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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本长期通货紧缩的制度根源与治理困境
- 四、日本长期通货紧缩的制度根源与治理困境
- 📚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作者：吴廷璆等

四、日本长期通货紧缩的制度根源与治理困境

泡沫经济崩溃以来，通货紧缩的梦魇一直萦绕在日本经济的上空。如何摆脱通货紧缩，如何重振日本经济，成为历届日本政府不得不反复企划的重要政策目标。安倍经济学执行三年多来，日本经济虽然展现一丝复苏迹象，如股价上升、日元贬值、大企业营利增加等，但是，长期困扰日本经济的通货紧缩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安倍经济学是否已经失败？日本经济是否能够最终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目前依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1.“通货紧缩”的治理处方

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和通货紧缩。为了消除通货紧缩，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不少理论假说和治理处方，包括日本银行金融政策失误论、资产平衡表萧条论、结构通缩论、人口减少通缩论、IT引起的成本削减论、进口通缩论、通货再膨胀论等。但是这些假说始终不能回答：为什么发达国家中唯独日本陷入了长期通货紧缩？时至今日，日本政府依然没有找到一条有效医治通货紧缩的良方。

前日本银行总裁白川方明认为，通货紧缩体现为一般物价水平下降，其背景在于宏观经济整体的需求失衡，即需求不足。具体而言，在企业和金融机构被迫调整资产负债表以应对危机过程中，日本经济整体对全球化和人口快速老龄化等环境变化的反应迟缓，构成日本通货紧缩的基础原因。^[1]为消除通货紧缩，日本银行虽然不断推行量化宽松政策，并导致了零利率政策的长期化和流动性陷阱，却始终未能从根本上克服通货紧缩问题。福井俊彦认为：现在日本经济面临的通货紧缩是日本固有的结构问题和全球化经济结构变化复杂结合而产生的结果。绝不是单纯的货币现象。^[2]榊原英资认为，对于这种基于全球化和技术革新背景而产生的结构性通缩，财政、金融政策是无效的。^[3]斋藤诚认为，通货紧缩源于资源价格上升和国际竞争力低下而引起的资本向海外的流出，因此，金融政策难以克服。^[4]

吉川洋认为：通货紧缩是一种金融现象，对实体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但是通货紧缩不是不景气的原因，而是实体经济不景气的结果。因此，要消除通货紧缩，就必须首先摆脱不景气。日本长期通货紧缩的原因在于缺乏创新，而导致创新缺乏的元凶在于企业从正规雇佣向非正规雇佣转变以及由此引起的名义工资的降低。工资降低导致消费需求不足，最终引发通货紧缩，要消除通货紧缩，必须首先提高工资水平。^[5]吉川洋虽然清楚认识到通货紧缩的实质，但却未能找到真正造成通货紧缩的原因。对于管理者来说，企业之所以降低工资和更多雇用临时工，往往不是喜好，而是被迫；不是故意，而是无奈。从企业经营角度看，吉川所谓雇佣问题导致创新不足的观点也十分幼稚。对于吉川所强调的需求和创新，企业家不是不知道，而是不可为，不是不想做，而是做不到，这或许是曾经作为工业化时代骄子的日本人和日本企业的信息化宿命。

针对通货紧缩问题，克鲁格曼、浜田宏一、岩田规久男等经济学家主张实行“通货再膨胀”政策。岩田认为：日本通货紧缩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银行的金融政策，日本银行应该制造通货膨胀预期。一旦通货膨胀预期增大，必然引起股价上升，日元贬值，从而增加投资，扩大输出，进而拉动社会总需求，最终才能使日本经济摆脱通货紧缩，增加税收，实现财政再建。^[6]然而，“通货再通胀”理论立足于日本国内经济系统循环，忽视了全球化、产业创新等重要影响因素，它从货币经济运行的简单逻辑出发，将经济人理性理解为企业理性和社会理性，将短期政策目标理解为企业和社会的长期投资目标，而过分高估了通货再膨胀政策的现实弹性。通货再膨胀理论指导下的安倍经济学，历经三年运作，虽然直接刺激了股价和汇率，但至今依然争论颇大，而且日本经济仍然未能摆脱通货紧缩的阴影。

2.长期通货紧缩下的经济反常

通货紧缩是一种货币现象，其直接表现是货币购买力上升和商品物价下降。从消费物价指数看，1998年9月以后，日本开始陷入通货紧缩之中。一方面，日本国内市场需求不足，企业投资动力下降，商业银行和企业资金充裕，资本市场陷入零利率的流动性陷阱。与此同时，日元升值，股票疲软，普通消费品物价下降，工资水平下降。日本经济企划厅曾经将通货紧缩定义为“伴随着物价下降而出现的景气低迷”。2001年3月，日本政府正式承认日本经济陷入“缓慢的通货紧缩状态”。^[7]然而，与经济通货紧缩相伴随，现实的日本经济中存在着某些明显有悖于常态的特殊现象。

首先，日本市场资金充裕，国内企业投资不足，海外投资异常活跃。泡沫经济崩溃以后，为刺激经济景气，日本政府不断增大公共投资规模，日本银行也不断推出量化宽松政策，增大市场资本投放。伴随着日本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的大幅回落，大量资金抽离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结果导致日本资本市场游资充裕，出现了一定的流动性过剩。与此同时，由于日本国内投资机会减少，盈利空间狭小，企业设备投资动力不足。国内企业受到进口商品的压力，不断压低成本，大量雇用非正式员工，以减少债务人力成本支出。因此，泡沫经济崩溃后的日本经济陷入资产负债表式萧条，即日本企业为了避免破产危机，大量压缩设备投资，尽量减少企业的资产负债，并以其企业盈利优先考虑偿还债务，由此导致日本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

1990年，日本社会总投资为148.5万亿日元，其中民间固定资产投资达117.2万亿日元。到1997年以前，社会总投资始终保持在140万亿日元左右规模，而民间固定资本投资则维持在100万亿日元左右，此后逐年下降。1997年，社会总投资大幅下降9.7%，2012年，社会总投资下降至98.7万亿日元，民间固定资产投资为79.0万亿日元。其间虽然2000年前后有所增加，但总体处于投资下降趋势。与1990年相比，下降幅度达到三分之一。（参见图4-6）

图4-6 社会总投资、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及其投资增长率变化情况（亿日元，%）

数据来源：日本银行数据。

与日本国内经济低迷相比，日本企业在海外市场获得了长足发展。由于新兴市场国家的迅速成长，日本企业不断加大海外投资规模，海外资产持续增大。与日本国内经济低迷相比，海外资产平均保持约7%的增长速度。2013年末，日本对外资产总额达797.77万亿日元。其中对外净资产增加9.7%，达到325.7万亿日元，连续三年增加。自1991年以来，日本已经连续23年成为世界第一债权国。近二十年中，日本企业海外投资增长率为国内的1.8倍，日本对外资产增值近40倍，对外纯资产增值近60倍，外资储备也增长近20倍。目前日本企业海外销售额达3万亿美元，海外生产额占到国内生产的67%。日本国内和海外市场的发展境遇形成鲜明对照。

其次，GDP增长裹足不前，公共债务不断攀升新高，个人金融资产持续增加。高速增长结束后，为了实现经济增长景气，日本政府长期奉行凯恩斯主义经济刺激政策，不断扩大公共投资规模，借此调节经济发展周期，保持经济稳定增长速度。然而，长期大规模公共投资导致了大规模赤字公债、建设公债累积，最终形成了日本政府的巨额财政负担。加之近年来日本财政收入减少和社会保障费用急剧增加等因素的影响，日本国债负担急速膨胀。1990年泡沫经济崩溃之初，日本国债发行额为26万亿日元，国债累计为311.7万亿日元，相当于当年GDP的三分之二。此后，为恢复经济景气，日本政府不断加大经济刺激力度，致使国债激增。以1996年为节点，日本国债总额达到523.7万亿日元，首次超过当年名义GDP的509.1万亿日元。2001年，日本国债发行总额为133.2万亿日元，其后每年国债发行额均超过100万亿日元，而且发行规模逐年增加。为了回避债务集中清偿带来的财政风险，日本政府开始发行大量转借债，即所谓“借新债，还旧债”。1996—2014年，转借债从26.7万亿日元猛增至122.1万亿日元。日本政府通过变换债务形式拖延债务偿还期限的办法，虽然暂时缓解了财政崩溃风险，但却进一步积累了长期债务负担。1998年以后，日本政府虽然开始压缩公共投资，但日本政府的公共债务规模却没有因为公共投资压缩而减少。2014年，日本国债发行额达到181.5万亿日元，相当于GDP的36%，各种国债总额达到1197.3万亿日元，超过GDP二倍之多，为发达国家之最。

与日本政府债务急剧攀升和GDP长期裹足不前的趋势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个人金融资产不但没有受到经济低迷的影响，反而持续增加。1985年，日本个人金融资产为585.6万亿日元。随着泡沫经济膨胀，日本个人金融资产大幅膨胀。到1992年，个人金融资产达到1025.1万亿日元。泡沫经济崩溃后，虽然日本的房地产价格、股价、消费品价格等持续下降，GDP增长缓慢，但个人金融资产却与之逆向而动，保持长期持续增加势头。根据日本银行资金循环统计，截至2014年3月，日本个人金融资产达到1630万亿日元。如果扣除日本个人负债，日本个人金融资产与日本政府负债额基本相当。

由于日本个人金融资产不断增加，加之老龄化社会中高收入阶层消费严重不足，导致日本个人存款不断增加。在全部个人金融资产中，50岁以上人口占有个人金融资产超过65.6%。在日本国民生产总值长期停滞的背景下，日本居民个人金融资产之所以长期高速增长，主要源于日本社会的收入结构和分配结构的巨大变化。（参见图4-7）

图4-7 日本个人金融资产、公共债务、名义GDP变化情况（万亿日元）

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日本银行数据。

第三，银行存款不断增加，银行贷款裹足不前。1984—2000年，除泡沫经济崩溃初期个人存款数额有所下降外，日本商业银行存款和贷款数量都在不断增加，存款和贷款量大体相抵。但是，1998年以后，个人存款与企业贷款差距明显拉大。1992年，日本居民存款额达453万亿日元，为泡沫经济崩溃后的最低值，其后持续上升，到2013年增加到641.8万亿日元。与之相对，日本商业银行贷款却长期裹足不前，一直保持在440万亿日元左右。2013年，商业银行贷款额仅为449.1万亿日元。银行存款与企业贷款之间出现了近200万亿日元的资金剩余。

一方面日本银行不断推行宽松货币政策，增加资本市场的流动性；另一方面日本国内企业投资动力不足，投资率不断下降，惜于贷款。近200万亿日元的银行资本无法有效投入实体经济之中。为了实现巨额资金的保值升值，商业银行开始大量投资海外和国债市场。1997—2012年，商业银行持有的企业股票价值从47.3万亿日元减少至16.9万亿日元，而同期商业银行持有的国债总额却从31.1万亿日元上升至161.2万亿日元。（参见图4-8）

图4-8 日本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单位：亿日元）

资料来源：日本银行数据。

3.超额国债积累的政策根源

战后日本高速增长结束以后，为了顺利实现产业升级换代和经济社会转型，恢复经济周期的景气循环，日本政府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依靠公共投资扩大有效需求。70年代以后，日本逐渐确立了以财政投融资为主体的庞大公共投资体系。80年代以后，基于日本经济奇迹基础上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形成了对公共投资的过分路径依赖。

1985年，作为日美贸易摩擦的对策，日本政府接受“前川报告”的建议，提出十年（1989—2000）增加430万亿日元的“公共投资基本计划”，由此导致80年代后期的经济过热，并最终演变为高度经济泡沫。泡沫经济崩溃之初，日本政府并没有清醒认识泡沫经济的实质，仅仅将当时的股价下跌和地价下降理解为经济周期波动中的低谷，希望通过加大公共投资拉升经济景气。1994年，日本政府重新修改公共投资基本计划，1995—2004年，继续追加公共投资630万亿日元。然而，这种被称为“挖坑填坑之举”的公共投资，对于已经进入成熟发展阶段的日本社会来说，不仅不能继续产生明显的乘数效应，而且还直接加剧了财政赤字负担，导致日本国债过分超发，并埋下了严重财政风险隐患。（参见图4-9）

图4-9 日本财政投融实际执行额度及变化率（亿日元，%）

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数据。

70年代以后，日本政府的大规模公共投资主要是依靠财政赤字实现的。《日本财政法》第四条虽然规定：“国家财政支出必须以公债或借入资金以外的收入为财源。”然而，作为法定例外，“对于公共事业费、出资资金及贷款的财源，在国会议决的金额范围内，可以发行公债或借入”。基于此，1965年，日本第一次发行赤字国债，以弥补财政赤字。其后10年间，日本政府一直坚持财政平衡政策。但是，自1966年第一次发行建设国债开始，建设国债发行一直没有中断，并延续至今。1975年，为弥补财政收入的不足，日本政府再次发行赤字国债。其后的40年间，除1991—1993年泡沫经济没有完全崩溃之前由于税收大幅增加，没有发行赤字国债外，日本政府每年都照例发行赤字国债，而且发行额不断攀升。由于长期债务累计，2000年以后，借新债，还旧债，成为日本财政的每年必修课。1993年，建设国债发行达16.2万亿日元，此后建设国债没有继续增加，基本维持在10万亿日元以上水准。与此同时，伴随着景气停滞、税收减少和进入老龄化后财政支出的增大，日本政府不断增加赤字国债规模。截至2016年度3月底，日本政府所欠各类公共债务合计超过1262.6万亿日元，为日本当年GDP的249.3%。从国债具体构成看，主要包括建设国债、赤字国债、转借债、财政投融资债和国债费等。近年来，虽然建设国债增长不多，但赤字国债、转借债和国债费则由于历史欠账过多等原因，一直处于大幅度增长过程中。（参见图4-10）

图4-10 日本政府公债及其与GDP的比例（10亿日元，%）

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日本银行数据。

苦于巨额国债带来的财政风险压力，自桥本内阁时代起，日本政府开始大力压缩财政投融资规模。1998年，日本政府实际新增财政投融资达到历史最高，为52.5万亿日元，此后逐渐下降。自小泉内阁以后，日本公共投资规模明显变小。其间除了受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11年“3·11”大地震影响，当年财政投融资规模有所增加外，日本政府的公共投资规模已经大幅缩小。90年代以后，日本财政投融资总量长期保持在300万亿日元以上。2000年达到峰值，为417.8万亿日元，此后开始逐年下跌。2014年，新增财政投融资额为16.2万亿日元，财政投融资总额已经减少至170.5万亿日元，仅为最高时期的三分之一。（参见图4-11）

图4-11 财政投融资增长额及其总量变化情况（万亿日元）

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日本银行数据。

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由于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其公共投资的乘数效应会有所变化。在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公共投资不仅能够直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而且还可以创造社会需求，以促进社会供需平衡，并激发明显的社会乘数效应。但是，当经济发展进入成熟阶段后，由于刺激经济景气而人为创造的公共建设事业，其直接经济价值和社会乘数效应将会明显减弱。如果再考虑由于受到利益集团制约和政治性投资等因素影响，依靠财政赤字支撑的公共投资不仅可能效益低下，而且还会造成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

从经济循环角度看，经济成熟期的过度公共投资虽然可能乘数效应较低，但其影响一般仅限于公共投资的直接效益和社会福利总量，并不会对整体经济循环构成过大冲击。从宏观经济运行角度看，如果政府所借国债全部用于公共事业投资，则总供给和总需求继续保持平衡状态。也就是说，即使该公共投资的乘数效应不高，但也不会导致严重的供需失衡，更不至于引起严重通货紧缩。然而，当日本政府大举国债而不是用于公共投资，而是用于偿还过去债务；或者当政府一方面大举国债，另一方面又大力压缩公共投资时，特别是当民间投资已然严重不足，而政府却也开始极力压缩公共投资时，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动态平衡必然难以为继，由此可能最终落入通货紧缩陷阱。

4.过度国债负担诱发通货紧缩

通货紧缩是泡沫经济崩溃后在民间投资不足的背景下日本政府大力压缩公共投资引起供求失衡的必然结果。在正常经济运行环境下，总供给等于总需求，即C+I+G=C+S+T。储蓄等于投资，政府公共支出等于税收收入。也就是说储蓄可以完全变成投资。

在战后经济发展过程中，日本形成了依靠大量银行贷款进行间接融资的企业运营模式。泡沫经济崩溃后，由于资产价格暴跌，日本企业负债激增，形成严重资产负债表危机。为了避免破产，大型企业尽量减少银行贷款，并利用营利偿还过去贷款，由此导致民间投资严重不足。泡沫经济崩溃初期，为了缓解需求不足，日本政府通过加大公共投资，以刺激经济景气，维持供需基本平衡。然而，长期大规模公共投资使日本政府背负了巨额公共债务，加之老龄化背景下日本财政严重入不敷出等因素的影响，1998年以后，日本政府不得不努力压缩公共投资。于是，在民间投资严重不足背景下政府公共投资压缩，最终造成了严重社会需求不足。

在正常资本流动环境下，货币作为市场交换的媒介，一般是通过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投入实体经济之中，其民间资本循环链条为：

银行贷款——企业生产——个人收入——银行储蓄

为了弥补市场的失败，政府往往通过公共投资来刺激需求，以求促进供需的基本平衡，即：财政支出——公共事业投入——个人收入或社会福利——个人消费——税收收入。

1998年以前，日本政府奉行凯恩斯主义刺激政策，长期依靠大规模公共投资来维持供需平衡。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虽然陷入长期低迷之中，但从总供给和总需求角度看，积极的公共投资有效缓解了社会需求的不足。正是因为如此，才确保了日本经济的平稳运行，而没有在泡沫经济崩溃后出现大规模经济衰退。但是，长期的大规模公共投资导致了另外一个严重后果，即政府债务激增。1998年以后，虽然公共投资得到有效压缩，但长期国债发行造成的巨额国债费用仍在急剧增加。

与此同时，受高龄化等因素影响，日本政府的社会保障费用支出不断增大。1995年，日本开始步入老龄社会，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4.5%。2007年，伴随着战后第一次人口生育高峰期出生人口的高龄化，日本迅速进入“超高龄社会”，老龄人口占到21.5%。按照2013年9月推算，65岁以上人口为3186万，占总人口的25.0%。1990—2004年，日本国债共增加603万亿日元，其中仅社会保障费支出一项就增加210万亿日元，地方转移支付增加78万亿日元，公共事业费支出增加57万亿日元。与此相反，同期日本税收收入等反而减少148万亿日元。

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企业为消除资产负债表危机，大量减少银行借贷，民间投资严重不足，加之日本银行不断推行量化宽松政策，结果造成日本市场资金充裕，形成流动性过剩。商业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苦于寻找优良的放贷渠道。与此同时，由于财政赤字长期居高不下，日本政府不得不继续加大国债发行，用以支付持续增加的社会保障费用和债务清偿。于是乎，在政府国债、商业银行和保险机构之间形成了一个巨额资金流通渠道。此时，日本货币市场出现了另外两个巨大的资本循环，即：

在上述两个资本循环过程中，国债费用支出用于偿还国债利息，主要以资金形式重新回到银行和保险机构，基本不介入实体经济。社会保障费用支出虽然进入居民个人金融资产，但在日本特定的高龄化社会收入结构下，对消费需求的拉动力量影响有限，大部分资金又以储蓄形式重新回归金融机构。从社会资本的长期流动角度看，社会保障费支出可以理解为政府对过去债务的清偿。

当政府大规模举债不是用于投资和消费，而是用于偿还过去债务时，则这种举债不仅不能刺激社会总需求，反而人为减小了商品市场的资金供应，造成实体经济中流通货币的不足。日本政府依靠从金融机构借贷的国债用来清偿各种过去债务，银行、保险机构则依靠大量购买国债来解决资金过剩的出路。于是，在日本政府、金融机构和个人金融资产之间形成了一个基本脱离实体经济的庞大资金循环游戏：

上述游戏的长期演绎，最终导致实体经济相关的货币流通大幅减少。一旦这种趋势成为常态，则必然引起货币升值和物价下降，并最终引发了长期的通货紧缩。由此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日本GDP裹足不前，国债不断攀升，而个人金融资本却持续增大等反常现象。

在日本国债市场，金融机构与日本国库之间形成了脱离于实体经济之外巨大资本循环。2013年，日本政府和地方长期债务累计达1035万亿日元，达到GDP的205%。当年实际发行国债167.6万亿日元，其中转借债110.8万亿日元，即新债换旧债，用来延缓债务偿还期限。2013年，日本财税等国库收入为54.5万亿日元，财政支出为95.8万亿日元，新增赤字国债和建设国债合计36.9万亿日元。国债依存率为43%。其中，国债费用（国债还本+国债利息）高达23.5万亿日元，约占当年财政支出的24.3%。上述费用以利息和本金等形式回到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在日本市场利率趋零的流动性过剩背景下，超过20万亿日元的国债费用，为日本商业银行、邮政储蓄等相关机构带来了稳定的经营收入。为此，日本商业银行、保险机构、邮政储蓄、养老金等相关机构动用大量资金投入国债市场，最后各种国债又以国债费用、社会保障费用等形式返还金融机构或个人金融资产。个人金融资产则以储蓄和保险形式再次回归银行。在上述两个资金流通环节中，日本政府承担着过度的国债负担，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则享受着巨额资金回报。从长期角度看，如此大量的金融资本脱离实体经济而游走于政府、金融机构和个人之间，势必造成日本实体经济市场的货币流转不足，进而可以解释日本经济出现长期通货紧缩的根本原因。（参见图4-12）

图4-12 主要机构持有日本国债额度变化情况（万亿日元）

资料来源：日本银行数据。

日本大量公共债务的主要持有人是日本商业银行、保险、邮政储蓄以及中央银行等金融机构，民间个人和海外机构的持有比例较低。然而，日本公共债务体制中稳定的发行渠道和收益分配机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日本政府的过度债务负担，避免了日本公共债务偿还的集中爆发。因此，日本主权债务虽然高居发达国家之首，并超过GDP的200%以上，却从来没有发生像希腊、意大利那样的主权债务危机。

5.长期通货紧缩的影响及其治理

通货紧缩的政策根源在于日本政府过度举债后公共投资压缩而引起的供需失衡，它是在日本企业资产负债表危机背景下由于压缩公共投资而诱发的资金流动扭曲。其制度机理在于金融机构大量购买公共债务导致实体经济中货币流通量减少，进而造成了货币升值和物价下降。长期的通货紧缩可能诱发物价下降预期，进而抑制现实消费和影响经济增长。1998年以来日本的长期通货紧缩，直接表现为物价下降、就业环境恶化、失业率增加。对于企业来说，物价下降导致销售增长缓慢、利润下降，最终只能依靠压缩各种投资和成本来化解眼前的危机。因此，许多日本企业开始大量雇用钟点工、临时工，采取鼓励提前退休等手段来提高企业经营效益。

以浜田宏一、岩田规久男为代表的“通货再膨胀”派认为，通货紧缩是一种货币现象，要摆脱通货紧缩局面，必须采取非常规的金融政策。超级量化宽松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长期通缩背景下造成的经济萎缩，进而刺激股票市场和消费市场，增加就业人数。基于此，安倍政府采取了超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试图通过大规模向市场投放货币资本，人为制造通货膨胀预期，以刺激物价上涨，进而消除通货紧缩。为此，日本银行设定了2年内实现2%的通货膨胀目标，并大举购买日本国债。

从短期目标看，超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可以制造通缩膨胀预期，一定程度上促进雇佣和生产，推动经济增长速度。从长期目标看，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可以有效缓解日本政府国债压力和财政赤字压力，为日本根本改革现行财政制度和经济结构赢得时间。但是，必须看到，超量化宽松政策不能根本解决日本经济结构和分配结构中存在的现实问题，而且过度公共债务负担已经严重抑制了日本政府推行积极财政的现实能力。因此，安倍经济学的超量化宽松政策难以真正解决日本创新不足和经济低迷问题。

从逻辑上看，通货紧缩是经济低迷和长期萧条的结果，而不是原因。长期的通货紧缩虽然具有一定的副作用，但是，绝不能将消除通货紧缩作为政策目标，否则只能是舍本逐末，事倍功半。从根本上说，通货紧缩是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和国内创新能力不足背景下日本政府不得不咽下的苦果。解铃还须系铃人，消除通货膨胀，重振日本经济，只能依靠改革社会经济结构、增强日本经济活力、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等来逐步消除。

对于日本企业家来说，只要日本国内市场没有形成新的创新空间，没有出现良好的投资渠道，就不可能吸引大量资本转向国内实体经济，也就无法化解日本国内经济增长后劲不足问题。正如野口悠纪雄所言：简单的货币宽松政策只是一副暂时搁置问题的麻药。金融政策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量化宽松政策只是通过日本银行对财政赤字的融资。从长期角度看，在无税制改革和市场制约的条件下，日本银行无限制地购买国债，最终可能导致财政规则破坏和难以控制的通货膨胀。

6.过度公债与通货紧缩的政策警示

经历三十多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开始步入中速增长阶段。长期高速增长积累的矛盾和风险日益凸显，新问题、新风险不断涌现。一方面，国民经济面临产能过剩、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等艰巨任务；另一方面，国际经济环境复杂，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居民消费严重不足，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重重。如何在经济新常态下继续发挥国家宏观调整职能，如何充分利用财政、货币政策有效控制和化解各种风险和危机，是确保中国经济平稳过渡的现实课题。日本长期通货紧缩的成因及治理经验，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

首先，客观判断新常态下的经济走势，科学评估通货紧缩的现实性和风险性。

所谓新常态，是指在新的发展阶段，面临新问题、新风险和新机遇进行新的探索、改革和创造。一段时间以来，随着全球经济低迷和国内经济的下行压力，一些学者发出了中国通货紧缩的警告信号，且过于高估了通货紧缩的现实性和风险性。中国经济确实面临一系列现实问题，CPI、PPI指数确实不尽人意，经济走势客观上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而且还有进一步下滑的风险。然而，上述问题一定程度上是政府坚持宏观调控政策和推进供给侧改革的结果，是人为抑制过度消费需求（投机需求）的产物。与日本通货紧缩的经济背景、政策背景存在较大差异。日本的通货紧缩是在经济长期低迷的背景下发生的，是政府长期利用财政货币政策刺激失效条件下的产物。还必须看到，日本的通货紧缩是经济低迷的结果，而不是原因。通货紧缩虽然具有一定的副作用，但日本经济始终处于平稳发展状态。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并没有出现经济硬着陆，也没有出现欧美国家那种严重的金融危机。对于中国来说，中国内部国债对GDP的占比相对较小，国家拥有巨额的外汇储备，尚未形成严重的债务风险，政府继续利用财政手段和货币手段的政策空间依然充裕。

其次，适度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注意防范公共债务累积风险。

从中国当前经济形势和现实问题来看，一方面CPI指数裹足不前，民间投资整体乏力，大量产能过剩，产业结构亟待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则是社会游资潮流性涌动，炒房、炒股、地王等现象不时出现，房价虚高，大量社会游资找不到富有潜力的投资点。与此同时，国有企业不仅控制着金融、电信、铁路、电力等垄断部门，而且还大量占据着钢铁、制造、房地产、粮食、商业甚至超市等竞争性行业，竞争型国有企业长期与民争利，挤压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20世纪70年代，日本曾经同样面临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等多重困难，而且还遭遇了二次石油危机重创。然而，日本政府充分利用积极财政政策，刺激有效需求，积极利用产业政策诱导产业转型升级。日本民间企业依靠长期技术积累和坚持自主创新，最终成功实现了后进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赶超。然而，赶超之后的日本政府一直难以摆脱依靠公共投资的经济刺激模式，结果形成了超额的公共债务积累和严重的财政风险。因此，今天我们在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必须努力贯彻平衡财政原则，高度警惕过度依靠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惯性，避免重蹈日本由于过度公共投资、过度国债而最终导致通货紧缩的覆辙。

与过分注重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比，政府应该着力调整经济结构，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使国有企业有序退出竞争性行业，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真正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和制度环境。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最终只能依靠市场机制的基础型作用，由市场机制自我调节产业布局和升级换代，而不是由政府越俎代庖。政府的宏观调控在于指导而不是命令，积极财政和货币政策只能是补充、补救而不是主动，政府应该为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和抵御风险留出充分的政策空间。

注释

[1]白川方明「デフレ脱却へ向けた日本銀行の取り組み——日本記者クラブにおける講演——」2012年2月17日。https://www.boj.or.jp/announcements/press/koen_2012/data/ko120217a1.pdf

[2]西田雅彦「金融政策に何を期待するか」『みずほリサーち』May2003。http://www.mizuhori.co.jp/publication/research/pdf/research/r030501point.pdf

[3]榊原英資「日本が構造デフレを乗り切るために」『中央公論』2002年7月号。

[4]斉藤誠「インタビュー:日銀緩和、正気の沙汰と思えない」Reuters 2013年4月5日。

[5]吉川洋『デフレーション——日本の慢性病の全貌を解明する』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2013年。

[6]岩田規久男「なぜ，日本銀行の金融政策ではデフレから脱却できないのか」『経済研究所年報』第25号、2012年。

[7]第一勧銀総合研究所編『基本用語からはじめる日本経済』日本経済新聞社〈日経ビジネス人文庫〉、2001年、第99頁。

四、日本长期通货紧缩的制度根源与治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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