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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廷璆 等
选自《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四、经济转型期的基础与困惑
四、经济转型期的基础与困惑
在“异次元宽松”金融政策实施以来的5年多来,日本经济出现温和复苏态势,景气状态持续存在,甚至正在走向战后最长景气周期。但是,由于央行过度发行货币,日本货币供应量(广义M2)已突破500万亿日元。[1]央行“爆表”风险与财政危机并肩而行,这在日本历史上还史无前例。但这些只是硬币的一面,日本经济及其整个社会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日本社会快速转型及其新活力的体现。
开拓海外市场的日本服务业[2]
近年来,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令各国实体零售业饱受冲击。不过,作为实体零售业态之一的日本便利店,却出现了逆势增长趋势。目前,日本国内便利店的数量不仅同比2010年增加1.1万家,而且还进军海外,最大便利店企业7—11的海外店铺数量已经达到4.2万家。
便利店在日本已有40多年的历史,其雏形是伊藤洋华堂引进的美国7—11以及大荣创办的美式罗森。如今,日本便利店年度国内销售规模达到11万亿日元(100日元约合0.9美元),逼近大型超市。这些平均面积110平方米、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因何制胜?
首先,得益于明确的市场战略定位。不同于琳琅满目的百货店、价格低廉的仓储超市以及融入餐饮娱乐的购物中心,“为消费者提供便利的生活服务”,是便利店朴素且长期坚持的战略定位。在30到250平方米不等的狭小空间里,便利店提供的商品数量高达3000多种,从饮料、冷热食品到洗漱用品,各种生活用品应有尽有;其提供的服务项目也不止于售卖:从生活缴费到复印,从传真、购票到快递、取款等,几乎覆盖了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一站式服务的便利店,已成为日本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其次,集成了最先进的技术与管理方式。日本便利店高度重视引进先进技术,不断更新的结算体系和信息网络,是其重要经营特征。便利店还与现代化管理方式如影随形,在其管理体系中,随处可见戴明质量管理(PDCA)和丰田精益生产方式的影子。例如,为确保食品质量,7—11建立了专用工厂和差别化物流体系,其在日本国内的181个食品工厂中的167个为专用;150个配送中心承担着差别化物流供应,按照不同商品以不同温控标准和频率送货。每日3次送货的,既有20摄氏度恒温的盒饭类,也有5摄氏度恒温的牛奶类。
再次,通过差异化战略不断创造新价值。在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商品种类日益丰富的背景下,开发自主品牌成为实施差异化战略的重要手段。目前,日本便利店的自主品牌占比近半。此外,日本国内有5.5万家门店,这些门店形成了庞大的信息网络,每个店铺都是一个重要信息模块,不断收集消费信息并形成大数据。据此,便利店能够不断调整经营战略、优化经营手段。
当然,日本便利店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日趋严峻的老龄化已迫使其放缓国内扩张的步伐,而进军海外同样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最近7—11就被迫关闭了在印度尼西亚的全部店铺,退出该市场。正如7—11前任首席执行官铃木敏文所言,“我们的工作就是满足人们不断变化的心理,做不到这一点就会失败”。
构建可持续的经济社会[3]
近年来,在全球垃圾排放量不断攀升的大背景下,日本却出现了垃圾排放量连年下降的趋势。2015年日本垃圾排放总量已经从2000年峰值的5483万吨降至4398万吨。日本人均垃圾排放量同样呈下行趋势,早在2008年就已降至每天千克以下。
其实,日本也曾有遭遇垃圾围城、甚至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的痛苦经历。为解决垃圾问题,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导入循环经济理念。1991年,日本颁布实施了《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该法提出要把垃圾当作资源来对待,倡导把自主回收和循环利用作为垃圾处理的重要手段。2000年,日本又提出构建“循环型社会”的目标,即从可持续视角出发,把垃圾处理贯彻到社会生产的源流、过程及最终处置等整个过程,推行实施“减少原料、再利用及循环利用”等三大解决方案。
在这种新理念指导之下,日本垃圾处理系统出现了许多新特征。
首先,确立了明确的指标体系,形成了资源生产效率、循环利用率以及最终处理量等三大指标。2014年资源生产效率约为每吨资源创造37.8万日元的增值,这相比2000年(24.8万日元)提高了52%;垃圾循环利用率约为16%,2000年该数字为10%;垃圾最终处理量也从5600万吨快速降至目前的1500万吨,提前完成了政府的目标。
其次,市场化不断推进,民营企业逐渐成为主体力量。以垃圾收集业务为例,面向民营企业的委托占比已从1988年的30%提升至2015年的50%;相反,地方政府直营占比则从50%降至22%。从事垃圾处理的民营企业数量也不断增长,截至2015年已达1.9万家,从业人员超过25万人。
再次,垃圾分类越加细化,资源化减量与循环利用并进。其实,日本法律并未就垃圾分类作出明确规定,但作为垃圾处理负责机构的市町村自治体,为实现循环利用的目标,纷纷推出了趋于细化的垃圾分类方式。垃圾分类在8种以上的自治体多达88%,16种以上的达到32%。
最后,垃圾处理还带来多种直接经济效益。一是政府不必再投资兴建垃圾处理设施。目前日本垃圾最终处理设施的剩余容量超过1亿立方米,可满足今后20年的垃圾处理能力。二是垃圾处理事业经费不断下降,已经从2001年的近3万亿日元降至2015年的1.9万亿日元,财政压力得到缓解。三是垃圾燃烧过程的余热利用及发电效果显著,在全国1141家焚烧厂中,已有765家具备余热利用能力,垃圾年发电量也达到82亿千瓦时,相当于255万个家庭的用电量。
不过,日本垃圾处理也面临着一些新的考验,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人口减少对原有垃圾处理系统,尤其是布局产生冲击,非经济性特征再现。此外,现有体系尚存的垃圾过度细分等问题也造成垃圾处理成本上升。
拓展老年阶层消费的考验[4]
日本政府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5月家庭消费支出再次出现3.9%的降幅,连续4个月下滑。事实上,自2014年4月消费税率提升至8%之后,日本家庭消费支出便一蹶不振,尽管去年有所改善,但年均增长率4年来一直未摆脱负增长状态,成为拖累日本经济的“老大难”问题。
日趋严峻的少子老龄化形势,是日本消费支出长期低迷的首要原因。2017年日本人口较上年再减37万,人口下降趋势已持续了9年。与此同时,65岁以上人口的总占比升至约28%,是14岁以下人口的两倍多。这些依靠养老金和储蓄为生的老年阶层的消费意愿本来就比较低,健康长寿的“百年人生”趋势,更令他们走向“节约志向”。到2025年,二战后出生的所谓“团块世代”将全部超过75岁高龄,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扩大社会消费支出。
对经济形势的担心也是消费支出低迷的重要原因之一。2012年以来,日本经济走上温和复苏之路,实现了长景气周期,但由于内需不振,经济严重依赖外需的突出特征,令人们对未来充满担心。如今,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不断加剧,更增加了日本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
此外,日趋严重的财政状况已威胁到日本社会保障体系的稳定性,严重抑制了消费支出的扩大。最近,经济形势向好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日本财政状况,但其1/3支出仍依赖发行国债来填补。而且,老龄化导致社保费用不断膨胀,日本的财政规模仍不断扩大,日本政府被迫推迟了财政重建目标,今后削减个人福利的社保改革也恐在所难免。
网络销售、技术进步以及消费结构变化等也对消费支出产生了一定影响。网络消费普及带来了“亚马逊效应”,压低了物价水平,对扩大消费支出产生抵消作用。对其他电子产品替代性极高的智能手机的迅速普及,共享经济模式的推广等,这些技术进步也在事实上压缩了消费支出的总体规模。
不过,受整体经济环境改善的影响,短时间内日本消费支出将出现改善趋势。一是家庭实际收入与可支配收入最近两年已转为正增长,企业也继续上调工资。迄今为止,日本大企业已连续5年实现超过2%的涨薪,中小企业调薪幅度也接近2%。劳动力短缺和经营业绩向好,将继续推动企业对涨工资持积极态度。二是日本国会不久前通过了劳动方式改革方案,也将推动消费支出的增加,“限制加班”可以提升工薪族的消费潜力,不仅可扩大消费支出,还将产生劳动力缺口,有望进一步扩大就业;“同工同酬”也将大幅缩小正式与非正式员工间的收入差距,从而释放更多潜在消费需求,进而从宏观层面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当然,能否拓展老年群体的消费空间,仍是扩大消费支出的关键所在。眼下,老年健康商品与服务不断增加,而更智能的电子设备会更加方便老年人的使用,并将积极推动消费支出的增长。
转变经营战略的日本企业[5]
近年来,企业存款问题在日本饱受争议。据日本银行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6月底,非金融企业的现金及存款额度已攀升至254万亿日元(1美元约合111日元)。事实上,这只是日本企业内部留存利润的部分构成。日本财务省调查数据显示,日本全行业企业内部去年留存的利润额已突破460万亿日元,为1998年的3.5倍之多。
日本企业为何偏爱存钱?这首先要追溯到泡沫经济的惨痛教训。20世纪90年代之前,日本企业曾与政府部门一样长期处于资金不足状态,通常依靠银行借入家庭部门的存款来进行各种投资。泡沫崩溃之后,银行惜贷、撤贷成了普遍现象,遭遇融资困难的企业被迫转变财务战略。
首先,应尽力削减外部借款,同时不断充实自有资本以确保经营稳定。其次,技术进步和经济全球化也令企业经营风险不断增加,为更好地应对日趋激烈的竞争及各种危机,日本企业不断削减成本、增加内部利润留存,这一特点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更加明显。再次,缺乏新的投资领域或突破性技术创新,也是企业推高留存利润的要因。受少子老龄化趋势影响,日本国内市场呈现不断萎缩之势,汽车等主要产品销售不断下降。而且,近些年的新技术革命,如IT、人工智能等均以美国为中心。最后,快速转向海外的日企还需要积蓄资本构建其全球经营体制,它们纷纷把拓展海外市场作为未来增长战略的核心,无论直接投资还是进行并购,都需要大量资本做后盾。
企业持续扩大留存利润对日本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它严重挤压了薪酬分配的占比,导致日本劳动分配率(劳动分配的GDP占比)连年持续下降,如今已从1977年峰值的76%下滑至61%,这是日本实际工资水平难以上涨的深层原因,造成占GDP六成以上个人消费长期疲弱。其次,日本企业热衷海外市场,形成了产业空洞化现象,日企在海外的直接投资额日前已攀升至近1.4万亿美元,而制造业的海外生产比例则突破了25%。不过,它对日本经济的影响也并非全部负面:一是日本企业提升了自身的抗风险能力,强化了国际竞争力,夯实了日本经济基础;二是企业的海外投资获利逐步成为日本经常收支盈余的重要支柱,2015年包括海外专利收入及投资获利,日本所得收支规模第一次突破20万亿日元,有效冲抵了贸易赤字。
企业增加存款并非日本独有的现象。近年来,欧美企业也普遍扩大了现金存款规模,其中,德国企业存款规模甚至超过该国GDP的8%。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似乎正成为世界性难题。日本早在鸠山内阁时期就曾提出要专门征税的主张,但由于有重复征税之嫌,至今也未能落实。看来,更深层次的结构改革,恐怕才是让企业削减存款规模的最佳手段。
日本经济的温和复苏与新考验[6]
日本政府最新公布的今年第一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环比下跌0.2%,按年率计算下滑0.6%。这是2015年第四季度以来日本经济首次出现负增长。不过,市场普遍认为此次经济减速是临时性的,日本经济温和复苏的态势没有改变。
第一季度日本经济下滑是内需不振以及出口增长放缓所致。近期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显著的电子设备等出口增幅明显放缓,反映出日本经济依赖外需的弱点一直没有改变。全球智能手机一季度出货量呈两位数下降,致使包括零部件在内的日本电子设备出口同样出现两位数下挫,并导致其出口增幅大幅下降。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内需疲弱。作为内需三大主力的个人消费、企业设备投资及住宅投资等全面下滑,GDP占比超过六成的个人消费时隔两个季度之后再次转负,这与其间大雪及寒流等天气原因对整体消费形成抑制作用密切相关。
市场对于此次经济下滑并不悲观,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因为计入该负值之后整个2017财年实际经济增长率仍保持了1.5%,超过当前1%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一些令日本经济企稳回升的积极因素逐步显现。
首先,企业收益状况继续呈现向好态势。日本上市企业纯利润同比大增35%,连续两年刷新纪录。其中,创下历史最高利润的企业数量超过1/4,全部32个行业中有25个实现利润增长,整个制造业利润增幅超过50%。
其次,完全就业状态继续保持,劳动者报酬呈增长趋势。当前日本失业率继续维持在2.5%低位。企业盈利与劳动力短缺共同推动劳动者报酬上涨,一季度增幅已达3.2%,创20年来新高。
再次,个人消费与设备投资回升将推动内需扩大。由于女性和老年人劳动参与率的上升,日本实际就业人口创下历史新高,这不仅有效提高了潜在经济增长率,也使家庭部门实际收入不断扩大,有望推动个人消费稳步回升。鉴于人手不足、成本上升以及东京奥运等因素,拥有大量资金的企业将更愿意通过扩大设备投资来提升劳动生产率。此外,迅速增加的外国游客也成为扩大国内消费的重要推力,2017年外国游客消费总额同比增加17.8%,2018年前4个月,访日游客数量就已突破1000万人次。
最后,近期国际贸易风险降低以及日本对外战略调整也对其贸易发展形成利好。4月,日本出口同比增长7.8%,相比前两月大为转好。中国扩大对外开放以及关税大幅下调,也将对日本对华投资与出口形成提振。以跨境电商为例,当前日本对中国市场规模已达1.3万亿日元(100日元约合5.8元人民币),增速25%。此外,日本正在积极推进自由贸易化进程也有利于经济增长。
但是,日本经济仍面临内外诸多严峻挑战。美国的贸易政策冲击给依赖外需的日本经济带来很大不确定性,国内相关改革也迟迟没有进展,财政重建计划甚至被推延至2025年,此前的2019年消费增税、2020年奥运景气结束等,都将成为考验日本经济的重要节点。
(本章内容系笔者2015—2018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系列署名文章)
注释
[1]张玉来:《日本央行新政难有新意》,《人民日报》经济透视(22版),2018年8月24日。
[2]张玉来:《日本便利店因何逆势扩张》,《人民日报》经济透视(22版),2017年8月21日。
[3]张玉来:《日本垃圾排放何以连年下降》,《人民日报》经济透视(22版),2017年9月25日。
[4]张玉来:《日本面临如何拓展老年群体消费空间的课题》,《人民日报》经济透视(22版),人民日报2018年7月24日。
[5]张玉来:《日企为何偏爱存钱》,《人民日报》经济透视(22版),2017年11月30日。
[6]张玉来:《日本经济一季度减速》,《人民日报》经济透视(22版),2018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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