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 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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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廷璆 等
选自《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第四章 日本近代思想与儒学
第四章 日本近代思想与儒学
一 近代日本的“超国家主义”
（一）
“超国家主义”这个用语，日本大正时代的国家社会主义者高畠素之曾经在《超国家主义之迷妄》一文中论及，但他主要是批判“超国家的社会主义者”的“四海同胞的理想社会”及“万国主义”（既国际主义）的“空理空论”，而强调现实社会的结合是不同人种的、国家的结合。[1]这里的“超国家主义”显然是“超国家·主义”。不用说，这与“通常与日本法西斯主义同义地使用”的超国家主义不是同一个概念。我们这里要说的这个概念缘起于《投降后美国的初期对日方针》[2]（1945年9月22日），英文为ultra—nationalism，是“超·国家主义”。因为这里所提到的超国家主义常常与军国主义并列使用，或者常常使用militant nationalism即“好战的国家主义”的说法，的确是与日本法西斯主义没有什么区别。把这个概念放到日本现代思想史中来分析，始作俑者是丸山真男。他在ultra—nationalism这个概念出现半年后，发表了《超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3]这篇文章也成为日本现代思想的经典之作。后来久野收、鹤见俊辅的著作《现代日本的思想》[4]以及桥川文三编辑《超国家主义》[5]一书并写有解说《昭和超国家主义之诸相》，都是研究这一问题的重要文献。
丸山真男重视日本超国家主义的渐进的性格，同时提出：
如近代国家被称为国民国家那样，国家主义毋宁说成为其本质属性。那么，如何大体区别近代国家共通的国家主义与“极端的”国家主义呢？人们马上就会举出帝国主义乃至军国主义的倾向吧。但是如果仅仅这样的话，从国民国家形成初期的绝对主义国家开始都进行过露骨的对外侵略战争，即便不等到所谓十九世纪末的帝国主义时代，武力膨胀的倾向也可以说不断地在国家主义内部冲动着。既然说我国的国家主义单纯是这种冲动更加强烈、表现的方式更加露骨，那么只有找出其对外膨胀乃至对内压制的精神上的发动力中的本质上的不同，才真正带有ultra的性格。[6]桥川文三并不满足于这种“笼统的”分析，他进一步从具体人物的性格和思想分析着手，指出日本的超国家主义是以朝日平吾、中冈艮一、小沼正等青年为原初形态，在北一辉那里达到正统的完成形态，而将井上日召、橘孝三郎等看作一种中间形态。
朝日平吾（1892—1921）于1921年9月28日在大财阀安田善次郎的家里刺杀了安田善次郎之后，当场自杀了。受朝日平吾所留下的遗书《死之叫声》的影响，同年11月4日，首相原敬在东京车站被19岁的青年中冈艮一在“国贼！国贼！”的尖叫声中杀害了。朝日的遗书《死之叫声》，具有区别日本的超国家主义与传统的国家主义的标志性意义。在这里，如久野收所言，元老、重臣、新旧华族、军阀、财阀、政党首脑这些明治以来传统的国家主义的代表无差别地被一律断为罪恶的元凶，主张挨个地杀掉，以此表明与明治以来传统的国家主义的断裂。这种裂痕最充分地表现在不是将天皇作为传统的象征，而是开始作为变革的象征来看待。而且这里，对外来思想的排斥、直接的恐怖行动、志士意识或天皇的赤子观这些昭和超国家主义的特色一应俱全，还没有表现出来的只有将国内改革与对外国策结合起来的正式的超国家主义的主张而已。[7]这种“正式的超国家主义的主张”如下面将要论及的，在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中充分体现出来。井上日召（1886—1967）是血盟团事件[8]的策划者和精神领袖。橘孝三郎（1893—1974）是农本法西斯主义的指导者，参与策划了“五一五”事件。
桥川文三不仅分析了大正、昭和时代超国家主义与明治时代国家主义在思想性格上的不同，而且指出明治以来的个人主义、人格主义的思潮对于形成超国家主义的思想底色的潜在影响，甚至有气脉相通的一面。实际上，以各种思想杂交的怪胎形式出现的超国家主义，无论是对传统思想还是现代思想都极具吸附性与粘连性，这是使它同时显出前近代与后现代面孔的原因。这里我们分别从人生观、国家观和宗教观来看看超国家主义的思想特性。
（二）
虽然超国家主义者的家庭出身及生活状况不尽相同，但是都是自觉地将个人与国家联系起来的“有志之士”。如朝日平吾在《死之叫声》里说：
我们是人，同时希望成为真正的日本人。真正的日本人都是陛下的赤子，有得到保持与身份相称的荣誉与幸福的权利。[9]
这种“志士意识”因为其处境等不同也有不同的具体表现。朝日平吾在上述遗书中表示：
我所支配的只是未满20岁的青年，他们不像今日之有识青年会算计，也不是小才子，其特征为愚直、不言实干、莽撞，立于信念、不为名利而动故坚强沉默，所望不在瓦全而在玉碎，所期在决死的真实。强烈鼓吹天下之事皆为赌博的人生观与病死不如诛灭奸人而死这种男子汉的豪爽之气。加上没有父母没有家庭没有教养，因此有咒骂世道之眼光与反贵族的深怨，因为愚钝才可靠。[10]
而二·二六事件皇道派（与下文提到的“统制派”相对立）青年将校的代表西田税则有一种革命的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气概。他在《无眼私论》中说：
把持真理、翼赞皇谟以圣光拥抱国家民族的志士应该起来。
志士必须是圣人，古来的革命者都是圣人——真理之把持及其现实只有圣者能够担当。[11]
他一方面有“多感多泪的本性”，喊出“‘真诚地活出哲理的合理的美的人生’是我衷心的呼声。”追求“求道、探寻哲理、想念诗意的人生、希望可以归天”。[12]对感情的重视还可以从井上日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上得到说明。他虽然认为在理论上被高畠素之说服了，反驳不过他，但是在感情上不服输。认为“马克思主义单单是在理智上观察宇宙人生而得出结论，但是在另外伟大的方面，即人间美好的温暖的感情方面则全然不顾，因此人决不能以此为满足。即便退一百步，就算其理论是正确的，但显然也不能忍受根据其理论而出现的社会那种沙漠一样的生活。总之，马克思主义是伟大的空论。”[13]
人生观中，生死观无疑是他们的思想中最具特色的部分。一方面，他们赋予死以诗意的理想价值。西田税说：
死者诗也。
……
我们不能不让我们的死真正地美。
我想使死美丽是人生生存的真意义。
……美丽的死是人生究竟的理想。
短暂的生因为美丽的死而具有无穷的价值。即便长寿，因为丑死而价值全无。总之，殉于哲理追求人生去美地死的殉道者的生命，不单单以其年龄——灵肉俱在的——论长短，所有殉道者的生命都是同一的——在永远的未来延续而不朽，其存在与哲理的永劫不朽共不朽。[14]
与这种对死的礼赞形成对照的是将暗杀视为一种去道德化的手段或方便。对于为什么要采取暗杀这种过激的手段，井上日召回答说“那是无是非的方便。”“什么能够促使他们自觉？有什么方法？一想马上就应该明白。对他们的铜墙铁壁而言，出版物和志士的诚意都没有用，那么剩下来的只有在他们所珍惜的最重要的生命上的危险感才能够开导他们自觉了。”“对我来说我相信是佛行，不觉得是善也不觉得是恶，一切都是这个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这里涉及佛教，特别是日莲宗的法华信仰。如杀害井上准之助的小沼正说：
井上日召与我因为顺缘成了师生，与井上准之助，因为逆缘成了杀害的对象。但是，如实地凝视此本体，准之助是我的心中的准之助。我的心？那是伟大的如来的心。自我……不可得，不可得的自我……这是如来。所谓“对理为平等，约事有因果”之类。
顺逆的佛道都是法华的教理。我杀掉井上准之助，朦朦胧胧地觉得能够掌握佛教的某种东西了。成为杀人犯在拘禁中我更加热情地阅读了佛教经典。这都是托准之助的福。这样，对我来说杀人是如来的方便。
对我来说，准之助才是如来、大善知识、师匠。逆缘的师匠。[15]
将杀人作为一种“方便”，其目的在于国家改造、在于“清君侧”。同时也是排除天皇与其赤子之间的屏障，使有限的个人融入天皇这一万世不朽的绝对生命之中。
井上日召说：“天皇具现了三种神器所表现的民族精神，是绝对的元首，国民是其赤子。其关系是与分离、对立者全然不同的亲子、一体的关系。我国原原本本地以宇宙的法则为国体，国民与国家是同魂一体，国民的本体与国家是同一的，同时现实的样态中是其部分。国民在国家危急之际，牺牲一身，是归一于本体、回归到永远的生命。”[16]青年将校一般都认为天皇陛下即日本国，我们赤子是陛下的分身、分灵。立于这种信仰之上，去充实发展每一天的生活，就是维新、就是改造。但是，具体而言，天皇的命令通过上级军官来表现，这作为实际问题来认识还是相当困难的。青年将校认为：
在日本军队，上到元帅、大将，下至二等兵，都是陛下的军人这种信念必须统一。这必然是所谓国军的所谓统制。将其用制度用规则来统一的思想是统制派的思想。当然，人不是神，因此作为实际问题不能说理想当下就能够实行。至少我们努力在朝着理想的境界前进。因此在某一时期，上官有根据自己的信念来强行要求部下的情况。那时必须认识到如果我们的信念错误就要切腹向陛下谢罪。自己在发布命令时，因为下级是作为陛下的命令确信而动的，所以自己的一言一句作出确实的信念。到战场上虽然认为此部下去了必死，但是必须达到含泪命令他去这种信念的境界。不是请求，而是命令。“去”这一言辞中必须要有非常的信念。[17]
其法西斯主义的恐怖暗杀活动，有所谓“一人一杀”与“一杀多生”的分别。一人一杀，朝日平吾是典型的代表，他留给盟友的遗言是：“卿等体会我平素的主义，不声张、不外露，只是默默地刺杀、冲击、斩伐、投放，不需要同志间的往来、结集，唯有埋葬一个，这即是尽自己个人的方法与手段。”[18]而井上日召则告诫其同志说：“我们的暗杀，不是以杀人为目的，而是忧国青年为了促使其觉醒而不得已所诉诸的唯一手段。”还特别提到：“无论是否达到目的，不要自杀。既然自己是信善行事，就必须明确活下去的态度。”[19]所谓“美丽地死”，实际上也就是“美丽地生”。小沼正强调：“我们今天活着进而明天活着的这种大欲望，此外没有什么革命的本体。活着？如何活着？人就像人一样地活着。人除了作为人而活着，别无他途。人作为人而活着这是绝对的大道。”[20]
他们的人生观和生死观，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带有“求道者”追求“自我实现”的意味。日本的超国家主义是在国家主义烟幕下日本人自我意识的大爆发和大幻灭。
（三）
国家观应该说是超国家主义者思想中最具本质意义的部分。而这一部分，也直接与天皇密切相关。在这一点上西田税表述得很干脆利索：“天皇为国民的天皇，民族为天皇的民族。”将明治维新的理想发扬光大而进行大正维新，必须以剑、以神圣的血来洗濯此污浊的国家而在此之上建设新的真正的日本。他强调“以日本为主体的世界革命”，“以彻底的国家主义代替近世的资本主义。”“我的素志是大日本主义、大亚细亚主义，是使日本成为世界的宗主国，是复神代之古。”井上日召从宇宙观来认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他强调“我们的国家生活是个人生活自然而然地发展生长而来的，所以说到国家，社会和个人被综合统一在其中。而且就一个人来看，其中甲这个人是作为整个国家的一个组织体的甲，没有与全体分离对立的个人。”人与宇宙的关系，单独从唯物的层面看，一个人也是由宇宙全体成立的。内在的知识、感情也是由于与宇宙间一切感应交融而形成一个独立的人。“因此从宇宙的真体而言，森罗万象都是同魂一体，没有任何一个是独立分离的。”这样，日本形成了绝对的国家而诸外国形成了相对的国家，这无非是民族发展的过程中状况的不同所致，不应该是由于人的根本的本来面目的不同。他认为日本是世界上唯一按照宇宙自然的大法则而成立的国家。“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国家经纶，一切要以绝对为基础来处理差别情况。”[21]
国家改造的思想基础，井上日召认为在于觉悟到“日本这个国家是以与其他诸外国不同的宇宙法则（也可叫做理想、意思）为国体而成立的国家”。这个法则是什么呢？就是：
我是宇宙全一体，同时又是其部分。因此，我只是以我个人为基础而生活，这本来就是违反本体的。然而从来的教育及社会的制度组织等都只是以欧美式的差别观为基础的，因此是违反宇宙的本来面目的。……在字句上，皇室中心主义、国家主义、资本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共产主义等等，似乎有各种变化，根本上都是个人主义，因此全是反逆主义。是灭亡之道。
因此我从全世界的视野排斥差别相待的指导原理，主张应该建立基于绝对平等的指导原理、排斥差别相用的教育与社会制度。[22]
但是“现在日本的政治，只有天皇政治的名目，而事实上为政党政治。而且这一事实被公然宣称。所谓政党政治，根据他们的说明，似乎是多数党政治。因为政党的意志只是政党首领及少数干部的意志，所以政党政治意味着政党首领的专制政治和少数干部的寡头政治，决不是天皇的政治，也不是能反映国民大众意志的代议政治。”[23]
也有对天皇本身表示不满而进行忠义直谏的。矶部浅一说：“日本不是天皇的独裁国家，也断然不允许是重臣元老贵族的独裁国。明治以后的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的一君与万民一体的立宪国。更简易地说，就是以天皇为政治的中心的近代民主国。因为必须是这样的国体，谁的独裁也不允许。但是今天的日本是什么样子呢？难道不是以天皇为中心的元老、重臣、贵族、军阀、政党、财阀独裁的独裁国吗？不仅如此，如果仔细观察，这些特权阶级的独裁政治甚至都不把天皇放在眼里。”他敢于直谏天皇陛下的“失政”，质问为什么不远离奸臣而召回忠烈无双之士？认为“真正的忠道是忠义直谏”。[24]既然现实世界中天皇都无能为力，那么他只好作另一番憧憬了。他说：
我们另外有一个灵的国家，日本国以其国权国法枪杀我们尚且不够，将骨肉化作微尘远远地抛弃到国家之外，最终无可奈何的是灵，我们另外有一个灵的国家。
我们另外有一个信念的天地，虽然日本国朝野都将我们视为国贼叛徒而容不下我们，我们别有信念的天地、真大日本。
我们有灵的国家、有信念的天地，现状的日本对我来说无所谓，我们的真国家神日本一定要膺惩这不义不信堕落的国家。
大义不明之时，即便有国土也非真日本。国体亡时，即便有国家，神日本也亡。[25]
谈论超国家主义者的国家观，当然不能忽视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代表北一辉。从1906年他自费出版《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到1919年被奉为日本超国家主义圣典[26]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的作成，典型地展示了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等近代思想如何日本化、军国主义化的历程。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是在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中发挥了最具指导性作用的理论，[27]是贯穿国内改造与国际侵略的最具理论形态的法西斯主义的典型。
在“大纲”的绪言中，他指出在面临史无前例的内忧外患的国难之际，“确立如何改造大日本帝国的大本，制定举国无一人非议的国论，最后以全日本国民的大同团结奏请天皇大权的发动，必须奉戴天皇迅速完成国家改造的根基。”如同希腊是欧洲文明的中心，日本是“亚洲文明的希腊，在率先构筑自己的精神完成国家改造的同时，高扬亚洲联盟的义旗而执将真正到来的世界联邦的牛耳，这样就可以向四海同胞宣布佛子的天道而垂范于东西。”
在国内改造上他提出一系列措施，比如“天皇为了与全日本国民一同奠定国家改造的根基，由天皇大权的发动开始，停止三年宪法，解散两院，在全国发布戒严令。”“天皇是国民的总代表”，“废除华族，撤消阻隔天皇与国民之间的藩屏以彰现明治维新的精神。”“废除贵族院而设置审议院，审议众议院的决议。”“25岁以上的男子在大日本国民的权利中通常拥有平等的众议院议员的被选举权与选举权。”“日本国民一家可以拥有的财产限度，为一百万圆。”“日本国民一家可以拥有的私有地限度，为时价十万圆。”“私有财产超过限度的都无偿地交给国家。”“天皇在戒严令实施中，以在乡军人团为直属于改造内阁的机关，来维持国家改造中的秩序，同时调查并征集各地私有财产超限度者。”“私人生产业的限度为资本一千万圆。……超过限度者都集中于国家，由国家统一经营。”
在国际方面，他认为日本“在国际上处于无产者地位”，主张以所谓“正义的名义”来打破“不正义的现状”的战争的正当性。“应该无条件地承认作为国际上无产者的日本充实显示力量的有组织的结合的陆海军，进而诉诸战争以匡正国际上划定线的不正义。如果这是侵略主义军国主义的话，那么日本在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欢呼声里应该将黄金之冠戴在头上。合理化了的民主社会主义本身也认为日本要求澳洲与远东西伯利亚。无论如何丰收，数年之后日本也将没有可以养人的土地。与国内的分配相比，如果不决定国际间的分配，日本的社会问题永远无穷地得不到解决。”
其最终目标是：
日本为了确保日本海、朝鲜、中国的安全，也就是为了日俄战争的结论，对于决意领有远东西伯利亚的俄国不可缺少大陆军队。而印度独立的援助、中国保全之确保及日本应该取得南方领土的决定命运的三大国是中，由于与英国绝对不可两立，实际上以大海军为急务。如果这次大战有西乡在、明治大帝在的话，与德国的陆军东西呼应而一举使俄国屈服，海军也东西相分将英国舰队两分为本国与印度澳洲的防备，具有充分的优势来各个击破。构筑起北到俄国南到澳洲的大帝国应该早已指日可待。
这可以说是发动对太平洋战争的预言。进而他指出：
当务之急是由天皇指挥全日本国民以超法律的运动，首先割除当今的政治经济上的特权阶级，内忧外患的烦恼痛苦的所有祸根都是源自这一大毒瘤。目前整个日本都立于断崖，国家改造的急迫甚于维新革命。前途只是在于天宠于这一切除手术而还日本以健康之体。
这可以视为后来国民总动员的先声。
与“绪言”相呼应，在“结言”中，他认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是“日本民族的社会革命论”，要远远优越于克鲁泡特金的共产主义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他相信“东西文明的融合就在于以日本化世界化了的亚洲思想来启蒙现在低级的所谓文明国民。”并且大言不惭地说：“日本民族在国际上复活主权的原始意义、统治权上的最高统治权，应该觉悟‘统治各国的最高国家’的出现。”[28]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也对“劳动者的权利”（卷五）及“国民的生活权利”（卷六）提出了明确的改造方案。比如对罢工，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国民的自卫权”的认可、“劳动工资以自由契约为原则”、八小时工作制、“妇女的劳动与男子一样自由、平等”、“保障日本国民平等、自由的国民的人权”等等。特别是其中对社会主义带有肯定性的论述，比如“真理非一个社会主义所专有，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想亦有不可犯者。”“在社会主义的原理进入实行时代的今天，应该抛弃其所附带的一切空想的糟粕。”[29]因此右翼与左翼被认为几乎只有一纸之隔。直接处理右翼思想的检察官也注意到“此日本改造法案中所包藏的思想，其社会主义色调极为浓厚，甚至可以极端地说是赤色思想。……而且不论是在二·二六事件之外的右翼系统中，还是在左倾方面，以这种思想在右翼的伪装下进行国家改造的不少，如果对这些思想进行仔细审查，对右翼也要格外小心。”[30]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超国家主义的特点。
（四）
日本超国家主义的革命行动，由于不是靠大众的力量来完成，而且其理论大多不成体系，更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大规模地指导或改造社会实践。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要借助于宗教的力量来达到其目的。井上日召选择同志的方针之一就是“尽可能有宗教信仰或经过宗教上的锻炼，至少对改造运动具有宗教式的热情。”还要“能够满足于为改造运动不惜生命的坚定信念，而不看重其所把持的理论。”[31]而佛教的日莲主义，特别是《法华经》信仰与超国家主义者有着比较普遍的联系。
井上日召自述其通过诵读法华经，感到“全身沐浴着灵光，四面八方所见之物都大放光明，与佛教经典所描述的那种庄严世界毫无二致。”不仅如此，而且明显地听到有一个声音对自己说“你就是救世主！”他在研究日莲的教理以及与日莲门下的僧俗交流中发现其言行与自己的信念并不一致。他觉得他们虽然自称日莲主义，但是实际上违反了日莲上人的意志，都是日莲上人所破弃的镰仓时代的智者学匠之类，局限于其思想或字句的细枝末节，进行无用的理论斗争。而忽视了当务之急不是理论问题，而是改造实行。[32]后来又沉醉于亲鸾的教化，也忽而觉得自己与真宗教团的人格格不入，尽管如此，念佛一直不断。同时他也欣赏神道，认为“神道不是作为宗教的存在，而只不过是作为祖先崇拜的一种形式的神社而已。”[33]他说：“神道的伟大之处，在于在看上去好像是空虚的地方，可以根据很好的形式而产生重要的优秀的内容，即以宇宙的真理为本体。”[34]
从来传入我国的对我国文化有贡献的各种宗教，都是使大日本神道确立的脚手架和临时道场。
只有以此神道为生命的日本才有指导世界的资格。
其旨在强调“牢固地把持国体的绝对性”。而最终在井上日召那里宗教已经被生活化了。他说：“现在的我认为，我这样去生活就是宗教。对这样的生活再稍加说明（也许不作说明为好）的话，就是觉证体得宇宙的真理的生活。”甚至他说“我的国家改造运动就是我的宗教。”[35]
而小沼正则试图对“法华经与革命”的关系来进行论述，最终将革命归结为内在的觉醒。他说：“觉醒不是从外在的概念意识到的东西，而是内在的觉醒。将革命作为概念的人不知道革命为何物。内在的觉醒才是真正的革命。”他进而说，概念与觉醒的区别在于概念是模仿而觉醒是创造。概念是不自由而觉醒是自由。总之，他的用意就在于要将革命与自己的生命融为一体。“所谓革命就是觉醒自己的生命、去创造与自己的本性同一的世界，欲望就赤裸裸地、人就作为人的性情去生活。革命就是活着。而活着绝对不是因为外在的原因，而是自己自身自然地活着。”[36]唱念《法华经》就是为了获得这种“觉醒”的力量。
西田税的家庭属于曹洞宗，但是他自己信仰《法华经》。而北一辉的宗教观，他说自己的“信仰不限于哪一宗，但是从1916年1月（34岁时）以来，专心诵读法华经，此后只是将此作为自己的生命，年复一年地修业，二十年间没有间断。因而不用说每天的祈祷的生活，神社佛阁等的参拜是我认真的生活。”[37]他在1937年8月19日被处死的那天早晨留下绝笔：“狱里诵读《妙法莲华经》，或拜谢加护，或血泪哭泣，迷界之凡夫古人亦如斯乎。”[38]而在前一天给他儿子北大辉的信中，[39]对《法华经》的推崇更加情深意切。他说：
大辉哟，此经典如你所知是为父直到被处死刑前一直在诵读的。……从你出生之后到为父临终所诵读的至重至尊的经典。为父只有此法华经留给你。
想起父亲时、眷恋父亲时、你行路中悲痛时、迷惑时、怨恨、愤怒、烦恼之时，或者快乐、高兴之时，在此经典之前唱念南无妙法莲华经吧。这样，神灵之父为你祈求诸神诸佛，可满足你之所求。
从诵读经典而得解脱，为父用了二十余年时间。以诵读三味为生活之根本义吧。则不问其生涯如何，便可见为父与为父共同活着，在诸神之保护指导下。为父没有留下其他任何东西给你，只留下这无上最尊之珠宝。
这里的北大辉实际上并非是北一辉的亲生子，而是中国的革命家谭人凤的孙子（谭二式的儿子）。朝日平吾、井上日召、北一辉等都有长期在中国从事各种活动（作为马贼、浪人或革命者）的生活经历，这种经历对他们的思想形成有什么影响，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原载于《读书》2009年第6期，发表时作了大幅删节）
注释
[1]发表于《解放》1922年1月号。见《大正思想集Ⅱ》近代日本思想大系34，筑摩书房，1977年。
[2]见中村尚美、君岛和彦、平田哲男编：《史料日本近现代史Ⅲ》，三省堂，1985年，第5—8页。
[3]《世界》，岩波书店，1946年5月号。
[4]岩波新书，1956年，该书第四章为“日本的超国家主义”。
[5]现代日本思想大系31，筑摩书房，1964年。
[6]丸山真男：《超国家主義の論理と心理》（1946年），《丸山真男集》第3卷，岩波书店，1995年，第19页。
[7]《现代日本的思想》，第123页。
[8]1932年2月9日小沼正暗杀了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同年3月5日菱沼五郎杀害了三井财阀理事长团琢麿。
[9]《现代史资料》第4卷，みすず书房，1963年，第480页。
[10]同上，第481页。
[11]《现代史资料》第5卷，みすず书房，1964年，第296页。以下只注页码者皆引自此书。
[12]同上，第288、289页。
[13]《现代史资料》第5卷，第329页。
[14]《现代史资料》第5卷，第291页。
[15]《现代史资料》第5卷，第489页。
[16]《现代史资料》第4卷，第109页。
[17]《现代史资料》第5卷，第784页。
[18]《现代史资料》第4卷，第482页。
[19]《现代史资料》第5卷，第402页。
[20]《现代史资料》第5卷，第495页。
[21]《现代史资料》第5卷，第354、358页。
[22]《现代史资料》第5卷，第395页。
[23]《现代史资料》第5卷，第373页。
[24]《超国家主义》，第174、178页。
[25]同上，第170—171页。
[26]负责检举右翼思想的检查官说：“在二·二六事件中，众所周知他们所信奉的思想的中心是北一辉的所谓日本改造法案。……以此改造法案为他们的国家改造的神圣的经典，或者称之为在日本改造中必须实践的神圣的经典。”佐野茂树：《最近の右翼思想運動について》（1938），见《现代史资料》第23卷，みすず书房，1974年，第183页。二·二六事件的主事者之一矶部浅一在狱中日记中写道：“我相信日本改造法大纲丝毫也不要修正，完全地实现它。”“如果不精通大乘佛教，就不能信法案的真理。”“日本的前途除了日本改造法案之外绝对别无他途。日本如果沿着法案以外的道路前进，那就是日本的没落之时。”“日本改造法案，一点一角一字一句都是真理，是历史哲学的真理，是日本国体的真表现，是大乘佛教在政治上的展开。我为了法案虽然天子传唤也不下船。”见《超国家主义》现代日本思想大系31，第169页。
[27]今井清一：《〈日本改造法案大綱〉について》，《北一辉著作集》第2卷（解说），みすず书房，1959年。
[28]以上所引见《日本改造法案大纲》绪言、卷一 国民的天皇、卷二 私有财产限度、卷三 土地处分三则、卷四 大资本的国家统一、卷八 国家的权利及结言。参照《现代史资料》第5卷，第10—18、34—39页。
[29]《现代史资料》第5卷，第21页。
[30]《现代史资料》第23卷，みすず书房，1974年，第183页。
[31]《现代史资料》第5卷，第405页。
[32]《现代史资料》第5卷，第335—339页。
[33]《现代史资料》第5卷，第375页。
[34]《现代史资料》第5卷，第376页。
[35]《现代史资料》第5卷，第381页。
[36]《现代史资料》第5卷，第496页。
[37]《现代史资料》第5卷，第733页。
[38]《北一辉著作集》第3卷，みすず书房，1972年，第531页。
[39]同上，第5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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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近代中日思想文化交涉史研究
- 14. 日本东亚政策研究
- 15. 空海《文镜秘府论》与中日文化交流
- 16. 日本的苏联及中东政策研究
- 17. 日本史通论
- 18. 日本近世与近代文化史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