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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亚洲货币金融危机的思考
- 二、亚洲货币金融危机的思考
- 📚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全套 18 卷）

作者：吴廷璆等

二、亚洲货币金融危机的思考

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两大政治阵营长期对抗的局面业已结束。与此同时，随着信息革命的兴起，经济全球化浪潮正在迅速蔓延。

但是，如同近年来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地区性冲突和民族纠纷不断，经济发展时遇挫折，世界并未安宁。这些问题的发生固然有其复杂的原因和背景，但现行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存在弊端是不容否认的，因为在这—体系的制约和运作下，许多问题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有些问题反而被复杂化、长期化了。

事实上，我们正处在一个新旧体系转换的历史时期，这种转换对每个国家和民族既意味着机遇，也意味着挑战。同时，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站在更高的、而非一国的立场上，为构建一个新的有助于世界和平、安定与发展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做出努力。

以1997年的泰铢贬值为起点，东亚各国和地区经历了一场金融风暴的考验和洗礼。这场风暴留给世人许多深刻的教训和启示。比如，导致这场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危机发生国的内在因素起了主要作用，还是外部因素起了主要作用，抑或是内外因素复合作用的结果？在解决这场危机的过程中，国际货币管理机构以及东亚国家、地区政府采取了哪些对策，对这些对策应该如何评价？这场危机的爆发，是否意味着以所谓出口导向型的产业结构、外资依赖型的投资结构以及强政府、弱市场等为特征的“东亚模式”已经过时？当前危机是否已经过去，有无卷土重来的可能？如何看待和应对世界性的金融自由化潮流？等等。与上述问题相联系，我们要探讨的问题还有，既然现行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在应付此次危机中暴露出种种问题和缺陷，改革刻不容缓，那么，应该如何改善现行体系并为21世纪建立—个新的安全、高效率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同时，为了确保东亚区域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防范金融危机的再发，应该如何加强东亚各国和地区间的合作，并为共同构建一个东亚区域金融安全网提出设想？

针对这些极其重要、广泛而复杂的问题，我们举办了“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与东亚”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的中、日、美、韩四国专家学者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并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取得了共识。当然，不同的见解依然存在，对某些问题的看法甚至截然相反。但重要的是，只有提出问题，才能引起对有关问题的重视，才能清楚对方在想什么，从而通过交流，深化对有关问题的研究和思考。这里拟就此次研讨会所涉及的主要问题及与会代表的观点做一简要评述，并进而阐述有关看法。

（一）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及其教训

关于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国内外众说纷纭，讨论方兴未艾。观点之一是从金融领域中寻找危机爆发的原因；观点之二是从变化的国际环境中探究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观点之三是从经济结构上分析危机产生的原因；观点之四是从发展模式和体制方面研究金融及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日本东京大学河合正弘教授，日本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小川英治教授等从危机当事国汇率制度的安排方面深入分析了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认为东南亚各国采用的“事实上”（defacto）的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是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虽然这种汇率制度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大约15年时间里对新兴市场国家、东盟各国，甚至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和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具体体现为在日元对美元迅速升值的情况下，日元对这些国家的货币也迅速升值。这一方面提高了东南亚国家在与日本进行贸易时的货币竞争力，另一方面也使这些国家转变成为日本企业的海外生产基地，间接地吸引了大量来自日本的直接投资，促进了制造业部门劳动的分工和工业化的进程，并带动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但是，1995年春以来，日元对美元的大幅度贬值，使得这些国家开始逐步丧失其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推动经济增长的日本直接投资也失去了其存在和发展的动力。因此，宏观经济运行前景转而黯淡，积累的债务无法获得展期，最终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因此金融危机给世人的—个重要教训是，在金融资产形式和金融交易手段空前多样化、便捷化的当今社会，随着金融自由化的进展和国际流动资本规模的急剧膨胀，继续采用单一的钉住美元制度意味着风险的增加，而采用货币篮子制度当为一种切实安全且有效的方法。与会的多数学者认为，当前比较可行的选择是，各国应在货币篮子中依照美元、欧元和日元的顺序，按不同比率安排国家储备，如此则可以有效地抵御世界经济突然变动及国际流动资本的冲击。

国际资本流动也是一些学者探究金融危机根源得出的结论，他们认为90年代以来一些主要发达国家的利率和通货膨胀率维持双低使得全球流动性显著增强，这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游资的大量流入改变了这些国家的外部融资结构，外国直接投资量下降，而整个经济对国际银行贷款和债券融资的依赖程度则提高了。这说明东南亚各国的国内经济已经开始更多的依赖于债务，而非直接投资，并且这还意味着流入的资金更加以短期化为主，并越来越多地以外币计值。这些特征使得国家整体经济对抗国外流动资本风险的能力变得越发脆弱。举例来说，在1993年底左右，当许多亚洲国家的股票市场上价格收益比率达到了最高值以后，许多发达国家股票市场上的价格收益比率开始明显上升，但是这些迹象未能进一步推动亚洲股市的上涨，相反，这些亚洲国家股票市场上的价格收益比率增长潜力显得相对微弱。由于股票价格对利润率预期变化的反映程度显然要快于债券或银行贷款，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投资者从1993年底已经开始对亚洲企业未来的预期盈利能力产生了怀疑，这也许是反映亚洲经济潜在弱势的一个早期征兆。

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学者从日本经济、金融的不同角度分析了日本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所起的作用。近年来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日本政府为解决困境而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日元汇率的大幅度波动都对亚洲货币、金融危机的形成和加重有重要影响，具体表现为：第一，90年代初以来日本经济的长期萧条、国内市场的需求不振使得日本对东南亚各国的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第二，日元对美元汇率的剧烈波动是促使亚洲货币、金融危机形成和加重的重要因素；第三，日本对东亚地区的巨额直接投资加剧了该地区资产价格的急速攀升，尤其是在日元汇率大幅度上扬之后，日本企业在日本银行的支持下，纷纷到东南亚各国投资建厂，从而加剧了东南亚诸国经济的泡沫化程度。此外，日本金融体系的动荡也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震源之一。在日本泡沫经济过程当中，日本金融机构冒险经营的扩张行为，实际上已经扩展到了亚洲地区。1995年到1997年日元疲软期间，日本银行资金向外汇市场的大规模转移，对于亚洲国家的资产膨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就在这些国家经常项目收支急速恶化的形势下，日本的银行资金又迅速撤离，造成这些国家的证券市场急剧动荡，股票价格暴跌以及外汇汇率大幅下滑，最终导致了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

应当强调，此次东南亚国家深刻的金融、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是上述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过分强调其中的部分原因，都不足以全面阐明东南亚危机的形成、发展和爆发的整个过程及其根源。但是，危机的复杂性又使得人们不得不从更多的层面来探询危机形成、发展和爆发的内部机制和外部根源，通过对危机爆发原因的深入研究来帮助世界各国从中吸取宝贵的经验教训，并在今后的经济发展当中制定相应的对策以提高防御危机的能力，保障国内和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以及经济的健康发展。

亚洲金融危机，如同80年代初爆发的拉美危机一样，再次提醒人们注意宏观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之间的互补性。也就是说，只有其中一种稳定是不够的，而且无论牺牲哪一种稳定都会极大地削弱甚至破坏另一种稳定的可能性，并可能导致潜在的级数破坏效应。不可否认，财政紧缩和价格稳定的经济政策在过去的20年里逐步赢得了支持，这些目标已经成为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经济准则，而且渐渐被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国家所接受。然而在另一方面，对于改革银行业和金融体系的重要性则认识得相对较晚，一些国家由于民族情绪等因素的影响，使得这种改革如今依然受到强大的政治阻力。但是，在国际金融市场日益一体化的今天，如果亚洲金融危机能够促使人们更多地研究度量和管理信用风险的方法和技术，建立全球范围的信用风险标准，并能促发全球范围内的金融改革，那么危机的巨大代价至少可以得到部分弥补。由于金融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不稳定性和风险性，并且这一特征广泛存在于金融体系的诸环节和金融活动的全过程。因此，为了维护东亚乃至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各国应该首先在经济政策方面积极谋求建立金融风险防范和化解机制，这是防范金融风险演变成为国内乃至国际性金融危机，从而保证国际金融秩序稳定的基础。这一机制应包括宏观管理（政策部门）、中观管理（管理部门）和微观管理（操作人员）相结合的三个层次的所谓“健全经营管制”措施；其次，各国要在全面增强自身实力的基础之上有—个合理的金融政策，其中包括外资政策、外贸政策、汇率政策、利率政策等，这些政策的制定不仅需要符合市场竞争规律和依据本国经济实力等具体国情，而且需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及其变化，以维护和增强国际竞争力为原则；最后，需要建立国际协调合作机制。从总体上讲，需要建立东亚经济新秩序，即在经济交往中平等互利、公正竞争、协调合作、共同发展的“横向秩序”。基于金融风险的扩散性特点，“一损俱损，一荣皆荣”的东亚各国应有波及效应意识和国际责任意识，并共同致力于国际货币金融制度的改革和创新。

（二）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的危机对策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东南亚各国在危机当中吸取教训，采取了摆脱危机、重振经济的各种措施，其中包括：积极提高本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在本国货币贬值的情况下，加强对出口型企业的扶持，鼓励以出口为目的的产品生产。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政府的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也促进了这些国家出口的增长和经济复苏。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开始考虑如何有效地吸引外资，把吸引外资与提高本国商品竞争力结合起来；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整顿国内金融秩序，加强对金融领域的监管，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经济体制；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探索共同防止国际金融投机活动的方法；加强金融领域的风险防范机制，调整汇率政策，实现货币金融的多样化，试图建立独立的浮动汇率制。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这种由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安排转变而来的浮动汇率制度仅仅是一种暂时现象，还是东亚各国汇率制度的结构性的、持久的转变。从国际货币的角度来看，尽管在危机爆发之后美元的作用相对降低，而日元和欧元作为国际货币在东亚地区的地位得到了相对提高，但美元仍将在这一地区维持其主导地位。当然，统计数据也显示出在东亚地区进一步使用日元还存在着很大的空间。从汇率制度安排的角度来看，虽然日前判定东亚各国最终将选择何种汇率制度还为时过早，但不可否认的是各国将不大可能返回到管制相对较为严格的固定汇率制。最终的制度安排仍将致力于维持汇率的稳定，这不仅要求东亚各国采取措施，努力恢复本国经济，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更需要以美国、欧洲和日本为首的国际社会采取积极的国际货币和金融合作来确保国际间汇率的稳定。

国际经济机构，主要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介入了金融危机后东南亚各国的经济重建。众所周知，IMF对陷于货币金融危机的国家所采取的经济处理方法是提高利率、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实行激进的经济改革，如结构调整改革、市场开放等。这种简单划一的处理方法，目的在于通过恢复市场信用来恢复经济，这些措施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如果因为国内经济存在着某种困难而产生资本外逃的话，那么为了使国际资本重新流入，就必须首先解决阻碍资本回流的问题。高利率政策导致国内外利差增大，外国资本为了获得高收益率就比较容易流入；财政紧缩政策是通过调整国内需求，从而作用于国际收支，结果导致国际收支改善，物价稳定。以韩国为例，在1997年12月接受救济融通资金时，IMF要求将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提高到30%以上，并且警告不要产生财政赤字。此外还要求金融机构实施改革以使资本比率符合《巴赛尔协议》规定的8%，以及资本市场的完全开放。但是，IMF开出的重振东南亚各国经济的药方的效果到底如何呢？仍以韩国为例，在接受IMF的处方一年之后（也就是到1998年底），给韩国经济带来的影响首先是坏账积累的恶性循环。首先，尽管企业破产是坏账急剧增加的一个原因，但是IMF强制要求的紧缩性财政政策和急进的经济改革处方，引起了企业和金融机构心理上的恐慌，产生了信用危机，市场进一步缩小，这更加促进了企业的倒闭；其次，由于与企业有关的商业票据被频频拒付，吸引外资也没有预想的那样顺利，因此依靠国际资本回流重振经济的目的也没有完全实现；再次，高利率进一步增加了韩国企业的债务，引发了企业信用危机，使经济危机更加恶化；最后，市场开放使很多经营业绩、发展前景较好的韩国企业的股权被外国资本购买，经营管理权旁落外国企业。如果目前这种趋势持续下去的话，韩国企业家们在过去二三十年间努力建成的企业，将在一夜之间落入外国资本的手里。日本立教大学经济学部的郭洋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管理一年后的韩国——冷战之后和国际化》一文中指出，这些事实表明：“美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一个国际机构，与其说是帮助救济韩国的经济危机，还不如说是为了削弱与美国产业有竞争关系的韩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注意，与冷战时期不同的是美国作为霸权者并不会直接出面，而让被认为是中立的国际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救济资金的提供者。也就是说，IMF的牵头掩盖了事情的本来面目。从IMF根据成员国缴纳基金份额的不同而赋予不同的表决权这一事实，就可以认为IMF并不是一个中立的国际经济机构。因此，对接受援助的国家提出经济结构调整和市场全面开放的要求，并不是无视危机国的国情，而是作为统一世界市场的基础而提出的条件。”

（三）经济发展“东亚模式”的再探讨

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不同程度地触及到了世界经济的每一个角落，严重影响了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危机爆发的突然性、危机在国家之间蔓延的速度和规模以及资产价格和汇率下跌的幅度都出乎人们的预料。危机本身及其冲击的最大震撼，也许是人们对“东亚模式”这一曾被认为是未来全球经济发展模式的信念产生的质疑。

“东亚模式”是在“日本模式”的基础之上发展形成的。所谓“日本模式”是作为资本主义后进国的日本，在冷战格局和东方文化的背景下，在“后发效益”的基础上，以首先实现重化工业化为目标，以“市场失效论”作为理论基础，加强政府干预经济的职能，以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金融体制为主要手段，以出口为导向，促进经济增长的“追赶型现代化”的成功模式。所谓“东亚模式”是作为发展中国家（地区）的东亚，结合本国（地区）的特点，主要学习日本的“追赶型”经济模式的成功经验而形成的经济模式，其基本内容与日本的经济模式是相通的，但是也存在着许多重要的差别。即同是追赶型经济，但东亚是在发展中国家基础上的追赶型经济，其最初的目标是实现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化；技术水平远比日本落后，对外国技术的依赖性更强；资金积累能力弱，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外资；经济增长更加有赖于国外市场，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廉价的劳动力是东亚惟一的比较优势。

综上所述，“东亚模式”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东亚各国（地区），在冷战格局和东方背景下，学习“日本模式”，以“后发效益”为基础，以加强政府干预为手段，依靠外国资金、外国技术、外国市场，凭借廉价的劳动力，以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为开端的“追赶型”现代化的经济模式。90年代初期，由于日本政府没有及时对其经济模式进行必要的改革，使得“日本模式”转而成为经济金融改革的阻力，导致严重的泡沫经济，最终出现了泡沫经济的崩溃和持续的经济衰退，标志着“追赶型日本模式”的崩溃。在这种情况下，冷战结束之后国际经济竞争的激化、日本经济的长期衰退等都对东亚各国（地区）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反观东亚各国和地区，为了维持高速增长，不合时宜地开放了本国的金融市场，大量短期外国资金的流入，加上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资本的乘机发难，导致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孔凡静研究员在其论文《“日本模式”与东亚金融危机》中认为：“东亚金融危机是东亚模式的危机，但不是东亚模式的终结。主要根据是其追赶使命还未完成，后发效益仍然存在。只要国际风云不致危及亚洲的和平，追赶先进的浪潮还会持续，而且会在总结经验、巩固基础的条件下，发展得更好……日本模式的终结和东亚模式的危机，给中国上了最好的一课。作为追赶型现代化的大国，而且是社会主义的追赶型大国，会有更长的路要走，会有更多的难题……学习经验，更要吸取教训，减少盲目性，警惕惯性，在成功当中寻找缺陷，不断改革，走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王念祖教授在其论文《亚洲金融风暴对中国的启示》中，也深入探讨了经济发展的“东亚模式”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认为从政策的角度来看，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将危机的殷鉴转化为力量，则中国乃至全球将反祸为福。首先，中国对“当今的世纪是亚洲世纪”的结论必须重新估计。东亚奇迹摇身一变竟然沦为泡影，“东亚超人”复转为“东亚病夫”，其后果不免会从自大自满堕入自暴自弃。对于中国而言，必须认识到经济的健康发展只能依靠正确的政策和辛勤的努力。其次，经济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中国应该保有最高的经济增长率。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说明经济过热会导致膨胀和萧条的恶性循环，而且，从长期来看，其现在的增长或许会妨碍未来的增长，诸如由此引起的土壤流失、酸雨、森林等自然资源的损害、沙漠化等环境污染等问题。再次，亚洲危机中增加的共识莫过于“东亚模式”必须增加透明度，这对中国特别适用。因此，必须致力于增加经济活动中各个领域的透明度，尤其在金融方面需要增强外汇储备和银行坏账具体数额等信息的公开，否则保密或模糊不清的数据只会导致未能及时采取必要的政策以及加剧最终解决方案的难度；最后，金融危机导致的对于“东亚模式”的争论可以归结为对亚洲价值观的探讨。应该说，没有一种单纯的价值观可以强加给全球的所有人类。换句话说，世界上既可有全人类共同信奉的价值观，也可以因地制宜。一味强调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价值观或各个地区特有的价值观同样是危险的。因此，对于中国而言，既不能全盘西化，也不能墨守成规。前者只不过是自卑自谦时的幼稚反映，后者属于沾沾自喜，但是忽视了现实，阻滞了进步。

（四）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改革

一般情况下金融危机是在金融体系发生转换的过程中发生的，而在金融体系的转换中，废除和放宽金融管制导致了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现象。因此，围绕金融危机的起因也出现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是认为金融危机是金融自由化的产物；二是认为金融危机源于政府实施放宽管制措施的过于迟缓，换句话说，是金融自由化改革进程太慢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无论孰是孰非，金融自由化都是人们在研究东南亚金融危机时考虑的焦点问题。

南开大学薛敬孝教授探讨了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认为“8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上半期，东南亚国家经济虽然取得了长足发展，但由于它们在金融自由化进程中没能够处理好汇率制度、汇率政策、国际收支调节、货币供给量控制，以及它们与产业政策等方面的联系，造成了国内宏观政策的不协调，从而最终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金融自由化本身无可厚非，但是脱离本国国情以及缺乏相关经济金融政策配套的金融自由化无疑会损害金融市场的稳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

东南亚各国金融自由化改革进程中值得借鉴的经验教训很多，主要表现为：渐进性问题，即金融自由化进程与金融系统成熟性的不协调。具体表现为金融自由化进程在金融深度的绝对量上、在金融深度的进展与金融系统的成熟程度的关系上都超过了其可能承受的限度，从而危及了金融系统的安全性。—些东南亚国家金融自由化的步伐忽略了本国的基本国情，超越了本国金融机构的承受能力，如在现代商业银行制度尚未建立、本国商业银行竞争力还比较薄弱的情况下，匆忙放松了对金融机构业务领域等的管制。举例来说，在东南亚各国实行金融自由化之前，这些国家的银行由于政府对银行贷款的分配、数量和对存款利息进行管制，因此银行的利润大部分来自传统的金融中介业务。实行金融自由化之后，虽然放松管制扩大了银行的业务范围，但其他金融机构对银行传统业务领域的侵蚀也迫使银行不得不寻找新的商业机会来弥补传统中介业务利润被挤压所造成的损失。这种利润挤压在许多情况下像多数发达国家一样，并没有导致类似其他行业那样的资产重组或企业兼并，效率不高的银行并没有被迫离开中介行业或同其他更有效率的银行合并。相反，公开的和潜在的政府支持，使得那些在金融自由化之后经营不善的银行仍然处于运作当中。而且，在严格管制环境下发展起来的银行，并没有清楚地认识到在新的自由化了的经济环境中，那些高利润只能通过承担高风险以及对风险进行及时准确的度量和管理来获得，并且需要更加谨慎。而且，金融自由化也没有伴随着相关体制的改革，使得一些银行在经济高速增长的繁荣局面下逐步积累了大量信用质量较低的贷款组合，这些资产在危机爆发后几乎都成了银行的不良债权；多重政策目标的内在矛盾性，即资本项目开放后，利率政策、汇率制度和汇率政策的不协调，在资本项目开放期尤其严重。具体表现为在经济增长的初期，外国直接投资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在各国资本项目开放之后，较高水平的实际利率逐渐吸引了大量外国资金的流入，尤其是短期流动资金，致使大量短期套利资本活跃于已经开放的资本市场，从而改变了各国外资的结构，使得整体经济抵御危机的能力下降。而且，国内汇率制度安排、汇率政策没有与金融自由化的改革相协调也进一步使经济脆弱。这样，多重政策目标的内在冲突为金融危机的爆发提供了条件，而面对投机攻击的国内、国际政策也不协调。从国内而言，东南亚各国未能正确估量本国维持固定汇率制度的能力，采取了不适当的冲销政策，使它们失去了控制国内金融市场的主动权。在国际因素方面，由于国际金融机构援助的先决条件与东南亚各国的政策目标存在差异，从而也错过了减轻危机影响和严重程度的良机。

目前，人们对金融自由化往往谈虎色变，东南亚各国在经历危机之后也对金融市场的大幅度开放有所忌惮，但是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地域经济特点和各国经济实际情况来看，金融自由化仍然是一个方向。在吸取经验教训的基础之上，东南亚国家在今后的经济发展过程当中需要解决以下两个任务，才能在今后的金融自由化进程中增强“抗震”的能力。第一，摒弃单纯的金融自由化策略，实施全面政策协调下的自由化进程；第二，建立一个休戚与共的东南亚乃至东亚地区的区域性货币协调机制，在欧美不会也不可能真正拯救东亚经济、日本在亚洲发挥作用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东南亚国家只有建立一种区域性货币协调机制，才能巩固来之不易的经济基础，并在继续坚持金融自由化的情况下促进本国和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与会专家学者在借鉴东南亚各国金融自由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还对中国金融改革提出了若干建议。中国已经推行经常账户下的可自由兑换，并已声明进一步对资本账户实行自由化的意图。在危机爆发后，中国的决策者对于自由化的进程应该更加谨慎，首先应对外商直接投资和外债进行区别对待，其次对长期和短期的外债也应该区别对待。总的来说，资本账户的自由化进程应视国内及国际措施是否能够有效地削弱外债所可能引起的动荡。以金融自由化涉及的管制与取消管制为例，中国对于实施管制的对象应该衡量其利弊而定，因此管制与取消管制也不应该是原则性的决定。从金融领域来看，需要新的管制的最佳对象是国际短期资本的流动。与此相关的是汇率制度的选择，或者说，在邻国发生金融风暴之后中国人民币的汇率应否以及能否维持？与会各国专家学者首先对中国在金融危机中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对亚洲乃至全球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给予了肯定，也对今后人民币汇率的走势进行了分析，认为维持固定汇率有助于香港的稳定，对东亚邻国的经济恢复做出了重要贡献，维护了世界经济的稳定；同时提高了我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地位。维持固定汇率也是在综合考虑国内经济状况的前提下作出的决策，不贬值有利于中国抓住机遇，进行出口产品结构调整以及相应的经济调整。反之，贬值会影响消费者的实际收入，还会使需求不足的国内市场雪上加霜。总而言之，中国的金融改革应该从利率和汇率市场入手，把促进金融市场的健全和良性发展作为当务之急，坚持走渐进性的金融改革之路，在条件成熟时适度、逐步地开放资本市场。

（五）世纪之交全球金融格局和国际货币体系

亚洲金融危机在区域内传播的速度和力度，一个微观层面上的经济个体——美国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VCM）的危机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俄罗斯金融危机对国际资本市场的猛烈冲击等事件，都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金融危机的概念。这主要根源于过去十年之内全球金融格局中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变化。一方面是国际资本流动总量呈现出迅速增长的趋势，另一方面是国际资本流动的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以银行资金为主发展到银行资金、国际直接投资和资本市场融资三分天下。虽然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际资本的流动，但后者并没有因为金融危机而停滞，相反在危机情况下仍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这种表现违背了传统意义上的国际资本流动以及危机的随机波动，它表明国际资本流动的扩张和增长已经成为一个持续的过程，并不为危机所左右。尽管国际资本的流动在遭受危机困扰的地区波动很大，但是全球的国际直接投资却非常稳定，而且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资本流动保持着较高的增长势头，国际资本流动已经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流动转变为发达国家之间的流动。

然而，理解国际资本流动的关键不在于其总量和结构的变化，而在于其速度的变化。从衍生产品的角度来看，这个市场的发展相对比较平稳，但是交易的速度在加快，这说明衍生产品交易的时间缩短了；从货币的角度来看，在国际结算体系中，美元仍然居于主导地位，日元的国际地位有所下降，而欧洲区的货币基本上是在稳步发展；从流入新兴市场国家的资金来看，以前政府资金和私人资金各占一半的格局如今转变为以私人资本为主；从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运作主体来看，投资公司和保险公司的资金增长较快。以美国为例，其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产第一次超过了银行的金融资产；从融资发行者来看，私人占据了绝大多数，相应的政府的作用在减少。

在对以上各个方面的统计数据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之上，中国银行总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朱民得出了有关国际资本流动的八个结论：国际资本的流动稳定，而且是非常高速地扩大，这是显示全球金融一体化的最好指标。此外，国际资本流动的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资本的流动使资本流动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资本流动；并且，国际资本流动在本质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30年前以援助为主，20年前以互利为基础，10年前以获得报酬为目的。而如今的国际资本流动是全球的风险回避，是全球的银行家和金融家在金融市场全球化下的唯一选择，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全球资本流动的动力和目标；国际资本流动结构已经演变为银行资金、国际直接投资和资本市场融资的三分天下，这表明市场被给予了更多的关注；私人资本已经开始取代政府的投资，说明政府的影响能力在逐步降低；影响汇率的因素主要是资本账户，而不是经常账户；美元和美国经济实力的超强发展；金融的全球化或金融资本的扩张还处于初始阶段；国际资本流动的速度和规模是影响全球经济体系的关键；国际资本流动的波动还会不断继续，危机还会不断发生，其原因在于现有的经济体制以及国际资本的流动。具体来说，是因为金融资本的流动快于实体经济的结构调整以及由于现代技术的发展使得金融市场的效率远远高于实体经济的效率。

正是由于国际资本流动的发展变化决定了世纪之交的新的国际金融格局，并对以往的国际货币体系提出了挑战，因此改革现有的国际金融体制，建立国际金融经济新秩序，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呼声。那种完全取消金融自由化、对资本流动实行严格控制的想法已经落后于时代，而那种减少甚至取消政府管制、激进地推行金融自由化的主张则显幼稚，忽略了金融自由化的弊端。比较现实的主张应该是对现有的国际金融体制进行必要的改革，以实现资本的自由、有序流动，寻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以利于新旧体制的平稳过渡和世界经济的平稳发展。但是，现实情况下各国对现有国际金融体制如何进行改革，建立怎样的国际金融新秩序还存在较大分歧。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张宝珍认为，在进行改革以及新建的过程当中应该遵循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则，即“保证国际金融市场的长期稳定，促进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保证国际资本的自由、有序流动；为世界大多数国家和集团所接受；渐进式改革，应先易后难，有计划地进行。改革的重点是加强国际金融领域的监控和防范”。至于一些具体步骤可以考虑首先调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性经济金融机构的职能，完善国际金融体制；其次建立和加强国际金融监管机制；最后建立国际金融合作和协调机制，从而建立起国际金融新秩序。

（六）区域性货币金融组织——亚洲金融安全网

关于建立区域性货币金融组织的可行性问题也是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争论的焦点，与会多数专家学者倡议建立东亚、东南亚乃至亚洲地区的货币金融组织以抵御危机，但也有少数学者持反对意见，或对能否建立以及能否有效运行持怀疑态度。

日本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小川英治教授通过定量分析得出结论，认为东亚各国在选择的最优货币篮子当中日元应该占有较高的比重，因此建议东亚各国在其货币篮子当中应该提高日元的权重。在东亚各国货币组合的相似程度较高的前提下，东亚各国可以考虑建立东亚区域性的货币金融组织。首先是东亚各国采用相同的货币篮子，这是各国金融主管部门之间实现协调合作的第一步。进而可以发展到构建亚洲货币单位，组建AMU的方式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借鉴ECU，由各个成员国的货币共同参加创建AMU，各国货币与AMIJ之间保持联系。第二种则考虑到了亚洲经济的发展现状以及亚洲各国同欧美各国之间的经贸往来，AMU在包括各成员国货币的同时，吸收美元和欧元，各国货币与AMU之间保持联系。这两种方法在理论上都是可行的，具体操作中应视环境而定。

日本大阪经济大学经济学部的松村文武教授则探讨了以日元和人民币为基础建立亚洲国际货币制度的可能性。他认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就在于国际游资对钉住美元固定汇率制的投机，由此得到的教训是亚洲各国应该建立自己的危机管理体系。日本是亚洲地区唯一的世界级超级经济大国，中国的经济增长引起了世界的瞩目，因此，日本和中国应该在建立亚洲、至少是东亚经济和金融体系方面起主导作用。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无论是日元还是人民币在短期内都无法单独取得作为主要货币的优势。因此，日元与人民币联手确立区域性货币体制势在必行。建立这种区域性货币体制的基本程序可以遵循以下步骤：外汇储备的统一管理→亚洲货币基金（Asian Monetary Fund，AMF）→日中相互持有国债→亚洲货币单位（ACU）→贸易结算货币的转换→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建立亚洲货币制度（Asian MonetarySystem，AMS）→东北亚自由贸易区（Northeastem Asian Free.TradeArea，NEAFFA）→亚洲经济货币同盟（Asian Monetary U-nion，AMU）→导入单一货币。逐步实现这些步骤的必要条件主要包括以下几点：日本应该努力摆脱经济的不景气，进一步稳定日元，并提高其作为亚洲“最终买主”的作用；对向亚洲提供470亿美元援助的新“宫泽构想”的有效利用，以及加快培育以日元计价的资本市场；加强亚洲及欧美的国际间理解与合作；创造适当的政治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条件，其中与中国的关系是解决有关历史问题；亚洲区域货币体制的建立还取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的态度，为此可以用改革的理论合理性以及对亚洲主体性尊重的必要性进行说服。

韩国仁川大学贸易学科的李赞根教授也持类似观点，认为亚洲各国应在促进发达国家进一步增加援助的同时，依靠自身力量建立起属于亚洲的区域性经济和金融体系。具体来说，亚洲危机国家为了能够正常偿还外债，需要—个安定的国际金融市场，为了防止破坏性极强的金融危机，有必要对现行的国际金融体制进行划时代的改革，这就要求亚洲各国之间加强协作。但他认为，由于亚洲各国政府的合作精神非常薄弱，因此可以通过建立民间经济和金融联盟的方式防御和化解危机。也就是说，亚洲式的区域联合应以民间为主导，共同开发亚洲债券市场，设立亚洲财富机能开发组织，进而形成亚洲货币同盟，同时还应该明确该区域内不存在金融经济上行使专横霸权的特定国。

中国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院长余昺鵰教授从分析日本对东南亚经济恢复所起的作用入手，探讨了在东亚地区建立区域性货币金融体系的可能性。他认为，面对21世纪的挑战，东亚各国正在进入一个相互依赖、共同发展的时代。因此，日本作为东亚乃至全球的经济大国应该以这次金融危机为契机，抓住机遇，建立与东亚各国的新型经济合作体系。日本不仅应该是“资金供应者”，而且应该成为东南亚各国的“需求吸收者”，真正发挥东南亚各国经济的“增长轴”作用；积极对东南亚各国进行支援，以恢复这些国家实际产业部门的生产能力；积极进行金融领域的合作，并对东南亚各国金融体系的建设作出贡献，包括人才培养、信息交流、实施共同的金融监管等。与此相关，“三极通货体制”“日元国际化”“亚洲货币基金”等都是加强区域金融一体化的重要步骤，对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和亚洲地区经济与金融的稳定具有重大意义；加强培育同亚洲地区的经济合作体制，如日韩“自由贸易圈”以及中日韩民间经济组织等，通过经济和金融政策的协调来共同防范各种可能出现的货币、金融危机。

东南亚金融危机是由于使用美元计价、资产的短期化、证券投资者支配市场等一系列矛盾以及国家间（或区域内部）缺乏信息交流和相互间协调等因素造成的。因此，为了抑制或缓解以美元计价的现行国际金融体系所固有矛盾，建立一个新的体系是完全必要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欧元的启动证明了国际货币环境正在进行着巨大的变革。对于亚洲国家，尤其是东亚各国而言，建立协调一致的区域性货币联盟无疑将有利于这个地区的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1]

注释

[1]原文与梁琪合作，收入杨栋梁主编《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与东亚》，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

二、亚洲货币金融危机的思考

二、亚洲货币金融危机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