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 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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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廷璆 等
选自《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第五章 《文笔眼心抄》：空海所写的另一书
第五章 《文笔眼心抄》：空海所写的另一书
《文笔眼心抄》是与《文镜秘府论》密切相关的一部著作，是空海所写的另一书。嵯峨天皇弘仁年间，日僧空海利用传入日本的中国诗文论著作撰成《文镜秘府论》。明治四十一年（1908），京都山田钝号永年居士因又名山田永年氏刊刻印行《文笔眼心抄释文》，《释文》序称：“弘法大师曾著《文镜秘府论》，又摘其要，更著《文笔眼心抄》，俱並行焉。”又说：“此编原本曩出于东寺，遂归余手，盖为一大长卷子，书法超妙，纸墨俱古。人皆以为珍品，但其字交行草草，书十之九有古字，有异体字。是以读者如箝在口。顷者，长夏无事，晒书及此，于是反复考覈，遂得通读，因释以恒，用楷书印诸活字，钉为册子，以广其传。”所刊《文笔眼心抄》书题下署“金刚峰寺禅念沙门遍照金刚撰”，序称：“余乘禅观余暇，勘诸家诸格式等，撰《文镜秘府论》六卷，虽要而又玄，而披诵稍难记。今更抄其要，含口上者，为一轴拴镜，可谓文之眼，笔之心，即以文笔眼心为名。文约义广，功省蕴深，可畏后生，写之诵之，岂唯立身成名乎？诚乃人杰国宝，不异拾芥。于时弘仁十一年中夏之节也。”此后，长谷宝秀之为之作冠注，作为祖风宣扬会所编《弘法大师全集》第九卷于大正十二年（1923）出版。此本称为《冠注文笔眼心抄》。1948年至1953年，小西甚一《文镜秘府论考》之《研究篇》和《考文篇》先后出版，书中考证，对空海撰《文笔眼心抄》并未怀疑。1986年，兴膳宏译注《文镜秘府论》，作为《弘法大师空海全集》中的一部由日本筑摩书房出版，1997年，林田慎之助、田寺则彦校勘《文镜秘府论》，作为《定本弘法大师全集》第六卷由日本高野山大学密教文化研究所出版，笔者于2006年出版《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均附《文笔眼心抄》，将其视作与《文镜秘府论》相关的空海著作。
但是，近年陈翀教授发表数篇文章[1]，对这一问题提出怀疑。据山田钝著《过眼余唱第一集》，有西村兼文从京都东寺得到《文笔眼心抄》古抄卷，尔后此卷归于山田钝之手。陈翀教授经各方考证后指出，“今存《文笔眼心抄》之内容为西村兼文所伪造”，“基本可以断定现传之《文笔眼心抄》本文不可能是空海所撰原文，对于研究《文镜秘府论》并无多大裨益”[2]。陈翀教授虽很年轻，但近年在学术上进展很快，在版本文献方面所下功夫尤著，关于《文镜秘府论》的版本以及本文讨论的《文笔眼心抄》的版本也有很多非常深入的思考，发掘了一些很重要的资料。陈翀教授是我的年轻畏友，我们因讨论《文镜秘府论》而相识，虽然彼此观点不同，但不影响我们保持密切的联系和很好的友谊。我们坦诚相交。他的一些批驳我的论文，常常在发表之前就从网上发给我，得以先睹为快，而我的不同意见，在发表之前，也总是在网上先和他交流。他的关于《文笔眼心抄》古抄卷辨伪的两篇文章，我早就拜读了。思考是需要时间的，加上忙于研究其他问题，因此直到今天才一总作了回答。总的感觉，陈翀教授有很深入的思考，但要论定现传《文笔眼心抄》为伪书，其本文不可能是空海所撰原文，却缺乏更充足的根据和更严密的论证。
第一节 初步的质疑
从文献载录看，空海有过一部名为《文笔眼心抄》（或称“文笔肝心抄”，或名“文笔眼心”）的著作。关于这一点，中泽希男早就注意到[3]。小西甚一有详细的考证。小西甚一的考证，陈翀教授据笔者《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有转述。为论述需要，我们再引述如下：
弘法大师撰有《眼心抄》，很早就有明确记载。传济暹作《弘法大师御作目录》，圣贤撰《御作目录》，心觉撰《大师御作目录》等，都有“文笔肝心抄 一卷”的记载。这大概就是《眼心抄》。高演作《弘法大师正传》和高鑁《高祖御制作书目录》作“文章肝心抄”，可能把“笔”的草体误作“章”。与此不同，保延三年正觉撰《大遍照刚御作书目录》，山田长左卫门氏藏嘉禄三年书写《大师御作书目录》，政祝撰《真言宗事相目录》等，均作“文笔眼心抄”。又，值得注意的是，教王常住院本《御作目录》，有“文笔眼心 一部二卷”，无“抄”（或者是“钞”）字，合于下述《信范抄》所引本，作二卷，和前述《高祖御制作书目录》注“本末”相应。因此，可以认为，平安后期存在二卷本的系统。后来的《释教诸师制作目录》和《诸师制作目录》并录为“文章肝心抄”和“文章眼心抄”，但这当然是援引时未见实物而产生的错误，谦顺的《诸宗章疏录》作“文章肝心章”大概也是因为这样[4]。
根据这些材料，陈翀教授也承认：“空海曾将《文镜秘府论》缩写成为一个节要本”[5]。就是说，此书题名原为“文笔眼心抄”，还是“文笔肝心抄”，或者是“文笔眼心”，可以有疑问，但都不能否认空海有过一部这样的著作。
还有花园天皇的日记《花园天皇宸记》两条材料。这两条材料，都为陈翀教授《空海〈文笔肝心抄〉之编纂意图及佚文考》一文所引，我们转引如下。第一条材料：
弘法大师《文笔眼心》，专为兼之哥义，所依凭也。
第二条材料，为花园天皇元弘二年（1332）三月二十四日条的日记：
弘法大师《文笔眼心》并《诗人玉屑》，能述奥义。
陈翀教授以为这两条材料说明《文笔眼心》是一部指导和歌写作的重要理论指南。是否如此另作论述，这两条材料说明弘法大师空海有一部《文笔眼心》的著作，这部著作在花园天皇（1297—1348）年代还可以看到，当无疑义。
这部著作的内容，心觉《悉昙要抄》有引述。笔者《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附《文笔眼心抄》《声韵 调四声谱》第二节的“校注”已有注释（见注释七），心觉《悉昙要抄》所引《文笔眼心》，主要全文引“《调四声谱》：平上去入配四方……余皆效此”[6]。这段文字，陈翀教授《空海〈文笔肝心抄〉之编纂意图及佚文考》亦有引述，作为心觉《悉昙要抄》所引《文笔眼心》所引《调四声谱》材料之（1）。除个别文字之外，这段文字与山田家本大致相符，这一点，陈翀教授也是认可的。下面还有两段：
或云：奇琴、精酒，妍月、好花，素雪、丹灯，翻蜂、度蝶，黄槐、绿柳，意忆、心思，对德、会贤，见君、接子。如此之类，名双声对。〔文〕
又云：徘徊、窈窕、眷恋、彷徨、放畅、心襟、逍遥、意气、优游、陵胜、放旷、虚无、酌、思惟、须臾。如此之类，名曰叠韵。〔文〕
这两段文字，陈翀教授作为心觉《悉昙要抄》所引《文笔眼心》所引《调四声谱》材料之（2）和（3）。这两条材料未必是作为《调四声谱》的材料，但所引应该是《文笔眼心》的材料。这两条材料同时见于《文镜秘府论》和山田家本《文笔眼心抄》[7]。比较这两处材料，当更接近于山田家本《文笔眼心抄》。“双声”一条材料还看不出什么，“叠韵”一条材料，《文镜秘府论》所引前作“《笔札》云”，后作“名曰叠韵对”，而山田家本《文笔眼心抄》前作“或云”，没有“《笔札》”二字；后作“名曰叠韵”，没有“对”字。这应该是作为《文笔眼心抄》的内容抄录的。
此外，小西甚一考证中还有进一步的材料。他说：
《文笔眼心抄》的流传情况虽然不太清楚，但是，《悉昙抄》和《悉昙字记创学抄》曾经引用过，从这点来看，镰仓末期似还有传本。前者作为“文笔眼心云”，引用过“调四声谱”的大部和“二十九种病”的小部分；后者作为“文笔眼心章云”，引用过“调四声谱”的大部分（较《信范抄》少），但都和现存本有几处不同[8]。
小西甚一指出，《悉昙抄》中卷里书有“正和五年二月廿日书写了”，下卷里书有“御本云：文永十一年甲戌十一月七日书写了沙门信范”，“正和五年三月十二日书写了一交了”，这是书写识语，而撰述则是更早的心觉。《悉昙字记创学抄》写成于康历二年四月。就是说，这时的日本悉昙学著作，还引用了题为“文笔眼心”或“文笔眼心章”的著作。这些被引用的内容，虽有几处和现存本不同，但大部分是一致的。
从以上情况看，至少不能说，今存山田家本《文笔眼心抄》“整个文本”内容都是西村兼文所伪造。
第二节 山田家本《文笔眼心抄》内容说明的问题
从今存山田家本《文笔眼心抄》内容本身，可以说明更多的问题。
正如陈翀教授所说，《文笔眼心抄》是《文镜秘府论》之外相对独立的一部著作，尽管它未必是一部歌论书。它的大量材料，无疑直接来自《文镜秘府论》。但是，它不是对《文镜秘府论》的简单抄写。它有新的框架。根据新的框架，相关内容重新编排，重新归类。总体内容有大的调整。在原《文镜秘府论》天卷《调四声谱》和《调声》之前，设“凡例”一目，将南卷《论文意》中王昌龄《诗格》和皎然《诗议》的内容编入。原地卷《十四例》之后，设“二十七体”一目，除编入地卷《十体》之外，还编入南卷《论文意》中王昌龄《诗格》以及北卷《论对属》的部分内容。在原西卷《文笔十病得失》之后，编“笔二种势”，再设“文笔六体”、“文笔六失”、“定位四术”、“定位四失”数目，编入原南卷《集论》和《定位》中的部分内容。新编框架，四声谱、调声、八种韵、六义、十七势、十四例、二十九种对、文二十八种病、笔十种病、句端等类目是《文镜秘府论》原有的，而凡例、二十七种体，以及笔二种势、文笔六体、文笔六失、定位四术、定位四失等则是新设的类目。新设类目占五分之二强。具体内容也有调整。比如，“凡例”编入《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中王昌龄《诗格》和皎然《诗议》，又将其中一些内容移出，编入其他地方。比如，将王昌龄《诗格》关于用字有轻有重和“第一字与第五字须轻清”两条移入“调声”[9]。把“不难不辛苦”，“诗有上句言意，下句言状；上句言状，下句言意”，“物色兼意”，“物及意皆不相倚傍”，“傑起险作，左穿右穴”，“意阔心远，以小纳大”，“物色无安身处”，“平意兴来作”，“高台多悲风”等条，移入“二十七体”[10]。
比如，《文笔眼心抄》“凡例”有一条：
凡诗有二种，一曰古诗（亦名格诗）。二曰律诗。格诗三等：谓正、偏、俗。古诗以讽兴为宗，直而不俗，丽而不杇，格高而词温，语近而意远，情浮于语，偶象则发，不以力制，故皆合于语，而生自然。
顷作古诗者，不达其旨，效得庸音，竞壮其词，俾令虚大。或有所至，已在古人之后，意熟语旧，但见诗皮，淡而无味，予实不诬，唯知音者知耳。[11]
接着又有一条：
律诗亦有三等，古、正、俗。律家之流，拘而多忌，失于自然。吾常所病也。必不得已，则削其俗巧，与其一体。……[12]
原文出自《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引皎然《诗议》[13]。《文镜秘府论》原文说：“遂有古律之别”。《文笔眼心抄》则进一步依此思路，分列古律二类。前一条，在“格诗三等谓正偏俗”之后插入“古诗以讽兴为宗……而生自然”一段，这一段，《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引皎然《诗议》在前二段[14]。后一条，则在“律家之流，拘而多忌”一句之前，加“律诗亦有三等古正俗”一句。《文镜秘府论》众多的内容，都被重新归类、调整。
建立新的框架，重新编排内容，但它的编撰体例和编撰思想与《文镜秘府论》又完全一致。作者非常了解《文镜秘府论》编撰体例和思想。
面对中国六朝到中唐诗文论著作的繁杂材料，《文镜秘府论》正是根据内容全面归类调整。同是一部王昌龄《诗格》，分别编入天卷《调声》、地卷《十七势》《六义》和南卷《论文意》。同是皎然《诗议》，分别编入地卷《十四例》《六义》，东卷《二十九种对》邻近、交络、当句、含境、背体、偏、双虚实、假，及的名、隔句、双拟、联绵、互成、异类诸对，西卷《文二十八种病》忌讳病，南卷《论文意》。同是崔融《唐朝新定诗体》，分别编入天卷《调四声谱》，地卷《十体》，东卷《二十九种对》切侧、双声侧、叠韵侧，及切、双声、叠韵、字、声、字侧诸对，西卷《文二十八种病》繁说、龃龉、丛聚、形迹、翻语、相滥、文赘、相反、相重诸病。同是元兢《诗髓脑》，分别编入天卷《调声》，东卷《二十九种对》平、奇、同、字、声、侧及的名、异类诸对，西卷《文二十八种病》平头、上尾、蜂腰、大韵、小韵、傍纽、正纽、龃龉、丛聚、忌讳、形迹、傍突、翻语、长撷腰、长解镫诸病。《文笔式》和《笔札华梁》的情况也一样。《文笔眼心抄》将《文镜秘府论》众多内容重新归类、调整，正与这一体例相合。
《文镜秘府论》的又一体例特点是条理化。比如病犯，从相关材料看，中国诗文论有八体、十病、六犯、三疾[15]，有六病例和犯病八格[16]。《文镜秘府论》西卷则将其统一条理化为三十种病，后再简化为二十八种病。比如对属，从相关材料看，中国诗文论有传《魏文帝诗格》八对，上官仪六对，元兢《诗髓脑》六种对，皎然八种对，崔融《唐朝新定诗体》三种对等，从《文镜秘府论》成篑堂本地卷卷首及三宝院本地卷封面里页所记另一卷首看[17]，对属的材料更为复杂，而《文镜秘府论》东卷将其统一条理化为二十九种对。
这同样是《文笔眼心抄》的体例特点。将《文镜秘府论》归类、调整之后，内容进一步条理化了。保留了原来条理化的一些内容，如八种韵、六义、十七势、十四例、二十九种对、文二十八种病等。原来论述性强的内容条理化了。比如前面说到的南卷《论文意》中王昌龄《诗格》和皎然《诗议》，在《文镜秘府论》都是论述性的内容，到了《文笔眼心抄》，编为“凡例”，都条理化了。目录便称为“四十四凡例”，更显条理。陈翀教授提出，书前添“凡例”，乃明清人的编书格式，空海断无可能遵遁后世的编书体例[18]。笔者未能考察书中“凡例”的起源历史，未能断言这只是明清人才有的编书格式。笔者所知道的，是用条理化的方式编撰繁杂的材料，是《文镜秘府论》的惯例。前面所述的其东卷的《二十九种对》和西卷的《文二十八种病》，就是典型例证。东卷、西卷都是在序文之后，分别编有“二十九种对”和“文二十八种病”的目录。《文笔眼心抄》在序文之后编有目录，目录之后将一些内容编为四十四凡例，与《文镜秘府论》的编撰体例正相符合！
其他内容也看出这一点。比如，天卷“调声”，收入王昌龄《诗格》及元兢《诗髓脑》的相关内容。在《文镜秘府论》天卷，这是论述性的。到《文笔眼心抄》，加入南卷《论文意》王昌龄《诗格》关于用字有轻有重及“第一字与第五字须轻清”，以及南卷《集论》殷璠关于纵不拈二，未为深缺的论述，编为“五言平头正律势尖头”、“五言侧头正律势尖头”等十二种调声。比如“笔二种势”，原出《文镜秘府论》西卷《文笔十病得失》。“文笔六体”、“文笔六失”、“定位四术”、“定位四失”几类，分别出《文镜秘府论》南卷《论体》和《定位》，原来都是论述性文字的一部分。到《文笔眼心抄》，则将这些内容抽出，编为几个类目，更为条理化。一些本来分散的内容被集中在一起，加以条理化。如“二十七种体”，全文编入《文镜秘府论》地卷《十体》之外，还将南卷《论文意》王昌龄《诗格》及北卷《论对属》的相关内容“不难不辛苦体”以及“升降体”、“单复体”等编入。条理化的同时，相关内容又进一步调整。比如“调声”一篇，“五言平头正律势尖头”一目中，在皇甫冉“中司龙节贵”和钱起《献岁归山》二诗之后，接以陈闰《罢官后却归旧居》诗；而崔曙《试得明堂火珠》之诗例，则标为“五言侧头正律势尖头”。“七言尖头律”一目，皇甫冉“闲看秋水心无染”和“自哂鄙夫多野性”二诗例，按照目录，也分别被标作“七言平头尖头律”和“七言侧头尖头律”。元兢关于“换头”之论，按照目录，也被分作“五言双换头”和“单换头”两类。
简编也是《文镜秘府论》的体例特点之一。典型的是西卷《文二十八种病》，如“第三蜂腰”引元兢说，开头便是：“‘君’与‘甘’非为病；‘独’与‘饰’是病。”[19]显然省略了病名（蜂腰）和“‘君’与‘甘’非为病；‘独’与‘饰’是病”的诗例，即前文已出现过的诗例：“闻君爱我甘，窃独自雕饰”。“第五大韵”和“第六小韵”引元氏说，都是开头便说：“此病不足累文，如能避者弥佳。”“此病轻于大韵，近代咸不以为累文。”[20]显然也省去了前文已有的病名和相关的说明。
这也正是《文笔眼心抄》的特点。一些材料被进一步简编。《文镜秘府论》天卷《诗章中用声法式》《四声论》，地卷《九意》，南卷《集论》所收元兢《古今诗人秀句序》、疑《芳林要览序》以及陆机《文赋》、北卷《帝德录》全未编入。南卷《论体》和《定位》只将“文笔六体”、“文笔六失”、“定位四术”、“定位四失”简化后编入。北卷《论对属》只将“上升下降”和“前复后单”二例简化后分别作为“升降体”和“单复体”编入。未被编入的，主要是论述性的内容。如《四声论》《古今诗人秀句序》和陆机《文赋》。已被编入的，也删去一些内容。如“凡例”编入南卷《论文意》王昌龄《诗格》，而将其开头一大段文字删去，中间也有部分内容被删去。“八阶”、“六志”、“二十九种对”均删去“释曰”。“文二十八种病”也删去大量内容。被删去的，主要也是论述性的内容，主要留下条理化的诗例。
《文镜秘府论》尽可能删去原典出处。初稿时，《文镜秘府论》还保留了一些原典出处，修改定稿之后，很多原典的出处又被删去了。比如地卷《十七势》，成篑堂本眉注“王氏论文云御草本如此以朱砂销之”，说明草本原作“王氏论文云”，后来销去，今成篑堂本、三宝院本正文卷首、宝龟院本、六寺藏寺本、松本文库本、醍醐寺乙本、江户刊本、维宝笺本便作“或曰”，没有出处[21]。《十四例》，松本文库本、醍醐寺乙本、江户刊本、维宝笺本题下双行注：“皎公诗议新立八种对十五例具如后十五例御草本错之”[22]，说明草本有出处，而修改后删去“皎然诗议”的出处。比如《十体》，松本文库本、醍醐寺乙本、江户刊本、维宝笺本题下双行注：“崔氏新定诗体困十种体具列如后出右”[23]，也说明后来删去了出处。
《文笔眼心抄》沿用了这一作法，进一步删去一些材料的原典出处。比如《文镜秘府论》天卷《调四声谱》“风小月脍”之前，原有“崔氏曰”;《调声》“换头”之前，原有“元兢曰”；地卷《八阶》题下，原注有“《文笔式》略同”;《六志》题下，原注有“《笔札》略同”；东卷《二十九种对》“第一的名对”例句“尧年舜日”之前，原有“元兢曰”;“第六异类对”例句“来禽去兽“之前，原有“元氏曰”;“第九叠韵对”例句“徘徊窈窕”之前，原有“《笔札》云”;“第十七侧对”，原有“元氏曰”；西卷《文二十八种病》中“第三蜂腰”、“第四鹤膝”、“第五大韵”、“第六小韵”等的“刘氏曰”和“元氏曰”[24]，相关内容编入《文笔眼心抄》时，这些原典出处的文字都被删去了。一些诗例的作者诗题等出处文字也被删去。如《文镜秘府论》地卷《十七势》“第一直把入作势”一些诗例原有昌龄《寄驩州》《题上人房》等，“第二都商量入作势”原有昌龄《上同州使君伯》《上侍御七兄》，“第三直树一句第二句入作势”原有《客舍秋霖呈席姨夫》《宴南亭》等[25]，“第五直树三句第四句入作势”等也有类似的作者和诗题等诗例出处的文字。这些诗例出处文字，编入《文笔眼心抄》时，很多都被删去了。
《文笔眼心抄》的作者不仅非常熟悉《文镜秘府论》的编撰体例和思想，而且非常了解《文镜秘府论》的基本内容，不是一般地了解文字内容，而且对一些深层内涵有很好的理解。《文镜秘府论》一些材料的内涵，有的有直接的文字表露，有的则隐含其中，一般人看不出来。作者重编之时却常常能把这种内涵揭示出来。比如，《调声》中崔曙《试得明堂火珠》一诗编为“五言侧头正律势尖头”，因其首句“正位开重屋”首二字是仄声，是所谓“侧头”。比如皇甫冉的两个诗例，首句一为“闲看秋水心无染”，一为“自哂鄙夫多野性”，一为平头，一为侧头，因此作者在目录中将其分为“七言平头尖头律”和“七言侧头尖头律”。比如“凡例”，引皎然《诗议》，在“格诗三等谓正偏俗”之后，接以“古诗以讽兴为宗”一段关于古诗的阐述，而在“律诗亦有三等古正俗”之后，接以“律家之流拘而多忌”一段关于律诗的阐述。这些地方，没有对《文镜秘府论》相关内容内涵的深刻理解，是做不到的。
直接抄录现成文字，是容易做到的，但是，按照《文镜秘府论》的编撰体例和思想，重新编一部书，并揭示原著内容的深层内涵，却是很难作伪的。西村兼文可能有能力把《文镜秘府论》现成的原文抄录一遍，但是，他有能力对《文镜秘府论》的内容重新归类编排调整吗？他能那么深入地理解《文镜秘府论》的编撰体例和思想，理解其隐于深层的内涵吗？他懂得什么是五言侧头正律势尖头，有能力把《文镜秘府论》地卷《十体》和南卷《论文意》引王昌龄《诗格》以及北卷《论对属》的相关内容综合编成“二十七种体”，把南卷《集论》殷璠的一段话移入“调声”吗？他何以知道，《调声》中崔曙《试得明堂火珠》一诗为五言侧头正律势尖头，而皇甫冉的两个诗例，一为七言平头尖头律，一为七言侧头尖头律？
这一切，可信的解释，《文笔眼心抄》与《文镜秘府论》是同一作者，这作者就是弘法大师空海。只有空海，才那么熟悉《文镜秘府论》的编撰体例和思想，才对其内容内涵有那么深刻的理解，才能那么熟练地根据其编撰体例和思想，重新编撰出一部《文笔眼心抄》，才能在编撰过程中，那么恰当地揭示原著内容的深层内涵。西村兼文则无法做到，他无法作伪，他没有这个能力。
第三节 关于《文笔眼心抄》补加的内容
在《文镜秘府论》已有文字之外，《文笔眼心抄》还补加了一些内容。这些补加的内容，更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调声”一目“换头调声”一条，在编录了元兢《于蓬州野望》诗例及关于双换头和单换头的解说之后，补加了“拈二”之说和庾信的诗例：
此换头，或名拈二。拈二者，谓平声为一字，上去入为一字，第一句第二字，若安上去入声，第二第三句第二字，皆须平声，第四第五句第二字还须上去入声，第六第七句第二字安平声，以次避之。如庾信诗云：“今日小园中，桃花数树红。欣君一壶酒，细酌对春风。”“日”与“酌”同入声。只如此体，词合宫商，又复流美，此为佳妙。[26]
这段材料是西村兼文无法伪造的。《文镜秘府论》未能编入，没有现成的文字可以抄录。这里提出“拈二”的概念。“拈二”之说，唐人传世史料中，仅见于殷璠《河岳英灵集叙》[27]。西村兼文有何能力凭空伪造这样一个唐代文论的重要概念？殷璠《河岳英灵集叙》提及“拈二”，却未作解释。作出解释的是这段材料。从这段材料看，所谓“拈二”，就是五言诗相粘二句的第二字必须同声，当然，相对二句的第二字声调还必须相异。这实际是元兢所说的单换头的另一种说法，但是，“单换头”强调的是换头，“拈二”强调的则是“粘”。这个概念，这个解释，正反映了近体诗律的发展，这段材料，接以元兢“调声三术”之“换头”之后，也正符合元兢关于换头调声的思想，应该出于元兢。材料所举庾信诗，第二三句第二字“花”与“君”，同为平声，正合“拈二”之说。今人研究表明，庾信诗正处在永明声律向近体诗律的过渡阶段，用庾信的诗例，正很好地反映了诗律发展过渡的事实。身处初唐，身处近体诗律发展的时代，反映近体诗律的发展，在元兢是很自然的事，元兢能提出“换头”术，就能提出“拈二”的概念，作出相应的解释，他举庾信的诗例来说明，是很自然。身处日本，身处明治末期的西村兼文却没有这个可能。他提不出“拈二”的概念，从浩如烟海的古代诗歌中找到庾信这样恰当的诗例，也很难做到。
“八种韵”一目补加了“交鏁韵”[28]。这段材料更是西村兼文无法伪造。这段材料提出一个新的概念：交鏁韵。从诗例看，王昌龄《秋兴》：“日暮此西堂，凉风洗修木。著书在南窗，门馆常肃肃。苔草弥古亭，视听转幽独。或问予所营，刈黎就空谷。”偶句木、肃、独、谷同押入声屋韵，奇句堂（唐韵）、窗（江韵）同押，亭（青韵）、营（清韵）同押，奇句和偶句交错押韵，故为交鏁韵。这种押韵方式，当时很难找到。笔者曾经查过，永明之前曹植、陆机、谢灵运等人诗中只能找到几处相连两句奇句与偶句交错用韵。永明以后，这种情况就更少了。查永明至陈沈约、王融、谢脁、徐摛、萧纲、萧绎、庾肩吾、徐陵、江总等人及北朝庾信等人五言四句到十二句诗，只得沈约、王融、谢脁、萧纲、庾信各一处两韵交鏁韵。不论永明之前还是永明以来，这所谓交鏁韵，都只是一首诗偶句押韵中夹着那么两个奇句彼此合韵。整首诗作为交鏁韵的，只有沈约《咏孤桐》和谢脁《王孙游》，但也只是四句短诗。查初唐虞世南、许敬宗、上官仪、沈佺期、宋之问、崔融、苏味道、杨炯、杜审言、李峤等十人的五言四句至十二句诗，则连一处交鏁韵也没有。可以推知，唐前至初唐的诗人们基本上不知道什么交鏁韵，这应该是《八种韵》作者的创造[29]。连唐人都不太熟悉的交鏁韵，西村兼文何以能伪造出来？唐诗中交鏁韵极少，西村兼文又如何恰恰找到王昌龄《秋兴》这一恰当的诗例？在数万首唐诗中找这样一首恰好用交鏁韵的诗，该花多少精力？为了伪造一篇东西，花上这样大的精力，值得吗？
“二十七种体”还补加了“二十七问答体”。
二十七，问答体。诗云：“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又：“归葬今何处，平陵起冢祠。”又：“或问予所答，刈黎就空谷。”又：“山僧无伴是何人，云盖叶帷莹我神。”[30]
“山中何所有”二句出梁陶弘景《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或问予所答”二句出王昌龄《秋兴》诗，另两个诗例诗题及撰者未详。这一“问答体”，《文镜秘府论》无现成文字可抄，也是西村兼文所无法伪造的。“文二十八种病”一目还有更多补加的众多内容。“上尾”一条补加“土崩”:“土崩。谓以平居五而不叠韵者，此与上尾同。‘追凉游竹林，对酒如调筝。’‘筝’字言‘琴’即好。又：‘避热暂追凉，携琴入水宫。’‘宫’云‘堂’乃妙。”“大韵”一节补加“触绝”:“触绝。谓趣有余文触绝正韵，是。此即大韵同。‘英桂浮香气，通照碎帘光。’‘香’、‘光’是。又：‘帘密明翻碎，云趍辙倒行。’‘明’、‘行’是。”“小韵”一节补加“伤音”:“伤音。谓不当是目中间自犯，是。此即小韵同。‘四鸟囗憎见，三荆不用囗。’囗，荆。又：‘弦心一往过，泉囗万行流。’弦，泉。”“正纽”一节补加“爽切”：
爽切。谓从平至入，同气转声为一纽，是。此即正纽傍纽同。“瞩目转锺兴，风月最关情。”锺，嘱。又：“光音同宴席，歌啸动梁尘。”同，动。又：“望怀申一遇，敦交访二难。”望，访。又：“交情犹劳到，得意乃欢颜。”劳到，欢颜。又：“未告班荆倦，宁辞倒屐劳。”倒，劳。[31]
这几条补加材料，土崩、触绝、伤音、爽切这几个病名是《文镜秘府论》出现过的。但是，相关的阐述是《文镜秘府论》所没有的，所用十一个诗例撰者及诗题均未详，《文镜秘府论》及其他现存文献均未见，西村兼文根据什么伪造这些内容？这几个诗病，“爽切”是最难理解的。它说：“此即正纽傍纽同。”其诗例之一：“‘瞩目转锺兴，风月最关情。’钟、嘱。”诗例之二：“又：‘光音同宴席，歌啸动梁尘。’同、动”前例钟嘱，据《韵镜》，属内转二开合齿音清第三等“钟肿种烛”之纽；后例同动，属内转一开舌音浊第一等“同动洞浊”之纽。二例犯四声一纽之双声即正双声之病，即正纽病，这是好理解的。另几例例字并非四声一纽之双声，不当犯正纽，但也不是一般的傍双声相犯，不是一般傍纽，何以说是“正纽傍纽同”？向来不得确解。这需要联系《文镜秘府论》所引梁刘滔的傍纽说。一说，刘滔以叠韵为傍纽[32]。《文笔眼心抄》“正纽”所补“爽切”诗例之三：“望怀申一遇，敦交访二难。”“望”若为去声，则与“访”字同属漾韵。诗例之四：“交情犹劳到，得意乃欢颜。”“欢”为桓韵，“颜”为删韵，二韵如果通用，则亦为叠韵。似亦以叠韵为傍纽。但从《文镜秘府论》的材料看，刘滔是以异纽异声的同韵母之字相犯为傍纽[33]。《文笔眼心抄》“爽切”的诗例之三：“望怀申一遇，敦交访二难。”据《韵镜》，“望”字属同清浊第三等“亡罔妄〇”之纽，若为平声，则为明纽阳韵，“访”属内转三十一开唇音次清第三等“芳髣访（上雨下溥）”之纽，敷纽漾韵。诗例之四：“交情犹劳到，得意乃欢颜。”诗例之五：“未告班荆倦，宁辞倒屐劳。”“劳”在外转二十五开半舌音清浊第一等“劳老嫪〇”之纽，“到”和“倒”为同舌音清第一等“刀倒到〇”之纽。一为来纽，一为敷纽，同声之字“劳”和“刀”均为豪韵。都是异纽异声而同韵之字相犯。这与《文镜秘府论》所引刘滔的傍纽之说相合。或者此处“爽切”说，既以叠韵为傍纽，又以异纽异声而同韵之字相犯为傍纽。所以说：“此即正纽傍纽同。”不论是以叠韵为傍纽，还是以异纽异声同韵之字相犯为傍纽，还有四声一纽之字相犯的正纽，这既涉及专门的音韵学知识，又需要对齐梁各家声病声律说有深入细致的了解，即使专门的研究者，要弄清楚都很费劲，西村兼文有何能力伪造内容这样复杂的文献呢？
补加的这几条材料为西村兼文所无法伪造，却可以说明其他问题。这就是《文笔眼心抄》的材料来源问题。将《文镜秘府论》已有的文字加以重新归类调整，其材料来源是清楚的，这就是《文镜秘府论》。但是补加进去的这些材料，仅靠《文镜秘府论》现成的材料是不行的。它应该有其他材料来源。这来源，我以为就是《文镜秘府论》所据的原典。《文笔眼心抄》所编内容，与《文镜秘府论》同一原典。两部著作所用的是同一原典材料。这是不难看出的。前述补加材料中，“调声”一目“换头调声”一条补加“拈二”之说和庾信的诗例，与《文镜秘府论》天卷《调声》所收元兢“调声三术”中的“换头”之说显然属同一材料，换句话说，是元兢“调声三术”中“换头”之说的一部分。为说明“换头说”，元兢自举诗例《于蓬州野望》并作了关于双换头和单换头的解说之后，应该还有一段话说明“拈二”之说，为说明“拈二”，还举了庾信诗例。补加的“交鏁韵”与《文镜秘府论》天卷正文《七种韵》也应该属同一材料，原本应该是“八种韵”，《文镜秘府论》编撰时所用的材料，应该就是包括“交鏁韵”在内的“八种韵”。《文镜秘府论》天卷序有一段话值得注意：
余癖难疗，即事刀笔，削其重复，存其单号，总有一十五种类：谓《声谱》，《调声》，《八种韵》，《四声论》，……
这说明，空海所用的材料是《八种韵》。只是编撰《文镜秘府论》时，因为某种原因[34]，未录“交鏁韵”，因此正文只有七种韵，正文标题也为“七种韵”。但天卷序却明白地告诉我们，原典应为《八种韵》。到《文笔眼心抄》，补录了“交鏁韵”，恢复了“八种韵”之标题。这清楚地表明，《文笔眼心抄》和《文镜秘府论》所据的是同一原典。“二十七种体”补加的“二十七问答体”典出何处不太清楚，从前后文看，应该与“单复体”和“升降体”同一原典，即同出北卷《论对属》。《文镜秘府论》编撰时未录入，而《文笔眼心抄》将其补入。北卷《论对属》，据笔者的考证，当出初唐佚名《文笔式》[35]。“文二十八种病”一目补加的土崩、触绝、伤音、爽切也应该是这样。这涉及到《文镜秘府论》关于“十病”的一条材料。《文镜秘府论》西卷序《论病》说：“洎八体、十病、六犯、三疾，或文异义同，或名通理隔，卷轴满机，乍阅难辨，遂使披卷者怀疑，搜写者多倦。予今载刀之繁，载笔之简，总有二十八种病，列之如左。”从空海这段论述可能知道，八体、十病、六犯、三疾是他编撰《文镜秘府论》西卷《文二十八种病》时所用的材料。这当中，“八体”指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八病，这是学界无没有异议的[36]。“六犯”指支离、缺偶、相滥、落节、杂乱、文赘六病，“三疾”指骈拇、枝指、疣赘三病，这是没有疑问的[37]。但是“十病”何所指，有不同看法。一说指水浑、火灭、木枯、金缺、土崩、阙偶、繁说、落节、杂乱、文赘十病。一说指水浑、火灭、金缺、木枯、土崩、阙偶、繁说、触绝、伤音、爽切十病[38]。小西甚一之说是对的，因为前说中“落节、杂乱、文赘”属《诗式》“六犯”，不当属“十病”。水浑、火灭、金缺、木枯、土崩五病以五行命名，分指五言诗第一字到第五字的同声相犯的病犯，引典相同是没有疑问的。阙偶、繁说与此体例相同，属同一原典，也不当有异议。而另三病，则是《文笔眼心抄》载录的触绝、伤音、爽切三病[39]。小西甚一的分析是对的，正因为如此，中泽希男后来就改从小西甚一之说[40]。水浑、火灭、金缺、木枯、土崩、阙偶、繁说、触绝、伤音、爽切十病中，水浑、火灭、金缺、木枯、阙偶、繁说六病被编入《文镜秘府论》，而土崩、触绝、伤音、爽切四病，其病名出现于《文镜秘府论》，其内容却被编入《文笔眼心抄》。这说明，编入《文镜秘府论》的水浑、火灭、金缺、木枯、阙偶、繁说数病和编入《文笔眼心抄》的土崩、触绝、伤音、爽切数病同属“十病”之说，属同一原典。
这说明什么呢？我想至少可以说明，《文笔眼心抄》的作者手头不仅仅有现成的《文镜秘府论》，应该还有《文镜秘府论》所用的那批原典材料，两部著作面对同一材料，这种情况，最可信的解释，就是两部著作同一作者。这位作者编撰完成《文镜秘府论》之后，用同一批材料，再编撰《文笔眼心抄》。这才出现同一材料的一些内容被编入了一部书，而它的另一些材料被编入了另一部书的特异情况。这个作者当然只能是空海。熟悉《文镜秘府论》的编撰体例和思想，理解其深层内涵证明了这一点，补加材料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
这又进一步证明《文笔眼心抄》非西村兼文所伪造。《文笔眼心抄》补加内容所用的原典，元兢“调声三术”和《八种韵》，“十病”说，以及佚名《文笔式》，自《文镜秘府论》之后，都未见流传，中日两国文献均未见。佚失一千多年之后，怎么可能突然就在西村兼文那里出现？看不到这些真品原典，怎么可能伪造这些《文镜秘府论》中所没有的内容？从各方情况分析，今存《文笔眼心抄》的作者非空海莫属。空海之后，无人可续，包括空海的弟子，更不用说一千多年之后，对六朝至唐诗学音韵学并无修养的西村兼文。他没有能力伪造这样一部著作，这样一部继《文镜秘府论》之后，对六朝至唐诗文论再一次作精当概括的经典著作。退一万步说，即使西村兼文看到了这些真品原典，或者他就收藏有这些真品原典，何以他伪造《文笔眼心抄》之后，这些真品原典又失传了呢？我们可以说，他为了伪造《文笔眼心抄》，而毁弃了这些真品原典。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更不可思议。这些真品原典难道就不值钱？为了伪造一部文书，而毁掉另一部甚至几部可能更为值钱的原典文书，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第四节 关于抄卷的情况
内容的造伪和抄卷的造伪有联系，也有区别。我们现在来看抄卷的情况。
关于山田家本《文笔眼心抄》抄卷，山田永年氏《文笔眼心抄释文》序有描述，小西甚一《文镜秘府论考·研究篇（上）》的描述更详细[41]。关于西村兼文造伪，包括《文笔眼心抄》抄卷造伪的情况，陈翀教授两篇论文引日本著名的书志学家庄司浅水书志学随笔《赝本物语》及林若树所撰《西村兼文逸话》和《若树随笔》也有详述。根据这些材料，我们可以发现一些问题。
一、庄司浅水《赝本物语》说[42]：
西村兼文又是制作膺本古书的名手，他多用古写经之旧纸，从经卷中搜寻到所需要的旧字体，将其制作雕版印刷成古书。……
兼文又不知道从那里搜集到了一些古活字以及旧纸张，将其伪造成刻有延喜十三年（913）二月五日之刊记的《文选》残叶，又伪造“源亲房印”印之于上。再按上其伪造的一个所藏寺庙的印章（圣寿禅寺）之印。……兼文还采取同样的手法，伪造了唐天祐二年（905）九月八日刻之陶渊明《归去来辞》，这又是一份难辨真伪的精巧之物。
林若树《西村兼文逸话》说[43]：
某年，粟田口青莲宫发现了用仿古中活字印刷的《归去来赋》十五页，皆数百年前之物。兼文得知之，在其末端印上唐之年号，伪称其为唐版。……
兼文还曾取狩谷掖斋所藏宋版《孝经》之复刻薄叶，将掖斋之印剜去，在其上覆盖天山（义满）之印，再将其裱装，伪称其为宋版。
至于《文笔眼心抄》，山田永年氏《文笔眼心抄释文》序称，此“为一大长卷子，书法超妙，纸墨俱古”[44]。小西甚一《文镜秘府论考·研究篇（上）》有更详细的描述：
前述的本子是《眼心抄》唯一的传本，现为山田长左卫门（寿房）氏所秘藏（收藏于金漆楷书“皆山楼藏”的漆涂的函中，这个函书为故和田智满大僧正的手笔。皆山楼为寿房氏的先考永年氏的雅号，同函收有前述的《大师御作目录》，粘叶装一叶。里书“嘉禄三年七月十四日于大原乡实相院书写了”，有“东寺之印”的方形朱印。《眼心抄》于昭和九年一月三〇日被指定为国宝）。缎子装的卷子本，扉页置有总金泊，配有刻有正仓院样子金具的水晶轴。全长六丈七尺八寸，高九寸五分五厘，宽约一尺九寸的白麻牋三十七叶。首尾二叶之外，各叶三十二行，偶而三十三行。每行二十至二十三字，书写于宽约五分五厘的墨界中。卷首内题部分阙失，只存“文笔”二字。其下有“永年珍藏”的方形朱印，各叶的继目也有“永年”的印记。序文六行，接着是目录，第二叶开始是正文，目录自四十四凡例至句端，录有十九目，各目之上朱笔标有一至十九的数字。本文如目录那样完结，加有朱笔或墨笔，目录八种韵中“叠连韵”的“连”字是正确的草体，而在其右墨书，从这点大概可以推测，朱书可以认作是和本文的书写同时或同时代，墨书大约在平安中期以后，大概是不习惯写草书者所写。从这点也可以知道，当时另外还有异本存在。这也和据撰书目录推定异本存在这一情况相符，不过有注记的地方並不多[45]。
现在所知，小西甚一是见过这一抄卷的极少数人之一，他的描述，是现存唯一详尽的描述，这段描述对于《文笔眼心抄》的辨伪尤为重要，因此把它详录如上。从这些材料可以发现很多问题。首先的一点，稍作比较不难发现一个明显的不同，即以上列举的西村兼文造伪的其他本子不论是《文选》残叶，陶渊明《归去来辞》，还是《孝经》，都是雕版印刷，而《文笔眼心抄》则是抄卷。这由前引小西甚一的描述可知，今存《文笔眼心抄》残卷影印件也可以证明这一点。雕版印刷，可以反复印刷，多次外售暴利。比如，据前引林若树《西村兼文逸话》，西村兼文伪造陶渊明《归去来辞》，便将其市货于京都同仁间，价高者七圆半，价低者三圆半。据庄司浅水《赝本物语》，西村兼文伪造的《文选》残叶，也被人竞相出重金购买之，用同样的手法伪造的《般若心经》，先是卖给某侯爵家，又卖给市岛春城。作为抄卷，《文笔眼心抄》则只有一份，只能出售一次，牟利一次。
二、庄司浅水《赝本物语》记西村兼文造伪的方法：
他（指西村兼文）多以访书之名到各个神社寺庙去寻访古写经，偷人眼目，将古写经之跋文或识语割下，再将其粘贴于其他低俗之写本的卷末，制作成伪卷，或是将古经卷卷末添上自己伪造的写经之年月、写经生姓名、所藏者姓名、识语、奉纳者姓名等等，将无数之古经名卷变成缺憾之物。
林若树《西村兼文逸话》又记西村兼文伪造《文笔眼心抄》：
或人曰：今某家藏所谓大师笔之古写经本称为东寺旧藏品。其末尾年号以及署名，为大师以后时期的经卷。兼文得之将卷末切断，将其伪称为大师笔而卖给某氏。某氏也经常将之作为神品而炫耀人前。后日，兼文将切断之卷尾从袖中掏出，曰：“此断简乃先日割爱于君之末端，某氏求之甚急，因以之先示君。”某氏惊若木鸡，只好随之意将其购入。先深藏之家，某后又将其毁弃，对外至今仍将其之前所获古经卷称为大师真迹。
这所谓东寺旧藏品之大师笔之古写经本，陈翀教授认为即《文笔眼心抄》。此事《若树随笔》记述得更清楚：
又京都山田永年氏藏之（空海）大师笔《眼心抄》，传其本乃东寺旧藏之物。卷末署有年号笔者之名，乃大师之后之笔。兼文氏将其末端切断，称大师之笔，将其卖给山田氏。其中事由，予亦有所耳闻。[46]
庄司浅水的记述有些不解。西村兼文何以能明目张胆地将神社寺庙珍藏的古写经之跋文或识语割下，这可不是一般的偷人眼目所能为。另外，既然已从神社寺庙得到古写经，这古写经本身难道不值钱吗？何以要割下其跋文或识语，使其变得残缺不值钱，而去伪造另一低俗写本呢？这且不论，即以庄司浅水的记述而言，稍加比较也不难发现，《文笔眼心抄》和其他经卷的造伪方法也有不同。他得到《文笔眼心抄》，并没有将其他古写经之跋文或识语割下，将其粘贴于《文笔眼心抄》的卷末。恰恰相反，他是将《文笔眼心抄》的末端切断。他是称此卷为大师之笔，将其卖给山田氏，但也没有在其卷末添上自己伪造的写经之年月、写经生姓名、所藏者姓名、识语、奉纳者姓名等等。切断末端之后，卷子本身还是完整的。这从林若树记述可以知道，前面详引的小西甚一的详细描述，说到六丈七尺八寸，是一个完整的长卷，也并没有说到有剪贴的痕迹。这与其他经卷的造伪很不相同。
从以上材料还可以知道第三点。西村兼文造伪的那些写卷，内容都是真品。比如《文选》残叶，虽非延喜古本，《文选》内容却为真。伪造的唐本陶渊明《归去来辞》、宋版《孝经》无不如此，古本为伪而内容为真。《文笔眼心抄》抄卷的情况也是如此。从上引林若树《西村兼文逸话》和《若树随笔》的记述来看，他只是将其末端切断，而原卷并未损坏。既然原卷并未损坏，则原卷所保存的内容应为真，换句话说，称其为空海之笔为伪，而原卷内容则为真。现在所能看到的关于西村兼文造伪的材料，可以证明他伪称空海之笔，但没有一条可以证明他伪造了《文笔眼心抄》的内容。内容的伪造和古卷的伪造是两回事。伪造古卷，未必伪造内容。这样看，结合前二节的分析，《文笔眼心抄》的内容应该不是伪造的。
四、即就抄卷而言，也未必不是古卷。不论林若树《西村兼文逸话》还是他的《若树随笔》，都说这是“大师以后时期的经卷”，“大师之后之笔”。关于这一点，小西甚一《文镜秘府论考·研究篇（上）》有详细描述。他分析书体风格，指出其中书风为没有和风的纯草，旨趣近于空海“十七帖”，一些异体字的写法也颇类“十七帖”。他由此推断，“这是平安时代初期的实物”[47]。前文引小西甚一也说到，《文笔眼心抄》抄卷“墨书大约在平安中期以后”，他在《研究篇（上）》另一处又说：“《文笔眼心抄》的笔迹让人想到在正仓院御藏僧纲状的真济的书风。”[48]这与前引《西村兼文逸话》所说“为大师以后时期的经卷”，《若树随笔》所说“乃大师之后之笔”，正相吻合。小西甚一亲眼见过实物，他对历代书风有研究。相比我们没有看过实物仅据一些旁证材料所作的推测，小西甚一的判断应该更为可信。根据这一判断，《文笔眼心抄》当为平安初期的实物，《文笔眼心抄》抄卷不但内容为真，而且可能是古卷，不过不是空海真迹而已。陈翀教授的怀疑是有道理的[49]。不是空海真迹，并不意味着不是古卷，特别并不意味着内容非真。西村兼文的造伪只在于把一般古卷说成空海真迹。《文笔眼心抄》抄卷非空海真迹，却可能是古卷，而不论是否古卷，其内容都当为真品。
第五节 其他一些疑问的解释
陈翀教授的一些疑问，有的前文已作了回答。其他一些疑问，也就容易作出解释了[50]。
关于西村兼文编写《增补续群书一览》解题所录《文笔眼心抄》序文与山田永年氏根据原卷所作翻刻序文有的文字不合。据前述小西甚一的描述，《文笔眼心抄》抄卷乃一长卷，仅据卷首序文部分文字，很难对全部长卷作出判断。既就序文部分而言，解题时抄录序文有些文字有误，也并非不可能。即就陈翀教授所引林若树《西村兼文逸话》及《若树随笔》，也说这是“大师之后之笔”，而西村兼文伪称为大师笔，没有一字说到西村兼文作伪时有一个自己先写作的文章底稿。所以，说西村兼文解题抄录《文笔眼心抄》序文时，只能根据自己所留下的文章底稿，应该是臆想的成份居多。就算西村兼文有一个文章底稿，从他作伪的两种方式来看，他所据也是真品。
关于书之异名“文笔肝心抄”。空海确实多用“肝心抄”作为他所撰佛教经疏的书名，但并不妨碍他用“文笔眼心”作另一书名。因为《文笔眼心抄》毕竟不是佛教经疏。而且空海所用书名初看就常常让人费解。“文镜秘府论”这一书名就是如此。他可以用“文镜秘府论”这一初看难解之词作一书名，就有可能用“文笔眼心抄”作另一书名。一些古籍书目确实载录了“文笔肝心抄”的书名，但另一些古籍书目也有“文笔眼心抄”的书名。古籍书目在传抄转录过程中文字有异，也并非异事。仅据书名有异，而断定《文笔眼心抄》的内容均为西村兼文所杜撰，恐怕言过其实。
关于抄录《文笔眼心抄》的一些材料。心觉《悉昙要钞》以“文笔眼心”为题抄录《调四声谱》之后，确实紧接“或云奇琴精酒”和“又云徘徊窈窕”云云两段文字。但这并不意味着《悉昙要钞》所据《文笔眼心抄》原文就是《调四声谱》之后紧接“或云奇琴精酒”云云两段文字。熟悉的人们都知道，日本悉昙学者常用摘录式的办法编撰悉昙学著作。他们常常将本不连贯的文字紧相连接，摘录编抄。他们着重抄录与悉昙学有关的文献论述，常常片段式地抄录。连接抄录，并不意味着原文也是连贯一体。至于“秘府论云元氏曰”以下，既然首言“秘府论云”，所据显然不再是《文笔眼心抄》，据此而认定《文笔眼心抄》为伪书，根据是不足的。
至于东寺观观智院金刚藏本所录题为“文笔眼心云”的文字。“正纽”后“凡四声为正纽”，“傍纽”后“双声是也”的注文，显然是概括原文，与原文文字稍有异，不足为怪。只是简录“正纽”和“傍纽”，并未详述，“正纽”在“傍纽”之前，与今存山田家本《文笔眼心抄》顺序有异，也可以理解。至于“或（书）云略音有三种”云云以下几大段文字，既然已改称“或（书）云”，说明所录为另一书，与《文笔眼心抄》已全然无关，不能看作《文笔眼心抄》的佚文，今本《文笔眼心抄》没有几段文字，完全是正常的。据此认定《文笔眼心抄》为伪书，显然缺乏根据。
注释
[1]主要有：《辨伪存真：〈文笔眼心抄〉古抄卷献疑》（刊于《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八辑，2012年），《空海〈文笔肝心抄〉之编纂意图及佚文考》（刊于《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十辑，2014年）。
[2]说见前引《辨伪存真：〈文笔眼心抄〉古抄卷献疑》。
[3]中泽希男《文镜秘府论札记》，《斯文》第十六编第七、八、十号，第十七编第二号，1934年—1935年。
[4]小西甚一《文镜秘府论考·研究篇上》，日本京都：大八洲出版株式会社，1948年，笔者《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中华书局，2006年）第1936页—1937页。
[5]《辨伪存真：〈文笔眼心抄〉古抄卷献疑》。
[6]《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第1976—1978页。
[7]分别见于《文镜秘府论》东卷《二十九种对》之“第八双声对”和“第九叠韵对”，以及山田本《文笔眼心抄》之《二十九种对》之“八双声对”和“九叠韵对”，见《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第740页、745页和第2021页、2022页。
[8]小西甚一《文镜秘府论考·研究篇上》，笔者《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第1937页〔校注〕有转引。
[9]分见《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1319页、1320页和1987页。
[10]分见《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1308页、1338页、1339页、1340页、1347页、1348页、1361页、1362页、1363页和2008页、2010页。
[11]《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1368页—1369页。
[12]《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1369页。
[13]《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1405页—1414页。
[14]《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1394页。
[15]西卷序《论病》：“洎八体、十病、六犯、三疾。”可知。参《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888页。
[16]见《诗中密旨》，参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诗中密旨》旧题王昌龄撰，此虽未必，但当时却当有此内容。
[17]参《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347页校记[三]。
[18]说见陈翀教授《辨伪存真：〈文笔眼心抄〉古抄卷献疑》。
[19]见《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954页。
[20]见《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1004，1011页。
[21]参《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348页校记[五]。
[22]参《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413页校记[一]。
[23]参《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435页校记[一]。
[24]分见《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84页，156页，479页，510页，689页，725页，745页，777页，956页，980页，1005页，1012页。
[25]分见《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365页，371页，374页
[26]见《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1984页。
[27]殷璠《河岳英灵集叙》谓：“夫能文者，匪谓四声尽要流美，八病咸须避之，纵不拈二，未为深缺。”参《唐人选唐诗新编》，又参《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1553页。
[28]见《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1989页。
[29]关于交鏁韵，拙著《文镜秘府论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五章第四节有专门分析，可参看。
[30]见《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2012页。
[31]以上分见《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2032页，2035页，2037页，2040页。
[32]如中泽希男（《文镜秘府论“文二十八种病”解说》，《大正大学学报》第30、31辑合，1940年）及小西甚一（《文镜秘府论考·研究篇（下）》，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1951年）均以为刘滔以叠韵为傍纽。二家之说拙著《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1035—1036页有载录，可参看。
[33]《文镜秘府论》西卷《文二十八种病》“第七傍纽”引《四声指归》引滔说，谓若五字中已有“任”字，其四字不得复用锦、禁、急、饮、荫、邑等字，以其一纽之中，有金、音等字，与“任”同韵故也。“锦、禁、急”为见纽上去入声，“饮、荫、邑”为影纽上去入声。“任”为日纽平声，与“锦、禁、急”及“饮、荫、邑”一纽的平声字（金、音）均为侵韵，异纽异声而韵母相同，故傍纽病。又，西卷《文二十八种病》“第七傍纽”引或曰：“傍纽者，据傍声而来与相忤也。然字从连韵，而纽声相参，若金、锦、禁、急，阴、饮、荫、邑，是连韵纽之。若金之与饮、阴之与禁，从傍而会，是与相参也。如云：‘丈人且安坐，梁尘将欲飞。’丈与梁，亦金、饮之类，是犯也。”金、锦、禁、急和阴、饮、荫、邑均为四声一纽，，平上去入四字之韵分别共为侵、寝、沁、辑韵。其中金之与饮、阴之与禁，分析为平声和上声，平声和去声，相傍之纽，异纽异声而同韵。又：“丈人且安坐，梁尘将欲飞。”丈为澄纽上声养韵，梁为来纽平声阳韵，都有韵母“iang”。同样是相傍之纽异声而同韵。关于刘滔的傍纽之说。拙著《文镜秘府论研究》第七章第一节有详述，可参看。
[34]这原因，日本中泽希男以为三转韵诗例李白《赠友人》诗包含交鏁韵，也许因此认为即使不加交鏁韵也可以，见氏著《冠注文笔眼心抄补正》，日本《群马大学纪要》21卷，1971年，参《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1989页注1。
[35]参拙著《文镜秘府论研究》第三章第二节。
[36]中泽希男《文镜秘府论札记续记》即提出此说，《群马大学纪要人文科学篇》第4、5、6卷，1955—1957年。参《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899页。
[37]六犯：《文镜秘府论》三宝院本以及天海藏本“第二十三支离”条空白处注：“《诗式》六犯：一犯支离，二犯缺偶，三犯相滥，四犯落节，五犯杂乱，六犯文赘。”“第二十九相重”条页边空栏注：“四声指归云又五言诗体义中含疾有三：一曰骈拇，二曰枝指，三曰疣赘，异本。”可证。《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1154页校记[二]及1179页校记[九]有载录，又《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905页注28和注29有解释，可参看。
[38]中泽希男《文镜秘府论札记》（《斯文》第16编第7、8、10号，第17编第2号，1934—1935年）、吉田幸一《“文二十八种病”考》（《日本文学史上的文学论》，东洋大学出版部，1943年）持前说。小西甚一《文镜秘府论考·研究篇（下）》持后一说，《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901页—902页有载录，可参看。
[39]此说小西甚一《文镜秘府论考·研究篇（下）》有详细分析，《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902页—904页有载录，可参看。
[40]见其《文镜秘府论札记续记》，其说《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901页有载录，可参看。
[41]参分参《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1935页和1938页—1939页。有关描述，下文将要引述。
[42]本文所引庄司浅水《赝本物语》，均转据陈翀教授《辨伪存真：〈文笔眼心抄〉古抄卷献疑》，不再另注。
[43]转据陈翀教授《空海〈文笔肝心抄〉之编纂意图及佚文考》。
[44]引文见《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1935页。
[45]《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1938页有载录，可参看。
[46]前一材料原载森铣三、肥田皓二、中野三敏整理《林若树集》，日本书志学大系28，青裳堂书店1983年版；后一材料原稿为林若树手写真迹，其影印被收入《若树随笔》，日本书志学大系29，青裳堂书店，1983年版。两段材料均转引自陈翀教授《空海〈文笔肝心抄〉之编纂意图及佚文考》。
[47]小西甚一下面这段描述对于《文笔眼心抄》的辨伪也很重要，亦详录如下：“本文全为墨书，卷首到目录终了为行书，第二叶以下转为草体，书风为没有和风的纯草，毫无疑问，这是平安时代初期的实物。永年氏所谓‘书法超妙纸墨俱古’是确实的。奈良时代到平安初的墨迹大体就是这样，多存有王羲之的书风。行体为神龙半印本和张金界奴本等诸模系‘兰亭叙’，草书旨趣近于‘十七帖’。东晋草书有些是篆书的变形，有很多用后世草书难以规范的奇古字体，《眼心抄》的草书如永年氏所说‘有古字有异体字’，但这好像从王羲之和王献之的字体可以训释。例如，四十四例中‘古人云采于正始’的‘采’字，和‘十七帖’‘可得果当卿’的‘果’同字，若从《眼心抄》的本文不能训‘采’，永年氏的释文训‘采’，《秘府论》诸本均作‘采’，从文意看，永年氏的训释是正确的，但《眼心抄》确实作‘果’字。其次，‘皆须任思自起意先’的‘先’字，《秘府论》作‘欲’字，但《眼心抄》是‘先’（或训‘兔’），决不是‘欲’。这一处，‘十七帖’‘要欲及卿在彼’，‘欲摸取当可得不’等处的‘欲’字和‘先’字极易混淆，由此推测，当如《秘府论》作‘欲’字。又，‘上句达下句怜下对也’的‘达’，《秘府论》作‘爱’。而‘十七帖’‘足下保爱为上’的‘爱’字和同帖的‘答其书可令必达’的‘达’字近似。因此，这也当是把《秘府论》的‘爱’字写作了‘达’字。又，‘有以见贤人之志号’的‘号’字，《秘府论》作‘矣’。‘十七帖’‘心以驰于彼矣’的‘矣’字，容易和‘号’字混淆，因此，这也当是‘矣’字。在确认《眼心抄》本文性质方面，这都是重要的基础。”见《文镜秘府论考·研究篇（上）》，《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1938页—1939页有载录，可参看。
[48]参《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第28页。
[49]陈翀教授《辨伪存真：〈文笔眼心抄〉古抄卷献疑》：“在取影印本细作浏览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其笔力无劲、文字呆滞，感觉到其定非出自空海之手。”
[50]下文所引陈翀教授的疑问，均见其著《辨伪存真：〈文笔眼心抄〉古抄卷献疑》和《空海〈文笔肝心抄〉之编纂意图及佚文考》两篇论文，不再另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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