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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国对日占领政策转变与否辨析
- 二、美国对日占领政策转变与否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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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全套 18 卷）

作者：吴廷璆等

二、美国对日占领政策转变与否辨析

近年来，在美国和日本，对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研究颇为盛行，而争论最大的是占领政策是否有转变的问题。美国的彼得·弗罗斯特等认为，美国对日占领政策没有转变。当年参加对日占领并执行过占领政策的人也赞同弗罗斯特的意见。但不少日本学者则认为对日政策有转变。本节认为，美国的对日占领政策有转变，但不是所有的政策都变了，而是转变中有不变，不变中又有变。在变和不变的错综现象中，美国争夺世界和亚太地区霸权的全球战略和远东战略始终没有变，这就是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实质。

1.

在研究占领政策是否转变时，首先碰到的是衡量转变的标准问题。我们认为，美国的对日政策是否有转变是根据反法西斯盟国和美国的对日占领初期政策而言。这是因为初期政策较客观地规定了反法西斯盟国对日占领政策的基本原则，反映了反法西斯盟国人民的一致愿望。初期政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文件之中：第一是《波茨坦公告》。^[1]该公告是美国起草并经修改得到其他盟国同意的。第二是美国政府1945年9月22日宣布的《战后初期的对日政策》。^[2]这是美国单独发表的对日占领政策文件，是美国占领政策的纲领性文献。第三是1947年6月19日（发表于7月11日）远东委员会制定的《投降后的对日基本政策》。^[3]这一文件把《波茨坦公告》的内容更加具体化了。这一文件和美国的《战后初期的对日政策》大同小异。例如《战后初期的对日政策》第一部分规定占领政策的最终目的：“甲、日本政府确实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和世界和平及安全的威胁；乙、最终建立和平的、负责任的政府，即尊重他国的权利，支持联合国宪章的理想和原则所显示的美国目的的政府。”^[4]远东委员会制定的《投降后的对日基本政策》第一部分规定的占领政策的最终目标也有两项：“（甲）保证日本不再成为世界和平与安全之威胁。（乙）尽速树立一民主和平之政府，以履行其国际责任，尊重他国权利并支持联合国之目标。”^[5]这就说明，这时期美国和其他反法西斯盟国对日占领的目标是基本上一致的。可是，美国对日的占领政策具有帝国主义性质。太平洋战争是日美帝国主义争霸太平洋及亚洲大陆的战争。因此，美国和其他反法西斯盟国之间又有显然不同的目的，两者的对日占领政策具有本质上的区别。虽然如此，在短暂的历史时期内，两者在铲除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建立和平民主国家上是可以一致的。因此，在衡量美国的对日占领政策是否有转变时，应从美国也包括在内的反法西斯盟国的一致目标来衡量，应从上述三个文件的精神来衡量。

体现上述三个文件主要精神的是非军事化和民主化。非军事化是占领政策的核心。是指铲除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军事力量，解散一切军事机构，拆散军火工厂，肃清战犯和军国主义分子。我们对非军事化的概念和衡量它是否转变看法大体一致。但对民主化则有分歧。反法西斯盟国中既有资本主义国家，又有社会主义国家，因此衡量民主化的根据必然不同。而新的民主制度，由于当时日本的具体历史条件的限制和美国的单独占领，不可能是无产阶级的，而是资产阶级的。因此衡量美国民主化政策是否转变的标准是初期政策所体现的这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有人说，美国对日的占领政策是美国的政策，而不是反法西斯盟国的政策，因此，应从美国一国的对日政策来衡量。这是否有道理？美国是对日作战的主要盟国之一，因此，它在对日军事占领和执行盟国所规定的对日政策中起重要作用。但其他反法西斯盟国也为打败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并通过对日理事会和远东委员会对占领政策发生一定的影响。而且《波茨坦公告》和《投降后的对日基本政策》是由包括美国在内的反法西斯盟国共同制定的。因此，如果以美国一国的对日政策来衡量，那势必站在美国的立场，而不是站在反法西斯盟国一致的立场，必然得出错误的结论。

下面，按上述标准辨析美国对日占领政策是否有转变。

2.

军事上铲除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是反法西斯盟国对日占领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日占领政策的三个文件就此分别作了明确的规定。美国占领军在占领初期，仅用两个来月时间解除700多万日军武装，解散大本营、陆军省、陆军参谋本部、海军省、海军军令部等一切军事机构，废除《兵役法》《国防保安法》等军事法令，摧毁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武装力量。而且以宪法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不保持陆海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6]。可见，美国在占领初期基本上执行了三个文件所规定的有关非军事化的诸项要求。可是，朝鲜战争后，美国重新成立了日本的军事武装力量。1950年7月8日，美国政府通过麦克阿瑟指令吉田内阁成立7.5万国家警察预备队，增加海上保安厅人员8000人，并给了12亿日元的军费。接着，1952年10月又把预备队改称保安队，1954年7月进一步改编为自卫队。这显然是对占领初期政策的改变，违背了日本国宪法的第九条。

这种转变，是否倒退到战前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建立警察预备队，不是历史现象的简单重复，而是在铲除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基础上建立的。美国一度想利用服部卓四郎等旧军人来建立警察预备队。而服部等有借此重新复活昔日皇军的倾向。因此，美国没有依靠他们，而是另起炉灶，从文官中招募预备队的干部。军队的指挥权是决定军队性质的重要因素。因此，美国在建立警察预备队时，非常重视对它的指挥权。日美《安全条约》草案就写道：“在日本领域发生敌对行为时，根据合众国政府的决定，警察预备队及日本的其他一切武装部队，……将置于合众国政府任命的最高司令官指挥的统一司令部之下。”^[7]这便说明，警察预备队或自卫队名义上是日本的，但实际上是附属于美军，为美国的战略服务的。在建立日本的武装力量时，美国对昔日劲敌——战前的日本军国主义是有警惕的。美国曾考虑缔结包括日本、东南亚、大洋洲的太平洋安全条约。其目的之一是防范日本再次变成侵略性国家。因此，建立警察预备队或建立自卫队不是复活昔日的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因此不能说是倒退。

日本赔偿盟国在战争中的损失，是铲除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重要措施，成为占领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根据波利中间赔偿计划，1946年1至8月，先后指定1100多家企业为拆迁赔偿对象。可是到1949年5月美国不顾中国、菲律宾等反法西斯盟国的反对，根据美国国家安全会议的NSC-13-3文件的决定，公然停止中间赔偿计划。其结果，只拆迁5万台机械。这仅占赔偿总额的7%，^[8]应被拆迁的850多个工厂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停止拆迁就意味着美国的占领政策已经从铲除军国主义转向恢复日本经济。

关于严惩战犯问题，占领政策的三个文件都作了明确规定。占领初期，美国和反法西斯盟国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逮捕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嫌疑分子，整肃21万法西斯军国主义军政人员。可是，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只判决东条英机等7人处以绞刑，无期徒刑者16人，有期徒刑者2人。12月2日又释放起诉的甲级战犯19人。设在中国、缅甸等地的军事法庭也在美国的唆使下释放大量的战犯。1949年1月，美国指令蒋介石释放侵华军司令冈村宁次等260余名侵华战犯。接着，1949年底和1950年初又以“行为良好，减轻罪行”为借口，提前释放了业已判决的战犯。被整肃的军国主义分子，1951年除5700人之外，先后都被解除。美国提早释放战犯，提早解除对军国主义分子的整肃，这显然是新的变化。

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转变在军事上又表现在把日本列岛变成其军事基地和美军继续驻扎在日本的问题上。占领政策的三个文件规定，包括美国在内的盟国对日本实行军事占领的目的是为铲除日本军国主义，建立和平民主的日本。完成这两项任务后，占领军理应撤出日本。可是美国在推行单独媾和过程中，为使美军继续驻扎日本，把日本变成美国的军事基地，进行种种活动。美国的这种活动显然违背盟国的对日政策，必然遭到其他盟国的强烈反对。因此，负责对日讲和的特使杜勒斯1951年1月25日和4月16日专程来日两次解决这一问题。杜勒斯和吉田茂会谈后，决定在签订和约后美军继续驻扎日本和美国在日本建立军事基地。于是1951年9月4日在签订对日和约即《旧金山和约》的同时，根据该和约第五、六条又签订了《日美安全条约》。该条约第一条规定，“在和约和本条约生效之日，由日本授予，并由美利坚合众国接受在日本国内及其周围驻扎美国陆、空、海军之权利”^[9]，而且未经美国的同意，不得把基地提供给第三国。1952年2月28日，根据《安全条约》第三条，又签订《日美行政协定》，具体规定了美军驻扎日本的具体事宜。这样，签订和约后应该撤走的美军继续留驻日本，应该恢复国家主权的日本却成为美军的军事基地。这无疑是美国对日占领政策转变的结果。

在经济方面，占领政策的三个文件都要求铲除日本军国主义经济基础，建立和平、民主的经济体制。为此，美国在日本采取解散财阀、农地改革、制定《禁止垄断法》和《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排除法》（简称《集排法》）等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在摧毁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经济体制上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可是后来在执行中有变化。

财阀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经济支柱。因此，美国开始解散财阀的决心很大，指定83家财阀为被解散对象，并指定三井、三菱、住友等十大财阀的56人为财阀家族。可是在执行中只解散三井、三菱、住友等42家，^[10]其余的没有被解散。可见解散财阀的工作，由于占领政策的转变，没有执行到底。但被解散的主要财阀业已解体，他们交出的75.71多亿日元的1.6567亿股票也转售处理，财阀家族56人也退出财界。这说明解散财阀的工作只执行了一半。

为了防止日本垄断资本的重新复活，美国指令日本政府1947年4月和12月分别制定《禁止垄断法》和《集排法》。根据《集排法》，325个企业被指定为经济力量过度集中的企业，理应分散。可是，1948年5月美国政府又派五人委员会，重新审查《集排法》。其结果，被指定分散的大部分企业先后被解除指令。最后只分散改组了三井矿山、日立制造所等11家企业。1949年1月和6月又先后指令王子造纸和三菱重工业分散改组为三个企业。至于垄断法，由于占领政策的转变，1949年6月修改一次，缓和了一些限制，并允许日本输入外资。但在1950年日本希望更大幅度修改该法时，美国则不同意。

至于农地政策，美国则始终坚持占领初期拟定的农地改革法。农地改革结果基本上消灭了寄生地主制，建立了以自耕农为主的小农经济。1952年7月还制定《农地法》，以新的法律维护农地改革的成果。这是因为农地改革具有两重性：一、它是铲除日本军国主义的一种经济措施，是和占领初期美国摧毁日本军国主义的政策是一致的；二、它又是为复兴和发展日本经济必不可缺的，因此，它和占领后期美国复兴日本经济的政策又相吻合，所以无须改变农地改革的政策。

关于复兴日本经济问题，美国初期政策和其他文件都没有做具体的规定，只是允许日本发展非军事的和平、民主的经济。美国政府1945年11月制定的《占领初期的基本指令》还规定，盟军司令官麦克阿瑟“对复兴日本经济或加强日本经济不负任何责任”^[11]。可是到1948年下半年，美国却公然干预，而且积极复兴日本经济。12月18日，美国提出《稳定经济九原则》。该原则要求：一、平衡预算；二、加强税收；三、严格限制贷款的发放；四、稳定工资；五、统制物价；六、加强对外贸易和外汇管理；七、改善物质分配；八、增加重要的国产原料和制成品的生产；九、改善征粮。^[12]麦克阿瑟在下达《九原则》时强调指出，日本政府“对此不能容许从思想、立场上加以反对”，要求无条件地执行。^[13]美国为贯彻这一原则，指派底特律银行的道奇专程来日，拟定1949财政年度预算，实行财政紧缩政策。接着又派索普改革日本的税制。其结果，年年巨额赤字的日本财政预算从1949年度起变成黑字，同时恶性通货膨胀也基本被制止。这样，日本经济以《稳定经济九原则》为起点，逐渐走上稳定和复苏的轨道。这是战后日本经济的一个转折点，是美国对日经济政策转变的结果。

在政治方面，美国通过新宪法的制定，改革天皇制、议会、内阁、司法及地方行政机构，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体制。这是占领初期政策和战后改革的成果。这种成果，如今依然保存下来，没有什么变化。

可是，对人民运动的态度却发生了变化，宪法中有关国民权利的条款虽然没有修改，但对人民运动尤其是对日共和左翼团体却采取了公然镇压的措施。占领初期日本政府成立了整肃军国主义分子的特别审查室。1948年10月吉田内阁上台后把它升级为特别审查局，其任务正如吉田所说，“是管辖以对付共产党为中心的治安问题”^[14]。把整肃军国主义分子的机构变成镇压日共和左翼团体的机构。1949年4月，吉田内阁公布《团体等规正令》。根据这一法令，美军和日本政府迫使日共和左翼团体登记其党员、会员以及领导人和组织情况。1950年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前后，即6月6日日本政府根据该法令整肃德田球一等24名日共领导人，26日查封《赤旗报》，并整肃该报编辑17人。接着整肃日共党员和党的同情者，截至1950年11月被整肃的有12151人。^[15]被查封的报刊，截止1951年7月达1700多种。它们不仅镇压日共，而且镇压左翼工会。这些措施和镇压显然是剥夺了日本国宪法所规定的国民的资产阶级民主权利，和占领初期的政策形成明显的对照。占领初期，美军迫使日本政府释放德田球一等在狱中18年的日共领导人，在资产阶级民主所允许的范围内支持工人和农民成立工会和农会，开展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当时美国这样做的目的是利用群众的力量，对日本统治者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按美国的要求实行改革。可是美国达到占领初期的目的后，则反过来镇压人民。这显然是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转变。1946年4月7日，美军派6辆坦克和吉普车，协助日本警察驱散围住币原首相官邸的群众。1947年2月1日，日本工人阶级和政府机关的公务员要举行600万人参加的全国性罢工，这时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亲自出面镇压即将爆发的这一罢工。1948年下半年起美国和吉田内阁继续采取反共反人民的措施。

从以上分析中看出，美国对日的占领政策，如农地改革、对日本政治制度的改革等确实没有变化；如重建日本的武装部队、镇压日共和人民运动确有变化；如解散财阀，限制垄断资本的复活等政策，变了一半又维持了一半。

在变和不变的错综复杂的占领政策中，始终不变的是美国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霸权主义。占领初期的政策也好，占领后期的政策也好，都是为达到这一目的服务的。从这种含义来说，后来转变的占领政策是初期政策的继续和发展。继续就是连续性，但连续性是在不间断的阶段性中实现的。没有变化则没有连续和发展，当这种变化构成阶段时，这一变化就称为转变。

3.

美国的对日占领政策为什么产生这种转变？在转变中为什么又有不变？对这种现象如何解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遭到溃败，英、法大为削弱，而美国却依仗其在战争中膨胀起来的经济、军事实力，爬上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地位。1946年4月6日，杜鲁门在芝加哥公开叫嚷，“美国今天是个强大的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它更强大了。这不是自吹自擂。……这意味着，我们拥有这样的力量，就得挑起领导的担子并承担责任”^[16]。所谓挑起领导的担子或“承担责任”就是称霸世界的同义语。美国的全球战略由三个部分组成。毛泽东同志说，“美国侵略政策的对象有好几个部分。欧洲部分、亚洲部分、美洲部分，这三个是主要的部分”^[17]。

欧洲历来是帝国主义角逐之地，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是美国抗衡社会主义阵营的前哨基地。因此美国对德的占领政策的转变，比对日政策的转变早一二年，且其深度和广度都超过日本。

那么，在全球战略中如何处理欧亚关系？当时，以周以德为中心的共和党议员主张“欧亚并重”论，甚至以“援助亚洲”为重点。周以德宣称，“我们必须在亚洲取胜，否则我们最终将丢掉欧洲”^[18]。麦克阿瑟也说，“与欧洲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相比，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更大的威胁”^[19]。可是杜鲁门、马歇尔等美国实权人物把欧洲作为全球战略的重点，竭力主张优先“援助欧洲”，以便既争夺欧洲，又抗衡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因此，美国是在优先“援助欧洲”的前提下才对蒋介石提供“援助”的。可是中国人民解放军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发动震撼世界的辽沈、平津、淮海战役，在短短的四个月歼敌154万，沉重地打击了美蒋。美国企图把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国变成其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称霸亚洲的前哨基地和反共堡垒的远东战略即将崩溃。在这种紧迫形势下，美国不得不重新考虑日本在美国远东战略中的地位。1948年12月即将派道奇来日时，杜鲁门总统召见他，并谈了中国形势和美国改变对日占领政策的关系。他说，“中国事态的进展，使日本的重要性倍增”^[20]。而道奇1949年在国会作证时也说，“过去一年，尤其是最近在这一地区事态的倾向，就强调了我们加强在日本的地位的必要性。我们将来的远东政策的发展，要求把日本作为今后向远东地区援助扩张的跳板和供应基地加以利用”^[21]。这样，日本取代蒋王朝在远东的地位，成为美国在远东推行其战略的前哨基地和反共堡垒。对此，麦克阿瑟也直言不讳地说，“日本成为维护美英两国权益的前线基地”，^[22]成为“拦住共产主义东进和南进的壁垒”。^[23]

从以上分析中看出，美国全球战略和远东形势的变化，使日本在美国战略中的地位相应地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要求改变对日的占领政策，使它更符合于美国的新的远东战略。于是在占领政策中，和这种变化相吻合的部分没有发生变化，而与此相违背的则要改变。这样就出现了占领改革的转变中有不变，不变中又有变的复杂现象。

其次，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转变是反法西斯盟国关系破裂的必然结果。苏联和美英等结成盟国的基础是打败共同的敌人德意日法西斯，铲除这三国的法西斯军国主义。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战后对这些国家实行的改革，使反法西斯盟国达到预期的共同目的。苏联和美英等结盟的基础随之消失。于是反法西斯盟国内部存在的固有矛盾，即社会主义苏联和资本主义美英的矛盾，由于美国在世界各地的争霸而逐渐激化，成为世界的主要矛盾。这一矛盾随着两个阵营的形成，又变成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矛盾。

反法西斯盟国关系的破裂和利用昔日劲敌日德反对昔日盟国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政策，相辅相成，有其发展的过程。早在1946年年底，美国商务部长哈里曼（前驻苏大使）就强调复兴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在美国战略中的重要性。1947年3月美国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尔又提出振兴日德经济在美国抗衡苏联中的重要性。同月，杜鲁门抛出杜鲁门主义时也暗示把日德纳入反苏阵营的用意。4月2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战略委员会提出的报告，在强调德国在欧洲的重要性的同时，认为在亚洲能遏制意识形态上敌人的唯一国家是日本，因此应对复兴日本经济和军事力量予以最大的关心。^[24]在这种叫嚣中，7月22日美国国务院和陆军部分别向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提出《日本经济的再复兴》和《美国关于日本经济问题的单独行动》的报告。这些报告都强调复兴日本经济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但两者在是否和远东委员会协调的问题上有分歧，国务院强调和该委员会协调，而后者则反对。可见，陆军部的态度比国务院更为强硬。

如上所述，这时期美国对日政策中较为突出的是复兴日本经济问题。这有两个原因：第一，这时期美国对外争霸的一种形式，犹如马歇尔计划一样，是以“经援”的形式进行的。第二，日本工矿业生产指数，如以1930年至1934年平均为100，1948年则为64.4，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这便引起日本工人和广大群众提高工资，改善生活的斗争，这一斗争日益威胁日本统治阶级和美国对日占领政策。因此，美国允许日本从1947年8月开始实行民间的对外贸易，以便复兴经济。

重新开放日本的民间贸易后，美国大企业的顾问丁·加夫曼于同年8月赴日考察，回国后便提出一项报告。他在报告中说，经济领域中所实行的整肃和《集排法》等阻碍日本经济的复兴，盟军总司令部所实行的民主化政策使日本接近“社会主义理想”，日本有共产化和亲苏化的倾向。他建议美国政府修改对日的民主化政策。加夫曼把这一报告散发给美国政府要人，进行政治性煽动。这便引起美国政府的重视。美国政府便派陆军部副部长德雷珀抵日，重新考察加夫曼报告的真伪。经考察，德雷珀完全赞同和支持加夫曼的意见。于是政策设计委员会主席凯南，^[25]于10月31日向国防部长福莱斯特尔提出日本可能“社会主义化”的警告。翌日，福莱斯特尔立即指令陆军部长罗亚尔重新估计日本经济在美国军事战略上的地位和作用。接着，凯南于11月5日向国务卿马歇尔提出《世界形势摘要》的报告，1948年2月24日又提出《对现状趋势的探讨》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日本是美国在亚洲可以依赖的唯一国家，是美国的桥头堡，为遏制苏联及社会主义国家应利用日本潜在的工业力量。他认为，现行的对日政策，在解除军国主义方面颇有成效，但对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方面没有予以充分的考虑，因此应该重新研究对日政策。^[26]

凯南于提出第二个报告后的第三天，即2月26日飞抵东京，就有关对日占领政策，和麦克阿瑟进行了会谈。第二次会谈中，凯南便提出：一、准备日本的“对外防备”力量；二、建立有效的经济复兴政策；三、为恢复日本政府的自主性，缓和占领政策。^[27]在会谈中，凯南和麦克阿瑟在日本是否有“共产主义威胁”等问题上虽有分歧，但在限制远东委员会的活动等方面达成了一致意见。

凯南回国后，3月25日向国务卿马歇尔提出一份报告。他认为，日本有“共产主义化”的危险，因此应采取遏制政策。为此他建议：一、永久性地占据冲绳；二、重建一定限度的军备；三、为防止共产主义化，加强警察力量；四、恢复日本政府复兴经济的权利；五、限制远东委员会的权利；六、缓和赔偿；七、不提出新的民主化措施，对已实施的不加压力；八、整肃军国主义分子和排除经济力量过度集中，会阻碍日本经济的复兴，因此应该批评修改；九、缓和对新闻的检查；十、及早发现和处理乙级、丙级战犯嫌疑中的无罪分子；十一、日本文化的亲美化。^[28]凯南的报告，从政治、经济、军事方面都提出了改变对日占领政策的具体意见。这意见成为在对日政策转变中的主导性意见。这样，以凯南为中心的美国国务院掌握了这一政策转变中的主导地位。

美国陆军部也不甘落在国务院后头。4月底，陆军部便提出比凯南报告更激烈的意见：一、无限期地推迟对日媾和；二、允许日本再军备；三、停止远东委员会的职能；四、关于缩减总司令部人员、排除经济力量过度集中的政策，对总司令部提出协助意见。^[29]这样，陆军部的意见从单纯的经济复兴扩大到政治、军事方面。此后，陆军部副部长德雷珀于5月中旬又提出报告。这一报告除重整军备问题之外，和国务院的意见大致相同。

可是，国务院和陆军部在赔偿和远东委员会的问题上发生分歧。陆军部主张大幅度地减轻赔偿，而国务院坚持赔偿原赔偿总额的30%。对远东委员会问题，国务院虽然主张限制远东委员会的职权，但表面上和远东委员会保持一定的协调关系。而陆军部则要明确宣布远东委员会的工作业已完成，没有存在的必要。远东委员会是根据1945年12月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的决定成立的。它是由11个反法西斯盟国组成，是决定对日占领政策的决策性机构，是维护战后盟国关系的纽带。当美国单独改变对日政策时，它却变成障碍。因此，极力主张转变对日政策的陆军部索性要取消它，进而使盟国关系最后破裂。而负责美国外交的国务院虽然同意限制该委员会的职权，摆脱战时形成的盟国关系，但为保持美国的所谓国际信义，主张和它协调。

为了早日解决对日政策的转变，政策设计委员会在重新研究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又草拟了《美国对日政策的劝告》，即NSC—13号文件，并于5月28日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这一报告基本上继承了凯南3月25日的报告内容，在对日媾和及远东委员会问题上没有采纳陆军部的意见，对赔偿问题也采取暂时回避的态度。国务卿马歇尔和陆军部长罗亚尔，8月底至9月初，进行数次会谈，力图调整和统一两个部门的分歧，但没有得出统一意见。于是，国务院和陆军部于9月24日分别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各自的报告，即NSC—13—1号。在这一报告中，国务院虽然同意结束战时形成的盟国关系，但依然主张和远东委员会的协调。

这时，在欧洲，美苏就柏林问题的矛盾更加激化。在远东，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了辽沈战役，中国革命形势开始发生根本变化。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从9月以来一直把中国问题和日本问题一并进行研究，并于10月9日通过了转变对日占领政策的NSC—13—2号文件。NSC—13—2号文件，基本上继承了以凯南3月25日报告为蓝本的NSC—13号文件精神，只是把远东委员会和赔偿等问题暂时搁浅。可是，时隔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又发动平津和淮海战役，并获得了伟大胜利。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新形势下，国民党要举行和平谈判。但两党的北京和谈，于4月20日破裂，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天险，相继解放南京、上海。在这一新形势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49年5月又通过了NSC—13—3号文件，就搁浅的远东委员会和赔偿问题，完全同意了陆军部的意见。

NSC—13—2、3号文件标志着美国和苏联、中国等反法西斯盟国关系的破裂和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正式转变。从此美国不顾反法西斯盟国的反对，大力推行对日的单独媾和。1951年9月4日在旧金山召开有52个国家参加的对日和会。结果占反法西斯盟国总人口70%的12亿人民没有参加或者拒签和约。这样，旧金山和约成为名副其实的单独讲和。这是反法西斯盟国关系破裂和美国转变对日占领政策的必然结果。

这里有一个问题是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转变时间和标志问题。通常把1948年1月6日陆军部长罗亚尔在旧金山的演讲作为美国转变对日占领政策的时间和标志。罗亚尔说，“广泛地非军事化的原来概念同建设一个自立国家的新目标之间出现了不可避免的冲突”。他结束讲演时说，希望日本“能充当对今后远东可能出现的任何其他极权主义战争威胁的障碍物”^[30]，即成为美国称霸亚洲的前哨基地。他的这次讲演虽反映了美国政府，尤其是军部力图改变对日占领政策的企图，但并不是美国政府最后的决定性意见。这时，以凯南为中心的国务院也正在研究对日政策的转变，其意见和陆军部尚有分歧。而且这时日本问题由国务院和陆军部的职能机构在研究，还没有提到美国政府首脑部。美国首脑这时主要处理欧洲和德国问题，无暇顾及远东问题。此外，决定美国对日占领政策转变因素之一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虽然从1947年夏天开始进入战略进攻阶段，但决定战争全局的三大战役尚未开始，因此，这时美国虽然在研究对日政策的转变，但还没有作出最后的决定。如上所述，美国正式决定对日政策的转变是1948年10月9日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NSC—13—2号文件之时，因此把1948年1月6日罗亚尔的演讲作为转变的时期和标志是不恰当的。

注释

[1]详见世界知识出版社编：《日本问题文件汇编》，1955年版，第6～7页。

[2]外务省特别资料部编：《日本占领及管理重要文书集》第1卷，东洋经济新报社1949年版，第92～108页。

[3]同上书，第180～200页；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前引书，第12～19页。

[4]外务省特别资料部编：前引书第1卷，第92页。

[5]世界知识出版社，《日本问题文件汇编》，第13页。

[6]《日本国宪法》，有斐阁1961年版，第6页。

[7]《朝日杂志》，1981年5月22号，第24页。

[8]小林义雄：《战后日本经济史》，日本评论社1964年版，第30页。

[9]斋藤真等编：《战后日美关系资料》，日本评论社1970年版，第35页。

[10]楫西光速：《续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有斐阁1957年，第327页。

[11]小林义雄：《战后日本经济史》，日本评论社1964年版，第22页。

[12]有泽广已、稻叶秀三编：《战后二十年史资料——经济》，日本评论社1970年版，第68页。

[13]袖井林二郎：《麦克阿瑟的两千日》，中央公社1974年版，第270页。

[14]吉田茂：《十年回忆》，第2卷，新潮社1958年版，第137页。

[15]历史学研究会编：《太平洋战争史》第6卷，青木书店1977年版，第267页。

[16]《基辛氏当代文献——1946—1948》，第7826页。

[17]《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80页。

[18]邹傥：《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第449页。

[19]F.R杜勒斯：《美国对中共的政策》，第75页。

[20]朝尾直弘等编：《岩波讲座·日本历史》第22卷，岩波书店1977年版，第340页。

[21]冈义武编：《现代日本的政治过程》，岩波书店1978年版，第211页。

[22]信夫清三郎：《战后日本政治史》第3卷，劲草书房1968年版，第923页。

[23]同上书，第981页。

[24]中村隆英编；《占领时期的日本经济与政治》，东京大学出版会1979年版，第40页。

[25]政策设计委员会是国务院的“参谋部”，在制定美国对外政策中起重要作用。凯南是该委员会主席。他曾任美国驻苏大使馆馆员及代办。1947年4月，他在《外交季刊》上发表《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极力主张遏制政策。

[26]《美国的外交关系》1948年第1卷，第2期，第525页。

[27]中村隆英编：前引书，第72页。

[28]中村隆英编：前引书，第74～76页。

[29]中村隆英：前引书，第76页。

[30]辻清明：《战后二十年史资料——政治》，日本评论社1970年版，第59页。

二、美国对日占领政策转变与否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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