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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倾斜生产方式”辨析
- 四、“倾斜生产方式”辨析
- 📚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全套 18 卷）

作者：吴廷璆等

四、“倾斜生产方式”辨析

倾斜生产方式作为战后初期日本政府强制推行的一项产业政策，历来受到有关研究者的重视。应该说，有关这一政策形成、实施过程的实证性考察及其得与失的理论性探讨已经比较深入。尽管如此，笔者仍认为有必要从新的角度、用更广阔的视野重新认识倾斜生产方式的性质、特征，以及它在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史中的地位和现实借鉴意义。

（一）倾斜生产方式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日本社会进入一个非常历史时期。作为战败的直接后果，便是经济危机的全面爆发。与战前（1934—1936年平均）同期相比，工业生产下跌速度惊人，1945年8至12月间，生产资料生产指数为10，生活资料生产指数为25，许多重要工业企业或因被指定作为赔偿对象或因原材料不足而处于歇业状态。生产的急剧萎缩，引起社会供求关系严重失衡，到1946年底，消费物价上涨八倍多，黑市价格涨势更为凶猛，为同期公价的七八倍。生产和消费的恶性循环，已经把日本国民经济逼到濒临崩溃的边缘。

如何摆脱经济危机，恢复经济稳定？“留守政府”东久迩内阁的办法是，为防止企业因资金不足破产和金融危机的连锁效应，紧急发放266亿日元“军事补偿费”和295亿日元金融贷款。结果不但未能扼制生产的急剧滑坡，反而因信用管理严重失控，导致通货膨胀恶性发展。

其后，币原内阁转而采取了强化信用管理的“经济危机紧急对策”，强迫国民过“500日元生活”，通货膨胀虽曾一度得到控制，但时隔不久，通货膨胀又以更为凶猛之势卷土重来。

1946年5月，石桥湛山出任吉田内阁大藏大臣，他认为当时的通货膨胀不是因需求过大发生的，因此单靠通货紧缩政策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国家财政的目标应该是“给国民工作，使产业复兴，实现完全就业，加强国民经济活动”。^[1]结果，恢复和发展生产成为吉田内阁经济政策的核心，通过设立复兴金融公库发放政府贷款、恢复价格补偿金等所谓“积极财政政策”予以配合。但是，这一政策也未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不但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生产也于同年9月呈现停滞倾向。

东久迩内阁的政策姑且不论，币原内阁经济政策的失败，在于它采取的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办法，在超乎寻常的短缺经济下，如果不改变生产萎缩、供给不足状况，单靠加强信用管理，是堵不住通货膨胀的狂涛的。石桥湛山的“积极政策”虽然也在实践中受挫，但却不能因此否定其政策的合理性。石桥阐述的单靠流通、分配领域的经济紧缩不能消除通货膨胀，只有发展生产、扩大就业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观点，是符合当时日本经济实际、抓住了问题本质的。但是，一种政策从出台、实施到取得成效有一个周期。在这个过程中，惯性原理还将继续发挥作用，甚至会以更为剧烈的形式表现出来，特别是在生产极度萎缩与恶性通货膨胀互为因果的两难状况下更是如此。事实上，从其后日本政府推行的经济政策看，除了实施方法和手段上更加系统完善外，主体上并未脱离石桥所确定的路线。因为在石桥所推行的“积极政策”中，已明确提出重点支持煤炭、粮食增产，建立并开始实行价格补贴金与复兴金融贷款制度，倾斜生产方式已初具雏形。

正当石桥的“积极政策”严重受阻，日本政府重新彷徨于政策选择的十字路口之时，对美申请进口物资谈判取得进展，并构成战后最初的产业政策——倾斜生产方式得以确定的直接契机。

1946年7月，内阁总理吉田茂拜会麦克阿瑟时，痛陈经济面临资金和原材料短缺两面夹击的苦衷，恳求美国网开一面，紧急援助日本一批物资，以使日本度过难关。据记载，当时麦克阿瑟表示同情，要求日本政府先提交一份进口物品申请单。

然而，当时的日本几乎无所不缺，各省厅提交政府的进口物品竟达数百种之多，压缩后仍有90余种。提交给占领当局，不但得不到批准，还难免遭到训斥。帮助政府解开这一难题的是吉田茂的私人咨询组织——午餐会，其中的主要成员有有泽广巳、大来佐武郎等。最后，在午餐会的建议下，吉田于8月30日将包括20种物品的紧急进口援助申请递交给占领军总司令部。

然而，总司令部9月18日的答复是：可以进口盐、生铁和汽油，钢材原则上可以进口，但年内因美国国内市场尚很紧缺，进口无望；其他如铅、锡、铜、重油、电车、羊毛等申请均未获准。总司令部认为，美国虽有能力向日提供重油，但那样将“阻碍（日本的）煤炭生产”，并批评日本政府“在煤炭增产措施及重要资材的重点分配方面没有付出足够的努力，要求日本方面反思”^[2]。

据有泽广巳的回忆，当时午餐会成员认为，在申请进口物品中，对经济复兴至关重要的是钢材和重油，而这两种物品竟一个未获批准，钢材因世界性短缺尚可理解，重油本可进口却未获批准，必须努力争取。他们建议吉田总理一定设法说服总司令部改变“进口重油会阻碍煤炭生产”的看法。理由是进口重油用于炼钢，增产的钢材投入煤矿，这样煤炭产量一年内可增加30%，达到3000万吨。煤炭增产又可以反过来促进炼钢、火力发电及化肥生产的需要，使工农业生产出现转机，国民总生产则可以一举恢复到1930年的水平。果然，麦克阿瑟原则接受了吉田的建议，表示日本如能产煤3000万吨，美国就会提供重油。

为此，1946年11月5日至翌年1月底，以有泽广巳为委员长的煤炭小委员会共举行16次会议，从各种角度反复探讨生产3000万吨煤炭的可能性及政策问题。

有泽在1946年12月10日发表的《挽救日本经济的败局》一文中，从生产内部循环的角度出发，指出不解决生产问题，就无法实现经济的复兴与稳定，而工业生产的“隘路”在于原材料严重短缺。在国际市场被封闭的情况下，只有煤炭才是可以发掘利用的工业基础原料资源，因此，当务之急是“把一切经济政策都集中地倾斜于发展我们能够处置的、唯一的基础性原料——煤炭生产上”，以此为杠杆，改善其他基础产业之间的原材料生产和供给，以带动整个产业的全面复兴。有泽称这种经济是“向煤炭倾斜的经济”，并把通过计划和组织来推进煤炭生产的理论称作“倾斜理论”^[3]。同月初，占领当局终于批准日本政府第二次紧急物资进口申请，其中包括每月对日出口重油1.3万千公升。

1946年12月27日，吉田政府作出《昭和21年度第四季度基础物资供给计划及实施要领》决议，确定1947年煤炭生产目标为3000万吨。决议指出，为了突破经济危机，必须断然实行重大的政策转变，这种转变“将带来日本经济重建的决定性契机”，为此今后“国内的一切施策将集中地指向煤炭的增产”。这一决议标志着战后最初的产业政策——倾斜生产方式的诞生。

（二）以统制为前提的政策实施要点

倾斜生产方式作为日本战后非常时期的产物，其推行的成功与否，不仅关系到日本能否摆脱经济危机，而且关系到日本经济未来的命运。为此，日本政府是竭尽死力、下了赌注的，作为政策的实施手段，则是非同寻常的经济统制。直接领导实施该项政策的，是1946年8月正式成立、有“经济内阁”之称并令人“闻风丧胆”的经济安定总部。

为确保倾斜生产方式贯彻实施，经济安定总部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国民经济统制体系，利用国家政权的权威，强制推行重点扶植发展煤炭、钢铁等产业的倾斜政策。

第一，物资统制与倾斜。根据《临时物资供需调整法》（1946年10月1日）、《指定生产资料分配手续规程》（1946年11月20日）和《指定配给物资分配手续规程》（1947年2月5日）等三项法令，政府对主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实行直接统制。生活资料统制的直接目的，是为了维持人民最低限度的需求，以防止出现更大的社会动乱。生产资料统制则是为了把极为有限的资源，通过政府的组织管理，集中用于恢复核心产业生产。

根据《指定生产资料分配手续规程》，政府指定的重要生产资料品种有17大类，其中包括煤炭、焦炭、钢材等。1947年2月，又增加工业用褐煤和建筑材料两大类，达到19大类142种。此后，指定范围继续扩大，最多时达到250种。

重要生产资料的统制与倾斜分配为推行倾斜生产方式提供了可靠保证。以煤炭业为例，当时其对钢材和水泥的需求80%—90%能得到供应保证，而其他行业的需求供给率仅为20%—30%。在生活资料的配给方面也是如此。当时一般国民及普通产业工人的生活配给状况很差，甚至规定配给份额也经常出现减量、缓供情况，而煤炭工人及家属生活用品却能保证供给，特别是粮食。此外，煤炭工人在住房方面也得到优先照顾，1947年全国住宅建设计划新建住宅13万户，其中1/4用于解决煤矿工人困难。

第二，物价统制。物价统制是从1946年3月币原内阁颁布的《物价统制令》开始的（即所谓“三·三物价体系”）。以生活资料为重点，控制物价上涨、以维护社会稳定是这一政策的基本特点。经“石桥财政”时期的扩大产业补贴金，到倾斜生产方式开始实施，物价统制政策不断调整、完善，从而在片山（哲）内阁时期，形成了新的物价政策，即所谓“七月物价体系”（1947年7月公布实行）。同币原内阁的物价统制政策相比，新政策在进一步加强生活资料价格统制的基础上，重点加强了生产资料的价格统制，即确定现行物价为1934—1936年平均水平65倍的价格稳定线。煤炭、钢铁、化肥等基础物资为稳定线物资，当稳定线物资的生产成本超过稳定线价格时，其超过部分由国家实行财政补贴。价格调整与一般财政补贴两项加起来，总额达到1947年的450亿和1948年的1141亿日元，占同期政府财政总支出的21%和24%。这种价格统制倾斜政策，对于保证重点产业的垄断利润，恢复扩大再生产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由于基础物资的物价相对稳定，使相关产业生产成本费用的增长得到一定的控制，起到了总体上抑制通货膨胀的作用。

第三，资金统制。根据1947年3月开始实施的《金融机关资金通融准则》及《产业资金贷款顺序表》，政府金融机关的贷款，必须按照政府指定的产业资金贷款顺序，优先提供给最重要的产业。周转资金贷款，必须在严格审查借贷一方的生产前景、库存材料及资金状况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设备资金贷款，只能用于现有设备的维修和改造，原则上尽量控制购买新设备。复兴金融公库（简称复金）贷款作为经济复兴的重要产业资金，只能面向难以从一般金融机关获得贷款的产业或企业。关于产业资金贷款顺序，日本政府把产业分成甲、乙、丙三大类。甲类1为煤炭、褐炭、生铁、钢、化肥，甲类2为有色金属矿、石棉、纺织品、印染等，乙类为介于甲、丙之间的一般产业，丙为丝绸业、金属家具制造业等。显然，甲类1正是倾斜生产所确定的重点产业，也是资金需求量最大、资金周转期最长的产业部门，在一般金融机关资金短缺的状态下，向这些产业部门提供长期资金的任务，便由复金承担下来。

据统计，复金在1947、1948年的贷款分别为535亿日元和725亿日元，占同期全国金融贷款总额（一般银行、复金、公司债及股票总和）的48%和22%；其中产业设备资金贷款额为232亿日元和683亿日元，占同期全国金融业产业资金贷款总额（一般银行、复金、公司债及股票）的72%和65%。1949年3月，在几大重点产业部门设备资金贷款总额中，复金贷款所占的比例分别为煤炭98.1%，钢铁73.4%，化肥64%，电力92.9%，海运84%。

第四，劳动统制。这项措施似乎没有引起一般研究者的注意，但是，它与推行倾斜生产政策却有紧密的关系。一般说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除了制定有关劳动立法外，对劳动管理是很少介入的。而在这一时期，日本政府却介入得很深，1947年10月决定的《煤炭增产特殊政策纲要》便是一例。该文件在指导方针中指出，“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产煤能力，必须充实井下设备和劳动力，建立劳动规章制度，强制实施24小时工作制”。对生产效率高的劳动者，特别是井下工人，在工资等方面给予优厚待遇。在实施要领中，提出了保证矿工的生活物资配给，井下劳动现场工资制等措施。在如何实行三班制或两班制生产的条目中，甚至明确地写上了交接班必须在坑道口当面进行等内容。^[4]作为内阁的决议详细到如此程度，应该说是不多见的。一度引起朝野舆论大哗的《煤矿国家管理法》动议也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

（三）倾斜生产方式再评价

自1946年底至1949年初，倾斜生产方式约推行两年时期，其效果如何呢？

首先看一下作为倾斜生产重点的煤炭、钢铁等产业的生产情况。1946年，煤炭产量为2038万吨，比战败时的1945年下降950万吨，减产32%。1947年、1948年分别增加到2933万吨和3478万吨，两年间，煤炭产量增长70%。粗钢产量1946年为56万吨，1947、1948年为95万吨和172万吨，两年间增长207%。化肥生产在1947年有较快恢复的情况下，1948年又增产38%，达到102万吨。

再看一下同期的工业生产和国民总生产情况。与1946年相比，1947、1948年的工业生产分别比上年度增长18%和34%，1948年的生产指数（1934—1936年平均）已由1946年的39.2%上升到61.8%。同期，国民生产总值也比两年前增长了23%。不难看出，在实施倾斜生产方式的两年里，国民经济的恢复出现了一个小高潮，而煤炭、钢铁等基础产业的恢复速度，大大高于其他产业的水平，基本实现了突破一点，带动相关产业、搞活全盘经济的初期设想。到1948年底，供给紧张的形势已有所改观，劳动大众的粮食供应已有基本保证，依靠变卖衣服、家当糊口度日的“剥笋生活”已经结束，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已经过去。然而另一方面，倾斜生产方式又是在通货膨胀的基础上实施的。如前所述，倾斜产业的资金来源绝大部分是由政府金融机关复兴金融公库提供的，而政府本身并没有多少资金。在1946—1948年三年中，政府出资仅250亿日元，占同期复金资金总额的13%。余下的87%，即1680亿日元是通过发放政府公债筹措的。如果政府公债是被社会，如商业银行或企业法人、私人所购买，就不会引起社会资金总量的变动，也不会发生通货膨胀。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社会根本不具备这样的认购能力。结果70%的公债是由日本银行购买，总额达1156亿日元。而作为国家信用管理机关的日本银行本身，也没有认购如此巨额公债的能力，除了增发纸币外别无选择。所谓“复金通货膨胀”就是这样发生的。与1946年相比，1947—1948年度的消费物价上涨幅度虽有所减慢，但仍保持了较强的增长势头，两年间增长了七倍。这说明，倾斜生产方式虽一定程度地促进了生产的恢复，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换句话说，它正是导致同一时期通货膨胀长期化的直接原因之一。

由此看来，倾斜生产方式作为战后初期推行的产业政策，得失是很分明的。其最大的“得”是在战后初期全面经济危机的重围中，以煤炭、钢铁等原材料和能源的基础产业为突破口，杀开一条血路，首先摆脱了生产萎缩危机，以此为契机，使日本经济开始走上复兴和扩大再生产的道路。其最大的“失”在于助长了通货膨胀，没有实现社会经济的稳定局面。这是迄今为止学术界的一种普遍认识。

然而，在战后世界经济业已取得数十年迅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应该以怎样的视角重新认识日本当年推行的倾斜生产方式呢？

第一，倾斜生产方式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并适应当时日本国情的一项特殊产业政策。所谓历史条件特殊，是指政治上国家处于被占领状态，政府虽存，对外却丧失了主权；经济上对外往来基本被切断，内部危机四伏、濒临崩溃。在这种状况下，如果外部环境得不到根本改善，那么无论何等高明的经济政策，也不可能一下子全面扭转经济危机局面。只能通过局部的改善，来逐步达到改善全局的目的。但是哪些是影响全局的“局部”，并非是容易把握的问题。倾斜生产方式也是在先期政策实践的教训和挫折中总结探索出来的。以煤炭、钢铁为重点的倾斜生产，在客观条件极为不利的国际环境的同时，找到并充分利用了当时国内所能利用的相对有利条件，无论从生产循环，还是从现有人才、技术设备及资源条件的有效运用看，都称得上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但是必须清楚，倾斜生产方式同时也是一种被动的、迫不得已的选择。正如某位日本学者所说，它是对外经贸交往基本断绝情况下采取的“被迫的进口替代政策”^[5]。谁都知道，日本以开发国内贫乏资源来发展经济决非上策，问题是日本当时不具备参予和分享国际分工的必要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倾斜生产方式如果离开其特殊的历史前提，就很难说具有可能性和合理性，它也许只是提示了一种在特殊条件下解决特定问题的思路。

第二，倾斜生产方式是在一种不正常的经济体制庇护下实施的，并反过来维护了这种体制的存在。市场竞争机制本身尽管存在种种缺陷，但它却是促进近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有效“形式”。日本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员，本来也是以市场机制为“原理”的，但是为了度过战后经济危机，又不得不实行全面经济统制。这种统制对实现倾斜生产的目标是极为有效的，同时也人为地制造和维护了一种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否定了商品价值规律，从发展的观点看，倾斜生产方式以及它所依据的经济统制，迟早要随着经济发展的正常化而退出舞台。事实上，1949年的道奇计划，正是要在日本重新建立起一种与世界经济联系的市场机制，同时也是对倾斜生产方式政策的否定，使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从这个意义上说，倾斜生产方式只是一种临时的、过渡性的产业政策，并不具有普通性的借鉴意义。

第三，倾斜生产方式并非现代化的产业政策。在评论倾斜生产方式的性质时，曾有一位日本学者认为它体现了战后产业政策的原型。^[6]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一般说来，产业政策包括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扶持保护政策以及产业的技术开发与投资政策等等。如果用更为简洁的语言表述，战后日本的产业政策就是推进产业结构和组织高度化、现代化的政策。但是倾斜生产方式却很少具有这种特征。从政策的对象看，虽然包括了钢铁等其后实现重化学工业化的基础产业，但是不久即成为“夕阳产业”的煤炭业却是政策扶持的第一重点；从政策手段看，是以经济统制为前提，国家包揽，只要属于政策倾斜的产业企业，则不管其经营效果如何，一律予以扶持。这与后来产业合理化时期采用的以鼓励竞争为前提、重点产业企业也须视其经营实绩择优扶持，直接财政价格补贴转为优惠税制等做法大相迥异。从政策思想和目标看，倾斜生产方式时期强调资金投入主要用于设备修复，明令限制生产技术及设备的更新改造，是以增加劳动投入的“人海战术”实现增产的“数量第一主义”，这就很难使人感受到哪里具有现代产业政策的意味。

第四，倾斜生产方式的借鉴性是受一定社会制度局限的。从本质上说，倾斜生产方式是以国家权力为背景，以暂时容忍或放任通货膨胀及损害一般产业企业、人民大众的利益为代价，而强制推行的资本再积累政策。这种做法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并非鲜见，但对实行不同社会制度的其他国家来说，并非是都能效仿的。^[7]

注释

[1]正村公宏：《图说战后史》，筑摩书房，1987年，84页。

[2]有泽广巳监修，中村隆英主编：《资料·战后日本的经济政策构想》第2卷（倾斜生产方式与煤炭小委员会），东京大学出版会，1990年，第60、62页。

[3]正村公宏：《图说战后史》，筑摩书房，1987年，第87页。

[4]有泽广巳、稻叶秀三主编：《资料·战后二十年史》2（经济），日本评论社，1963年，第56页。

[5]小宫隆太郎等：《日本的产业政策》，东京大学出版会，1985年，第32页。

[6]正村公宏：《日本经济论》，东洋经济新报社，1978年，第65页。并见鹤田俊正《战后日本的产业政策》，日本经济新闻社，1984年，第31页。

[7]原文刊于《财经论坛》1993年第4期。

四、“倾斜生产方式”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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