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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传统家庭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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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作者：吴廷璆等

二日本传统家庭的传统

日本是有着深厚家族传统的国家。依托于祖先之灵的、纵式的、连续的、观念式存在的“家”，是日本传统家族制度的根本特征。“家”是“超越世代，经营一定的行业乃至为换取恩给和封禄而提供服务的集团”，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这种家族制度经过长期存在与发展，积淀出深厚的文化传统，它是日本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重要性不仅表现为在整个传统文化体系中的地位，还突出表现为它与每个生活在家族社会中的日本人关系密切，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和一切行为。

（一）重家系

家系即家的血统、门第，是每个人乃至整个家族的根据，历来为人们所重视。重家系在日本有着久远的传统，其根源，最早可溯及大和时代的氏姓制度。氏姓是古代日本的社会组织和政治制度，它以氏区分贵族血统，以姓鉴别等级高下，维持统治秩序。氏姓，在古代史书中一般都同时使用，如“物部连”“苏我臣”“倭直”“水取造”，实际这里包含着两个概念，其中“物部”“苏我”“倭”“水取”为氏，而“连”“臣”“直”“造”为姓。氏是自阶级社会形成以后自大化革新前的统治集团，每个集团都崇拜同一祖神，其内部包括氏人（血缘亲属）和部民、奴婢等被奴役者，首领称氏上，各个氏都世袭某一职业，其称呼或氏于居，即根据居住地得名，如葛城氏、平群氏；或氏于职，即根据所从事的职业、技术得名，如中臣氏（从事祭祀，中臣为神人之中介之意）、物部氏；或氏于族，如秦氏、汉氏，其中以地名、职业为氏者居多。由此看来，氏是职业、世系、血统的标志，称氏的非皇族即贵族。

姓基于氏产生并服务于氏。在中国，“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爱，厚亲亲，远禽兽，别婚姻也，故纪世别类，使生相爱，死相哀，同姓不得婚娶，皆为重人伦也”^[1]，可见姓的作用在于区分血统。日本的姓则与中国的姓大相径庭，“其姓氏者为人之根本”^[2]，是根据贵族的出身世系由天皇下赐的荣誉称号，用以标志贵族的等级尊卑，带有爵位的性质。姓主要有以下几类：“臣”“连”姓赐予天皇后裔和神别诸氏（神别系传说中天孙降临时的五个随从的后裔）；公（君）姓一般是皇族后裔的姓；地方首领国造以“直”为姓，品部的首领以“造”为姓，“首”大多是地方上的县主和村落首长的姓。姓的尊卑标志着贵族地位的高低，得到赐姓是莫大荣幸，一人得姓则恩及全族，且世代相传，若玩忽职守、犯上作乱，则夺姓、贬官。大化革新之后，日本虽然借用了中国的官僚制度，却没有采用中国的通过科举选拔官员的做法，而是沿用所有等级和地位都由出身世系决定的本国的传统，姓仍被作为家系、门第的象征。684年，天武天皇“更改诸氏之族姓，作八色之姓”^[3]，实际上得姓者多是旧氏姓贵族。后来，随着皇权的衰落，属于皇裔的“真人”姓的地位也日渐低微，相反，大贵族独占的“朝臣”姓反而青云直上，至平安时代，“朝臣”被作为姓之最，变成权力的象征，像藤原氏那样居高官高位者都以此称之。

从平安时代中期起，朝廷式微，皇权旁落，姓也逐渐销声匿迹，但是，“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4]，它给后来的历史以极大的影响。在氏姓制度下，社会的等级划分是根据出身世系，以姓的尊卑为标志而确定的，姓带来了贵族在朝廷、官府中的爵禄官阶。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等级的划分很快变为按照家族式的主从、亲疏来划分。比如，镰仓时代的武士有御家人、非御家人之分，在德川时代的统治阶级内部，根据与幕府将军血缘的远近与关系的亲疏，分为御三家、御三卿、御家门及亲藩、谱代、外样，如何进行这种划分，家系自然是不可缺少的依据。这种基于家系的等级划分是日本历史上阶级关系的重要特征，因而，家系代表一家之社会地位，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在人们心目中“人无高贵家系，不能出人头地，出人头地者，必有高贵家系”^[5]，家系左右着人们的婚姻、仕途、升迁。即使在武士双方兵戎相见时，也要首先通报各自的家系，炫耀一番，然后一决雌雄，似乎家系高贵是能够克敌制胜的精神力量。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僵化的观念：家系是人们立身出世的根本，贵族、武士与平民之间永远有一种不可逾越的鸿沟。

在日本封建社会，家系门第观念自始至终支配着人们的行动。在律令时代只有氏姓贵族才能跻身于公卿之列，在武将秉政时代的幕府更替之中，仍然是只有显贵才能染指将军之位，从来没有家系卑微的人通过战争或者暴力夺得政权、建立幕府的。唯一有所例外的是丰臣秀吉，虽然他足智多谋，威望过人，基本完成了统一大业，却终究未敢染指将军之职，恐怕与出身卑贱——其父只是一个“足轻”不无关系。在丰臣秀吉的政治生涯中，曾极力对自己的家系进行美化，随着他的步步得势，其家名也在不断变化，最初称木下，后改姓羽柴（因敬慕武将丹羽长秀、柴田胜家，各取二人姓之一字为姓），不久又称平秀吉、藤原秀吉，任太政大臣后，便以天皇赐姓的形式称丰臣朝臣，这一过程暴露了丰臣秀吉对自己出身的自卑，也说明他对高贵家系的崇尚，不断更名改姓表面是个人行为，实际上是当时的社会风气使然。“大名的儿子是大名，足轻的儿子是足轻，水吞百姓的儿子是水吞百姓，乞丐的儿子是乞丐”^[6]，权利世袭成为铁的规律，封建社会的结构自始至终都建立在权利世袭制度的基础上，尤其是在德川幕府统治的近270年中，“经历了世界上最严格、并切实地得到加强的世袭制度”^[7]。在这种制度下，重门第，子承父业，家族永续的门阀观念为封建家长们霄肝不忘，名门望族互通婚姻，不惜以子女、亲属为“政略婚姻”的工具，以维持长享富贵、世代荣宠的地位，致使社会空气一片浑浊。

正因为家系主宰了人们的社会生活，所以，在日本历史上，颇有些人为了平步青云，伪造家系往自己脸上贴金，更有些人背弃祖先，购买名门家系以炫耀于人，因此，辨别家系的真伪，维护家系的尊严，自然而然受到人们的重视。早在公元5世纪，大和国家的统治者就曾对氏姓的真伪进行过一种叫作“盟神探汤”的“神判”^[8]，使假冒氏姓的人受到处罚，维护了氏姓制度的严肃性。为做到对家系有证可查，有迹可依，7世纪初年，圣德太子与诸大臣一起编纂“天皇纪、国纪、臣连伴造国造百八十部本纪”，该书实际是皇室及诸贵族的谱牒。9世纪初，朝廷针对社会上“新进本系多违故实，或错综两氏混为一氏，或不知源流倒错祖次，或迷失已祖过入他氏，或巧入他氏以为已祖”^[9]的情况，主持编纂了《新撰姓氏录》，这部官撰氏族志如同法律，既是选官的依据，也是贵族地位的证明。自此以后，大小贵族群起仿效，追根寻祖，制作系谱（家谱），一时间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南北朝时期，由历任左大臣、右大臣的洞院公定主持编纂了集诸氏系图之大成的《尊卑分脉》，该书记载了中央贵族及其他诸氏的家系。封建社会后期，德川幕府为了维护严格的等级制度，曾两度大规模调查诸大名、旗本、幕臣的谱系，进而编纂了《宽永诸家系图传》（1641—1643年编纂）、《宽正重修诸家谱》（1799—1812年编纂）。官方—朝廷或幕府主持全国规模的修谱，是日本修谱事业的一大特点，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日本人对家系门第的重视及系谱对于统治阶级维护等级制度的重要作用，这些官修谱牒的编纂流传，不仅使注重家族传统的日本人能轻而易举地将自己的家系上溯至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前，更使后人能够掌握各个家族的发展脉络，从中了解日本历史的发展过程。

明治维新之后，“四民平等”的实现，为许多没有家系背景的人通过接受正规教育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提供了可能，不过，在重家系门第的传统观念面前，要使这种可能变为现实是相当困难的，必须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华族制度的制定，使旧贵族、藩主等人又获得了新的特权与荣誉，而且，不断有维新功臣、高级官僚、大资本家、军人等成为华族新成员，按其功勋可得到公、侯、伯、子、男的爵位，并可世袭，因此，门第观念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人们的生活。拥有不凡的家系照样是高人一等的资本，很多人的眼光依然注视着贵族的家谱，从过去的世袭制度到由教育来决定等级地位的过渡经历了很长时间。日本人真正实现不是靠继承、出身、家庭背景，而是靠个人的努力和接受正规教育获得在社会上完全平等的地位，还是在战后的事情。

（二）贵家名

每个人都有姓有名，姓与名是人的社会生活的标志。在不同的国家中，姓与名有着不同的作用。比如在姓名的排列上，西方人是先人名，再父名，最后是家名，从中反映出西方人个人至上的特点。在中国人的传统中，姓代表了家族的徽号，祖先的荣誉，子孙的延续，被作为一个人的根据而不得更改，所以中国的传统是先族名，再辈名，最后是人名，可见中国人注重的是家族与家庭。与中国人重视姓这一情况相类似，日本人重视的是家名。中国的姓与日本的家名，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以同一称呼将祖先及其子孙贯穿起来，具有唤起超时代的联系感的作用。然而，两者不同的是，家名是依附于家的称呼，只要某人属于或可以继承某个家，那么，他就与家名有关；中国的姓则是附属于个人的称号，家不外是同姓者形成的集合体，因此，“日本人从家名所想到的是自己的社会地位，是祖先遗业的结果，中国人由姓所感觉的是在自己或同族的体内有继续存在的祖先的生命”^[10]。

日本的传统家庭是以家业为核心的，其外部特征就是家名。家名本身代表了一定的社会关系，而且是超世代的、长期的代表一定的社会关系，换言之，正因为日本传统家族制度是一定社会关系的反映，所以才产生了家名。谈到日本人的家名，不能不谈日本人的姓名。在日本家族史中，家名和姓名曾经是相通的，日本人姓名的历史，实际就是家名的历史。如上所述，“姓”这一字眼，早在大和时代就已出现，不过此时的“姓”与一般理解的姓名是不同的概念，它不是用于区分血统，而是贵族身份尊卑的标志，在古代社会里人们用来区分血统的不是“姓”而是“氏”，大大小小的氏集团是大和国家的社会基本单位。大化改新前后，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氏集团逐渐分裂为以家族为基础的一支支小的集团，每个集团都以特定的称呼（多根据官职、历史地名，或根据自然现象、地理地形命名）称之，家名即来源于此，而且最初只是在贵族中使用。武家社会形成后沿用了这种做法，并随着土地的开发和不断的移居使这一做法在地方上也流行开来。在日本封建社会，拥有家名是贵族和武士的特权，平民百姓只能称名而不能称姓，只是到了封建社会后期，德川幕府为了维护统治，对于一些忠于职守的町村官吏和对反抗幕府的人揭发、告密者及有捐款等突出表现者，作为表彰，允许他们拥有“苗字”，极少数平民因此而有了家名，一些商人也开始用屋号作为商家的标志，至于广大平民百姓拥有作为家名意义的姓还是在明治维新后作为贯彻四民平等的措施才实现的。不过平民百姓多是取地名、住所、田名为姓而称其家，没有姓近卫、鹰司、西原寺等贵族姓的，更没有姓德川、松平、岛津、毛利之类领主姓的。所以，家名代表了一个人的身世、地位和家族的历史。

家名附属于家而非个人，故与它相联系的不是家的生物性延续，即家名断绝并非自然意义上的断子绝孙，而意味着一定社会关系的消亡。对于武士来说，家名断绝是指被取消了封禄，对商家来说则可以理解为屋号消灭，意味着经营破产。显然，家名代表的这种社会关系不是由于个人的存在而得以确立和维持的，而是作为人的活动的结果而建立并维持的。也就是说，家名是先祖以来历代家庭成员努力的结晶，是家庭成员生命的一环，与人们身份、地位、荣誉联系在一起。正因为如此，作为家长代表家名或作为家庭成员享有家名都是一件很光荣的事。同时，因为家名断绝是“家”的最悲惨的结局，家名很容易被子孙的懈怠或劣迹所破坏，故维持家名这一珍宝，使之代代相传便是家庭成员的首要任务。在日本家族史上，家名极受珍重，并有不少保护家名不受损害的措施。比如，剥夺家名使用权是对有不端行为的家庭成员的最严厉的处罚手段，《结城家法度》规定，“对不忠者要与其断绝关系，削其名字”^[11]；又如，千方百计维护家名的尊严，只有家督继承人才有权继承家名，而不得他人染指，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诠曾指令丰后国守护大名大友氏，“大友名字乃能直（大友氏初代）以来总领之号，故庶子随意自称之甚无理由”^[12]，因此，总领家之外不得称大友氏，而只能称诧磨、志贺等别名，德川时代的富商三井家的家训《宗竺遗训》也明确规定“次男以下分家之时，不得使用三井之家名”^[13]；再如，家名世袭（袭名制）的习俗，即子孙代代承袭同一名称，只称第几代，这一习惯大多用于商家、艺能家，如歌舞伎中著名的宗家——市川家，代代都称为市川团十郎，从17世纪下半期至今已传了十几代。一些从大商家发展而来的财阀家族的家名也有类似之处，如三井财阀从17世纪起至战败为止凡11代，总领家的家长一直称“三井八郎右卫门”，住友财阀的本家则袭称“住友吉左卫门”，鸿池财阀的家长称“鸿池善右卫门”，这些措施充分反映出家名的重要及人们对家名的极度珍重。

最能反映日本人重视家名的事实是家徽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所谓家徽就是家的标志。在历史上，欧洲的贵族或神父虽有家族或集团的徽章，但没有一个国家像日本那样——大多数人都有自己家族的象征——家徽（日语称纹章）。

家徽最早问世于平安时代的公卿贵族当中，最初是用在他们上朝或参加社交活动时所乘车辇的所用道具上，还有的织在衣服上，以区别彼我。后来，随着贵族社会注重门第之风日长，家徽便作为家族世系的标志展现在正式场合及公众面前。武士阶级兴起并掌握政权后，家徽的重要性进一步显示出来，在频繁的战争中，为区别敌我，武士们受到贵族家徽的启发，在战旗、武具、车棚幕布乃至衣服用具上印上家徽，对于出生入死的武士来说，家徽既是一种标志，也是祈求保护、诅咒敌人的精神寄托。到了德川时代，天下太平，幕府为了维护统治，制定了严格的等级身份制度，即使在武士阶级内部也等级森严，告别了战争的家徽从此又成了身份的象征，在“参觐交代”或举行登城等公开仪式之际，大名、武士必须穿上印有家徽的服装，使人们对其身份一目了然，大名、武士也只能根据各自的身份施以不同的礼节，并得到不同的待遇。家徽最初只是植物、数字等简单的图案，后来渐渐演变成与家的信仰有缘或与家有关的图案，偶尔也有根据传说绘制的图案或由君主授予的图案，因此，植物、动物、文字、自然现象、花纹，家徽的图案五花八门，种类繁多，最后竟多达1.2万多种。^[14]

家徽以美的形式浓缩了“家”的名誉与荣耀，象征着家世，其作用颇似中国的家谱。所不同的是，家谱是对家系的文字记录，而家徽则是非语言文字形式表示家的存在的标志，对人们有着无声的约束作用。身穿有家徽的衣服，使用有家徽物品，不必通报姓名，他人就可知晓他是谁家的人，所以，家庭成员都要维护自己家的利益和形象，行动上小心谨慎，不致因个人行为的不端而玷污家的名誉。

家徽作为家族门第的象征、家名的直接表现，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它是维护家族荣誉的精神武器，在人们心目中是至高无上的。正因为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家徽的使用范围逐渐超出皇室、贵族和武士，在平民中也开始使用。比如，商人们积极采纳武士以家徽志家名的办法，把家徽印在“暖帘”上，作为商号来使用。商号具有代行家名的作用，是商家家业的象征，在商人的心目中，印有家徽的“暖帘”甚至比财产还要重要。

对家名的尊重与崇尚，反映出日本人对“家”的依赖，“家”的盛衰荣辱与每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经过这种家族传统的长期熏陶和家族式社会结构的制约，形成了日本人对集团的强烈归属意识和日本文化的群体性格。人们习惯于以“我家”来称自己的工作单位、所属的组织或学校，几乎所有大中企业或学校都将社徽、厂徽、校徽制作成大大小小的徽章，佩戴在工装或校服上，不论走到哪里都表明他们属于某个集团。标志代表一个集团的名誉和团结，具有强有力的统合作用，日本人之所以如此重视标志，“家”的传统和对家名的尊重是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

（三）祖先崇拜

在影视作品中或在日本人的家中常常可以看到日本人的现实生活中有一种现象，即许多人的家中都设有佛坛，供奉着祖先的牌位，不仅逢年过节要进行祭祖活动，即使平时出门之前、回来之后或发生重大事情时，都要在牌位前默立，虔诚地与祖先之灵交谈，以求得保佑和心灵上的安慰，即使生活快节奏的大都市的人们也是如此。在日本狭窄的国土上，零零星星分布着一块块家族墓地，不时有人前来修整打扫，馨香凭吊。这些情况不能简单地用迷信或什么别的字眼来解释，它根源于日本人的祖先崇拜传统。

祖先崇拜是父权家长制的产物，在一切实行父权家长制的国家中几乎都存在过祖先崇拜。自古以来，日本人就是虔诚的祖先崇拜者。在古代氏族社会里，人们按照自己的民族宗教——古神道教的规矩一丝不苟地进行氏族之内的祭祀。有血缘关系的、有共同祖先与职业的大大小小的氏族，都有整个氏族共同崇拜的守护神，即氏神，在一些规定的日子里，氏族成员集合到供奉守护神的神社里，由氏族首领率领着进行祭祀，感谢神的恩惠，祈求神的祝福。直到今天，在农村中还保留着这种宗教仪式。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在日本传统家族制度形成及永久不灭的“家”观念产生之后，祖先崇拜便被赋予了新的内容，人们对自己的直接祖辈的崇拜取代了对远古的祖先的崇拜，经常的和最深刻的宗教体验便“始终是以自己家的佛坛和神龛为中心举行的家庭礼拜”^[15]。至江户时代中期，在农家当中供奉祖先的牌位已经成为普遍现象，“牌位的存在与家制度的发达几乎是同行的”^[16]。

祖先崇拜是日本传统家族制度的基础，贯穿于日本“固有之家、国体制的根本之柱，是祖先崇拜之大义”，“家的观念是在祖先崇拜的大义上产生的”。^[17]许多日本人认为，祖先是“我身承继下来的血脉之根本，我家之始也”，“尊敬祖先是我国风美之所在，于一家之中亦如此，故一家大事必先奉告祖先，而后决行”。^[18]因此自日本传统家族制度形成以后，祖先崇拜便成了日本人家族生活与精神生活中的必不可少的内容，许多家规、家训中都有有关敬祖、祭祖的严格规定。

与中国的包括立宗庙、建祖宗祠堂和一系列烦琐的祭祖礼仪相比较，日本人的祖先崇拜活动简洁而朴素。通常“敬祖是在家庭起居室的佛坛前进行的，这与神社完全不同，佛坛里只祭奠六七位最近逝世的人。在日本，不管属于哪个阶级的人，每天都要在佛坛前行礼，为那些至今仍记忆犹新的已故父母、祖父母或近亲供奉食物”^[19]。显然，日本人崇拜的并不是远古的祖先，而是已故的父亲、祖父这样的近亲。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已故祖父、父亲不仅是在血缘、辈分上高出自己的人，是自己的本源，还因为他们是“家”的直接开创者和传续者，是最为重要的、最该供奉的偶像，也是最好的、最可靠的、最有力的精神寄托者。因而对这些直接的祖先有着十分现实而深厚的感情，有无限的敬仰，有一种本能的内心折服感和依赖感，日本人之所以对祖先感恩戴德，敬若神灵也正因如此。20世纪50年代，曾有一位苏联的记者记下了一个叫作山田的码头工人勤于祭祖的情况，“他，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似乎从来就没有使他的祖先的灵魂恼怒过或激动不安过，他虔诚地遵守着那种普通的但是根本的敬祖先的礼仪，那种礼仪像他们日本人所说的那样，是永远比山高比海深的。每天早晨，他在那供着祖先灵牌的家庭灵坛上，放着两小盅水和一两撮米，以供他们的饥渴，山田对他的祖先的记忆始终特别虔诚”^[20]。这不过是日本人祖先崇拜传统的一个缩影。

祖先崇拜的传统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是因为它对维护传统家族制度具有重要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第一，奉行孝道，即祖先崇拜与孝顺家长、服从家长相联系。祭祖表面是祭死去的人，其实质却在于对活着的家长表示顺从与尊敬。“孝意味着祖先崇拜，孝就是祖先崇拜”，“对父母尽爱敬之情，就必须对父母的父母尽爱敬之情，对全体祖先、无限际的祖先尽爱敬之情，这就是孝。”^[21]对死去的先祖的敬仰无疑需要，也必定滋生对活着的家长的信爱，对死人顶礼膜拜，必须对活人尽孝，崇拜就是崇孝，因此，在一些家规、家训中，敬祖先与孝父母是互相联系着的，孝成了百善之首，它要求人们遵守祖宗的家法，顺从祖先的后继者即家长的意志。第二，祈盼家的延续，这里指的是家的生物性生命的延续，中国儒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同样为日本人接受，某人如果没有后代，就是不孝之子，就等于没有留下祭祀祖先的后代而使家系断绝，“不能将祖先传之家督首尾相续乃对祖先的不孝和子孙不繁昌之故”（《鸿池家训》）^[22]。因此，为了在死后每天有人在起居室的佛坛的牌位前祭奠其亡灵，为了永世不断传宗接代并维持家族的荣誉与财产，“每个日本男子必须有个儿子”^[23]。这样，日本人便通过生物性繁殖和宗教性祭祀将家、祖先、子孙整合在一起，每个人都是“家”的一员，死去的人是现在的人的祖先，现在人将是子孙的祖先，把“家”的过去、现在、将来都维系在一个圈子之中，致使任何人都不敢抛弃祖先。第三，扬名显亲，以求家业世代永在，这种观念与中国人的光宗耀祖的观念极为相似。“思子孙者思家之故也，思家者思先祖之故也，思先祖者，家之继承之本意也”（《伊势贞丈家训》）^[24]，“家业繁昌乃天地自然之道”（《繁田家训》），祭祖、敬祖活动，实际上是家长教育子女的一种手段，即以作为家的代表或象征的祖先为楷模，通过祭祖活动，使子女向祖先认同，现任的家长死后当然也就成为子孙认同的对象，以此来保证“家”的代代延续和发展。日本人经常教育子孙“不可忘天恩、宗祖父母之恩、师恩”，“忘却先祖之艰难虚度时光则败家产，子孙遭灾”（《繁田家训》）^[25]。这种教育的目的是明确的，这就是家庭成员人人都要像祖辈那样，励精图治，继承祖先的遗志，完成其遗愿，使家业代代发扬光大，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之一就是纪念、拜养祖先。在这里，祖先是维系家族团结的纽带，是家族成员进一步发家守业的精神源泉与动力。第四，祈求祖先保佑，防灾免祸。日本人相信，祖先是家业的开创者，后代子孙皆受祖先的恩惠，只要精诚祀之，祖先之灵必能保佑子孙后代生活平安，事业成功。除了对祖先有一种敬仰感，同时也有一种深深的畏惧感，他们认为祖先既能保佑子孙，也能惩罚子孙，“怠慢先祖之时，将子孙不繁昌，出现各种灾祸，其身难保”。还有人认为，“人有两个灵，即魂魄也，人死之时，魂灵消散，魄灵则留于其家，永远存在，其证据是世上所谓幽灵即死人之灵的表现，又所谓死灵怨灵等缠住所恨之人、令人烦恼之事，即魄灵留于此世、所施着数也”，所以“怠慢了先祖，先祖之魄灵将作祟，使各种灾害不断，身、家、子孙都面临危险”（《伊势贞丈家训》）^[26]。如何避免这种可怕的局面，只有“不怠而祭之”，才能保证平安。

祖先崇拜不仅在于表达人们对祖先的感激和怀念之情，也不纯粹是一种对血亲关系确认、追溯的冲动，各种形式的祭祖活动也不仅是出于简单的祈祷亡灵赐福保佑的迷信观念，而是有着十分重要的文化价值，它反映出人们的信仰归属和文化、心理定式，反映出人们的意识趋向、内心追求和精神寄托，说明人们对家族关系无限崇尚。它包含着对家族繁衍与家业兴旺的期待，是保证家族和人生的过去、现在、未来之间连续性的纽带，是至高无上的“家”观念作为一种潜意识在支配着人们的祭祀行为。祖先崇拜的传统又在维护着“家”观念，二者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当今，日本经济高度发达，已很少有人相信祖先有灵之类的说法，但是大多数人仍在自觉不自觉地参加各种祭祖活动，说明人们头脑中崇拜祖先的意识连同“家”的观念仍然存在，并已经沉淀在文化的深层结构中了。

结语

家庭为人们生活的基本单位，具有特定的生活方式及调整家族关系的行为规范，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家族传统是一个特殊的文化系统，在传统文化与人们的关系中，家族传统对人们的作用、影响、约束最直接、最彻底，这就是重家系、贵家名、祖先崇拜之类的家族传统长期制约日本人的政治生活和家庭生活的原因。随着近代化和战后民主化的发展，日本的传统家庭早已瓦解，但是，传统家庭的传统却没有销声匿迹，仍然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

注释

[1]《太平御览》卷362，人事部，姓名。

[2]《令義解》卷一，职员令。

[3]八色之姓：一曰真人，二曰朝臣，三曰宿祢，四曰忌寸，五曰道师，六曰臣，七曰连，八曰稻置。《日本書紀》天武天皇13年条。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03页。

[5]井上和夫：《家族制度と日本法》（上），厳翠堂，1942年，第5-6頁。

[6]西岡虎之助等：《鄉土研究講座·3·家》，角川書店，1958年，第56頁。

[7]赖肖尔著，孟胜德等译：《日本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168页。

[8]盟神探汤：日本古代原始的审判方法，即在瓮中置沸水，令犯罪嫌疑者将手投入其中取石子，以手是否烫伤判定有罪与否，《日本書紀》允恭天皇纪4年条。

[9]《新撰姓氏録》序，佐伯有清：《新撰姓氏録研究》本文篇，吉川弘文館，1974年，第146頁。

[10]尾藤正英：《中日文化比较论》，第36页。

[11]《豊田武著作集》第8卷，《日本の封建制》，吉川弘文館，1983年，第133頁。

[12]豊田武：《日本史小百科7·家系》，近藤出版社，1990年，第176頁。

[13]《宗竺遺訓》，ジョン·G·ロバーツ著，安藤良雄，三井礼子監訳：《三井——日本における経済と政治の三百年》，ダイヤモンド社，1976年，第421頁。

[14]樋口清之著，王彦良等译：《日本人与日本传统文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5页。

[15]ルース·ベネディクト:《菊と刀》，社会思想社，1975年，第228頁。

[16]中根千枝：《<家>の構造》，大河内一男：《家》（東京大学公開講座），東京大学出版会，1976年，第1頁。

[17]穂積八束：《国民道徳の要旨》，文部省編：《日本教育史基本文献·史料叢書·4·国民道徳ニ関スル講演》，大空社，1991年，第25頁。

[18]第一勧銀経営センター編：《家訓》，中経出版，1979年，第386頁。

[19]ルース·ベネディクト:《菊と刀》，第62頁。

[20]科仁：《日本见闻录》，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年，第13页。

[21]井上哲次郎：《国民道徳大義》，東京府内務部学務課編：《修身科講義録》，大空社，1991年復刻版，第156頁。

[22]第一勧銀経営センター編：《家訓》，第300頁。

[23]ルース·ベネディクト:《菊と刀》，第294頁。

[24]第一勧銀経営センター編：《家訓》，第229頁。

[25]第一勧銀経営センター編：《家訓》，第317頁。

[26]第一勧銀経営センター編：《家訓》，第229頁。

二日本传统家庭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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