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 鹿飞 
作者：吴廷璆 等
选自《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五、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中日外交
五、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中日外交
南京临时政府是近代中国民主运动的必然产物。近代中国民主运动在历史上与日本有密不可分之关系。因此，南京临时政府也作为其运动的产物，必然与日本发生种种的关系。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时，笔者曾在《辛亥革命时期日本的对华政策》[1]一文中就此阐述过南方革命党人与日本之关系。时过十年后，又发现了若干有关的新史料。本节即是利用这些新史料，就南京临时政府的承认和南北议和问题，对南京临时政府与日本的关系做进一步之探讨。
1.南京临时政府的承认与日本
南京临时政府的一大课题是争取日本与欧美列强的承认。下面就以此为中心，结合各省军政府与日本关系等其他问题，阐述南京临时政府与日本政府、军部及民间的相互关系。
南京临时政府是在南方诸省军政府的基础上成立的。因此，在论及南京临时政府之前，应当先考察南方诸省军政府与日本的关系。这是后来南京临时政府与日本发生关系的序曲，南京临时政府与日本的关系是这一关系的继续和发展。
武昌起义后建立的第一个革命政权是湖北军政府。湖北军政府筹划成立统一的中央临时政府时，希望日本承认这一政权。11月13日，湖北省都督黎元洪作为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代表向驻汉口总领事松村提出：“今后与贵国交涉的事件中，凡与中华民国全局有关之事，必须都与本都督协议”，并对即将成立的统一的中央政府希望“贵国政府予以承认”[2]，作为承认的代价，黎元洪认可武昌起义前清朝政府与各国缔结的不平等条约及一切借款契约继续生效；但起义后各国与清政府的借款和条约，无论任何一个国家，都一概不予承认。[3]黎对日的这一要求和希望，一是想得到日本对新政权的支持，二是牵制日本对清政府的援助，进而在外交上孤立清政府。
以湖北省为首的南方诸省相继独立后，日本应该先承认其为交战团体，但日本却没有这样做。日本只是默认其存在，与其进行有条件的往来和交涉。11月25日，内田外相就黎的要求指示松村：“在革命军事实上行使权力的情况下，与它不得不进行各种交涉；今后有必要时，与革命军进行适当交涉也可”，“如革命军主张作为交战者所拥有的权利……则我方由此不受实质性损失情况下可以默认其权利”。[4]默认交战者的权利，就意味着默认其为交战团体。但默认和承认则不同。按国际法，日本应该承认其为交战团体，以此保护其管辖地域内的日本权益。但日本为了维护革命军占领区内的日本权益，只是默认其存在，外交上与其往来。
内田外相25日的指示，不仅对湖北，而且在军政府成立的上海、广东等各省亦同样行之有效。在上海，王正廷、李青平等上海军政府成员与有吉明总领事往来频繁，并向其提供了筹建临时政府等内部消息及孙中山归国途中的情况。[5]在上海的池亨吉等日人也从中联络，沪军政府与日本关系较为密切。
孙中山归国前，黄兴主持南方革命军的工作。黄兴为了加强与日本的联络，12月5日派何天炯为其代表，前往日本。[6]何抵日后，先到横滨。12月12日他到达东京，通过有邻会拜访犬养毅等几位日方要人，希望日本提供军费、武器、防寒用具等。[7]翌年1月9日，何经和田三郎介绍拜会板垣退助伯爵。何在事前，与原大藏大臣坂谷芳郎筹划成立中日合资的中华中央银行。上海等各省军政府也相继派人东渡日本，筹集资金和武器。上海都督陈其美派文梅村、吴偶赴日，与三井商议贷款和武器供应等问题。据日方记载，当时在日本有十几位南方军政府代表。为了统一行动，他们于1912年1月14日成立了相当于临时政府驻日公使馆的组织——俱乐部。[8]
黄兴等为争取日本对各军政府的支持和支援，请求曾经支持民主革命的日本老友的帮助。神户的三上丰夷是孙、黄的老友，曾帮助过他们。黄兴托他做日本上层领导人的工作。三上受黄兴的委托，12月24日特意拜访当时西园寺内阁中举足轻重的内相原敬，传达了希望支持军政府的意愿。原敬历来对革命党持与其他官员不同的态度。他说：“我政府并非想排斥革命党，北京政府尚存在时与此政府交往是理所当然的，但为此而忌革命党是个误解。”[9]原敬以“非想排斥”“忌革命党”等措辞来表达他对革命党、军政府的微妙态度。
那么，黄兴等南方革命党人和军政府为什么加强与日的联络，期待日方的支持和声援？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领导人鉴于义和团运动时以日本为首的八国联军的武力干涉及日本政府和军部对革命党人的粗暴态度，担心日本借起义之机出兵干涉。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在欧美数次提到日本出兵干涉革命之可能性。11月初黄兴在武汉前线对日人波多野（翻译官）说：“甚为担心日本对革命军之态度。”[10]黄兴还表示：“如外国干涉，一是在湖南，一是在广东，继续抗战到底。”[11]这表明起义初期孙、黄并不期待于日本，相反却甚为警戒日本。但汉阳被清军攻陷后，黄对日态度发生了新的变化。清军攻打汉阳时，德国在其背后支持它，清军的新式武器多半来自德国，而且德国军事顾问在汉阳前线直接指挥清军，甚至到起义军不知道是与清军打还是与德人打的程度。这对指挥汉阳战役的黄兴刺激很大。他从汉阳退到上海后就说，“革命军的失败的最大原因是兵器不良”，极力主张“从日本购进新式兵器”。[12]他要求日本提供步枪2万支、野炮54门、机关枪70余挺及与其有关的弹药。[13]黄兴还致函日本元老井上馨，希望日本提供财政援助。[14]从此，黄兴对日态度发生变化，而这一变化又促使孙中山的对日态度也随之转变。据在上海的本庄繁少佐对陆军参谋总长的报告中说，孙中山回国后在黄兴等人的主张和热心说服下认识到：实际上不依靠日本，无论如何也没有成功的希望。[15]
除这一原因外，孙、黄和军政府的领导人中不少是留日学生，与日本有这样和那样的传统关系。而且武昌起义爆发后，英国等欧美列强在政治思想上虽然评价了这次革命和革命军的活动，对革命的意义也有一定的了解，但在行动上则期待于袁世凯，对革命党人和军政府毫无支持之意。但日本的军部、财界和民间的一些人，为扩大在中国的权益直接和间接地支持了革命和军政府。这是孙、黄及各省军政府期待于日本的客观条件和原因。南京临时政府与日本之关系是这一主观愿望和客观条件相结合的产物，也就是说，是主客观目的矛盾的产物。两者关系的特点也即在于此。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这一政府对外的一大任务就是获得日本和欧美列强的承认。按国际法，承认南京临时政府是承认新政府问题，而不是承认国家问题。对新政府的承认与对新国家的承认有时是一致的，但有时又是不尽相同的。对南京临时政府的承认则是后一种情况。这是由于辛亥革命导致了政权的更迭和社会制度的变化，然而中国这一国家在国际法上的主体资格不受其影响，因此发生政府的承认而不引起国家的承认问题。
南京临时政府在争取承认问题上，在争取各列强承认的同时，尤为重视日本的态度，想把日本的承认作为突破口。正如前文所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已与日本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因此，首先争取日本的承认，并以此来带动其他列强。
辛亥革命时期日本的对华政策，由内阁首相西园寺公望和外相内田康哉所决定，但在幕后掌握实权的是元老，尤其是山县有朋。他是这一时期推进满蒙政策的主要后台，在对华政策中起重大作用。孙、黄也认识到，想要得到日本的支持和承认，首先就要得到山县有朋的支持和承认。于是孙、黄于1月联名致电山县，“欲保东亚的和平，想得日本对民国的赞成”[16]。山县对此有何反应？因目前缺乏这方面的史料，尚不清楚。
南京临时政府设有外交部，第一任外交总长为王宠惠。外交部的首要任务也是取得列强对新政府的承认。1月17日，王宠惠总长致电日本的内田外相：“民国政府业已成立，为外国与我国国交的便利，为顺利履行国际间的义务，速承认我政府为上策，为此切望予以考虑。”[17]这是作为临时政府外交总长正式向日本提出承认的要求。
南京临时政府还通过在临时政府工作的日本民间人士做有关承认问题的对日工作。池亨吉当时任孙中山秘书，处理与日有关的事宜，孙中山派他去日本驻南京领事馆，先向日本政府转达“对最先承认新政府的强国想提供某种重大的利权”[18]的意向，以便争取日本率先承认新政府。孙中山还向他表示，为了争取各国的承认，准备发表如下的宣言：
第一，在政府所在地，允许外国人经商，外国人及其公司可租借土地。
第二，将不征收阻碍商业发展的所有税收，对进口货，除规定之外，不再课税。
第三，外国商人及其公司要在其营业地登记，共和国政府对不交纳二万五千两银者不提供第一项的特权。
第四，共和国政府努力铺设铁道，尤为希望外国资本经营铁路。
第五，共和国政府努力改善货币制度。
第六，改革法律和审判制度，努力提高为废除治外法权所需的条件。
第七，对外国人也扩大同中国人一样的内地航行权。[19]
日本和欧美列强在华的最终目的是扩大经济权益。孙中山和临时政府抓住列强的这一心理，给它们提供一定经济特权，并创造它们在华经商有利的内部条件，来吸引它们承认共和国的新政府。
孙中山在起草这一宣言时征求副岛义一的意见，并托他调查有关的情况。副岛对此宣言草案也提过忠告。[20]
但日本驻南京领事铃木则不然。他是想利用孙中山和临时政府要求承认的时机，扩大日本在华权益。铃木领事在立即向内田外相报告上述情况的同时还建议：“此际采取何种方法来获得优先权，将会带来不少便利”，“此际想采取什么方法扩大帝国的权益，这并非全然不可能之事”。[21]铃木领事如此强调扩大日本在华权益，是与其他列强借此机会扩大在华权益进行争夺分不开的。据铃木领事致内田外相之电，英、法、美各国都以竞争的姿态争夺权益，综观当地的外国人活动，最近都在接近孙中山，这是值得注意的。[22]这就是说，各列强都想借孙中山对承认新政府者予以特殊权益的机会接近孙中山，力图扩大各自的在华权益。武昌起义以来一直支持清政府的德国也不甘心落后。驻南京的德领事于1月22日访孙，并问“应该如何扫除革命军过去对德国的恶感”[23]，力图改善与革命军和南京政府的关系。孙回答道：“当然为承认共和国。”[24]这是说承认新政府是改善关系的最好方法。铃木领事唯恐落在德国之后，再次建议内田外相“有必要对孙采取何种积极的手段”[25]。
在南京的铃木领事虽然积极，但外务省对此没有做具体的回复。当时日本基本上与英国采取协调一致的外交政策。1月11日英国驻日大使与石井外务次官会谈承认问题时，向石井转达了英国外相格雷“对承认等问题不准备予以任何答复”[26]的意见，并希望两国政府采取同一政策。因此，日本也不敢贸然率先承认南京临时政府。
但是，南京临时政府依然对日抱有希望，希望它先承认。临时政府副总统黎元洪2月3日派特使，向驻汉口的松村总领事表示，希望“鉴于过去的亲密交往，日本此际率先承认中华民国”[27]。松村本人是想承认的，他就此向内田外相建议：“希望帝国政府在适当时机对此问题采取主动措施。”[28]孙中山也亲自出马，想争取日本的承认。2月中旬，孙中山直接与驻南京铃木领事会谈此事。在日本尚未承认南京临时政府的情况下，作为大总统与外国领事直接会谈是破格的行动。这便表明了孙对日的莫大期待。孙问铃木：“内田对承认共和国的意向如何？”铃木避而不答，反问道：“阁下对此究竟有何期望？”孙说，“现在共和国政府在南方掌握实权，但各国尚不承认。我认为这是由于各自相互观察对方态度的结果”，各国不应该互相猜疑。孙为打破这种局面，对铃木说美国舰队司令来访表示要承认新政府，以此促日本早日承认。[29]
南京参议院也配合孙中山和临时政府做争取承认的外交努力。2月上旬，参议院决定派宋教仁东渡日本，做日本朝野的工作。而且想通过日本做其他列强的工作。[30]在日本，内田良平等黑龙会系统的浪人和有邻会负责人小川平吉（政友会议员）等对宋教仁访日颇为关注。其原因之一是他们对宋的评价较高。小川认为，宋是“第一次革命（指辛亥革命——笔者）中极为重要的功臣……国民党中第一位的人物”，并于2月2日在上海两人彻夜畅谈天下大势，还约定今后缔结中日同盟。他回国后致电宋：“承认时期到来之前来日，便于疏通双方对各种问题的意见。政友会自不待言，各方面诸君也欢迎你来日。”[31]内田、小川等在日本朝野如何开展承认南京临时政府的活动情况，因现缺具体史料，亦无法详知。此后，他们曾数次请宋早日访日。请宋访日的目的，除了承认问题外，还有阻止孙与袁妥协，把临时大总统让给袁的意图。
日本政府虽然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但民间的有志之士，开展了承认运动。当时属于有邻会的梅屋庄吉等，致电祝贺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并决心“为贵国共和国的早日承认而努力奋斗”[32]。他们在东京成立“中国共和国公认期成同盟会”，1月28日在东京筑地精养轩召开共72人参加的大会，通过了促政府早日承认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决议。[33]在大阪，石崎酉之丞、永易三千彦等7人于1月29日发起成立中国革命政府承认期成同盟会，开展承认革命政府的运动；后通过了“希望我国政府早日承认中华民国政府”的决议。[34]这些运动虽然规模不大，影响也不大，但反映了日本人民对新的共和国的声援和对共和体制的向往，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是颇有其意义的。
日本民间的有志之士不仅要求承认南京临时政府，而且亲自来南京，支持和参加该政府的工作。南京临时政府1月6日宣布聘请犬养毅为政治顾问，寺尾亨、副岛义一为法律顾问，坂谷芳郎、原口要为财政顾问。此外，池亨吉作为孙中山的秘书，萱野长知作为黄兴的秘书，北一辉和北丰次郎作为宋教仁的秘书，在南京政府任职。他们主要处理对日关系问题。聘请日本人任这些要职本身即说明南京临时政府与日本关系之密切，而他们的任职又进一步促进了该政府与日本的往来。
更有意思的是早稻田大学法学博士副岛义一作为法律顾问，直接参加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制定工作。起草和讨论该法时，各省的一些代表主张联邦制，但他与黄兴始终坚持单一国家制，并把它规定在该法中。在国家的名称问题上，副岛主张“大汉国”或者“中国共和国”，其理由是辛亥革命是以“排满兴汉”的旗帜来进行的。但这意见未被采纳。在是否设置内阁总理大臣的问题上，副岛则倾向于法兰西共和国的政体，主张大总统下设内阁总理大臣，但参议院最后采取了美国式的总统制，设国务院。副岛虽然在一些问题上与参议院有不同的意见，但在制定《临时约法》的工作中起了一定的作用。[35]
南京政府的军事机关也聘请日本军人当顾问或教习。孙中山归国时说，“从英、法、美等国招聘军人”，但其后改变了这一方针，提出“军事指导将来全然必以日本为师”。在南京等各军事学堂里，不少日军官充任教习。黎元洪继续聘请寺西中佐当其军事顾问。相反，其他国家的顾问和教习则甚少。在海军中，英、法留学生较多，但南京临时政府海军部副总长汤芗铭（留法生）和参谋王时泽访问驻南京的日本领事馆，表示“临时政府将从日、英两国各聘一位顾问，根本改革海军组织”[36]之意，希望日方大力协助。对此海军省次长财部彪表示，“到适当时期可应允这一希望”。但海军省提出了与此相关的条件：（一）“此际让革命军充分依赖我方，并预先约定完全服从于我方指导”；（二）“在革命军海军部的要害部门配备相当数目的我方武官，万事都咨询于这一武官”；（三）“已招聘的英国武官不必排斥……但将来不再招聘他国武官”，“如不能全部实行这一条件时，不妨实施其一部分也可”。[37]这说明，日本海军要借机加强对南京海军的控制。
这时期南京临时政府管辖的南方各省军政府与日本的民间关系也较密切。例如，在广东省，都督胡汉民等军政府不少要人是留日学生，因此与日本的关系比清政府时期更为密切。而且1911年12月21日孙中山归国途中在香港会见宫崎滔天等日本友人之消息传出后，这一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就此种情况，驻粤日本总领事濑川报告外务省说，在当地居留的日人与军政府领导人的交往比旧政府时代更密切，在商业和其他关系上当地日人比其他外国人占有更便利的地位，因此，居留在当地的日人一般都同情军政府，暗中期待其成功。[38]广东政府外交司长陈少白，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曾流亡日本。他和留日的军务司长与广东三井洋行关系密切，粤军的武器都是经三井洋行从日本进口的。广东政府财政司也与台湾银行往来密切。广东革命军与日本的关系也颇密切。该军的师长、旅长、参谋长等都是留日学生。广东讲武学堂教习细野中佐“与广东军事当局者间现在还保持着颇为密切的关系”[39]。但日本驻粤总领事馆与广东军政府没有直接的来往，有事则派官员交涉而已。濑川总领事把双方的关系限制在“不过分亲密，但又不过分疏远的程度上”[40]。湖北、湖南等省军政府也与日本保持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
综上所述，南京临时政府在对外政策上把日本当作头一号国家，希望它从经济和军事上援助新政府，期待它首先承认新政府。而日本政府、军部和财界以各种形式提供了一些贷款和武器。与欧美列强相较，日本支持和援助了南京临时政府。但在承认的问题上，尽管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如此殷切希望它率先承认，但最终日本也未承认它在国际上的合法地位。其原因何在？
在国际法上，一个新的政府获得其他国家的承认，应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新成立的政府有遵守国际法、国际条约的意识和能力。南京临时政府是具备了该条件的。孙中山在《对外宣言书》中承认清政府与外国缔结的不平等条约的重要原因是以此来表示南京临时政府有遵守国际条约和国际法的能力。孙中山的此种思想是一以贯之的。1906年制定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的“对外宣言”即表达了此种思想。1912年的《对外宣言书》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孙中山为获得承认付出如此巨大的牺牲和代价，是欲以这一牺牲和代价来换取承认，从而在外交上阻止列强的出兵和干涉，保住新生的共和国。而列国如承认了南京临时政府，就意味着在国际上孤立清政府和袁世凯，阻止列强对它们的支持和援助。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是想以承认以往的不平等条约来求得这两个益处，即一举两得。这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也许是可能的。
承认新政府的第二个条件是“有效统治原则”，即必须在本国领土内有实际上的控制权，有效地行使政权，能行使国际法所规定的国家权利和义务。从这一条件来说，南京临时政府尚未俱全。它所管辖的地区是南方诸省，是中国领土的三分之一的地域。因此，它所行使的国家权利和义务也局限在一定的区域内，不能遍布全中国。与此相反，清政府所管辖和控制的地区要大得多，而且清政府从国际法上依然是代表中国的政权，尚未被推翻。因此，日本和欧美列强也继续保持与清政府的外交关系，不想先承认新政府。如果承认新政府就等于断绝了与清朝的外交关系，至少在时机上说承认新政府为时尚早。
新政府要获得承认的话，一定要具备和表现出政府的稳定性。但这一新政府刚刚建立，不仅其内部尚不稳，而且与清政府和袁世凯正在议和，想把总统让给袁，新政府前途未卜。这都表明这一政权尚不稳定。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由于其不稳定，只存在了很短时间。这一不稳定因素是其未能获得承认的又一因素。因此，即使孙中山提供特殊权益，日本也不想和不会正式承认他的统治地位。
而这一时期日本的对华外交是以日英协调一致为基础的。英国始终支持北方的袁，对南京临时政府和孙中山根本不放在眼里。这有形或无形地牵制了日本对南京临时政府的外交政策。同时，袁也在英国的支持下牵制了日本对南京临时政府的承认及二者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日本民间人士和大陆浪人虽然主张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并开展承认运动，但其规模和影响都不大，对日本政府未构成强大的外部压力。因此，都没有发挥其作用，只是表达了民意。
在承认问题上，驻在中国南方的总领事和领事多倾向于承认南京方面，想通过承认，从政治、经济上获得一些实惠。这是日本的实用主义外交思想的反映，但这时期其未占主导地位。
2.南北议和与日本
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与1911年12月南北议和破裂有关。但该政府的成立，又促使破裂的南北议和以不同的形式继续进行。因此，南京临时政府的另一大课题即是南北议和问题。
孙中山归国后反对南北议和。在上海的宗方小太郎当时为日本海军军令部（指参谋部）收集孙的动向，并及时上报。据他的报告，“孙的意见是绝对排斥（南北）议和，如果列强进行武装干涉，其结果即使中国四分五裂，也在君主政体的名义下不讲和。最后达不到共和国的目的，如十年达不到，则二十年、三十年也要争取它”[41]。但孙的此种想法遭到南京方面的反对。因此，他也不得不赞成议和，并于1月2日复电袁世凯，“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是公论”。[42]同日，孙又通过伍廷芳向袁表示，如袁迫使清帝退位，孙则把大总统之职位让给袁。[43]
对袁世凯来说，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既是对他的威胁，又是利用它来迫使清帝退位的有力武器。因此，袁对它采取了既想消灭又想利用的两面手法。袁通过梁士诒、唐绍仪、伍廷芳与孙中山秘密进行南北议和。
那么，日本对这次南北议和与孙中山让位采取了什么态度？为了说明日本就此的态度，不能不涉及英国对此问题的态度和日英的相互关系。因此，以孙与袁、日与英这四者就此问题所开展的外交活动为中心，来考察日本对此问题所采取的态度。
袁在此问题上也想得到英国的支持。袁接到孙的电报和内传消息后，于1月11日派梁士诒询问朱尔典公使：各方意见都认为目前情况下皇帝应退位，由他建立临时政府，如建临时政府列国是否予以承认？[44]朱尔典虽然没正面回答，但暗示支持和承认。当时日本坚持君主立宪，反对共和政体，且反对袁上台执政。因此，袁、梁和朱尔典都担心日本。12日朱尔典与日本公使伊集院密谈此事，并问了日本的意见。[45]伊集院没有直接表示意见。同一天，袁又找其日人军事顾问坂西利八郎，探测日本的态度。袁说，英国不再支持君主立宪，其他列国也持旁观的态度，如果这样下去清廷只好瓦解；日本声言赞成君主立宪，但在南方有影响的日人相继参与革命军的谋议；据新闻报道，日本官民似乎都赞成共和，日本国政府究竟对时局持有何想法？[46]这实际上是希望日本放弃君主立宪，支持共和制。对此，伊集院公使通过坂西对袁说：“如清朝廷瓦解则产生重大的后果，应认清此点。”[47]言外之意是不赞成清帝退位。但伊集院公使在对内田外相的报告中说，清帝退位是大势所趋，只是时间问题，如要抗衡这一大趋势，让清廷和袁世凯维持现状，则须有从外部用实力援助它到底的决心。[48]伊集院为何如此坚持君主立宪，维护清廷呢？其理由有二。一是从政治上坚持君主立宪的政体。作为君主立宪的日本，从主义上不赞成共和，赞成共和等于否定了自己万世一系的天皇体制。因此，伊集院顽固坚持己见。二是从经济上共和制对日本和列强非常不利。伊集院认为，清帝退位后中国必然失去中心，导致四分五裂，这会对日本和列国的对华贸易与经济活动带来严重的后果，而且有可能招来各列强瓜分蒙古、西藏等的争夺战。[49]
这正值南京临时政府希望日本承认该政权的时候，承认与和议的外交交涉是同步并行的。在此种情况下，如此顽固地支持君主立宪的日本，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是理所当然的。这便是日本未承认新政府的原因之一。英国是支持袁，支持共和制的。因此，英国出面做对日说服工作。1月16日，英国外交部通过驻日英国大使向内田外相传达了梁士诒和朱尔典11日会谈的内容。英大使对内田外相说，“知道日本何等强硬地反对共和政府的成立，如要建立那种政府，最为忧虑的就是这一问题”[50]。这就是说，日本是建立南北统一的共和政府的最大障碍，希望日本让步。对此，内田表示了何种态度尚不清楚，但驻日英大使在致格雷外相的电报中推测，“当共和国政府成立并遇到承认这一政府的问题时，日本政府脱离我国政府采取特殊态度的意向是不会有的”。[51]莫理循也认为，日本为支持帝制进行干涉的可能性是没有的。[52]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他们的此种推测是正确的。
那么，大陆浪人等民间人士对此采取了什么态度？日本政府和伊集院公使为坚持君主立宪反对共和，进而反对南北议和，但大陆浪人等民间人士则反对孙让位于袁，因此，他们也反对南北议和。两者虽然都是反对，但反对的内容则不同。孙没有将议和、让位等问题告诉在上海的头山满等日人。因此，头山满等都不知道南北议和的具体情况，更不知道孙让位问题。可是在日本的内田良平探知了此消息。他认为，如果现在把政权让给袁，则不知道老奸巨猾的袁会干些什么事情，其结果是革命的目的变成泡影，因此，此际决不应妥协，[53]并明确表示不赞成孙让位。这是站在南方一面的日人的共同态度和主张。内田立即派葛生能久去南京，向头山等人传达这一消息和意见。头山开始不信有此事，但事实终究是事实。头山偕宫崎滔天、萱野长知、寺尾亨从上海亲自赴宁总统府说服孙不要让位，叫袁来南京，让袁明白孙是革命的主人，然后北上。[54]葛生也赴宁说服宋教仁不要妥协，但宋固执己见。如前所述，内田良平等就承认南京临时政府之事请宋东渡日本的背后还有这一目的。因此，宋也未去日本。
可是，在朱尔典的支持下，袁积极推进了清帝退位、建立新政权的计划。但伊集院公使却被完全排斥在这一计划之外，消息也非常不灵。朱尔典为说服伊集院曾给他透露过袁的这一计划。但伊集院不仅仍然反对，且还认为，南北妥协而成立的“新政府自然提出强迫收回权益、修改关税、废除治外法权等问题，不难想其排外倾向，尤其排日倾向”[55]。因此，他依然反对经南北议和成立的新政府。伊集院建议内田外相：“帝国应站稳独立的地位，以便让其他国家明白顾忌日本国之必要，并让它们感觉到抛开日本国不可能收拾时局。这会对俄国将来的行动带来好处的。”[56]此时日本与俄国关系较密切。伊集院是想联合俄国抗衡袁和英国所策划的南北议和及新政府的成立。两国公使经密谈一致认为：“如果成立革命党所主张的那种政府，它们则采取突发性的排外措施，惹起麻烦的外交问题。当此之际，列国预先牵制此种行动，收拾时局为好。”[57]俄国公使甚至建议在清帝退位之际，让清朝廷退到热河，然后从其王公中另立一位，由日俄两国加以利用。[58]
1月20日前后，孙在让位问题上附加了种种条件，其对袁的态度明显地强硬起来。[59]如前所述，头山满等就孙中山让位的问题劝过孙，让他以南京为中心建立新政权。因此，袁和莫理循等都认为这是日人在背后唆使孙的结果。[60]而且还认为铁良、良弼等在京的反袁活动也与日本有关，因为他们都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袁和朱尔典认为，伊集院公使和公使馆武官青木宣纯少将在幕后指挥他们反袁。[61]因此，袁于21日召见伊集院，再次说明放弃君主立宪的理由，力图说服他，但伊集院固执己见，毫不退让。[62]
袁世凯在南北的反袁势力夹攻形势下，故作姿态，一时放出辞职下野之风声。这对英国是个冲击。因此，23日莫理循找日本公使馆二秘松冈洋右谈日人唆使铁良等反袁势力迫使袁下台之事，并希望英日合作，劝袁不要辞职。[63]朱尔典也于同日访伊集院谈及此事，但伊集院拒绝这一要求，说袁耍手段，力图得到外国的支持，如列国采取阻止他辞职赴津的措施，则正中他的诡计。[64]伊集院建议内田外相，此时帝国政府采取旁观态度，任其自然发展，这样也许促进帝国活动良机的到来。[65]弦外之音是袁的下台可能给日本的对华政策带来新的机会。
日本的大陆浪人非常恨袁。袁下台赴津的消息传出后，革命党人白逾桓和大陆浪人平山周、小幡虎太郎等在袁于天津站下车时想暗杀他。他们在天津站袭击了下车的“袁”，但他不是袁，而是天津道台张怀芝。这一计划未实现后，他们在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司令官阿部贞次郎的支持下，于1月30日袭击了天津镇台衙门，但遭失败。此次袭击中，一名大陆浪人被击毙，两名被捕。
在反袁势力的夹击下，袁也不甘示弱，1月下旬，袁在反击北京王公的反袁势力，迫使清帝早日退位的同时，力图切断日本与南京临时政府的关系。2月6日，外务部的曹汝霖对伊集院公使提出：日本政府停止对南京临时政府的借款，对南北双方维持严正中立。能否得到日本的借款是孙和南京临时政府能否进行北伐，以武力完成革命的关键问题之一。有关招商局借款、沪杭铁路借款、汉冶萍公司借款、东三省借款等问题，不少论著中都有阐述，在此不再复述。这里仅谈东三省借款与南北议和的关系。
2月初，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面临新的抉择。一是从日本借款，继续进行北伐，武力解决清帝退位，建立共和国；二是与袁妥协，让位于袁。孙中山力争第一种选择。据2月8日森恪致益田孝之函，2月3日孙中山与森恪会谈以东三省租借换取一千万日元贷款之时，森恪问道：“五日内即至八日夜钱未弄到手，就决定和议吗？”孙答：“然。”森恪又问：“和谈方案已完成否？”孙答：“和议条件已经决定，唯发表前送参议院披露即可。”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在与清廷和袁继续进行和谈的同时，又与日本交涉借款问题。据森恪2月8日致益田孝之函及2月6日下午孙致森恪电中有“与袁世凯和议延至九日为止，故此确复一千万贷款之事”之文，这就是说，9日前拿不到日本的一千万日元贷款就与袁妥协让位。但日本方面出于种种原因，未答应这笔贷款。其中一个原因是北方的袁无形中牵制了日本。在此种情况下，孙中山不得不做出了第二种选择。于是南北议和达成协议，12日清帝退位，13日孙向临时参议院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并推荐袁以代之。[66]由此推理，如日提供一千万日元贷款，孙也许不会让位。
孙辞职让位后，南北统一的新政府理应建在南京，袁也答应来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对此日本和英国采取了何种态度？孙让位时袁虽答应南下就职，但他不能离开北洋军阀的巢穴北京。袁认为，孙要求他南下就职的背后有日本的唆使。2月29日他派曹汝霖去日本公使馆刺探伊集院的意见。伊集院是既反袁又反主张和的孙。因此他回答道：“孙的要求在道理上甚为无理，皇帝退位后按过去的秩序，应南方派委员到北方才是合为顺序的。”[67]但这话也并非意味着就支持袁。他报告内田外相，袁陷入进退维谷之境地，又如往常一样，袁求列国之帮助。[68]
英国则反对袁南下，从侧面支持袁。要支持袁，又得做对日的说服工作。2月24日朱尔典对伊集院说，我已对外务部首领胡德惟说过“从已退位的南方北上是顺序”[69]，希望日本也支持这一意见。但伊集院没有直接回答，伊集院不支持这一意见的理由之一是，如南方人知道为实现袁的主张而别国干涉，则南方因袁乞求于别国援助而心中对袁更加不快，使他们更加反感袁，使事态更恶化。[70]这似乎是为了袁，但实质上是不支持袁的一种托词。在北京，莫理循与袁的心腹蔡廷干策划了对付孙的措施。[71]在南京，英驻宁领事访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王宠惠鼓吹北京首都说。[72]
南京政府继续坚持袁南下就职。2月下旬派蔡元培、宋教仁、汪兆铭等迎袁专使北上，劝袁南下。蔡廷干预料蔡元培一行定拜访莫理循，先对莫理循做工作，让他对蔡一行说迁都南京的危险性和各国公使反对迁都之意。[73]而日本大陆浪人反对蔡等北上。内田良平等从回国的葛生那里听到这一消息后，又立即派葛生再赴南京，阻止他们。但葛生抵宁时，他们已北上。葛生跟踪而去，到北京见宋教仁，劝宋赴日研究对付时局的新措施。[74]3月1日政友会议员小川平吉致电孙、黄和宋教仁，称日本政府业已开展了承认中华民国的运动。[75]这是阻止南方与袁妥协的一种措施。但这些都未能阻止南京临时政府与袁的妥协。
2月29日至3月初，袁指使第三镇统制曹锟在北京制造所谓的“兵变”，纵火抢劫，造成混乱。紧接着通州、保定、天津也发生同类事件。其目的是阻止袁南下。那么，日本和英国对此采取了什么态度呢？从袁制造此次“兵变”的目的来看，袁是希望列强介入。3月2日唐绍仪对朱尔典说：“希望外交团立即开会决定采取制止北京的掠夺、杀戮的手段。”[76]朱尔典对此心领神会，认为此为“希望外国军队战领”北京。[77]当日驻京的各国公使开外交团会议，决定驻京的外国军队只在白天巡逻，并把驻京军队的人数增加到一千人。[78]3月3日，八国驻京官兵七百人整队行军在北京主要街道，以示列强的军事威力。这并不是要用武力干涉“兵变”，而是为维护北京、华北的外国既得利益的一次军事示威。但这却给中国人，尤其给南京以八国联军卷土重来之感。当时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最担心外国出兵干涉。因此蔡元培等迎袁专使见到此种情形立即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北京兵变，外人极为激昂”，“余尽可迁就，以定大局”。[79]其结果，南京参议院于6日允许袁在北京就职。这是对北京尤其是对列强动静的判断错误而致的。当时列强并无出兵干涉之意。
在北京的伊集院公使力图把这一兵变利用在反袁、反共和制之上，他报告内田外相说，“革命动乱后实行共和政治，如武汉事件发生以来屡次电禀的那样，在中国早晚要爆发大动乱，这是本使当初之意见。可是此次北京事变意料之外地早爆发”，而且“明确地证明和自白袁世凯没有收拾时局的实力”。[80]伊集院还沾沾自喜地说，“曾赞美袁世凯或讴歌共和政治的某国公使和莫理循之类现在似乎变得颇为软弱”[81]，以此来证明自己反袁、反共和是正确的。
伊集院想借此机大肆伸手，以武力干涉来扭转武昌起义以来处于被动地位的日本对华外交。他所采取的方针是先不出兵干涉，以便使“兵变”继续扩大，而“兵变”扩大后，再出兵干涉。为此，他建议内田外相：“此际迅速干涉而过早地收拾时局，对日本的对华政策来说并非上策。宁肯牺牲一点，也把骚乱更加扩大为好。”[82]他希望北京“兵变”蔓延到全国，各地都发生大骚乱。因此，他在外交团会议上发表反对把外国军队重新部署在城内干涉“兵变”的意见，主张仅仅保护外国人的安全。他又建议内田外相：中国重新动乱时“就是（日本）帝国当然出动强大军队之时，从现在起事先做好其准备”[83]。可是内田外相立即与陆军商议，决定先向京津地区增派一千二百名陆军，其先遣队于4日抵达北京，10日一千二百名军队从关东州调遣到天津。但此种迅速增兵却与伊集院公使的愿望相反，牵制了骚乱的扩大。因此，他又电告内田外相：“在刻下微妙的时机把单纯增加军队看作为国威、国权的伸张，恐怕不能说是适合于今日机宜的见解。”[84]其意是不要急于派大批军队，骚乱更加扩大后再派军队干涉，以此扩大和提高日本在中国时局中的发言权和地位。但事与愿违，南京参议院于6日允许袁在北京就职之后，骚乱也迅速平息了下来，伊集院和内田外相所盼望的大动乱时局并未到来。这样，日本想借3月北京“兵变”大显身手，扭转对华外交被动局面的希望也遂成泡影。此后，伊集院公使在北京外交界更为孤立，后不得不调离回国。
如上所述，在北方的伊集院公使和在南方的头山满等大陆浪人都反对南北议和，但反对的内容有所侧重。前者反对的是议和后成立的统一的共和体制的政府，而后者反对的是孙让位于袁。他们反对的都是袁当权。在北方，英国和袁世凯结合成一体，积极推动以袁为中心的南北统一政权的成立，以便袁篡夺辛亥革命的成果，统治全中国。因此，双方都用种种手段做对日工作。而日本虽然反对议和、反对袁，但对与它鼎立的南京临时政府和孙中山，没有给予积极的支持和援助，以此来抗衡北方。如果日本积极地支持南京临时政府和孙中山，南北议和的结局也许发生新的变化，孙中山也不会把总统的职位让给袁。这便是辛亥革命时期日本对华外交未能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这一原因也正好反映了作为二流帝国主义的日本，不敢违背英国的意旨公然支持南方的客观现实。由此可谓南北议和不仅是孙与袁、南京与北京清政府间的谈判，也不仅是二者力量的较量，而是其背后日、英力量的较量，而后者在一定意义上起更大的作用。袁世凯就靠英国的力量牵制日本对南京的外交，从而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
综观这时期中日外交，具有如下的几个特点：
这时期中国分裂为北袁和南孙，而围绕分裂的中国的国际环境分裂为日本和英国。这四者既在相互对立、相互牵制，又在相互协商、相互妥协。这时期中日外交是在此种国内外关系中开展的。而这种国内外关系则决定了这时期中日外交的态势、内容及外交交涉进程和结局。
从外交态势来看，南京临时政府和孙中山、黄兴等对日外交是积极主动的，自始至终期待于日本，把日本作为头等的外交对象国，其希望日本提供支持和援助。对此，日本是消极的，甚至持反对的态度。日本虽然如此，但与英国等其他列强相比，相对来说，还是有所倾向于南京，暗中提供贷款和武器，大陆浪人和民间有识之士直接参与南京临时政府和革命军的工作。其目的，除极少数之外，都是为日本帝国在华的权益。两者的期待和支持的目的虽不相同，但客观上，可以说对南京临时政府是有好处的。而且日本大陆浪人等反对孙让位于袁，事实上是正确的。
袁与日本的外交态势是与前者完全相反。袁对日有戒心，处处防备日本，不期待、不希望于日本，而日本对袁耿耿于怀，怀恨在心，积极反对袁，甚至想暗杀袁。这两者基本上是对立，甚至敌对的态势。
孙与日、袁与日的外交态势如此不同，其原因何在？孙、袁与日本的关系，在辛亥革命前就不同，其结果必然如此。再者，这时期中日外交关系不仅仅是中日两国关系，其背后还有英国。在主义上英国对南方的共和制表示理解，甚至赞赏。但对南京临时政府和孙中山不抱有任何好感，没有提供任何支持。而日本，如上所述，与此相反。如何解释日英的此种矛盾现象？这与英国和日本在中国的争夺有关。日英在中国具有两重性的外交关系，即一面为维护在华的殖民权益相互协同一致，共同侵略中国；但另一方面为扩大殖民权益又相互争夺。其争夺的第一个焦点即是争夺中国的握有实权的领导人。日英都认为，孙中山不具备统治中国的实力，而袁是中国唯一的强人，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但袁在辛亥革命前与后都倾向于英国或美国，而与日关系日益疏远。日俄战争后日本逐渐代替英国，成为侵略中国的主要国家。因此，当时当权的袁与日的矛盾加剧，袁“以夷制夷”，靠英美来与日本抗衡。这一争夺战中英国明显地处于优势，英国在辛亥革命中的外交成功也在于此。因此，英国即使政治上赞赏共和制，但外交上却支持独裁者袁；而日本政治上反对共和，但外交上却暗中支援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其目的是抗衡英国，与英国争夺。日英两国间的此种相互争夺所产生的矛盾现象，又反过来影响和促进了上述的孙与日、袁与日的相互关系，并决定了两者与日本相互间的外交态势。而这种态势又进一步影响和决定了这时期中日外交的内容和外交交涉的进程及结果。
本章第一节原载于《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
第二节原载于《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
第三节原载于《南开学报》1996年第5期；
第四节原载于《南开学报》1991年1月；
第五节原载于《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华书局1994年。
注释
[1]中华书局编辑部编：《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10～1425页。
[2]《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109～110页。
[3]《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109～110页。
[4]《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111～112页。
[5]1911年12月7日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致内田外相电，机密第104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6]小川平吉文书研究会编：《小川平吉关系文书》（二），三铃书房1973年版，第431页。
[7]1911年12月13日《清国革命党员渡来之事》乙秘第1917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8]《清国革命党员关系者谈话》乙秘第1938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9]原奎一郎编：《原敬日记》第3卷，福村出版1965年版，第202页。
[10]1911年11月16日驻汉口川岛第三舰队司令致斋藤海军大臣《关于清国事变警备报告要领》第18次，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11]《南京特派员情报》（甲），1911年12月23日，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12]1912年1月17日参谋本部《清国事变特报附录》第28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13]1912年1月17日参谋本部《清国事变特报附录》第28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14]《原敬日记》第3卷，第21页。
[15]1912年1月8日驻上海本庄繁少佐致参谋总长电，第172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16]《山县有朋关系文书》，见《日本历史》1987年8月号，第88页。
[17]1912年1月17日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致内田外相电，日本防卫研究所藏。
[18]《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172页。
[19]1912年1月21日驻南京领事铃木致内田外相电，第10号，日本防卫研究所藏。
[20]副岛义一：《我参加中国革命的抱负与经历》，见《早稻田大学讲演》1912年5月改卷纪念号，第56页。
[21]《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128页。
[22]1912年1月22日驻南京领事铃木致内田外相电，第13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23]1912年1月23日驻南京领事铃木致内田外相电，第14号，日本防卫研究所藏。
[24]1912年1月23日驻南京领事铃木致内田外相电，第14号，日本防卫研究所藏。
[25]1912年1月23日驻南京领事铃木致内田外相电，第14号，日本防卫研究所藏。
[26]《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545页。
[27]1912年2月4日驻汉口总领事松村致内田外相电，第38号，日本防卫研究所藏。
[28]1912年2月4日驻汉口总领事松村致内田外相电，第38号，日本防卫研究所藏。
[29]以上引文均见1912年2月14日驻南京领事铃木致内田外相电，机密第13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30]1912年2月4日驻南京领事铃木致内田外相电，第38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31]《小川平吉关系文书》（二），第443页。
[32]《梅屋庄吉关系文书》，小坂哲琅、主和子藏。
[33]车田让治：《国父孙文与梅屋庄吉》，六兴出版1975年版，第234页。
[34]日本辛亥革命研究会编：《辛亥革命研究》第8号，第78页。
[35]副岛义一：《我参加中国革命的抱负与经历》，见《早稻田讲演》1912年5月改卷纪念号，第46～52页。
[36]1912年1月3日新高舰长致斋藤海军大臣电，日本防卫研究所藏。
[37]1912年1月8日口述照会《革命军招聘我海军武官之事》，日本防卫研究所藏。
[38]1912年2月5日驻粤总领事濑川浅之进致内田外相电，机密第7号，日本防卫研究所藏。
[39]1912年2月5日驻粤总领事濑川浅之进致内田外相电，机密第7号，日本防卫研究所藏。
[40]1912年2月5日驻粤总领事濑川浅之进致内田外相电，机密第7号，日本防卫研究所藏。
[41]宗方小太郎自上海致海军军令部函，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42]《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页。
[43]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850页。
[44]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41页。
[45]《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543页。
[46]《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543～544页。
[47]《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544页。
[48]《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544页。
[49]《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544页。
[50]《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545页。
[51]《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545页。
[52]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第832页。
[53]黑龙会编：《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中卷，原书房1966年版，第446页。
[54]头山满翁正传编纂委员会编：《头山满翁正传》（未定稿），苇书房1981年版，第247～248页。
[55]《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602页。
[56]《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602页。
[57]《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603页。
[58]《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603页。
[59]《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6～27、30、38页。
[60]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第842页。
[61]《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553页。
[62]《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547～551页。
[63]《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553页。
[64]《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555页。
[65]《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556页。
[66]以上引文均见1912年2月8日森恪致益田孝函，三井文库藏。
[67]《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570页。
[68]《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570页。
[69]《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571页。
[70]《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571页。
[71]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第887～888页。
[72]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第485～487页。
[73]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第899页。
[74]《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中卷，第450～452页。
[75]《小川平吉关系文书》（二），第452页。
[76]《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588页。
[77]《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588页。
[78]《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589页。
[79]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8），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25页。
[80]《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590页。
[81]《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590页。
[82]《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590页。
[83]《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590页。
[84]《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5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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