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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的贤妻良母观及其与日本良妻贤母观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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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廷璆等

四中国的贤妻良母观及其与日本良妻贤母观的比较

贤妻与良母，曾经是中国传统女性形象的典范。近代以来，由于受日本“良妻贤母主义教育”的影响，中国开始出现了“贤妻良母”的新概念。然而，由于中日两国社会历史环境的不同，中国的“贤妻良母”与日本的“良妻贤母”存在着很大差异。

（一）贤妻良母——日本良妻贤母观对中国的“逆输入”

在以男性为中心的中国封建社会，女性的身份只是在家庭：未嫁为女，既嫁为妻，生子为母。男人社会希望女性成为好妻子与好母亲，故对妻职与母职的要求及规范也随之产生。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有了“贤母”“良妻”等概念，比如：

《战国策·赵策》：“故从母言之，之为贤母也。”

《史记·魏世家》：“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

此后，在中国史籍中，常有贤母、良妻、贤内助、贤妇人之类的称呼出现。做一个贤妻与良母成为女性最高的人生价值，她们会因此受到男权社会的称颂，会被记载在男人专权的典籍中。

尽管中国早就有“贤妻”“良母”，或曰“良妻”“贤母”之类的提法，但是，什么样的母亲为贤母？什么样的妻子是良妻？在中国史籍中却很难找到明确的答案。从先秦时期就已出现的三从四德的规范，到历代女教书连篇累牍的倡导，女子的良与贤的标准，似乎用两个字便可概括：服从。这是因为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由于夫妻关系的主从性质的存在，妻子的本分与职责就是为满足丈夫的需要而存在的，人们要求妇女的只有顺从与驯服。也许可以用曹禺的名作《雷雨》中家长周朴园对妻子繁漪的态度来说明：周令繁漪吃药，繁漪表示不想吃，周说：“就是自己不保重身体，也应当替孩子做个服从的榜样。”“服从的榜样”，就是封建礼教对贤妻与良母最重要，也是最具体的要求与认定，做到这一点就足够了，而没有必要对妻职与母职的作用及重要性进行理性的思考，所以贤妻与良母也只能是模模糊糊的概念。诚如《中国妇女生活史》的作者陈东原所说的那样，从前只有“慈母”，哪有“贤母”？有一二贤母，如欧母陶母之类，那也是入圣超凡一般，非一般妇女所可望其项背，试问不学无识的女子，怎么能画荻，怎么能和丸？从前“良妻”的含义，哪有后世“良妻”的含义丰富？中国从前妇女的标准，只有她做一个驯服的好媳妇，并不想要她做一个知情识义的贤妻！^[1]

正因为中国早就有“贤妻”“良母”，或曰“良妻”“贤母”之类的提法，使许多中国人认为“贤妻良母”是中国古来就有的儒家女性观，这不过是一种误解。把“贤妻”与“良母”联系起来，形成“贤妻良母”这一特定概念实际上要比人们的想象晚得多，是近代以后的事情。在中国的《辞海》《中国成语大辞典》等辞书中均没有“贤妻良母”这一词条，便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贤妻良母”并非古而有之的概念。对于深受“女子无才便是德”观念影响的中国人来说，或许很难想到，“贤妻良母”是首先由日本人作为女子教育理念提出来，并由日本“逆输入”到中国的。

在封建时代的日本，日本人虽接受了中国儒家男尊女卑的思想，而女子教育却在一定程度受到提倡。至幕末，已有15%的女子能识字，这为近代日本女子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明治维新后，由于文明开化运动的影响和西方文化的传入，人们认识到进行女子教育、提高母亲素质的重要性。1872年，在文部省发布《学制》时，把“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作为目标，要求“洗从来女子不学之弊”“女子要与男子一样接受教育”。启蒙思想家批判儒家女子道德，把与男子具有同等权利、在教育子女方面颇有见识的西欧妇女作为理想的母亲的形象，提出造就在人格上与丈夫平等、具备足够的教育子女的教养与知性的母亲是社会的重要任务。1875年，启蒙思想家中村正直在《明六杂志》上发表了题为《造就善良的母亲说》的文章，指出“只有绝好的母亲，才有绝好的子女”“造就善良的母亲要在教女子”。后来，另一位启蒙思想家、文部大臣森有礼进一步强调：“女子教育的重点在于培养女子为人之良妻，为人之贤母，管理家庭，熏陶子女所必需的气质才能。国家富强之根本在教育，教育之根本在女子教育，女子教育发达与否与国家安危有着直接关系。”^[2]这里，森有礼直接借用了中国古典中“良妻”“贤母”的概念，却赋予它们全新的内涵，并把中村正直的“造就善良的母亲说”发展为培养“良妻”和“贤母”。中村正直的“造就善良的母亲说”和森有礼的培养“良妻”“贤母”的女子教育观是近代日本新的女性观——良妻贤母论的起源。到19世纪末期，随着女子小学入学率的提高，日本政府又开始发展中等女子教育。1899年（明治32年）2月，日本政府颁布了《高等女学校令》。在战前日本社会，女子一般都在十六七岁结婚。对大多数女子说来，高等女学校（相当于现在的初中）实际上是最终教育机关。当时的文部大臣桦山资纪是这样解释发展中等女子教育之目的的：“只以男子的教育是不能达到健全的中流社会的，要有善理其家的贤母良妻，才能增进社会的福利。……高等女学校的教育在于培养学生于他日嫁到中流以上家庭后成为贤母良妻的素养。故在涵养优美高尚的风气和温良贞淑的资性的同时，要知得中流以上生活之必需的学术技艺。”^[3]继任的文部大臣菊池大麓也将推进女子中等教育作为重要任务。1902年（明治35年）菊池大麓在高等女学校校长会议上发表演说时更明确地指出：“良妻贤母是女子的天职”“高等女学校是为了实现这种天职而进行必要的中流以上的女子教育机关。”^[4]桦山资纪和菊池大麓两位文部大臣的公开讲话将高等女学校的办学思想和教育目标说得再明确不过：仅仅有男子是不能实现国家的发展的（即达到所谓“中流社会”），必须培养与之相匹配的良妻贤母。《高等女学校令》的颁布，标志着培养“良妻贤母”已经成为国家公认的女子教育理念。尽管此时的“良妻贤母主义”思想已经染上了浓厚的儒教的、国家主义的色彩，但是从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以图国家的富强的角度强调发展女子教育，是近代日本女性观的重大变化，“良妻贤母主义”也因此成为近代日本女子教育的代名词。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仅仅几十年时间就迅速发展成为东方强国，过去曾受中国文化熏陶的东隅小国突然间令中国人刮目相看。一些有识之士便开始学习日本，并通过日本学习西方。自19世纪后期起，形成了中国人赴日考察、留学的热潮。据说仅在下田歌子创办的以培养良妻贤母为宗旨的实践女学校，从1901年开始的十四年间就接收了包括秋瑾在内的二百数十名中国女留学生。^[5]故“良妻贤母”或“贤母良妻”这一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的提法很快传入中国。据调查，1904年《女子世界》第4期刊载的丁初我的《女子家庭革命说》与该杂志同年第12期刊载的苏英在苏苏女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说，以及1905年《顺天时报》刊登的《论女子教育为兴国之本》一文中，都使用了贤母良妻一词。^[6]这当是中国最早使用这一概念的文字资料。

资料记载表明，中国开始使用“贤妻良母”或“良妻贤母”的口号，是与日本的影响分不开的。20世纪初就有人指出，“贤母良妻之主义自日本传染而来”^[7]，1917年《新青年》上发表高素素的署名文章《女子问题之大解决》，其中提到，“良妻贤母之说，盛唱于日本，吾国近日亦稍稍有其趋势”^[8]。鲁迅在1925年所做的《坟·寡妇主义》一文中也曾谈到贤妻良母主义与日本的渊源：

他（指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的范源廉——作者注）当前清光绪末年，首先发明了“速成师范”。一门学术而可以速成，迂执的先生们也许要觉得离奇罢；殊不知那时中国正闹着“教育荒”，所以这正是一宗急赈的款子。半年以后，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师资就不在少数了，还带着教育上的各种主义，如军国主义，尊王攘夷主义之类。在女子教育，则那时候最时行，常常听到嚷着的，是贤母良妻主义。

中国贤妻良母观念的产生是一个文化“逆输入”的过程：中国儒家规范妇女的“良妻”“贤母”概念在对日本产生影响之后，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被上升为具有理性思考的“主义”，成为近代社会的妇女规范，然后又在近代以来学习日本的潮流中影响到中国。

（二）学与不学——贤妻良母与良妻贤母的差异

从日本良妻贤母思想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出，近代以来，日本人非常重视妻子作为丈夫的内助和母亲教育孩子所应具备的贤良，有知识、有文化，始终是近代日本妇女的“贤”与“良”的主要标准之一。占全人口半数的妇女在知识、教养水平提高以后，作为子女的第一任教师，对子女的教育和整个国民素质的提高都有着积极的作用，日本妇女因此而享有“教育妈妈”的美称，这对近代日本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难以估量的。笔者多次赴日考察，不论是在繁华的东京，还是在偏僻的北海道乡间，都曾目睹不少温文尔雅、知书达礼的耄耋老妪，她们是近代日本女子教育之发达的最好见证。

中国古代自孔子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儒家女性观提出后，男尊女卑思想便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成为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最高要求和评判尺度，也成为女性的行为规范和自我完善的标准，女子教育历来不受重视。女性作为妻子与母亲，不论多么“贤”与“良”，都与“学”无缘。封建礼教要求女子深居闺阁，足不出户，她们最重要的本分是服从，根本没有学习知识的必要，“女子无才便是德”“妇人识字多诲淫”一直是封建社会评价女性的道德标准。在传统的价值观念中，女德远远重于女才。舆论上褒奖的只是恪守妇道、视贞洁如生命的良家妇女，至于有没有才并不重要。也有主张妇女识字的，不过要有限度。如《温氏母训》中就讲：“妇女只许粗识柴米鱼肉数百字，多识字，无益有损也。”再加上缠足恶俗的摧残，妇女几乎成为半残废，连家门都不易跨越，何以迈向学堂？于是，在旧中国，绝大多数劳动妇女都是目不识丁的文盲。19世纪末期，有人这样形容女子无学的现状：“妇女不得入学，以无才为福也，习以不教，不识文字，稍弄笔墨，涂丹黄，填韵语，则号为闺秀矣。”^[9]这种情况造成了中国女子教育事业的落后。如果与日本相比，存在以下三方面差距。

首先，中国近代女子教育起步甚迟。19世纪70至80年代，当中村正直、森有礼等启蒙思想家在日本提出“造就善良的母亲，要在教女子”，“国家富强之根本在教育，教育之根本在女子教育”的时候，中国仅有少量的西方传教士创建的女子学校。不仅没有自己的女子学校，就连提倡女子教育的人也几乎不存在。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使以康有为、谭嗣同和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认识到“欲强国必由学校”，“西方全盛之国，莫若美；东方新兴之国，莫日本若”，之所以如此，因美国是“女学最盛者”，而日本是“女学次盛者”。^[10]这些维新志士感悟到中国积弱之本是“自妇人不学始”。于是，在维新运动推动下，19世纪末期，中国出现了由中国人自己创办女学的热潮，陆续出现了一些民办和私立的女子教育机构。而此时，日本文部省已发布《高等女学校令》，确定了良妻贤母的女子教育理念，开始发展中等女子教育了。可见，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起步要比日本晚20多年。

其次，官办女学的创立更迟。日本近代女子教育事业之所以能较快发展，主要是得益于政府的大力推动。早在中村正直、森有礼等人提出良妻贤母主义的教育思想之前，明治政府就已经注意到女子教育问题。1871年，明治政府派遣津田梅子、永井繁子等五名少女随岩仓使节团同时赴美国留学。并通过法律、政令敦促各级政府办学和女子入学。这无疑为女子教育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保障。而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的振兴中国女子教育的主张尽管已经比日本迟了20多年，却没有得到顽固、守旧的清政府的支持。19世纪末期出现了创办女学的热潮，但仅仅是民间和个人的行为。由于维新变法运动的失败，维新志士们创办女学的理想严重受挫。在清政府于1903年颁布的“新学制”中，并没有承认和确定女子教育的地位。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清政府设立学部，仍将女学归入家庭教育法，即女子教育仍属于家庭教育的范畴。直到1906年，迫于高涨的反帝、反封建运动的压力，清政府才不得不开始将女学列入学部职掌。1907年，始拟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据此，女学堂和女师范学堂才开始在各地设立，女子教育从此才在中国教育系统中有了位置。而就在同一年，日本女子小学入学率已经达到96.1%，与此同时，高等女学校也有了较大发展。到1910年（明治43年），全国已有高等女学校193所，学生56239人。^[11]故若论官办女学的创办，中国至少要比日本迟30多年。

最后，中日近代女子教育的不同结局。明治维新后，日本从官到民都重视女子教育，因此，近代女子教育的发展颇有动力。在中国官办女学刚刚起步的时候，日本就已经普及了女子六年制义务教育。日本女子教育的盛况如清末留日学生王桐龄所言：“女子教育机关相当发达，自国立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私立之女子大学以外，特殊之女子职业学校甚多，女子之不受教育者居最少数，体力脑力当然相当发达。”^[12]相比之下，中国的女子教育情况与日本形成巨大反差。根据教育部颁布的1915—1916的教育统计，当时全国的小学、中学及其师范学校的女子学生总数仅有180940人，不足当时女性人口的0.1%。^[13]时人对此颇为感叹：“女子教育无可言矣，若大学校、专门学校，女子竟无一校无一人，不更可羞耶？”^[14]另据中华教育改进社1922—1923年的调查，在全国1181个县中，仍有423个县没有女子初等小学，1161个县没有女子高等小学。^[15]总之，由于帝国主义的掠夺和长期的战乱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使教育事业受到严重制约，民众（尤其是广大农民）生活的极端贫困，千百年来“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的影响等诸多因素造成旧中国女子教育事业裹步不前。绝大多数劳动妇女长期处于“无学”状态。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国女童的入学率不足15%。^[16]而日本在颁布《学制》的翌年即1873年就已经达到了这个水平（15.4%）。^[17]因此，从女子教育的普及情况来看，旧中国要比日本落后将近80年。

（三）贤妻良母与良妻贤母的不同命运

中日两国近代社会的不同性质给两国妇女带来了不同的命运，必然对良妻贤母观产生不同的影响。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经过一系列改革，迅速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命运，并跻身于资本主义强国之列。近代国家要求的女性形象已经不仅是恪守妇德、践行女教的好妻子、好母亲，其是否“良”与“贤”，还有一个重要标准，就是是否有知识、有文化，是否有作为近代国家国民的自觉。虽然良妻贤母论的提出是以家庭的存在为前提的，而且在多数情况下，妇女的“职业”仅仅是料理家务，生儿育女而已，但是，这些都被与国家的利益联系起来。近代著名教育学家成濑仁藏（日本女子大学的创始人）曾提出要把“作为人的教育”“作为女人的教育”“作为国民的教育”作为女子教育的目标，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社会的人、作为一个尽职的女人、作为一个近代国家的国民，这三者是良妻贤母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可以说日本的贤妻良母论具有强烈的资本主义色彩。因而在整个日本近代史上，不仅有一批有志于女子教育的教育家（包括女教育家），而且有较为系统的女子教育理论，使女子教育能够快速普及。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已经沦为半殖民、半封建国家。甲午战争之后，更是面临着亡国的危险。当日本的良妻贤母论传入中国的时候，反帝、反封建是中国社会的主要任务。维新派奋起救国，深感力量单薄，于是想到发动占人口一半的妇女参加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他们以不缠足和兴女学为出发点，争取妇女在身体和精神上的解放。可见，倡办女学，培养贤妻良母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救亡图存，此时人们对妇女解放的热情实际上远远超过了女子教育。对于长期受压迫的女性来说，争取个人的生存权利，争取与男性平等的地位要比做一个贤妻良母更为迫切和重要。于是在中国近代史上出现了像秋瑾那样的反封建的进步女士，当她走上革命道路之日，便不能不放弃做贤妻良母而抛夫弃子离家而去。1904年，秋瑾到日本留学，在下田歌子（1854—1936）创办的实践女学校就读。但是下田歌子培养良妻贤母的办学宗旨与秋瑾所追求的精神和理想格格不入，使秋瑾十分失望，一年之后，她就离开了实践女学校。秋瑾的经历很能说明当时的人们对贤妻良母的看法。在秋瑾身上，人们已经看到了追求解放的女性与贤妻良母的对立。在秋瑾同时或稍后，一批生长在较为开明的上层社会家庭或知识家庭的女性，也不约而同地鄙视并拒绝贤妻良母的角色，进入到要求妇女解放和女子参政的队伍中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同样涌现出许许多多女革命家，论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女教育家。为了妇女解放和挽救民族危亡，这些本来有可能是贤妻良母的出色女性放弃了自己在家庭中的角色。至于广大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无法入学学习的劳动妇女，知识和学问根本无从谈起，因此很难成为有知识的贤妻良母。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状况使广大妇女不可能像日本妇女那样在和平的环境下去接受教育和知识的熏陶，国尚且难保，谈何有家？谈何有教育的发展？于是，被压迫与被奴役的社会现实一方面造就出远远多于日本的女革命家，另一方面却很少培养出有知识的妻子与母亲。久而久之，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就形成这样的心理定式：第一，贤妻良母与受教育、有知识并无直接联系；第二，贤妻良母与事业型女性是对立的，一个女人，要么离开家庭搞事业，要么守在家里做贤妻良母，二者难以两全。如著名文学家老舍先生在1936年写的《婆婆话》一文中谈娶妻标准时写道：

一个会操持家务的太太实在是必要的。假如说吧，你娶了一位哲学博士，长得也顶美，可是一进厨房便觉恶心，夜里和你讨论康德的哲学，力主生育节制，即使有了小孩也不会抱着，你怎办？听我的话，要娶，就娶个能作贤妻良母的。尽管大家高喊打倒贤妻良母主义，你的快乐你知道。这并不完全是自私，因为一位不希望作贤妻良母的满可以不嫁而专为社会服务呀。

假如一位反抗贤妻良母的而又偏偏去嫁人，嫁了人又连自己的袜子都不会或不肯洗，那才是自私呢。不想结婚，好，什么主义也可以喊；既要结婚，须承认这是个实际问题，不必弄玄虚。^[18]

老舍的一席话实际上反映出人们不能把贤妻良母与有知识统一起来，虽然已事隔半个多世纪，今天看来这番话仍然有一定代表性。

基于上述原因，日本的“良妻贤母”论与中国的“贤妻良母”论在两国社会和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完全不同的。在日本，“良妻贤母主义”虽然在明治后期一度受到社会主义者的批判，但是，由于这种教育思想与战前日本家族国家观的意识形态非常吻合，所以不仅作为国家公认的女子教育理念而存在，而且一直是女性的行为规范和战前日本女性观的主流，可以说“良妻贤母主义”在日本是深入人心的。中国则不同，在20世纪初期自“良妻贤母”的口号出现后，并没有出现像日本那样的推动女子教育迅速发展的盛况，而是很快成为人们批判的对象。1909年2月，陈以益在《女报》第2期上发表《男尊女卑与贤母良妻》的文章，指出“贤妻良母主义，非与男尊女卑之谬说二而一，一而二者乎”，“今之贤母良妻，犹识字之婢女，而其子其夫犹主人。贤母良妻之教育，犹教婢女以识字耳，虽有若干之学问，尽为男子所用”。作者呼吁妇女“勿以贤妻良母为主义，当以女英雄豪杰为目的”。^[19]在新文化运动中，一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猛烈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和传统道德，他们尤其关注妇女问题，对贤妻良母观念提出否定。有人撰文指出，“贤妻良母”的教育方针“不过造成一多知识之顺婢良仆，供男子之驱策耳”^[20]，“如忠臣孝子贤妻良母之规范，为新教育所不容”^[21]。1918年，胡适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发表题为“美国的妇人”的演讲，其中指出：“我是堂堂的一个人，有许多该尽的责任，有许多可做的事业，何必定须做人家的良妻贤母才算尽我的天职，才算做我的事业呢？”胡适提出了“超贤妻良母主义的人生观”，也就是“自立”的观念。“自立”的意义，就是“要发展个人的才性，可以不倚赖别人，自己能独立生活，自己能替社会做事”^[22]。也有人指出“中国办女学的人到现在却开口还只是谈良妻贤母主义，并不愿意女子做独立的人，这种奴隶教育有什么用处呢？所以中国女子精神上最重要的解放就是打破良妻贤母的教育，而换以一种‘人’的教育，女子知道自己是‘人’，才能自己去解放！”^[23]在抗日战争时期，针对社会上出现的主张妇女回家的“新贤妻良母主义”，各界对贤妻良母论的批判又一次达到了高潮。当时任中共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也亲自撰写了题为“论贤妻良母与母职”的文章，指出“贤妻良母”是“专门限于男权社会用以束缚妇女的桎梏，其实际也的确是旧社会男性的片面要求”。^[24]于是，在中国，自贤妻良母的口号出现以后，大部分时间是作为男尊女卑的产物和歧视妇女的陈腐观念而被人们批判和唾弃的，以至于“贤妻良母”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胸无大志、碌碌无为女性的代名词。尤其是在今天，“贤妻良母”未必是对女人的恭维，相反却有着强烈的讥讽之义。

结语

1949年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实现，女子无学的状况得到根本改观。“贤妻良母”早已成为落后于时代的概念，取而代之的是“提高妇女的素质”。国务院1995年8月7日制定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将“妇女的整体素质有明显提高”作为到20世纪末中国妇女发展的总目标之一。所谓素质，最主要的还是文化素质。由于目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尚不平衡，加上旧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即使在今天，在偏远农村和贫困地区，女子入学受教育仍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到1990年，中国女性有文化人口所占的比例只有43.55%。^[25]在全国两亿多文盲中，妇女就占70%。这种情况直接影响到妇女参政和妇女就业，也使妇女人才的开发远远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没有文化的妇女是无法摆脱愚昧的。在农村，由于“女文盲”“女法盲”多有存在，使不法分子能轻而易举地从事残害妇女的犯罪活动，致使买卖婚姻、拐卖妇女、卖淫嫖娼等社会丑恶现象屡禁不止。

妇女素质的提高，还包括女性特有的修养的提高。笔者认为，实现妇女解放与妇女应有的修养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如果强调了前者而丢掉了后者，那就是失败。在这方面，日本妇女很值得中国妇女学习。本人在日本期间有机会接触各个阶层的妇女，深深感慨于她们心灵手巧（如很多人都有音乐、插花、折纸、绘画、裁缝、编织等功底），娴静典雅，彬彬有礼，颇有女性魅力。而在中国，由于长期对贤妻良母观的鄙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人们过分强调“男女都一样”，使许多女性身上中国妇女传统的温柔、贤惠的美德越来越少了，不屑做贤妻良母的多了。不少人不仅缺乏女性特有的修养，而且在语言与行为方面都呈男性化倾向。许多“职业妇女”拙于母职与妻职，有些人甚至已经与那些本属于“女红”的技艺无缘了，这不能不说是女性的悲哀。

另一方面，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贤妻良母仍然是男人对女人的普遍心理期待，也是社会对妻子与母亲角色是否称职的评价。根据《东方女性》杂志所做的调查，男人心目中的好女人的标准依次为：1.温柔；2.贤惠；3.气质好；4.重感情；5.勤劳；6.漂亮；7.页洁；8.重家庭。而“有知识”仅排在第13位，“有品味”排第21位，“独立”竟排第22位。^[26]

综上所述，近代以来的贤妻良母观虽然是受日本的影响而产生，但是从来就没有知识和教育的内涵，这是中国的贤妻良母观与日本的良妻贤母观的根本区别。从家庭教育的角度而言，没有文化的妇女很难胜任子女第一任教师的角色，“妇学不讲，为人母者，半不识字，安能教人？”^[27]一个多世纪之前维新志士就发出这种感叹，今天，批判封建传统道德，提高妇女的教养，造就有知识的贤妻良母仍是我们面临的艰巨任务。

注释

[1]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323页。

[2]大久保利謙：《森有礼全集》第1卷，宣文堂書店，1972年，第611頁。

[3]1899年7月25日《教育時論》。

[4]1902年5月5日《教育時論》。

[5]瀬地山角等：《東アジアにおける良妻賢母主義》，東京大学中国学会：《中国——社会と文化》第4号，東京大学出版会，1989年，第281頁。

[6]参见姚毅：《中国における賢妻良母言説と女性観の形成》，中国女性史研究会編：《論集中国女性史》，吉川弘文館，1999年，第117頁；東京大学中国学会：《中国——社会と文化》第4号，第280頁。

[7]陈以益：《男尊女卑与贤母良妻》，《女报》1909年第2期，引自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書店，1977年，第482页。

[8]《新青年》，1917年第3卷第3号。

[9]徐勤：《中国除害议》，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資料》下，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953页。

[10]梁启超：《论女学》，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146页。

[11]森秀夫：《日本教育制度史》，学芸図书株式会社，1991年，第80頁。

[12]王桐龄：《日本视察记》，北京文化学社，1928年，第129页。

[13]黄炎培：《读中华民国最近教育统计》（1919年），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資料》下，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356页。

[14]同上。

[15]卢燕贞：《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史》，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第71页。

[16]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研究所等编：《中国妇女统计资料》（1949—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年，第128页。

[17]森秀夫：《日本教育制度史》，第32頁。

[18]老舍：《婆婆话》，1936年9月5日《中流》，第1卷第1期。

[19]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第482、484页。

[20]高素素：《女子问题之大解决》，《新青年》，1917年第3卷第3号。

[21]华林：《社会与妇女解放问题》，《新青年》，1918年第5卷2号。

[22]胡适：《胡适文存》4，东亚图书館，1928年，第41页。

[23]罗家伦：《妇女解放》，梅生编：《中国妇女问题讨论集》第1册，新文化书社，1923年，第10页。

[24]《妇女之路》，1942年9月第38期。

[25]沙吉才主编：《当代中国妇女家庭地位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3页。

[26]《东方杂志》，2000年第9期。

[27]梁启超：《论幼学》，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文选》，第149页。

四中国的贤妻良母观及其与日本良妻贤母观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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