911年11月2日致驻清公使伊集院彦吉的电文中较集中地论及日本不敢出兵的特殊原因。他说：“关于军舰巡弋，姑且不论；此时若派出陆军，则所派部队不论是新增兵力或仅恢复到庚子当时之驻兵数目，都必构成重大事件而耸动各国耳目，清国政府是否欢迎，亦不得知；况且革命党人及其他徒辈亦必借题发挥，以为帝国政府立意以实力庇护清朝廷，其结果非同等闲；如果采取此种措施，除帝国政府本身必须具有坚定决心外，至少还必须同英国政府进行充分磋商，不论发生何等重大后果，日、英两国政府必须事先下定决心共同负责处理。如前所述，目前帝国政府不仅认为尚未到达可以做出此种决定之地步，同时认为赖以做出此种决定之根据即对清国形势之判断，目前尚不明确。”[12]这就是说，一列强牵制，二考虑清朝的态度，三怕开罪革命党人，四摸不清形势发展，因此不敢下出兵干涉的最后决心。
我们首先分析一下英、美、俄等列强对日本出兵的牵制。日本侵略中国是在和列强的争夺中进行的，它对中国的军事行动曾都引起其他列强的轩然大波。因此，这次如日本要出兵，则不可避免地引起其他列强尤其是英国的关注。进入20世纪以来，日本同英国结成同盟，打败其劲敌俄国，排斥法、德阻挠，侵略中国东北，吞并朝鲜，因此，日英同盟成为日本外交的国际支柱。而英国是老牌殖民帝国，当时的世界霸主，且在中国拥有最多的殖民权益。它对辛亥革命的态度，不仅对日本，而且对其他列强也产生颇大影响。因此，日本在辛亥革命时期始终想和它采取共同行动。为此，曾数次以旁敲侧击的形式，探询英国对出兵干涉的态度。但英国一直不支持，英国报刊等社会舆论一再发出日本不许出兵干涉的警告。[13]
11月下旬，辛亥革命的形势发展迅猛，日本则认为有必要采取新行动。11月28日，日本内阁决定对华新政策：清国局势使“与该国有重大利害关系之各国已不能再袖手旁观，迅速采取适当措施以维护本国利益，已成为不可避免”，“终至使各国政府认为有增兵之必要”。[14]对此，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当即加以拒绝。他说：“关于清国局势，英国政府一向坚持听任官、革双方自行决定胜负之方针。因此，虽曾屡次有人要求派遣陆军，我政府总是一概加以拒绝，且经常注意避免一切可能挑起排外事端之行动发生。”[15]这便说明，英国不仅拒绝增兵，而且反对军事行动的发生。
英国为何不想出兵？其原因有四条：一、在辛亥革命的猛烈冲击下清朝摇摇欲坠，出兵干涉也不可能挽救它。英国外相格雷致英驻清公使朱尔典的训电中也说道：“这个运动的广泛的性质，以及它到处成功的事实，已使一切用武力来挽救这个国家的企图失去了可能性。”[16]从战略观点来看，“清政府现在似已没有希望”[17]，因此不值得出兵扶植。二、欧战临近，以英国为首的协约国和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在欧洲、北非、巴尔干、中东的争夺日趋激烈，这使英国无暇顾及中国。这时，英国早已把亚洲舰队的主力调回欧洲，在香港只有五千名士兵，且广东形势也极不稳定，不知何时爆发革命，因此英军也不敢离港北上。三、英国在清朝即将崩溃之际，已经找到了替代它的新走卒袁世凯，通过他能维护和扩大在华权益。四、英国在华权益的四分之三在南方，不敢贸然开罪南方革命党人。
可是，英国不想出兵的原因不能完全说明它牵制日本出兵的理由。英国为何牵制日本？当时日本的军事调动主要在南方。如出兵，就要向南方出兵。这对英国来说是引狼入室，把日本军国主义请到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且一旦出兵，犹如八国联军时期一样，日军占据出兵人数的一半以上，占据优势，并借军事优势，大力扩大在南方的势力范围和新权益。因此，英国千方百计地牵制日本出兵。辛亥革命前期，英国不大理会日本，日英关系较冷淡。但到12月初，英国积极表示和日本合作，拉日本一起搞停战和南北议和。这是因为停战和南北议和的破裂可能引起日本的武装干涉。所以英国对日本的这种政策，与其说是合作或改善关系，还不如说是牵制日本不许单独出兵干涉。
美国也牵制日本出兵。美国驻日代理大使斯凯勒认为，日本政府正等待清朝请它出兵干涉，如其他列强劝日本援助清朝，日本则将采取迅速有效措施，如叛乱波及东北，日本则在其他列强不谅解的情况下也会立即出兵。因此，他于10月15日会见外务省次官石井菊次郎，提醒日本未经和美国磋商，不得采取行动。[18]美国之所以牵制日本出兵，是因为它在远东兵力既不及英国，更不及日本，鞭长莫及。如出兵干涉，日本必然借机扩大在华权益，这对美不利。美国犹如英国，将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美国驻清代办威廉士曾入宫谒见，推荐起用袁世凯。他认为：“如果袁世凯能出来领导并能改组政府，将反叛的各省再争取过来，那么清朝廷是可以得救的。”[19]
日本是在英、美的此种牵制下未能出兵的。11月18日，伊集院对袁的谈话中就谈及此点。他说：“贵国之对外关系若仅限于日本一国，帝国政府自可立即采取措施，援助贵国，镇压变乱，但目前各国间之关系极为复杂，我国一举一动都有可能造成各国干涉之端倪，故帝国政府严守中立。”[20]“严守中立”固然不是真正中立，而是不出兵干涉之意。
当时英国牵制日本的“武器”是日英同盟和“各国协调一致”的原则。1902年日英订立同盟条约，1905年又修订一次。第一次同盟条约是英国为牵制俄国，支持日本对南满和朝鲜的侵略行动。但第二次条约则不然，与其说是支持，还不如说是牵制日本的侵略行径。因此日俄战争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的态势是日本乘日俄战争的胜利，步步扩大在满蒙的权益，进而威胁英国在华权益。因此，英国便利用同盟条约关系牵制日本。辛亥革命时期英国对日本的牵制便是这一牵制的继续。
其次是以“各国协调一致”的原则来牵制日本。列宁说：“现代资本主义时代表明各个资本家同盟在从经济上分割世界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定的关系，同时随之而来的是各个政治同盟、各个国家在从领土上分割世界、争夺殖民地、‘争夺经济领土’的基础上也形成了一定的关系。”[21]“各国协调一致”的原则就是列宁所说的在经济瓜分的基础上形成的政治同盟关系，是《辛丑条约》之后形成的。甲午战争后，列强疯狂侵略和瓜分中国，大体划分了各自在华的势力范围，义和团运动后大体保持相对稳定。这时期为了保持稳定，相互牵制对方，自然形成互相制约的“各国协调一致”的关系。这种关系虽有列强联合起来共同行动的一面，但辛亥革命时期却起相互牵制的作用，尤其是牵制想出兵的日本和俄国。
当时唯一和日本一起想出兵干涉的是俄国。俄国也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和日本一样具有侵略中国的便利条件。因此，它对中国北部地区虎视眈眈。日俄两国曾经是争夺东北亚的劲敌，但日俄战争后，为共同抗衡渗透东北的美英势力，1907年却订立第一次日俄协约。这便为两者共同出兵提供了可能性。10月23日，俄国总理大臣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本野一郎，刺探日本的态度，希图和日本采取共同行动。他说：“日、俄两国所获得的特殊利益，全系取自现存的清朝廷。与其坐视事态自然消长，何如援助现存的清朝廷，或将有利于维护日、俄两国的利益。革命军的胜利，较之现政府的存在是否更为可惧？换言之，革命成功以后，日、俄两国在满洲、蒙古的利益是否将陷于危险之中？”[22]这就是说，俄国是想出兵干涉的。可是他又说：“吾人所担心的是第三国的干涉。日本国已经早有准备，可以随时派出大军到清国去占领本国所需要的地方。俄国的情况则并非如此。俄国与清国的国境线非常之长，俄国若想占领北满和对俄国来说更为重要的蒙古，则需付出异常巨大的努力。日本在远东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俄国则必须经常顾虑来自西方的德国干涉。而且近来德国又每事必与俄国作对，陷俄国于困难的境地。况且，俄国的准备还不能说已经完成。”[23]因此，不敢贸然出兵。这便说明，俄国是想出兵，但力不从心，且受德国的牵制。由此可见，日本和俄国想出兵的意愿是一致的，但不敢出兵的原因是有区别的。如果日本要想出兵则不可能单枪匹马，至少联合一两个国家。当时能和日本采取联合行动的只有俄国，日本也对它抱有希望。但基于上述原因，它不能出兵干涉。这不能不对日本产生牵制性影响。这种牵制虽然和英、美的牵制性质不同，但还是一种牵制。
日本不敢出兵的第二个原因是辛亥革命发展较快，南北双方势均力敌，一时不好判断南北双方谁胜谁负。辛亥革命伊始，日本向清朝提供二百七十三万多日元的军火，公然支持清廷。但随着革命的蓬勃发展，对南方采取暗中“援助”的态度，脚踩两只船，不敢贸然得罪任一方。这就是说，日本是举棋不定。11月2日内田外相给伊集院公使的训电中就谈及此点。他说道：“关于清国现状及其未来发展趋势，据屡次来电观之，只能说目前尚处于未可预测之状态。此际，我国必须密切注视形势演变，并慎重决定态度，万不可过早作出结论，或贸然采取各种措施。”[24]因此对南北双方采取慎重的态度。革命初期，德国在汉口曾支持清军，因此遭到中国人民和革命军的反击。日本从中吸取了一定的教训。
第三个原因是日本国内原因。其原因有三条：
首先，日本经济承担不起新的军事行动。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耗费了十七亿一千六百万日元的军费。为此发行公债十五亿八千万日元，其中八亿是在国外发行的，[25]因而当时日本债台高筑。1907年，日本又陷入经济危机，1910年才开始慢慢复苏。可是，日本陆海军却乘日俄战争的胜利，大肆扩军。陆军计划把现有的十七个师增加到二十五个师；海军要建造三艘战列舰和四艘巡洋舰。日本内阁因财政困难，不同意一下子增加这么多军队和军舰。经双方的讨价还价，最后决定增加两个陆军师，建造一艘战列舰和四艘巡洋舰，两者合计大约耗费四亿两千六百万日元。这对日本经济已经造成沉重的负担。但军部依然不满内阁，甚至1912年陆相上原勇作以辞去陆军大臣的手段，推翻西园寺公望内阁。这说明当时日本财政困难达何等地步，也说明由此引起的军部与内阁的矛盾是何等激化。这一因素不能不牵制日本的新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其次，这时期日本统治阶级内部结构正在发生新变化。明治维新以来，藩阀势力一直在统治日本。日本虽然1885年建立内阁，1889年公布宪法，1890年召开议会，名义上实行了所谓的君主立宪制，但掌权的是维新时期的元老和藩阀势力。对此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大资产阶级表示不满。恰巧此时，即1912年7月明治天皇去世，12月便爆发了“打倒藩阀”“拥护宪政”的大正政变即第一次护宪运动，推翻了桂太郎的藩阀内阁。在这种政治形势下，握有军事大权的山县、桂太郎、寺内正毅等藩阀势力不能像既往那样为所欲为，他们的举动便受到议会、内阁的牵制。1912年1月山县有朋公然要求派两个师占领东北时，因内阁、议会的反对，他的出兵计划未能实现。由此可见，反藩阀势力无疑牵制了藩阀的出兵企图。
再次，内田良平等大陆浪人，在客观上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大陆浪人内田良平等在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时，勾结朝奸组织一进会，起了第五纵队的作用。因此，他们深受日本统治阶级的重视。辛亥革命前，大陆浪人和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有密切交往。辛亥革命伊始，内田良平通过杉山茂丸找山县有朋和桂太郎等陆军核心人物，说服他们不要出兵干涉。内田劝他们说，这次武昌起义将置清朝于死地，当此之际日本要采取的政策是“援助”南方，使革命成功，并且防止革命波及满蒙，使满蒙在日本领导下获得“独立”。[26]换句话说，日本“援助”革命军推翻清朝，趁此割取满蒙。为此，内田良平和小川平吉、宫崎滔天、萱野长知等一起组织有邻会，动员社会舆论，对政府和军部施加压力。在他们的影响下，相继成立中国问题同志会、善邻同志会等组织，掀起“声援”中国革命的民众运动。同时，派北辉次郎、清藤幸七郎等浪人去上海、武昌、南京地区直接参与革命军的活动。
成立有邻会后，内田良平又渡海去朝鲜做对山县和桂系人物之一的寺内正毅（任朝鲜总督）的说服工作。接着又做朝鲜警察总监明石元二郎的工作。当时桂太郎和明石元二郎同意内田良平的主张，明石对内田说：“如清朝灭亡，由日本保护宣统皇帝，建立满蒙帝国，以防俄国的侵略。”[27]但山县和寺内惧怕共和思想对日本的影响，没有同意内田的主张。内田通过桂和明石继续做了对他们的工作。
有些浪人则主张“南北两分论”，要求日本支持南北双方，不要出兵干涉。东亚同文会的小山秋作曾向陆军参谋长献策，建议把中国分为南北，日本“援助”双方，坐收渔人之利。该建议在陆军中产生一定影响。在辛亥革命时期，陆军中确有一部分军官一直主张“援助”南方革命党人。
不仅如此，内田良平还劝阻太平组向清朝提供军火。他给三井财阀的益田孝写信，说明南方革命一定成功的理由，说服他“援助”南方革命。结果，如后所述，日本政府不仅没有出兵压革命党人，而且以大陆浪人为桥梁，提供了武器和贷款。由此可见，大陆浪人虽然没有掌握实权，但他们向统治阶级献计献策，动员舆论，“援助”革命党人，为阻止日本出兵干涉，无疑起了作用。
日本虽然没出兵干涉，但辛亥革命时期，日本始终在侵略中国。
2.日本对袁世凯的政策
如上所述，以义和团运动为分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方式，前后有显著的区别。甲午战争到义和团运动的五六年间，列强疯狂宰割中国，直接瓜分中国。但义和团运动后，由于中国人民在这次民族战争中所表现的不屈不挠的反帝斗争和帝国主义直接瓜分中国而产生的尖锐矛盾，列强不得不放弃直接瓜分中国的方式，采取间接的方式，即在形式上保持清朝的“独立”地位，把它作为侵略工具，通过它攫取新权益。于是，一些人认为，列强的对华政策，从瓜分主义发展到“保全主义”。但列强“保全”的不是中国的独立，而是奉行媚外主义的清朝的统治。这既有利于列强侵略，又有助于欺骗中国人民，使中国人民认为中国尚未灭亡。这是一举两得的把戏。可是，辛亥革命的斗争风暴，猛烈冲击着清朝统治，它即将被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推翻。于是，英美等列强认为，清朝前途惨淡，再也不能原封不动地维持其统治，必须换一个“强有力”的人来支撑局势，建立一个对内镇压革命、对外奉行媚外主义的新政府。那么，谁能支撑局势，建立列强所希望的新政府？清朝政府、立宪派和英美等列强认为是袁世凯。
过去，一般都认为列强都支持袁世凯；而袁世凯是以所有帝国主义列强为靠山，绞杀革命，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这虽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完全符合史实。当时中国不是被一个列强统治的殖民地国家，而是由几个列强瓜分的半殖民地国家。各列强在华利益各不相同，相互进行争夺。这一争夺中，它们首先争夺中国统治者；而半殖民地中国的统治者，在列强的争夺面前，不可能满足所有列强的贪婪要求，而且常常采取“以夷制夷”的外交手腕。因此，同一个时期，各个列强对中国统治者的态度，虽有共同的一面，但它们从本身的具体利害出发，采取不同的态度。
辛亥革命时期，日本对袁采取了什么政策？这一政策与英美有什么不同和共同点？我们从日本与英美对袁的政策的比较和列强不同时期对袁的不同政策中能得出什么结论？下面仅就袁上台掌权、南北议和及袁任临时大总统、二次革命、承认袁及其北洋政府等诸问题来具体剖析日本对袁世凯的政策。
当袁世凯东山再起，掌管清朝军政大权时，英美支持他上台，而日本是极力反对的。这是日本与英美在中国争夺的必然结果，是袁作为外务部尚书，在两者的争夺中采取“以夷制夷”的必然产物。
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大人物。他在辛亥革命时期执掌了清朝的军政大权，并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当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
英美推荐和支持袁掌管清朝军政大权并非偶然。这是因为袁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时，支持英国在长江流域的路权要求，支持英国向西藏扩张，镇压抵制美货运动。美国为讨好清政府和袁世凯，1908年决定退还庚子赔款；而袁世凯派唐绍仪赴美致谢，并且暗中搞和美德建立同盟条约的活动。此外，袁作为外务部尚书，支持美英的东北铁路中立计划，纵容它们在东北修筑和满铁并行的几条铁路。因此，美国和英国认定他是为英美利益效劳，是与日本抗衡的人物，支持他上台掌权。
而日本对袁世凯的态度，却和英美截然不同，反对他上台掌权。但不是一开始就反对的。日俄战争前，日本是极力吹捧他的。那时袁认为，日本近代化的做法比起西方列强的办法更切合中国实际，因此，他扩编的北洋军和举办的各项新政，主要模仿和依靠日本。他任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期，聘请日本的教官和专家，依照日本的军制和操练法整顿军务，刷新教育，选拔人才派赴日本留学。日俄战争后，袁和奕劻代表清政府和日本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公然承认了俄国在《朴次茅斯条约》中让给日本的各项殖民权益。此时袁颇有亲日奴才之观感。因此，当时“日本外交官和军人都把他视为独一无二的朋友”，“在当今中国则没有比袁更高明的人才，中国政府今后必定归他掌管，因此，现在如拥护他的立场，他则必定感恩戴德，更加采取亲日主义。如他丧失其地位，亲日精神就会消失，我们的对华外交将陷入长期的黑暗之中”。[28]可见日本曾对袁抱有极大的希望。可是日俄战争后，美英打着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旗号渗透东北，日本与美英争夺我国东北的斗争日益尖锐。李鸿章死后继任外务部尚书的袁世凯继承李的衣钵，继续执行“以夷制夷”的对外政策。所不同的是，李是采取联俄制日，而袁则是联英美制日。袁世凯转身亲英美，公然向日本在东北的殖民权益进行挑战，处处刁难日本要修安奉铁路的要求。1907年6月改革东北行政机构时，袁派其亲信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唐绍仪为奉天巡抚，指令唐伙同美驻奉天领事司戴德，希图由英美敷设和满铁并行的新民屯—法库门铁路、锦州—齐齐哈尔铁路、锦州—爱辉铁路。[29]到1909年，美国则悍然提出东北铁路中立计划，并要筹办三省银行借款团。这必将侵犯日本在东北的权益。于是，日本伙同昔日的劲敌俄国，联合抗衡英美对东北的渗透。这样，昔日的“独一无二的朋友”袁却变成日本的仇敌，成为日本巩固和扩大东北权益的最大障碍。
1908年11月，光绪皇帝死，清朝内部争权夺利。满族亲贵猜忌权势日增的袁，翌年借口袁有“足疾”，将其赶回河南。当袁解甲归田时，大陆浪人川岛浪速建议清朝大臣把他杀掉，以便铲除后患。但清朝大臣惧怕袁背后的英美，不敢动刀斩首。但袁的革职，对日本侵华外交创造了有利条件。日本趁机和清朝订立了迟迟拖延的有关东北问题的五六个问题的协定。对此英美颇为恼火。
上述历史事实说明，日本和英美对袁出山掌权的不同态度反映了它们对东北的争夺和对中国的争霸。
1911年11月，袁世凯奉命进京掌清朝的军政大权时，日本和列强就围绕袁世凯又展开一场新的斗争。大陆浪人川岛浪速为阻止袁北上掌权，采取了三次行动。袁将北上进京时，川岛煽动驻扎在石家庄的第六镇吴禄贞部布阵在京汉线，阻止袁北上。袁派周符麟潜赴石家庄，于11月7日刺杀吴。于是他又伙同日军军官要炸掉袁乘坐的火车，但又未遂。他又唆使日本公使馆武官多贺宗之袭击袁官邸，趁机他和肃亲王一起闯入宫中，胁迫宣统皇帝执行日本的既定方针。但计划又落空。日本杀袁计划破产了，但这说明对袁的仇恨达到何种程度。而袁世凯也自然对日本抱有敌对情绪，他曾说川岛“是危险的家伙，炸弹式的人物”[30]。并劝肃亲王不要和他交游。
袁世凯冲破日人设置的重重障碍，10月30日安然抵京，11月1日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这对日本的侵华政策是个不祥之兆。日本《国民新闻》11月7日发表文章哀叹：“袁内阁成立后，我们对清朝的关系，肯定比对清朝政府的关系更坏。”[31]
尽管如此，在袁上台掌权的情况下，日本又不能不和英美争夺这一马前卒，妄图把亲英美的袁世凯变成亲日的袁世凯。袁任总理大臣的第三天即11月3日，内田外相训电伊集院公使：“政府认为此时应尽量与袁世凯一派保持密切关系”，“务必同袁世凯保持密切关系”。[32]但袁上台后就依靠英美，让英美牵着他的鼻子走。关于南北停战协定、废黜摄政王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他都和英国公使朱尔典商议决定，对日本连信息也不传递。这便引起日本的极大愤慨。12月12日袁召见伊集院公使时，他当着袁世凯的面提出：“对于此种情况，帝国政府亦不免有遗憾之情。”[33]而袁也不客气地答道：“中国人对于日本，感情并不十分融洽。”[34]这便是袁世凯上台后他与日本的关系。
我们从袁上台掌权的历史过程中看出，英美支持他上台也好，日本反对他上台也好，都是为了维护和扩大各自的殖民权益；而日本开始反对他和上台后又拉他也都是为了维护和扩大日本的殖民权益：这便是不同的历史现象所反映的共同的内在规律。
袁上台后，施展了纵横捭阖的手法。他用一只拳头打倒清朝政府，一只拳头对付革命派，他用来打倒清政府的武器是“革命”，用来对付革命派的武器是“统一”。南北议和是袁施展这反革命两手的政治舞台，是窃取革命果实的手段。英美和袁世凯为保存封建帝制，反对建立共和，通过南北议和搞了“君主共和立宪”的阴谋。这既能保存对列强侵略有利的封建帝制，又能给这一封建专制披上一件“立宪”的外衣，从而欺骗人民。对袁世凯来说，这也是建立自己独裁统治的好形式。
在政体问题上，日本始终坚持君主立宪，反对共和。伊集院公使曾劝袁实行君主立宪时说道：“按贵国近三百年来之历史以及各地实情观之，以君主立宪统一全国，实为万全之策。至若实行共和制或联邦制等类主张，俱与当前之民智程度不相适应，其后果，难保不招致灭亡之结局。”[35]为什么日本主张君主立宪，反对共和？这除与列强共同之原因以外，有它本身的特殊原因。伊集院公使12月22日和袁世凯会谈时道出了其原因。他说：“日本国与贵国之关系，与欧美各国单纯着眼于物质利害者不同，万一贵国变成共和国体，我国国民在思想上必受到不少影响。仅从此点出发，我国也要支持贵国实行君主立宪，并尽可能促其实现。”[36]如前所述，辛亥革命就是爆发在日本大正政变——第一次护宪运动的前夕。这一运动是日本大资产阶级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反对藩阀统治，要建立立宪政治。辛亥革命要建立的共和国是亚洲大地上的第一个共和国，对日本护宪运动不能不起推波助澜的作用。中野正刚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自12月18日起在《大阪朝日》上连载的《对岸的火灾》一文中谈到辛亥革命对日本的影响。他写道：“邻邦的革命如果对我国的影响，即非革天下之命的革命，而是打破政界现状的革新运动。具体说，只有打破藩阀，改造腐败的政党，这恐怕就是我们欣快地欢迎的事情。”[37]稻垣伸太郎在《中国革命与我国藩阀官僚政治》一文中甚至说道：“大正维新（即大正政变——笔者）在一种意义上是第二次中国革命。”[38]不仅如此，日本的舆论还谴责日本政府对中国政体的干涉。和田三郎在《国际上的社会政策》一文中指责道：“由于他人不戴和自己一样的帽子而殴打他的头部是野蛮的、粗暴的行为”，“我国人民虽说愚昧，但眼前出现比我们更先进的国家，并实行自治政治时，不会不觉醒。如觉醒则打倒官僚……现在的政治官僚就怕这个，因此借皇室的安危，干涉中国的共和制。”[39]
因此，日本统治阶级非常恐惧辛亥革命的共和，唯恐它传到日本。德富苏峰11月12日在刊于《国民新闻》上的《对岸的火》一文中写道：“黑死病是有形的病，共和制是无形的病”[40]，忧虑辛亥革命的共和制影响日本。1912年1月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共和政体的政权——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寺内正毅也惊叹：“清国共和论对我国人心的影响之大，从现在新闻界年轻之辈的论述中可知其可怕”[41]，要及早采取措施，以防其影响。
当日本由于上述原因，坚持君主立宪时，袁表面上拥戴清朝皇帝，口口声声称实行君主立宪，但暗中却盘算当总统。袁的此种盘算除他个人的野心之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来自南方革命势力的软弱妥协。袁东山再起后，对南方革命势力采取武力攻打和“和平”攻势的两手政策，在督促清军攻克汉口、汉阳的同时，对南方革命军施展“和平”攻势，进行试探。武昌的黎元洪答复说，如袁世凯表示赞同共和，当推为“第一任之中华共和总统”。12月20日南北双方举行谈判时，南方代表伍廷芳暗示北方代表唐绍仪，只要袁逼迫清廷退位，南方愿以大总统的宝座作为报答。这给袁吃了想当总统的定心丸。
第二个因素来自英国。英国开始时支持君主立宪。但11月下旬南方革命势力发展迅猛，民主共和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于是英国见风使舵，放弃君主立宪，赞成共和，赞成的条件是袁参加这一政权。英国主张君主立宪时也主张袁参加。这便说明，对英国来说，君主立宪也好，共和也好，只要袁掌权就可。在南北议和会议即将召开的12月16日，英国便提出：“当前官、革双方在保存满洲朝廷基础上达成协议，迨已全无可能”，因此，探询日本“作为此时之解决方案，册立当代孔子后裔，拥为皇帝，未悉是否可行？”[42]这不是英国的真意，而是试探日本对废黜清朝皇帝、推举袁当总统的态度的一种气球。事实果然如此。时过五天，即12月21日，英国公使朱尔典就对伊集院公使提出废黜宣统皇帝，推举袁当总统的建议。他说：“此次和谈（指南北议和——笔者），如欲以保全满洲朝廷为基础达成协议，看来已全无希望。对此局面，究应采取何种措施？可否按莫理循所说，推袁世凯为大总统，以求稳定于一时？”[43]英国为何此时改变态度？这时，南方的革命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南方各省，这使英国不能不重视南方革命势力。英国殖民权益的四分之三在南方，英国财界和宗教界人士此时一再呼吁“声援”南方革命党人。因此，英国政府不能不考虑和南方革命党人的关系。朱尔典也说：“英国在华中、华南地区拥有贸易上的重大利害关系，故英国政府不能无视南方人的思想感情，甘冒遭受攻击的风险而轻易采取措施，以强行贯彻君主立宪。”[44]而且，此时南方方面也暗示，如袁同意共和，愿选他为总统。因此，共和对英国来说是一举两得：既推举袁当总统，又不得罪南方，反而得到南方革命党人的好感。因此英国放弃君主立宪制，以袁当总统的假共和来维护其在南方的殖民权益。
这两种因素结合起来，促使袁伪装赞成共和，逼迫皇帝退位，同时要挟革命党人让出政权，进而建立假共和的北洋政府。
可是，日本坚持己见，既反对共和，又反对袁当总统。12月22日内田外相在致驻英临时代理大使山座的训电中指出：“推袁为总统以求稳定一时之方策，不仅颇难实行，亦非为清国谋长治久安之策。直至今日，帝国政府仍认为君主立宪制度为匡济清国时局之最良方策，切望英国政府同意此种制度并为其确立而充分尽力。”[45]可见日本的态度颇为强硬。
袁世凯忧虑日本的反对态度，认为日本是他搞假共和及当总统的一个障碍。于是他开始要扫除这一障碍。12月20日下午，袁紧急召见日本公使馆的翻译官高尾。他特意出示唐绍仪自上海来电，电文写道：“革命党坚决主张共和……在正式会议上双方若公开坚持各自主张，谈判必至破裂；且各国领事之外交方针似亦有新变化，未必仍旧支持君主立宪。”[46]袁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但他不召见伊集院公使，而找翻译官并出示此种内容的电报，其存心何在？不外乎是：一面进一步刺探此时此刻日本的真实想法究竟如何，一方面通过高尾这样小小的翻译官，再次暗示袁本人虽不赞成共和，但南方革命党的态度异常坚决，且各国也倾向共和，故本人也不得已，希望日本也放弃君主立宪，赞成共和。可是日本没有领会袁的真意。内田外相依然认为：“袁世凯究竟能否抛弃其一向标榜之君主主张，甘冒不韪，允就大总统职，现尚不得而知。”[47]更为可笑的是伊集院公使把袁的这一举动视为他对日友好的表示，建议内田外相：“袁世凯似亦期待我国之善意援助能够收到实际效果，故此时我国能否考虑通过某种途径，从背后向革命军方面讲求缓和策略？”[48]这就是通过和南方有联系的大陆浪人，对革命党人施加压力。这便说明日本外交手腕的笨拙。
可是，在对袁世凯和南北议和问题上一直掌握主动权的英国，又施出老奸巨猾的外交本领。要建立共和，必须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选举总统。来自南方十七个省的代表，这时云集在南京准备选举大总统，建立共和国。于是英国公使朱尔典便提出将计就计、顺水推舟的解决办法。他向袁世凯提出召开国民大会的建议：“目前革命党方面拟议召开之国会只能代表局部地区，尚不能真正代表全国人民。我方何妨乘此机提议将此局部性机构改变为确能普遍反映全民意志之全国代表机关，然后讨论国体问题。”[49]唐绍仪在南下议和时曾说：“开国会之后，必为民主，而又和平解决，使清廷易于下台，袁氏易于转移，军队易于收束。窃以为和平解决之法，无途于此也。”[50]可见，朱尔典的召开国民会议的建议是既能迫使清帝下台，又把南方统一于北方，使袁窃夺总统宝座的一举多得的伎俩。袁举双手同意此建议，并立刻转告伊集院公使道，“英公使所言，固不失为一种方案”[51]，望日本赞成。但伊集院却顽固坚持己见，说日本政府“自必始终支持君主立宪，并援助其实现”。日本之所以反对这一建议，正如内田外相25日致驻英临时代理大使山座的训电中所说：“如将政体问题由国民会议讨论，最后必然采用共和政体，几已显而易见”[52]，最后必定由袁世凯当总统。
日本的反对阻挡不住袁和朱尔典的奸诈行径。24日袁和朱尔典就磋商决定：“在三个月内由各省公举代表，按照双方先行商议的办法而组成的国民会议来决定将来的政体问题”[53]，并电告唐绍仪。
事到如此境地，日本还在坚持君主立宪。同一天，庆亲王在袁官邸召见英、日两国公使，征求他们对国民会议的意见。朱尔典公使立即回答：“英国政府当不致有何异议。”[54]而日本公使伊集院却称：“此种手段过于危险”[55]，望稍缓两日复电唐。但袁不听伊集院的劝告，也不等候日本政府的正式答复，断然发出致唐电。伊集院恼羞成怒，26日向袁言称“按帝国政府之希望，断不能同意此举”，并警告他“由此产生之一切后果以及会后事态如何发展，应由阁下负完全责任”。[56]
日本仍不甘心，想和英国采取联合行动。26日驻英临时代理大使山座遵照内田外相的指令，向英国建议：日英两国共同“采取某些措施，例如向革命军晓以利害，仔细说明采取君主立宪制度为收拾时局之最良方策，劝诱彼等在此基础上继续商谈”。[57]英国不仅不接受日本的建议，而且说这是“极为危险”的“重大冒险行动”。英国外交部还郑重地发表声明：“关于日、英两国正在采取协同行动支持清国实施君主立宪政体，必要时甚至不惜使用武力等等报道，全与事实不符。”[58]这无疑是对日本君主立宪外交的沉重打击。在这种形势下，内田外相也不得不承认日本外交的失败。他哀叹：“事态既已如此，则帝国政府单独继续拥护君主立宪之理由可谓业已丧失。”“关于本问题，帝国政府只能暂时任事态之自然发展。”[59]
这时，南北议和经唇枪舌剑，达成了一个协议：召开国民大会，就君主和共和问题付诸公决。袁对此十分满意，以诱骗和逼宫的手法，迫使清廷公布退位诏书。清政府于2月12日发布《清帝退位授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谕》：“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60]宣统皇帝退位后，13日袁致电南京政府索取大总统职位，14日孙中山提出辞呈，15日南京参议院选袁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
综上所述，支持共和反对君主立宪，或反对共和支持君主立宪，这在中国国内是个革命的原则性问题，是区别革命派和立宪派的试金石，但从列强的角度来说，这不是实质性问题。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辛亥革命的共和政权如不直接反对帝国主义，维护其在华权益，和帝国主义列强不一定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共和政体本身不是和列强产生矛盾的所在。支持或反对共和不是问题的实质，而是日本和英国等列强争夺殖民权益的一种手段，如果说政体是实质，那么日本为何“支援”南方革命党人？实质不在于政体，而在于拥立效忠于自己的新走卒，即拥护或反对袁世凯的问题。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如此。1915年袁世凯称帝时，日本并不那么热心支持，而且劝告袁不要操之过急。主张君主立宪的核心人物山县有朋也于1916年1月直言不讳地道出：“我是希望和袁世凯携手，攫取日本必须占有的权益的人。不论中国成为共和或帝制，这无须过问。无论如何，袁死前和他携手……如袁死后第二个人起来掌权，则和他图谋共事，以便确保日本的权益，这是紧要的。”[61]山县有朋的这一自白供出了政体问题的实质所在。
袁世凯窃国掌权后，日本对他又采取什么政策？
袁登临时总统宝座后面临的一大困难是财政问题。他当时至少需要银一百一十八万两，但国库却仅有十七万两。袁进一步投靠英美来应对这一财政危机。而英、美、德、法组成的四国银行团，为了豢养袁，极力给他输血打气，以便趁袁之危，攫取新的权益。袁2月28日提出向四国银行团借二百万两贷款；3月9日又提出借一百一十万两。于是，四国银行团3月19日在伦敦开会，决定给袁提供贷款。据统计，仅1912年上半年四国银行团给袁贷款五次，总计银一千二百余万两。
日本也不甘心落在列强之后。内田外相获悉四国银行团的这笔借款活动后，立即电训驻华公使伊集院：“凡属政治性借款，帝国政府必须参加”，并指令他探询英国公使对日本参加银行团的意向。[62]1910年11月四国银行团成立时，日本因怕银行团侵犯其在东北的权益，就加以抵制而未参加。可是这时为何要求参加？四国银行团掌握着袁世凯的财政命脉，并操纵北洋政府的经济。日本的对袁政策一再夭折，对华外交远远落在其他列强之后。因此，日本想参加四国银行团，获取和四国平起平坐的地位，进而获得控制袁的一份权利。所以日本参加四国银行团，与其说是为扶植袁，还不如说是为攫取权益。这时俄国也要求参加。四国则认为，日、俄接近中国，对袁需要施加军事压力时，便能利用日、俄，因此同意日、俄参加。1912年3月日、俄接到参加该银行团的邀请，6月成为银行团的正式成员。于是四国银行团变成六国银行团。
银行团是以贷款形式瓜分中国的组织，其内部由于各国拿出的贷款多少而发生了瓜分新权益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美国、英国等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占据主导地位；而日本由于拿不出更多的贷款，处于小伙计的地位。因此，日本在银行团中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由于这些争夺，美国于1913年3月退出银行团，六国变为五国。五国银行团于4月贷给袁世凯二千五百万英镑。
袁世凯以此贷款为资本，一面暗杀宋教仁等南方革命党人，一面积极准备反革命内战。这便加剧了南北双方的矛盾。
在南方，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惊醒了孙中山和革命党人，使他们逐步认清袁的反革命本性。孙中山举起反袁旗帜，毅然提出“非去袁不可”，力主“武力讨袁”，于1913年7月发动了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时期，日本对袁世凯又采取什么政策？
这时期，日本社会舆论与财界主张“援助”南方革命党人，反对日本参加银行团“援助”袁世凯。《东京日日新闻》6月上旬发表一篇社论，谴责日本政府“援助”袁世凯。政界的尾崎行雄在6月上旬的宪政会晚餐会上鼓动财界说：“袁过去就对我国抱有敌意，即使援助他也对我国毫无有益之处。与此相反，南方革命党首领与我国有较深的关系，他们笼络南方派民心对我国是最有益的。”[63]会上犬养毅也也发表了同样内容的演讲。他和头山满组织日华国民会，大井宪太郎组织日华实业协会，鼓动财界反对“援助”袁世凯。犬养毅、尾崎行雄、头山满、中野武营（东京商工会议所的负责人）等还成立对华外交反对协会，并决定：政府对南北纠纷严守中立，延期交付五国银行团的款项，监督已付贷款的使用，等等。[64]
从辛亥革命爆发到二次革命，日本更换了三次内阁，即西园寺内阁（1911年8月至1912年12月）、桂内阁（1912年12月至1913年2月）、山本内阁（1913年2月至1914年4月）。但三届内阁都没有“诚心诚意”地支持过袁世凯，甚至阻挠和牵制他上台执政。因此，当英美等在清朝崩溃后豢养扶植了效忠于它们的新的侵华走卒——袁世凯时，日本尚未找到替它效劳的代理人。
在此种情况下，元老山县严厉批评内阁，说对华政策未获得预期效果的原因在于对袁世凯没有采取一贯“友好”的态度。他批评山本内阁没有和袁的北洋政府建立“信赖”的“提携”关系。这时袁急需的是钱，谁给他提供巨款，他就对谁效忠。于是，后藤新平在山县和井上馨的授意下，提出了和袁合办东洋银行的设想，由日本和袁各出五千万元，共计一亿元。但历来缺少资金的日本一下子拿不出这笔款项，且即使“援助”袁世凯，能否把亲英美的袁变成亲日的袁也有疑虑。因此，山县和后藤的这一计划变成纸上谈兵。
1913年9月1日袁军攻克南京，二次革命也宣告失败。在二次革命中日本对袁的政策由于上述原因毫无进展。
恰巧在二次革命中先后发生了汉口、南京、兖州等三事件。袁军在汉口、兖州逮捕了日军军官各一人，在南京攻占都督府时打死日人三名。这便给黔驴技穷的日本创造了对袁采取强硬政策的新机会。
日本政府为了对袁采取强硬政策，首先唤起国内舆论。这时由于辛亥革命的失败，大部分浪人回到国内。这些浪人在唤起国内舆论中首当其冲。他们以浪人会为中心，联合十二个团体，成立对华同志联合会。该会于9月5日召开评议会，通过了出兵占领中国的决议，决议写道：一、占领蒙古的东部、南满的要冲；二、“出兵扬子江一带要冲之地”，“占领将北京政府置于死地的地点，并且向保护我国国民的地区出兵”。[65]9月7日，该会在东京日比谷公园举行对华国民大会，通过了“国民希望政府出兵”的决议。会后举行示威，包围外务省，施加压力。9月5日，在浪人岩田爱之助的唆使下，两名青年刺死负责中国事务的外务省政务局局长阿部守太郎，以“抗议”对中国的“软弱”政策，反对“援袁”政策。这些浪人的主要目的是借此武力解决满蒙问题。对华同志联合会9月7日散发《趣旨书与章程、满蒙问题理由书》的小册子，公然要吞并满蒙。该小册子写道：“相信现在是解决满蒙问题的时机，力图统一国家舆论，促进政府的决心和行动”[66]，接着又写道，日本缺乏经济资本，因此要依靠政治力量即军事力量来解决满蒙问题。这些浪人如此猖狂活动，是与陆军在背后的支持有关的。当时陆军为加强对满蒙侵略，要求增加两个师，但山本内阁由于财政困难未能积极支持，因此，陆军便利用浪人制造舆论，对内阁施加压力。[67]
浪人煽动起来的社会舆论，为日本政府对袁提出强烈要求创造了良好条件。山本内阁9月2日和9日分别开会，向袁提出兖州事件的三项要求和南京事件的五项要求及汉口事件的三项要求。其大致内容是：一、严惩肇事者，二、袁政府赔礼道歉，三、肇事者所属部队官兵到南京领事馆前举枪谢罪。[68]9月7日山座驻华公使向袁世凯转达日本政府的诸项要求时，附加了他自己的两个新条件：一、革职张勋，二、大总统发布对日友好的指令。[69]袁世凯卑躬屈膝地接受了日本的条件，但革职攻克南京有功的张勋，对袁世凯来说犹如割自己的肉，不敢执行。于是牧野伸显外相便提出，如不革张之职，就将辽东半岛的租借权延长九十九年，允诺日本在东北的修路权（四平至洮南线，洮南至热河线，开源至海龙线等）。[70]可是山座驻华公使认为，这一要求过分刺激袁，且会引起英美等列强的反对，因此劝牧野暂时收回这项要求。两年后日本便在“二十一条”中重新提出这一要求。这便说明，日本1915年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实际上从辛亥革命时期起便逐步形成，乘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全盘端出来实现了在辛亥革命中未能达到的预期目的。
辛亥革命失败了，袁世凯窃夺了革命果实。他1912年3月10日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1913年10月6日又被选为正式总统，建立了假共和国的北洋政府。于是承认袁的总统地位及其政权的问题提到了列强的议事日程上。
在承认袁及其政权问题上，曾经支持他出山窃国的英美也好，曾经反对他登台的日本也好，都想借承认袁及其政权之机，迫使袁许下维护帝国主义在华既得权益和提供新的更大殖民权益的诺言。维护和扩大殖民权益，这是承认袁及其政权时各列强共同的目标，是帝国主义侵略本性所决定的。但在承认的具体方法和步骤上，因各列强争夺袁世凯、瓜分中国而引起了分歧。
在这一致而分歧的复杂斗争中，日本采取什么态度？因为日本对袁的政策一直落在英美之后，所以在承认问题上抢在列强前，争取了主动。日本之所以争取主动，除维护和扩大自己的权益之外，以承认时的“统一步调”来限制英、美、俄等其他列强借此扩大新权益的行动。而英美等因怕“得罪”袁，在承认袁的问题上不打头阵，让日本站在自己前面，向袁提出较为苛刻的条件，从而让日本“得罪”袁，而自己坐享其利。因此执袁之牛耳的英国等在此问题上容忍日本的主动。于是，早在1912年2月21日即袁还没有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日本向列强发出了关于承认袁政权的《日本政府备忘录》，作为承认的条件。该备忘录指出：“新政府能显示出具有履行该国所承担之各项国际义务的意志和实力时，各国即应对此新政府予以承认”，并且须对列强在华的“权利、特权及豁免权等明确表示正式承认”。[71]至于承认的步骤与方法，日本则主张“各国政府应完全保持统一步调”[72]。这一建议，相继得到英、法、德等国的支持和同意。
可是侵略成性的俄国却提出不同意见。2月26日俄国外交大臣对日驻俄大使本野说：“考虑到目前清国形势与日俄两国在中国所享有之特殊地位，认为无论如何必须乘此时机迫使中国特别承认日俄两国所享有之特殊权益”，如袁政权不予承认，日俄两国也不予承认袁政权，“只要日俄两国政府能显示出强硬态度，对中国共和政府不予承认，其他列强恐亦不会急于承认”。[73]俄国的主要目的是借此扩大新权益。俄国于1911年10月25日曾向清朝提出修订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的要求，[74]同时要扩大在中东铁路及俄租借地内的行政权以及在中国西部的特权。日本看出俄国的这一勃勃野心，想和俄联合行动。但和俄国的联合，势必影响日本在承认问题上的主动权。因此，牧野外相29日电训本野大使，“此时帝国政府在立场上碍难响应俄国政府提议”[75]，拒绝了俄国的建议。
接着，日本政府于3月23日向英、美、俄、法、德、奥、意等国发出《关于承认中国新政府之条件细目》（草案）。这一草案，要求袁政权承认和承担如下条件：
（一）新政府确认旧政府与各国所订之一切现存条约、协定以及为履行此等条约、协定而颁布之一切现存规章、条例（包括上谕），同时约定，非经有关各国政府同意，对此等规章、条例一概不做任何改变或废除。
（二）关于旧政府或事实上曾经存在之临时政府以及各地方政府所借之外债，其中现实存在者，新政府一律继续承担其完全之责任与义务，并约定诚实履行上列政府为负担此等外债而缔结之各项契约及合同。
（三）凡各届旧政府或地方政府与外国政府、团体或个人间缔结或签订之上列债务以外的一切契约、合同、义务、特惠与转让等之现实有效者，新政府一律继续履行。
（四）各国在中国已被公众所理解且正在实行的治外法权或领事裁判权制度，以及外国政府、团体或个人在中国所现实享有的权利、特权及豁免权等，新政府一律继续承认。[76]这就是说，袁世凯及其北洋政府承认和承担1842年《南京条约》以来，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特权、债务、治外法权等，使袁及其政权替代清朝继续充当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这一条件反映了列强的共同要求。
可是，在承认的具体步骤和方法以及予以承认的时机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到7月，美国要率先承认袁政权。7月24日，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向伊集院公使说，“此时予以承认，对促进新民国之安定能产生良好影响”[77]，并探询日本的意向。德国也倾向予以承认。但日本、英国、法国等“尚不能认为承认中国新政府之时机业已成熟”[78]，反对予以承认。
到1913年，日、美间的矛盾更加激化。4月2日即民国第一次国会开幕前夕美国要承认袁政权，并向各国发出备忘录：“（美国）总统拟于4月8日中国国会开幕之际承认中国新政府。总统热切希望并恳请日本国政府通力合作，亦于同时采取同样行动。”[79]德国也于4月初电告日本政府：“德国政府很可能不顾其他国家意向如何而独自贯彻其本国主张。”[80]日本依然坚持己见，反对美、德的意见。英、法、俄也同样反对。
它们之间的这种矛盾和分歧反映了列强之间的新的争夺和利害关系的差异。美国侵略中国较晚，在中国的权益也远不及英、日、俄。因此美国迫使袁政权承认在华既得权益的迫切性不如日、英、俄那么大。因此，日、英对袁施加压力时，美国率先承认袁，必将换取袁对它的好感。美国3月18日退出六国银行团时也同样采取这种态度，说银行团提出的贷款条件过于苛刻，侵犯了中国的主权。1913年春，威尔逊任总统后，急剧改变对华政策，摆出“友好”的架势。这一态度必然得到袁的“赞赏”。3月25日袁世凯通过驻美公使向威尔逊总统致谢。
至于德国，其殖民权益在山东半岛，该地区依然控制在袁政权之下，因此不敢开罪袁。而且德国国王威廉二世1906年曾提出中美德缔结联盟的建议，袁也支持过。因此，德国和袁之间有过密切关系，故德国采取早日承认袁及其政权的政策。
日、英、俄则不然。它们既要维护既得权益，又要扩大新权益。如英国1912年8月17日向袁世凯提出关于西藏的照会，要求袁放弃在西藏的主权，承认西藏的所谓“自治权”和英国在西藏的新权益。[81]而袁世凯1913年春向朱尔典表示，他没有重建对西藏统治的意图，希望英国帮助中国军队退出西藏。[82]俄国也要修订1881年订立的条约。日本也同样要扩大在华权益。本野驻俄大使曾建议内田外相：“英、俄两国政府为保护其本国利益既如此肆无忌惮，分别施行手段，帝国政府即不应再袖手旁观。……诸如延长辽东半岛租借年限以及南满洲铁路条约年限等，作为承认中国政府之先决条件，以求乘机一举作出决定，实为避免将来发生困难之最有利的措施。”[83]这些扩大权益的想法，使日、英、俄在承认袁政权的问题上采取一致行动。
其次，列强的这种分歧和矛盾也反映了它们在南方的不同利益和对南方革命党人的不同态度。1913年春，南北矛盾日趋激化，二次革命即将爆发。因此，在南方有殖民权益的英、日不能不考虑承认袁政权对南方革命党人带来的影响。4月4日牧野外相在答复美国意见时说道：“当此时刻，若遽然承认北京政府，即等于援助袁世凯，与南方孙、黄作对。”美国则不然，在南方没有多大权益，无须顾及对革命党人的影响。因此，4月4日美国国务卿召见日本驻美大使珍田时就说：“时至今日，若顾虑南方一派之活动而遽然改变预定步骤，反而可能招致袒护南方一派之嫌……若过分拘泥于南北纷争，恐亦难免引起偏袒一方之责难。”[84]
美国要率先承认袁政权，对袁造成了有利的形势。袁便利用美国，对日本施加压力。4月6日他派外交总长陆徵祥到日本公使馆通知：美国即将承认新政府，希望日本也早日承认。[85]在这一形势下，日本如不承认，就失去主动权。于是4月19日日本向有关国家发出《日本政府关于承认中国新政府之第二次倡议》，认为：“如果过于推迟对新政权之承认，将使与中国具有重大利害关系之各国蒙受甚大不便。因此，帝国政府认为应在可能范围内尽早宣告承认。”[86]这是日本以退为进的伎俩，妄图制止美国单独承认的行径，以便自己争取主动。但事与愿违，5月2日美国承认袁政权，日本在这一竞争中又败给美国。
10月初，民国国会开会，将选袁世凯为正式总统。在这一形势下，英国如不承认袁政权，它苦心扶植上台的袁则会翻脸不认主人，将失去袁这一新走卒。于是英国政府于9月19日通知日本政府：“当此有关列强正在准备承认中国大总统之际，女王陛下政府无法推延承认日期。因为此种行动将会带来严重的不利和不便。”[87]在众叛亲离的形势下，日本也无可奈何，不得不承认袁及其临时政府与各国所订条约、协议及特权。而袁6日就职宣言中特别声明：“所有前清政府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条约、协约、合约，必应恪守，及前政府与外国公司、人民所订之正当契约亦当恪守”，对于外国人在中国“已享之权利并特权豁免各事，亦切实承认，以联交谊”。[88]不仅如此，他在当选正式总统前夕，还特地给帝国主义以新的权益。例如，10月5日，日本政府和袁世凯政府交换《满蒙五路借款修筑预约办法大纲》（五条铁路是：四平至洮南，长春至洮南，开源至洮南，洮南至承德，吉林至海龙）。日本攫取了五路修筑权，把势力范围从南满扩大到热河。这样，日、俄、法、英等十三国同一天承认了袁及其政府。
我们从辛亥革命时期列强对袁的不同政策和其政策的演变中看出始终不变的一种目的，即维护和扩大殖民权益。日本一直反对袁上台，因此承认袁时对他施加种种压力是必然的。可是曾经一直扶植袁的英国在承认自己培植上台的袁政权时，却和日本伙同在一起，对他施加压力，迫使他不仅承认列强既得权益，而且要允诺新权益。这便说明，英国扶植他是一种手段，扶植的目的则在于维护和扩大其权益。同样，日本反对袁上台也是一种手段，反对的目的也在于维护和扩大权益。由此可见，反对的也好，支持的也好，手段虽然不同，但目的皆为殖民权益的维护和扩大。这便说明，列强对袁的政策虽然不同，但不同的政策却反映了它们的共同目的，说明了帝国主义对袁的政策在不同时期虽有变化，但其维护和扩大殖民权益的本质却不变。
还有一个问题是，日本在帝国主义列强通过袁世凯对辛亥革命施加压力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如上所述，日本在袁上台执政到承认他的总统地位的过程中，基本上是反对或牵制他，没有一次积极支持过他的。日本只是在南北议和时想通过他实现君主立宪制，维护清朝皇帝，参加五国银行团，借给袁一笔贷款。相比之下，这在日本对袁的政策中占次要地位。因此，如果说帝国主义列强通过袁之手绞杀辛亥革命，那应该主要是英、美，不应该笼统地说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帝国主义列强。
3.日本对南方革命党人的政策
对袁世凯的政策和对南方革命党人的政策是辛亥革命时期日本对华政策的两翼。我们只有具体地考察和比较对两者的政策时，才能全面地看清辛亥革命时期日本的对华政策。
辛亥革命时期，日本对南方的目标是什么？1911年10月24日日本内阁通过的《关于对清政策问题的内阁会议决议》写道：“调转视线，再看看帝国与清国本土（指满蒙之外的地区，包括南方——笔者）的关系。我国侨民之多，我国通商贸易额之大，以及与我国有关的企业之日益增多，所有这些都明显地显示出一种趋势，即我国在该地区逐渐占有优势地位”，“今后应着重致力于在清国本土培植势力，并努力设法使其他各国承认帝国在该地区之优势地位”。[89]这就是说，借辛亥革命之机，向中国南方进行侵略，扩大权益，建立在该地区的优势地位。南方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摇篮，是革命政权的管辖地区。日本要扩大在该地区的权益，势必牵涉到南方革命势力。那么，日本对南方革命党人究竟采取了什么政策？下面仅就提供贷款和武器、对北伐军的态度、二次革命及大陆浪人与辛亥革命的关系等诸问题来具体剖析日本对南方革命党人的政策。
如前所述，辛亥革命伊始，日本统治阶级尤其是军部想出兵干涉，以武力镇压革命，进而扩大在中国南方的权益。但动武的企图未能如愿以偿。
武昌起义得手后，各省革命党人便纷纷起事。到11月下旬，已有十四省脱离清廷独立，其他各省的反清斗争也风起云涌，清王朝的瓦解已成定局。于是，日本和其他列强不得不重视南方革命力量，不仅不敢动用武力，而且“极力避免采取徒伤革命军感情之措施”[90]并和它进行交往。于是，日本同南方革命党人之间形成了既不承认它为合法，又和它往来的微妙关系。
可是在民间，如前所述，大陆浪人却“声援”南方革命党人，要求承认它建立的共和国。但其目的是吞并东北和内蒙古。
一些外交官和军人，作为个人意见，也想把中国分为两国，要承认革命党及其政权。驻华公使伊集院10月28日建议内田外相，承认南方为一国家，“在华中、华南建立两个独立国家，而使清朝廷偏安华北，继续维持其统治”[91]。他认为：“人心所向与东亚大势业已不可阻挡。民意已完全背离清朝廷，乃属确凿无疑。现今朝廷完全丧失昔日统治四百余州的威势与实力，不论采取何种怀柔妥协办法，恐已无法平定目前局势。”[92]伊集院对中国时局的判断是正确的，但承认南方为一国是使清朝苟延残喘的伎俩，是分而治之的毒计。
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宇都宫太郎也提出《对中国的个人意见》。他认为，“保全”中国是困难的，应分为满汉两个国家，日本对清廷也适当予以援助，对南方也秘密地予以“援助”，并把其中的一国作为保护国，另一国为同盟国，而日本作为调解南北双方的“报酬”，攫取满蒙。
可见，对革命党及其政权的承认也好，“援助”也好，其目的都是为日本的侵略扩张，尤其是为吞并满蒙。
在辛亥革命时期，日本对革命党人提供了武器和贷款。那时，大陆浪人居中引线，政府出钱，财阀供贷款，军部拿武器，三者结为一体，扩大日本在中国南方的权益。那么，这三者是怎样结合起来的呢？内田良平从朝鲜回来后，伙同大江卓、小美田隆义等人，继续说服政府“援助”南方。同时又动员三井财阀向革命党人提供贷款。如前所述，三井财阀的益田孝接到内田良平的信后，便认为，这是三井向南方扩张的良机。他携带这封信找三井的政治后台井上馨，说明向南方扩张的欲望。井上不仅同意益田孝的意见，而且替他出主意。他说：“其内容和内田谈的一样，我也完全同感。三井的方针，按你的想法执行，但决定政府方针是先决条件，因此先找桂（太郎）商量，然后和桂一道去找西园寺（首相）。”[93]内田良平从大江卓和小美田那里得知这一消息后，喜出望外，立即电告在上海的宫崎滔天，叫孙中山和黄兴立即给西园寺首相和桂太郎、井上馨打电报，以便换取他们对革命党人的“援助”。事过不久，西园寺内阁便同意三井财阀对南方革命党人的“援助”。
于是，内田良平派去的北辉次郎和清藤幸七郎在南方同宋教仁商谈武器供应问题。南京临时政府于1912年1月派文梅村等三人东渡日本。他们经内田良平和小美田隆义的介绍，和三井进行借贷款购军火的交涉，于1月24日订立借款三十万日元的合同，以此购买日本的三一年式速射野炮六门，三一年式速射山炮六门、重机枪三挺及炮弹、子弹等。此外，通过各种渠道购买的武器也陆续运到南方。1911年12月8日，日本云海丸把步枪一万枝和带剑短枪三百支运到上海；1912年1月8日，日本巴丸把步枪一万两千枝、子弹两千万粒及机关炮六门、山炮六门、炮弹六千发运到南京；1月28日，御代丸把一万九千四百支步枪运到广东；2月22日，荣城丸把三万支步枪和八万粒子弹运到广东。购买这些武器的贷款由大仓洋行和三井物产公司提供，而三井物产公司的贷款是由政府提供的。这些武器来自陆军的军火库，有的大炮是从要塞中卸下来的。这些武器从各地集中到门司，从门司未经海关即运往中国南部。当然日本在这一批武器供应中必然获取暴利。因为这些武器不是新式的，而是日本陆海军更新装备后不用的陈旧兵器。即使如此，这些武器对革命军来说却不可缺少。
日本向南方革命党人提供贷款。贷款和供应武器是往往联系在一起的。当时提供贷款的名目虽不是为购兵器，但实际上却是用于购买武器。在借款中，大陆浪人往往起桥梁作用。1911年12月孙中山从欧美回国时，宫崎滔天专程从上海到香港迎接孙中山，并陪同孙中山抵达上海。随同宫崎去的还有三井物产公司的山田纯三郎、高田商社的郡岛忠次郎等五人。在从香港到上海的途中，宫崎可能与孙中山谈到借款问题。因此他抵沪后立即通过山田向三井物产公司上海支店长藤濑政次郎传达孙中山借款之事。
当时南京临时政府的最大困难之一是财政问题，因此不得不借外债。英、美等明显地支持袁世凯，所以南京临时政府向日本借款。1912年1月招商局董事会决定要借款一千万两。日本闻讯后，指派日本邮船公司和日清汽船公司出面和南京革命党人交涉。结果，2月5日由日本邮船公司上海支店长伊东和孙中山、黄兴草签借款合同，并先付一百万两。这笔借款名义上是招商局借，但事实上是南京政府应付财政困难和购买军火的。而日本方面虽由邮船公司提供贷款，但款是由日本政府提供给邮船公司的。由此可见，当时日本政府与南京临时政府的内在关系，即日本不敢公开提供，但暗中往来。
日本的此种贷款活动都是在英国的势力范围内进行的。因此，各项贷款必定和英国权益发生冲突。就这次贷款来说，招商局是先与英国交涉的，后来日本从中插手。因此，英国政府2月5日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说这笔借款“无疑将提供革命军作为军事费使用，希望贵国政府加以制止”[94]。法国政府也对这笔借款表示不满。2月17日法国外长塞尔弗斯召见日本驻法临时代理大使，提出“日本现在单独行动，实与上述共同行动准则不合，令人深为遗憾”[95]。这是日本和英、法在这一地区争夺的表现。这时英国的汇丰银行、太古银行等暗中和财政总长陈锦涛进行借款活动。当时，《每日新闻》也于2月13日发出一则消息说，英国某商为阻止日本在长江航运中无限扩张其势力，已对此借款展开竞争。[96]2月28日，英国伙同四国银行团，和招商局订立七百万元的借款合同。通过香港的银行向南方临时政府先付二百万元。[97]由于英国的这一争夺，日本不能不放弃对招商局的借款。
其次是沪杭铁路借款。该借款早在1898年英国就与清廷进行过交涉，1908年正式签订借款合同。这次江苏财政总长朱葆三先和英国汇丰银行商谈。后来日本大仓洋行插手，1月18日大仓洋行的川野和王子亭草签二百五十万两的借款合同，并于27日正式签署，当即付款。大仓洋行的这笔借款，受到日本政府的幕后支持。外相内田1月11日就这笔贷款问题电训上海总领事有吉：“希我总领事就近向该支店长（指大仓洋行上海支店长——笔者）询明详情，予以必要关切，尽力促其实现。”[98]他接着指示有吉：“不容否认，此项借款之用途必与革命军具有密切关联，如果向外界露出帝国政府或帝国官员对于此项借款曾经暗中援助或加以干涉等等形迹，殊多不便，故望我总领事对此点深加注意。”[99]这便说明日本政府对南方革命政权的两重性政策：既不公开支持，暗中又提供借款与军火。
英国获悉此消息后，令朱尔典驻华公使向伊集院公使提出“严重抗议”，“英国方面断然不能承认”，“希望日本方面罢手”。但伊集院公使佯装不知，回敬朱尔典道：“此次大仓洋行提供借款，纯属该企业之独自行动，日本政府并不知悉，亦未参与”，当面顶回。这便说明日、英在长江流域的激烈争夺和日本外交的虚伪性。
在辛亥革命期间，日本对南京政府最大一笔贷款是对汉冶萍公司的贷款。日本对汉冶萍垂涎三尺，由来已久。这是因为汉冶萍是日本钢铁工业不可缺少的原料供应基地，主要供应日本最大的钢厂八幡制铁所。1908年至1912年日本从该公司掠取铁矿石七百多万吨，占该制铁所铁矿石用量的52.5%。为保证这一掠夺，1904年至1911年，日本正金银行和兴业银行曾向该公司投资贷款一千五百三十万元和银一百万两。[100]
辛亥革命时期，日本想方设法将该公司攫为己有，曾和清廷、南京政府、北洋政府进行三次交涉。
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军占领了汉冶萍地区。于是该公司副经理李维格，希望日本驻华公使和驻汉口总领事出面与革命军交涉，以便加以“保护”。十来天后，该公司总经理盛宣怀向日本正金银行借款六百万元。接着他又提出由邮传部出面，以湖南萍乡至株洲的铁路为抵押，再借一百万两。伊集院公使认为，盛乞求贷款是日本在南方扩张权益的良机。他于24日、25日向内田外相建议：汉冶萍贷款“会有助于我方向汉冶萍伸展势力和确保权益。故望不逸时机，设法促其实现”[101]。至于萍乡至株洲铁路借款，“不论时局发展结果如何，均足以成为我国向湖南省扶植势力、权利之确实依据”，和前借款一起“均请极力设法促其早日实现”。[102]
恰巧，盛宣怀10月下旬被革职，避居大连。伊集院认为，“盛宣怀避居大连，将为我方关于汉冶萍问题之策划带来甚大便宜”。[103]当时日人高木陆郎跟随盛。盛抵大连后，正金银行指派小田切万寿之助和盛继续谈判借款事宜。这一借款谈判是日本支持清朝政府的组成部分。当时盛借款的目的，犹如伊集院公使所猜测：“不外乎想借此获得我方对保护汉阳铁政局作出确实保证；同时想乘此清廷急于筹措军费而穷极无策之际，通过此次借款，以维系摄政王等对其本人之信赖。”[104]可见，这笔借款不是提供给革命党人的。
可是，到1912年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孙中山抵沪后，通过宫崎滔天向三井借款。日本政府早已同意三井财阀对南方革命党人的“援助”。三井财阀指派常务理事山本条太郎，和内田外相、西园寺首相及八幡制铁所所长中村等商议拟定如下计划：借革命党人急需军火和借款之机，由日中合办汉冶萍公司，公司总资本为三千万日元，日中各出一半，但日方已贷款投资一千多万元，故只出五百万日元。其中一部分以现款贷给南京政府，其余由三井物产提供军火。这一计划反映了日本吞并汉冶萍公司的贪婪野心。此时，南京政府财政极为困难。黄兴于1月26日致电盛宣怀：“兹已电授全权于三井洋行直接与执事交涉，请勿观望，即日将借款办妥，庶公私两益，否则民国政府对于执事之财产将发没收命令也。”[105]在黄兴的催促之下，1月29日盛宣怀、李维格和正金银行的小田切万寿之助在神户草签《汉冶萍公司中日“合办”草约》。其第一条规定：“改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之组织为华日合办有限公司。”[106]可是该公司股董会3月22日投票否决这一合同。于是盛宣怀第二天致函小田切万寿之助，通知“该草合同自应取消”[107]。日本吞并汉冶萍的野心，由于股东的反对而未能实现。
但日本窥伺时机，1913年12月和袁世凯的北洋政府签订了一千五百万元的贷款协定，其条件是该公司聘请日人为最高技术顾问和财政顾问。这样，日本终于攫取了控制汉冶萍技术和财政的大权。
变中不变的、反复出现的便是本质，是规律性的东西。我们从日本对汉冶萍公司的贷款活动中看出，虽然跟它交涉的对象有变化，但贯串始终的是扩大在该公司中的权益，甚至要吞并它。这便说明，日本在辛亥革命时期，不管是清廷、南京政府，还是北洋政府，只要能扩大权益，扩大侵略，就跟它打交道，就向它提供借款。这再次说明，辛亥革命时期日本对华政策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和扩大权益。
列宁说：“自由竞争占完全的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商品输出。垄断占统治地位的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是资本输出。”[108]日本三井财阀等对南方临时政府的贷款，实质上是垄断资本的资本输出。资本输出的目的是剥削中国人民的血汗，扩大在中国的权益。在对南方的贷款活动中最活跃的是三井财阀。这有其原因。三井财阀1910年派尾崎敬义和松元势藏到中国考察一年。尾崎回国后写了《对华投资论》。他在书中献策说：“从列强的立场来说，如想在中国获得相当的势力和发言权，除贷款之外绝没有其他手段。换句话说，对当前的中国予以贷款，不是拿钱储蓄的单纯目的，贷款是手段，其首要目的在于获得利权。”[109]尾崎的这一献策，成为辛亥革命时期三井财阀向南方贷款扩张的理论基础。益田孝也公然地鼓噪：“如果（辛亥）革命获得成功，三井即日本则一手攫取扬子江沿岸一带的利权。”[110]这不打自招了日本提供贷款的目的是在南方攫取和扩大权益。
日本对以蓝天蔚为首的北伐军的态度又是怎样？
南京政府成立后，组织北伐军，拟从陆海两路攻打清廷。1912年1月16日，以蓝天蔚为首的北伐军乘船驶抵山东半岛的芝罘。这支部队将配合南京方面的军事活动，拟在渤海湾登陆，从清廷的背后猛击摇摇欲坠的清朝统治。这是推翻清朝统治的一项重要军事措施，日本陆军的太田大佐等六名军官直接参加了此次行动。
蓝天蔚抵达芝罘的第二天，以关外民军都督的名义，照会大岛关东都督，说明北伐军的来意，并称：“切望贵国确保南满铁路之中立，对于民军及清军均应一律同等对待。”[111]对此，大岛都督曾表示同感。但内田外相数次电训大岛都督和落合奉天总领事：“不能允许革命军在中立地带以内登陆”[112]，“北伐军在租借地及中立地带以外之其他地带登陆时，我方可采取旁观之态度”[113]。日本采取此种态度的目的是维护其在辽东半岛和满铁沿线地带的既得利益。这虽然限制了该军在渤海湾的军事行动，但毕竟不是赤裸裸的武装干涉。
2月1日至4日，北伐军果然在关东租借地北端的高丽城和碧流河地带登陆，并和清军发生武装冲突。清政府外务部的曹汝霖前来日本公使馆要求：一、阻止该军登陆；二、如已登陆，利用日本管辖之铁路运送清军增援该地。对此，伊集院公使答道，北伐军未在中立地带登陆，传言有误，并且表示“如果为对抗革命军而经我铁路运送军队，则无论如何不能承诺”[114]，当即拒绝了曹运兵的要求。这对北伐军是有利的。但内田外相和大岛都督数次要求北伐军尽速退出中立地带。于是，北伐军退到辽西。3月9日，外务省次官石井菊次郎又训电：“蓝天蔚在我国势力范围以外之辽西地区登陆时，我国方针是不加干涉。”[115]
日本为什么此时对北伐军采取这种限制但不压制的微妙政策？是仅仅为维护其在关东州和满铁的既得权益吗？不是的。此时正是清王朝即将崩溃的前夜，东北局势也将发生新的变化。此刻北伐军在辽宁一带的军事活动势必促进这一变化。因此，日本是想从这一局势的变化中，浑水摸鱼，从中渔利。2月2日内田外相致落合奉天总领事的训电就说明此点。他指令落合：“近来满洲形势已经发生变化……尤其满洲朝廷之让步，已成为大势之所必然；且今后赵总督等人态度如何变化，一时亦难预料。基于上述情况，此际，对革命党施加压力，究应保持何种分寸，亦须慎重考虑。如果革命党势力日益壮大，即使满洲秩序一时发生紊乱，亦未尝不可能因此而造成我国对满洲政策待以向前推进一步之契机。”[116]日本是从这种目的出发，根据形势的发展，见风使舵，对革命党和北伐军采取灵活的、微妙的政策，以便利用北伐军的力量来推进它的满蒙政策。
从以上所述中看出，日本对北伐军的政策是：一、不许它“侵犯”其在辽东半岛和南满的权益；二、不公然镇压；三、妄图借北伐军推进其满蒙政策。
1913年由于袁的反攻倒算，又爆发了二次革命。那时南方革命党人为筹集二次革命的资金，暗中争取日本的贷款。5月17日，黄兴在上海会见日本东亚兴业公司的白岩龙乎，探询日方对南方革命党人的意向。当时黄兴以南昌—萍乡铁路贷款之名，向他借一千万日元贷款。白岩把此意报告大仓洋行的门野重九郎。门野也倾向借这笔款。他们借款的目的，依然是扩大在江南的权益，白岩就在致门野的报告中写道：“此时对孙逸仙、黄兴等多少表示同情，以便促进我们对南方的经济政策，同时确立我国政府大方针——在江西建立根本政策的难得机会。”[117]当时，涩泽荣一希图建立日中合营的中国兴业公司，和孙中山进行交涉。三井物产公司的森恪趁革命党人急需贷款和军火之机，以一两千万日元和两个师的武器装备为交换，妄图割让中国东北。[118]
二次革命时期陆军的一些军官也主张“支持”南方。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青木宣纯建议陆军大臣上原勇作：“从我国将来的立场”来考虑，“把同情寄于南方为上策”。[119]关东都督府参谋长福田雅太郎也主张“声援”南方。他们之所以“支持”南方，正如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与仓喜平大佐所说，“北军（指北洋军队——笔者）之胜利，今后必定对日本政策带来坏影响”。[120]陆军的这些人从反袁的目的出发主张“援助”南方，以“援助”南方革命党人来牵制亲英、美的袁政权。
可是，日本政府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其原因是：第一，二次革命不到两个月就被袁军镇压，革命被镇压后再“援助”南方不会有什么希望。第二，英、美等主要列强表面上虽然采取静观态度，但暗中支持袁讨南，而且怀疑日本在南方挑动革命党人挑起二次革命。因此英国驻华代理公使阿尔斯顿要求发表以五国银行团名义谴责革命党人的共同声明，以便捆住日本手脚。第三，北洋政府极力反对日本“援助”南方，5月4日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提醒伊集院公使叫日本浪人不要参与革命党人的活动。而且日本也不敢公然开罪袁世凯。因此，二次革命失败后，日本政府设法阻挠孙中山、黄兴等到日本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二次革命时期日本对南方革命党人的政策，和1912年前后时期相比发生了新的变化。日本政府虽然没有“支持”南方，但也没有压南方革命党人。可是，对袁世凯，如前所述，却采取了强硬政策，迫使他向日本低头“认罪”。相比之下，日本对南北双方的政策确实不一样。
日本对南方革命党人的态度和英、美相比较有何区别？英、美全力支持北方的袁世凯，因此对南方的态度非常冷淡，甚至通过袁世凯绞杀南方革命。英国在南方的权益，占其在华权益的四分之三，而日本只占其在华权益的十分之三。按经济基础来说，英理应“支持”南方，以便维护南方权益。可是英国却没有那样做。其原因，除袁是“最强大的人”之外，英认为孙与大陆浪人关系密切，是亲日的，因此对他无好感，甚至认为他是“没用的政治家”。[121]因此，10月下旬，孙中山从美国回国途中经由伦敦，要求英政府向南方革命党人提供一百万英镑贷款时，英国断然拒绝了孙中山的要求。[122]12月下旬，孙中山抵香港时，英国政府虽然解除了不许孙中山进港的禁令，但只许他经由香港，不准停留。因此，孙中山本人也对英国没有好感。
美国对南方革命党人的态度，和英国大致相同。美国对孙中山和革命党人颇有看法。美国驻华公使在1912年1月16日致国务卿的电报中谈道，孙中山不具有代表性，不能控制局势，不能支配清朝被推翻后崛起的相互矛盾的各种势力，[123]因此，不主张支持孙中山和南方革命党人。
英、美虽然不像日本那样，一开始就不想出兵压南方革命党人，但对南方的总的态度显然和日本不相同。此种不同态度，一是来自于对袁的不同态度，二是日、英、美在中国的争夺。由于争夺，两者对南方革命党人不可能采取完全相同的政策。不同政策的实质是争夺，争夺的不外乎是权益。可见，日、英、美对南方革命党人的不同态度和不同政策的实质依然在于权益，这是两者的不同政策所反映的共同之点。这就是说，政策即手段虽不同，但目的却是一样的。
在辛亥革命中，革命党人和日本大陆浪人交往密切，不少浪人亲身参加革命活动。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曾经把他们看作热心赞助中国革命的日本志士。他们人数虽不多，但活动能量很大。
如前所述，头山满、内田良平、小川平吉等发起组织有邻会，在东京曲町区内的旭馆设办公室，一面与在北京的平山周、武汉的末永节取得联系，搜集革命情报，一面派北辉次郎、新藤幸七郎、宫崎滔天等来中国参加革命活动。
当时，日人寺尾亨、副岛义一应黎元洪的邀请，在革命政府中任法律顾问，内田良平任南京政府的外交顾问，直接参与了辛亥革命的政治、外交活动。
民间人士梅屋庄吉等人，筹集巨款，供给革命党人，并替南京政府印刷纸币。在武汉地区，萱野长知等二十余人，直接参与革命军对清军的战斗，有的甚至流血牺牲。牛丸友佐等带领医疗队，在战场上做战地救护。
萱野长知为牵制清军的南下，派一些浪人北上，和北京的平山周等一起，以天津租借地为据点，协助北方革命党人白逾桓，搞刺袁的恐怖活动，和川岛浪速一起准备了一支武装。
在山东芝罘，浪人末永节和三菱的上海支店长中岛久万吉联系，以提供山东渔业权为条件，借一笔贷款给以蓝天蔚为首的北伐军，这些浪人，从表面上看都是声援辛亥革命，在革命中的表现也似乎都是一样。但是同一个现象中却包含着两种不同的动机。因此，我们把日本大陆浪人大致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民权派浪人，第二种是玄洋社、黑龙会系统的浪人。
民权派浪人人数较少，其代表人物是宫崎滔天。他是在其兄宫崎民藏的自由民权思想影响下，要在中国的大地上实现在日本未能实现的自由民权理想。他希望以革命胜利的中国为据点，变革“弱肉强食的现状”，进而实现世界革命。他认为，“人类皆为同胞”，“世界是一家”，“使中国成为理想的国家，以其力量号召宇内，道化万邦”。[124]宫崎是希图实现大同世界的浪漫主义思想家，富有政治理想。他的民权主义思想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争取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理想是一致的。因此，宫崎滔天等民权派浪人是革命党人的战友，诚心赞助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此种浪人和后一种浪人的明显区别是不提满蒙问题。宫崎滔天虽然在革命党人和财阀间起过穿针引线的作用，但他和内田良平等不同，不是为吞并满蒙，而是解决革命党人的困难。后来，他也不参与财阀的贷款活动，和内田良平等人的关系也逐渐疏远。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1981年）之际，我们怀念曾为中国革命献身的这些浪人，衷心感谢他们的声援和支持。
头山满、内田良平等是属于玄洋社、黑龙会系统的第二种浪人，是以“帮助”革命为代价，妄图吞并满蒙。这些浪人曾反对南北议和，反对迁都北京，反对孙中山北上，似乎比革命党人更为“革命”。这是因为他们反对袁世凯，反对袁世凯背后的英美。他们即使“赞助”革命，但其目的是鲸吞满蒙。1912年春天，头山满路经东北回日本时，他看到东北平原，情不自禁地喊出：“多么辽阔啊！这儿应由日本掌握治理，中国是治理不好的。”[125]一语道破他对东北的贪婪心理。
他们不仅要鲸吞满蒙，还鼓动财阀侵入中国南方。内田良平1912年2月在《太阳》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鼓噪：“日本吞并满洲，将给我国带来多大利益，这点暂且不提，满洲的山间荒芜之地较多，人民几乎都是忘恩负义之徒……中国幅员辽阔，我们不必固定在满洲这一局部地区。如放眼南方，那里则有无限的天然资源和事业”[126]，大肆渲染侵入南方的重要性。过去日本财阀注重东北，对南方的关心不如北方。浪人的这一宣传鼓动使财阀把经济侵略的矛头从北方又转向南方。这便是这些浪人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又一种作用。
曾在孙中山身边任秘书的池亨吉，何许人也？他是亲中义会（也叫振中义会）的成员。该会成员中有好几名陆军和海军的预备役军官，还有东京赤坂警察署长本堂平四郎。该会从政府领取活动经费，向外务省政务局提供情报，如今在外务省的档案中还能找到他们所提供的情报材料。日本的一些学者甚至怀疑本堂警察署长亲自到南方搜集过情报。该会还委派太田陆军大佐等七名军官参加北伐军，妄图掌握北伐军的实权。该会成员曾在革命党内部挑拨离间，进行阴谋活动。由此可想池亨吉是什么人。[127]
我们对大陆浪人不能一概而论，对具体人应做具体分析。如前所述，曾经“声援”革命，反对出兵干涉的一部分浪人，在二次革命尤其是在汉口、兖州、南京事件之后，猖狂主张出兵占领中国，显现出他们的本来面目。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内田良平。他在1913年6月写的《对支那案》中，完全否认中国民主革命的可能性，大肆攻击和诬蔑革命党人，把希望寄托于宗社党人。7月26日，他建议山本首相，如果政府私下默许，他们就和宗社党人协作，实现满蒙独立。他在10月1日写成的《支那观》一文中，诬称汉族“是彻底的利己主义民族”，把中国人比喻为犹太人。[128]更为可憎的是，他认为：“中国国民事实上都是欺软怕硬的，一旦遇到强者，就说‘没法子’，屈服于（强者），因此应以强硬手段压服他们。”[129]
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由于时代、阶级、革命战略的局限，未能认清他们的本性，认他们为友，和他们共事。这无疑是革命党人的弱点，也是孙中山的革命战略。
4.日本对满蒙的政策
辛亥革命时期日本的对华政策是19世纪90年代以来其大陆政策的继续和发展。通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日攫取辽东半岛，建立了以“满铁”为中心的殖民权益。尔后以此作为跳板，继续扩大侵略，进一步推进其大陆政策。20世纪前期日本大陆政策的核心是满蒙，先要割取满蒙，然后想吞并整个中国。
日俄战争后，日本对满蒙的政策是维护和扩大在《朴次茅斯条约》和《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中攫取的殖民权益，进而吞并满蒙。1911年10月24日，日本政府《关于对清政策问题的内阁会议决议》就清楚地道出了日本对满蒙的这一野心：“在满洲，延长租借地之租借期限，决定有关铁路之诸问题。进而确立帝国在该地区之地位，以求满洲问题之根本解决。为此，帝国政府必须经常策划，不遗余力；一旦有机可乘，自应加以利用，采取果断手段，实现上述目的。”[130]该决议接着又写道：“至于满洲问题之根本解决，要俟其机会最有利于我，且条件充分之时，方始而实施，此为得策。”[131]因此，辛亥革命初期，日本静观形势，维护满蒙的现状，等待时机。到1912年初，中国局势发生急剧变化，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王朝即将崩溃。日本认为，这是“最为有利”“且条件充分之时”，要动手解决满蒙问题。
辛亥革命时期日本的满蒙政策由三个方面组成：一是武力占领；二是掀起“满蒙独立运动”；三是勾结沙俄，进一步瓜分满蒙。这三个方面相互促进，成为一个政策的三个方面。下面就此三个方面，分别进行论述。
如前所述，满蒙政策与日本的反袁是有密切关系的。日本一直反对袁上台执政。但经南北议和，袁即将窃取革命果实，当上民国临时大总统。袁的上台必将进一步限制日本在满蒙的扩张。于是日本在袁上台之前，想用武力解决满蒙问题。山县有朋于1912年1月14日向陆军大臣石本新六建议：派遣一至两个师占领满蒙。他认为“现在是出兵满洲的适当时机”[132]。根据此建议，陆军省军务局局长田中义一拟派第十二师出师。但这一计划，如前所述，在国内遭到内阁、议会的反对，在国外受到列强的牵制。德国代理外交大臣亚米兹曼于1月31日对日本驻德大使杉村暗示：“倘若日本国政府在此时对清国采取单独行动，德国政府则万难同意。”[133]美国《纽约时报》也在2月4日发表《中国与列强》一文，警告日本不许单独出兵。日本在众目睽睽之下，不敢出兵占领。对此，山县极为恼火，说：“失去千载一遇之机会，实为国痛愤不堪。”[134]
在武力占领满蒙的阴谋未能得逞后，日本采取双管齐下的政策，即一面唆使大陆浪人掀起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一面勾结沙俄进一步瓜分满蒙。
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是在清朝政府即将崩溃之际，日本大陆浪人川岛浪速等人在陆军参谋本部和政府的支持下，要挟满蒙亲贵以“独立”为名出卖满蒙，而日本借机吞并为己有。这一运动与日本的反袁有密切关系。1911年10月袁出山掌管清廷军政大权时，日本利用满蒙亲贵反对袁。当时，驻清公使伊集院和公使馆武官青木少将以及浪人川岛浪速暗中支持和鼓励陆军大臣铁良和良弼，推翻袁的责任内阁，妄图建立以铁良为中心的君主立宪内阁。因此，当时在社会上也流传袁将辞去总理大臣之职的流言。1912年1月26日，汪精卫等在北京唆使彭家珍炸死坚决主张君主立宪的良弼。恰巧此时正是袁为当总统逼宫退位之际。这两件事的巧合，使满蒙亲贵胆战心惊，感到大势已去，清廷难保，只好丢掉王冠，四处逃命。趁此机会，大陆浪人川岛浪速等人在日本政府、陆军参谋本部及朝鲜总督寺内正毅等人的纵容和支持下，掀起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
川岛浪速是大陆浪人，曾被清朝政府任命为北京警务厅总监督，终日与清廷亲贵交游，和肃亲王善耆结拜为把兄弟。肃亲王曾主张黄种人同盟论，迎合了大陆浪人的大亚细亚主义。因此，他便成为日本拉拢的对象。川岛于2月2日在北京守备队队长菊池武夫的掩护下，唆使陆军军官宫内少佐等五人劫持肃亲王逃出北京城，路经秦皇岛，抵达旅顺。抵达旅顺后，日本外务省和陆军、海军省分别指示关东都督大岛对他严加保护，并予以优厚的待遇。
日本搞“满蒙独立运动”的目的是在“独立”的美名下独吞它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和肃亲王7月23日订立的《誓盟书》就说明此点。《誓盟书》共有六条：“第一条，南满铁路、安奉铁路、抚顺煤矿、关东州、旅顺、大连一带，日本所得权利等件，以后展为长期，以至永久。第二条，吉长铁路、吉会铁路，其他将来于满蒙布设一切铁路，均俟独立之复兴，经与大日本国政府协商，可从其如何办法。第三条，鸭绿江森林，其他森林、渔业、开垦、畜牧、盐务、矿山之事业，均协商以为两国合办。第四条，于满蒙地方，应允日本人之杂居事宜及一切起业。第五条，外交、财政、军事、警察、交通及其他一切行政皆求大日本国政府之指导。第六条，以上所订之外，如大日本国政府有如协商之件，统求指示，定当竭诚办理。”[135]另外，川岛又唆使松井清助大尉和木村直人大尉等陆军军官，把内蒙古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和巴林王带出北京，在内蒙古举事闹“独立”。喀喇沁王以卓索图盟五旗内所有矿山为抵押，向川岛借二十万日元，以便筹集举兵闹“独立”之经费。和川岛一起搞“满蒙独立运动”的高山公通大佐立即致电福岛参谋次长，希望陆军和政府予以帮助。他在电文中写道：“目前，在蒙古掌握各种权利之时机已到，故谓余上述二十万元外另寄五万元来备用。此次所贷款，大部分将使其用于举兵。”[136]内田外相接到高山大佐的电报后，喜出望外。2月2日训电伊集院公使：“帝国政府鉴于内蒙古东部与南满洲之间的密切关联，若能在该地区建立某种利权关系，在万一时可能对我国有利。”[137]17日他又训电伊集院公使：“我方所以提供此项借款，目的在于为将来留下地步，故利息不必过重，而以延长期限以收羁縻之效力为上。”[138]并指示他多加过问此事。结果，由大仓洋行出面，和喀喇沁王订立了借款九万日元的合同。但其全部款项“由政府支付，其发生之权利、义务亦均由政府承担”[139]。他们以此贷款购买日本军火，通过大连、公主岭，运往内蒙古境内，但途中被东北当局截获，发生了武装冲突。这样，暗中搞的“满蒙独立运动”，败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于是外务省和陆军参谋本部相继指令川岛浪速及高山公通停止活动。
在内蒙古举兵的阴谋虽然未能得逞，可是川岛浪速和喀喇沁王于1912年1月29日订立的十条契约却表明了日本吞并内蒙古为殖民地的野心。该契约写道：联合内蒙古成立统一团体；川岛推举喀喇沁王为首领，而喀喇沁王任川岛为总顾问，一切文武事宜都与川岛商量决定；未经日本允准，不得与俄国往来。[140]
以上事实说明，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是日本建立伪满洲国的第一次尝试，妄图在辛亥革命时期建立伪满政权。同时，“满蒙独立运动”以具体事实揭露了大陆浪人和政府、军部的内在关系。后来，内田良平等也勾结宗社党人，妄图掀起新的“满蒙独立运动”。这便显现了他们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充当别动队的原形。
日本在搞“满蒙独立运动”的同时，通过外交途径，勾结沙俄，进一步瓜分满蒙。满蒙历来是日俄两国的角逐之地。在日俄战争中，日本打败俄国，从俄国手中掠取了辽东半岛和南满铁路，迈出独吞满蒙的第一步。日俄战争后，由于美英的争夺，1907年7月和1910年7月，日俄两国前后订立两次秘密协约，划分在满蒙的势力范围。辛亥革命爆发后，两国都以为这是扩大在满蒙权益的良机。10月23日，俄国外交大臣沙查诺夫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本野一郎，探询日本对进一步瓜分满蒙的意向。他说：“根据1907年及1910年两次秘密协约，日俄两国关于分割满洲和蒙古问题已经有设想。只要时机一到，两国即可根据1907年协约中规定的分界线分割满洲，并可进一步商谈如何分割蒙古的问题。”[141]俄国首先对外蒙虎视眈眈，唆使活佛哲布尊丹12月1日在库伦宣布蒙古国的“独立”。接着，1912年1月11日便发表公报：“俄国对于蒙古具有重大利害关系，故不能无视事实上业已成立之蒙古政府；倘若蒙古与清国断绝关系，俄国政府即不得不同蒙古政府开展事务关系。”[142]不仅如此，俄国以外蒙为跳板，向内蒙古渗透。这样，俄国在进一步瓜分满蒙中占据了有利地位。
历来和俄国争夺满蒙的日本，不甘心落在俄国之后，立即采取行动。日本政府于1月16日拟定《关于缔结第三次日俄协约问题》之决议。决议写道：“在当前清国因此次事变而使蒙古问题即将展现一新局面之际，日俄两国就内蒙古问题签订某种协定，实为最佳机宜。”[143]日本政府当日训电本野驻俄大使就此探询俄国之意向。18日，本野大使面晤俄国外交大臣，转达本国训令。该大臣立即答称，对两国就此进行交涉不持异议，“随时均可接受商谈”[144]。这样，日本转被动为主动，并于1月22日急忙提出具体瓜分方案：
“第一，明治四十年七月三十日《日俄秘密协约》附加条款所定分界线应该加以延长。从托罗河与本初子午线东经一百二十二度交叉点以西地区起，分界线应沿乌珑楚尔河与木什画河至木什画河与哈尔达台河之分水点之处，由此地点起，再沿黑龙江省与内蒙古境界线以至于内、外蒙古境界线。
第二，以张家口至库伦间之大道为界，划内蒙古为东、西两部。以此为界，日本国政府承认俄国对该分界线以西部分之内蒙古享有特殊利益；俄国政府承认日本国对该分界线以东部分之内蒙古享有特殊利益。两缔约国约定，互不进行任何可能损伤对方特殊利益之干涉行动。”[145]
由此提案中看出，关于延长瓜分东北分界线的第一条，使日俄两国都能从中获得同等权益，双方没有多大矛盾。但第二条却触犯了俄国在内蒙古的权益。以张家口到库伦间之大道为界瓜分内蒙古，其东西面积虽然大体相同，但经济价值却大不相同。因此，俄国外交大臣说：“属于俄国势力范围之地域，概系不毛之地，对于俄国毫无实际价值，而连接北京至库伦间交通要道沿线地域，对于俄国最为重要。故以此通道为界划分两国势力范围，俄国方面无论如何不能同意。”[146]接着2月20日，俄国外交大臣向本野大使提交一份备忘录，驳回日本的提案。备忘录写道：“日本国所提协约草案，对于俄国来说，实际上切断了俄国向两个世纪以来即保有最重要利益的直隶省方面连接的途径。其结果，将使内蒙古境内俄国与日本国至少应享有同等程度之利害关系的部分，编入日本国的势力范围。”[147]因此，俄国拒不接受日本的提案，要求日本退让。
在俄国的强硬态度面前，日本不能不退让。4月2日，日本政府答复俄国政府：“将内蒙古分界线设定于上述通商要路以东之地。”[148]俄国借此就提出：“以通过北京之经度作为日、俄两国势力范围分界线最为公平。如此划界，则内蒙古境内与南满铁路关系较深的部分将全部归入日本国势力范围，而连接库伦—张家口间的几条通路将归入俄国势力范围”，并且趁机要求日本承认俄国在中国西部享有特权。[149]这是趁火打劫，妄图在清朝崩溃之际，进一步扩大在中国西部的权益。对此，内田外相于5月10日答复俄国：“在协约条文内公然承认俄国在西部中国享有特殊利益，则帝国政府无论如何不能同意。”[150]俄国外交大臣依然坚持己见，只是改变手法，妄图“以交换秘密文件形式加以规定”[151]。但日方不仅不同意，而且以恫吓的口吻说：“如果俄国政府坚持此种主张，帝国政府即不得不中止此项协约谈判。”[152]于是俄国不得不收回要求日本承认其在中国西部享有特权的提议。这一过程说明了日俄在瓜分内蒙古中的激烈争夺。
日俄瞒着其他列强秘密瓜分了满蒙。但纸包不住火，消息泄露在外。美国、德国等5月中旬分别向日本提出警告，反对日俄对满蒙的进一步瓜分。可是，日俄两国不顾其他列强的反对，1912年7月8日签订第三次《日俄秘密协约》，进一步瓜分了满蒙。这是日俄又一次宰割中国的一桩罪状，在帝国主义侵华史上写上了罪恶的一页。
上述满蒙政策在辛亥革命时期日本的对华政策中占据什么地位，起什么作用？满蒙政策不仅在日本的大陆政策中占据重要地位，而且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对华政策中占第一位。如前所述，在10月24日内阁决议中满蒙问题尤为突出，南方问题占第二位。日本政府、军部和大陆浪人向南方革命党人提供武器和贷款虽有在南方扩大权益的一面，但在另一方面依然是以“援助”为代价，割取满蒙。内田良平等大陆浪人曾直言不讳地谈过此点。因此，辛亥革命时期日本对南方的政策，在某种意义上是其满蒙政策的组成部分，从另一个方面补充了满蒙政策。
满蒙政策较为突出、较为集中地说明：辛亥革命时期日本的对华政策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和扩大其在华权益。满蒙政策虽有干涉、破坏辛亥革命的一面，但这是次要的，而且干涉、破坏的目的依然在于扩大在满蒙的权益。
满蒙政策在日本的反袁外交中也占据一定地位。满蒙政策和日本向革命党人提供贷款、武器大体都是袁任临时大总统前后开始的。这在外交态势上自然形成对袁世凯的南北夹攻，牵制了亲英美的袁世凯。
注释
[1]列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全集》第23卷，第114页。
[2]栗原健编著：《对满蒙政策史的一个侧面》，原书房1981年版，第82页。
[3]北冈伸一：《日本陆军与大陆政策》，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年版，第66页。
[4]臼井胜美：《日本与中国——大正时代》，原书房1972年版，第2页。
[5]栗原健：前揭书，第289页。
[6]栗原健：前揭书，第289页。
[7]栗原健：前揭书，第290页。
[8]栗原健：前揭书，第290页。
[9]栗原健：前揭书，第290页。
[10]栗原健：前揭书，第288页。
[11]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48页。
[12]《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57～58页。
[13]彼得·洛：《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五年的英国与日本》，麦克米伦出版社1969年版，第63～64页。
[14]《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383～284页。
[15]《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388页。
[16]《英国蓝皮书》，中国第1号（1912年），第58页。
[17]《英国蓝皮书》，中国第1号（1912年），第55页。
[18]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12年），第50页。
[19]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12年），第52页。
[20]《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378页。
[21]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第246页。
[22]《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499～500页。
[23]《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501页。
[24]《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56～57页。
[25]守屋典郎：《日本经济史》，周锡卿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62页。
[26]黑龙俱乐部编：《国士内田良平》，原书房1967年版，第506页。
[27]黑龙俱乐部编：前揭书，第508～509页。
[28]黑龙会编：《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中卷，原书房1966年版，第538页。
[29]鹿岛守之助：《日美外交史》，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58年版，第104～105页。
[30]黑龙会编：前揭书中卷，第551页。
[31]臼井胜美：前揭书，第5页。
[32]《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58页。
[33]《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406～407页。
[34]《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406～407页。
[35]《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379页。
[36]《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451页。
[37]野泽丰：《辛亥革命与大正政变》，见《论集日本历史第12卷·大正民主》，有精堂1977年版，第55页。
[38]野泽丰：前揭论文，见《论集日本历史第12卷·大正民主》，第65页。
[39]臼井胜美：前揭书，第10页。
[40]野泽丰：前揭论文，见《论集日本历史第12卷·大正民主》，第54～55页。
[41]山本四郎：《辛亥革命与日本的动向》，《史林》1966年第49卷第1期，第43页。
[42]《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419页。
[43]《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438页。
[44]《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438～439页。
[45]《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441页。
[46]《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436页。
[47]《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441页。
[48]《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437页。
[49]《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451页。
[50]杨度：《上资政院陈情书》，第79页。
[51]《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451页。
[52]《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458页。
[53]《英国蓝皮书》，中国第1号（1912年），第120页。
[54]《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458页。
[55]《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461页。
[56]《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469页。
[57]《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458～459页。
[58]《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465页。
[59]《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468页。
[6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7页。
[61]北冈伸一：前揭书，第92页。
[62]《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230页。
[63]曾村保信：《近代史研究——日本与中国人》，小峰书店1952年版，第145页。
[64]曾村保信：前揭书，第146页。
[65]曾村保信：前揭书，第148页。
[66]野泽丰：前揭论文，见《论集日本历史第12卷·大正民主》，第72页。
[67]内阁首相山本权兵卫是海军大将，这也反映了陆军和海军的矛盾。
[68]栗原健：前揭书，第103～113页。
[69]臼井胜美：前揭书，第39页。
[70]《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二年第2册，第504页。
[71]《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609～610页。
[72]《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609～610页。
[73]《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612～613页。
[74]入江启四郎：《辛亥革命与新政府的承认》，见植田捷雄编：《近代日本外交史研究》，有斐阁1956年版，第242页。
[75]《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615页。
[76]《日本外交文书》第45卷第2册，第12页。
[77]《日本外交文书》第45卷第2册，第16页。
[78]《日本外交文书》第45卷第2册，第18页。
[79]《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二年第2册，第8页。
[80]《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二年第2册，第14页。
[81]入江启四郎：前引论文，见植田捷雄编：前引书，第261～262页。
[82]彼得·洛：前揭书，第93页。
[83]《日本外交文书》第45卷第2册，第22页。
[84]《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二年第2册，第10页。
[85]入江启四郎：前引论文，见植田捷雄编：前引书，第269～270页。
[86]《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二年第2册，第25～26页。
[87]《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二年第2册，第59页。
[88]《政府公报》第615号，1913年10月11日。
[89]《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50～51页。
[90]《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112页。
[91]《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277页。
[92]《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277页。
[93]黑龙会编：前引书中卷，第441页。
[94]《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26、36号文书，第211页。
[95]《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26、36号文书，第214页。
[96]《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26、36号文书，第223页。
[97]鹿岛守之助：《日英外交史》，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59年版，第472页。
[98]《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185页。
[99]《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185页。
[100]臼井胜美：《日本与辛亥革命——其侧面》，见《历史学研究》1957年第207号。
[101]《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142～143页。
[102]《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143页。
[103]《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146页。
[104]《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142页。
[105]陈旭麓等主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辛亥革命前后》，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5页。
[106]陈旭麓等主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辛亥革命前后》，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0页。
[107]陈旭麓等主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辛亥革命前后》，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1页。
[108]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第232页。
[109]曾村保信：前揭书，第146页。
[110]山本四郎：前揭论文，见《史林》1966年第49卷第1期，第48页。
[111]《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294页。
[112]《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301～302页。
[113]《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301页。
[114]《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398页。
[115]《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213页。
[116]《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312页。
[117]臼井胜美：前揭书，第33页。
[118]山浦贯一编：《森恪》，森恪传记编辑委员会1940年版，第402～406页。
[119]北冈伸一：前揭书，第99页。
[120]北冈伸一：前揭书，第99页。
[121]彼得·洛：前揭书，第59页。
[122]彼得·洛：前揭书，第68页。
[123]《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12年，第62页。
[124]宫崎龙介、小野川秀美编：《宫崎滔天全集》第3卷，平凡社1972年版，第253页。
[125]宫崎龙介、小野川秀美编：前揭书第2卷，第650页。
[126]曾村保信：前揭书，第141～142页。
[127]宫崎龙介、小野川秀美编：前揭书第2卷，第639页。
[128]黑龙俱乐部编：前揭书，第538页。
[129]黑龙俱乐部编：前揭书，第544页。
[130]《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50页。
[131]《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51页。
[132]内田康哉传记编纂委员会、鹿岛研究所出版会编：《内田康哉》，第181页。
[133]《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530页。
[134]山本四郎：《辛亥革命与日本的动向》，《史林》1966年第49卷第1期，第45～46页。
[135]曾村保信：《辛亥革命与日本》，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日本外交史研究——日中关系之展开》，有斐阁1961年版，第50～51页。
[136]《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367页。
[137]《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367页。
[138]《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269页。
[139]《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372页。
[140]黑龙会编：前揭书中卷，第326～328页。
[141]《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501页。
[142]《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526页。
[143]《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287页。
[144]《日本外交文书》第45卷第1册，第50页。
[145]《日本外交文书》第45卷第1册，第56～57页。
[146]《日本外交文书》第45卷第1册，第70页。
[147]《日本外交文书》第45卷第1册，第72页。
[148]《日本外交文书》第45卷第1册，第74页。
[149]《日本外交文书》第45卷第1册，第78页。
[150]《日本外交文书》第45卷第1册，第81页。
[151]《日本外交文书》第45卷第1册，第82页。
[152]《日本外交文书》第45卷第1册，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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