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目录[隐藏]

四、顺应国际潮流的海外并购热
- 四、顺应国际潮流的海外并购热
- 📚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作者：吴廷璆等

四、顺应国际潮流的海外并购热

2013年日本企业的海外并购（M&A）再现高潮，购并金额高达640亿美元。这虽未及2011年670亿美元的峰值，但同比2012年度则大增24.8%，成为稳居美国之后的全球第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一现象是出现在日元大幅贬值的背景之下，是年日元对美元从1美元86日元大降至105日元，大降了18%。而且，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企业海外并购同比下滑了13%，英、法企业的降幅也均高于10%（分别为11.6%和12%），德国的滑坡甚至达到28.7%。

日企海外并购的三大高潮

日本企业对外并购是在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开始增长的，这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步伐基本一致。统计显示，从1985年至2017年的33年间，日本企业海外并购件数达到11147件，金额达到106.6万亿日元。

迄今为止的日本企业海外并购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高潮期。

一是1990年前后的泡沫经济时期。1989年海外并购件数388件、1990年更是上升至463件。当时日本企业的对外并购主要是以写字楼和高尔夫球场等不动产为主要特征，而与企业主业相关的并购相对较少，并称之为“财务并购”。主业相关并购案例就是松下电器产业收购美国MCA案例，当时收购额达到7800亿日元。在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日企的海外并购迅速减少，1993年便降至120件。

二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000年，主要是日美为中心的IT泡沫时期。IT企业对外投资越加活跃，海外并购案件在2000年曾达到368件。其中NTT收购美国手机电话巨头AT&T无线电话的案件金额突破万亿日元（1.1万亿，约合98亿美元）。

三是2005年之后，一直到2017年，连续超过11年的增长。其背景是伴随着不良债权处置进展，加之经济复苏进程，2005年开始，日本企业纷纷强化海外业务。海外并购案件2005年达411件、2006年421件，并购金额也有了很大发展，2006年对外并购总额突破8万亿日元（8.6万亿）。其中大型案件接二连三地出现，如日本烟草产业（JT）以2.25万亿日元收购了英国的加莱赫烟草集团（Gallaher Group）、东芝公司以6210亿日元收购了美国西屋公司等。^[1]

根据汤森路透的最新统计显示，2014年上半年日企海外并购继续高歌猛进，其金额同比大增162%，高达333亿美元。此前有调查指出，日本企业海外并购的成功率仅为10%。那么，为何日企们在本币大幅贬值之中却如此“疯狂”呢？而且，长期以来令日本企业进军海外而得以长袖善舞的主要方式一直是直接投资（FDI），直至2000年，海外并购在日企对外投资中的占比还仅为2成，而到了2010年则骤然增至6成，这种战略转变因何而来呢？

日企海外并购的新特征

第一，日本企业的海外并购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1985年广场协议（Plaza Accord）是日本海外并购的起点，主要原因是日元大幅升值。此后的阶段性特征非常明显：第一阶段是1985—1992年，其战略目标非常单纯，就是要“深入敌后”来规避日本与欧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大战，由于以直接投资为主，所以并购资金规模一直很少；第二阶段是1993—2004年，受泡沫经济崩溃之困，日企开始主攻东南亚、东亚等新兴市场，战略导向则是建设低成本、面向世界市场的生产基地，并购资金规模也始终没有超过250亿美元；第三阶段是2005—2008年，受东亚经济崛起以及全球经济向好影响，日本全球并购资金规模曾在2008年逼近600亿美元；第四阶段是2009至今，“雷曼冲击”之后的2010年日企海外并购规模就达到350亿美元，2011年“3·11”大地震带来的“产业六重苦”更把日企推向了海外，并购资金规模创下纪录。

第二，是大宗并购案件出现不断增加的势头。所谓大宗并购，主要是指一次购并金额超过10亿美元之上。2009年以来，超过10亿美元规模的日企海外并购每年多达5件，主要以日本大企业为主导，甚至出现超大宗并购案，如2011年武田药品工业收购瑞士制药企业奈科明（Nycomed）一案就达到136.8亿美元、2013年软银公司收购美国电信公司斯普林特（Sprint）更是达到216亿美元。

表5-3 日本企业海外并购的大宗案件（2009—2013年）

续表

第三，大量中坚、中小企业也开始把“并购”作为企业增长的核心战略。包括国内并购（IN-IN）类型在内，2006年日本企业实施并购案件数创造了2800件的历史峰值。这些企业运用该战略的目标也呈现多样化特征：获得优秀的技术或者先进的商业模式、创建更有竞争力的销售渠道或是拥有强有力的市场伙伴等等。以日本国内超市流通业为例，伴随人口减少带来的市场萎缩，加之又实施了消费税增税措施，市场竞争越加激烈，于是，在东京圈形成以Seven & i 控股公司和永旺等“两强”所主导的并购浪潮。即使是在地方城市占优的中型企业也积极采取该战略，如青森县的universe就在2011年以后相继收购了岩手县的jois和belleplus，成长为日本第二位的食品超市企业。在海外并购（IN-OUT）案件中，销售额超过1万亿日元的上市企业也仅占3成左右，未上市或销售额不足500亿日元的参与企业则高达4成以上。

第四，日企并购对象呈现全球化趋势、战略目标走向多样化特征。美国显然仍是日本企业瞄准的目标，2006年以来案件数量及金额基本都是最多的。其中，特别是高科技企业的占比一直在四分之一左右，也就是说，日企一直将美国视为重要的技术来源。作为新兴市场代表的中国，日企购并案件已经从2006年的21件迅速攀升至2011年的58件，不过，金额规模都不太大，如2009年朝日啤酒出资青岛啤酒（19.99%）、2011年麒麟控股则与华润共同创建饮料企业（40%），很显然中国仍是日企最大的生产据点，但最近流通服务业增长最快。对于东亚以及东南亚其他国家，日企正在通过购并方式加速占领市场、获得渠道。如三菱东京UFJ银行对泰国大城银行拿出巨资（股比72%）。

最后，日本政府的积极支持。当然它也主要以能源、资源等作为明确的政策指向，其手段是通过国际协力银行（JBIC）或产业革新机构等政府系机构给予融资支持，或是通过石油天然气及金属矿物资源机构（JOGMEC）提供相关技术或服务等支援。最近，基础设施也纳入日本政府支持内容，对于日企进入亚洲及中南美市场提供融资和担保资金。

日企海外并购的成败得失

一般而言，海外并购的失败主要源于事前缺乏明确战略或收购价值误判、事后企业管控失效或企业文化难以融合等原因。最近，日企所以再度掀起海外并购的高潮，除了因其资金充裕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如2014年3月仅上市日企的手头资金就高达92万亿日元，丰富的购并经验、明确的购并战略目标以及以本企业擅长或关联领域为主要目标等因素，也都是日企普遍出现对海外并购信心满满态势的重要原因。

首先，明确的战略目标成为企业实施购并且能制胜的重要前提。不是以购并本身为目的，而是充分与自身甚至所购企业的未来发展战略与方向相结合，这是日企海外购并制胜的重要因素。例如日本烟草产业公司（JT）就是把并购作为企业发展战略的重要构成，为了开拓日本之外的更多新市场，它先后于1999年收购美国诺兹纳贝斯克在美国之外业务、2007年收购英国Gallagher，不仅一举成为全球第三大烟草厂商，还通过并购实现了品牌升级而赢得了欧洲高端市场。

其次，合理预估购并行动的乘数效果及相关因素。不仅仅确立并购战略，还要将投资金额目标与时间等纳入业务计划，这样的日本企业越来越多。例如，理光和日本制纸均确立了在2016年度之前的3年内投入1000亿日元，强化开拓新兴市场的办公设备以及生物、发电等新领域。东丽也计划以1000亿美元收购美国碳纤维企业和韩国的水处理膜企业，并在未来3年总投资2000亿日元。在这些预估中还囊括了海外并购的各种风险：当地政治局势、市场变化趋势、管理体制以及汇率变动等。

再次，综合购并双方经营资源，突出优势、打造核心竞争力。最近的日企海外并购一个突出特征就是把目标瞄准自己强项或能与之互补的领域。例如日立制作所收购意大利芬梅卡尼卡集团旗下的铁路车辆及信号业务，其实该领域也正是日立的擅长，其购并显然是以大幅增长的世界市场为目标的。再如佳能公司宣布将斥资3300亿日元收购全球最大网络摄像头厂商瑞典安迅士公司，陷入主业数码相机行业苦战的佳能公司，试图以此作为企业转身、构建新的盈利来源的支撑。

最后，购并企业在企业文化融合方面也拥有了一定基础。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企业陆续引进了美国会计标准以及独立董事等相关制度，进一步接轨于国际型企业。例如丰田2013年不仅迎来了竞争对手通用汽车前副总裁马克·赫根作为公司独立董事，还跨界邀请了日本生命保险公司顾问宇野郁夫。这种国际化战略的实施，显然也有助于其海外并购的成功。

“安倍经济学”与战略再调整

2012年底，安倍再次领导自民党重新执政以来，经济被其标榜为安倍政权的核心任务。迄今为止，“安倍经济学”已经大幅改善了日本的金融投资环境，日元大幅贬值和股市振兴被视为是两大标志性成就。但是，日本国内产业环境真的得到大幅改善了吗？日本制造业“回归国内”的真实现状又是怎样的呢？

“产业六重苦”是2011年日本爆发“3·11”大地震之后，日本经济界对于国内产业环境的代表性观点。在“日元汇率高企”“法人税税负过高”“对外自由贸易协定（FTA）签约率低”“劳动市场问题”“环境约束问题”以及“能源成本高昂”等六大问题中，仅有第一项已经得到彻底解决，而第二项也将成为安倍经济学“第三支箭”的重点，日本法人税有望降至30%以下。因此，在日本政府进行的问卷调查中，超过60%的企业回答“六重苦”得到改善的仅有这两项。

事实上，安倍政权一直希望能够彻底解决上述问题，从而切实扩大对内投资，甚至让日本企业回归国内。在2014年6月内阁决议通过的《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2014》中，已经明确提出要改善国内产业环境，“在强化日本投资竞争力的同时，提高我国企业的竞争力。作为重要一环就是要将法人实际税率降至不逊于国际的水平，以经济增长为目标实施法人税改革”。日本政府确立的法人税目标是最终实现降至30%以下，具体是2015年降低2.51%，降到32.11%，2016年再降3.29%，降至31.33%。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也积极推进FTA的相关谈判，当前的重点是推进美国领导的TPP。在能源成本方面，安倍政权也早已制定了恢复核电计划，但碍于国民反对而迟迟难以彻底启动。^[2]

从企业角度来看，已经出现了回归国内的初步征兆。在2014年企业资金计划中，已经有52.5%企业表示将用于“国内设备投资”，相对于此，仅有26.3%表示将用于“海外设备投资”，另有25.4%的企业表示将用于“研究开发”。很显然，2014年度日本国内的设备投资已经出现上升势头。就日本经济产业省统计显示，已经有一些日企关闭海外工厂而“回归国内”，如西铁城关闭了中国工厂，已经投资30亿日元在长野县佐久市投资建设新的工厂；发那科也宣布在山梨县忍野村，投资建设机床和产业机器人的控制设备；安川电机宣布在福冈县中间市投资建设机器人工厂，生产大型机器人设备；东芝公司也宣布将投资400亿日元在三重县四日市建设新的NAND闪存工厂；堀场制作所宣布投资100亿日元，在滋贺县大津市建设发动机尾气测量装置；光荣公司（Glory）也宣布将在兵库县姬路市总部兴建新的工厂，投资额为30亿日元。

除此之外，最近日本经济新闻社也报道了相关信息，如松下正在计划将在中国的微波炉、空调和洗衣机工厂，迁回国内的兵库县和滋贺县工厂；大金工业也计划将家用空调的部分生产，从中国转回国内；夏普则计划将其在上海的空气净化器基地，迁回日本国内；甚至日产汽车和佳能公司也都在酝酿将部分商品生产转回日本。

其实，自从2000年开始，日本白色家电领域就出现在海外生产、向日本出口的所谓“逆进口”现象，从相关产业比率来看，电子设备的“逆进口”比例最高，达到了29.6%。不过，最近由于日元大幅贬值，这一比例正在逐步减少趋势。

日本制造业向海外转移也体现在其GDP统计中。1997年日本制造业GDP达到峰值的114万亿日元，到2000年该数字已经降至100万亿日元，2009年更是下降至83万亿日元。从不同产业来看，下降最多的是“电子产业”，其产值从1994年的18.4万亿日元，一路下跌至2013年的11.1万亿日元；“纺织产业”也从1.7万亿日元降至0.6万亿日元。与此相反，汽车产业和一般机械产业等，基本长期维持其产值。

图5-5 日本相关产业的“逆进口”比率（单位：%）

経済産業省.2015ものづくり白書[R].2015年6月，p52.

不过，是继续采取海外生产还是回归国内，各个产业是有着不同特征的。这是与日本企业所确立“地产地销”（当地生产，当地销售）战略以及全球布局战略等密切相关的。

就汽车产业而言，2014年日本12家汽车企业总计生产了2725万台汽车，其中海外生产台数为1748万，占比超过60%。2004年日本汽车产业的国内生产比例还维持在50%左右，但如今已经降至不足4成，其原因主要是企业确立了靠近消费市场的“地产地销”战略，日本国内汽车市场早已饱和在500万台左右，相对于旺盛的海外需求而言，海外生产比率仍将继续维持。反观日本的机床产业，在其每年10万台产量中，国内生产占比高达90%，这主要因为该产业不仅需要高度熟练的技术人员，而且也离不开提供高精度的相关部件供应商，因此，转移海外相对较为缓慢。机器人产业也是如此，2013年日本产业机器人全球占比在40%左右，尽管需求主要来自海外，在日本生产的67%要用于出口，仍然维持着国内生产为主的基本模式。不过，最近由于中国需求的迅速扩大，已经出现向中国转移扩大产能的趋势。

总之，日本产业的全球化趋势并没有止步，尽管近期出现了“回归国内”的现象，但其占比还仅为13.3%，并没有形成主流。而且，关于“回归国内”的原因，也主要是海外采购质量和周期问题，因此，日本企业今后仍将维持向海外拓展的趋势。

（本章内容主要选自两篇论文，分别刊载在《战后日本产业的发展演进——赶超成功、模式困境与战略转型》，《日本战后七十年》，社科文献出版社2015年；《董事会》2015年5期《日企海外并购又见“疯狂”》）

注释

[1]経済産業省.『「我が国企業による海外M&A研究会」報告書』2018年3月，p144。

[2]経済産業省.2015ものづくり白書[R].2015年6月，pp44-47.

四、顺应国际潮流的海外并购热

四、顺应国际潮流的海外并购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