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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近代日本女子教育发展原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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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廷璆等

六近代日本女子教育发展原因探析

日本从明治维新后只用了短短几十年时间就发展为资本主义强国，与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着直接的联系，其中女子教育事业的发展是尤其值得称道的事情。1907年，日本开始实施六年制免费义务教育，同年女子入学率达到96.14%^[1]，同时，女子中等教育与各种专科教育也有了长足进步。分析近代日本女子教育快速发展的原因，对于加强我国的女子教育具有借鉴意义。

（一）前近代日本女子教育的基础

女子教育，广义上指基于一定的女性观，以女子为对象所实行的教育，狭义上主要指对女子的学校教育。日本以女子为对象的学校教育虽然在明治维新后才迅速发展起来，但在江户时代已经奠定了较为深厚的基础。历史事实证明，日本人之所以较之其他东方国家最先实现女子教育的现代化，除了明治政府具有开放而长远的目光，把教育作为立国之本，在法律、经济等各方面采取有效措施促进教育事业发展等原因之外，也与在江户时代业已形成良好的以实用主义为特色的大众启蒙教育传统具有密切关系。

1600年德川幕府建立，结束了战国时代混乱的局面，日本从此进入近三百年的和平时代，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为江户时代的教育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由于严格的身份制度的存在，士农工商的身份不可逾越，加之律令时代仿照唐制实行的科举制早已瓦解，对于身处任何一个阶层的人不存在通过考试改变身份和提高社会地位的预期，使教育在政治方面的功利性被大大削弱。不管是作为统治阶级的武士，还是作为被统治者的普通民众，学习知识的目的在于掌握自己从事的职业所需的技能，实用也就成为教育的最高价值。江户时代教育发展的最大特色是以寺子屋为中心的平民教育迅速发展，据统计，江户时代后期寺子屋的数量已经达到15506所，^[2]遍及全国各地，大约有45%的男子和15%的女子都识字，有统计说江户时代已经有1140家集刻版、印刷、贩卖于一身的书店，19世纪初仅江户就有656所出租书店，^[3]足以证明当时人们读书的需求已经相当高了。这种教育水平甚至连一些欧洲发达国家也望尘莫及，故江户时代被称作“教育爆发的时代”^[4]。

平民性与实用性教育的发展，是江户时代女子教育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从古代社会以来，由于佛教视女子为孽障的思想的影响，女子教育不被重视，官方教育机构皆将女子排除在外。但是在文化繁荣的奈良、平安时代，尽管学校教育不以女子为对象，但贵族社会内却形成了让女孩子从小接受教育的传统。那时的女子教育被局限在家庭中进行，由其母或祖母担任教师的角色，教其修身、礼法及各种技艺，上流贵族家庭多聘请教师到家里来教授女子经书、诗文、和歌、书道、音乐等。贵族们对女儿进行女才教育的目的是把女儿作为攀龙附凤的工具，让女子具备一定的才学可以增加其身价。这种并非纯正的教育动机促成了古代上流社会女子在政治、文艺、宗教等各方面都很活跃的景象。进入江户时代，儒家思想被作为官学受到幕府的大力提倡，男尊女卑的观念影响日益深广，但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却没有在日本生根，由于分处于武士、商人及手工业者、农民不同阶层的人们家业经营的需要，女子具有一定读写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提倡，比如在一些女训中可以看到提倡女子学习文化的内容：

如不晓文习字，见识浅薄，便难于相夫教子。

女人不分地位高低，各有所爱，然首先应学艺、写文章。如不谙此道，则一生中不识善事也不辨恶事，既无乐趣，又无慰藉。^[5]（《女式目》）品优不为贵，以心正为贵，容姝不为贵，以有才为贵。^[6]

（《女实语教》）

出嫁的女子，若不通文字，即使容貌娇美，娘家富足，也会被丈夫及其亲族蔑视。^[7]（《女子手习状》）

这些对女子的训诫表明，即使是在歧视女性的年代，很多日本人对女性掌握文化知识也是持鼓励态度的，因此才有了女子接受教育的动力。据资料统计，在13816所能知道具体学生人数的寺子屋中，招收女子学生的有8636所，人数148138名，占学生总数的20%。^[8]在江户、大阪、京都等商业发达的大城市，招收女学生的寺子屋明显多于其他地区，且在寺子屋中，女学生比率也比较高，有的寺子屋中女学生甚至超过男学生。江户时代女子教育的发达还有另一个明显特征，即江户时代后期，在江户、大阪等大城市涌现出很多女性经营的女教师（师匠）。到明治初年，由女性经营的寺子屋广布于全国。尽管江户时代女子教育形式及内容都有难以逾越的时代局限性，而且当时能够上学的多是上层社会及有钱人家的女子，但寺子屋作为一种教育机构，已经把女性作为教育对象，在教育机构的准备、教育人才的储备、入学动员等方面，都为明治以后的现代女子教育的普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明治以后女子教育政策的不断调整

与同时期欧美国家相比，明治初期日本的教育水平并不逊色，但维新改革派及新政府成员仍然感到本国教育的不足，尤其是教育内容、教育体制及学校数量上远远不能适应“富国强兵”这一明治维新总目标的要求。1871年7月，新政府成立最高教育行政机构文部省，将建立近代教育体制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并开始关注女子教育问题。12月，文部省颁布设立女子学校公告：“人所以能昌其家业者，端赖男女各知其职分也。今虽有男子学校，而女子之教未备，故此番雇西洋女教师，开官立女子学校。自华族至平民，若纳资费皆可许其入学。”^[9]这一公告表明女子教育被纳入近代学校教育体系，使日本成为东亚国家中女子教育起步最早的国家。在文部省的积极推动下，东京女子学校、京都府立的新英学校及女红场（后改称京都府女子学校）、开拓使女子学校三所女子学校在1872年内相继成立，这是近代日本最早的一批官立女子学校，从此拉开近代日本女子教育事业的序幕。

1872年8月，参考欧美国家的教育制度起草的日本近代史第一个教育法令——《学制》正式颁布。在《学制》及与学制有关的一系列法律、法令中，女子教育被摆在重要位置。如1872年6月向全国公布的《学制施行计划书》中指出，要“兴小学之教，洗从来女子不学之弊，期兴女学之事与男子并行也”^[10]。

《学制》否定了封建时代的等级制度与男尊女卑观念，体现了男女平等实施初等教育的原则。《学制》颁布后，各级政府从办小学开始大力兴办近代教育，到1876年，在全国已设置了24947所小学。但是，在近代教育起步的时候，女子教育发展得并不顺利。从入学率来看，1873年为15.1%，1879年仅为22.5%，始终没有达到男童入学率的一半（男童入学率1873年为39.9%，1879年为58.2%）。^[11]地处偏僻、经济落后的秋田、青森、宫城、长崎等县甚至在10%以下，^[12]离既定的“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的预期目标相去甚远。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是发展教育操之过急，忽视了现实的教育基础及人们的传统观念，全盘模仿欧美教育体制及教育内容，大量采用翻译教材，脱离了实际需要，因而受到民众的排斥；二是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观念阻碍了女子迈向学校的大门，不少人宁可把女孩子送入民间私塾学习，也不愿让其进入男女共学的学校；三是学费较高，当时小学学费为25—50钱，对民众来说是不小的负担，如果一家有几个孩子，一般都优先让男孩子上学；四是劳动力因素，当时农村人口占80%，农业生产以家庭为主，女孩子要帮助家里劳动，尤其是要照顾弟弟妹妹，这就使很多农民家庭不愿意让女孩子上学。

针对《学制》体制超前，教育发展并不理想的情况，明治政府及时调整教育政策，1879年9月，宣布废除《学制》，同时颁布《教育令》。有关女子教育的内容，首先是改男女共学为男女别学，规定“凡于学校之内，男女不得处于相同教场”，虽然允许小学校中可以男女同校而学，但在中等教育中实施严格的男女别学体制，男女双轨学校体系由此产生。原来在男女共学制的中学里就读的女学生或退学，或转学，到1884年，在普通中学里女学生的身影彻底消失，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日本战败。此外，为适应女学生的特点及社会需求，吸引适龄女童入学，《教育令》将裁缝课列入小学校的正规课程中，增加了教育的实用性。但是总体看来，女子教育的发展仍不尽人意，到1890年，女子的小学入学为31.13%。^[13]

日本女子教育真正得以发展是在《学制》制定20年之后的19世纪晚期。一方面，由于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获胜，刺激了产业革命的发展，女子就业的机会大大增加，社会对有文化的女性的需求也随之增加，女子小学入学率迅速提高，1897年已超过50%。另一方面，经济的增长也促进政府加大教育投入。从1872年颁布《学制》以后，教育经费一直是“受益者负担主义”，即由学生的父母、监护人缴纳学费。1890年颁布的《小学校令》规定实行三年到四年的义务教育，同时规定市町村有设立小学并负担包括小学教师工资在内的教育费用的义务，即由“受益者负担主义”向“设置者负担主义”转化，但学生入学仍然要付学费，因此影响了学生入学。这种情况的彻底改变是在19世纪末期，1899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市町村立小学校教育费国库补助法》，由国库支付小学教师工资的不足部分。同年，制定《教育基金特别会计法》，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赔偿金的3%约1000万日元设立教育基金，其利息用作每年普通教育费的补充，这就明确了国家对教育费应负的责任。有了政府的财政支持，1900年，日本开始实施四年制免费义务教育，这是促进女孩入学的最根本的措施，当年，女子的小学入学率达到71.7%（男子为90.55%）。到1907年，又将义务教育的时间延长到六年，当年女子的小学入学率就达到96.14%（男子为98.53%），几乎达到适龄儿童全部入学的程度。

小学入学率提高了，希望进一步学习的人也随之增加，发展女子中等教育成为必然趋势。在“学制”时代，明治政府对于女子中等教育基本上持放任自流的态度，也出现了少量实施中等教育的女子学校。直到1891年，通过《中学校令》的颁布，规定“高等女学校对女子进行必要的高等普通教育，归入寻常中学校之列”^[14]，女子中等教育始被纳入国家教育体系之中。1899年2月，根据日益增长的女子教育的需要，明治政府颁布了《高等女学校令》，规定高等女学校是以“传授女子必需的高等普通教育知识”为目的的四年制女子学校，^[15]教育对象是12岁以上高等小学二年级以上的女学生。同时还规定到1903年之前，全国各府县至少要设立一所公立的高等女学校。名曰“高等女学校”，实际上是女子中学，意味着对女子实施的最高教育。在《高等女学校令》颁布的1899年，日本全国只有7个县设有高等女学校，到1903年，所有的县都设立了一所以上高等女学校，完成了“高等女学校令”的预定目标。1907年，日本已经有官办高等女学校108所，在校学生33776人。^[16]中等家庭竞相把女儿送入高等女学校，以至于入学竞争相当激烈。^[17]在战前日本，尽管后来也出现了一些女子专门学校（相当于大专），但对大多数女子说来，高等女学校实际上是最终教育机关。到1925年，高等女学校达到806所（其中包括一部分实科高等女子学校），在校学生301447人，首次超过了普通中学的男学生人数（296791人）。^[18]

（三）民间办学是官办女校的重要补充

在政府大力推动女子教育发展的同时，民间人士也致力于办女子学，创建了一大批私立近代女子学校，论数量远远超过了官立女校，其中许多女子学校延续至今，在日本女子教育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民间办女子学校之所以发达，一是得到法律制度的保障，二是得益于人们对发展女子教育的重要性有较为明确的认识。

公私并举的双轨制教育体系与男女双轨制学校体系促进了民间办学

如前所述，江户时代的平民教育机构寺子屋是近代教育的基础，在近代日本教育体系中，私立学校始终有着合法地位，这是私立女校得以发展的制度保证。1872年颁布《学制》的时候，就将“持有小学教科之许可者在私宅教学的”“小学私塾”列入学制规范下的小学之列。在这一点上，倒是体现了新政府对当时教育现状的准确把握。由于设立新学校需要大量资金，中央及地方政府财力有限，只能利用和改造江户时代的寺子屋，直到1875年，小学校中仍有40%借用寺院，30%借用民家^[19]，有些以江户时代寺子屋基础的私立学校得以发展起来。《学制》将“私塾小学”纳入近代学校体系，表明政府承认和鼓励民间私人办学。1879年废除《学制》，颁布《教育令》时，明确提出了“公立学校”“私立学校”的概念，赋予私立学校的合法地位。1899年8月，出台《私立学校令》，是第一个以私立学校为对象的教育法令，该法律的意义在于把私立学校与官、公立学校同样纳入以“教育敕语”为中心的教育体系中，同时也说明了私学在近代教育中的合法性。此后，尽管不断修改相关教育法令，但公立、私立并举的双轨制教育体系一直延续至今。

除了民间办学具有制度保障以外，男女别学制度的存在也为私立女子学校提供了发展空间。1879年颁布的《教育令》改变了1872年《学制》规定的男女共学制度，要求除小学之外，“凡于学校之内，男女不得处于相同教场”，《教育令》开创了日本教育史上的男女别学体制，此后又多次强调在中等教育中实行男女别学，并通过高等女子学校对女学生进行中等教育。当时官立、公立女子教育机构尚不发达，官方开设的最高层次的学校只有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很难满足社会需求，而私立女子学校填补了由于政府忽视而带来的女子高等教育的空白，客观上刺激了私立女子学校的发展，使私立女子学校一直占据培养高层次女性人才中的主导地位。

民间办学热情是近代女子学校发展的动力

发展女子教育，除了政府的政策与制度支持，更需要全社会的大力支持。在近代日本教育史上，始终有一批有识之士积极主张发展女子教育，在近代教育发展的不同阶段，都有不少教育家提出各自的女子教育理念，有的还亲力亲为办女校。如在文明开化浪潮中，启蒙思想家批判儒家女子道德，把一夫一妻制之下与男子具有同等权利、在教育子女方面颇有见识的西欧女性作为理想的母亲形象，提出造就在人格上与丈夫平等、具备足够的教育子女的教养与知性的母亲是社会的重要任务。福泽谕吉不仅批判男尊女卑的观念和女子无学的落后状况，倡导男女同权，还在委托其学生建立的庆应义塾幼稚舎（私立小学，1874年成立）中实行男女共学（但后来因受到反对而放弃）。另一位启蒙思想家中村正直于1875年在《明六杂志》上发表了题为《造就善良的母亲说》的文章，文中指出“子女的精神心术大体与其母亲相似，连后来的嗜好癖习也多似母亲。人民改变情态风俗进入开明之域必须造就善良的母亲，只有绝好的母亲，才有绝好的子女”，而“造就善良的母亲要在教女子”。中村正直还提出，为了实现“造就善良的母亲”的目标，要男女受到一样的教育，实现共同进步。^[20]中村正直在东京创办同人社女子学校（1874年），亲自实施女子教育的实践。1885年，留美13年的牧师木村熊二联合《横滨每日新闻》主笔岛田三郎、历史学家田口卯吉、评论家岩本善治等人共同创办了明治女子学校，意在通过实施新式教育提高女性的地位，诗人北村透谷、马场孤蝶、作家岛崎藤村等人都曾在此执教，在此毕业的有实业家相马黑光（面包店新宿中村屋创始人），日本第一个女记者、女子学校自由学园的创立者羽仁元（音）子，作家野上弥生子等杰出的女性。

近代日本官办女学基本上止于高等女子学校即女子中等教育，而没有在中等教育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继续发展女子高等教育，到20世纪初期，舆论的主流依然认为办女子大学为时过早。在政府不认可官办女子高等教育的情况下，民间的有识之士开始自发创办女子高等教育，出现了在女子高等教育中私立女校独树一帜的现象，可以说，日本女子高等教育首先是从私立女校开始的。最有代表性的是著名女子教育家成濑仁藏及其创办的日本女子大学。身为男性的成濑仁藏毕生从事女子教育，它曾长期到美国考察女子教育，在阐述其女子教育思想的《女子教育论》（1896年出版）中提出要把“妇女作为人来教育，作为女人来教育，作为国民来教育”^[21]作为教育方针，并于1904年创建了日本女子大学，被誉为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第一人。该校秉承“信念彻底”“自发创生”“共同奉仕”纲领，培养了集结于女性杂志《青鞜》周围的近代日本第一个妇女运动团体，该杂志创始人平塚雷鸟正是由于读了成濑仁藏的《女子教育论》才选择进入日本女子大学学习，而在《青鞜》杂志的五位发起人中，有四位是日本女子大学的毕业生。成濑仁藏的《女子教育论》及日本女子大学的成立在全国影响深远，此后一批从事女子高等教育的私立学校相继成立，但是文部省对此只作为专门学校加以认定，升格为女子大学还是战后的事情。

办教育离不开教育者，得益于前近代女子教育的积累和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日本女性已经不仅仅是被动的受教育者，许多人成为教育家，开办女子学校，从事女子教育事业。女性办女校是近代女子教育的突出特色。由女性办女学，更能准确掌握女性的心理与生理特点，实施适合女性特点的教育。

在上流社会人士积极办女校的同时，普通民众中也有不少人热心女子教育事业。从1872年制定《学制》起，女孩子就有了就学的权利，其父母亦有送孩子上学的义务。但是现实中不少贫困家庭的女孩子要么帮助父母带孩子，要么很小就给别人家帮工带孩子，因此无法到学校上学，这是明治前期女子入学率低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解决这部分女孩子的上学问题，民间开办了一些让女孩子能背着弟弟妹妹或帮工的主人家的孩子到校上课的学校——“子守学校”（日语词，中文没有相应的词汇）。最早开办“子守学校”的是茨城县青年教师渡边嘉重于1883年在其家乡开办的“小山村子守学校”，受到当时的文部大臣井上毅的表扬。这种学校兼具女子初等教育与幼儿保育机能，上课时间及上课形式也比较灵活，学习年限不固定，只要考试及平时成绩达到寻常小学的水准便允许毕业，且大多不付学费，因此很受下层社会欢迎，并在全国得到推广，据长田三男的《子守学校的实证研究》可知，这种学校一直存在到昭和初期，共有318所“子守学校”分布于全国36个都道府县。^[22]从事这种教育的多是深知下层社会疾苦的基层人士，他们为女子初等教育的普及所做的贡献是最直接、最现实的。今天，我们偶然可以从一些日本影视作品中看到女孩子在教室中背着幼儿认真听课的场景，那是在一百多年前的明治时代的事情，从这道难得一见的风景线中，既看到近代日本女性求知的渴望，也展现出民间教育者的办学热情。

（四）培养良妻贤母的目标使女子教育得以立足

近代日本女子教育侧重对女子的性别教育，“良妻贤母主义”的教育理念贯穿于女子教育的始终。在明治初期，女子教育的起步是从培养有知识的“良母”做起的。如前所述，启蒙思想家中村正直于1875年提出“造就善良的母亲，要在教女子”，另一位启蒙思想家森有礼也认为，“女子教育比之男子教育更重要”。1887年，他作为文部大臣在视察地方的教育情况并发表演说时明确指出：“女子教育的重点在于培养女子为人之良妻，为人之贤母，管理家庭、熏陶子女所必须之气质才能。国家富强之根本在教育，教育之根本在女子教育，女子教育发达与否与国家安危有直接关系。”^[23]森有礼从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角度认识女子教育，突出了女子教育的社会作用。

在明治初期大力吸收西方文明的所谓欧化时代，启蒙思想家心目中的良妻贤母是像西欧社会，尤其是基督徒那样的与丈夫有平等人格的妻子、具备足以教育子女之教养的母亲。为了培养这样的良妻贤母，当时的女子教育颇具欧化色彩。学校教育实行男女共学，教科、教材也完全相同，甚至使用翻译教材。然而，从明治中期开始，日本放弃了文明开化政策，国家大力宣扬的国家主义与儒家伦理相结合的主流意识形态也反映在女子教育政策上。19世纪晚期，明治政府一方面努力提高女子小学入学率，另一方面通过办高等女学校发展女子中等教育。在战前日本社会，女子大都在十六七岁结婚，而结婚之前在高等女学校的学习阶段被认为是培养良妻贤母的最佳教育时期。1899年2月颁布《高等女学校令》后，当时的文部大臣桦山资纪这样阐述办高等女子学校的目的：

只以男子的教育是不能达到健全的中流社会的，要有善理其家的贤母良妻，才能增进社会的福利……高等女学校的教育在于培养学生于他日嫁到中流以上家庭后成为贤母良妻的素养，故而在涵养优美高尚的气质和温良贞淑的性情的同时，要令其通晓中流以上生活所必需的学术技艺。^[24]

继任的文部大臣菊池大麓也将推进女子中等教育作为重要任务，1902年，他在高等女学校校长会议上的演讲中指出：“良妻贤母是女子的天职……高等女学校是为了实现这种天职而进行必要的中流以上的女子教育机关。”^[25]桦山资纪和菊池大麓两位文部大臣的公开讲话将高等女学校的办学思想和教育目标说得非常明确，仅仅有男子是不能实现国家的发展的（即所谓“中流社会”），必须培养与之相适应的良妻贤母。《高等女学校令》的颁布，标志着培养“良妻贤母”已经成为国家公认的教育理念。这种教育观念一经提出，便左右了近代日本女子教育的发展方向。不仅在各高等女学校得到贯彻，各私立女学校也积极响应。对女子的性别教育被固定化，家务、裁缝、手工艺授课内容增加，教学内容注重家庭实用技术的培养，而外语、数学、理科的内容相应减少。

结语

“良妻贤母主义”教育是畸形的日本近代化的一个矛盾产物。它一方面将女性的作用局限在家庭之内，有保守、落后的一面，同时也强调女子教育的必要性，有知识、懂学问是女子贤与良的重要标准，有其积极、开明的一面。唯其如此，近代日本女子教育才与国家的大环境相符，与人们的传统观念相符，直到战败为止，培养良妻贤母这一总方针一直没有动摇。这种教育固然有益于提高家庭生活质量，也对子女教育有利，但作用毕竟只限于家庭层面，培养出来的女学生大多知识和视野有限，社会适应性较差，最终都在家务劳动中终其一生。战前女子参政不发达、劳动就业率低与这种教育有着直接的关系。

本章第一部分原载《四川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

第二部分原载《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1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第三部分原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第四部分原载《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8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第五部分原载《日本研究》2011年第4期；

第六部分原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注释

[1]文部省：《学制百年史資料篇》，帝国地方行政学会，1975年，第497頁。

[2]石川謙：《寺子屋》，至文堂，1972年，第88頁。

[3]佐藤健一等：《江戸の寺子屋入門——算術を中心として江户的寺子屋入门》，研成社，1996年，第9頁；大石学：《江戸の教育力近代日本の知的基盤》，東京学芸大学出版会，2007年，第104頁。

[4]如2006年，江户东京博物館专门举办了“江户的学习——教育爆发的时代”特别展览。

[5]黒川真道編：《日本教育文庫·女訓篇》，日本図書センター，1977年，第649、672頁。

[6]三井為友編：《日本女性問題資料集成·4·教育》，ドメス出版，1976年，第77頁。

[7]转引自志賀匡：《日本女子教育史》，琵琶書房，1977年，第320頁。

[8]石川謙、石川松太郎編：《日本教科书大系·往来物篇·第15卷·女子用》，“解説”第78頁。

[9]三井為友：《日本婦人問題資料集成·4·教育》，第142-143頁。

[10]三井為友：《日本婦人問題資料集成·4·教育》，第144-146頁。

[11]文部省：《学制百年史》，第195頁。

[12]深谷昌志：《良妻賢母主義の教育》，黎明書房，1981年，第47、51頁。

[13]文部省：《学制百年史資料篇》，497頁。

[14]文部省：《学制百年史資料篇》，第130頁。

[15]文部省：《学制百年史資料篇》，第134-135頁。

[16]高等女学校研究会：《高等女学校の研究—制度的沿革と設立過程》，“資料二”，大空社，1990年，第30頁。

[17]当时高等女学校的竞争率以1902年为例：东京第一高等女学校为1:4.3；市立名古屋高等女学校为1:4.2；高知高等女学校为1:3.9。见深谷昌志：《良妻賢母主義の教育》，第184頁。

[18]文部省：《学制百年史·資料篇》，第484-489頁，“第4表”“第5表”。

[19]文部省：《学制百年史》，第194頁。

[20]湯沢雍彦編：《日本婦人問題資料集成·5·家族制度》，ドメス出版，1976年，第348349頁。

[21]成瀬仁蔵：《女子教育》、三井為友：《日本婦人問題資料集成·4·教育》，第329頁。

[22]转引自斎藤泰雄：《初等義務教育制度の確立と女子の就学奨励——日本の経験》，広島大学教育開発国際協力研究センター:《国際教育協力論集》第13巻第1号，2010年。

[23]大久保利謙：《森有礼全集》第1卷，宣文堂書店，1972年，第611頁。

[24]《教育時論》，1899年7月25日。

[25]《教育時論》，1902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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