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 鹿飞 
作者：吴廷璆 等
选自《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二、二次革命时期孙中山的反袁策略与日本的关系
二、二次革命时期孙中山的反袁策略与日本的关系
二次革命时期，孙中山所采取的反袁策略和方法，前后有过多次变化，而这一变化与日本官方的态度有着密切的关系。笔者拟根据最近在日本档案中查到的有关史料，对这一问题进行具体考察。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被暗杀。袁世凯暗杀宋教仁，是反革命势力对共和制度的挑战。如何把反革命势力的总代表袁世凯从临时大总统的宝座上拉下马，便成为维护共和制度的首要任务和二次革命的直接目标，而这一时期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也始终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宋教仁被暗杀时，孙中山正在日本访问。惊悉噩耗后，孙中山于25日上午返抵上海，当晚便在黄兴寓所召集各省主要同志商讨对策。据周震鳞、李景城回忆，孙中山在会上指出：先发制人，非用武力解决不可。[1]这就是说，孙中山一开始就是主张用武力讨袁的。据笔者考察，周、李的回忆并不准确。孙中山武力讨袁的思想是经过多次曲折的变化而形成的，这个变化过程以7月12日二次革命爆发为界可分成两个时期、六个阶段。
1.宋教仁被暗杀之后
第一个阶段（3月25日至3月31日），孙中山想通过国会解决袁世凯辞职问题，他对日本并未提出更多希望和要求。
当时国民党在国会中占据多数席位，因此孙中山认为国会有力量弹劾袁世凯。3月26日，即孙中山返抵上海的第二天，他首次会见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谈了自己的上述想法。他对袁世凯暗杀宋教仁非常愤慨，表示不能熟视无睹。但他没有说到武力讨袁，而是主张“用正当的手段，诉诸世界公议，以此排斥他”[2]。
孙中山的这种说法是符合他当时的思想实际的。当时，广大民众经过辛亥革命的动乱，渴望安定和平的生活。作为一个革命的政治家，孙中山在政治解决尚有希望的情况下，是不愿轻易动用武力的。由于孙中山在这一时期主要是想依靠自己的力量，即通过国会解决袁问题，因此没有向日本提出具体要求，仅希望日本对中国南北局势“予以充分注意和警戒”[3]。有吉总领事当天即把会见情况电告外相牧野伸显，内称：“这不仅成为南北分裂的原因，而且北方也难免陷于混乱局势。”[4]他认为，弹劾袁世凯将引起中国南北分裂，中国政局将再次动乱。这个判断，成为日本政府制定对孙中山和二次革命政策的依据。27日，驻北京公使馆武官青木宣纯少将向军部报告，称上海国民党的一些人欲派刺客暗杀袁世凯和赵秉钧。
牧野外相接到有吉和青木的电报后，27日电令有吉总领事，速向孙中山转告青木报告的情况，请孙“叫党员切勿轻举妄动”，“现在中国是最需要避免动乱、保持平静的时候，南北权威人士如诉诸引起相互猜疑的谣传的手段，则局势立即混乱，局面难以维持”。[5]有吉总领事于28日走访孙中山，转达了牧野外相的意见。对此，孙中山否认国民党党员进行暗杀活动，表示“坚决采取光明正大的手段，在议会上弹劾袁世凯”，如果袁世凯用武力对付议员，则“我方也用武力与之对抗，南方已有这一决心”。[6]可以看到，孙中山思想上有些变化，但出发点是对袁的武力防备，而不是主动以武力讨袁。有吉还与黄兴面谈过，黄兴的看法和孙中山大体相同。
但是，当时的国会能否弹劾袁世凯？孙中山对此产生了怀疑，进而有避开南北冲突去日本的想法，并在30日[7]会见有吉时谈了这一想法。据有吉明报告，孙中山当时对时局表示忧虑，对有吉明说，如有可能，自己则站在南北双方的中间，用和平的方法收拾局势；但当地情况，如你所知，热衷于同北京的对抗，如被卷进这一旋涡，从大局来说甚为不妙，因此希望暂时离开此地，旁观南北双方的局势，予以注意和忠告，尽可能谋求用和平手段解决的方案。[8]当时孙夫人因车祸负伤，在东京筑地的圣·路加医院住院治疗。孙拟借看望或接回夫人的名义，于4月4日再赴日本，在东京逗留几日，然后偕夫人前往箱根或轻井泽，在那里将来自南北双方的情报及自己的看法转告日本当局。他赴日时准备隐姓埋名，秘密旅行。他还说，如不能赴日，便改赴其他地方。据有吉电，孙中山于29日从正金银行取出3万元，汇往香港和日本等地。[9]孙中山赴日的目的是在4月8日召开国会后的两周避开中国。此外有无其他目的，尚无材料可证。据现有史料分析，这次赴日目的是消极的，是想避开南北斗争。
有吉总领事对孙中山的要求表示理解，并于当日电告牧野外相。他认为，孙赴日目的是暂时摆脱政治旋涡，以求公平解决，对我方也不抱什么期待，故无必要阻止他赴日。[10]至于公开或秘密赴日问题，请牧野外相电示。有吉未深谈同意孙中山赴日的原因，但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在致有吉总领事的电报中说得很清楚。他认为，“孙若不能赴日，则避到其他地方。毋宁将其引至日本国：此不失为基于帝国方针利用孙之又一策，在帝国政策应用上，也为得策”[11]。他认为，孙即使隐姓埋名秘密赴日，也不可能阻止他在日本抛头露面。反而会引起国内外猜疑，因此不如借看望其妻子的名义公开赴日。
但是，牧野外相不同意孙中山赴日，31日电训有吉总领事说：孙再来日是不得策的，应阻止他来。理由是：孙中山访日期间及回国后曾鼓吹“亲日”，这样的人在宋教仁被暗杀而上海为世界所瞩目的时候再次来日，“不可避免地引起内外的误解和猜疑”。[12]言外之意是怕孙来日会引起袁世凯和欧美列强的猜疑，进而累及日本。可见，牧野外相拒绝孙中山赴日也是从维护日本帝国的利益出发的。日本帝国的利益是日本对孙政策的核心，是制定对孙政策的基础，是否同意孙中山赴日，完全视是否有利于日本帝国的利益而定。牧野外相拒绝孙中山赴日，并不是他个人的意愿，而是日本政府的方针。同一天，即3月31日，日本内阁在首相官邸研究了中国形势及对孙政策，并决定：帝国政府对中国南北纠纷“全然采取中立不偏的方针，且无意乘此争端谋求何等特殊利益”[13]。这是日本政府对二次革命和孙中山所采取的基本方针，并根据这一方针，对孙中山采取了不予援助的政策。
日本政府采取这一政策的原因，首先是与日本国内政局变动有关。1913年2月11日，日本发生大正政变，曾支持孙中山的桂太郎内阁下台，新的山本内阁执政，内阁的更迭直接影响了日本的对孙政策。其次，它与日本政府对中国南北力量的估计有关。日本一开始便估计到，如南北发生武装冲突，南方革命党人敌不过北方的袁世凯，肯定遭到失败而逃亡国外。牧野外相在3月31日对有吉总领事的电训中就指出，如孙中山遇险，要到日本避难的话，予以协助。[14]因此，日本不会支持即将在南北冲突中失败的孙中山。再次，它与辛亥革命时期日本的对华政策有关。当时，日本虽打着中立旗号，暗中却“支持”和“支援”了南方革命党人，结果得罪了辛亥革命后君临中国的袁世凯。革命后，日本设法调整与袁世凯的关系，因而不愿支持与袁对立的孙中山。最后，它与日本的对华贸易有关。辛亥革命期间，因中国政局动乱，日本对华贸易锐减，影响达半年之久。因此，日本希望中国避免武装冲突，保持平静。
根据日本帝国的对孙政策和牧野外相3月31日的电训，有吉总领事于31日拜访孙中山，转达了日本政府不同意孙赴日的意见。对此，孙中山表示理解。并且说，同志们也劝自己暂留此地，“即使赴他地，也暂时推迟。如不能赴日，则赴广东或香港”[15]。孙中山暂时未离开上海，与他对日本及列强持有新的希望和要求有关。随之，他的反袁策略也有了变化。
第二个阶段（3月31日至4月上旬），孙中山希望依靠日本和列强对袁的劝告和压力，迫使袁辞职。
3月31日，孙中山对有吉总领事说，此时能否和平解决时局，要看列国的态度如何。有吉问其意，孙答：“由列国对袁世凯施加压力，让他辞职”。有吉反问道，如列国对袁施加压力，不等于希望列国干涉中国内政之意吗？孙回答，即使不施加压力，由列国对他予以“启发”也可以，如怯懦的袁有意表示立即辞职，则给袁以充分的名誉让他退下来，圆满解决之。[16]当时黄兴也持同样想法。
这个时期孙中山仍然想用和平方法解决袁辞职问题，但在策略上却由依靠自己的力量——国会，转变到依靠外来力量——列强方面，并且是从弹劾袁转变为让袁以体面的形式辞职。孙中山还设想在万不得已时，利用选举排除袁世凯而另选他人充任总统。[17]这不能不说是孙中山的妥协和退让。但鉴于当时情况，也不无一定合理性。孙中山对有吉说，据来自北京的消息，袁正积极备战，国会召开前肯定施行暴力，有可能暗杀准备提出弹劾案的议员，因此不能提出弹劾案，即使提出也不会成立，所以从国会得不出满意的结果。孙中山依靠日本和列强的压力来解决反袁问题的设想，显然与上述情况有直接关系。
依靠列强的压力迫使袁世凯下台，实际上是行不通的，日本和欧美列强是不会听从孙中山的这一意见的。英国自辛亥革命以来一直支持袁，美国也急于承认袁的北京政权。日本虽自辛亥革命以来对袁存有戒心，但因袁掌握北京政权，是中国最强力的人物，因而把统一中国的希望寄托在袁身上，不愿对袁施加压力。再者，由于英美的牵制，日本也不敢公开反袁。在这种情况下，即用和平方法不能解决反袁问题之后，孙中山的思想不得不转变到武力反袁上来。
第三个阶段（4月上旬至6月下旬），孙中山准备武力讨袁，并希望日本从经济和军事上给予支持。
孙中山武力讨袁的决心并不是凭空得来的，而是对客观形势和敌我双方力量进行一番权衡的结果，他认为：1.如在国会上得不到满意结果，则南方的都督立即举兵对抗，直至袁辞职。2.除北京的一部分军队外，其他军队都不依服于袁，容易讨伐，一年内可制服北方。3.南方的军费比北方充足。4.在南方建立巩固的新政府，采用日本币制，促进两国贸易和亲善，日本将会迅速承认新政府。黄兴对形势也持乐观态度，认为黎元洪也可能成为南方的友军。[18]孙、黄甚至想，迫使袁下台后，让黎元洪当总统。显然，他们对形势和南北双方力量的估计过于乐观。
孙中山虽然对形势乐观，但也感到自己力量不足，希望得到日本的经济援助。4月7日，孙会见横滨正金银行上海支店长，希望正金银行提供贷款。[19]作为条件，孙提出中日合办日华银行。4月25日，孙会见有吉总领事时，再次提出这一希望。[20]但日方没有满足孙中山的要求，除前述的原因外，还在于袁世凯从背后牵制了日本。袁通过外交部照会日本政府，声称只有北京中央政府有权向外国贷款，弦外之音是不许日本向孙中山贷款。黄兴也想争取日本军部的支持，4月5日，派部下杨廷溥赴日，向日本军部的宇都宫少将等说明自己对南北问题的立场和态度，力图争取日本军部的援助。[21]杨在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熊中大尉陪同下，乘山城九号日轮赴日，但军部没有予以援助。
日本军部在对华政策上有时与政府、外务省有分歧，步调不一致。但在二次革命时期，它们却采取了一致的所谓中立政策。4月1日，陆军省次官本乡房太郎向汉口驻屯军司令与仓发出指令：“帝国政府此际取不偏不党的态度和方针，贵官也遵照此方针行动。”[22]这是军部对二次革命采取的始终一贯的政策。
牧野外相收到孙黄武力讨袁的电报后，4月9日又电训上海的有吉总领事，命其速劝孙黄二人，尽力避免南北冲突。[23]牧野提示的理由之一是外蒙问题，当时沙俄和袁准备签订有关外蒙独立的条约，牧野企图把孙中山的注意力引到对外问题上，即先解决对外问题。这是因为，沙俄对外蒙的侵略，直接威胁了日本在满蒙的利益，先解决外蒙问题有利于日本。早在3月31日，有吉总领事与孙中山会晤，提醒孙注意在面临涉外问题时引起内争将对国家的未来产生不良影响。孙承认外蒙问题也很重要，但认为暂时只能搁置起来。[24]孙中山未听从牧野的劝告，依然准备武力讨袁。
4月27日，五国银行团正式向袁世凯贷款2500万英镑，这是日本伙同欧美列强支持袁世凯武力镇压南方革命党人的行动。28日，孙中山致电日本外务省，请日本勿援助袁世凯。[25]4月下旬，又致电各国政府和人民，揭露袁制造宋案及借款阴谋。[26]4月下旬，日本政府起草了为参加此项贷款辩解的声明，但未敢发表。
5月，南北双方矛盾更趋激化，各自加紧备战。孙黄在得不到日本援助的情况下，将徐州一带的兵力撤回江南，拟用海军阻止袁军渡江，准备采取持久战略，以待日本军械到来。[27]当时，黄兴为争取日本支持和援助而要求访日，并于5月上旬通过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斋藤少佐转告日本当局和元老。他向斋藤流露了对日本的不满情绪，认为日本当局把袁当作东亚大局所不可缺少的人物，对袁为保其地位而把列强引入中国，进而危害东亚尚无觉察，而且怀疑我们的决心，这是令人遗憾的。黄兴希望日本当局了解孙黄方面的真意，缔结解决两国间悬案的密约，以便从内部得到日本政府的有力支持，实现两国合作。[28]对此，陆军参谋本部次长大岛曾会访陆军省次官松井，征求对黄兴访日问题的意见。这说明日本军部研究过黄兴访日问题，因未查到有关史料，不知其内容。据后来史实推测，日本军部不同意黄访日，也不给黄兴以任何援助。
5月中旬，唐绍仪来沪，力图调解南北双方。日本对此也抱有希望，5月15日，有吉总领事访问孙中山，谈了南北融合、收拾时局的好处。孙中山表示，“自己也希望圆满地加以解决，南北融合的必要条件是袁世凯下台”，但袁不肯，我们“不能坐以待毙，除决一雌雄外别无他法”，“现在动干戈是时间问题，是立即举事还是暂时忍耐，正在考虑之中”。[29]这便表明了孙中山以武力讨袁的决心。5月17日，孙中山致函日本元老之一井上馨，揭露袁世凯的罪行，希望他支持自己的事业。[30]同日和22日，黄兴在上海两次会见日本东亚兴业公司的白岩龙子，以南昌至萍乡铁路贷款之名，希望对方向自己贷款一千万日元。李烈钧也和该公司交涉了贷款之事。白岩向大仓组的门野重九郎报告了此事，门野同意放贷。6月2日，白岩与孙黄及江西李烈钧的代表在黄兴寓所再次商议贷款一事，决定贷款一千万日元。白岩等给孙中山贷款的目的，正如他给大仓组的报告所说的那样，“此际多少要对孙逸仙、黄兴等人表示同情，以有助我对南方的经济政策，同时这是确立我国政府之大方针——在江西确立根本政策之难得机会”[31]。但这次贷款因政府干涉未能兑现。有吉总领事继5月15日访问孙中山后，19日又访问黄兴，进行了同样的劝告。黄兴与孙中山一样，坚决主张袁辞去大总统。但据有吉的印象，他注重于和平解决。黄说，“不到非自卫不可的地步，尽量用和平手段解决的想法至今没有变”，“在议会存在的情况下，在议会上决一雌雄。袁虽然采取卑劣手段，但难于取得以和平的方法成为正式大总统的绝对多数。最后他除诉诸武力之外别无他法，我们只是准备万一”。他希望以和平的方法加以解决。据有吉当天致牧野外相的电报，黄兴大体持稳妥意见，对孙中山的“猛进论”采取“慎重论”，切实希望和平地加以解决。[32]
人们过去认为孙黄在讨袁的策略上自始就有分歧。据上海总领事有吉的外务报告和孙中山在这一时期的思想演变来分析，这种分歧大约是从5月中旬开始的。日方也较为重视孙黄二人的分歧，加强了对他们的劝诱工作。宫崎滔天是孙黄最信赖的日本友人，日本政府因此派宫崎做孙黄的工作。按照日本政府的方针，宫崎于5月19日到上海，劝孙黄以和平方法解决中国时局。此时孙黄都坚持不妥协，并在联名发往日方的电报中说：“宫崎传言，不胜感激。恨无妥协之余地。即使我不举事，彼必施加压力，危机迫在眉睫。若得日本援助，将取积极行动；倘无外援，只能背水一战。恳请援助。”[33]电报表明了孙武力讨袁的态度和切望日本援助的心情。但日本依然不予以援助。日驻华公使馆参赞山座圆次郎表示：“如南北不幸分裂，虽然遗憾，却无理由予以援助”，希望孙黄忍耐和妥协。[34]5月20日，牧野外相再次电训有吉总领事，让黄兴提醒江西都督李烈钧劝其部下，预防事端发生。翌日，有吉向黄兴转达了此意。[35]24日，有吉又访问孙黄，进行劝诱。孙黄都说，我方不会先动干戈，但孙更强调除动干戈外别无其他有效方法。通过此次谈话，有吉依然认为，两人主义虽然相同，具体计划却有分歧。[36]
5月25日或26日，将接替伊集院任驻华公使的山座圆次郎专程来沪，劝孙中山不要以武力抵抗袁。孙坚决表示，反袁不是私怨，而是破坏与保卫共和制的问题，如有不排斥他而能保持共和政权的妥协方法，请赐教。孙认为，和平方法终究不能抵抗袁，同时也看出日本不会援助他，他对山座说：“虽不能求得日本之援助，但倘能尽力阻止他国援助袁即可”，希望日本牵制列强。[37]这样，孙中山对日本的希望和要求也就降了一格。当时，有吉总领事劝黄兴不要武力解决南北问题，但言辞笼统，没有具体内容，甚至是无原则的。对此，黄兴提出了下述和平解决的具体方案：
1.继续维护共和政体，不干涉国会；
2.宋案交法庭公平裁决；
3.五国借款交国会审议；
4.撤回北方南遣的军队，同时南方也解除军备，一切恢复正常状态。[38]
黄兴的方案是合情合理的。黄希望日公使同美公使一起劝袁接受，但日本未敢承诺。这时，日本前外相加藤高明来华访问，6月1日在上海会见了孙黄，也是劝他们“要十分忍耐，和平解决时局，谋求长远之策”[39]。孙反问，如南方发生革命，日本采取什么态度？加藤回答说，作为个人同情革命派，但政府一贯和列国协调，为确保袁政府的安定而努力，[40]一语道出日本劝和的目的就是确保袁的统治地位。
到6月，南北双方剑拔弩张，武装冲突一触即发。6月9日，袁罢免李烈钧江西都督职务，这是二次革命爆发的导火线。
李烈钧被罢免立即在日本引起反响。李曾留学日本，与日本军人和大陆浪人来往较多，有十几位日本现役和退役军人参与了李的军事活动，致使袁和列强误以为日本支持李挑起南北武装冲突。这时李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日本，而日本则生怕李的举动连累自己。6月10日，驻汉口总领事芳泽把李被罢免的情况电告牧野外相，并说李可能在南昌举事或赴日，如此则会影响日本。芳泽一面派人向黎元洪询问关于李免职的善后对策，一面电训该总领事馆派往湖口的八木及在那里的日人谨慎从事，并请求牧野外相指示。[41]6月11日，牧野复电称：“如李烈钧有来本邦就其将来计划期待我方援助之意，则以直接或间接方法通告他，此际（日本）政府不参与中国内争，断然不予以何种援助。”[42]结果，当6月16日李在汉口会见八木并提出赴日要求时，八木转达了牧野的指示，断然予以拒绝。但是，李烈钧周围的日本军人，不顾政府和军部的指令，对李的行动提供方便，李乘坐日舰，来往于南昌、汉口、上海等地。这些军人参与李的军事活动，纯系出于个人意志，但这却引起袁世凯和英国等列强的误解，认为日本支持李烈钧和南方革命党人挑起武装冲突。对此，日本向袁和列强进行了反复的解释。
日本在李被革职后，非常关注孙中山和黄兴的动态。6月11日，有吉拜访孙黄，探询他们的反应和对策。据有吉观察，孙黄两人持不同态度，黄表示坚决采取和平主义，昨日已派特使赴江西，劝李圆满处理此事。孙中山则主张一举排除袁，但对袁用五国贷款收买李部下表示担忧，说推翻袁比推翻清朝更难。[43]12日，孙中山交给黄兴5万元，部署讨袁军事。[44]这再次表明孙中山武力讨袁的决心。
袁世凯步步进逼，6月14日又革除胡汉民广东都督职务。形势紧急。6月17日，孙中山乘毕约号汽船赴港澳，与胡汉民和新任广东都督陈炯明商讨武力讨袁，但回来后思想有所波动。
第四个阶段（6月下旬至7月上旬），孙中山又考虑利用国会多数倒袁的问题。
孙中山的港澳之行是极为秘密的，但日本驻上海和香港的总领事还是掌握了其行踪，并及时报告给外务省。孙中山于20日抵港，驻港总领事今井即派人与孙约会。但孙立即转赴澳门，派马君武向今井谈了来港澳的目的。21日，孙中山在澳门海面的军舰上与胡汉民、陈炯明共商武力讨袁问题。据马君武对今井的谈话，孙主张打，而陈鉴于商人不愿意“乱”的情况，不大赞成打；胡汉民也不大愿意打。[45]孙回香港后，和胡汉民一起会见了今井总领事。6月29日，孙乘巴拿马号船返回上海后，又会晤了李烈钧。当时李也在观望形势，不敢孤军在江西举事。
经过港澳之行，孙中山的思想发生了波动和变化。30日，上海总领事有吉访问孙中山，孙谈了自己的想法。据有吉给牧野外相的报告，孙的情绪较南下前大不相同，对本派势力感到悲观。孙说，陈炯明虽然强硬，但其部下中有势力的两三人被袁收买；而且去年以来自己提倡的袁中心主义深入人心，今天很难一下子改过来；加之多数人希望和平，因此目前举事有困难。孙认为，目前除观望形势、等待时机、在国会上对峙外，别无其他办法，并准备让张继等在国会中有影响的议员回到北京。[46]当时汪兆铭也持和孙中山一样的思想。[47]靠国会倒袁，不需要日本和外来势力的援助，所以当时孙中山没有向日本提出任何希望和要求。
如上所述，当时孙中山重新考虑利用国会解决反袁问题，而陈其美等少壮派则积极主张武力讨袁。7月6日返回江西的李烈钧也主张武力讨袁。国民党内部在反袁问题上明显地分裂为两种意见。鉴于此种情况，有吉总领事7月7日或8日访问黄兴和陈其美，劝他们不要轻举妄动。但陈其美坚决主张武力对抗，认为舍此只能自我毁灭，国民将继续受革命前那样恶劣的政治压迫。他说，我党现在分为温和、过激两派，前者只靠国会，但这几乎没有成功的希望。他批评孙、黄，认为前年的革命也由我们计划，孙黄是中途归来的，他们长期流浪于国外，不通晓国内形势，因两三位旅长被袁收买而气馁失望。黄兴说，对李、胡两位都督的革职没有进行反抗，证明我党采取了和平手段，而袁却在江西等地一再施加压力，这就难免不发生反抗，各地的小纠纷也许发展到大事，暗中默认了少壮派的主张。有吉总领事根据孙、黄和陈其美等人的言论分析认为，孙黄因无成功的把握而不主动举事，陈其美、李烈钧等少壮派则欲抓住任何机会举事。[48]
2.二次革命爆发之后
第五个阶段（7月中旬至7月底），孙中山主张武力讨袁，并关注日本和列强对二次革命的反响。
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举兵讨袁，宣布独立，二次革命爆发。14日，孙中山召见有吉总领事，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江西是试金石，只有坚决奋斗”；黄兴赴南京，今日可能宣布独立，广东、福建也不日独立；如按预期进展，将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如长江一带形势不利，则把它设在广东。孙把江苏、江西、浙江、福建、广东、湖南、山西、陕西都算在自己的势力之内，认为南北力量大体上相等。孙中山对军费问题有些悲观，想在近期内设法解决，但没有乞求日本提供资金或军械，只顾虑日本的意向和外国人对二次革命的反应，一再问及此事。对此，有吉答道，日本的意向尚不清楚，但如保持外人居留地的安宁，则不会招致外人反感；至于对占领江南制造局的北军，应慎重行事。这也是孙中山所苦恼的问题，但有吉没有就是否由列国领事团劝北军撤回表态。据有吉致牧野电，当时孙中山尚无十足信心，对时局甚为忧虑。[49]
但是几天以后，孙中山信心大增，对日态度也有了变化。7月21日，孙中山与有吉面谈，当时南京、安徽、广东、上海已相继宣布独立，革命形势发展迅猛。有吉在致牧野的电报中说，孙中山“意气昂扬，非常得意”，谈了各省相继独立的大好形势。[50]孙断言，如果袁不辞职，则不能期望和平；他致电袁，促他辞职，[51]如其不从就向全体国民发出促令袁辞职的宣言。[52]这次谈话表明了孙中山与袁世凯斗争到底的决心。
孙中山的这种决心，使他公然批评日本和欧美列强。他说：“在五国借款成立之际，我向各方预言此项借款必成为内乱的原因，但哪个国家也不听，假借中立之名，都采取了对己有利的政策，即暗中援袁的方针。”他还说：“南方上下都信赖日本，对日本抱很大希望，但日本却和列国一起，依然采取利己的中立态度，使日本失去了大家的信赖和希望。”这是孙中山访日归来后对日本的第一次批评。但这个批评不是要与日本决裂，意在得到日本的协助，他“希望日本，劝诱一两个国家，率先给袁以辞职的友好劝告，如其他国家狐疑，可由日本单独劝诱他”。孙中山断言：“袁仰赖于外国，如外国进行此种劝告，袁将格外迅速地服从，立即实现和平。”[53]这说明，孙中山虽然主张武力讨袁，但未完全放弃通过列强劝告解决反袁问题的希望。有吉在与孙中山的这次谈话中，再次说明了日本政府的方针，并以个人身份发表看法说，如进行那种劝告就开了外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先例，劝孙不靠外援，从内部解决问题。但是，孙中山坚持己见，他说：“袁始终以外援为生命，终于以蒙古为诱饵，依靠俄国。外国的插手和干涉，鉴于现状，事实上难免。在我们希望的时候，不如由日本掌握主动是有利的。”[54]有吉没有明确拒绝孙中山的这一要求，遂将这一情况电告日本政府要人。但牧野立即于22日电训有吉，断然拒绝孙中山的要求，还批评有吉与孙谈话时留了余地。[55]
日本不支持孙中山和二次革命的态度是坚决的。二次革命爆发后，胡汉民为把广东的军队迅速运往长江流域，曾向香港总领事今井提出借用日本商船，但遭今井拒绝。[56]7月25日湖南宣布独立后，为筹集军费而向长沙的三井物产公司支店提出借款二百万日元。[57]但汉口总领事芳泽和牧野外相不许三井公司提供借款，理由有三点：1.此次冲突可能以袁的中央政府胜利告终，2.袁中央政府不承认和南方订立的借款契约，3.此款等于向南方提供军费。此外，此款的交涉还受到了黎元洪的牵制。7月31日，黎质问芳泽总领事是否由三井公司向湖南提供了贷款。[58]结果这项贷款终未成立。
与此同时，日本当局严厉限制一些军人和浪人在江西参与李烈钧的军事活动。7月18日，外务省致电汉口、上海、广东等地的驻华领事馆，重申对二次革命的所谓中立方针，指令：“不允许日本文武官员参与中国内乱。如居留该地的日人参与，则毫不犹豫地采取不许继续居留该地的措施。”[59]军部也采取了同样措施，同一天，陆军参谋总长致电驻北京公使馆武官坂西大佐和汉口驻屯军司令与仓以及上海、江西等地的日本军人，要求不许参与南北“内乱”，因侦察去南北军驻地的人员也不许久留该地。[60]不过一些日本军人不顾政府、军部的指令，继续参与李的军事活动，7月27日的沙河镇战斗中，曾有日人平山某阵亡。
日本口称中立，实际却为袁世凯提供了方便。7月23日，日本日清汽船公司派船将袁军两门大炮和三百支枪从沙市运到汉口。[61]这是驻汉口总领事芳泽同意实施的。在此之前的7月3日，芳泽曾致电牧野外相，表示了应该支持袁世凯的看法。他说：“鉴于中国现状，支持和利用中央政府对扩大我权益是有利的，实际情况也是朝这一方向发展的。”[62]日本此时支持袁世凯并不是偶然的。日本先已估计到袁胜孙败，因此南北紧张乃至双方发生武装冲突时，便自然地远孙近袁。二次革命时期日本对孙中山的政策不是孤立的，而是和对袁政策相对存在而实施的。
第六个阶段（7月底至8月）。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先想离沪赴粤，再图举兵，但广东都督陈炯明无意欢迎。孙遂改赴日本，希望日本政府允许他以日本为基地进行新的革命活动，并希望得到日本政府和军部的经济、军事协助。对此，日本当局采取了什么态度呢？
这里先谈谈日本对黄兴的态度。黄兴在南京情况危急时打算离宁赴粤，再图举兵。7月27日，黄通过第八师旅长王考缜向南京大和商会的野村提出，希望当晚乘日舰或日商船赴粤。[63]但牧野外相翌日电告南京领事船津，拒绝了黄的要求。[64]日海军采取了灵活的政策，7月29日，海军省次官指令游弋在长江和东海的第三舰队司令官，如南方领袖要求避难时，虽不采取主动保护措施，但根据外交惯例，不能不收容，并把他们转移到他们要去的地方。[65]
7月28日，黄兴和他的参谋长黄恺元潜入泊于南京的日舰龙田号，29日乘日舰嵯峨号赴沪。为防止此事泄露，海军大臣斋藤实指令第三舰队司令官，可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如下对策：1.尽可能否认收容黄兴的事实；2.如情况不能完全否认时，则言明黄兴为脱险曾来龙田舰要求保护，但当时情况不算危险紧迫，帝国军舰遵照以往采取的公平态度，拒绝了这一要求；3.如收容之事已泄露，采取第二项措施不利时，则言明：黄兴为脱险投奔龙田舰要求保护，我舰队从人道主义出发，一时加以保护，时隔不久他便离开该舰。[66]日本海军的做法，一方面是为自己解脱，一方面也有保护黄兴之意。当时，牧野外相曾就黄兴问题与海军大臣商议，态度有些不同。29日和30日，牧野接连致电南京领事船津和上海总领事有吉，命其阻止黄兴来日，但可请他去香港或其他安全地方，万不得已时可暂时潜往冲绳。[67]牧野阻止黄兴赴日的原因是怕外界产生日本援黄的误解，进而影响日本与袁及列强的关系。
在上海，有吉总领事和第三舰队司令按照牧野外相和斋藤海军大臣的指令，具体安排孙中山和黄兴转赴香港和广东。7月30日，黄兴乘嵯峨号舰抵沪，翌日转乘日商船静冈丸赴香港。8月1日，牧野外相又电训香港总领事今井，命其设法避开黄兴赴日。[68]8月2日，孙中山也乘德国约克号船离沪赴港，准备在广东再次举兵。他和黄兴都相信广东都督陈炯明。但是，在战局逆转的形势下，陈以孙黄来广东会使士气沮丧为由，反对孙黄来粤，劝二人转赴日本，同时还请日本驻广东总领事赤冢协助。[69]赤冢和今井总领事请陈派炮舰到香港接走孙黄，但陈未派。8月3日，黄兴抵港，同日孙中山也到达马尾。两人原拟在香港会晤。但孙中山在马尾获悉广东形势逆转后，4日转赴台湾基隆港。3日晚11时，黄兴与香港总领事今井面谈，今井劝黄去新加坡，黄未同意，最后决定由日本赴美国。今井总领事拟用日人名义为黄办理赴美护照，但被牧野外相否决。4日，黄兴乘三井物产公司的第四云海丸船离香港，9日抵下关，27日到东京。8日，孙中山抵门司，经神户，18日到达东京。
二次革命前后，孙中山对日本的希望和要求随着反袁策略的变化而改变，当他觉得自己力量不足时，曾经希望得到日本协助。为什么孙中山对日本有所期待呢？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1897年以来他和日本的传统关系，以及他在1913年2～3月访日时曾受到日本朝野隆重欢迎；二是日本和袁世凯之间的微妙矛盾；三是日本同支持袁世凯的欧美列强有矛盾。
但是，孙中山对日本的期待最终变成了泡影，原因在于他和日本之间存在着三个根本分歧和矛盾。其一，日本不相信孙中山能战胜袁世凯而统一中国，也不指望通过孙获取在华利益。其二，孙中山是为维护共和制而争取日本的支持；而日本是君主立宪国家，深恐中国的共和思想及体制影响日本，因而采取戒备态度。其三，日本从维护在华利益考虑，与袁保持着微妙关系。二次革命时期日本的对孙中山政策是日本对外总政策的一部分，是服从于总政策，并受其制约的。当时日本的对外政策是由对华、对孙、对袁、对欧美列强等政策组成的。对华政策是制定对孙政策的前提和基础。支持和援助孙中山，对日本的对华政策是否有利，这是决定对孙政策的前提和基础，还受到对袁、对欧美列强政策的牵制。
辛亥革命以来，英美等列强支持袁世凯，袁也是靠他们的援助窃取辛亥革命成果的。因此，与列强争夺在华权益的日本，曾经对袁世凯存有很大戒心，一些日本浪人甚至要暗杀他。但在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君临中国，而且在南北对立中占有军事上的优势。因此，日本也从对华政策的利益出发，不得不调整和改善与袁的关系。而且日本和欧美列强一样，认为袁世凯是安定和统一中国所不可缺少的“强人”，因此不得不讨好袁。鉴于以上原因，日本在孙袁对立中不敢公然支持孙中山。而袁也为阻止日本支持孙中山，采取了种种牵制性措施。另一方面，欧美列强对袁世凯的支持反过来也牵制了日本，因为日本如果支持孙中山，就将开罪于欧美列强。当时日本是二流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对外政策还不能不依赖英美而与其协调。因此，二次革命时期日本的对孙政策，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形成的。
注释
[1]《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06、338页。
[2]1913年3月26日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电，第30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3]1913年3月26日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电，第30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4]1913年3月26日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电，第30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5]1913年3月27日牧野外相致上海总领事有吉明电，第21号，日本防卫研究所藏。
[6]1913年3月29日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电，第33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7]原档记为26日，此电是30日0时30分从上海发的，据此分析，26日为30日之误。
[8]1913年3月30日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电，第37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9]1913年3月30日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电，第37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10]1913年3月30日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电，第37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11]1913年3月31日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致上海总领事有吉明电，第16号。3月31日，有吉将此电转致牧野外相，其电为39号，日本防卫研究所藏。
[12]1913年3月31日牧野外相致上海总领事有吉明电，第881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13]1913年3月31日牧野外相致上海总领事有吉明电，第23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14]1913年3月31日牧野外相致上海总领事有吉明电，第881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15]1913年4月1日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电，第42号，日本防卫研究所藏。
[16]1913年4月1日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电，第43号，日本防卫研究所藏。《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二年第2册，第335～336页。
[17]《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54页。
[18]《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二年第2册，第337页。
[19]1913年4月7日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电，第48号，日本防卫研究所藏。
[20]1913年4月25日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电，第67号，日本防卫研究所藏。
[21]1913年4月5日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电，第46号，日本防卫研究所藏。
[22]1913年4月1日陆军省次官本乡致汉口驻电军司令与仓电，日本防卫研究所藏。
[23]1913年4月9日牧野外相致上海总领事有吉明电，第28号，日本防卫研究所藏。
[24]1913年4月1日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电，第43号，日本防卫研究所藏。《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二年第2册，第336页。
[25]郭廷以编：《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9年版，第90页。
[26]《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56～57页。
[27]1913年5月6日斋藤少佐致宇都宫少将电，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28]1913年5月6日斋藤少佐致宇都宫少将电，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29]1913年5月15日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电，第86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30]《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60～61页。
[31]臼井胜美：《日本与中国——大正时代》，原书房1972年版，第33页。
[32]1913年5月19日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电，第90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33]1913年5月24日牧野外相致上海总领事有吉明电，第39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34]1913年5月24日牧野外相致上海总领事有吉明电，第39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35]1913年5月22日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电，第94号，日本防卫研究所藏。
[36]1913年5月25日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电，第83号，日本防卫研究所藏。
[37]1913年5月27日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电，第99号，日本防卫研究所藏。
[38]1913年5月27日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电，第99号，日本防卫研究所藏。
[39]1913年6月1日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电，第105号，《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二年第2册，第359页。
[40]臼井胜美：前揭书，第32页。
[41]1913年6月10日驻汉口总领事芳泽致牧野外相电，第116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42]1913年6月11日牧野外相致汉口总领事芳泽电，第43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43]1913年6月11日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电，第114号，《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二年第2册，第361～363页。
[44]罗家伦主编：《黄克强先生书翰墨迹》，“中央文物供应社”1973年版，第272页。
[45]1913年6月24日驻香港总领事今井致牧野外相电，日本防卫研究所藏。
[46]1913年6月30日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电，第128号，《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二年第2册，第362～363页。
[47]1913年7月6日驻香港总领事今井致牧野外相电，第38号，日本防卫研究所藏。
[48]1913年7月8日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电，第132号，《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二年第2册，第363～364页。
[49]1913年7月15日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电，第135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二年第2册，第366～367页。
[50]1913年7月21日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电，第152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51]《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68～69页。
[52]《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66页。
[53]1913年7月21日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电，第152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54]1913年7月21日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电，第152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55]1913年7月22日牧野外相致上海总领事有吉明电，第41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56]1913年7月19日驻香港总领事今井致牧野外相电，第41号，日本防卫研究所藏。
[57]1913年7月26日驻汉口总领事芳泽致牧野外相电，第212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58]1913年8月1日牧野外相致汉口总领事芳泽电，第223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59]1913年7月18日日本外务省致汉口总领事芳泽等驻华领事电，日本防卫研究所藏。
[60]1913年7月18日长谷川参谋总长致与仓华中派遣队司令官电，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61]1913年7月23日驻汉口总领事芳泽致牧野外相电，第208号，日本防卫厅藏。
[62]1913年7月3日驻汉口总领事芳泽致牧野外相电，第502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63]1913年7月28日驻南京领事船津致牧野外相电，第64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二年第2册，第376～377页。
[64]1913年7月28日牧野外相致南京领事船津电，第10号，见《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二年第2册，第377页。
[65]1913年7月29日日本海军省次官致第三舰队司令官电，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66]1913年7月31日牧野外相致上海总领事有吉明电，第69号，见《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二年第2册，第385～386页。
[67]1913年7月30日牧野外相致上海总领事有吉明电，第67号，见《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二年第2册，第379页。
[68]1913年8月1日牧野外相致香港总领事今井电，第41号，见《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二年第2册，第387页。
[69]1913年8月1日驻香港总领事今井致牧野外相电，第52号，日本防卫研究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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