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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与“一亿总动员”
- 六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与“一亿总动员”
- 📚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作者：吴廷璆等

六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与“一亿总动员”

军国主义是把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一切为侵略战争服务的黩武思想和行动。从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到发动太平洋战争，日本的国家政治、经济、思想、教育被全部纳入侵略战争的轨道，作为社会构成细胞的家庭及社区组织——町内会、部落会、邻保班也被军国主义政权充分利用，实施“一亿总动员”，把全体国民驱向战争。与青壮年男性作为军人直接在“前方”参战遥相呼应，其他人及家庭按照战争的需要，作为“军国少年”“军国少女”“军国妇女”“军国之妻”“军国之母”“军国家庭”组织起来，参加“铳后奉公”（意为后方支援），构成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社会基础与民众基础。

（一）“一亿总动员”中的家庭动员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日本政府于1937年9月开始实施“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继而于1938年4月颁布《国民总动员法》，要求所有国民进入战时体制。在无数青年男子走上战场的时候，全国2000万妇女作为法西斯妇女团体“大日本妇人会”的成员参加“大政翼赞运动”，承担后方生产，支援前方作战。可以说，家庭动员是日本军国主义政权提出的“一亿总动员”的现实基础。

按照对外侵略战争的需要，军国主义政权对家庭的最高要求是“养育作为皇国民的子女”，保证战场兵员，要求作为妻子与母亲的女性把生儿育女作为日本家庭的最高使命，如在太平洋战争中走向衰势的1943年2月，自由学园学园长羽仁元子（音）在其亲自主办的《妇女之友》杂志上发表文章《日本家庭家族的使命当今达到最高潮》^[1]，鼓励母亲们送子上战场：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认识到作为家族国家之家庭的伟大力量。作为陛下的赤子而生，被历代天皇之仁慈养育的日本人，只要不是持有极其错误的思想和不纯感情的人，都会自然地把日本人的思亲爱子的感情与思国爱国的感情联系起来，思家之心越深，当然爱国之情越甚，所以对自己的孩子不论多么喜欢疼爱，一旦应征，都祝贺他，鼓励他，高高兴兴地把他送上战场。只有作为家族国家的家庭，才能在世界各国的家庭中产生如此真正的模范，在感谢的同时痛感家庭的重大使命和责任。

在战争中，过去只知相夫教子的旧的贤妻良母形象已经不适应战争的要求，“新贤妻良母”的标准则是“培育日本的小国民，一旦需要则舍命报国”。很多妻子与母亲争相把军国主义政权的号召化作自觉的行动。侵华士兵东史郎在接到征召令即将走上战场的时候，前来送别的母亲没有不舍和难过，反而鼓励他“这是一次千金难买的出征。你就高高兴兴地去吧！如果不幸被支那兵抓住的话，你就剖腹自杀！因为我有三个儿子，死你一个没关系”^[2]。1931年，侵华日军步兵中尉井上清一的新婚妻子千代子为使丈夫在前线作战没有牵挂而自刎，被誉为“昭和烈妇”在靖国神社祭祀，其“军国美谈”被写进教科书、编成剧本、拍成电影。这只是无数“军国之母”与“军国之妻”的缩影，她们用亲人的生命践行了“忠君爱国”的实践。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政府每年都表彰有两名以上战死者的“皇国之家”，但这种献血换来的美誉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了战争的残酷，战争遗属的生活及子女的扶养都成了战后日本的社会问题。

家庭最重要的功能——生育功能，被军国主义政权赋予政治使命。明治维新之后，增加人口被作为富国强兵的基本国策，1936年，日本人口首次超过7000万人。由于发动对外侵略战争，且战线不断延长，人力不足的压力日益凸显，日本政府遂推行全面的人口扩张政策。1938年4月，公布了《国家总动员法》，规定“国家总动员即在战时及事变时，为了达到国防目的最有效地发挥国家的全部力量，对人力、物力资源进行统制运用”^[3]，明确指出国民是由国家统制运用的“人力资源”。1939年9月，厚生省予防局民族卫生研究会发布《结婚十训》，核心是鼓励生育，增加人口，其最重要、最具蛊惑性的一条“为了国家生吧，繁殖吧”，成为战争期间家喻户晓的生育动员令。1941年，近卫文麿内阁制定并发布了《人口政策确立要纲》，在这份战时人口政策的纲领性文件中指出：“建设东亚共荣圈，谋求其久远、健全发展是皇国的使命，为达此目的，确立人口政策，使我国人口急速且永远地发展增殖，谋求人口资质的飞跃性提高，确保于东亚的统治能力，合理分配人口是当务之急。”^[4]在这个纲领下，确立了20年内总人口达到1亿的目标。^[5]1941年时，日本的人口大约7200万人，为了实现到1960年增加2800万人的目标，每对夫妇要生五个孩子。该“要纲”出台后，全国上下立即掀起了大张旗鼓的“人口战”，早婚多育被提升为对国家的“奉公”行为，以增殖人口为己任，充满健康美，能多生孩子的“翼赞美女”成为新时代美女标准。1941年，大政翼赞会发起“扑灭柳腰运动”，发布“新女性美十则”，其中包括“能吃、肥胖”；“身体结实，胸部丰满”；“腰骨粗大，能够支撑体重”，“脸庞晒黑也值得骄傲”，彻底颠覆了“瓜子脸，白皮肤，溜肩细腰”的传统美女形象。每个家庭都成为一架战争兵员的生殖机器。厚生省从1940年开始表彰“优良多子女家庭”，希望借此推动增殖人口，首次被表彰的家庭在结婚20年里生了16个孩子，被称为“日本第一宝宝部队”，孩子的父亲表示“十个男孩子全部去当兵”。在战争条件下，所谓表彰，不过是奖状及镜饼（供奉神灵的扁圆形年糕）、肥皂、扇子、包袱皮等一些家庭常用物品。由于国民积极支持与配合了人口扩张政策，使日本在人员大量伤亡及经济状况艰难的条件下仍然保持了人口增长，1937年为7063.0万人，1945年为7214.7万人。

对外侵略把所有国民卷入战争体制，家庭生活中的衣食住行亦不例外。“虽一碗饭，一件衣服也非个人之物，即使休闲、睡觉也与国家相联系，绝非私事。我等需牢记，即使私人生活也要归顺天皇，服务国家。”^[6]在饮食方面，在“国防从厨房开始”的号召下，国民“遵守食堂的战时性”，面对粮食供应日趋紧张，吃“国策炊”（在蒸米饭前用水充分浸泡的所谓“增量法”）和“决战非常食品”（用芋头、野菜等制成的食品），忍饥挨饿推广这些“国策料理”。营养不良造成国民体质明显下降，比如，14岁少年的平均身高从1939年的152.1厘米下降到1948年的146厘米，平均体重从43.6公斤下降到38.9公斤。^[7]在穿着方面，1940年11月，政府颁布第725号敕令，实行国民统一着装，要求男性穿与陆军军服相似的“国民服”，取代和服与西服，作为在平日及冠婚葬祭等正式场合穿着的服装。统一服装的目的是唤起人们的“战争非常时期意识”，“只有穿上同样的服装才能灭却个性，激励奉公之心”。虽然没有对女式“国民服”的具体规定，但是女性的长袖长裙又束腰的和服因不便活动而受到越来越多的指责，于是，原本作为东北地区妇女的劳动服——扎腿式的劳动裤成为女性的标准服装。由于棉花在战争期间全被用于生产军需品，在“为了国家而堂堂正正地穿着织入爱国心的衣服”的号召下，人们只能穿不结实、不暖和又易出褶皱的人造纤维做的衣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物资供应进一步紧张，1942年开始实施衣料凭票供应的配给制度，当时的商工大臣岸信介专门就“决战期的服装生活”发表讲话，宣称“决战服装生活”就是“把纤维变成战斗力”，“有效的利用闲置衣物是决战下的紧要大事”，“做新衣服就等于从前线拿走等值的武器，从前线士兵那里拿走飞机、子弹来打扮自己”。^[8]在这种宣传下，《妇女画报》《主妇之友》等杂志纷纷介绍用旧和服、旧西服改制国民服和女性标准服的做法。

为了进一步强化战争体制，将有限的资财用于战争，1940年7月7日，日本政府发布了“奢侈品等制造贩卖限制规则”（即“七·七禁令”），禁止制造贩卖战时生活中“没有也无妨”的绢制服装、戒指、领带及各种宝石类装饰品，同时要求人们降低生活标准，对一些生活物品的档次、价格做出规定，如200日元以上的衣柜、60日元以上的梳妆台、80日元以上的西服、50日元以上的手表、35日元以上的皮鞋、5日元以上的钢笔等都属奢侈品。“七·七禁令”发布后，“奢侈是敌人”立即成为流行语，民众群起与“奢侈”开战。东京市内到处可见“奢侈是敌人”的大幅警示牌及“是日本人的话就不要奢侈”等标语。自发组成的“妇女挺身队”“奢侈监视队”上街巡逻，见到穿着华丽的女性就警告其“不要穿漂亮衣服，不准戴戒指”，如有不从者，就强行破坏其装束。在各种各样的“奢侈”行为中，女人烫发成为首先禁止的对象，东京本乡的町内会甚至张贴出“禁止烫发者在我町通过”的告示，如果发现烫发者，就强迫其剪掉。为贯彻“七·七禁令”，日本理发美容联盟指导部专门设计了四种不用火烫、电烫的“淑发”发型加以推广，包括面向事务人员的效率型、时局型，面向主妇的贞淑型，面向少女的活泼型，美其名曰“国策型淑发”。为了支持战争，国民自觉对日常家庭生活精打细算，不论男女老幼积极“储蓄报国”，购买“报国债券”，同时，实行冠婚葬祭仪式的简单化，“节约一根羊毛也是对皇军的感谢”，“睡觉的时间也是奉公”（出于节电的需要而改变晚睡习惯），“国家需要资金，即使只喝稀粥也要储蓄”之类的口号层出不穷。

（二）“一亿总动员”中的社区动员

实现“一亿总动员”，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通过战时国民统治的工具——町内会与邻保班对居民进行彻底的组织化。

町内会这种社区组织的最大特点在于既不是通常所说的国家行政组织的最小单位，也不是由政府建立的下属组织，而是由社区居民选举产生、谋求社区共同利益的自愿性社团和自治性组织。町内会的职能是在一定的城市与农村区域内（称部落会）尽可能地将在当地居住或营业的所有住户与企业组织起来，参加共同管理，以解决在该社区内出现的各种问题，社区的所有居民都是它的成员。町内会是近代以来日本最重要的基层社区组织，具有广泛的覆盖面与社会影响力。

实际上，日本的居民组织，尤其是被标榜为“古来之宝贵传统”的“邻保协和”制度，有着很长的历史。虽然“町内会”这一称呼到近代以后才出现，但这种以地域为基础的邻保集团可以追溯到律令时代的“五保”制度。《大宝律令》《养老律令》都做出明确规定：“凡户皆五家为保，一人为长，以相检察，勿造非伪，如有远客来过止宿及保内之人所行诣，并语同保知，凡户逃走者，令五保追访。”江户时代幕藩体制下建立“五人组”制度，即以五户为单位组成一组，每组设一组长。其功能包括防盗防犯，传达贯彻幕府与各藩的法令，取缔基督教，相互监督，交纳税捐，等等，成为领主对领内农民进行有效统治的最基层的组织。

明治维新后，旧有的“五保制”和“五人组”之类组织不复存在。1889年，伴随着市町村制的实施，明治政府实施了町村大合并，把全国71314个自然村合并为15859个行政村。^[9]由于政府的町村机构很难完成大量的基层行政事务，“行政村”之下的“自然村”便成立部落会，协助处理日常行政管理中的具体事务。在城市，为满足都市化初期生活安定与社会整合的需要，在居民自发意向和政府的支持下，居民组织应运而生。尤其是1923年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许多村镇被摧毁，面对灾难，很多地方居民自发组织起来，开展自救、自警，政府也促进这种居民自治组织的建立。据内务省统计，到1939年，全国已经有191366个町内会。^[10]

相对于以前谋求社区共同利益的自发的社区居民组织，町内会被制度化，并被作为国民统治的基层组织是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针对此前各地町内会部落会尚未全面覆盖（1939年城市部覆盖率73%，町村部覆盖率89%），有的未能发挥预期作用的现状，1940年9月11日，内务省下达了《关于部落会町内会整备要领》。“要领”指出，部落会、町内会的任务在于：基于邻保团结的精神，将市町村内居民组织结合起来，遵循万民翼赞之宗旨，履行地方共同任务；谋求国民道德之陶冶和精神上的团结；向国民广泛贯彻国策，使国政万般顺利实施；作为国民经济生活的地域性统制单位，发挥统制经济之运用与安定国民生活方面必要的技能。^[11]“要领”对部落会町内会的组织结构做出明确规定：在市町村之区域，在村落中成立部落会，市区成立町内会；部落会及町内会由区域内全部家庭组织而成；部落会及町内会是以部落及市区居民为基础的地域性组织，同时也是市町村的辅助性基层组织；部落会及町内会内设会长，会长的任选可以遵照既有习惯由部落或町内居民推荐或其他适当的方法进行，但形式上至少要有市町村长选任并发出告示；部落会及町内会可按必要设职员。“要领”还要求在部落会町内会内设立常会制度，这种常会要求由会长召集，所有家庭都要参加，以在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对居民生活的所有事物进行商议，并谋求居民相互间教化的向上。

根据这份《部落会町内会整备要领》，在国家总动员的战时体制下，町内会这种以前散存各地的居民自治性街坊组织被法制化、普及化，成为统一的、强制性的基层行政组织，并被纳入以动员民众进行战争为目的的法西斯组织——大政翼赞会的政治系统之中，支持政府，推动战争，并承担起监视社区居民的功能。它既是执行政府命令、贯彻政府政务的基层组织，也是联保连坐的治安组织，又是征税、发放配给物资的唯一渠道，在防空防火、征兵动员、救护伤员、严防间谍等方面均发挥了很大作用，成为军国主义进行战争动员和社会控制的重要工具和战争机器的组成部分。在战争中，各地的町内会、部落会积极配合政府的战争动员，组织居民投身于后方的战争支援当中。例如，龟冈市筱村马堀地区于1940年9月成立了部落会，为了支持战争，首先制定了“俭约协议”，其中就有关冠婚葬祭方面做出四条规定：祝贺结婚、出生的仪式，仅限于对长子、长女；终止所有民间节日活动；废除葬礼当天对帮忙者的酒肴招待、葬礼时的上供、答礼；废除念佛和墓地祭拜时的供物。龟冈市安町町内会也于1941年3月制定了“生活刷新体系”。首先是“精神生活的刷新”，确定在元旦、兴亚奉公日（从1939年9月到1942年1月的每月1日）、明治节（明治天皇诞生日，每年11月3日）举行国民礼拜、氏神参拜、慰问出征军人家族和军人遗属等活动。其次是“团体生活的刷新”，要求在集体活动时尤其是遥拜皇宫时严守时间。还有“经济生活的刷新”“冠婚葬祭及庆吊活动刷新”等，要求在婚礼、出生、军人及青少年义勇军的送迎、饯别时实行“坚实质素化”，在葬礼时实行彻底的简素化。^[12]

在部落会、町内会之下，还有更为细小的居民组织——邻保班（也称邻组），《部落会町内会整备要领》规定，邻保班由十户左右居民组成，每个邻保班设一代表，并标榜这是尊重历史上的“五人组”之类旧俗而成立的组织。建立邻组制度目的是严密、有效地进行家庭统制。战争期间青壮年男性大部分都上了战场，所以，参加邻保班活动的成员主要是妇女与老人。邻保班的任务是传达和贯彻政府的方针，协助政府进行战争动员、消化国债、欢送出征士兵、慰问军属、防空演习、回收废品等工作，并发挥居民互相监督的作用，揭发对政府与现实不满的人和事。生活必需品也通过邻保班在指定的时间配给。邻保班每月定期召开常会，内容为齐唱国歌、遥拜皇宫、奉读敕语、宣誓、报告、座谈等。从1941年7月1日起，全国各地的邻保班例会都在同一时间召开，一齐随着收音机的广播，遥拜皇宫，悼念战死的军人。

笔者在网上搜索有关日本人当年战争体验的记录时，发现东京都中央区一位叫佐藤治三郎的人写的回忆录。1940年，当时40岁、从事印刷器具制造工作的他被选为邻组的组长，转年又被若干个邻组选为群组长。他深知“过去这些群长、邻组长的事情在今天是不受町会人的欢迎的”，但还是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在他写的“战时下的生活体验”中，特别记载了担任邻组长的情况，在此节录如下。^[13]

——我们在警防团员的指导下，提着水桶排成队进行防火训练，或进行救生训练，这些训练中担架是必要的，于是，就把屋檐下的遮阳棚摘下来，在两边插入竹棍，马上就把担架做好了。在区里的帮助下在三丁目内挖了几处水井，手动取水，就这样频繁地进行防火训练。有时，还进行军、官、民联合训练，邻组员为了守卫自己的町，就利用这些水井进行认真的训练。

这些水井至今还保留着战时的名字。

——各群长夜里轮流在町内巡逻，提醒各家庭小心火烛，注意房屋灯光不要外泄，寒冷的夜晚身上真冷啊！

——战时，我担任邻组长兼任群长，还担任军人部干事，每当町内有军人出征，为了祈求武运长久，以町内妇女部的“国防妇女会”的旗帜为先导，在出征军人之后，与町会员一起，高唱“胜利即将来临，勇敢作战”的军歌，向铁炮洲神社行进，在接受神社的修祓仪式后将他们送上战场。

——每天早晨5点30分，为祈愿出征者的武运长久，各邻组成员集中在凑町的大街上，点名之后，邻组成员跟在邻组番号旗的后面，向铁炮洲神社进发，在神社与神官一起祈祷后才散会。

综合上述，町内会、部落会、邻保班是彻底的国民动员和国民统制机关，每个人都被置于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层层组织网的严密统治下，每个居民与家庭被迫置身其中，唯有服从与积极支持战争。

（三）“一亿总动员”与战争责任

应该说，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中，生活在“军国家庭”与“一亿总动员”氛围中的日本国民也是战争受害者，但他们又毫无保留地支持和参与了战争，客观上成为侵略的帮凶。日本何以能够动员全体家庭和国民，实现“举国一致”？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军国主义政权利用了国民在家族和集团社会中培养起来的唯命是从的精神。日本人具有强烈的集团性特征，一个集团的全体成员在感情上相互依赖，在行动上休戚与共。这种集团主义不是学校的教科书教出来的，也不是在战争中靠一时的宣传提倡突然产生的，而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悠久的传统。除了岛国的地理环境及灾害频发促使日本比其他民族具有更强的危机意识，需要同舟共济之外，日本人自古以来就生活在共同体社会——家族共同体、村落共同体当中，养成了服从集体的性格。因为他们深知，一旦违背共同体规则，将面对来自集体的孤立，并难以生存。

在对外侵略战争中，传统的家族制度与家族伦理被用来作为国民意识形态统治的工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军国主义政权大力宣传日本是一个家族国家，把天皇与国民的关系比作父子关系及本家与分家的关系，形成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把政治权力与父母对儿女的支配权等量齐观的家族国家体制。这种宣传的目的，无非是要求国民像子女服侍父母及分家服从本家那样服从天皇的统治，以作为天皇的子孙的虔诚，把积极支持战争化作忠君爱国的实际行动。这种动员达于千家万户，老弱妇孺。可以说，没有“军国家庭”总动员，就无法实现“一亿总动员”。

长期的家族主义、集团主义传统，形成了日本高效的组织形式，也使整个社会“像一块花岗岩一样结合在一起”^[14]。集团主义是把双刃剑，在有着正确的引导、从事正义的事业时会发挥正能量，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面对大地震的井然有序等，都与集团主义有关。而一旦整个国家的主导处于非理性状态，就会由于大规模的集团行动而造成巨大的破坏。战前日本军国主义正是利用了日本人的集团主义精神，使战争动员达于老弱妇孺，煽起举国上下的战争狂热。

集团主义能把个人的力量放大。集团主义的特点是，个体的力量微不足道，形成集体就非常强势。常有人说，“一个日本人是条虫，一群日本人就是一条龙”。生活在集团社会的日本人在个人单独行事时都小心翼翼，而一旦形成集团行动便胆大妄为，在本集团内部受到压抑而产生的竞争和嫉妒心理在对其他集团的关系上可以得到充分释放，干坏事时没有犯罪感。日本人在国内生活中的温文尔雅和井然有序与在侵略战争中的残忍和野蛮之间的巨大反差就是最好的例证。在侵略战争中，“一亿总动员”“一亿火球”“一亿总玉碎”（所谓一亿实际上是在本国7000万人之外加上殖民地朝鲜等的人口）之类的口号相继出台，都是不遗余力地进行全民总动员，由此使得“小”日本拥有了“大”能量，将侵略的战火燃遍中国及东亚、东南亚各国，给这些国家带来深重的灾难和难以估量的生命、财产的损失。

集团主义又能把集体的责任缩小。在侵略战争中，对被侵略国家的欺凌、虐杀，既是执行上级命令，又要表现得与大家都一样，于是形成了集体无责任。许多日本人至今不能对当年的侵略战争深刻反省的原因，就是认为没有明确的战争责任者，即大家都有错，战争责任应该由全体日本国民承担。“无论是香烟铺的老板娘还是东条首相，都有一亿分之一的责任。”^[15]一亿分之一的责任，事实上近乎零，大家都有责任，就等于谁也没有责任。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战后初期首相东久迩稔彦又习惯性地抛出“一亿总忏悔”的口号，以表面上的“全民有罪论”，实际上的“全民无罪论”掩盖天皇与战犯的战争责任。20世纪50年代，就有人批评“一亿总忏悔”的口号是“一亿白痴化”。如今我们讨论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或许把“一亿白痴化”用于侵略战争时期的日本人更为合适。这里所说的“白痴”是指当时的人们无条件追随权威，没有理性思维，缺乏批判与反省。一个人被邪恶蒙蔽能干出蠢事，一个民族被一种信念驱使，群体便会疯狂。有了这支庞大的忠孝群体作为社会基础，日本军国主义政权才得以畅行无阻地推行对外侵略政策。

结语

日本战败已经70多年了，至今，日本民众对战争进行的反省与批判更多的是出于“被害者”意识，缺乏基于人道主义的、作为“加害者”的自我反省。靖国神社之所以成为日本政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与掌握140万遗属家庭、拥有800万会员的遗族会有着密切的联系。每年8月15日，在走进靖国神社参拜的人群中，居心叵测的政客和怀念当年军国主义的人只是少数，更多的人是为缅怀战死的亲人而来的普通民众。在日本人的生死观中，不管多坏的人，他死了罪孽便随之消失，也就变成了神佛。再加上日本现代社会中仍然保留着传统家族中祖先崇拜传统，人们相信“祖先是一家创始之本源，恰如树木之根株，后裔子孙是其枝叶与花实”^[16]，死于侵略战争的亲人也是应该祭祀的祖先的一员。这种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日本民众对战争责任的认识。他们只强调战争给自己及本国带来的灾难，而很少反思侵略战争带给被侵略国家人民的伤害。2014年，日本遗族会福冈县分会通过决议，正式提请靖国神社将该社供奉的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甲级战犯与其他战争亡灵分开祭祀，而日本遗族会和靖国神社丝毫不为所动。看来希望日本政府与民众对战争责任有清醒的认识依然路远。

本章第一部分原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世界史》1994年第5期转载；

第二部分原载《现代日本经济》1998年第6期；

第三部分原载《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

第四部分原载《当代亚太》2006年第12期；

第五部分原载《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世界史》1997年第2期转载；

第六部分原载《东北亚学刊》2015年第3期。

注释

[1]羽仁もと子：《日本的家族的家庭的使命は今や最高調に達したり》，引自《鈴木裕子：フェミニズムと戦争婦人運動家的戦争協力》，マルジュ社1986年，第79頁。

[2]津田道夫著、程兆奇等译：《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212页。

[3]赤松良子編集、解説：《日本婦人問題資料集成·3·労働》，ドメス出版，1977年，第469頁。

[4]一番瀬康子編集、解説：《日本婦人問題資料集成·6·保健·福祉》，ドメス出版，1978年，第166頁。

[5]赤沢史朗編：《資料日本現代史·13太平洋戦争下的国民生活》，大月書店1990年，第487頁。

[6]文部省教育局：《臣民之道》，湯泽雍彦編：《日本婦人問題資料集成5家族制度》，ドメス出版1976年，第473頁。

[7]《每日新聞》，数字は証言する，データで見る太平洋戦争，http://mainichi.jp/feature/afterwar70/pacificwar/data4.html。

[8]秋山洋子等编：《战争与性别——日本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66页。

[9]荒田英知：《平成的大合併で変わる日本地図》，https://www.teikokushoin.co.jp/journals/geography/pdf/200602/geography200602—01—03.pdf。

[10]内務省：《部落会、町内会等的整備について》，情報局編：《週報》第212号，http://cache.yahoofs.jp/search/cache?c=3jT7R8p3uccJ&p。

[11]内務省訓令第17号：《部落会町内会等整備要領》（1940年9月11日），http://hc6.seikyou.ne.jp/home/okisennokioku—bunkan/okinawasendetakan/burakutyonaikaitoseibiyoryo.htm。

[12]龟岡市：《戦争遺跡調査報告書·6·戦時の生活》，http://www.city.kameoka.kyoto.jp/contents_detail.php?co=kak&frmId=4815。

[13]東京都中央区平和祈愿バーチャルミュージァム：戦时下の生活体験，http://www.city.chuo.lg.jp/heiwa/shiryo/taikenki/seikatu/seikatu8—2.html。

[14]林语堂：《中国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90页。

[15]加藤周一等：《日本文化のかくれた形》、岩波書店，1991年，第28頁。

[16]北原種忠：《家憲正鑑》，皇道会出版部，1920年，第38頁。

六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与“一亿总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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