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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业互补型经济关系
- 三、产业互补型经济关系
- 📚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全套 18 卷）

作者：吴廷璆等

三、产业互补型经济关系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产业内贸易及外包委托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加之跨国企业实施全球资源配置等因素，中间品开始成为贸易构成的主体。从1995年到2009年，全球中间品出口规模已经从27740亿美元倍增至53730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4.8%。^[1]中间品贸易的发展，极大地推进了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的形成以及区域一体化进程。东亚地区成为世界生产加工中心，2009年其中间品进口总额超过出口，其最终产品出口北美、欧盟以及东亚本地各约三分之一。

中国逐渐成为东亚生产加工中心，2009年其中间品进口占到整个亚洲的33%以上。^[2]日本则成为中间品出口中心，承担着中国、韩国、东盟等国家和地区的零部件供给。作为全球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中国与日本之间建立了紧密的经济联系。它们不仅成为全球制造中心——东亚经济圈的驱动双核，双边贸易量也仅次于中美位居世界第二，日本还是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的最大来源国。另外，两国未来在环境、金融、能源以及“宜老社会”建设等领域的合作空间巨大。

经济重心东移与东亚生产网络

冷战结束前后，信息技术革命打开了通往全球化生产之路，模块化革命^[3]更是使生产分工变得简单易行，一个全球产业分工体系逐步形成。全球经济格局发生的深刻变革，远远超过国际政治格局变化的速度和深度。如今，以东亚为主的新兴经济体已经成长为全球经济的重要支柱，世界经济结构也从原来以欧美日为主体的框架，逐步演变成为今天以东亚经济圈、欧盟经济圈和北美自贸区为核心的新体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至20世纪90年代，世界经济运行的三大核心是西欧国家、美国和日本。直到1990年，作为欧盟（EU）前身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区域内贸易已达9923亿美元规模，是整个东亚地区的3.4倍（2909亿美元）。作为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前身的美加自贸区，其贸易规模也达2106亿美元。在东亚地区，以日本为中心的贸易规模为3730亿美元，而当时中日双边贸易额仅有375亿美元。^[4]

步入21世纪后，全球经济格局已经悄然巨变。虽然欧美日仍是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但新兴国家已经崛起为全球经济的重要力量。到了2010年，全球经济重心“东移”的特征更加显著。作为一个整体，东亚经济圈已经彻底取代了过去由欧美日所主导的世界制造中心。该经济圈大致由两大阵营所构成：一个是以中国为主体、东盟为补充的组装加工中心；另一个是以日本为主体、韩国逐步加入并成为重要力量的中间品生产中心。加之日本以及韩国对中国和东盟的直接投资不断增长，一个紧密关联、产业链互补特征显著、区域分工完善的东亚经济圈逐步形成。2008年东亚生产的最终消费品出口美国达2500亿美元规模，对欧盟27国的出口为2200亿美元，两者占总出口比分别为28.6%和25.7%。^[5]

与欧盟经济圈和北美自由贸易圈相比，东亚经济圈具有三大显著特征：其一，东亚属于典型的生产分工型经济圈，不同于1951年《巴黎条约》起步、由各阶段性条约所组成的缔约型经济圈型的欧盟；其二，东亚式的产业分工模式，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建立起紧密联系，与此相反，尽管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内部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也参差不齐，但基本上以发达工业国家为主导力量；其三，东亚经济圈对内贸易以零部件等中间品为主，对外贸易则以最终消费品为主，并以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两大经济圈为重要出口目的地，成为典型的世界出口加工生产中心。

东亚四极体制与中日“驱动双核”

在东亚经济圈中，中国、日本、韩国和东盟之间建立起紧密的经济关系，形成了相互补充的东亚生产网络（见图12-2）。中国成为世界生产加工中心，2010年对北美贸易规模达到4285亿美元，对欧盟出口也达到3729亿美元。2013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更是达到4.16万亿美元规模，其中对美国出口顺差达2159亿美元、对欧盟顺差1190亿美元；相反对日本有120亿美元的逆差。由于中日关系遇冷，中国企业出现以韩国、台湾替代从日本进口零部件的趋势，导致中国大陆对韩国出现919亿美元、对台湾地区出现1160亿美元规模的贸易逆差。

图12-2 东亚生产网络与世界主要经济区域贸易图（2010年）

资料来源：経済産業省：『通商白書2013』，第57頁。

迅速发展的区域内中间品贸易成为东亚产业分工状况的真实写照。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前的2000年，日本虽然已经是东亚中间品的最大出口国，但其对东盟、中国和韩国的中间品出口规模仍停留在1018亿美元，韩国还不到日本一半，为454亿美元，整个东亚四极之间的中间品贸易规模为2358亿美元。然而，到了2009年，以中国为中心的中间品贸易规模实现了倍增：中日之间的中间品贸易额达到1238亿美元；中韩之间也达到1040亿美元；中国与东盟之间为1077亿美元（见图12-3）。

2009年中国、日本、韩国和东盟“四极体制”之间的中间品贸易规模总量达到10556亿美元，充分印证了东亚地区已经建立起紧密协调的生产网络的事实。该生产网络具有如下显著特征：

第一，东亚地区已经建立起紧密的互补性产业分工关系。在东亚四极之间，中间品贸易流向具有显著的双向性特征，这表明了贸易双方之间的经济产业融合度。例如，在贸易规模最大的中日之间，2009年日本出口中国高达881亿美元，但同时，中国对日本的出口也已经增至357亿美元规模，比2000年增长了2.57倍。

图12-3 东亚中间品贸易与“四极体制”

资料来源：柳瀬「東アジア生産ネットワークの変化と震災余波」，『住友信託銀行調査月報』2011年5月号，第2頁。

第二，同为东亚地区的生产加工中心，中国虽与东盟建立起紧密的关联，但中国的发展速度远远高于东盟。从2000年的东亚中间品贸易来看，东盟的规模已经有1305亿美元，而当时中国仅为962亿美元。从进口中间品贸易来看，东盟是721亿美元，中国仅有660亿美元。但2009年这种情况发生逆转，中国中间品贸易规模达到3355亿美元，远远超过东盟的2495亿美元；从中间品进口来看，中国进口2266亿美元，东盟为1243亿美元。

第三，同为东亚地区的中间品供给中心，日韩之间联系紧密，但韩国发展速度更快，甚至出现替代日本的趋势。2000年日本对东亚的中间品贸易规模已经达1587亿美元，特别是出口额达到1018亿美元；而韩国当时总规模仅为862亿美元，出口额454亿美元，不及日本的一半。但到了2009年，韩国中间品贸易规模增长了2.4倍，达2026亿美元；日本则增长了1.7倍，为2680亿美元。

第四，考虑海外直接投资因素，日本不仅仍是东亚最大的中间品供给中心，它还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广泛参与到中国、东盟和韩国的生产加工中。日本一直是东盟地区的最大投资国，对华投资也列发达国家之首，并且还是韩国的重要投资国。截至2011年底，在日本对外总共74.8万亿日元累计投资余额中，东盟占比11.5%（8.6万亿），中国占比8.6%（6.4万亿），韩国占比1.9%（1.4万亿）。^[6]

总之，从经济规模总量和东亚四极体制来看，很显然，位居世界第二和第三位的中日两国成为东亚经济圈的两大核心驱动力。

走向战略互惠型的中日经济关系

战后中日经济关系起步于1952年的《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但直到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前，两国经济关系仅限于传统的贸易关系，且贸易额在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前的1971年仅为9亿美元规模。1978年邓小平访日之后，日本对华投资的大门打开，双边贸易也开始增加。日本对华投资高潮出现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伴随大批日企来华经营，两国经济关系发展到更广领域和更深层次。

第一，中日双边贸易特征体现了产业互补特征。

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是中国最大的进口国，体现了“全球制造加工中心”离不开“中间品供给中心”的现象，表明两国之间产业互补特征显著。具体而言，中日间的中间品贸易具有如下特征：一是中间品贸易占比不断增长，两国产业融合度不断提升；二是中国对日出口中的中间品不断增长（2012年为37.2%），中国产业升级开始加速；三是日本对华出口中间品占比有所降低，但仍维持在总额的三分之二左右（2012年为65.7%）。^[7]

从中日贸易总额发展趋势来看，除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导致2009年双边贸易下降之外，基本维持了稳定增长趋势。在钓鱼岛争端激化的2012年，中日贸易总额虽然同比下降3.9%，但仍维持在3295亿美元，稳居中美贸易额（4847亿美元）之后，排名全球两国间贸易的第二位。对于日本而言，自2007年以来中国就超过美国成为其第一大贸易伙伴。相反，对于中国而言，日本则一直是其最大进口国，特别是零部件进口占比最高。

中日两国贸易发展趋势也体现了近年全球产业分工的发展轨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加速，把中国作为其全球体系下的生产加工中心。中日间的产业互补特征更加显著，2003年中日贸易突破20万亿日元（约合2600亿美元）大关，到2010年达到26.5万亿日元，突破3000亿美元大关（见图12-4）。

图12-4 中日贸易的发展趋势（2003—2012年）（单位：亿日元）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日本财务省贸易统计制作。

第二，日本是中国最大的外资和技术来源。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除香港地区之外，外资的最大来源就是日本。在发达工业国家中，日本对华投资始终位居前列。截至2010年，日本对华累计投资达到735.6亿美元，占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的6.6%。相反，中国对日投资刚刚起步，今后伴随日本国内经济结构变化及其相关改革的实施，中国对日投资的潜力巨大。

1985年的日美“广场协议”是日本大举实施对外投资的重要起点。对华投资也起步于此，但是，日企真正掀起大规模对华投资热潮却是中国加入WTO之后。2001年日本对华投资首次突破20亿美元规模，2004年又突破了50亿美元大关（见图12-5）。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之后，日本对华投资出现新的热潮，当年对华投资出现同比骤增74%，突破100亿美元大关，总计投资达126亿美元。2012年继续保持增长，创下了对华投资134亿的峰值。除了在发达国家中对华投资数额第一以外，日本对华投资结构以制造业为主（占比超过60%），对促进中国的技术进步贡献较大。

图12-5 日本对华投资趋势（2001—2012年）（单位：100万美元）

资料来源：根据JETRO数据整理制作。

第三，中日未来经济合作空间巨大，对世界具有重要影响。

作为东亚经济圈的驱动双核，中日之间已经建立起非常紧密的经济关联，而且，鉴于两国经济发展的互补性，互惠共赢特征明显，未来合作空间巨大。以金融合作为例，2012年中日金融合作刚刚起步，中国成为日本国债的海外最大持有国，截至2012年年底持有量已达20万亿日元。与此相应，日本也持有中国国债达650亿元人民币，并成为发达国家中第一个将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的国家。而且，在日本设立分支机构的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工行、农行、中行、建行）最近吸收存款能力迅速增强，截至2013年9月，存款余额已达9925亿日元，占驻日外资银行总量的15%。^[8]

中日之间的金融合作将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有利于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和深化。除此之外，鉴于两国当前所面临的课题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双方在环境、能源、就业以及“宜老社会”建设等领域进行合作，具有很大潜力和广阔的空间。

注释

[1]ユベール·エスカット、猪俣哲史編著：『東アジアの貿易構造と国際価値連鎖』アジア経済研究所，2011年，第77頁。

[2]ユベール·エスカット、猪俣哲史編著：『東アジアの貿易構造と国際価値連鎖』アジア経済研究所，2011年，第81頁。

[3]模块化（Modularity）革命是指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计算机生产领域出现以按模块为单元进行设计生产的生产方式革命。70年代以后，这种生产方式蔓延至整个半导体产业，90年代，又伴随信息技术革命和IT化浪潮而向汽车等产业拓展。今天，模块化已成为经济学与管理学界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4]経済産業省：『通商白書2012』第178頁。

[5]経済産業省：『通商白書2012』第180頁。

[6]日本銀行：『直接投資残高（地域別かつ業種別）』.http://www.boj.or.jp/statistics/br/bop/index.htm/，2014年3月21日。

[7]増田耕太郎：「中国の対日中間財貿易」、『季刊国際貿易と投資』Autumn2013/No.93，第136頁。

[8]玉木淳，森本学：「日中、金融は急接近 4大銀が日本で預金1兆円調達」、『日本経済新聞』2014.4.28。

三、产业互补型经济关系

三、产业互补型经济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