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 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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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廷璆 等
选自《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近世文化小议
近世文化小议
江户文化的轮廓向人们展现了多彩而扎实的进步，不能因为它发生在封建时代就否定其历史意义。江户文化告诉人们，封建时代照样可以创造灿烂的文化，而近代文化也并不是对前近代的全盘否定。有学者指出：明治维新前后，在引入西洋文明这一点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社会实际组织，特别是农村的组织毫无变化……只是过去的“名主”“庄屋”等名称改成了“户长”村长而已。其实，武家和公家的权利并没有被打倒，而是继续参与了明治政府当中，也正因如此明治政府才避免了社会的流血动荡而较迅速地奔向近代，可见近世与近代其实是一个连续的时代。[1]
盘点本书所论江户文化会得出同样的“连续论”的结论。明治文化的方向其实在江户时代，尤其是幕末开国时期就已经确定了，明治政府所要做的就是重申幕府的诸多内外政策并继续推进之。宏观巨视而言，近代日本文化的基因业已在江户时代形成，这可以与“四条根脉”相关联系加以理解。
第一，迄今人们所知的标志性的日本传统文化在江户时代得以最后形成和完善。伴随着幕府的文教政策、还有町人阶层的兴起和农村商品化的发展，作为庶民教育机构的寺子屋显著增加，教师一般多是武士、神官、僧侣、医生等，学生也多是庶民子弟。寺子屋一般以读写为主，商业发达地区还有珠算课。通常的寺子屋有学生20—30人，规模较大的有100多人，全日本的寺子屋约有一万多所，而且普及到农村[2]。由于教育的普及，江户时代尤其是元禄时代以后，文化知识甚至学问逐趋走向庶民化。庶民文化的发达是江户文化的重要特征，庶民文化修养的提高，才是江户文化发展的基础和动力。所谓江户时代日本文化的烂熟，也主要指庶民文化。除本书所述的诸多文化形式加强了日本人的本土文化意识之外，延续到今天的日本人生活文化也大多形成于江户时代。比如遍及世界的日本寿司，虽然起源较早，但像现在夹生鱼片的寿司形式则是江户时代才出现的。现在的日本还可以看到“江户前”（江户风味）的招牌。此外，现今日本料理中的主角烧烤、“天麸罗”（一种油炸料理）等也是产生于江户时代，甚至一日三餐的饮食习惯也是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而在江户时代定型的。
可以说传统文化，尤其是庶民文化的出现，是江户文化的一个耀眼的亮点。这是日本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变化时期，虽然上层文化对民间发挥着制约和教化作用，但随着庶民社会的逐步形成，他们很自然地形成了符合自己生活实际的新文化，而这种庶民文化似乎也并没有对统治者的文化理念产生威胁。庶民内部的文化认同，是近代以来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一个民族的文化真正成熟的标志应该是以庶民文化为基座的。
第二，外来文化仍不间断、规模化地传入日本。毋庸赘言，脱离中国文化和欧洲文化，那么叙述日本文化史的篇幅就会大大缩减。
首先是中国文化的传入。由于明清交替的社会动乱，诸如朱舜水等不少明朝遗民流亡日本，其作用已如前述。此外整个江户时代中国的僧人和商人赴日者也不在少数。这些人在日本传播着中国文化，形成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又一次高潮。据统计仅1620—1784年，赴日的中国僧人即有60余人，对日本佛教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建于江户时期的长崎“唐三寺”[3]可作为标志性的历史见证。这些中国僧人还在建筑、绘画、书法、篆刻、音乐、医学等许多领域对日本产生了很深的影响。[4]另有一批与通商有关的中国人长期侨居在长崎，而且有不少人加入了日本籍，仅有名可查者既有40余人[5]，他们多担任“唐通事”，不仅为中日贸易，也为普及汉语和中国文化做出了很大贡献。中国绘画艺术东传也是一大亮点，不仅中国绘画、书法等作品大量传入日本，而且东渡日本的画家伊孚九、沈南
、宋紫岩等人，为日本绘画界吹入诸如山水画、花鸟写生等技法的新风。当时日本著名画家如池大雅和与谢芜村两家都学习伊孚九的画风，促进了日本南宗画派的发展。沈南
则是受过西洋画影响的画家，许多画家向他学习或者吸取他的风格，以至于在日本兴起了南
派写生画的画风。中国明清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也在江户时代大量传入日本，诸如三言二拍、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聊斋志异、金瓶梅等都为日本人所熟知。可以说江户时代是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又一次高潮。
其次是西洋文化开始植入日本文化之中，这里再提示一下西洋文化在江户时代的规模。兰学不仅研究范围涉及诸多科学技术和社会思想领域，而且颇具规模。如前所述，仅分布在江户等地区的著名兰学塾既有34所，累计在学人数将近9000余人。此外，在全日本二百多所藩校中，有77所藩校开设了天文、地理、化学、物理、数学等兰学课程。[6]由这些数字可知，兰学学者不仅人数众多，而且还造就了一个以兰学为专门职业的社会群体，并形成了普及兰学的网络。兰学通过兰学家之间跨地区的交流和兰学教育活动，广泛地辐射到日本各地，传递给日本社会最基层。由于西洋文化的传入，迄今为止的日本传统与中国文化的二元文化递进到日、中、西三元文化阶段。近代日本文化所面临的课题只是沿着哪条文化路径发展和拓展的问题了。
第三，外来文化的日本化。关于这一点从已经讲述过的内容可以得到证实。在野儒家各派将朱子学的“理”变为事物原理的“理为器用”的改造，《大日本史》将中国的大义名分改造为对日本天皇权威的文化认同等等。再看虔诚的朱子学家山崎暗斋的一番“孔孟论”尤其彰显出儒家文化日本化的实用主义。山崎“曾问群弟子曰：方今彼邦以孔子为大将、孟子为副将率骑数万来攻我邦，则我党学孔孟之道者为之如何？弟子咸不能答。曰：若逢此厄，则我党身被坚、手执锐，与之一战，擒孔孟以报国恩。此即孔孟之道也。”[7]上述江户儒学的状况，明确地告诉人们日本的儒学不等同中国儒学，日本的儒学家更不同于中国的儒学家。再有“翻案小说”的“华为和用”，甚至国学的发生也是受到了古学派复古思想的启示。国学还直接抄袭中国的华夷之辩，生成日本型的华夷秩序观，即由日本统治东亚以至于世界，这种理论就像“翻案小说”，可谓“华夷翻案”。总之，各种类型的通过改造外来文化而为日本所用的史例俯拾皆是，此不赘述。但有一点应该引起重视，那就是日本人不仅止于将中国文化日本化的作业，而是在实际运用中显示出明显的“去中国文化”的趋向，国学家的复古神道理论可谓典型，这种趋向为明治时代摄取文化方向的转换埋下了伏笔。
第四，三元思想体系的形成。与上述三元文化并存相联系，形成了三大学问板块，即作为中国文化代表的儒学、反映日本民族意识的国学、研究西洋事物的兰学。这种三学并立的局面也是江户时代形成的，它们在阐释着各自的文化内涵，为明治维新后提供了备选的文化甚至是意识形态。三元文化因素，或单一或组合到诸多日本文化现象之中，这实在是唯独日本文化才具有的奇异现象。正如日本学者所言：“我国的近世历史具有一大特色，即消化古代以来从外国吸收的各种文化为己物，从而创造出日本独自的文化。这个特色在学问领域表现的尤为明显。”[8]通过对三元文化线索的分析，可以有助于深入解构诸多日本文化现象。
江户时代文化发展变化之突出、文化因素之丰富且复杂，超出了此前日本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通观江户文化史，呈现出丰富多彩而又多元的趋势：文化的更新与复古同在、文化的融合与纯化并存，官学与私学的争锋、精英文化与庶民文化的同行等等，是为日本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文化大洗牌。而这许多因素作为双刃剑被带入了明治时代，发挥着重要的历史作用。诸如：具有“脱封建文化”因素的兰学和由国学衍生而来的复古神道都在为明治文化导航，前者把日本带入当时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行列，而后者唯我独尊的狭隘又将日本抛入战争的深渊。毋庸赘言，江户文化的余韵在正负两个方向上都是通向近代日本一个不可或缺的文化桥段。江户文化是名副其实的日本近代文化前史，其意义绝不可小觑。
（本篇原载《日本近现代文化史》）
【注释】
[1] 参阅尾藤正英：《江户时代是什么》，岩波书店1997年，第13—17页。
[2] 参阅高柳光寿、竹内理三编：《日本史辞典》第二版，角川书店1989年，第656页。
[3] 即兴福寺（南京寺）、福济寺（漳州寺）、崇福寺（福州寺）。
[4] 详见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中日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683—708页。
[5] 详见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中日文化交流史》，第698—701页。
[6] 参阅笠井助治：《近世藩校的综合研究》，吉川弘文馆1982年，第274—291页。
[7] 《先哲丛谈》卷之3，山崎暗斋十三条（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电子版）。
[8] 坂本太郎：《日本的修史与史学》，至文堂1978年，第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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