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 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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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廷璆 等
选自《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第四章 “九一八”事变与伪满时期的日本外交
第四章 “九一八”事变与伪满时期的日本外交
一、“九一八”事变时期的张学良和蒋介石
张学良是具有爱国思想和民族正义感的将领，在20世纪30年代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蒋介石坚持反共内战的关键时刻，他以大无畏的气魄和惊世之举动，发动西安事变，扭转了国内局势，促进了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他发动西安事变虽有种种原因，但其中较为重要的便是在“九一八”事变中持不抵抗主义而断送东三省的沉痛教训。因此，要阐明张学良走上西安事变的漫长道路，必须追溯“九一八”事变时期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进而探究“九一八”事变时的张学良何以变成了西安事变时的张学良？但“九一八”事变时期张学良与蒋介石有密切的关系，两者不可分割。因此在探讨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时定要涉及蒋介石及蒋、张二人在此问题上的相互关系。本节就探讨这几个问题。
1.“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夜，关东军炸毁满铁柳条湖一段铁路后，独立守备队步兵第二大队悍然突袭驻扎在北大营的东北边防军第七旅。该旅认为“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1]与往常的军事挑衅没有两样，未能判断出这便是日本挑起事变的开端。该旅在遭攻击的紧急情况下，应采取应急措施反击日军，保存自己，这本是作为军队应持有的最起码的态度。但该旅并未那样做。当时张学良在北京，而沈阳由东北边防军代理司令张作相和参谋长荣臻主持军务。荣臻火速电告在京的张学良，请示应付之对策。张令：“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2]荣把此令转告第七旅旅长王以哲，“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人营房，均可听其自便”[3]。日军继续炮击沈阳工业区，战事在扩大。荣又电张请示。张续令“不抵抗”[4]。第七旅为避免冲突，撤出北大营，向东陵转移。此时六二团仅仅为突围和保障撤退进行过掩护性的军事行动。19日晨，日军第二师团二十九联队攻占沈阳城。同一天日军占领长春、安东、营口，21日占领吉林。三天内，日军占领除锦州之外的辽宁、吉林两省的要地。日军占领这些地区后，无大规模军事行动，至11月4日方向嫩江发起进攻。在嫩江，马占山部抗击入侵日军。19日，日军占领齐齐哈尔，黑龙江省要地除哈尔滨外都被日军侵占。
日军以少数兵力如此疯狂地占领大片东北土地，其原因在于东北边防军未进行任何抵抗。该军本是边防军，理应保卫边防，抗击侵略者。这是边防军责无旁贷的事。张学良是该军司令，应负其责任。但他却令东北军“避免冲突”。他于19日致南京电中称：“日军自昨晚10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实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毫无反响，日军竟致侵入营房，举火焚烧，并将我兵驱逐出营。”[5]我国台湾学者提出，“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主义”一词始于张的此电。[6]9月24日，张致蒋介石等人的电文中再次称：“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7]事变爆发后张学良确持“不抵抗主义”，因得“不抵抗将军”之恶名。
那么，试问张为何未抵抗？大陆的学界异口同声皆认为，由于张奉行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其主要依据之一是8月6日蒋致张电，即“铣电”。此外，在张学良身边工作过的人在1945年8月日军投降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所写的回忆，也皆认为如此。因此，“张学良只不过是不抵抗政策的执行者，蒋介石才是不抵抗主义的发明人”[8]。也有人认为，张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蒋介石是不抵抗主义的主帅，应负东北沦亡的主要责任。但是，张学良是主管东北、华北的军政大员，拥有几十万军队，守土有责，在为数不多的日本侵略军面前，竟拱手让出东北，也是严重失职，咎无可辞。”[9]前者大体代表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观点，后者代表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见解。“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些观点与此不同，只提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不牵涉张学良，不追究其责任。[10]当然此种划分并不绝对，在一些论著中是相互交叉的。但随着岁月的流逝，涉及和追究张学良责任者有所增多，并开始探究张奉行蒋不抵抗令之内在因素。
台湾史学界与大陆相反，一些学者认为：“张学良所持态度，自始至终，即是所谓‘不抵抗主义’；南京国民政府蒋主席除将日方在东北之军事行动诉诸国际联合会以促日方撤兵外，对张学良之不抵抗虽予默认，同时亦准备作必要之抵抗，后者似未获得张学良之支持。”[11]而另一些学者认为，“在国民政府‘攘外应先安内’的政策下，东北军奉行不抵抗命令”[12]。前者与大陆史学界观点针锋相对，后者虽含糊其词，但与大陆80年代初之观点相似。
海峡两岸史学界对同一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持如此不同的观点，是有种种原因的。事过六十年，内外形势变迁，产生不同观点的外来因素逐渐在消失，客观地评价此事的环境和条件亦逐步形成。
笔者在读了众多史料、论著及回忆录后颇有感触，认为在研究此问题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甄别史料，尽量引用当时的第一手原始档案。大陆史学界在此方面条件较差，大量引用文史资料中的回忆录。这些回忆是珍贵的，但因时间的流逝，难免遗忘或者记错，或是写回忆时受环境的影响，因此，在使用时一定要注意仔细甄别。台湾方面，虽然保存着有关史料，但因历史的动荡，未能保存好足以研究此问题的史料，尤其是张学良的材料更是如此。而且史料集是选编的，不是将档案库中一切材料都原原本本地编入，这些都成了实事求是地研究此问题的不利因素。因此，今后继续发掘有关的原始档案，是研究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
第二，在研究中应适当区别蒋、张在9月18日以前与9月18日以后的言论与指令，区别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时期与“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言论与指令。两个事件与事变虽有密切关系，但两者毕竟有区别，蒋、张对此的判断和对策也有所不同。因此，既要联系起来分析，又要适当区别，有分析地引用。但现有论著中有关蒋令张不要抵抗的材料，几乎都是事变前就中村、万宝山事件致张的电文和指示，与事变后的并未加以区别。将事变前的言论当作重要论据来说明和证明事变后的“不抵抗主义”，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然而应该慎重分析。这在论述事变初期情况时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最好多引证事变后的言论和指令来说明事变后的态度，这样才更有说服力，且更准确地说明问题。事变中、后期更应该如此。例如6～7月发生中村事件、万宝山事件后，张学良于7月6日电告东北政务委员会：“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偿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13]12日，蒋密电张：“此非对日作战之时。”[14]这些都是就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所下的指令。这一指令在事变刚爆发时仍然起作用，可是到11月这一指令所起的作用则不如前一个时期，不能完全用事变前的这些指令来说明他们的抵抗与否问题。
第三，应该区别两者在“九一八”事变初期、中期、后期不同时期的不同态度，并且比较前后时期的异同，进而考究他们的内心世界。
第四，区别两者在不同时期的不同作用，即区别“九一八”事变时期的张学良与西安事变时期的张学良，区别国共内战时期的蒋介石与抗战时期的蒋介石。
第五，区别他们言行的虚像和实像、本质和现象，又要注意区别思想、精神与实际行动。在历史事实中这两者往往交织在一起，有时分不清两者的关系。蒋、张在“九一八”事变中的言论、指令和行动也不例外。
以上便是笔者在研究此问题过程中感受到的几点。在恰当区别这几个问题的基础上，才能辨清蒋、张在“不抵抗主义”问题上的内心想法、态度及两者的相互关系。
笔者初步认为，张学良和蒋介石在不抵抗问题上的基本态度是大体相同的，且其不抵抗的诸原因也有相似之处，但亦有不同之点。
2.事变初期蒋张的相似之处
正确地认识和判断形势及日军的军事行动的目的，是制定对日政策的基础。这一判断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政策的制定。“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张二人一致认为，这是日军的挑衅行为，是局部的军事行动，称之为“沈阳（奉天）事件”；一时未能判断出这是日本侵吞整个东北的开始，因此力求避免冲突，力争就地解决，防止事态扩大。清末民初以来，中国面对日本和列强的挑衅或局部性事件都曾让步、忍耐、不抵抗，力图以交涉加以解决。这是弱者对强者所采取的一种态度，似乎成了中国的惯例。因此，对事变前发生的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蒋、张二人也不例外地同样采取了此种态度，两者间没有分歧。对这两个事件，蒋、张采取不用武力，而尽量用外交交涉来图谋解决，不能说完全不对。但到事变爆发后，作为前两次事件的继续，二人还是同样采取了此种态度。前两次事件与此次事变虽有联系，但性质和规模根本不同。因此，不应该用处理前两次事件的方法，即不以武力抵抗的方法来处理此次事变。他们的错误判断，导致出错误的对策——不抵抗。
这一错误的判断，虽有其主观因素，但也有其客观的原因。这与日本策划“九一八”事变的特点有直接关系。此次事变不是通过日本发动战争的国内程序和国际上的战争惯例来发动的战争，而是关东军的几位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在一些陆军中央将校的怂恿下采用谋略形式发动的。因此，事变爆发后连日本军政要人对在中国东北发生的事件情况也不知其所以。张学良在万宝山事件发生后的7月12日曾向蒋电告：“据万宝山事件及朝鲜人之排华风潮，日本无疑在起动其大陆政策，有急剧侵略满蒙之意。其矛头指向中国或苏联尚不清，但与满蒙存亡有关，须仔细考虑。”[15]这说明张也随时分析日军的动向，觉察到其侵占满蒙的意图，但未想到它要侵吞整个东三省。1990年日本广播协会记者采访张时，他也说“当初未料到关东军会发动九一八事变……我认为这是我的判断错误”[16]。蒋、张此时未能判断出关东军军事行动的目的是可以理解的，也不能苛求于他们。
可是，问题并非仅限于此。事变爆发后，日本外务省、陆军参谋本部与关东军在是否继续扩大军事行动和战争的最终目标等问题上存在分歧。因此，关东军于9月21日占领吉林后未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此时，蒋、张二人都寄希望于反对扩大军事行动的币原外相及其外交，希望他们牵制和控制关东军的军事行动。张在回忆当时情况时说：“我想日本政府会控制关东军的。”[17]这又使蒋、张对战争形势发展的判断产生了错误。因此，在此种情况下他们仍不敢抵抗，不敢组织东北军反攻，而继续诉诸国联，想以外交手段促使日军撤回。为此，9月26日张学良向东北军将士再次下达了不抵抗命令：“一、此次之所以命令不抵抗主义，是因将此次事变诉诸国际公审，以外交求得最后胜利。二、尚未到与日军抗争之时机，因此各军将士对日人依然平常那样对待，不得侵害。”[18]这一不抵抗令是较为完整的，有宗旨、有说明，是表明张不抵抗的典型资料。
南京政府和蒋介石判断日本要侵吞整个东三省是11月上、中旬。11月4日，日军以修桥为名进攻嫩江，马占山在此地抗击日军；11月19日日军占领齐齐哈尔。特种外交委员会对中央政治会议的《对日政策报告书》中写道：“判断日军之军事政策，必定要达到完全占领东三省之目的而后已”；“判断日军以完全占领东三省，驱逐中国固有之政治军事势力为主要目的”。[19]此时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的对日政策开始发生一点变化。11月中下旬，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四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对日寇侵略暴行之决议案》。该案决定：“今后关于捍卫国权，保护疆土，本大会授予国民政府以采取一切必要的、正当防卫手段之全权。”[20]蒋也表示出有所抵抗之态度。他在致马占山的电中称：“我方采取自卫手段，甚属正当。”[21]23日又电张：“警卫军拟由平汉线北运，以驻何处为宜？中如北上将驻于石家庄，兄驻北平，则可内外兼顾，未知兄意如何？”[22]对此，张采取何种态度？此后蒋是否派警卫军赴冀？因缺史料，尚不清楚。但石家庄是张管辖区，蒋未经张同意不得派其嫡系驻扎冀南地区，而且张也十分警惕蒋嫡系插入该地区。在此之前，即9月21日蒋开会制定对日方略时也决定：“军事方面，抽调部队北上助防。”[23]但蒋未派一兵一卒，仅表示了意思而已。
蒋要抵御日军侵略，应派兵去东北锦州以东地区，直接与日军对阵。但蒋却拟派兵到石家庄地区是何目的？11月23日蒋在致张的电文中即明确了其意图：“中如北上将驻于石家庄，兄驻北平，则可内外兼顾。”“内外兼顾”之意便是张顾外，即顾关外日军；蒋则顾内，即顾对江西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把它当作首要任务，其次顾及阎锡山和山东韩复榘、石友三。前者是攘外，后者是“安内”，两人各有分工。由此可见，蒋此时尚无出阵与日敌直接作战的决心，仅仅表示了抵抗之意。
此时蒋在其日记中写有与日寇“决一死战”[24]（10月7日）、“吾心与之一战”[25]（10月17日）等语，不过反映了蒋内心的想法，后并无行动，且这也附有“如果倭寇逼我政府至于绝境”[26]，或“如日寇相迫过甚”[27]的条件。此时是否达到这一程度？蒋虽没有说，但“如”或“如果”说明尚未到此程度，因此，尚不是“与之决一死战”的时候。以上事实说明，至10、11月蒋仍无抵抗的行动，只在言论和决定中表示了抵日之意。台湾学者认为，蒋支持马占山就显示出他的“所谓‘不抵抗主义’已经结束”[28]。但根据上述事实来衡量，下这样的结论为时尚早。
此时，张学良仍持不抵抗主义。东北边防军在辽、吉两省未进行任何抵抗。该军约有三十余万人，其精锐部队二十余万人由张率领进入华北，与蒋会合于中原。在东北的如张海鹏、熙洽等投日敌，其余（除黑龙江）一溃千里，不战而退到锦州一带。如果9月18日至21日由于对形势判断有误，不及抵抗，尚能谅解，但此后不战而后撤千里，毫无道理。东北军有飞机、坦克等新式武器，兵种齐全，训练有素，应有抵抗日军之实力。而且此时中原会战早已结束，石友三部残军逃至山东。张应调华北精锐赴东北前线；尤其11月初，马占山部在嫩江孤军抵抗日寇，全国上下声援其抗战时，张应从锦州出兵，从背后牵制日寇北进，配合马部，从南北夹击日军。但张电马：“饬死守勿退却”，而自己却按兵不动，只从精神上支持了马部。这时期，也许是由于史料残缺，张令其部抵抗日本的电文也不多见。但事变爆发以来，张学良在各种场合说“欲抵抗日本”“不屈服，不卖国”“不贪生，不怕死”，再三表示抗日之意，而且他支持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与东北各地的义勇军。这仅仅是其抵抗日本在精神方面的表露，而不是抗日的行动。在这点上，张学良与蒋介石也有相似之处。
这时期，蒋、张二人依靠国际联盟促使日军撤回原地的态度与政策也大体是一致的。当时中国是国际联盟理事国，从国际法上看，南京政府作为中国主权国的代表占有一席。因此，张对国联外交上完全依赖蒋。张与顾维钧私交甚厚，后顾由外交部代理部长变为正式外交部长，张与顾电文往来频繁，顾可谓是张在南京的外交咨询代表。这样以顾为媒介，蒋、张二人共同实施对国联外交。在国联外交中，除两者在对日的直接交涉上有所分歧外，在其他问题上基本是一致的。蒋、张对国联的分析，对国联的态度及政策方面，虽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但作为战时外交，可谓都尽了最大努力，并达到了有利于中国的部分目的。
在此谈一谈“九一八”事变时期国际关系中的“二重外交论”问题。围绕日本侵略东北问题，中国、日本和欧美列强这三者相互开展了“二重外交”。日本和欧美列强在侵略包括东北在内的中国问题上有二重关系。两者作为帝国主义列强都想侵略中国，在侵略上二者都有共同的利益，因此，两者在侵略中相互支持，相互同情。但两者在侵略中又相互争夺，争夺对己有利的更多权益，因此，又相互牵制对方的侵略举动，而且有时利用中国反对外来侵略的行动来牵制对方，甚至公然谴责对方的侵略行径。这便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矛盾和对立。中国为抗衡日本侵略，在外交上利用日本与欧美列强的矛盾，对己有利的则加以评价和利用，对己不利的、侵害自己主权的则加以反对。这便是中国对欧美列强的“二重外交”。国际联盟是以欧洲列强为核心组成的机构，美国虽没参加该联盟，但“九一八”事变时期作为观察员应邀出席该会，并派代表参加了该联盟派的李顿调查团，因此说，该联盟就代表欧美列强。围绕“九一八”事变的“二重外交”，也就是在该联盟的行政院和大会里展开的。李顿调查团和该团提出的关于“九一八”事变的调查报告，典型地反映了欧美列强对“九一八”事变及中国的二重外交；而日本和中国对这一调查报告的态度也反映了它们对欧美列强的“二重外交”。中国部分地肯定和接受于己有利的部分，日本也既肯定和接受于己侵略的有利部分，又否定和反对于己侵略的不利部分。双方所接受和反对的，都是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的。
事变爆发后，蒋、张诉诸国联不能说不对。他们在该联盟中做了否定伪满洲国合法性的自卫行动。但在战争时期，外交和军事行动犹若两轮，应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军事上的胜利是达到外交目的的坚强后盾，没有这一后盾，外交则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事变期间，张在国联外交中的问题不在于诉诸国联，而在于不以军事上的抵抗来支撑这一外交策略，因此，外交显得软弱。如果蒋、张一面积极抵抗，一面诉诸国联，那么他们在外交上取得的成果可能更大一些。如在“一·二八”上海事变时期，南京政府采取“一面抵抗、一面谈判”的政策，结果日本在上海基本上未取得实质性的新权益，只是把列强的注意力从东北转到上海，以此掩护了伪满成立的闹剧。
那么不抵抗与诉诸国联这二者有何关系呢？是否因诉诸国联导致不抵抗呢？不是的。诉诸国联不是不抵抗的原因，而是因不抵抗便更加依赖国联，甚至把诉诸国联当成使日军撤退的唯一手段。蒋、张二人都是如此，而这也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最后一个问题是听从蒋和国民党中央的命令问题。在《文史资料》中刊载的有关“九一八”与张学良的关系的回忆文章及依此写的有关论著，都写道：张学良之所以不抵抗是因听从了蒋介石的不抵抗令。这里有个问题，据现有的有关张学良致蒋介石的电文，事变爆发后，张只向蒋和南京汇报日军入侵东北的情况，没有一封电文中有请求“抵抗”一词和反对蒋不抵抗令的痕迹；如果他坚持要抵抗，则定会在这些电文中出现这些词句。这便说明，张本身没有要抵抗，也没有做抵抗的作战准备。而在蒋致张的电中，除锦州问题外，亦没有指令张坚决抵抗之字迹。这一点，蒋与张有相似之处。
那么，在相似的情况下，为何出现“听从”问题？这是因为蒋是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司令，而张是副司令，按军队统帅程序，副司令应听命于司令，一切失误应先由司令来承担。因此，当全国舆论谴责他执行不抵抗政策时，他将自己应负的不抵抗责任归咎于蒋。据现有的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与张之间往来的电文及有关材料中记载，蒋的电文材料中见不到“不抵抗”一词，而张的电文中就有“不抵抗”“不抵抗主义”的词语，这也许与史料的选编有关。而且，在防守锦州问题上，蒋和南京政府数次令他抵抗，但张悄悄撤兵，日军也几乎不流血地占领了锦州。如果张始终要抵御日军，但因蒋令他不抵抗，故而他不抵抗的话，那么蒋令他抵抗时，他应加倍抵抗才合乎逻辑，但他没有这样做。这一事实说明，张虽然是蒋的副司令，但他作为奉系军阀的后代，尚有相对的独立性和抗御蒋的实力及脾性，与蒋意见不同时，他便不听从蒋指令。事变爆发后在抵抗与否问题上，如果与蒋有不同意见，他更会为保自己起家的东北地盘而不听从蒋的不抵抗命令，奋起抗击日军的。但此时，张却完全听从蒋之命令而不抵抗。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他自己也是不想抵抗的，因此出现了听从蒋的这一历史现象，这一现象反过来又说明张的不抵抗不是被迫的，而是主动的。
综上所述，“九一八”事变后，蒋、张二人在不抵抗问题上有不少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同之点。这一不同之点在是否防御锦州问题上表现得较为突出。
3.蒋张对锦州问题的异同
如果说，在日本攻占沈阳、齐齐哈尔等地时，蒋、张二人所采取的态度和政策大体相似的话，那么在锦州问题上两者所采取的态度，相对来说则有所不同。
日军占领齐齐哈尔后，其主力随即调往辽西，准备攻击锦州。锦州是辽西重镇，政治、军事要地。沈阳沦陷后，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迁移到此地，锦州成为张学良在东北的政治、军事中枢，日军如不占锦州，不从锦州驱逐张政权，就等于未完全摧垮张在东北的统治，不能建立伪满洲国。东北军如死守锦州，则向全世界表明：中国人尚在抵抗，日军尚未完全占领东北，东北问题也尚未完全结束，日本也建立不了或只能推迟时间建立伪满洲国。军事上，锦州是榆关屏障，兵家必争之地，阻挡日军向华北侵入的咽喉要地，如锦州失守便危及华北。鉴于此种种原因，对蒋和张及日本来说，锦州都是必争之地。因此，按军事常理，中日两国军队必将在此决一死战。
日军早已准备对锦州开战。11月，土肥原和中国驻屯军在天津挑起天津事件，其目的之一是为日军锦州作战做军事与舆论上的准备。[29]“九一八”事变时驻扎满铁附属地的日军出动，占领了辽吉两省要地，因此，驻扎在天津的中国驻屯军和驻扎京山线的日警备队有可能借机出动，挑起事端，从背后牵制张学良军队对锦州的增援。
对此，南京政府也采取了相应对策。首先，引诱外国军队介入天津，牵制天津驻屯军的军事行动。其次，派南京政府财政部所属的税警团五六千人去天津，归属张学良指挥。再次，11月25日，南京特别外交委员会也同意：“是以锦州一带地方，如能获各国援助，以和平方法保存，固属万幸，万一无效，只能运用自国实力以图保守。”[30]此时日军威逼东北军撤到榆关。鉴于此种情况，蒋等为以和平方法保住锦州，向英、美、法公使具议：“倘日本坚持要求我军撤退，我军可自锦州退至山海关，但日本须向英、法、美各国声明，担保不向锦州至山海关一段区域进兵，并不干涉该地域内中国之行政机关及警察，此项担保须经各该国认为满意。”[31]这便是把锦州划为中立地带之意，包含着蒋不以武力抵抗之意。但英美不敢担保，且劝中国不要采取恶化局势的行动。[32]在此种情况下，南京政府和蒋介石决定，“如日方相逼太甚，我方应以实力防卫”[33]，“惟万一彼仍步步进逼，则自不能不取正当防卫手段”[34]。任南京政府外交部代理部长的顾维钧于11月26、27日两次把此意电告张学良。张此时熟知蒋准备防卫抵抗之意。
此时，张学良与蒋一样，也有以划中立区来避免冲突、保锦州的想法，但不同的是，他拟与日直接谈判解决。11月底，驻北平日本公使馆参赞矢野访张，略称：“英、法、美与中国提商拟以锦县一带为中立区，中国军队撤至山海关。日本对此原则上甚表同意，如贵方赞成此种方法，日方即可派代表商洽。”[35]张答，“惟个人对此颇赞成”，并向南京建议“查划定中立区域办法，亦属避免冲突，以图和平解决之一道，日方既表同意，我方似可与之商洽”。[36]张对划中立区提出两个条件：“第一，希望日军最大限度不越过原遣地点即巨流河车站。第二，须留少数军队在锦县一带即中立区域内，以足敷防止匪患，维持治安为度。至将来日方如派代表时，总宜舍军事人员，而用外交人员。”[37]在此条件中，没有南京所提的英、美、法三国的担保问题，此点与南京不同，即在英、美、法不介入的条件下直接与日谈判。这表明在划中立区问题上张比南京、蒋介石更为积极。但矢野要求东北军全数撤退。[38]
南京政府则同意张学良与日直接谈判。如前所述，此时南京政府也曾向国联提出过锦州中立地带案，“其要点在中立国派视察员居间斡旋一层”[39]，由英、美、法观察员居间斡旋，监督中立地带的安全。因此，此时已任外长的顾维钧和宋子文驳回张的建议，其理由是：“一、彼可以正由两国商洽办法为辞，请国联无庸参预，彼可于商洽时提出种种苛刻条件，从则难堪，不从即破裂。二、彼可借口于彼已撤兵，迫我撤至山海关，我若不撤，彼即责我违约，进兵攻我。”[40]宋和顾作为张的知己，率直电陈，劝张绝不要直接谈判，并建议张“如日方无理可喻，率队来攻，仍请兄当机立断，即以实力防御”[41]。这既是宋和顾外长的意见，又是蒋介石的主张。12月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就锦州问题决定：“锦州问题，如无中立国团体切实保证，不划缓冲地带，如日军进攻，应积极抵抗。”[42]南京政府为得到英、美、法的切实保证，要求他们派军队代守中立地带，担保日军勿入这一地带。但他们只答应居间接洽。
日本为排除列强的干涉，再次提出直接谈判。驻中国公使重光葵又向顾外长提出直接谈判和东北军撤至榆关的要求。但顾外长断然予以拒绝。在此种情况下，币原外相又令驻北平的矢里参赞再次说服张学良把锦州问题作为地方性问题直接与日谈判。但张的态度在南京政府和顾的劝告下有所改变，没有承诺，在与日直接谈判与否的问题上，与蒋及南京政府的态度趋于一致。
可是张学良与蒋及南京政府在是否死守锦州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如前所述，蒋和南京政府一面准备谈判，一面准备抵御，并劝张学良在锦州抵抗。但张未做死守锦州的战略、战术准备，反而从11月底或12月初开始，拟撤出驻扎锦州一带的东北军主力。这表明张学良在锦州不想抵抗。于是，顾维钧12月3日致急电劝张：“兄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43]5日顾维钧和宋子文又联名致电，再次劝张：“现在日人如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前途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抵御。”[44]蒋介石亦电张：“锦州军队此时切勿撤退”[45]，并派航空一队增援北平。可是张依然要从锦州撤两个旅。顾维钧闻此消息后立即致电张：“惟当此国人视线群集锦事之时，军队稍一移动，势必沸议全国，为兄着想，似万万不可出此。……缘日人诡计多端，我退则彼进，彼时新政权统一东北，则不可挽救也。”[46]这就是说从锦州撤兵则整个东北沦陷，日在东北便可建立统一的伪政权，东北问题也以此完结。南京政府也于25日、30日接连电张：“惟日军攻锦紧急，无论如何，必须积极抵抗，各官吏及军队均有守土之责，否则外启友邦之轻视，内招人民之责备，外交因此愈陷绝境，将何辞以自解？日军攻锦时，天津或有异动，亦须预先防止。总之，望主任，深体政府之意，激励将士，为国牺牲，是为至要。”[47]
此时，日关东军和陆军中央制定对锦州作战方案，并调驻朝鲜的第二十师团和一个混成旅及重型轰炸机中队参加对锦作战。日军27日渡辽河，进入打虎山、沟帮子一线。日军在逼近锦州时，东北军仍撤出锦州。据驻榆关日守备队的侦察，迄31日午间经山海关的东北军军列14列，兵数1万余人，马2200匹。[48]1932年1月1日，关东军司令部下达第二十师团占锦州之令时，东北军主力已撤出锦州一带，日军在侵入该地带时几乎未遭到东北军的阻击和抵抗，1月3日几乎兵不血刃地占领锦州和绥中一带。但张却谎报军情说：“我军奋勇应战，激战十昼夜之久，前仆后继，死伤蔽野。卒以全力过疲，损失过重，无术继续坚持，至于江（三）日失守锦县。”[49]
张学良在主观上是想抵抗的，他也曾说：“倘我愈让而彼愈逼，至万不得已时，亦只有采取正当防卫以保持国家之人格。”[50]但在行动上不听从南京政府和蒋的抵御令，擅自撤兵。这说明，他和东北军虽归属南京政府，由蒋指挥，但依然具有军阀割据时相对的独立性，这使他能违抗命令，选择自己的路。
那么，张为何选择了主动撤退之路？他是以放弃东北来保他占据的华北。在以北平为中心的华北，张有20万大军。在日军即将吞并整个东三省的情况下，华北对张来说是维护其政治、军事地位的唯一基地，其重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显著。因此，更有必要保住此地。他在致南京政府主席的电文中称：“自锦县以西，如秦皇岛、塘沽、天津，地处滨海，门户洞开，锦县一带，一有冲突，彼必同时以海军威胁我后方，并扰乱平津，使我首尾难顾……顾此失彼，必不能免。”[51]26日亦称：“日本在天津现已集结大军，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关于此节，尤须预筹应付策略；否则空言固守，实际有所为难。”[52]按军事战略考虑，日军在天津等地挑起事件，从背后突击华北的可能性是存在的。11月的天津事件便是其预兆，“一·二八”上海事变也是一例。但据日军对锦州的作战计划，当时尚无此打算。当然如果东北军在锦州死力抵抗，日军伤亡惨重，也有可能那样做。因此，作为一军之帅，张考虑到此点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这不应成为其主动撤出锦州的主要原因。
另外，张怕锦州的抵抗引起中日全面战争，并造成全中国灭亡。11月30日张在向顾表明“采取正当防卫以保国家之人格”的同时，又称，“惟兹事体大，影响系全国安危，又不能不慎重考虑之也”[53]。其致南京国民政府电中也言及了此点。[54]“影响全国安危”“关系全国存亡”，便指中日一旦全面开战，就有可能亡国。日本能否发动中日全面战争，与当时的国际环境密切相关，因为日本对华的无节制侵略一直受到列强的牵制。而当时，日本似乎并不具备全面对华开战的条件。事实上，日本在侵占东三省后的一个时期内也只是蚕食华北，未敢全面侵华。因此，张的这一顾虑，虽有军事上、战略上的合理一面，但也难成为其不抵抗的主要原因。
那么，张不抵抗的真正原因何在？王化一在12月29日日记中记有张学良的这样一句话：“汉公表示‘不为瓦碎’主张。他说如果是‘玉碎’还可以碎，要是瓦碎则不必。”[55]所谓“玉碎”即是指对全国抗战而言，而“瓦碎”则是指对于东北或锦州的单独抵抗而言。据当事人的回忆，张常说：“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第一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56]把这句话反过来说就是全国不抗战，我张某也不单独抵抗。其理由便如他所说的那样，东北军“孤军作战，我小敌强，无非是徒然牺牲”[57]。这也有一定的道理。当时国民党四分五裂，内战不休，国共两党也未结成抗日统一战线。“九一八”事变当天，蒋亦在日记中哀叹：“是倭寇果乘粤逆叛变，内部分裂之时，而来侵略我东三省矣。呜呼，痛哉！夫我内战不止。”[58]所以蒋当时仍推行“攘外应先安内”的政策，而这一政策反过来又更加深了各势力间的分裂与对抗。在这一点上，蒋、张二人是持同一态度的。他二人都认为应先“安内”，保存自己的实力。就军事战略来讲，保存自己的实力的确重要，但保存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消灭敌人。可是，割据中国的各军阀却与此相反，他们认为消灭敌人是次要的，保存自己的军事实力和地盘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历来各军阀都不拿出自己的全部力量与敌决战。张作为奉系军阀的继承人，虽比其父有开明之处，但在中国四分五裂、内战不休的国情下，还是选择了不抵抗和主动撤退来保存自己的实力，不敢与日军在东北决一死战。张学良在事变中始终奉行“保存实力就是保存一切”的思想，这也是他不“瓦碎”的根本原因。他一直坚持：如全国各势力不风雨同舟，不生死与共，不同胜同败，就不单独在锦州抵抗；如全国一同抗战，同在锦州抵抗日敌，他也不会主动撤出锦州。在此种思想支配下，张放弃了包括锦州在内的东北，暂时保住了华北的地盘。但是，随着战争的进一步发展，张的华北地盘最终也未能保住。
此时的蒋主张抵抗，其原因何在呢？对蒋应听其言，观其行。当时以学生为中心的抗日救亡运动汹涌澎湃，南京学生发起了“送蒋介石北上”的运动，与从北平等地南下的学生一起赴国民政府，要求蒋签署出兵日期，否则誓不罢休。在这一运动逼迫下，蒋下了命令，派税警团官兵五六千人，送空军一个中队北上。但这不是全面抵抗日军的态度，只是在形势所迫下作出抵抗的姿态罢了。此时蒋国民革命军主力依然在“剿共”前线，按兵未动。而且张学良数次要求蒋提供抗日所需的军械、军需，要求大部队增援。可据现有史料看，蒋并未满足张的这一要求，来替张解难。蒋的抵抗令和实际行动相互矛盾。这表明蒋的抵抗不是诚心实意的，抵抗中也有不愿抵抗的一面，虚实混淆在一起。
其实，锦州危急时，蒋的想法与张大体一致，他也想先保华北。11月下旬蒋拟率兵北上，驻石家庄，其目的之一便是保华北。如丢华北，蒋的中原地盘将直接受到日军的威胁。且蒋害怕日军从山东半岛登陆，直入中原。如蒋真要保东北，应将其主力从“剿共”前线调往锦州，但他毫无此意。蒋作为新军阀势力，“保存自己就是保存一切”的思想根深蒂固，这也是他处理东北、锦州及国内问题的基本出发点。蒋、张二人此时在锦州抵抗问题上，采取的形式虽不相同，但实际目的却极为相似。
蒋、张在思想上的另一个共同点是“恐日病”。这并不是他们二人独有的。清末民初以来，中国政界、军界的不少人都认为日军是战无不胜的，若与日军交战定吃败仗。蒋把这“恐日病”又概括为“三日亡国论”。1932年1月11日，他在奉化武岭学校的讲演中曾谈到对日绝交与宣战问题。这是较为严肃的大问题，当时情况下是否应该宣战、绝交不好下定论。但在此篇讲演中蒋说出，如与日宣战，即与日全面交战，则中国“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59]。敌强我弱，这是客观存在，但问题的关键是即使现状如此，我们应如何图强，如何以弱胜强？张学良也有“恐日病”，也曾讲过：“士气虽壮，款弹两缺，敌如大举前进，即举东北士兵尽数牺牲，亦难防守”[60]；“孤军作战，我小敌强，无非是徒然牺牲”[61]。强者有强者的侵略经，弱者亦有弱者的抗敌法，两者对立存在。包括蒋介石在内，中国后来不是奋起抗战，八年打败日军，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吗？这一历史事实雄辩地说明中国人民是能够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
“九一八”事变中的不抵抗主义，把东三省拱手送给了日军。从此，东北的大好河山与三千万同胞饱受日军蹂躏，被奴役长达14年之久。这一历史教训是深刻的。后来中国人吸取教训，在“一·二八”上海事变中采取了“一面抵抗，一面谈判”的政策；在热河交战中采取了“抵抗而不谈判”（最后是谈判）的政策；在抗日战争中进行了持久的全面抵抗，直至获得最后胜利。“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张学良也好，蒋介石也好，都从“九一八”事变中得到了应有的教训，在后来的日军侵华战争中逐步采取了抵抗政策。而张学良之所以发动西安事变，扭转中国历史潮流的大方向，其原因种种，但因“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而蒙受的重重压力定是其中动力之一。张发动了西安事变，他自己也从“不抵抗将军”变成了“民族英雄”。应该说，在这一转变中，始终未变的是他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爱国之心和对日军侵略中国怀有的仇恨之心。历史上做任何转变都需要主客观的条件。如无爱国心和仇日心，则无法实现这一历史性转变。这一转变是爱国、仇恨与不抵抗这一水火不相容的矛盾心理经长时间的相互斗争而实现的。要说明张学良的这一历史性转变，一定要探究其不抵抗的历史责任及历史根源，这样才能合乎情理地阐明从“九一八”到西安事变的历史过程。本节的目的即在于此。
笔者在校对此文清样时方见到日本广播协会采访组臼井胜美编的《张学良的昭和史最后证言》一书。[62]据此书，张学良对“九一八”事变时期不抵抗问题，供认不讳。他说：关于不抵抗问题，“迄今众多研究者都认为，从国民政府中央有过不抵抗的指示。的确，当时中央有过指示，但其内容并不是不要抵抗。国民政府中央发出的指示是‘相应处理’。所谓‘相应处理’之意就是根据情况适当处理。换言之，就是中央不负责任之意。因此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未抵抗之事的责任推诿给国民政府。因为我本身不想扩大事件，所以采取了不抵抗政策”[63]。张学良的这一自述再次说明，张学良自觉、自主地奉行了不抵抗政策。因张与蒋有共同的思想基础，所以不能把不抵抗的责任完全归咎于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但这也并不能减轻蒋与南京政府应负的责任。
注释
[1]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台北1981年版，第259页。
[2]《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262页。
[3]《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262页。
[4]《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262页。
[5]《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257页。
[6]蒋永敬：《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八事变中国对日政策之争议》，见《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集》（1928～1937），台北1984年12月版，第358页。
[7]《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259页。
[8]易显石等著：《九一八事变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3页。
[9]张魁堂：《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77、87～88页。
[10]李新等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再版，第122～126页。
[11]蒋永敬：《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八事变中国对日政策之争议》，第357页。
[12]林明德：《近代中日关系史》，三民书局1984年版，第319页。
[13]吴相湘编：《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83～84页。
[14]此处虽然被广泛引用，但没有注明其出处。据笔者查核，该电文被日方窃取，由驻北平参赞矢野于7月24日电告给币原外相。据此电，其旧期为7月11日，内容是“日本平素虽然狡猾阴险，但我国尚非对抗之时”。见日本外务省缩微档案，S483卷，S1110—18，第261页。
[15]《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S483卷，S1110—18，第261～262页。
[16]《张学良访谈录》，见《参考消息》1990年12月23日。
[17]《张学良访谈录》，见《参考消息》1990年12月23日。
[18]关东军参谋本部《关特报》（中国）第32号，1931年9月28日，见远东军事法庭检察官资料缩微胶卷。
[19]李云汉编：《九一八事变史料》，台湾正中书局1977年版，第324～325页。
[20]《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307～308页。
[21]《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300页。
[22]《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309页。
[23]《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281页。
[24]《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275页。
[25]《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276页。
[26]《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275页。
[27]《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276页。
[28]蒋永敬：《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八”事变中国对日政策之争议》，第363页。
[29]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编：《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第2卷，朝日新闻社1962年版，第89～91页。
[30]1931年11月25日顾维钧等致张学良密电，见《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第4页。
[31]1931年11月24日顾维钧等致张学良密电，见《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第4页。
[32]1931年11月26日顾维钧致张学良密电，见《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第5页。
[33]1931年11月26日顾维钧致张学良密电，第5页。
[34]1931年11月27日顾维钧致张学良密电，见《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第5页。
[35]1931年11月29日张学良致蒋介石密电，见《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第6页。
[36]1931年11月29日张学良致蒋介石密电，见《民国档案》，第6页。
[37]1931年11月29日张学良致蒋介石密电，见《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第6页。
[38]1931年11月29日张学良致蒋介石密电，见《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第7页。
[39]1931年11月29日宋子文、顾维钧致张学良密电，见《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第8页。
[40]1931年11月29日宋子文、顾维钧致张学良密电，见《民国档案》，第8页。
[41]1931年11月29日宋子文、顾维钧致张学良密电，见《民国档案》，第8页。
[42]1931年12月2日顾维钧致张学良密电，见《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第9页。
[43]1931年12月3日顾维钧致张学良密电，见《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第10页。
[44]1931年12月5日宋子文、顾维钧致张学良密电，见《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第11页。
[45]《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312页。
[46]1931年12月9日顾维钧、刘哲致张学良密电，见《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第10页。
[47]《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313～314页。
[48]臼井胜美：《满洲事变》，中央公论社1974年版，第138页。
[49]1932年1月5日，张学良致南京电，见《九一八事变史料》，第281页。
[50]1931年11月30日张学良致顾维钧等密电，见《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第8页。
[51]1931年12月25日张学良致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电，见《九一八事变史料》，第275页。
[52]1931年12月26日，张学良致南京国民政府电，见《九一八事变史料》，第276～277页。
[53]1931年11月30日张学良致顾维钧等密电，见《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第8页。
[54]1931年12月26日张学良致南京国民政府电，见《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第276～277页。
[55]转印自张魁堂：《张学良传》，第86～87页。
[56]转印自张魁堂：《张学良传》，第81页。
[57]转印自张魁堂：《张学良传》，第81页。
[58]《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275页。
[59]《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317页。
[60]李云汉编：《九一八事变史料》，台湾正中书局1977年版，第277页。
[61]张魁堂：《张学良传》，第87页。
[62]日本广播协会（NHK）于1990年6月17日和8月4～6日在台湾采访了张学良。张在采访中言及“九一八”事变时期的不抵抗主义。该协会电视台于同年12月9日和10日两次播放了采访实况剪辑的录音，《参考消息》把它译成中文，以《张学良访谈录》为题，自12月17日至23日连载7次。1991年8月1日，日本广播协会采访组臼井胜美编辑采访内容，并加以说明和注释，由角川书店出版了《张学良的昭和史最后证言》一书。其采访内容与《参考消息》的《张学良访谈录》不尽相同。注②所引的张学良的自述在访谈录中就没有。
[63]《张学良的昭和史最后证言》，第125～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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