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 鹿飞 
作者：吴廷璆 等
选自《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第六章 大正至昭和初年的日本大众文化
第六章 大正至昭和初年的日本大众文化
有如所知，明治时代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主要对象是以英、法、德为中心的西欧文化，但大正时代以迄昭和初年，日本吸收外来的方向却有明显的改变，那就是美国文化的一些重要方面首次上升为主要的吸收对象。
大正时代的诗人兼作家萩原朔太郎曾写道：“新世界的美国，最近在物质上极尽繁华。随着生活的提高，人心也健康洋溢。而且直到最近以前，他们尚无任何艺术……但最近，渐渐地，美国人创造了一种独创性的文化：美国文化！虽然它还是一种模糊的概念不明的东西，但在有形无形之中，已能感到某种惊人的力量自大洋彼岸向此方迫近。”[1]
事实确如萩原所说，美国在不知不觉中强大起来了。美国于1917年宣布参加世界大战，并于战后的20年代迎来了经济上的繁荣，大批人口由农村移往城市，使城市化加速进行。而汽车业、电气业、电影和无线电广播等新产业的兴起，又促进了城市文化的发展，并使以小汽车、家用电器、电影等为主要“道具”的美国生活方式初具形态，也使以电影、广播、棒球、时装、商业报刊、流行歌曲、明星等为主要内容的大众文化初步形成。
壮实有力、新鲜而有趣的美国文化深深地吸引了日本人。而战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城市化以及新中产阶级[2]的扩大，又为吸收这种文化提供了社会土壤和可能。
一、大众文化初具规模
从根本上说，大众文化的形成是文化和产业相结合的结果，或者说大众文化是文化产业制造出来供市民消费和享受的文化。大正时代，借助于西方传入的新技术（如转轮印刷机、通讯机械和照相、电影、录音等技术），使文化产业得以形成。文化的大量生产和商品化，使文化本身由相对封闭走向开放，也使更多的人能够享受文化。这和大正时代的德谟克拉西氛围、强调和注重“文化”[3]的风气都是相适应的。
以报纸而论，大正年间《朝日新闻》和《大阪每日新闻》都有较大扩张，发行量急剧增加。如《大阪每日新闻》1912（大正元）年发行量为28万份，1916（大正5）年为46万份，1921（大正10）年为71万份，1924（大正13）年突破百万而为111万份，1926（大正15）年则更增加到230万份。[4]在印刷技术上，该社于1922（大正11）年自美国购入高速转轮印刷机，一张四版的报纸每小时可印刷7. 2万份。这一时期杂志也出现林立局面（最著名者为《中央公论》），其中大众杂志尤盛，如讲谈社的《雄辩》《讲谈俱乐部》《趣味俱乐部》《现代》《国王》，博文馆的《新青年》，石川武美主持的《主妇之友》等均属此类。曾风靡一时的大众娱乐杂志《国王》,1925年创刊，两年后的1927年销售量即达数百万份。这一时期的大众传播媒体对美国的情况和现代时尚多有报道，如《中央公论》杂志，昭和四（1929）年11月号和12月号连续刊登了清泽冽的两篇“美国通信”:《速度之国亚美利加》和《跨越两栖怪物》。翌年4月号上又刊登了柳泽健的《亚美利加发现》等。这无疑加深了日本民众对美国文化的了解。《主妇之友》和《女性》对介绍和引进美国现代时尚和生活方式也发挥了很大作用。
再说电影。电影是1896年发明的，翌年即传入日本。日本最早的电影院是1903（明治36）年在东京浅草开设的“电气馆”。从1908（明治41）年到1910（明治43）年的三年间，出现了四个制片厂，即吉泽商店的东京目黑摄影所和M百代商社在东京大久保，横田商会在京都法华堂，福宝堂在东京花见寺分别设立的制片厂。1912（大正元）年，四厂合并而成“日本活动照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日活”），并开始在东京和京都两地大量制作电影。[5]早期的电影不过是些奇物异事，供人观赏娱乐，或以固定不动的摄影机拍摄舞台戏剧而已。1915年，美国著名电影导演格里菲斯拍成历史性巨片《国民之创生》，并完成蒙太奇技术，奠定了现代电影艺术的基础。而卓别林电影对平凡生活的自然表现和他特有的幽默风格等，都对大正年间的日本电影带来很大的影响。
日本最早的电影导演和制片人是牧野省三，他被称为“日本电影之父”。最早出现的电影明星是尾上松之助，他一生主演的电影在千部以上，内容多为忠臣义士、侠客义盗之类。1918（大正7）年归山教正归自美国，开始在日本电影界推行革新，倡导“纯电影剧运动”。他力求使电影摆脱戏剧，成为独立的艺术形式，主张废止幕后台词，使用字幕和采用女演员，并首次把电影剧本引进日本。在他的努力下，“日活”制作出了《生之光辉》和《深山少女》两部新型电影。大正中期，由于几位在好莱坞学习电影的日本青年的归国，使日本的电影也更上一层楼。其中有栗原托马斯（导演，在日本第一个采用分镜头剧本）、小谷亨利（摄影师）、阿部丰以及田口樱村等。他们把美国电影的新观念和新技术带回日本，使日本电影开始在现代电影技术的天空中自由飞翔。此外，应当一提的还有早川雪州，由于他在好莱坞的卓有成效的活动，使日本在美学习电影的青年人才辈出。
由于电影主要是一种视觉的艺术，直观易懂，所以最具有大众性。它在传播美国文化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大正时代的评论家柳泽健曾经指出：“就对社会人心的文化影响而言，这种（美国）电影的流行远比威尔逊关于自由与人类的堂堂宣言……更加能强烈、深刻和广泛地震荡、改变和醒悟人心……其中不仅有外在的‘西方’，还有内在的‘西方’……使一般民众在笑声中就能很好地理解了西方。在日本文化史上，电影可说是摄影的‘开港’。”[6]
大正至昭和初年，摄影也开始成为新兴媒体。摄影在幕末已传入日本，明治二十（1887）年前后进入商业照相时代。由于战争（甲午及日俄战争）的需要，新闻摄影大有发展，如博文馆1904（明治37）年创办的《日俄战争实纪》，每期发行10万份以上。日俄战争以后，除新闻摄影外，艺术摄影也开始盛行，这主要是有产阶级玩赏趣味和文化修养的提高所造成。进入大正以后，摄影才出现普遍化倾向。第一次大战前后，由于购进美国伊特曼公司生产的廉价相机，加上战后的景气，出现了民间的照相热。同时由于德国是交战国，大战期间德国产照相器材断绝了进口，使日本不得不努力振兴照相工业。1917（大正6）年“日本光学”,1919（大正8）年“高千穗光学”“旭光学”“东洋干板”“奥里恩塔尔”等公司相继出现，使日本的照相产业正式形成，不过其技术水平很低，还不能与外国产品相提并论。而摄影作为新兴媒体的出现，则大体是大正末年到昭和初年的事情。
早在明治时代，在商业性开业摄影师之外，已存在有业余的摄影家群体，如1889（明治22）年成立的“日本写真会”，由榎本武扬子爵任会长，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威廉·巴顿为副会长，成员多为富商、学者等上流社会人士。及至大正末年和昭和初年，由于技术的进步和照相器材的国产化，新兴的中产阶级也可以问津摄影，从而使业余摄影爱好者的队伍迅速扩大。1926（大正15）年关东地区有业余摄影家团体201个，而关西则有219个。[7]这些团体于此年共同筹建了“全日本写真联盟”。而且，大正年间也出现了一些摄影杂志，如《照相机》（阿尔斯，1921年）、《朝日画报》（朝日新闻社，1923年）、《国际写真时报》（世界画报，1924年）、《摄影时报》（奥里恩塔尔写真工业，1924年）和《朝日摄影》（朝日新闻社，1926年）等。业余摄影家的后援团体原来多是照相器材的产销商，但后来逐渐被报社或新闻社等大众传播媒体取代。
据说明治时代，日本人对照相一事多心存恐慌，总不能坦然面对镜头，而到大正时代则已习以为常。故论者以为，从幕末司马江汉和佐竹曙山引进西洋画以来，日本人至此才完成“视觉的近代化”。[8]
大正末年至昭和初年是所谓“新兴写真”运动的蓬勃发展时代。所谓“新兴写真”，其一是指快照的产生，它以德国产“莱卡”小型照相机（使用35毫米胶卷）的应用为标志，摄影家可以轻松地背着它随意活动去捕捉拍摄对象，极大地扩大了摄影家的活动空间。同时，由于新镜头的使用，也扩大了拍摄物的范围，如运动体、夜景等也可以清楚地以摄影加以表现了。“新兴写真”的另一个内容是由于新写实主义理论传入的影响，新的摄影表现技法比之于原来的绘画主义的艺术写真，更注重作品的几何学的构成。又由于这种“构成”艺术的深化，使广告摄影的技术日臻进步。1930（昭和5）年朝日新闻社主办“第一届国际广告摄影展”，进一步推动了广告摄影的兴盛。不言而喻，广告摄影的兴盛又扩大了摄影作为新的社会媒体的作用。
大正时代另一项值得注目的产业是留声机。蜡管留声机系美国发明家爱迪生1877年所发明，翌年便传入日本。日本最早经营留声机的专业商店是位于东京浅草并木町的三光堂（片山潜是经营者之一）。三光堂灌制日本音乐，以耳管（类似于听诊器的听管）饷客，在明治三十年代，每支耳管每客收5至10钱，后降至2钱。1897年德国人培尔里那发明唱片，其技术为很多工业先进国家所掌握。其后，各国唱片公司纷纷来日录音，回国印制，再向日本出口。日本唱片公司的出现是1904（明治37）年日美唱片公司成立以后的事情。1909（明治42）年，该公司为日本留声机商会（简称“日蓄”，即现在的日本哥伦比亚公司的前身）所合并，开始较大规模地生产唱片。进入大正时代后，出现了很多唱片公司，但后来几乎全部被“日蓄”并吞，形成托拉斯，因而大正时代的唱片产业是以“日蓄”为中心发展的。1915（大正4）年，由饰演《复活》女主角而走红的松井须磨子灌唱的《卡秋莎之歌》（岛村抱月、相马御风词，中山晋平曲）唱片发售时，一举卖出两万张。1917（大正6）年同为松井须磨子灌唱的《流浪之歌》（北原白秋词，中山晋平曲）在该年五、六两月间甚至卖出了27万张（按，当时唱片的月产量为10万张）。随着日本经济趋于景气，购买力提高，虽价格有所增长，但唱片销路一直很好。到1929（昭和4）年，由佐藤千夜子灌唱的《东京进行曲》[9]（西条八十词，中山晋平曲）发售时，也销售到25万张左右。至于1931（昭和6）年发售的《酒是眼泪还是叹息》则更高达百万张左右。同时，引进到日本的外国流行歌曲，如《我的蓝天》《阿拉伯之歌》等经译制后，1928（昭和3）年其唱片售量也高达20万张以上。总之，唱片作为新兴媒体已日臻成熟。由于唱片业的烘托，大众文化不可或缺的景观——歌星也在此一时代冉冉升起。
无线电广播这一新型媒体也是在大正年间发展起来的。1920年美国开始无线电实播。两年后的1922（大正11）年，日本开始无线电播音的实用化研究。新闻机构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如《东京日日新闻》和《东京朝日新闻》都在此年进行了实验。1924（大正13）年4月，《大阪每日新闻》自位于堂岛的报社内向大阪市内的三越、大丸、十合、高岛屋等商场传播新闻、行情和选举速报等，引起行人在速报板前围观，电车为之不通。1925（大正14）年3月1日，东京广播电台TOAK开始播音。据说当时全国仅有收音机3500台，翌年则迅速发展到24. 5万台。因当时除唱片外尚无其他录音设备，所以全部节目均为直播。如3月1日，上午9时半以海军军乐队的管弦乐开始，下午继之以正在东京演出的意大利歌剧团演唱的《蝴蝶夫人》和《茶花女》的咏叹调，晚上则为外山国彦独唱、山田耕作钢琴伴奏的歌曲等。为了播音的需要，1925（大正14）年正式成立了以山田耕作为核心的日本交响乐协会（现NHK交响乐团的前身）。除西洋的声乐、管弦乐和爵士乐外，日本音乐也占有相当地位，如以筝、笙、尺八、三弦等日本乐器演奏的音乐和伴奏的歌曲等。所谓“歌谣曲”（即现在所说的流行歌曲）也是随着电台的播音活动而兴盛起来的。在早期的广播音乐节目中，“和洋合奏”和口琴曲也占有一定的地位。所谓“和洋合奏”是指将日本的三弦曲加以改编而由管弦乐团进行演奏，它原来多用于日本电影的配乐，而口琴曲也主要用于美国电影的配乐，但现在均直接作为独立的音乐作品用于电台播放。广播剧也开始在节目中出现。广播剧是由英国广播电台BBC首创的，翌年由小山内薰翻译介绍到日本并自导自演。这出名为《煤矿井下》的广播剧遂成为日本广播剧的滥觞。由于电台以500日元的高稿酬征集剧本，昭和初年产生了一批优秀广播剧，如里见弴的《有一对夫妇》、小山内薰的《珍客》、久保田万太郎的《浮世床小屋》和山本有三的《雾中》等都是这种被称为“500日元广播剧”的作品。1928（昭和3）年冈崎重太郎所作《看不见的山顶》更被认为是这一时期广播剧的极品。
当时曾有这样的标语来赞扬无线电广播：“天线如山映都市，无线林结文化实”。东京广播电台的总裁后藤新平，曾经以以下四点来概括无线电广播的职能：（一）提供文化上的机会均等。（二）家庭生活革新。可以以收音机为中心，体会全家团圆的乐趣。（三）教育社会化。（四）经济机能的灵活。这一归纳似较全面地说明了广播这一大众媒体给社会生活各方面带来的新变化。
另外，在各种媒体长足发展的基础上，还出现了媒体连锁化的现象，即在一个媒体上出现的信息，会不胫而走地跨越到其他媒体上，如以《东京进行曲》为例，在1929（昭和4）年由佐藤千夜子演唱，一炮打响之后，各媒体以不同的形式纷纷炒作：作家菊池宽将唱词中的朦胧“情节”演绎成言之凿凿的通俗小说在大众刊物《国王》上连载，广得好评；导演沟口健二则又加改编移植，由“日活”公司制成同名电影；而日本比库达将歌曲制成唱片，又由电台不断向全国播出。这样，在出版、电影、唱片、广播的协作下，由“机械”这样的新媒体所制造和传送出来的活字、映像、音声、音乐等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并以其联合的效力，把大众文化广泛而深入地传送到人群中去。和明治及大正初期相比较，信息的传播已不再是以报纸为主体的平面性传播，而是由无线电、报纸、杂志、电影、唱片等多面地立体性传播。情报量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扩大了。所谓情报文化社会也就在大正末到昭和初拉开了序幕。[10]
综上所述，在日本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由于受到美国大众文化的刺激和影响，日本的文化产业开始形成，大众文化初具面目，可以说，它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日本大众文化的雏形。
二、新东京人及其生活方式
大正年间以迄昭和初年，日本人的生活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而有较大变化。
从根本上说，这一时期对美国生活方式能进行某种程度的采纳，是事有凑巧，1923年（大正12年）东京发生的毁灭性大震灾也为此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大地震震塌和烧毁了12. 7万户房屋，使帝都东京的七成化为焦土，旧江户的面目从此不可复识。在重建东京时，坚固的钢筋混凝土便成为首选的建筑材料。如在丸之内一带便出现了内外大厦、东京会馆、有乐馆、丸大厦、邮船大厦等被称为“铁与混凝土的怪物”的大建筑群。震灾不但变换了东京街市的面貌，也在相当的程度上变换了东京的人。死于震灾者9. 1万人，而劫后余生者也有很多因失去财产和生计而不得不离开东京。与这种流动方向相反，不少地方人却乘机涌入了东京。在这种人员交换中，不仅旧时的“江户仔”几近绝灭，就是“东京人”也元气大伤，在新舞台上活动的是一种非其族类的“新东京人”。新东京人有新的爱好和派头，如喜欢西餐和中华料理，热衷于买唱片，醉心于美国女电影演员，并容易接受新知识的影响。就是这些被江户仔看不起的乡巴佬，大批涌进东京并站稳了脚跟，用他们“粗野”的生活和情趣压倒了旧东京人的“高雅”文化。[11]以致作家梦野久作在震灾一年多后采访东京时指出，东京已变成“培植一切不良政治家、不良事业家、不良学者、不良老年、不良少男少女的堆肥场”[12]；新东京人以外国文化和大众媒体使东京为之一变。他们创造出了一种与前不同的生活方式。
首先，作为生活洋化的一大景观，银座街头出现了美式打扮的“摩登女”和“摩登仔”，并很快向全国波及。关于“摩登仔”的形象，有一首流行歌曲是这样唱的：
咱是村里的一号摩登仔，
得意扬扬，
东京银座来逛街。
这一身打扮真叫派：
身穿蓝衬衣，
颈系红领带，
下着肥肥的水兵裤，
头上圆顶礼帽戴，
再架上个宽边眼镜真够帅！[13]
关于这位“摩登仔”的出身，歌中交代说是当村长的地主的独生子。这样看来，这种时髦不仅流行于城市，而且也波及到农村的上层——尽管歌中有点城里人嘲笑乡巴佬赶时髦的味道。当时男子的时髦发型是一种长发，起初流行于美术家、演员和文人间，而从事社会运动的男士也多留此类发式，所以留长发往往被疑为有危险思想的人。背头也是当时的时髦发型。
至于“摩登女”可说是当时最引人注目的社会群体。她们的外在特征是“断发洋装”，即剪西式偏分发型（因头发分开遮盖两耳故此发型被称为“耳隐”）和着美式服饰。她们的出现引起了报刊上的不少笔墨官司，如有的论者认为，“摩登女”是不良少女的别称，说“支配她们行动的完全是反复无常，她们不过是托身于瞬间的、燃烧的、刹那的感情而已。唯其如此，比之于精神的其为肉体的，比之于纯情的其为享乐的，比之于奉献的其为交易的，比之于制欲的其为野心的。总之，那些物质性的印象不能不决定她们大体上的特色”。所以干脆称她们为“洋基女”（美国女郎）。[14]但是，也有论者认为，“摩登女是作为男性专制道德的对立物而出现的，是以其行为诉说女子的不平”,[15]即和女性的近代意识自觉联系起来。当时已实行了“断发洋装”的女作家望月百合子和吉屋信子等，也公开著文答客难，指出无论是美国的还是其他外国的事物，只要适应自己的生活和便利可行，就可以模仿和学习。女性是独立的社会人，不是玩物，不必从头到脚都去迎合男人的趣味。[16]还有一个事实应当指出，即“摩登女”多是职业妇女，所以她们是以经济的自立为存在条件的。因而，她们的出现有其客观的时代的合理性，并非这部分女士突发奇想要潇洒一回不可。
这一时期是西服普及的时代。大正伊始，正遇上国家的几件“红”“白”大事，如1912年（大正元年）9月明治天皇大葬，1915年（大正3）4月昭宪皇太后大葬和同年11月大正天皇的即位仪式。这使日本全国不同程度地卷入穿着大礼服、燕尾服、西装和晚礼服等西式服装的浪潮中来，也大大提高了民众对洋装的关心度。大正时代西装普及的原因还有如下一些要素：（一） “帝国人绢”开发化纤国产化成功，日本进入化纤时代；（二）洋裁教育形成和发展，如出现了文化裁缝女学校、杉野道勒斯麦卡女学院等服装专业学校，也把西服裁剪制作列入女校课程；（三）广泛举行时装展览；（四）女性杂志对时装的介绍。[17]一般认为，女性的自由职业者，如女医生、女教师、女作家、女记者、女演员、女模特等，是时装潮流的引领者。儿童服装也迅速洋化，据报道，仅银座一地即有儿童西服店三十余家。[18]一般说，凡官员、教员、公司职员等工薪阶层必须着用西服。在大城市里，在大正德谟克拉西风潮中，西服由新的中产阶级逐渐普及到一般民众。工作服也逐渐西服化，如女护士和电车、公共汽车的女售票员是较早穿着西装制服的。女校也开始采用西装校服，从那时起，水手服便成为日本女学生的代表性服装。昭和初年开始流行连衣裙，并逐渐着用短裤。总之，在城市中西服已趋于日常化。[19]但在农村中，多数地区的衣饰仍处在江户时代的延长线上。[20]
食生活的西化，明治末年已有相当的发展，如1906年东京已有西餐馆1000多家。大正后半期以后，随着工薪阶层人数的增加，普及化的大众餐馆大增。这些小餐馆一般出售份饭，一碗米饭加上一份“和洋折中”的菜，所费不多。咖喱饭、炸肉饼和炸猪排已成为普及于家庭中的西式家常菜。中国的荞麦面条和馄饨经过风味上的调整也被广为食用。这一时期，面包的食用量大增。尤其历经第一次世界大战、米骚动和关东大地震，米价腾贵，爱吃大米的日本人也不得不多吃些面包之类的面食品。制作面包的技术也大有进步，尤其是酵母的使用，使面包的食用得以普及。明治时代的面包是欧式，味咸，而大正时代的面包是美式，味甜。在点心糖果方面，森永制果公司在大正博览会上推出的牛奶焦糖大受欢迎，很快得以普及。罐头食品的生产和销售也日益增加。在东京和大阪等大城市中，有女招待的咖啡馆和酒吧多有设立。店面装饰也日趋美国化，并取西式店名，每于店堂内大放留声机以招徕青年男女。
在住居生活中，值得注意的是所谓“文化住宅”的出现。当时，在德谟克拉西风潮中，贵族式、封建式的生活遭到批判，文化式生活为人所崇尚。在东京都内拥有大规模邸宅的贵族和富豪，多把邸宅分让出售，而由建筑公司兴建所谓“文化住宅”。这是一种在美国家庭观和建筑观指导下设计出来的仿西式建筑，如在设计思想上比较重视妇女和儿童的家庭存在以及全家的团聚。多以红瓦作顶，大门旁设会客室，内置西式桌椅。住宅采用玻璃窗户，通风和采光均有较大改善。随着煤气的普及，厨房也变得明亮和清洁。当然，能住上这样住宅的是中产阶级以上的人。但总的来看，大正以后日本的住宅不论城市和农村都更趋合理化。
城市交通也有较大发展。由于长距离高压送电技术的具备，20年代连接东京和郊区间的电车线路不断增加，1925（大正14）年还建成了环状运行的小省线电车线（即后来的“国电”）。在此之前的1919（大正8）年，东京市街汽车公司已开始营业，公共汽车可通行主要街道和到达繁华市区。
西式的大百货商场此时多有所见，如1919年建成的白木屋、松屋、高岛屋，1920年建成的丸物、大丸和1923年建成的伊势丹等均是。逛商场和逛闹市也成为市民的一种休闲活动方式。当时现了两个新词，一曰“银布拉”，一曰“道布拉”；所谓“银布拉”是指东京人逛银座，所谓“道布拉”是指大阪人逛道顿堀。
颇能说明20年代东京人生活与精神风貌的，还有以浅草和银座为中心的东京享乐文化。这里有电影院、剧场、商店、餐馆、咖啡馆和各种娱乐场所，只要付出相同的费用就能得到相同的服务。当时最具代表性的城市大众艺术形式是绚丽多姿的音乐舞剧。音乐舞剧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流行于西方国家并很快传入日本。音乐舞剧主要追求视觉与听觉的节奏变化，并在混迷与交错的变化中给人一种感官刺激。这种丰富多彩的感觉，被认为酿制出了“20年代快感”的不可或缺的新感觉。音乐舞剧也被认为是20年代东京最尖端的享乐思想的发现。日本最早上演的西式音乐舞剧是，新屋歌剧团1919年（大正8年）演出的《卡尼瓦尔》。但造成最大轰动效应的则是，岸田辰弥创作由宝塚少女歌剧团于1927年（昭和2年）上演的《门巴黎》。该剧共16场，演出阵容270人，场景跨度宏大，由日本的新温泉前、神户码头、香取丸船上到苏州寒山寺、埃及宫殿及巴黎歌剧院等，再加上舞蹈、音乐、服装的变化，舞台设计、灯光的多彩多姿，达到眼花缭乱，如梦如幻，目不暇接的效果。同时，舞台也成了世界各地人种和风情的展览场。与宝塚的法国式音乐舞剧相对抗，松竹乐剧部也推出了“豪华版”美国式音乐舞剧，如《开国文化》《东京之舞》《女性王国万岁》等均是，演出阵容更达700人之多，演员的服饰美、舞姿美、肉体美交相辉映，融入绚丽多变的布景和音乐之中，可谓极尽声色！
这一时期，在生活“道具”方面，也引进并在一定程度上普及了不少新事物，如电冰箱、电扇、电熨斗、照相机、收音机、留声机等。
在休闲生活方面，除了上述的购物、逛闹市、观剧之外，还有游园、打棒球、跳交谊舞、打高尔夫球、打克郎球、看赛马、唱民谣、看电影、喝咖啡、旅游等。总之，在城市生活中，旧的传统的生活方式开始让位于一种新的更富于多样性、更具有经济合理性和文化内容的生活方式。
有关“新东京人”的新生活方式的具象描写，最集中最典型者莫过于谷崎润一郎的小说《痴人之爱》，在此我们不妨粗略地观察一下主人公的日常生活，以弥补以上叙述的不足。
小说中的“我”——河合让治，出身于栃木县宇都宫的一个地主家庭，初中毕业后去东京考入藏前的工业技校。毕业后便进入公司当了技师，月薪150元，后有增加，算上奖金之类，平均月工资400元。这是一个标准的由地方进入东京并置身于新中产阶级的新东京人。
河合让治因崇拜西方文化，尤其崇拜美国当红女影星玛丽·皮克弗德（1893—1979）而寻找了一个长得颇有西洋味的美人，15岁的咖啡馆见习女招待纳奥米做“后补太太”。为了使纳奥米成为一个有资格出现在西人面前的淑女，不惜花大钱进行培养，让她学习英语和钢琴。这对先是朋友后是夫妻的伙伴，住在大森一带的“文化住宅”里，家中摆设西式家具。按小说中所说，他们经常去银座逛街，去常常满员的电影院里看电影，有时还“豁出钱来去趟帝国剧院”。他们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去三越或白木屋百货商店，也经常去西餐馆。据说，纳奥米的服装式样多是从美国电影中学来的。他们自置照相机拍照。周一和周五的下午五点以后则去圣坂跟一位白俄的伯爵夫人学跳舞。其后便穿着西服出入舞厅，在乐队的爵士乐伴奏下，与国人同好或外国人一起跳舞。舞间休息时，或喝威士忌，或喝鲜柠檬汁，或喝鸡尾酒。夏天则去海滨游泳、划船，兴之所至，纳奥米引吭高歌《桑塔露西亚》。后来因为纳奥米嫌生活洋化的档次还不够，便干脆搬到横滨的洋人馆去住。总之，河合让治与纳奥米夫妇，可以说是尽情地享受了大正时代新式生活的大众文化。除了物质生活之外，也可以看出，他们的生活理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如纳奥米和两三个大学生以及后来和两个外国人之间的男女关系，论者有用“堕落”和“淫乱”论之的，这固属不错，但却有失简单，因为纳奥米的行为不是单用这两个词就可以涵盖和论定得了的。似乎应当更多地看到大正时代相对开放的气氛和性观念的松动。所谓“东京人堕落”也好，所谓“世风日下”也好，显然不只是某个个人的品德问题，而是某种社会文化作用的后果之一。而这一点我们也是可以清清楚楚地从小说中读出来的。
最后，应当指出，这一时期生活文化的演变，明显地表现出个人主义、家庭中心主义、享乐主义和女性解放意识的发展。
由以上论述可知，早在大正至昭和初年，日本的大众文化已经形成，生活方式也达到了一定程度的西化。明乎此才能理解，为什么战争一结束，美军一进驻，日本似乎就轻而易举地接受了新的生活文化——因为他们对此并不十分陌生。
本章原载于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日本研究论集》4，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
注释
[1]《萩原朔太郎集》（《日本現代文学全集》第60卷），講談社1980年版，第330页。
[2]新中产阶级，即所谓“中流生活者”，或直接使用外来语称之为“撒拉里曼”。这一称呼始于并盛于大正时代，主要是指具有中等以上学历的中层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公务员等。
[3]大正时代“文化”一词成为摩登语，如有所谓文化住宅、文化村、文化桌、文化灶、文化碗、文化炊帚、文化馒头等，不一而足。
[4]南博等：《大正文化》，勁草書房1965年版，第121页。
[5]参阅岩崎昶：《日本电影史》，钟理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版，第11—14页。
[6]见《中央公論》第33卷第9号，第69—70页。
[7]钣泽耕太郎《作为近代思潮和时尚的“新兴写真”》，载南博编《日本近代思潮和时尚的研究》，布莱恩出版1982年版，第211页。本节在执笔时对该书多有参考。
[8]南博等：《大正文化》，勁草書房1965年版，第212页。
[9]论者以为，《东京进行曲》是一首颇具时代特征的代表性流行歌曲，如歌词中出现有“爵士乐”“地铁”“电影”“洋酒”“舞女”“巴士”“咖啡”“郊外私营电车”“百货商店”“马克思男孩”等摩登词汇。
[10]参阅平井正、保坂一夫、川本三郎、山田孝延、伊藤俊治：《都市大衆文化の形成》，有斐閣1983年版，第195—197页。
[11]参阅平井正、保坂一夫、川本三郎、山田孝延、伊藤俊治：《都市大衆文化の形成》，有斐閣1983年版，第178—179页。
[12]转引自平井正、保坂一夫、川本三郎、山田孝延、伊藤俊治：《都市大衆文化の形成》，有斐閣1983年版，第180页。
[13]见市川孝一：《流行歌曲中所见的摩登的性爱、怪异、荒诞不经》，载南博编《日本近代思潮与时尚的研究》，布莱恩出版1982年版，第269页。
[14]植田康夫：《女性杂志所见的近代思潮与时尚》，见南博编前引书，第136—137页。
[15]植田康夫：《女性杂志所见的近代思潮与时尚》，见南博编前引书，第138—139页。
[16]植田康夫：《女性杂志所见的近代思潮与时尚》，见南博编前引书，第138—139页。
[17]柳洋子：《大正与昭和初期的时装》，见南博编前引书，第204—205页。
[18]柳洋子：《大正与昭和初期的时装》，见南博编前引书，第197页。
[19]大正时代究竟有多少人穿西装，当然是一个无从考据的问题，但也有一些“大而化之”的模糊估计，如1924（大正13）年东京有一位叫藤井吉的先生去出席《女性》杂志关于服装问题的座谈会，他在会上即席发言说，“上午九时乘车时，发现有八成人穿西装，我们这些穿和服出门的倒成了被人观望的对象”。看来东京人在外出时大多数人是穿西服的。见南博编前引书，第132页。
[20]参阅小西四郎等：《生活史》（《体系日本史叢書》17），山川出版社1974年版，第383—388页。本节在执笔时对该书多有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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