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 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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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廷璆 等
选自《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明治文化小议
明治文化小议
阐释明治时代历史文化的版本可谓五花八门，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因而作为一部文化史书籍不得不对明治文化点评一二。下述议论既有长期思索之结果，也有执笔偶思之所得。
一、文化选择的症结
明治时代在封建文化的基础上，引入了西洋近代文化，从而形成了半日本半西洋、半传统半近代、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明治文化，成为继古代以中国文化为主色调的奈良文化、以本土化成熟为标志的江户文化之后，又一个具有明显文化特色的时代。明治时代全程45年，社会变动之剧烈史无前例，其间文化现象更是纷繁陆离，既有通过摄取西洋文化而实现的跳跃性的文化进步，也有对传统文化的扬弃，更不乏传统文化与西洋文化的融合与冲突。明治文化是日本文化的一次大重组，其间既有光辉和昏暗，也有弥足珍贵的经验与令人扼腕的教训。明治文化的历程，从正反两个向度为人类如何对待自身传统和外来文化留下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历史标本。
从古至今，日本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依赖外来文化而支撑自身文化的延续和进步。明治时代之前，外来文化主要是汉文化以及经过汉化的佛教文化。明治初期，日本开始如饥似渴地吸吮西洋文化的乳汁，西洋文化也成为日本文化构成中至关重要的成分。可以说在19世纪后半，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日本那样主动地大规模引进西洋文化。然而，当时的日本对西洋文化究竟理解到怎样的程度？到底真正消化了多少西洋文化？西洋的近代精神和社会原理在明治日本实现了吗？
明治时期，西洋文化在日本的社会经历表现为两条平行线，其中的一条线是西洋文化与日本文化的自然接触，在另一条线上则是由明治政府人为地筛选、抛弃甚至是扼杀西洋文化。但是平行的两条路径却并不平衡，最终要由高度集权的国家来为各类西洋文化因素定性，决定它们在日本的命运。所以，明治时代并不是无限制地随意进口西洋文化的所有产品，明治政府对那些可能危及到自身权力的西洋文化并不宽容。到明治中期，政府开始大力引进以集权政治统治为内核的“德国精神”，以替代明治初年风行日本的英美自由民主主义思想。
必须承认，明治维新为学习西洋文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这是因为明治政府要员们曾亲身感受到西洋国家利用他们的文明和文化优势，将日本逼到了沦为殖民地的边缘。日本要脱离这种险境，最便捷的方法就是学习西洋以维护国家的独立。换言之，学习西洋是为了避免沦为殖民地的厄运。站在这个角度，就可以理解明治政府对西洋文化的不同领域所采取的不同态度，以及不同时期对西方文化的不同待遇。虽然明治初年政府曾大力宣扬文明开化，但最终并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民主国家，而是选择了君主立宪政体下的天皇绝对统治的国体，这种选择已经明确宣布了明治政府对西方近代社会文化理念的态度。
明治政府的文明开化政策，与“殖产兴业”一样，是作为“富国强兵”的配套政策而提出的，因而多停留在一些表层，而且一旦脱离“富国强兵”的主线，进步的文化也会遭受无情的打击。浅薄的官方“鹿鸣馆开化”可以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而自下而上的民权运动则遭到扼杀。民权运动虽然促进了宪法的颁布和国会的召开，然而这不过是以近代形式的宪法确保了天皇专制政治的合法性，作为民主政治象征的议会，反而粉饰了专制，而试图要求民主政治和人权自由者则屡遭镇压。
专制政府的对方是服从的民众。明治维新虽然打破了封建的等级身份制度，但同时却保留和“光大”了盲从的习性，并使之向奴性化发展。早在19和20世纪之交就有周游远东地区的美国实业家指出了作为近代社会的日本人的重大缺陷，“日本人是非人格的，所谓非人格意味着缺乏个性，没有自我观念”[1]。这种观点的根据就是，明治时代日本人把忠君爱国作为最根本的德目。这种判断确实道出了明治日本人的文化症结，日本人的“非人格性”保证了天皇专制的“精神源泉”，使近代西洋文化理念难以撼动原始迷信的“神皇观念”。虽然明治前期就传入了彻底否定神创论的生物进化论，然而却丝毫没有撼动《古事记》天皇祖神开天辟地，并生出天皇始祖的神创论的迷信，反而将社会进化论的优胜劣汰改造成为“神国”优越的极端民族主义。
明治政府移植西洋君主立宪政体，非但没有促进民主化，反而强化了专制天皇制，《军人敕谕》《教育敕语》就是这种政治的文化反映。在国家权力的诱导下，奴化的忠君爱国思想急剧升温，极端的国家主义迅速膨胀。在强化专制权力优先的原则下，个人的自由和文化个性被窒息，作为西方近代文化最根本原则的民主自由思想，在日本还没有形成一种社会认同，便偃旗息鼓了。这是明治文化的致命伤。
二、文化跛行的代价
从表象上看明治文化是东洋与西洋、传统与近代的两元并存，呈现着日本文化自古以来的混血型特征。但是，表面华丽时髦的明治文化，在深层却进行着激烈的文化碰撞，这种碰撞既促生了一些文化领域的更新换代，也造成了日本文化整体的失衡、迷离和冲突。文化的不平衡又造成了诸多社会矛盾，诸如：城市与农村的矛盾、经济与政治的矛盾、进步与保守的矛盾等等。这种矛盾蹒跚到昭和前期，终于导致了文化矛盾的裂变，结果是彻底否定了明治以来对西洋文化的崇拜，以至于以欧美国家为敌，彻底退回到文明开化前的日本。
御制的“皇国文化”造成了明治时代的文化跛行现象，而文化的跛行，势必造成日本现代化道路整体的跛行。通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到明治末年日本已经发展成与欧美比肩的强国，尤其是日俄战争大大提高了日本的国际地位，欧美人更把日本看作是东方的明星国家。然而，就文化层面而言，愚昧的忠君爱国思想和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对外扩张论、近代“伪武士道”等反动和倒退的思想文化全面泛滥，而这些失去理性的狂乱被冠名为极富感染力的“爱国心”“明治精神”“大和魂”，成为官方规制日本文化的主基调。
明治时代日本人的爱国心是炙热的，颇有献身精神，尤其是明治后半日本社会与其说是以个人为基本单位，莫如说全体日本人是一个单位，国家、皇室、故乡、家族、个人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即便是自由民权运动也不曾触及皇室和皇国的权威，而只是反对藩阀专制。“及至民权派反对的目标藩阀专制消失，一些民权‘壮士’也只存爱国心，多形成反动的国粹主义团体。”[2]这种爱国心肯定曾经为明治现代化进程做出过不可替代的贡献，然而它的负面影响也是非常可悲的。明治人只考虑日本的问题，祖国就是他们的最高价值，为祖国献身就是最高的美德，而从不考虑人类的普遍价值，更缺少最基本的是非观念。因此，造成了日本人价值判断的狭隘性，致使爱国心发展到“举国一致”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正如有西方学者所言：“爱国主义与偏爱故乡的情结如出一辙，它表现为轻视其他的民族，所以它偏离了真理的轨迹……其目的有时就是伤害其他人。”[3]正是“爱国心”的无限膨胀把日本送上了战争的不归路，险些亡国灭种。
在明治时代对神圣天皇的崇拜成为“民族集体意识”。这是一种单向的奉献，是由天皇和政府强加给日本民众的迷信，它的危害在于，崇拜天皇的“集体意识”使日本民众变成唯天皇马首是瞻的“集体无意识”，这是日本文化史上一个最可悲的时代。这种文化的非理性支配着自明治时代到战败为止日本文化的走向，成为阻碍日本文化发展的无法挣脱的桎梏。
还应注意一个问题，按照文化发展的一般路径，在文化进化的同时，还伴随着落后文化的退化过程，这就是所谓文化的弃旧图新。而明治日本则是进化过快，来不及消化吸收，而退化的过程又很缓慢，甚至一些文化糟粕卷土重来，以至于阻断了文化进化的进程。就明治文化而言，既曾有过史无前例的“维新”，也确实发生了世所罕见的“复古”；既有促动日本社会飞速进步的精华，也有诱导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糟粕。由此，形成了一个典型的文明进步与文化倒退，或者叫做物质进步与精神倒退的怪圈。对于明治日本超速西化所造成的不良反应，夏目漱石做过分析：不间断地摄入高度发达的先进文化的结果，形成了强压力，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日本文化发展的不自然，大多数日本人对此难以忍耐，造成了神经衰弱。这大概很符合明治知识分子的共同感受。[4]
文明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新文化进化与旧文化退化的不平衡，最终以战败葬送了明治以来曾令全世界倾慕的日本现代化的骄人成果。有日本学者机智地指出：“今天读起明治以来的书籍，无论如何也看不懂……日本人八九十年间流淌的汗水，都是为了昭和二十年八月十五日的投降而工作。”[5]
如果用一句话为明治时代做宏观上的定性，可以表述为：最前沿之西方文明与最原始之天皇崇拜的“二位一体”。前者成就了日本工业化的顺利进行，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近代文明；后者培养了日本人的愚昧于盲从，并因此将自己创造的近代文明几乎消耗殆尽。明治日本的现代化道路和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向世人昭示了跛行现代化道路的惨痛教训。文明与文化的悖论、维新与复古的倒错，这是明治文化为人们留下的值得反复思考的命题。
（本篇原载《日本近现代文化史》）
【注释】
[1] 开国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明治文化史1》，洋洋社1955年，第711—712页。
[2] 竹山道雄：《明治精神的变化》，新潮社1960年，第15页。
[3] 雅各布·布克哈特著、金寿福译：《关于世界历史问题的思考》，载陈恒、耿相新主编：《新史学第四辑·新文化史》，大象出版社2005年。
[4] 儿玉幸多：《图说日本文化史大系11》，第38页。
[5] 日本文化论坛编：《日本文化的传统与变迁》，新潮社1958年，第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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