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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代中琉间的册封关系
- 三明代中琉间的册封关系
  - 1 明太祖诏谕琉球王
  - 2 中琉册封关系的形成
- 📚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作者：吴廷璆等

三明代中琉间的册封关系

1 明太祖诏谕琉球王

在中国历史上，明代王朝是所谓“汉、唐、宋、明，齐称并列”的封建王朝。明太祖朱元璋称帝以后，为了稳定国内统治，先后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而对外则是采取和平相处、友好往来的方针。如《皇明祖训》中明确记称：“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云云。^[1]

在这种对外方针之下，洪武五年（1372年），明太祖朱元璋派遣行人杨载，携带诏书出使琉球。是为明代第一次遣琉使节。从此拉开了历时明清二代、长达五百余年的中琉友好往来的历史。据中国史书记载，当年杨载出使携带的诏书内容是：

“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临，无有远迩，一视同仁。故中国奠安，四夷得所，非有意于臣服之也。自元政不纲，天下争兵者十有七年。朕起布衣，开基江左，将兵四征不庭，西平汉主陈友谅，东缚吴王张士诚，南平闽越，勘定巴蜀，北清幽燕，奠安华夷，复我中国之旧疆。朕为臣民推载，即位皇帝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是用遣使外夷，播告朕意，使者所至，蛮夷酋长，称臣入贡。惟尔琉球在中国东南，远据海外，未及报知，兹特遣使，往谕尔其知之”云云。^[2]

从这份诏书的内容来看，是为当时中国皇帝对外通聘的文告。它陈述了“朕起布衣”至“复我中国之旧疆”的过程，同时也宣布了所谓“中国奠安，四夷得所”的对外原则，并称“使者所至，蛮夷酋长，称臣入贡”。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又带有大国的封建皇帝以我为中心而君临四方的意识。然而，并无恐吓、膺惩的动机。这说明当时的中国皇帝对外推行的，是一种含有华夷有别的和平外交。三十年后，三宝太监郑和七次下“西洋”，可谓也是这种“中国奠安、四夷得所”外交原则的延续。明代的这种外交原则，从根本上说，是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它构成了尔后维系数百年的中琉关系，乃至东亚以中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的基础。唯有从这里考察，才能历史地唯物地理解前近代的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

据琉球国史记载，杨载传谕太祖旨意后，中山王察度首先领“受其诏”，并立即派遣王弟泰期，于同年随同杨载前来中国“奉表称臣”。“由是，琉球始通中国，以开人文维新之基。”^[3]继而，中山王察度又连续向中国派遣使节，“奉表贡方物”。明太祖除了回赐《大统历》及金织文绮、沙罗、币帛而外，对使节、通事及其随行人员也“皆有赏物”。洪武八年（1375年），明太祖“令附祭琉球山川于福建”，洪武十六年（1383年），“赐中山王察度镀金银印”。^[4]如此种种记载虽说简单，但却表明当时的琉球已经是中国的附属之国。^[5]

琉球中山王察度向中国皇帝奉表称臣后，山南王承察度和山北王怕尼芝，也相继于洪武十六年（1383年）向中国皇帝称臣入贡。^[6]是时，如前所述，正值琉球“三山分立”，相互征战之时。于是，明太祖在向察度颁赐镀金银印的同时，^[7]于同年派遣内使监梁民和尚佩监路谦，携带诏书前往琉球，诏谕琉球三王“息兵养民，以绵国祚”。明太祖在诏书中言称：

“（前略）近使者归言，琉球三王互争，废农伤民，朕甚悯焉。诗曰：畏天之威，于时保之。王能罢战息民，务修尔德，则国用永安矣。”“又诏山南、山北二王曰：上帝好生，寰宇之内，生民众矣，又恐生民互相残害，特生聪明者主之。迩者，琉球国王察度，坚事大之诚，遣使来报，而山南王承察度，亦遣人随使者入觐。鉴其至诚，深可嘉尚。近使者自海中归言，琉球三王互争，废弃农业，伤残人命。朕闻之不甚悯怜。今遣使谕二王知之，二王能体朕意，息兵养民，以绵国祚，则天必佑之。不然，悔无及矣。”^[8]

对此，“中山王察度、山南王承察度、山北王怕尼芝，各受其诏，罢战息兵”，也即接受中国皇帝的政治意图，并“皆遣使谢恩”。^[9]这说明中琉通交以来，中国皇帝的政治权威业已介入琉球。由此可见，梁民和路谦的出使，实际是中国皇帝以“中国奠安，四夷得所”为原则，通过和平外交来调解琉球三王相互争斗的具体事例。这可谓中琉册封关系形成的政治基础，也是洪武十八年（1385年）“补给山南、山北二王驼纽镀金银印”的前提。^[10]

这里应该就便谈到的是，现今，有的日本学者认为：明太祖的诏书并没有阻止琉球三王的争斗，因为琉球三山的统一，是由左敷按司尚巴志完成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将三王的“罢战息兵”与最终的统一战争混为一谈。而且与前述《中山世谱》记载的“各受其诏，罢战息兵”不符。

及至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明太祖“更赐闽人三十六姓”。《中山世鉴》记称“为纲纪之役”，^[11]而《中山世谱》则称，从此琉球“始节音乐、制礼法，改变番俗，而致文教同风之盛”。^[12]现今，虽然无法确认这“三十六姓”的全部姓氏和人数，但这对业已开始的中琉关系，可谓又注入了血缘关系。据明代茅瑞徵在《皇明象胥录》中记载：“洪、永所赐三十六姓，多闽之河口人，子孙秀者，读书南雍，归即为通事，累升长吏、大夫。”^[13]日本学者大城立裕氏也称：“闽人三十六姓”究竟是三十六人，还是三十六户，虽然并不清楚，但因是中国皇帝特意遣送的，并以那霸的久米村作为居住地点，其使命最初是向琉球人传授造船、航海技术，而后则必然地承担了琉球对外文书工作，那霸作为中国文化的窗口，不久便占据了独自的地位。^[14]可见，闽人三十六姓不仅加速了琉球的社会发展，密切了中琉两国的友好往来，而且对中琉历史上形成的册封关系，赋予了强韧的纽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5]

此外，据《中山世谱》记载，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中山王及世子遣使进贡，“并遣从子日孜每、阔八马、寨官子仁悦慈三人，入监读书（国人入监，自兹而始）”，^[16]以接受中国的先进文化。同时具疏言称：“通事程复、叶希尹二人，以寨官兼通事，往来进贡，服劳居多，乞赐职、加冠带。使本国臣民，有所仰止，以变番俗。”^[17]进而，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中山王察度又派遣亚兰匏等人前来中国，“奉乞王位冠带，并贡方物”。^[18]与此同时，具疏言称：“亚兰匏掌国重事，乞陛授品秩，给赐冠带。又乞以通事叶希尹等二人充千户。”“太祖皆从其请，并命礼部图冠带之制示之。俾亚兰匏称王相，而秩同中国王府长史（本国专掌国政者称王相自兹而始）。”^[19]上述种种，说明中琉通交以来，琉球三王不仅奉表称臣，而且开始仿效中国的政治制度。进而，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中山遣使入贡（时未以察度讣告），山北王珉薨，其子攀安知立，受封于朝”。此时，明太祖还另行降旨，对即将归国的中山官派留学生三五郎璺等，赐以白金、彩缎和银两，对是年入学的官派留学生，也“仍赐如例”。^[20]

明永乐元年（1403年），山北王“乞赐冠带衣服，以变国俗，成祖许之”。^[21]永乐二年（1404年），成祖派遣行人时中，往封察度世子武宁为中山王。其诏书曰：“圣王之治，协和万邦。继承之道，率由常典。故琉球国中山王察度，受命皇考太祖高皇帝，作屏东藩，克修臣节。暨朕即位，率先归诚。今既殁，尔武宁乃其世子，特封尔为琉球国中山王，以承厥世”云云。继而，则晓谕武宁：“惟俭以修身，敬以养德，忠以事上，仁以抚下，克循兹道，作镇海邦，永延世祚”等等。^[22]既是王位册封，又是治世规范的传导。如此种种，说明洪武五年开始的中琉关系，自始便是内含多种实际内容。

2 中琉册封关系的形成

有如前述，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中山王察度“奉乞王位冠带”，二十九年（1396年），山北王珉逝世，“其子攀安知立，受封于朝”。继而，明成祖继位，改元永乐，复有中山王世子武宁遣使讣告察度逝世，“并乞冠带衣服”。永乐二年，“成祖遣行人时中，赍诏至国，祭赙以布帛，并封武宁为中山王”。^[23]因而《中山世谱》记称：“察度王始通中朝……天使数次来临，至于武宁始授册封之大典，著为例。”^[24]据此，日本学界有人认为：明代永乐年间中国皇帝始封琉球王。然而，征诸前述记载，中国皇帝始封琉球王的时间，当是洪武年间。从此，中琉之间正式步入册封与请求册封的君臣上下关系，也即现今学界所说的册封体制。而《中山世谱》的上述记载，是指始有册封时的仪式大典。^[25]

中琉之间的册封关系，是前近代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国际秩序的表现。它首先反映了两国的政治关系。其具体情况如下：

其一，请求与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是琉球国主对外称王的依据和先决条件。也就是说，琉球王更替之时，必定请封，以期求得中国皇帝的任命。如永乐元年（1403年）山南王承察度去世，因无世子，故而“遗命从弟汪应祖摄国事”，后经册封（永乐二年），始称山南王。^[26]同样，永乐四年（1406年）中山为佐敷按司巴志所灭。同年，“诸按司奉巴志之父思绍为君”。而翌年思绍则“自称世子”，向中国皇帝进贡，并讣告武宁。^[27]中国《明史》记称，“中山王世子思绍遣使告父丧”。^[28]其实，思绍与武宁并非父子关系。思绍之所以自称世子，实际是为了获得中国皇帝的册封与认可，并对中国皇帝保持臣从关系。

又如，明正统五年（1440年），巴志次子尚忠接替国主之位，但在受封之前，《中山世谱》始终将之记称“世子”。如正统七年“世子尚忠，遣长使梁求保等，奉表入贡，并以巴志王讣闻于朝，兼请袭封……”，“八年癸亥世子尚忠，再遣使贡马，并表贺元旦……”等等。及至正统八年（1443年），“英宗遣正使余忭、副使刘逊，赍敕至国，谕祭故王巴志，封尚忠为中山王”之后，《中山世谱》于正统九年条中，始有“王遣使谢恩”的记载。^[29]《中山世谱》的这种记述，并非史家个人的意图，而是遵奉琉球国王之命，并经“呈览”而作为国史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琉球王受封之前称作“世子”，乃是琉球王对中国皇帝臣从的另一种表示。所谓“琉球国，凡王嗣位，先请朝命，钦命正副使奉敕往封，赐以驼纽镀金银印，乃称王。未封以前称世子，权国事”，^[30]讲的正是这一事实。而中国皇帝对琉球王所颁赐的镀金银印，则是琉球国主对外称王的凭证。《中山世鉴》明确记载：“镀金银印者，尔来历代国王之宝物，对大明、日本等往来表文所押之金印是也。”^[31]

历史记载表明，洪武年间以后，历代琉球王位继承，均有明确的请封记载。诸如：

尚恩达于正统十年（1445年）接替王位，十二年“遣长史梁球，奉表入贡，并以父王尚忠讣告，兼请袭爵”；^[32]

王叔尚金福于景泰元年（1450年）“受遗命嗣大位”，翌年“遣使请封”；^[33]

景泰四年（1453年），尚金福之弟尚泰久被国人“议推”就任大位，景泰五年旋即遣使急奏，言称“长兄金福殂，次兄布里与兄子志鲁争立，两败俱殒，所赐印亦毁坏。国中臣民推臣权摄国事，乞再赐印镇抚远藩”云云。^[34]

又如“第二尚氏”王统的奠基人尚圆，成化六年（1470年）“即大位”，翌年则遣长史蔡憬等人，“奉表贡方物，并以尚德王讣告于朝，兼请袭爵”。^[35]同样，尚圆之子尚真于成化十三年（1477年）即位，同年秋便派遣长史梁应、使者吴是佳等，“以尚圆王讣告，并请袭封”；^[36]尚真之子尚清于嘉靖六年（1527年）接替王位，也是当年便遣使“奉表进贡，并请袭封”。^[37]

如此种种，说明历代琉王更替，皆是请求中国皇帝册封，即便是日本庆长十四年（1609年）发生日本萨摩藩入侵琉球，琉球王国受到萨摩制约的情况下，也始终未变。如天启元年（1621年）尚丰接替尚宁王即位，第二年则遣使“奉表贡马及方物，并以尚宁王讣告，兼请袭封。又具奏乞二年一贡，以效忠顺”。^[38]同样，时至清代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十月十一日，琉球王尚贞（1669—1709年在位）世曾孙尚敬，照旧“循例请袭”王位，其在请封奏折中言称：“臣尚敬谨奏，为请封袭爵，以效愚忠，以昭盛典事……念臣小子曾孙承祧，然侯服有度，不敢僭称，王业永存，循例请袭……伏望圣恩体循臣曾祖事例，乞差天使，封袭王爵，上光宠渥之盛典，下效恭顺之微忱，庶藩业得以代代相传，顶祝皇恩世世不朽矣。伏祈睿鉴，敕部施行，臣敬不胜惶悚，待命之至，谨具奏以闻”云云。^[39]

据琉球国史记载，从洪武五年（1372年）察度受诏奉表称臣算起，至崇祯六年（1633年）怀宗派遣户科左给事中杜三策、行人司行人杨抡往封尚丰王，明代中国皇帝总计册封琉球王应为21人（见表）。在此期间，《中山世谱》记载的王者为25人，也即只有在位不足三年的山北王怕尼芝之子珉（1393—1395年），未尝即位而追尊为王的尚稷，和在位六个月的尚宣威（1477年）及明清交替之际的尚贤王，未及受封。^[40]

历代琉球王受封一览表

续表

诚然，自洪武年间开始，中国皇帝在长达五百余年的册封中，由于种种原因（诸如倭寇的干扰、请封的迟缓、往封的准备等等），并非全是及时的，有的甚至隔上数年或十余年。但是，这种时间上的差距，并没有改变中琉册封关系的实质，也即君臣上下的主从关系。

对此，日本学界有谓中国皇帝对琉球的册封，“全然是没有任何实质的形式”。^[41]这种说法，实际是一种偏见。一者有如前述，中琉间的册封关系，自始便有政治上的含义。这在予以册封的一方如此，在请求和接受册封的一方也是如此。如成化十五年（1479年），宪宗皇帝派遣正使董旻、副使张祥，往封尚真为中山王，尚真王于同年遣使谢恩的奏折中便称：“臣祖宗所以殷勤效贡者，实欲依中华眷顾之恩，杜他国窥伺之患。乞如旧制，令臣一年一贡，以保海邦。”^[42]这种明确表示“实欲依中华眷顾”，以“杜他国窥伺之患”的记载，可谓从琉球王国方面又对中琉关系作了深刻的陈述。

再者，就中国皇帝册封琉球而言，也绝非所谓形式。如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琉球贡使至福建，“称受世子命，以海中风涛叵测，倭寇又出没无时，恐天使有他虑，请如正德中封占城故事，遣人代进表文、方物，而身偕本国长史赍回封册，不烦天使远临”。对此，礼部奏称：“遣使册封，祖制也。今使者欲遥受册命，是委君贶于草莽，不可一〔也〕”；“使者本奉表朝贡，乃求遣官代进，是弃世子专遣之命，不可二〔也〕”；“昔正德中，占城王为安南所侵，窜居他处，故使者赍回敕命，出〔于〕一时权宜。今援失国之事，以拟其君，不可三〔也〕”；“梯航通道，柔服之常。彼所藉口者，倭寇之警，风涛之险尔，不知琛賨之输纳，使臣之往来，果何由而得无患乎？不可四〔也〕”；“曩占城虽领封，其王犹恳请遣使，今〔琉球〕使者非世子面命，又无印信文移。若轻信其言，倘世子以遣使为至荣，遥拜为非礼，不肯受封，复又上书请使，将谁执其咎？不可五〔也〕”。故而，“乞命福建守臣仍以前诏从事。至未受封而先谢恩，亦非故事。宜止听其入贡，其谢恩表文，候世子受封后遣使上进，庶中国之大体以全”，“帝如其言”。^[43]

由此可见，不论是册封还是受封者，均把中琉间的册封关系作为头等大事，非同儿戏，更非形式。

其二，琉球王国使用中国年号，奉行中国正朔。所谓的年号，也即纪年的名称。年号的使用，在中国始于汉武帝。是为中国封建皇帝治世的标志。尔后历代传承，乃至影响于日本。如日本庆应四年（1868年）九月八日宣布改元明治，天皇在诏书中则称：“体太乙而登位，膺景命以改元，洵圣代之典型，而为万世之标准。朕虽否德，幸赖祖宗之灵，祗承鸿绪，躬亲万机，乃改元，欲与海内亿兆更始一新，改庆应四年为明治元年。自今以后，革易旧制，一世一元，以为永世，主者施行。”^[44]也就是说，每当改朝换代，新任皇帝都要实施“改元”，其意义在于宣布新王朝的确立。同姓皇帝承嗣即位之时，也要“改元”，颁布新年号，意在表明新任皇帝的统治。因此，凡是新王朝或新任皇帝政治权力所及的地方，都必然使用新年号，这本身便是一种法令。

明代洪武五年以后，琉球王国一直使用中国年号，直至1879年近代日本政府将其“废琉置县”，前后延用了五百年。这从现今保存的《辞令书》中，也即琉球王对下属官员、神女的任命书中，也完全可以看到：无论是其中最为古老的（1523年），还是最近的（1874年），任命书中所使用的年号，皆为中国历代皇帝的年号；而具体日期，则与中国历法相同，也即奉行中国正朔。^[45]关于琉球王国奉行中国正朔的时间，当是自洪武六年始。据《中山世谱》记载，洪武五年（1372年），察度王受诏，“即遣弟泰期，奉表称臣、贡方物。太祖赐王大统历及金织文绮纱罗各五匹”。七年，又“赐王历及币帛”。^[46]

奉行正朔，实际也是一种法令。如日本明治五年（1872年）十一月九日宣布改用太阳历，将明治五年十二月三日，改为明治六年一月一日。当时明治天皇政权不仅举行改历仪式，告诸太神宫及历代皇灵，而且发布诏书曰：“朕惟我邦通行之历，以太阴之朔望为月，与太阳之躔度不合，故而二三年间必须人置闰月。置闰前后，季节时有早晚，至生推步之差，尤其中下段所揭，悉属荒诞无稽，妨碍人智开发者不少。盖太阳历依从太阳之躔度而立月，虽日期多少有异，但无季节早晚之变化，每四岁置一闰日，七千年后不过仅生一日之差，与太阴历相比，最为精密，其便与不便，无需待论。故而自今废除旧历，改用太阳历，使天下永世遵行，百官有司宜体认斯旨”云云。^[47]由此可见，确定正朔，在日本也是一种法令。

琉球王国使用中国年号，奉行中国正朔，意味着服从中国皇帝的政治统治，也意味着服从中国皇帝政权的法令。关于这一点，清代册封使周煌在其进呈的《琉球国志略》中，为后人记载了一个十分具体的事例。内称琉球国“历世凛奉正朔，贡使至京，必候赐时宪书赍回，而国中特设通事官，豫依万年书推算应用”。其书面上云：“琉球国司宪书官，谨奉敕令，印造选日通书，权行国中，以俟天朝颁赐宪书。颁到日，通国皆用宪书，共得凛遵一王之正朔，是千亿年尊王向〈归〉化之义也。”^[48]

又据《明史》记载，正统元年（1436年），琉球王尚巴志遣使请赐“本国陪臣冠服”之时，便称“小邦遵奉正朔，海道险远，受历之使，或半岁一岁始返，常惧后时”。^[49]这说明请求中国颁布历法，也是当年琉球请封中的一项大事。它意味着琉球王与中国皇帝间的君臣上下关系，与客观的时间同在。

其三，向中国皇帝奉表入贡，以示臣从。琉球王接受中国皇帝册封后，为了表示“谢恩”，从洪武年间开始，便连续向中国皇帝“奉表，贡方物”。在明清二代五百余年间，琉球王对中国皇帝的朝贡，基本上是二年一贡。据琉球王府记载，当年琉球使者向中国皇帝进贡的路线是：从福州“至浦城县水路，从浦城县至浙江江山县清湖为陆路，自清湖至钱塘江水路，上岸后由杭州府经运河至张家湾水路”，然后进北京。全部行程4912里，大约需要72天的时间。^[50]琉球使节向中国皇帝进贡，并非率全员进京，只是由正副使节及其从者、通事20人左右进京，其余人员则滞在福州，允行就地贸易。

现今，日本学界研究中琉册封关系时，多是将琉球王向中国皇帝进贡，与其余人员滞在福州进行贸易混为一谈，甚至将琉球王对中国皇帝的进贡，淹没在福州的贸易活动中，笼统地称为“朝贡贸易”。其实，这是对中琉历史关系的误解。琉球王遣使向中国皇帝奉表贡方物，乃是臣从服属的实际表现。而且，中国皇帝回赐的物品，在实际价值上往往大于或多于进贡的物品，这更说明两者不是贸易交换。琉球使节历经水路艰辛，从福州北上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前往北京贸易，而是“代君行事”，有如前述，是向中国皇帝“以效忠顺”。^[51]当然，因为中琉之间存在着册封关系，势必也促进了两者的贸易。但是，进贡与贸易，不能混为一谈。

此外，在中琉册封关系中，还有一种内蓄政治含义的表现，那就是中国皇帝向琉球王赐姓。据《中山世谱》记载，明永乐二十年（1422年）巴志即位后，于明宣德五年（1430年）遣使贡马及方物，并具奏言：“我琉球国，分为三者，百有余年，战无止时，臣民涂炭。臣巴志不堪悲叹。为此，发兵北诛攀安知，南讨他鲁每，今归太平，万民安生，伏愿陛下圣鉴。”^[52]对此，明宣宗赐诏，特嘉其功。诏曰：“尔琉球国，分为鼎足，人民涂炭，百有余年。复致太平，是朕素意。自今以后，慎终如始，永绥海邦，子孙保之，钦哉，故谕”。同年，宣宗遣内官柴山为正使，阮鼎为副使，赍诏至琉球，“赐王尚姓”。^[53]这也是所谓琉球“第一尚氏”王统的由来。

及至成化五年（1469年），“第一尚氏”王统的第七代尚德逝世。本名金丸的御锁侧官（主管财物），被群臣推举为君，并于成化七年以世子“尚圆”之名“来告父丧”，“兼请袭封”。^[54]成化八年（1472年），明宪宗正使官荣，副使韩文前往琉球，谕祭尚德，封尚圆为琉球王。是为后世所称的琉球“第二尚氏”王统的开始。

中国皇帝对琉球王赐姓，可谓中琉册封关系的又一侧面。“尚”字，在中国古代用语中，具有管理帝王事物的含义。如“尚食”“尚衣”“尚书”，“尚”即执掌之意。“尚书”之官名，始设于战国时期，或称“掌书”。东汉时，“尚书”正式成为协助皇帝处理政事的官员。到了隋唐时期，中央枢要机关分为三省，“尚书省”是为其中之一，而且职权益加持重。明代以六部尚书分掌政务，六部尚书遂相当于国务大臣。中国民间姓氏，至少多达数百余家。明代皇帝专门谕赐巴志“尚”姓，而不赐其他姓氏，显然内含深蓄。从这个意义上讲，巴志接受“尚”姓，并请求“袭封”，则意味着琉球王接受了中国皇帝命其管理国政的委任。而本为“第一尚氏”臣下的金丸，自称“尚”姓世子，则意味着尚氏王统的延续，也是对中国皇帝臣属关系的延续。

以上种种，说明洪武年间开始的中琉关系，自始便是政治上的君臣上下的国家关系。但是，中国皇帝政府并不干涉琉球内政，而是“许其自治”。这可谓也是前近代的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基本特征。中琉之间的这种关系，不同于近代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关系，但也绝非日本近代政权要人所称的“徒有虚名”。

总之，明代以来的中琉关系，是以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为基础，以琉球请求、接受中国皇帝册封，遵从中国法令，使用中国年号、正朔，向中国皇帝称臣、纳贡等等为其实际内容的。这也就构成了中国皇帝政权把琉球视为“属国”的根本原因。而琉球王国之所以认同并追求这种关系的存在和延续，从根本上说，也是基于当时自身社会发展的需要。诸如在“入贡”的同时，可以与中国进行有利于本国经济的贸易，中国皇帝除了回赠珍贵物品之外，还赐予钱币、船舶等等。^[55]从而，又构成了中琉两国间的经济关系。此外，对中国先进文化的吸收，历代“寨官”“陪臣”子弟前来入学，也是构成明代中琉两国关系的内涵。诚然，时至近代，继续维系这种关系，已经落后于时代，但1872年以后，日本天皇制政权强行“处分”琉球，则反映了近代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法则。而中国皇帝政府和琉球王国之所以要求维持两者的关系，除了保持琉球社稷之外，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抗资本主义入侵的一种手段。

注释

[1]《皇明祖训》训诫篇。

[2]据明代严从简辑：《殊域周咨录》卷四，故宫博物院图书馆1930年印行，第1页。琉球国史《中山世鉴》卷二中，也有记载（见伊波普猷等编：《琉球史料丛书》第五，第34页）。

[3]《中山世谱》卷三，见《琉球史料丛书》第四，第41页。

[4]同上。

[5]据《中山世谱》记载，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明太祖还曾“以所获元主次子地休奴，发流于我国”（见《琉球史料丛书》第四，第43页）。

[6]见伊波普猷等编：《琉球史料丛书》第四，第41—42页。

[7]同上，第41页。

[8]见伊波普猷等编：《琉球史料丛书》第四，第42页。

[9]同上。

[10]同上，第42—43页。

[11]见《琉球史料丛书》第五，第35页。

[12]同上，第44页。

[13]见《台湾文献丛刊》第237种，第115页。

[14]参阅大城立裕：《冲绳历史散步》，第22页。

[15]如《中山世谱》记载，永乐九年（1411年）琉球王尚思绍遣使奉表疏言：“长史程复，饶州人，辅臣祖察度四十余年，勤诚不懈……”云云（见《琉球史料丛书》第四，第50页）。

[16]《中山世谱》卷三，见同上书第四，第43页。

[17]《中山世谱》卷三，见伊波普猷等编：《琉球史料丛书》第四，第43页。

[18]见同上书第四，第44页。

[19]同上。据记载，中山王请赐冠带，明太祖“命礼部绘图，令自制。其王固以请，乃赐之，并赐其臣下冠服”，见《明史》卷三百二十二，第8362页。

[20]《中山世谱》卷三，见伊波普猷等编：《琉球史料丛书》第四，第45页。

[21]同上，第46页。

[22]《中山世谱》卷三，见伊波普猷等编：《琉球史料丛书》第四，第46页。

[23]同上。

[24]同上。

[25]也即武宁受封之时，始建天使馆，以行仪式。见同上书，第46页。

[26]同上，第47页。

[27]见《琉球史料丛书》第四，第49—50页。

[28]《明史》卷三百二十三，第8363页。

[29]见《琉球史料丛书》第四，第64页。

[30]《清史稿》卷五百二十六，第14620页。

[31]见《琉球史料丛书》第五，第35页。

[32]见《琉球史料丛书》第四，第65页。

[33]见《琉球史料丛书》第四，第67页。

[34]《明史》卷三百二十三，第8365页。

[35]见《琉球史料丛书》第四，第79—80页。

[36]同上，第85页。

[37]同上，第94页。

[38]同上，第113页。

[39]见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庚编第四本，第308页。

[40]据《琉球史料丛书》第四，第41、42—43、45、46、50、51、56、64、65、68、69、73、76、80、83、85、95、101、104、109、115、117页。其中，景泰三年往封正使，也有记作乔毅者，《中山世谱》记称“未知孰是”。

[41]见下村富士男编：《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四卷外交编，开明堂1962年印刷版，解说词第4页。

[42]《中山世谱》卷六，见《琉球史料丛书》第四，第85页。

[43]《明史》卷三二三，列传外国四，中华书局刊本，第8367—8368页。

[44]见指原安三编：《明治政史》1，庆应书房1943年版，第109—110页。

[45]参阅高良仓吉：《琉球王国》，岩波书店1993年版，第四章。其中谈道：1976年所确认的三份《辞令书》，一是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任命边名地（位于琉球本岛北部）目差（地方官员）；二是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任命具志川神女；三是万历四十年（1612年）任命谢花掟职（地方官），三者皆有“首里之印”。高良氏认为，这三份《辞令书》表明：“即使在动荡的时局下，作成辞令书以任用人员的业务仍在继续，同时表明领取辞令书而就任地方官和神女的传统依然健在”（见同上书，第119页）。

[46]见《琉球史料丛书》第四，第41页。

[47]见指原安三编：《明治政史》1，庆应书房1943年版，第369—370页。其中所说的“中下段”，是一种记时的方法。如中段内写入建、除、满、平、定、执、破、危、成、纳、开、闭等，以定吉凶（见新村出编：《广辞苑》，岩波书店1993年版，第1668页）。

[48]《琉球国志略》，见《台湾文献丛刊》第293种，第120页。徐葆光《中山传信录》中也有同样记载，但如引文括号内所加，将“向”字记作“归”字。见《和刻本汉籍随笔集》第十五集，汲古书院1977年版，第138页。

[49]《明史》卷三二三，列传外国四，中华书局刊本，第8364—8365页。

[50]见宫城荣昌等编：《冲绳历史地图》，柏书房1983年版，第122页。

[51]天启二年（1622年）琉球王尚丰向中国皇帝的奏折（见《琉球史料丛书》第四，第113页）。同样，琉球世子尚敬在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请封的奏折中也称：“伏望圣恩体循臣曾祖事例，乞差天使，册袭王爵，上光宠渥之盛典，下效恭顺之微忱……”云云（见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庚编第四本，第308页）。

[52]见《琉球史料丛书》第四，第58页。

[53]同上，第58—59页。

[54]《琉球史料丛书》第四，第80页；《明史》卷三百二十三，第8365页。

[55]如《中山世谱》记载，洪武五年“赐泰期衣币”，七年“赐王历及币帛”，永乐三年成祖“赐衣币”等。

三明代中琉间的册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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