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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廷璆 等
选自《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四、日美欧一体化趋势与日本立场
四、日美欧一体化趋势与日本立场
最近,日美欧似乎正在走出“特朗普冲击”,迈向经贸一体化道路。其拐点是2018年7月17日达成的日欧EPA,这项旨在2019年春季生效的贸易协议将催生出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圈。之后,又上演了一出美欧和解,特朗普总统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发表一份联合声明,宣称停止纠葛走向协商。两周之后,日美也开始所谓FFR(自由、公正和互惠)的部长级贸易磋商,试图构建双边新贸易体制。接下来又是美墨(西哥)宣布达成新贸易协议,NAFTA似乎也在“起死回生”。
是什么让日美欧化干戈为玉帛,此前的矛盾隔阂真的已一笔勾销了?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其背后还有更深层的错综复杂关系。
世界经济格局迎来“川普动荡”
英国脱欧、美国第一主义、欧洲大规模反移民运动以及WTO陷入多哈回合困境等,动荡不安成为今年全球社会发展的突出特征。问题的本质在于冷战之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变,加之技术进步以及模块化生产方式革命等因素,二战后所建立的全球经济秩序遭遇了严重挑战,作为传统规则“缔造者”的美国,甚至率先变成了规则的“破坏者”。
它首先体现在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根据IMF数据,1980年新兴市场国家的全球GDP占比仅为22.9%,直到2000年也不过25%。但之后形势大变,2010年其占比突破34%,2015年甚至逼近40%(38.8%)。[1]与此相反,发达国家GDP占比近年来迅速下降,2017年日美欧全球占比已从2007年63%下滑至52%,降幅11%!这一过程中,中国经济崛起最引人注目,目前其GDP全球占比已经突破15%,而在加入WTO之前的2000年却仅为3.6%。中国对意、法、英、德、日等G7成员的赶超仅用了十几年,这引发了美国的高度警觉,奥巴马时代就试图以TPP对之进行“围剿”,2018年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把中国定义为美国长期“战略竞争对手”。
其实,全球价值链体系的形成与调整才是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深层原因。冷战结束令东西之间政治解冻,随之而来的IT革命、模块化革命又带来了国际分工,最终形成了横跨各国的全球价值链体系,实现了低成本全球资源配置。苹果公司堪称最具代表性的时代变革“弄潮儿”,它组织起一个“美国设计、日韩采购、中国生产、世界销售”的全球价值链。正是因为及时融入了该价值链,中国才向世界展示了迅速崛起的“大戏”,不仅其经济总量迅速赶超至世界第二,其贸易规模更是跃居世界第一,而且,“苹果因素”也极大推升了对内直接投资的增长,其全球占比从加入WTO前的2.5%迅速拉升至2016年的5.1%。
由于变革仍在继续,加之各国的利益诉求难以协调和统一,这就导致了“规则落伍于时代”的现象,二战之后创建的全球经贸体制越发难以适应实际需求。以迅猛发展的电子商务为例,这一1979年英国最先创造的“在线销售”模式在“蛰居”近20年之后,终于伴随因特网普及而得以在全世界迅速蔓延,2015年其规模已超过25万亿美元。[2]中国再次被世界瞩目,它很快就发展成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市场。面对这一新生事物,旧体制无可避免地出现监管缺位,虽然WTO1998年就进行了是否课税等讨论,但意见纷杂难以达成共识,各国便从自身利益出发制定了各不相同的规则。
面对动荡不定的新形势,美国曾试图以构建TPP的新框架来再次领航,但特朗普上台之后却“另起炉灶”——他放弃“多边”而提倡“双边”,其本质是要维护“美国第一”。于是,乱局变得更为严重。
日本的“适应性”与主导意愿
相较于美国的“焦躁”,日本似乎更“适应”世界经济的新格局,与此同时,也努力争夺对世界经济贸易体制新框架的主导权。
日本的“适应性”主要源于三个原因:一是日本在全球价值链的占位不断上移;二是日企全球化经营不断深化,国际竞争力得到提升;三是日本经济更依赖于全球自由贸易体制,多边框架其最佳选择。
一般认为,自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日本就已一蹶不振,近年频发的企业丑闻更让人们对此深信不疑。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截至2017年3月日本全行业企业经常利润是1992年的3.7倍,企业利润剩余(除金融保险业)也突破406万亿日元,相当于GDP八成以上。[3]企业盈利能力明显提升,制造业大企业销售利润率已突破8%,紧逼美国而超过了英德等欧洲企业。[4]向价值链上游转移是日企盈利能力提升的重要原因。以半导体为例,曾占全球半壁江山的日本半导体终端产品,到2010年已下滑至不足四分之一。然而,在高附加值的半导体设备及材料领域,日本却控制了四成和七成市场。
成功的全球经营是日本适应性另一体现。数据显示,当前日本已是“四分之一生产”和“六成销售”在海外,也就是说,仅从GDP视角已难以准确把握日本经济的实力。其对外投资也印证了这一点,2017年底日本对外直接投资额15508亿美元,其中,对美投资高达4913亿美元,对英、荷以及中国的投资均超千亿美元。
为了确保海外利益,日本高度关注世界新框架的发展,试图获得主导权。以TPP为例,日本一波三折的态度转变就是很好例证。新西兰、智利、新加坡、文莱等“P4”早在2002年就倡议构建太平洋FTA机制,但这艘“小船”未能激发日本关注。在美国成为“船长”并明确“航向”(高水平贸易协定)之后,担心错过这班“公共汽车”的日本变得态度积极。在美国“弃船”之后,日本却以“全面、先进”的贸易体制(CPTPP)而继续推进。今年6月,还率先在国会通过,试图领航全球多边贸易机制发展,并以此牵制贸易保护主义的美国。
对美关系是日本主导战略的核心。因为美国不仅是旧秩序制定者,同时也拥有着全球最强的经济力量(2017年世界GDP占比24%),加之日美同盟又使日本在安全保障方面依赖美国。日本一方面通过TPP多边框架等“外围”来对美国形成压力,同时也从正面出击,向美方提出FFR双边磋商,主动回应美国倡导的两国FTA。此外,它还加大进口美国LNG(甚至不惜转卖东南亚),显示积极消解贸易逆差的努力,还向美方陈情,告知在美日企不仅促进了当地就业,还创造了700亿美元出口贡献。[5]与欧盟签署EPA也是日本“围魏救赵”的重要成果。记者会上,安倍没有过分渲染这个全球GDP占比3成[6]、贸易额4成的巨大贸易圈[7],而突出强调了其战略意义,“对进一步宣扬自由贸易体制的重要性具有重大意义”。
全球价值链面临重塑的巨大压力
2005年托马斯·弗里德曼出版的《世界是平的》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经济全球化、全球价值链以及技术进步确实极大改变了世界。之后,皮凯蒂在其《21世纪资本论》也指出西方世界收入分配差距在不断扩大,尽管作者并未明确反对经济全球化,但显然也在对资本主义发展提出质疑。
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力量对比骤变让前者难以适应。根据IMF统计数据显示,1980年之际,全球新兴市场国家的GDP总占比仅为22.9%,甚至到2000年也不过25%。然而,之后却形势大变:2010年新兴市场国家占比突破全球GDP的34%,2015年甚至逼近40%(38.8%)。与此相反,发达国家GDP占比却出现迅速下降,2017年的日美欧全球占比下滑至52%,十年前则是63%。
调整当前有利于新兴市场国家的全球价值链,西方社会不断出现反思和质疑全球化的声音,英国脱欧、特朗普“美国第一主义”以及近年欧洲地区爆发的大规模反移民运动等,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逆流。例如,特朗普时代“美国第一主义”理念变得极其赤裸,他甚至动用政治手腕,要把全球价值链更多转移到美国,甚至要求跨国公司扩大对美国的投资。
如何应对这场美国掀起的全球价值链重塑,这对参与其中的世界各国都形成严峻考验。例如,特朗普已成功对北美自贸体(NAFTA)进行了“改造”,甚至连名称都变成了美加墨协定(USMCA)。作为全球价值链重要构成的“东亚生产网络”同样也将面临这种压力,正在进行的中美贸易谈判、日美贸易谈判都是这场巨大博弈的角力场。
(本章内容主要选自三篇论文,分别刊载在《世界知识》2017年8期《日本如何在东南亚构建“强大影响力”》;《国际问题研究》2008年第5期《试析日本的环保外交》;《环球财经》2017年1、2期合刊《全球化“逆流”将给日本经济带来严峻挑战》等)
注释
[1]日本経済産業省.通商白書2012年版,p6.
[2]JETRO.世界貿易投資報告2017年版,p89.
[3]財務省.「年次別法人企業統計調査 概要」平成28年度,https://www.mof.go.jp/pri/reference/ssc/results/h28.pdf,[2017-9-1]
[4]张玉来.日本制造业新特征及其转型之痛,《现代日本经济》2018年第4期,pp36-39。
[5]日经中文网.日本对美贸易的杀手锏是安倍,2018.7.30:http://cn.nikkei.com/columnviewpoint/viewpoint/31524-2018-07-30-05-00-47.html。
[6]日欧(盟)GDP总和约为21.3万亿美元,占世界的 28.4%。
[7]2017年EU进出口总额117277亿美元,日本进出口总额13682亿美元,二者合计占世界(350620亿美元)的37.35%。JETRO.世界貿易投資報告2018年版,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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