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目录[隐藏]

五、1954年经济调整
- 五、1954年经济调整
- 📚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作者：吴廷璆等

五、1954年经济调整

在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中，1954年是个值得重视的年份，它前承战后经济复兴基本完成的终点，后启经济高速增长的始点，战后日本经济由复兴期向高速增长期的转变，正是通过这一年的经济调整实现的。这是战后日本政府首次独立实施全面调整，无论在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史还是经济政策史上，都具有特殊意义。迄今，国内学界对这次经济调整未予关注，甚至日本学界的相关研究也不多见。这里拟从经济政策史的角度出发，对此次经济调整做一实证性的考察，以图从一个侧面揭示战后日本的宏观经济政策与经济“起飞”的内在联系。

（一）经济调整的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沦为战败国。长期发动侵略战争的结果，不仅导致国民经济千疮百孔，几乎到了崩溃边缘，而且不得不接受战后初期美国占领当局强制推行的经济改革和战争赔偿。对日本来说，这是一个生产不足、物资奇缺、恶性通货膨胀等国民经济严重失控的极其艰难的时期。为度过这一难关，战后政府曾采取了一些控制通货膨胀、增加生产的应急措施，但是由于积重难返，顾此失彼，在经济复兴的道路上步履蹒跚，甚至在包括德、意等战败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各国中也是最慢的。^[1]战后日本经济复兴的重大转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战略性转变，亦即美国根据“纳税者理论”和“冷战理论”，把占领初期推行的非军事化、民主化和“对日本的经济复兴及日本经济的强化不负任何责任”^[2]的方针，转变为把日本扶植成强大的工业国，以充当东亚的反共堡垒。^[3]缓和战争赔偿，增加对日本的经济援助，派遣道奇、夏普在日本进行财政、税制改革等，便是实施这一新的战略方针，稳定日本经济并加快复兴的步伐，使之早日复归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具体步骤。

道奇计划的实施扼制了战后以来的恶性通货膨胀，但却带来了“稳定中的危机”，复为经济复兴蒙上了一层阴影。就在日本政府苦于无计打开沉闷局面的时候，美国又送来一份厚礼，那就是因美国的军事介入而急剧升级的朝鲜战争。

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对日本来说称得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又一次“天佑”。战争使日本成为在朝美军的后方物资供应基地，大批“特需”订货给日本带来了“从天而降的大繁荣”，道奇危机时数量巨大的库存滞货一售而光，企业生产和盈利额直线上升^[4]，几十万失业工人也重新找到了工作。此后，特需景气因停战谈判一度受挫，但是随着谈判陷入僵局及战争转向长期化，特需收入继续扩大，并引发日本国内经济的消费与投资景气。

这样，在朝鲜战争的三年里，日本经济取得了战后从未有过的急速发展，矿工业生产和劳动生产率增加了93%和90%，国民收入、实际工资、消费水准增加了31%—40%，进出口额分别增加了148%和22%。^[5]如果同战前相比较（基准年度为1934—1936年），则1953年各项主要经济指标的指数为：矿工业生产161；农业生产98；劳动生产率117；人均实际国民收入106；输入81；输出36。^[6]显然，通过朝鲜战争，日本急剧地进行了新的资本积累，大体上完成了战后经济复兴的任务。

另一方面，朝鲜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借助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和国内经济形势好转的有利时机，制定并开始实施以电力、海运、钢铁、煤炭四大产业为重点的产业合理化运动。同时还先后设立了开发银行、输出入银行以及各种公团、公库等政府金融机关，发放财政投融资，实施重要机械输入免税及合理化设备特殊折旧制度，进行资产评估等。《垄断禁止法》也从这时起大幅度放宽了限制。这样便在保证产业政策实施，推进经济复兴的同时，基本上建立了日本战后新的财政金融体制及其政策框架，为其后到来的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也可以说，战后型的日本资本主义体制正是在朝鲜战争期间最后形成的。

朝鲜战争以来日本经济呈现的繁荣景象，是在根基肤浅的基础上实现的。即通过朝鲜战争→特需→外部需求的急速扩大，刺激了内部供给的急速增长，进而带来企业利润和个人所得的增加，并引起扩大再生产的新投资。整个经济变动过程中，表现出前期以特需景气这一“外需”为主、后期向消费投资景气这一“内需”倾斜的特点，但“特需”始终作为经济景气的主要动因发挥着作用。这样的经济发展显然是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资本积累、扩大再生产规律的。甚至连当时的欧美各国也认为日本经济不过是一种“虚假的繁荣”，其直接证据是日本的对外贸易收支不平衡。

日本在朝鲜战争期间，除1953年外，综合国际收支年年黑字。但若仔细分析具体内容就会发现，输入逐年增加，输出逐年减少，对外贸易收支自1951年起连年赤字，并且是以每年翻一番的速度递增。特需收入几乎逐年增加，而综合国际收支却在逐年下降，1953年首次出现赤字并高达3.79亿美元，这意味着一年内国际收支恶化的幅度超过了5亿美元。由此造成外汇储备由1952年的11.4亿美元迅速跌至1954年6月的6亿美元左右。^[7]

显然，造成国际收支恶化的直接原因，不在于特需收入的减少，而在于输入过猛和输出减少或停滞。^[8]此外也不能排除1953年国内农业歉收而增加粮食进口，以及经济萧条下的西欧国家实行输入限制等客观因素。但是，日本之所以国际收支恶化并招致“虚假的繁荣”的酷评，其更为深刻的原因还必须到经济内部存在的尖锐矛盾中去寻找。

其一，高物价体系的维系。战后持续的通货膨胀，使日本与西方国家间拉开了物价上的差距。朝鲜战争爆发后，世界由买方市场转为卖方市场，出现了世界性的物价上涨，日本的高物价问题暂时被掩盖下来。但是从1951年下半年起，世界经济重新进入调整期，价格开始下跌。而日本恰值消费投资景气到来，高物价体系得以维持，与外国的价格差再一次拉开。1953年，除纤维产品外，日本产品价格平均高于国外两成以上。高物价削弱了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造成输出停滞和减少，同时因国际物价差所导致的所得效果，反而刺激了投机性输入的增加。

其二，产业基础与企业体质的脆弱性。本来，战前日本的工业发展与英美先进工业国之间就存在着差距，长期侵略战争及战后的被占领状态，使这种差距进一步拉大。以1952年钢铁业劳动生产率为例，生产一吨生铁所需标准劳动时间，日本约为英国的2倍、美国的7倍。生产一吨钢的标准用时，也是英美的2倍和5倍。^[9]再如印染业，当时英国从大中型企业的数量到人均生产率，都是日本的一倍以上。^[10]最能反映企业实力的是企业资产及资本构成，自有资本构成低，短期负债大恰恰是当时日本企业的特点。1953年前半期，企业自有资本比率只占36%，大大低于战前的61%和同期英、美的56%及60%，企业短期负债占41%，大大高于战前的19%和同期英、美的29%及12%。^[11]毫无疑问，这样的企业是难以应付经济变动，立足于国际市场的。

其三，财政金融上的问题。如所周知，1949年道奇曾在日本推行了极其严厉的财政改革，并通过制定超平衡预算，定下了紧缩财政的政策基调。但是随着朝鲜战争后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所谓积极财政的思想再次抬头，以1952年度追加预算为起点，1953年度预算明显带有扩张性预算的特征。政府在编制预算的方针中声称，“现在没有必要固守财政综合收支平衡的方式，应该通过财政金融谋求有弹性的运营，即使某种程度地运用过去的储蓄资金也要扩大财政措施”^[12]。结果，1953年度财政预算由1950年度的6645亿日元增加到10272亿日元，其中财政投资贷款的增长尤为显著，1952、1953年度分别比上年增长了34%和26%。^[13]财政投资贷款亦即政策金融，它不仅直接向民间提供投资资金，其本身也在创造有效需求，起到了助长经济膨胀的作用。与财政政策相呼应，金融方面也出现了放款过多现象。在膨胀经济下，企业利润增加，并不断追加投资，扩大生产，负债的实际负担反而减轻了。对企业来说，与其增加自有资本，反而不如依赖借贷有利。对城市银行来说，由于可以从日本银行借款，其借贷利率又低于对企业的放贷利率，因此对企业放款越多，自己的盈利也就越大。而作为通货发行与管理机关的日本银行则是以金融缓和为方针，对城市银行实行低存款准备率和低利贷款政策，实行这种政策的支柱无非是依靠信用膨胀。这样就形成了企业依赖城市银行，城市银行依赖日本银行，日本银行依赖信用膨胀这样一种不稳定的机制。

进入1953年，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趋于缓和。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美国经济旋即进入萧条期。至此，日本政府始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同月发表的1953年《经济白皮书》写道，今后“世界景气的停滞倾向将进一步增强，势必导致输出竞争的激化。所以，现在必须考虑日本经济在没有特需以后应走的道路”^[14]。接着，《经济白皮书》联系世界经济的新动向，将日本同欧美国家作了比较。指出：“这一期间，世界正在进步。终战（战败）八年来，正当我们一味地追求恢复生产的时候，欧美却把复兴的主要方向放在提高生产率上，美国正将其40%的民间投资用于设备更新与近代化，英国为产业的复兴而竭尽死力，法国的“莫奈计划”其实是现代化计划。……日本与欧美各国之间在产业发展上的差距正在扩大。”^[15]这些论断实际上已为其后不久展开的经济调整打出了信号弹。

国际形势的变化，也使财界感到了压力，朝鲜停战前在经济形势判断上莫衷一是的争论逐渐趋于统一，甚至连一贯持乐观论的经济团体联合会和商工会议所也向政府提出了压缩财政规模的建议书。经济同友会则大声疾呼，日本经济现在“正面临着重大的危机”^[16]，督促政府立即采取强有力的调整措施。

基于上述情况，日本政府终于对朝鲜停战后的经济形势及其问题作了全面研讨，其认识的重点在1954年的《经济白皮书》中可窥一斑。

第一，该书以“三个世界第一”的用语概括了1953年经济的特征。即工业生产、国民总生产及输入的增长率为24%、17%和38%，均居世界第一位。该书从日本经济对外依存度极大的观点出发，认定日本经济问题的焦点是国际收支恶化，而国际收支恶化即是日本经济的危机。

第二，指出国际收支恶化的原因在于国内存在着超过经济实力的膨胀机制。

第三，产业合理化没有充分展开，产品成本高，国际竞争力弱，导致输出不振、输入剧增、贸易赤字的结果。

第四，财政金融政策的失误。该书指出：“1953年初，或者更确切地说从1952年追加预算时起，如果不让前述的纯粹属于国内经济膨胀的因素扩大的话……在适合输入水准的国内经济规模下，战争诱发的景气就会‘自然死’，然而当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结果打破了均衡，致使国内经济膨胀。”^[17]关于金融政策，该书特别指出了日本银行对城市银行的放款过多控制不力，甚至推波助澜的问题。

最后《经济白皮书》明确断言，“现在是后退一步，打好基础的时期”^[18]。并进一步预言，“从现在起，日本经济必须穿过缩小—正常化—发展这样三座关口”^[19]。1954年的经济调整便是基于上述认识出台的。

（二）调整政策的展开

1954年的经济调整自1953年10月1日日本银行宣布实行高利率制度始，于1954年10月告一段落，为期约一年整。以下本着相互联系的观点，从金融、财政、产业、贸易四个方面简要考察分析一下这次调整的内容、方法及其特征。

加强金融政策力度。其操作手段包括：内阁总理大臣、大藏大臣等政府首脑和日本银行总裁等，通过谈话、演说、声明、通牒等方式，多次向财界及一般国民说明经济危机的实态，表明实行金融紧缩的态度和决心，以引起社会的广泛重视，取得必要的心理效果；进行窗口指导，日本银行先后两次向城市银行发出削减和控制对商社贷款的劝告（第一次劝告曾希望削减计划内贷款30%）；动用高利率政策，朝鲜战争期间，日本银行对城市银行一直实行低利率贷款政策。1953年10月恢复使用高利率政策后，1954年1月进一步强化，规定低利率的适用比率由原来的100%降至30%。1954年3月再次修改利率，使日本银行对城市银行的贷款利率，由原来的低于城市银行的放贷利率，一下子变成高于城市银行放贷利率2%，从而使日本银行的贷款变成了罚款性的贷款；限制输入的金融措施，对朝鲜战争以来实行的输入优惠制度做了大幅度修改，其中涉及到取消非必须输入品结算票据优惠待遇（共23种类），提高输入品保证金担保率（由10%提高到20%），提高输入贷款利率并缩短还付期限（由1.6钱提高到2.1钱，3至4个月缩短到1个月），全部废除专项外汇贷款制度，基本废除一般期票和工业期票制度等；鼓励输出的金融优惠措施。如降低输出外汇贷款利率（由5厘降至3.5厘），提高政府对输出品的担保率等（提高到10%至15%）。^[20]从时序上看，上述政策的实施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以1954年五六月为界，前期主要通过不断强化高利率制度和大幅度修改输入优惠金融制度，推行金融紧缩政策；后期则在坚持紧缩方针的同时，逐步地、部分地缓和金融限制。在整个调整过程中，政策操作的力度是有所变化的。

实施紧缩财政。财政和金融一样，可以通过控制资金流量，影响国民经济的运行。经济调整的1954年，紧缩财政首先是通过该年度财政预算实现的。政府在编制预算的方针中强调，“在财政经济的运营上，果断采取紧缩重点化方针，坚决压缩国家和地方的财政规模，切实保证财政收支的综合平衡”^[21]。根据这一方针制定的1954年财政预算的特点是：压缩财政总支出规模。在所谓一兆日元预算的口号下，总支出额为9999亿日元，比上年度减少274亿日元，首次实现了自朝鲜战争以来财政支出的负增长；大量削减财政投融资。由于这笔财政开支可以直接向民间提供资金，增加社会总需求，推动助长了经济发展过热，因此成为预算方针中所指的紧缩重点。在1953年度的财政支出中，财政投融资的增长惊人，比上年度增加了495亿日元，增长率达30%。1954年压缩财政投资贷款的结果，使新批准的贷款额从1953年度的3379亿日元降到2865亿日元，减少了514亿日元，大体相当于1952年度的水平，从而坚决煞住了财政投融资迅猛增长的势头。^[22]实际上，负责向民间提供政府财政投融资的日本开发银行，除保证政府指定的电力海运业的资金供给外，对其他行业的贷款率仅为上年度的40%，原则上停止对新建工程的贷款；调整税制，在保持收支平衡的前提下，降低直接税率，同时为抑制奢侈性消费，增收物品税、酒税、食糖税、汽油税和骨牌税等；经费分配重点化，对外关系费增加，对内关系费减少，对内经费分配中，改变了过去面面俱到、平均分摊的倾向，重点加强了社会保障、治山治水费用的开支；调整中央和地方财政。不过，即使在调整期，中央及地方的一般财政开支水平是相对稳定的，公务员薪金在一般性支出中所占比率甚至有所提高。

推进产业合理化。战后日本的产业合理化运动，是从朝鲜战争爆发前开始的，其实质是通过技术的引进、改造及产业组织的整顿充实，根本改善产业结构的落后面貌，实现工业的现代化。进入1954年经济调整期，合理化政策的实施重点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在政策当局反复研究推敲的基础上，在同年8月相继发表的经济审议厅《新政策大纲（草案）》和通产省《新通商产业大纲》中体现的。这两个“大纲”及通产省《关于整顿和加强重要产业》规定的新时期合理化运动的目标是，降低生产成本，提高设备的实际工作能力和劳动生产率，同时为增强企业体质及其国际竞争力，进一步缓和《垄断禁止法》的限制，促进同一产业企业间的组织协作乃至合并。^[23]这表明产业合理化运动在1954年调整期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即由此前的相对重视“量的扩大”，转变为强调“质的提高”，由相对重视企业的“技术上的合理化”，转变为强调企业或产业间的“组织上的合理化”。这种政策指导方针上的重大转变，对于日本战后重化学工业体系的确立乃至实现经济“起飞”，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振兴输出的权宜性措施。1954年经济调整的直接原因是由国际收支的急剧恶化引起的，因此调整期间的对外贸易政策、特别是为振兴输出所采取的临时措施引人瞩目。鉴于日本产品国内价格高，国际市场无竞争力，输出业者缺乏自信、态度消极的现状，为迅速打开输出停滞局面，日本政府于1953年9月开始实行输出补偿连锁制度。当时，船舶和成套设备等被视为在未来国际市场上前景看好的品种，但是现实还缺乏竞争力，输出不仅无利可图，甚至会蒙受损失。因此，政府决定实行上述品种输出与食糖输入的补偿连锁制。即鼓励船舶和成套设备制造业不惜亏本扩大输出，时称“出血输出”，同时给予食糖输入特权，使其补亏为盈。当时国际市场的食糖价格为每吨90美元，而在日本国内售价高达140—150美元，价格差益在50美元以上，这对输出业者无疑是一种强烈的诱惑力。1954年1月至11月，食糖补偿连锁制度先后实施了四次，受益最大的是船舶业和成套设备输出，同年二者的输出合同额分别猛增到1.3亿美元和2亿美元，均比上年度增加了3倍左右。^[24]易货贸易制度也是为了振兴出口，这种制度与补偿连锁制度相似，当时规定适用对象为钢材、鲸油、硫安、硫黄等输出品，食糖、香蕉、菠萝等补偿输入品。此外，由于当时实行国家外汇统制管理，还采取了根据输出成绩分配输入品所需外汇的办法，适用对象包括棉纱、布、人造纤维浆料、电线、小五金、小麦粉及罐头等一般品种。这些为紧急扩大出口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在改善外贸收支不平衡方面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成效，但是这些做法有利也有弊，因为补偿连锁制实质上是二重汇率的重演，必然导致对外信用的下降，与贸易自由化的方向也背道而驰。另一方面，这种保护输出的特殊贸易制度本身容易助长经营者及输出业者的依赖、怠惰心理，为产业落后状态提供温床，从而抵消长期以来为企业合理化和现代化所做的努力。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日本政府从1954年下半年起便逐步修改上述制度，到年底，补偿连锁制完全废除，易货贸易制度经大幅度修改后，有350种物品被排除出适用范围。至此，调整时期昙花一现的特殊贸易政策基本寿终正寝。

（三）调整期的经济变动

1954年经济调整过程中，财政、金融、产业、外贸、商业、中小企业、社会福利保障、劳动等几乎所有经济领域的相关政策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化，但对经济运行产生最大最直接影响的是财政、金融政策，特别是后者。从某种意义上说，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一样，犹如国民经济发展的一张晴雨表，能够极为敏感地反映经济形势并反过来影响经济发展的节奏。

调整期的金融政策以1954年五六月为界，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主要是推行紧缩政策，到1954年3月，各种严厉的紧缩措施已全部出台，对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产生了强大压力，使整个社会形成一种危机来临的气氛，以至于从经济界发出“紧缩既不应一刀切，又须讲究节奏”的怨叹之声。^[25]转入后一阶段，从输出金融缓和、增加对企业的贷款开始，金融紧缩政策逐步而慎重地趋于缓和，以期新的景气时期到来。

然而，调整期的政策变动与经济变动并不是同步的。1953年的景气高涨局面并未因紧缩政策的实施戛然而止，而是持续了三个月后，于1954午1月才达到顶峰。紧缩政策的效果首先是从批发物价的急剧下跌开始表现的。据经济审议厅调查公布的“每周批发物价指数”，1954年2月至8月间，批发物价下跌率为10%。销售不畅导致商业、批发业库存猛增，利润下降，资金周转困难。同时又因金融紧缩而难以获得贷款，商户不得不廉价抛售库存，节制进货。流通部门的不景气，很快便引发了生产部门的产品滞销，库存增加，周转资金拮据，生产减量等连锁效应，使工业生产也于1954年3月转入低谷。

同样，尽管从1954年夏末起调整政策趋于缓和，也未能立刻制止经济滑坡的趋势，萧条局面又持续了三个月后才陷入谷底。

为什么在调整政策的变动与经济变动之间会产生这种不同步现象呢？惯性原理恐怕是最为简单的一种解释。然而这是否反映了经济调整的一般规律呢？这显然是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理论课题。

在经济调整的1954年，日本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放慢。国民经济统计数字表明，除农业外，国民生产总值、工业生产、实际消费水准仅比上年度增长了2.8%、3.5%、4.8%。^[26]这与1953年度的11%、30%、8%的增长率形成了鲜明对照。^[27]一句话，1954年是日本战后经济增长率最低的一年。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经济调整的目的，并不在于现实经济增长的快慢，而在于从根本上改善经济发展的环境，为未来经济的“起飞”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经济调整的现实效果

1954年经济调整的现实效果，可以从对外经济和国内经济两方面来考察。

一是国际竞争力的增强。这主要是通过基本消灭与国际市场商品之间的价格差及改变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表现的。价格差的消灭主要依据两种因素。首先，从欧洲开始的世界性景气回升，使1951年下半年以来不断下跌的世界物价，在1954年里保持不变或有所上涨，为日本商品接近国际价格提供了有利时机。其次，1954年经济调整使国内生产规模相对缩小，物价下跌，特别是与输出有关的商品价格，年内内销品下降率为9%，输出品下降率为5%。^[28]内外销商品间一直存在的二重价格现象基本消失。国际国内市场价格的一升一降，使1953年时还高于国际市场20%的国内物价，到1955年3月仅比美、英高出1%和2%。^[29]与国际间物价差的消失，也为其后放手推行“贸易第一主义”铲除了一大障碍。

国际收支状况的改善经历了如下过程。调整使经济由景气转入萧条，导致市场疲软，产品销售难。内需的“不振”，迫使流通部门不得不到外需上寻求出路，而政府的输出优惠政策恰好为扩大外销开放了绿灯。在这种既打又拉的调整政策下，1954年的对外贸易根据历年和会计年度两种统计方法，输出比上年增加4.76亿美元或3.57亿美元，输入减少1.39亿美元或4.75亿美元。同年特需收入虽然减少了3.13亿美元或1.71亿美元，仍然实现了综合国际收支1亿美元或3.44亿美元的黑字。^[30]这意味着仅经一年调整，国际收支实现了3亿美元（历年）或6.57亿美元（会计年度）的改善。

1954年世界贸易的回升也是日本改善国际收支状况的有利因素。但是有关统计表明，同年世界输出额仅比上年增长3.7%，而日本的输出增长率却高达29%。显然，根本原因只能从日本经济内部寻找，换言之，它不外是经济调整的结果。

二是国内经济环境的改善。首先，财政金融的运营走上正常化的道路。关于财政金融在调整时期发挥的重要作用不再赘述，这里强调的是，由于制定紧缩预算及实行财政税收政策的一系列调整，道奇以来财政收支必须平衡的政策思想再次成为财政运营的指导方针。同样，金融运营取得明显的改善，与上年度增发186亿日元、增长率2.6%相比，年内银行券发行量减少39亿日元，实现了0.7%的负增长。^[31]值得提出的是，经过调整，银行放款过多现象基本得到解决。1953年9月，全国银行贷款率平均104.9%，11大银行贷款率为117.4%。超贷资金主要是依赖日本银行的贷款筹措的，当时城市银行对日本银行贷款的依存率是，全国银行平均14.8%，11大银行为21.9%。显然，这是一种不正常且不稳定的运营。但是，调整后的1955年3月，全国银行的放款率降至95.4%，11大银行降至102%，对日本银行贷款的依存率也分别降至8.5%和13.2%。^[32]其次，推进了合理化运动向纵深发展。对一般企业来说，经济调整带给它们一种“像战前那样的危机来临感”^[33]以及生产停滞、投资减退、利润减少的客观效果，要想在萧条期谋生存求发展，唯一出路是加强企业自身的调整和改造。结果，经过调整期的考验，从生产方面看，企业的设备效能、劳动生产率、产品质量都有较大提高。如造船业，1954年实施的第十次造船计划同第五次计划相比，所用工时减少30%—40%，节省钢材10%。再如轴承加工业，也取得了提高加工精度30%、降低工作噪音20%的成绩。^[34]从经营方面看，企业改变了以往过分依赖银行的态度，更加注意充实自有资本，依靠自己的实力，慎重地扩大事业规模。在第三次资产评估时，企业显示了很高的积极性，评估率由上次评估时的75%提高到99%。此外，调整期企业内部普遍进行了精简管理机构、节俭开支的行政、财政整顿，在调整的前半期即实现一般经费开支比上年同期减少15%。^[35]产业卡特尔加速重建，是调整期合理化运动的显著特点。战后初期的经济改革，解散了财阀，制定了《禁止私人垄断法》和《经济力过度集中排除法》，并成立公正交易委员会监督实行。朝鲜战争期间，上述法律经过两次修改，有关限制开始缓和。进入1954年经济萧条期，产业卡特尔特别是商业部门的企业大联合加快了步伐。1954年7月，不二商事、东京贸易、东西交易三大商社合并，成立新三菱商事。稍后，旧三井系统的商社大合并也得到批准。同期，硫安、煤炭、纤维、机械制造方面的企业合并或联合也在加紧进行，并一直持续到1955年。最后，调整对国民消费的影响。在调整时期，国民是经济萧条的最终承受者，失业的增加，收入增长的迟滞，以及心理上的巨大压力，使国民消费发生了两个明显变化。即消费水平停滞和储蓄率提高。据统计，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率1953年为25%，1954年降至9%，消费增长率由1952、1953年的16%和12%，降至1954年的2%。^[36]人均储蓄与收入的比率，由1953年的5.1%增加到6.5%^[37]，这种增长是在收入增长比上年下降14%的前提下实现的。消费上的这种变化，起到了直接为通胀经济降温的作用，并且为扩大再生产增加了本源性资金。

1954年调整为期仅一年，成效是值得评价的。但是同其他事物一样，旧的矛盾不可能一下子解决，即使暂时解决了，新的矛盾也还会产生。经济本身是个极其复杂的过程，一次调整既不能一举成功，更不能一劳永逸。1954年经济调整也是如此，它依然留下一系列问题。

其一，部分解决而未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最具代表性的例证是企业体质的脆弱性。企业自有资本构成低、外部资金依存度高的状况没有因调整而根本改变，现代化企业与落后企业间技术及组织规模上的差距没有缩小，毋宁说正在拉大，企业生产成本高、效益低的老大难问题也只是在个别产业的部分企业中得到了改善，产业合理化—工业现代化的路程还很漫长。

其二，暂时解决但无法根本解决的问题。例如，国际收支虽然出现顺差，但那是在有6亿美元特需收入的前提下实现的。如果考虑到国际经济景气回升及农业丰收的有利因素，那就更不容乐观。放款过多现象的消失也只能视为经济紧缩期的一时性效果，并没有根本避免它在经济高涨期死灰复燃的制度保证。

其三，经济膨胀期被掩盖、调整期表面化的问题。这表现在雇佣状况恶化与失业的增加。随着经济萧条的深刻化，从流通、纺织部门开始，大批中小企业破产或裁减职工，年间离职人数超过110万人，离职率达14%，为战后以来最高点。纯失业人数47万人，失业率为5.1%。^[38]看来，调整对中小企业及一般国民来说不啻一场恶运降临，这也是自由竞争体制下追求经济合理性与维护社会公正的两难命题。

其四，调整后出现的新问题。一个较好的例子是，调整后金融调节的主要政策手段已经不再灵验。这是因为，在1954年调整中，高利率政策作为日本银行金融调节的主要手段，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它迫使城市银行一方面节制从日本银行的贷款，甚至全部还清以往的贷款；一方面努力增加自有资金，增强经营的独立性。结果，日本银行放款过多的问题虽然解决了，但是由于城市银行经营独立性的加强，高利率政策丧失了以往的有效性，日本银行对城市银行的金融调节能力大为降低，此后的金融调节必须依靠别的政策手段。

（五）经济调整在战后经济史中的地位

以上从历史前提、实施过程、调整期经济变动和现实效果四个方面对1954年经济调整的阐述，还仅限于对调整过程本身的议论范围，然而这次短期经济调整的深层意义和长远影响也是不应忽视的。

首先看调整与战后经济“起飞”的关系。当1954年的经济调整全面展开之际，人们普遍认为随着战后复失的完成，经济发展速度将大大放慢，以后的经济增长率只能维持在3%至5%左右。^[39]悲观论者们没有想到，一个被称为“奇迹”的经济高速增长时代正在到来。越过经济调整及战后经济增长率最低的1954年，日本经济迎来了所谓“战后经济最好”的1955年。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国际收支大为改善，顺差5.35亿美元，实现了无特需收入下一般贸易收支均衡的夙愿。第二，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发展。同年，国民总生产增长10.8%，工业生产增长12%，农业生产增长19%，国民收入增长10%左右，而以往经济规模扩大时期相伴而来的通货膨胀现象并未发生，全年物价平稳。第三，经济大发展之年，没有出现放款过多现象。据此，《经济白皮书》把1955年经济高涨局面称为“数量景气”，并宣布“日本已经不是战后了”，已经进入新的时代。^[40]

“数量景气”的到来决不是偶然的，它与经济调整有着紧密的内在因果关系。如果没有调整所取得的改善国际收支状况、物价下跌、放款过多现象消失等整个社会经济环境好转的成效，以“三种理想的发展”为特征的“数量景气”就不会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1954年的经济调整，就没有翌年的“数量景气”。

如果按照经济循环论及经济发展阶段论的观点来考察，就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这次经济调整在战后经济发展史上所处的位置。一般认为，战后日本经济大体经历了复兴、高速增长、稳定增长等阶段。不难看出，1954年经济调整既是消费投资景气与数量神武景气两个经济循环周期的连接点，也是经济复兴与高速增长两大发展阶段的衔接点，无论短期经济波动的分析，还是长期经济波动的考察，这次调整都处于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换言之，战后日本经济由复兴到“起飞”的过渡，正是通过这次调整实现的，调整直接开启了经济“起飞”的门扉。“起飞”一词形象而生动，但飞机起飞时须耗费大量能源，这就需要起飞前备足燃料，并对各个系统乃至所有零部件做认真检查和维修，此外还需要掌握飞行气象资料。1954年的经济调整，如同经济起飞前的一次全面检查和加油，同年世界性景气恢复则为起飞提供了良好的“气象”条件。

其次看调整在战后经济政策史上的意义。日本的战后十年中，如果战后初期的民主改革另当别论，大的经济调整共发生两次，即1949年的所谓道奇计划和本章所及的1954年调整。那么，这两次调整之间有何联系和不同呢？

在进行比较时，应指出两次调整在稳定经济与平衡财政思想，调整政策手段，以及经济紧缩、抑制通货膨胀等现实目标上的相似点，同时两者都给社会经济带来了深刻影响。但是，两次调整间的差异也是明显的。从调整的动因看，道奇计划的实施，与其说是为了使日本经济走上正常化道路，勿宁说是实现美国的战略调整所采取的必要一环。而1954年调整则是为改善国际收支恶化状况，整顿经济环境，为经济起飞打好基础。从调整政策的实施主体看，前者是在占领体制下，由占领当局制定和监督实施的，表现出很强的对外依从性或服从性。后者则是由日本政府独自制定实施的。从政策手段及操作特点看，前者是以财政、税收政策为重点，实施过程中手段僵硬。后者则以金融政策为重点，实施过程中具有灵活性。从调整的效果看，前者虽然实现了控制通货膨胀等现实目标，却带来“稳定中的危机”，如果不是朝鲜战争爆发，日本经济何时能摆脱困境是未知数。后者不但实现了改善国际收支的现实目标，而且改善了社会经济环境，为经济高速增长准备了必要条件。最后还须指出，两次调整的前提条件也是不尽相同的。实施道奇计划时，日本经济基础还相当薄弱，紧缩性的调整无异于给体质衰弱的患者做大手术。相比之下，1954年经济调整时，日本经济经过朝鲜战争时期的迅速发展，已经具有一定实力，如果说这次调整是第二次手术，那么无论患者的承受能力和恢复力还是医师的技术和经验，都是不能和前者同日而语的。

再次，在战后财政金融政策史上，1954年的经济调整也构成一个小分水岭。战后财政政策的历史，可以1965年为界，前后划分为“均衡财政”和“国债财政”两大阶段，而“平衡财政”阶段又可以1954年为界，细分为形成期和展开期。^[41]即由道奇制定、在朝鲜战争期间一度偏离的平衡财政路线，经过1954年调整，重新回到原来的轨道。同样，1954年调整后，金融政策也有明显转变。在此之前，日本银行的金融调节，主要依靠高利率政策，此后则因为前述的原因，变成以官定利率的操作为主，并开始公开市场操作。^[42]此外，放款过多现象虽屡有发生，但已经具有同以前不同的性质。^[43]

总之，1954年的经济调整在战后经济政策史上值得大书一笔。通过调整，进一步理顺了制约发展的各种经济关系，取得了“将库存循环作为短期循环来观察，依靠金融紧缩来压缩库存，以克服国际收支恶化的智慧和经验”^[44]，从而使得高速增长时期的经济政策操作变得相对单纯化、简单化了（至少到1965年为止）。也就是说，这次经济调整提供了一个具有一定经济发展基础而又明显落后的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成功模式，即资本不足、生产落后→引进先进技术，改变产业结构→国际收支恶化、赤字增加→实施紧缩政策的调整、迫使企业提高效益、扩大出口→国际收支状况好转→再次出现投资、引进技术高潮。实际上，1954年至1965年间，日本经济正是按照上述模式经历了三个循环周期，结果使它在60年代后期跻身于经济大国行列。^[45]

注释

[1]长冈丰“战后复兴期的成长与循环”。见关西学院大学《经济学论究》第30卷2号。文章指出，战后资本主义各国工业生产恢复到战前水平的日期是：英国1946年，法国1947年，意大利1948年，西德1950年，日本1951年。

[2]《投降后初期为了日本占领及管理对联合国最高司令官的基本指令》。见大藏省财政史室编：《昭和财政史——从终战到媾和》第17卷，东洋经济新报社，1981年版，第31页。

[3]《罗亚尔声明》。见大藏省财政史室编：《昭和财政史——从终战到媾和》第17卷，东洋经济新报社，1981年版，第64—67页。又见《日本经济——战后20年》，经济评论临时增刊，1965年，第205页。

[4]据统计，日本1951年4月的工业生产，较朝鲜战争爆发前的1950年4月增长52%，其中机械制造、木材加工、纤维、化学业分别增长107%、69%、55%和55%。见经济企划厅调查局编：《资料经济白皮书25年》，日本经济新闻社，1972年，第56—57页。主要企业平均分红率由1950年度上半期的9.7%增加到1951年度同期的23.4%。见有泽广巳主编《昭和经济史》中译本，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88页。

[5]经济企划厅编：《经济白皮书》（1954年度），至诚堂，第21页。

[6]经济企划厅编：《经济白皮书》（1954年度），至诚堂，第21页。

[7]经济企划厅编：《现代日本经济的展开——经济企划厅30年史》，大藏省印刷局，1976年，第79页。

[8]关于1953年国际收支恶化的原因，1954年《经济白皮书》认为与输出的减少无关。但是笔者认为，白皮书作者在经济诊断上犯了一个不应该犯的错误。另一个证据是，1953年的日本经济是增长经济，增长经济下输出反而减少不能不说是一个问题。

[9]经济企划厅编：《经济白皮书》（1954年度），至诚堂，第92页。

[10]经济企划厅编：《经济白皮书》（1954年度），至诚堂，第95页。

[11]经济企划厅编：《经济白皮书》（1954年度），至诚堂，第96—97页。

[12]有泽广巳、稻叶秀三编：《资料·战后二十年史》2（经济），日本评论社，1966年，第175页。

[13]经济企划厅编：《现代日本经济的展开——经济企划厅30年史》，大藏省印刷局，1976年，第79页。

[14]经济企划厅编：《经济白皮书》（1953年度），至诚堂，第1—2页。

[15]经济企划厅编：《经济白皮书》（1953年度），至诚堂，第45页。

[16]有泽广巳、稻叶秀三编：《资料·战后二十年史》2（经济），日本评论社，1966年，第230页。

[17]经济企划厅编：《经济白皮书》（1954年度），至诚堂，第24页。

[18]经济企划厅编：《经济白皮书》（1954年度），至诚堂，第38页。

[19]经济企划厅编：《经济白皮书》（1954年度），至诚堂，第42页。

[20]松久弘、山冈喜久男编：《增补战后日本经济政策史年表》，劲草书房，1969年版，第255—330页。

[21]北田芳治、相田利雄编：《现代日本的经济政策》上卷，大月书店，1979年，第88页。

[22]经济企划厅编：《经济白皮书》（1955年度），至诚堂，第135页。

[23]通产省编：《通商产业政策史》5（第2期自立基础确立期1），通商产业调查会，1989年，第100—107页。

[24]有泽广巳、稻叶秀三编：《资料·战后二十年史》2（经济），日本评论社，1966年，第210页。

[25]白石孝：《战后日本通商政策史》，税务经理协会，1983年，第136页。

[26]经济企划厅编：《现代日本经济的展开——经济企划厅30年史》，大藏省印刷局，1976年，第84页。

[27]经济企划厅编：《经济白皮书》（1955年度），至诚堂，第14页。

[28]经济企划厅编：《经济白皮书》（1955年度），至诚堂，第182页。

[29]经济企划厅编：《经济白皮书》（1955年度），至诚堂，第15页。

[30]经济企划厅编：《经济白皮书》（1955年度），至诚堂，第37页。

[31]经济企划厅编：《经济白皮书》（1955年度），至诚堂，第154页。

[32]经济企划厅编：《经济白皮书》（1955年度），至诚堂，第173页。

[33]经济企划厅战后经济史编纂室编：《战后经济政策史》（经济政策编），大藏省印刷局，1960年，第337页。

[34]经济企划厅编：《经济白皮书》（1955年度），至诚堂，第83页。

[35]经济企划厅编：《经济白皮书》（1955年度），至诚堂，第18页。

[36]经济企划厅编：《经济白皮书》（1955年度），至诚堂，第261页。

[37]经济企划厅编：《经济白皮书》（1955年度），至诚堂，第263页。

[38]经济企划厅编：《经济白皮书》（1955年度），至诚堂，第200—201页。

[39]中村隆英：《日本的经济政策论争》（战后篇），《经济讨论》321号，1981年10月。

[40]经济企划厅编：《经济白皮书》（1956年度），至诚堂，第2—4、42页。

[41]高桥诚：《战后二十年的财政政策》，见日本经济政策学会编《战后二十年的经济政策》，劲草书房，1968年，第15页。

[42]经济企划厅战后经济史编纂室编：《战后经济政策史》（经济政策编），大藏省印刷局，1960年，第341页。

[43]土方保：《战后金融政策与金融结构》，见《经济评论》临时增刊《日本经济——战后二十年》，第80页。

[44]有泽广巳监修：《昭和经济史》下卷，日本经济新闻社，1970年刊，第149页。

[45]原文刊于日本爱知大学《经济论集》1992年。

五、1954年经济调整

五、1954年经济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