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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吉野作造与五四运动
- 二、吉野作造与五四运动
  - 1.吉野对五四运动的认识
  - 2.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与人道主义
- 📚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作者：吴廷璆等

二、吉野作造与五四运动

吉野作造（1878—1933）是日本的民本主义者，是大正民主运动的主要宣传者。

当前，日本史学界对于他的评价褒贬不一。松尾尊允、增岛宏等认为，吉野的民本主义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反对殖民主义，主张民族自决；而宫木又久、小林幸男等与此相反，认为它起了“拥护帝国主义的作用”和“帝国主义精神支柱的作用”^[1]。

由此可见，对民本主义和吉野作造的研究及其评价，是直接涉及中日关系史的一个重要问题。吉野作造对中国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态度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五四运动之前；二是五四运动时期；三是五四运动之后。本节拟就吉野作造对五四运动的态度及其民本主义思想基础等问题加以探讨。

1.吉野对五四运动的认识

1919年五四运动的革命洪流犹如大浪淘沙，不仅使中国而且使日本的各阶级、阶层显现出对它的态度。

日本统治阶级从其侵略本性出发，极端仇视五四爱国运动，一面通过外交途径提出“抗议”，要求北洋政府采取坚决措施取缔学生运动；另一方面则指使日本特务分子和亲日派对学生运动进行直接破坏。

日本国内则舆论大哗。5月6日，大阪《每日新闻》发表社论，攻击和诬蔑五四运动，说什么它“好比妇女犯精神病后，放火烧家，自身投井”^[2]；5月10日，该报又攻击五四运动是“华人自危其国家”^[3]。

6月3日后，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五四运动进入新的阶段。大阪《每日新闻》又叫喊，运动激化后变成第二个俄国革命，要求政府与中国军阀相勾结镇压爱国运动，^[4]甚至主张借此向中国宣战。对此，当时日本内部意见分歧。有的主张袖手旁观，有的则坚决反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反对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满腔热情地声援朝鲜的“三一”爱国运动。但对五四运动却无动于衷，仅想通过四国借款团来解决山东问题。^[5]

这便说明，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攫取山东为己有的帝国主义外交的“胜利”，引起了日本朝野的民族沙文主义的狂热。

此刻，担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的吉野作造博士，伸张正义，挥笔撰写《勿要谩骂北京学生团的行动》，发出正义心声：“中华民众一般反日，不过是对官僚、军阀以及财阀代表的日本的反感”“邻邦的一般民众恐怕不知道我国有‘侵略的日本’和‘和平的日本’。如果知道了，他们必定立即会隐忍反日的声音的”。^[6]接着他又在《东方时论》7月号上撰写《中国的反日骚乱与根本解决之策》一文，进一步阐述了他的两个日本论。他写道：“在中国排斥日本的事实是排斥侵略的日本。但日本本身绝不是侵略主义国家，官僚军阀的日本具有浓厚的侵略色彩……可是，现在[日本]国民的多数是爱好和平、爱好自由、爱好共存主义的。这就是说，今日的日本有侵略的日本和和平的日本。”^[7]吉野先生的这些论述说明，他通过五四运动而对日本有了新的认识。吉野从这种认识出发，进一步探讨中国人民为什么反对日本的官僚、军阀？中国人民所反对的日本和中国的官僚军阀是个什么关系？他认为，两国的官僚、军阀互相狼狈为奸，日本的官僚、军阀在中国政府中扶植中国的官僚、军阀，通过他们图谋自己的利益；而中国官僚、军阀依靠日本官僚、军阀的御用商人主义外交的支持，巩固自己的地盘。^[8]因此，他再次指出：“他们呐喊的反日是反对操纵和笼络中国官僚、军阀的官僚、军阀的日本，而不是怀疑和他们（指中国人——笔者注）产生共鸣的日本国民的公正性”^[9]，进而承认和支持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官僚军阀的行动。

不仅如此，吉野从这种认识中进一步发现日中两国人民之间是存在共同点的。他说：“在冷静地想一想他们的要求时，认识到他们和我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生命的萌芽。”^[10]这一生命的萌芽是两国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日本官僚、军阀的可能性。他指出：“这一侵略性日本，就是我们和平的日本极力要反对的。他们要反对的和我们要反对的完全是一样的。”^[11]此外他还从五四运动中看出两国人民结成友好的萌芽。他说：“我们从藏在邻邦青年暴动影子中的精神中不能不看出，发展日中真正友好的种子。据[我]考虑，同官僚、军阀一起进行着恶战苦斗的我们与他们，以同一个精神进行着同一种工作。”^[12]他殷切地“期待他们和我们两国民众之间出现站在和平主义、自由主义、人道主义的基础上逐渐地共同开展改造社会的运动”^[13]。吉野的这种建立友好的种子和改造社会的想法，当时和中国人民的想法有相近之处。“五四”时期的周恩来于1919年8月谈及日本学生，谴责日本军阀的侵略主义时说道，“实在让我们觉得东亚两国国民的前途，尚有一点亲善的希望”“两国国民真正的亲善，万不是口舌、文字所能表达出的，紧要的就是双方国民对内对外，要有一个社会根本改造的实现”。^[14]吉野认为，解决中国反日问题的途径，是从官僚、军阀统治下解放两国人民。^[15]这一看法是很高明的。他迫切地希望两国人民“取得成功”^[16]。他指出：两国官僚、军阀的“友好”，实际上是阻碍真正友好的大障碍。^[17]一个人的正确认识，来源于对一个历史事件的正确理解。吉野之所以同情、声援五四运动，是因为他认识到五四运动是中国千疮百孔的社会各种矛盾激化的必然产物，是在十月革命的号召下发生的。

他曾写道：“骚扰直接发端于山东问题的巴黎外交的失败。但根本的原因在于最近一两年北京学界的飞跃性的确信。由于欧洲战争而引起的思想激变的波涛也波及中国，对青年学生中的启发显著……其结果对社会各方面的事物进行敏锐的批判，进而成为对最毒害中国的官僚政治的剧烈的不满。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很明白，今日的北京官僚政府久久依靠我国阀族的支持而存在，因此邻邦青年把矛头指向我国也是不得已的……如果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来考虑，就有可以谅解的理由。”^[18]

吉野从对五四运动的这种认识出发，批驳所谓五四运动是“某国煽动”的谬论，说“他们的运动全然是自发的，不被任何人煽动”。^[19]并指出日本报刊的宣传是无事生非。同时他又抨击五四运动是“盲目反日运动”^[20]的错误说法。他认为“他们首先着眼于革除认为是祸根的东西”^[21]，其目的是消灭官僚、军阀；其反日原因是因为日本援助他们的官僚政府；在他看来如果中国青年知道日本有帝国主义日本和和平主义日本，“他们必然高兴地不推辞和后者友好的”^[22]。不仅如此，他还认为五四“在精神上仍然不外乎是政治性的启蒙运动”^[23]。吉野对五四运动的这种看法基本上是正确的。他虽然没有直接用反帝反封的词句，但基本意思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官僚的。

正确认识是正确行动的先导。吉野不仅思想上同情、声援五四运动，而且付诸行动。他为了声援中国的青年运动，为了建立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6月5日在黎明会讲演会上提出邀请北京大学一名教授和两三名青年学生访日的倡议，并勇敢地给李大钊写了一封信。写信本身就说明了他对李大钊的理解和相信。这一珍贵的书简如今已失传。《东方杂志》1919年7月号刊载了《日人吉野作造之中国最近风潮观》一文，其中引用了吉野博士致北京大学某君书。中国的全国学生联合会致日本黎明会的信也引了吉野信的一段。两者基本上相同：“我知贵国虽盛倡排日，所非之日，必为野心的、侵略的、军阀主义的日本，而非亲善的、平和的、民主主义的日本。侵略的日本，不独为贵国青年所排斥，亦我侪所反对者也。侵略的日本，行将瓦解；未来平和人道之日本，必可与贵国青年提携。”^[24]这是充满战斗情谊和友好之情的信。此信在中国人民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和共鸣。全国学生联合会致日本黎明会书中写道：“博士此语，我国人士实不胜其感佩之情。盖此皆我国人士心坎中所欲发者。”^[25]

不久，吉野收到李大钊的回信。信中表示，北京学界非常高兴地盼望他访华，如他今年夏天和秋天来华，用数个月时间能把日本国民的真意和民主精神披示给中国人民，这对东亚黎明运动的前途甚有影响。^[26]通过李大钊的信，吉野加深了对中国人民的理解，确信了中国人民“持有非常希望和我们（指日本人民——笔者注）联合的本能的热情”^[27]；此外，吉野又接到北京清华学校骆启荣的一封信。信中表示，中日两国真正的善良国民，必须彼此相爱，立于彼此互助主义。如欲享持久的、真正的人类和平的幸福，中日两国人民首先非改良各自的政府不可。^[28]这一信的内容便和他的两国民众“开展改造社会的共同运动”的思想吻合。吉野通过这些信，“大体知道了北京的风潮”^[29]。

是年夏天，吉野借其弟子冈山守道出差中国路经北京之机，又叫他在北京拜访李大钊，再次转达他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并再请北大教授和青年学生东渡访日。当时李大钊对冈山表示，为派北大教授和青年学生东渡访日做积极的努力。^[30]

不久，日本黎明会接到中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信：“彼谓持侵略政策者，为日本军阀派政府，日本人民无与也”；“诸君须知我中日两国人民，本无深仇宿恨，徒以两国军阀政府之狼狈要结，遂致互相嫉视，苟一日不解脱此万恶之军阀，则两国人民，永无亲善之望。若欲解脱其军阀政府，则非互助不可。”^[31]接着，北京学生也发表了告日本国民书：“吾中日两国国民地位相同，利害一致，吾国民谓欲谋东亚真正之和平，中日两国间真正之亲交，首在促贵国国民之觉醒，共起而反抗侵略主义。”^[32]这些信，以高度的热情，倾注了中国青年学生对日本人民的友好情谊和两国人民携手反对官僚军阀的共同心愿。通过这些信，吉野对中国“学生的意向也清楚了”“邻国的多数青年也毕竟是我们可以信赖的朋友，绝不是敌人”。^[33]他满腔热情地说：“他们和我们友好合作的可能已经不可怀疑了。现在起难道不是建立国民的真正友好，真正的东洋和平之花开放的时候吗？”^[34]

通过吉野作造的努力，1919年底和1920年初，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宫崎滔天之子宫崎龙介抵达上海访问，在上海学生联合会召开的大会上发表讲演，表达了日本人民对中国反日斗争的同情和声援。他曾写《日人口中之破坏和平的资本主义外交》一文，猛烈地抨击了日本官僚军阀对中国的侵略。周恩来把声援中国人民的这一文译成中文，刊载在他主办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上。5月，北京大学的教授和学生一行6人^[35]东渡访日，在东京和京都跟日本的教授、学生及工人举行座谈和联欢。吉野也数次会见他们，进一步增进了两国人民的友谊和相互了解，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打下一定的基础。日本统治阶级对此暴跳如雷，认为这是阻碍两国国交，禁止两国人民和青年学生的交流。由于统治阶级的阻挠，吉野先生来中国的愿望未能实现。吉野先生从这些事实中认识到，“实际上阻碍两国真正友好的、威胁东洋和平的是联系着官僚军阀的丑恶的关系”^[36]，并愤怒抨击日本和中国的官僚军阀的勾结。他从这一事例中切身体会到，正是日中两国的官僚军阀的这种勾结，激起了中国人民的猛烈的反日，并从中进一步理解了中国人民反日的深刻的社会根源。

吉野作造在抨击两国官僚军阀的同时，主张建立真正友好的途径是“从充分承认侵略性的对华政策的不对开始。这样，我们能够得到中国的谅解”^[37]。他曾数次提到“侵略”二字，但有时模棱两可。^[38]后来的文章把“侵略”二字提得较突出，把反对侵略主义作为两国人民的共同任务。他于1920年6月在《日中学生协作运动》一文中提出：“协作运动首先要指向的敌人是官僚军阀的侵略主义。”^[39]这就是说，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是日本官僚军阀的侵略主义。几十年前吉野先生提出的日中友好的宗旨非常正确。

吉野先生提出的中日友好的这一宗旨，当时遭到一些人的非难，说什么中国青年运动的背后有过激派（指共产主义者——笔者注）。吉野横眉冷对，严肃指出这是“非常愚蠢的疑惑”^[40]。有的人爱面子，认为日本人在中国人面前说日本的坏话是不好的。吉野认为这种“家丑不能外扬”的思想是封建的东西，“我们对自己的坏事要彻底地予以承认。如果他们的非难中有相应的理由，要自动地倾听它并明确自己改正的理由，进而进行对话，这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41]，批判了掩盖自己民族过错的民族主义情绪。

五四运动虽然没有完成彻底反帝反封建这一历史使命，但它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封建军阀。吉野作造估计到了五四运动的这一历史意义。他认为，中国人民的斗争“在一种意义上是对日本的一大警告；在一种意义上又是对开辟日中两国的真正友好的一大障碍物发起攻击的呼声”^[42]。“对我国官僚军阀来说不外乎是要求改变对华外交的实物性教育。如果受到这种实物性教育后还不醒悟，我们日本永远失去向中国伸长的机会。”^[43]

这种看法虽然未能充分评价五四运动反帝斗争的彻底性和不妥协性，但还是认识和肯定了中国人民的这一反帝斗争。他认为：中国民众“给[中国]军阀、财阀的政治地位以全民性的一大铁锤”^[44]。

2.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与人道主义

吉野作造对五四运动的同情、声援和建立日中友好关系的殷切希望，绝不是先知先觉的。他是经过曲折的社会实践逐步产生的，他的人生道路是坎坷不平的。他曾经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拥护者和支持者，曾经写了不少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出谋划策的文章。例如日本政府向袁世凯的北洋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时，他说“和列国竞争，建立在中国的帝国势力和帝国的利权，绝不是无用不及之事”^[45]，“这次要求（指“二十一条”——笔者注）大体上是最少限度的要求，对日的生存来说必不可缺，删除第五项[要求]是甚为遗憾的”^[46]。不仅如此，在《关于决定对华根本外交政策中的日本政客的昏迷》一文中，极力主张日本支持袁世凯，以达到其侵略目的。吉野的这种立场和观点，当然是和在培养日本官僚的最高学府东京帝国大学接受的教育分不开的。然而学校教育固然对一个人的人生观之形成会起很大作用，但是在广阔的社会实践中又会使人的认识发生变化。

吉野对五四运动的同情、声援和共鸣及建立日中友好的理想，来自两种因素：一是其思想本身的进步和发展，一是对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解。1910年，吉野远渡重洋留学西方，受到欧美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1913年7月回国。这时正是大正初“打倒阀族，拥护宪法”的护宪运动时期，改良官僚军阀的专制主义的大正民主运动在兴起。此时回国的吉野在《中央公论》上发表《论群众的示威运动》一文，标志他开始登上大正民主运动的政治舞台。他嫌恶官僚军阀的“暗室政治”，主张民本主义，并为实现这一目的积极宣传民本主义思想，成为大正民主运动的理论大师。这一主义在20世纪初期的日本盛极一时，颇有影响。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和官僚军阀对立，具有一定的革新的气息。

其次，他对中国革命的理解也加深了。他于1906年至1908年，在中国住过3年。但他那时“全然不知道中国的事情”，认为“中国没有人物，因而大为失望而归”。^[47]这时，孙中山先生已经登上了民主主义的政治舞台。但吉野当时尚未成为民本主义者，对中国革命运动和革命领导人毫无认识，因而不可能产生共鸣。他自己也曾经说，当时“对中国革命等事情完全没有兴趣”^[48]。

可是，从1914年起他开始关心中国革命。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不少中国革命党人亡命日本。这时正好是吉野的民本主义思想形成时期。吉野通过和他们的接触了解到，“最近在中国有一个大的蓬勃兴起的伟大精神”^[49]。这是他对中国的新发现。此时，大陆浪人头山满、寺尾亨等请吉野先生编写一部中国革命史，并向他介绍了戴天仇和殷汝耕。上述两位在介绍中国革命史时，向他推荐了宫崎滔天的《三十三年之梦》。但直到1916年吉野才看见这本书，并一口气把它读完。这本书用不少篇幅叙述了孙中山和宫崎滔天的战斗友谊。因此，吉野在明治文化研究会重刊该书时写道：“他（宫崎）的自传本身就具有日中交涉史第一章的意义。”^[50]他把《三十三年之梦》爱如至宝。1917年6月，他终于写出《中国革命小史》。他在该书的开头写道：“近代中国运动的根本思想在于改革弊政，图谋新中国的复兴”，并批评了对中国革命的种种错误看法。^[51]他对这一革命采取的态度是“向中华民族致以很大同情和敬意”，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在直截了当地论述中国民族复兴的努力的同时，说明著者为何向中华民族致敬的理由”^[52]，这几句简明的言语，倾吐了吉野对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之同情。此时他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有了认识，“现在三民主义成为中国青年的国民性的口号”^[53]，赞赏孙中山的远见卓识。

五四运动前夕，即4月30日他在黎明会的第四次讲演会上发表了《关于中国》的演说。他在演讲中批判专制主义的秘密外交，主张国民外交，要对中国采取共存主义。他还特别地指出：“最近在中国，改革过去政治的国民要求，作为一个新的力量蓬勃兴起。这是非常明显的。”^[54]而且强调要重视这一力量。他说：“把国民不放在眼中的政策不能取得友好之实。”^[55]因此他提出“在日本也好，在中国也好，要反对的是这一官僚思想”^[56]。这便说明，他此时已经洞察到了像火山一样爆发的一股力量和这股力量将要冲击的是什么。

吉野作造是在什么样的思想指导下同情、声援五四运动的？

首先，如前所述，他的思想是民本主义。吉野认为，民主主义是主张“国家主权在民”的思想，平民主义是主张使平民和贵族对立起来的思想。他说，民本主义是和这两种思想不同的，因而起名为民本主义。吉野则主张“民有”。因此，这种思想是日本天皇专制向近代化过渡的一种过渡性思想。这种思想虽然不是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但和“五四”时期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有相近之处。他认为，宪法应具有保障人民权利、三权分立、民选议院制等内容，但在从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特权阶级掌权的国家里，虽在世界形势的敦促下公布了宪法，但不实行宪法应有的基本内容，并阻碍以立宪的思想来解释宪法。^[57]他所说的便是日本。吉野的这种思想是继承和发展了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的。日本由于明治维新的不彻底，1889年制定的钦定宪法在天皇制、内阁、议会等政治体制上保存了封建的残余，与资本主义结合成为专制主义。因此，吉野的民本主义反对官僚军阀的专制主义中就包含着反封建的因素。而中国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但封建官僚军阀袁世凯、段祺瑞之流篡夺了政权，封建专制主义依然如故地被保存下来了。五四运动对内就是反对这一封建专制主义，因此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残余这一点，吉野的民本主义和五四运动就有共同之处。

因此，吉野非常赞赏中国的新文化运动。1915年9月《新青年》杂志的创刊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吉野在《关于北京大学学生骚扰事件》和《在北京大学的新思想的蓬勃兴起》文中就介绍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58]他认为，开明思想是勃兴于民间的，国立大学是与之斗争，进而保护官僚阶级的，但“现在国立大学的学生，在中央政府所在地，最热烈地、最彻底地成为自由思想的鼓吹者，正说明中国青年在世界形势转变之机善于利用着今日时势”，这便“开辟了全体中国民众，举国上下，朝着开明的目标前进的开端”。^[59]由此可见，他对新文化运动的共鸣和声援，从中看出他的民本主义思想和五四运动的内在联系。

其次，吉野先生的另一种思想是人道主义或道义主义。这种思想是和民本主义有关系的。民本主义是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它本身包含着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思想，但和基督教也有关系。吉野是基督教徒，1917年3月任东京帝大学生基督教青年理事会理事长。吉野先生承认：“我迄今从道义的立场评论内外的各种政治问题。尤其是最近一两年来，从这种立场出发，对中国、西伯利亚等问题加以痛激的批判。”^[60]他还说：“归根到底，我们是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从自主共存的根本出发，拟订一切对华政策。”^[61]他对一切劳动问题上的主张是站在人道主义来解决的。

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虽然同情、声援五四运动，在建立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方面是有意义的，但它毕竟是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意识形态，因此它除历史的局限性之外，还具有阶级的局限性。

民本主义，如前所述，不是改革绝对专制主义的革命理论，而是保存、改良天皇制的改良主义理论；不是主张共和制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而是主张君主主义、自由主义的民主主义。^[62]他的民本主义虽然反对官僚、军阀的专政，但并不反对日本的“军国”化，如果说反对“军国”化，这是因为“军国”化和官僚军阀专制结合在一起。^[63]吉野的人道主义对日本的野蛮侵略和残酷的殖民统治表示义愤和抗议，但他不能认识到产生这些现象的社会根源，因此找不到消灭这些现象的现实途径。日本对中国侵略的根源在于军事封建的日本帝国主义；五四运动的反帝主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和日本对青岛的侵占。但吉野没有公然地谴责日本攫取山东、强加“二十一条”的侵略罪行，没有明确地支持要求日本放弃在中国的殖民权益。1920年他在《关于朝鲜统治政策答丸山君》一文中写道：“希望恢复祖国，不论是日本人、朝鲜人、中国人都普遍地承认的道德的立场。可以说，由此看出共同的或最高的原理。”^[64]松尾认为这一“最高的原理”就是吉野的民族自决思想。但尽管如此，吉野的反帝思想依旧是不彻底的。

当时，日本社会中也有彻底反帝的力量。鹫尾正五郎1919年1月在《中央公论》上发表的《战后世界亦依然是国际竞争的舞台》一文中，坚决主张对中国实行民族自决，“青岛问题，按着中国的要求，无条件地归还给中国”^[65]。这种思想，显然比吉野高明得多。这就说明，吉野的局限性不仅是历史性的，而且是阶级的局限。

至于北京的青年学生痛打章宗祥问题，吉野一再表示“甚为遗憾”，认为“极为狂暴”“不文明”等等。这是因为人道主义不分革命暴力和反革命暴力，是暴力者都要反对。中国人民就靠暴力即武装斗争驱逐了一切帝国主义侵略者，恢复了民族主权的完整。显然，吉野先生的指责是错误的。

五四运动后，马列主义思想逐步传播，工农运动形势高涨。日本的一些民主主义者变成社会主义者，跟上了时代发展的步伐。但吉野作造的思想依然停留在民本主义，而且受了20年代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于是民本主义和马列主义，革命和改良的矛盾日趋激化。因此，五四后吉野对中国革命和日本侵略中国的态度，不像五四时期那样明确。对中国的北伐，他希望取得胜利，但又不主张日军撤出山东；对九一八事变，虽然怀疑动武的必要，否定伪满洲国的建立，但又不主张日本放弃在东北的权益。这便说明，五四后吉野的思想不仅没有进步，反而有所倒退。

注释

[1]由井正臣编：《论集日本历史第12卷——大正民主》，有精堂1977年版，第243页。

[2]吉野作造：《中国、朝鲜论》，平凡社1974年版，第371页。

[3]《五四爱国运动》，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03页。

[4]吉野作造：《中国、朝鲜论》，第371页。

[5]井上清、渡部彻：《大正时期的急进的自由主义》，东洋经济新报社1972年版，第165页。

[6]《勿要漫骂北京学生团的运动》，见《中国、朝鲜论》，第207页。

[7]《中国的反日骚乱与根本解决之策》，见《中国、朝鲜论》，第226页。

[8]《中国的反日骚乱与根本解决之策》，见《中国、朝鲜论》，第226页。

[9]《关于北京大学骚乱事件》，见《中国、朝鲜论》，第215页。

[10]《中国的反日骚乱与根本解决之策》，见《中国、朝鲜论》，第228页。

[11]《中国的反日骚乱与根本解决之策》，见《中国、朝鲜论》，第226页。

[12]《确立日中人民友好的曙光》，见《中国、朝鲜论》，第231页。

[13]《中国的反日骚乱与根本解决之策》，见《中国、朝鲜论》，第229页。

[14]《天津学生联合会报》，1919年8月9日。

[15]《勿要漫骂北京学生团的运动》，见《中国、朝鲜论》，第207页。

[16]《勿要漫骂北京学生团的运动》，见《中国、朝鲜论》，第207页。

[17]《勿要漫骂北京学生团的运动》，见《中国、朝鲜论》，第207页。

[18]《确立日中人民友好的曙光》，见《中国、朝鲜论》，第230～231页。

[19]《关于北京大学骚乱事件》，见《中国、朝鲜论》，第209页。

[20]《关于北京大学骚乱事件》，见《中国、朝鲜论》，第209页。

[21]《关于北京大学骚乱事件》，见《中国、朝鲜论》，第210页。

[22]《确立日中人民友好的曙光》，见《中国、朝鲜论》，第231页。

[23]《关于北京大学骚乱事件》，见《中国、朝鲜论》，第212页。

[24]《五四爱国运动》，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11页。

[25]《五四爱国运动》，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11页。

[26]《确立日中人民友好的曙光》，见《中国、朝鲜论》，第234页。

[27]《确立日中人民友好的曙光》，见《中国、朝鲜论》，第235页。

[28]《确立日中人民友好的曙光》，见《中国、朝鲜论》，第237页。

[29]《确立日中人民友好的曙光》，见《中国、朝鲜论》，第237页。

[30]《确立日中人民友好的曙光》，见《中国、朝鲜论》，第238页。

[31]《五四爱国运动》，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11页。

[32]《五四爱国运动》，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14页。

[33]《确立日中人民友好的曙光》，见《中国、朝鲜论》，第241页。

[34]《确立日中人民友好的曙光》，见《中国、朝鲜论》，第241页。

[35]这6人分别是：高一涵教授和学生方豪、徐彦之、康白情、孟寿椿、黄日葵。他们是李大钊影响下的进步的教授和学生。

[36]《日中学生协作运动》，见《中国、朝鲜论》，第244页。

[37]《日中学生协作运动》，见《中国、朝鲜论》，第245页。

[38]《确立日中人民友好的曙光》，见《中国、朝鲜论》，第230～248页。

[39]《确立日中人民友好的曙光》，见《中国、朝鲜论》，第246页。

[40]《日中学生协作运动》，见《中国、朝鲜论》，第247页。

[41]《日中学生协作运动》，见《中国、朝鲜论》，第247页。

[42]《中国反日骚乱与根本解决之策》，见《中国、朝鲜论》，第228页。

[43]《关于北京大学骚乱事件》，见《中国、朝鲜论》，第214页。

[44]《关于北京大学骚乱事件》，见《中国、朝鲜论》，第214页。

[45]《帝国对中国的实际态度》，见《中国、朝鲜论》，第23页。

[46]《帝国对中国的实际态度》，见《中国、朝鲜论》，第23页。

[47]《关于中国》，见《中国、朝鲜论》，第199页。

[48]《关于中国》，见《中国、朝鲜论》，第199页。

[49]《关于中国》，见《中国、朝鲜论》，第199页。

[50]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平凡社1979年版，第255页。

[51]《中国革命小史》，见《吉野作造博士民主主义论集》，第7卷，新纪元社1948年版，第5页。

[52]《中国革命小史》，见《吉野作造博士民主主义论集》，第7卷，第2页。

[53]《日华国交论》，同上书第6卷，第101～102页。

[54]《关于中国》，见《中国、朝鲜论》，第198页。

[55]《关于中国》，见《中国、朝鲜论》，第202页。

[56]《关于中国》，见《中国、朝鲜论》，第205页。

[57]田中愁五郎：《吉野作造》，未来社1958年版，第173页。

[58]《关于北京大学骚乱事件》，见《中国、朝鲜论》，第210～212页。

[59]《关于北京大学骚乱事件》，见《中国、朝鲜论》，第211页。

[60]《对外的良心的发挥》，见《吉野作造博士民主主义论集》，第4卷，第9页。

[61]《关于北京大学骚乱事件》，见《中国、朝鲜论》，第214页。

[62]信夫清三郎：《大正民主史》，第2卷，日本评论社1964年版，第355页。

[63]信夫清三郎：《大正民主史》，第2卷，日本评论社1964年版，第365页。

[64]由井正臣编：《论集日本历史第12卷——大正民主》，第261页。

[65]井上清、渡部彻：《大正时期的急进的自由主义》，东洋经济新报社1972年版，第167～168页。

二、吉野作造与五四运动

二、吉野作造与五四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