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 鹿飞 
作者：吴廷璆 等
选自《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第二章 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
第二章 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
一、孙中山对日态度再认识
第三次广东政府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本节试图就广东政府之成立、致犬养毅书、关余、商团事件等几个问题，探讨孙中山的对日态度及日本的对孙政策，进而考察1919年前后孙中山的对日态度是否发生根本性转变问题。
1.
在以往的研究中，国内外一些学者认为，孙中山对日本的认识和态度，以1919年为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也就是说，1919年之前，由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缺乏认识，孙中山期待日本政府及军部的支持和援助，对日本没有进行深刻的批判，而1919年之后，他认清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抛弃了对日的幻想，并抨击日本的对华政策，其对日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随着历史的发展与变化，大都要经历从浅到深、由表入里、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孙中山对日本的认识也是如此。1919年后，他对日本批判的次数明显增加，程度也日趋深刻。这说明他对日的认识和态度确实发生了变化，但这并不是根本性的转变。[1]
这里，首先要明确一个问题：判断孙中山对日本帝国主义本质是否有认识的最基本标准应是他对日本的侵华本质是否有认识。笔者认为，作为中国民主革命先驱的孙中山对此是有认识的。1894年11月兴中会的成立，标志着孙中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制定的兴中会章程明确指出，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了民族危机，并且深刻地揭露了列强将瓜分中国的事实。[2]1903年9月，孙中山在《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一文中，进一步揭露了日本对福建、浙江一带的侵略。[3]1905年日俄战争时期，孙中山欲联法抗日。[4]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后，孙中山非常警惕日本对中国进行新的侵略。1911年2月，他在写给宫崎寅藏的信中指出：“但恐贵国政策已变，既吞高丽，方欲并支那，自不愿留一革命党在国中也。”[5]同年8月，他在《复咸马里函》中又指出了日本对中国发动新的侵略战争的可能性。[6]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最为戒备的是日本和俄国出兵干涉。他回国前在欧美进行外交活动的目的便是想利用欧美列强牵制日本和俄国。[7]1912年8、9月，他又多次提到日本以南满铁路为中心侵略南满的事实，并指出，“日占南满，韩、满交通日便，一旦有变，五日间日兵可运到十万，北京内外受困”[8]。1917年1月，他在《大阪朝日新闻》发表《日中亲善之根本义》一文，批判日本追随欧美列强扩大在华殖民权益，表示对日本的不满、恐惧和怀疑。[9]在同年5月发表的《中国存亡问题》一文中，孙中山进一步明确指出，“割台湾于日”“胶州已归日占”“日本占南满、东内蒙、山东、福建，均在〈中国全国幅员〉百分之五以上”。[10]上述事实说明，孙中山在1919年前对日本的侵华本质有一贯的、较为明确的认识。当然这并不是说孙中山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如1913年春孙中山作为国宾访问日本时曾说过，日本“绝无侵略东亚之野心”“纵近年来不免有侵略之举动，亦出于万不得已，非其本心，是我们最要原谅日本的”云云。[11]但这些话是在访日的特定条件下说的，是一种外交辞令。
第二个标准是孙中山对日本对他本人及中国革命的态度是否有所认识。我认为，孙中山对此也是有认识的。日本为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开展革命活动提供了空间，日本民间的有识之士也曾协助过他所领导的革命，因此孙中山把日本当作革命的基地；但另一方面，1895年广州起义和1900年惠州起义时，孙中山要求日本提供军械，但终遭拒绝。[12]1907年3月、1910年6月，他曾两次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1905年11月，日本政府镇压了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1908年12月查封了《民报》。孙中山对此十分愤慨。但他能够自我克制，甚至忍气吞声。然而，1911年12月他从欧美回到上海后，便公开表示了对日本的愤慨之情。在谈到曾两次被日本驱逐时，他说道，“我甚为怨恨日本”“当我主动（与日本）握手时，（日本）却回避不握；而其自身需要时，则来握手了”。[13]他还指出，在日本“经常遭到日本政府的苛刻待遇，对此并不是没有不满的”[14]。
有一些学者笼统地把孙中山是否对日本抱有希望和期待当作判断他对日本帝国主义本质是否有明确认识的标准。我认为对日抱有希望和期待，有两种情况：一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没有认识或认识不清，盲目地寄希望于日本；二是有清楚认识，从策略上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争取日本的支持和援助。前者是认识问题，后者是策略问题，不应混为一谈。即使同一个策略也会有不同的结果。由于各个时期日本对孙中山的政策不同，孙中山的希望和期待有些可以实现，有些不能实现。因此，不能笼统地将孙中山是否对日抱有希望和期待作为判断他是否对日本帝国主义本质有清楚认识的标准。
主张1919年孙中山对日认识和态度发生根本转变的学者的根据是，孙中山在这一年指责日本为帝国主义。6月24日，孙中山在答日本《朝日新闻》记者问时确实说过，“乃不图武人，逞其帝国主义野心，……以中国为最少抵抗力之方向，而向之以发展其侵略政策焉”[15]。孙中山所说的“帝国主义野心”就是指对中国的侵略。然而，孙中山在此之前也使用过“帝国主义”一词。1905年2月，他写道：“天下列强高倡帝国主义，莫不以开疆辟土为心”[16]，也就是说帝国主义就是侵略和吞并他国领土。1919年孙中山使用“帝国主义”一词来对日本进行的批判，与其以往对日本的谴责相较，在内容上大体是相同的。这进一步说明1919年前后，孙中山对日本的侵略本性及对中国侵略事实的认识是一致的。
主张1917至1919年孙中山的对日认识和态度根本转变的学者还认为，由于他对日认识和态度的转变，抛弃了对日的幻想，不再期待日本政府和军部的支持和援助，并一再批判日本。的确，1919年后孙中山对日的批判十分尖锐，毫无顾忌。诸如，他揭露和批判“近代日本对于东亚之政策，以武力的、资本的侵略为骨干，信如世人所指；而对于中国，为达日本之目的，恒以扶植守旧的反对的势力，压抑革新运动为事”[17]；“二十一条”“差不多完全把中国主权让给日本了。在这种协定底下，中国就要成了日本的附属国，日本的陪臣国，恰和日本从前在高丽所用方法一样”[18]，“拟以施诸高丽人之手段，复施诸吾人，将中国改成日本之殖民地”[19]；他还谴责“乃日本竟强行占据胶、青，无异强盗行为！日本可为强盗，吾国断不能与强盗交涉，更不能承认强盗有强夺吾国土地之权利”[20]。他要求日本废除马关条约。[21]1921年11月第二次广东军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在反对掌管北京政权的张作霖的同时，宣布拟与日本作战。他说，“我们的任务非常明确，这就是为统一中国而斗争和同日本作战”[22]，言及北伐时，他又说“吾人并不攻伐中国之北方，乃欲与日本战耳！”[23]这些表明，孙中山的对日认识确实日益深刻，对日本的批判也愈来愈严厉。
那么，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何在呢？本书并不否认孙中山在五四运动和苏俄革命的影响下，思想有所发展，对日认识有所提高的事实。但更为重要的是1917年以后日本对北方的军阀政权和南方的孙中山及广东军政府所采取的不同政策。1917年第一次广东军政府成立后，中国分裂为相互对立的两个政权。日本对孙中山广东军政府的政策往往与对北京政府的态度密切相关。对北京政府不冷不热时，对孙也忽远忽近。日本欲推翻北京政府的统治者时，则支持孙中山。日本积极支持北京政府对全中国的控制时，则压制孙中山和广东政府。1917年段祺瑞控制北京政府时就是如此。日本拉南北军阀势力搞所谓南北议和时，也竭力排斥孙中山。孙中山对日本支持北京政府的政策非常不满。日本寺内内阁支持段祺瑞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和原敬内阁排斥孙中山搞南北议和的举动，均引起孙中山的极大愤慨。这时期孙中山对日的公开批判正是这一愤慨的总爆发。这一点，孙中山于1920年6月致田中义一函中说得较为清楚。在这一信函中，孙中山揭露了日本历届内阁支持袁世凯、张勋、段祺瑞、张作霖的事实，并指出日本政府对于中国所持政策，“专以援助反动党排除民主主义者为事”，“近年以来，中国人民对日恶感日深，根本原因，实由于日本之政策与民国国是不相容，故国人咸认日本为民国之敌。若再以乱中国之和平为事，则国人之恶感更深，积怨所发，其祸将不止于排货”[24]。1916年6月袁死后，如果日本继续支持孙中山反对北京军阀政权，孙中山也不会如此批判日本。因此，这时期孙中山对日的批判，虽有对日认识提高的因素，但更为主要的是日本对北京军阀政权和孙中山及广东政府的政策转变所致。也就是说，在日本的南北政策发生转变时，孙中山一改以往敢怒而不敢言的状况，猛烈抨击日本。然而，这不是对日认识的飞跃，更不是对日态度的根本转变。如果说这是根本性的转变，那么第三次广东政府时期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便无法得到合乎实际的解释了。
2.
1928年2月，孙中山建立了第三次广东政府。这是与北京的吴佩孚、曹锟政权对立的政府。北京政府得到了英美的支持。日本在北京政府中的势力，由于1920年直皖战争中段祺瑞的失败及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张作霖从北京的败退，几乎消失殆尽。列强要维护和扩大在华权益，首先要控制北京的中央政权。从这一角度来说，日本的对华政策遭到了严重的挫折。为挽回颓势，日本改变了对孙中山和第三次广东政府的政策。
在第三次广东政府时期，日本历经四届内阁，即加藤（友三郎）、山本、清浦、加藤（高明）内阁。1924年5月，清浦内阁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这一纲领，可以说代表了这一时期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该纲领的第3条写道：
鉴于中国政局的现状，目前不要偏重于中央政府，与地方实权者尽可能广泛地结成良好关系，以图谋我势力的伸张。因此，经常以公平的态度对待地方实权者，对其正当的目的予以好意的援助。至于援助的适度及方法，根据帝国的利害关系，适当地加以调节。[25]
这里说的地方实权者，首先是指奉系军阀张作霖。为维护在满蒙的权益，该纲领第8条写道：“对现在东三省实权者张作霖根据既定方针，继续予以好意的援助，并维护其地位。”[26]关于张作霖和满蒙问题在该纲领中占有2/5的篇幅，这说明张作霖和满蒙在日本对华政策中的重要地位。这一纲领没有直接涉及孙中山和广东政府，但所谓的地方实权者中理应也是包括的。
日本的这一对华政策，是企图从南北夹击北京的吴、曹政权。而且这一政策是与孙中山和段、张的三角联盟相呼应的。为此，日本在北方暗中支持被赶出北京的张作霖，重整旗鼓，东山再起，以夺取北京政权；在南方，放弃寺内、原敬内阁时期压制和排斥孙中山的政策，主动接近孙中山和广东政府要人，表示“好感”。这虽然不是积极的支持，但与前一个时期的政策相比较，是个转变。
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集团的外交政策的转变，通常是首先表现在更换外交使节上。广东政府成立不久，即1923年3月，日本外务省召回驻粤总领事藤田荣介，由天羽英二接任。天羽曾作为随员参加过凡尔赛、华盛顿会议，是颇有能量的中年外交官。将他派往广东的目的是进一步了解孙中山，改善日本与孙中山及广东政府的关系。
日本政府把北京政府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予以承认，没有承认广东政府。按外交惯例，作为日本外务省派遣的外交代表不能与广东政府进行正式的外交接触。但天羽却打破外交惯例，抵达广东的第四天即5月16日，便在廖仲恺的陪同下，前往大本营拜访孙中山。孙中山对他强调了“日本执行独立外交的必要性”[27]。9月16日，即争取关余斗争中，天羽又一次拜访了孙中山。1935年3月他回忆访孙情景时说，“孙中山常对我主张大亚细亚主义，说作为亚洲国家的日本仿效欧美推行帝国主义政策是不像话的。日本应主动废除不平等条约，实现真正的富有成效的日中提携”[28]。这说明孙中山依然对日本抱有希望，希望日本与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联合起来，反对欧美列强。
天羽任职期间，与广东政府要人来往频繁，关系密切。抵穗的第二天，即5月14日，天羽设宴招待广东省省长廖仲恺和徐绍祯。16日上午，又一一拜访廖仲恺、警察局长吴铁城、市长孙科；21日再访廖仲恺。[29]此后，天羽和广东政府要人多次相互设宴招待。这些都超出了外交礼仪，反映了广东政府与日本关系发展的一个侧面。
孙中山一直期望得到日本贷款。在第三次广东政府时期也是如此。5月22日，廖仲恺访天羽，托他向台湾银行借款20万元，以省长公署作抵押，6个月内用盐税还清。[30]此后，廖仲恺数次派代表何品佳，与天羽交涉借款事宜。7月11日，廖仲恺又访天羽，商谈广东政府借款问题。当晚，财政部长叶恭绰等招待天羽，继续商谈此事。[31]8月4日、28日，何品佳两次会见天羽，交涉向华南银行借款事宜。[32]此外，叶夏声、吴尚鹰、廖朗如等相继到驻粤日本总领事馆，交涉借款问题。这时期，孙中山和广东政府以广东最大企业之一的广东水泥厂为抵押，与三井财阀进行了3000万元的借款交涉。[33]
广东政府还通过天羽总领事，与日人竹藤、甲府就造币厂问题进行多次交涉，并于8月17日签署了有关协定。[34]
广东政府还希望日本帮助开发矿山资源。广东政府聘请日本农商省的技术员，勘探高州矿山。此事由孙中山友人山田纯三郎负责，后藤新平等参与。[35]
广东政府成立后，孙中山拟派廖仲恺赴日。此事提出较早，6月30日、7月11日廖仲恺访天羽时就提出过派员访日一事。[36]此次廖欲赴日的目的尚不清楚，但廖作为省长代表孙中山，希望与日本政府和军部要人会谈的可能性很大。
1923年9月1日，以东京为中心的关东一带发生大地震，引起大火灾，损失惨重。孙中山获悉此消息后分别致函日本政界、财界、军界要人及旧友，表示慰问。他在致犬养毅函中写道：“比闻贵国地震海啸，遂成巨灾。同种比邻之邦，交游宅居之地，罹兹惨变，怛悼逾恒。文自战地归来，留意迅访，幸挚友良朋，尚庆无恙，悬情之恫，差幸轻减。想展伟略，纾宏规，指顾之顷，顿恢旧观。特修寸戋，遥寄侍右，敬候兴居。并祝平安。”[37]孙中山又特令胡汉民、杨庶堪致函陆军大臣田中义一大将，并亲自致电日本国摄政裕仁亲王（即后来的昭和天皇）：“值贵国京城和国家遭受空前灾难，造成生命财产损失之际，请接受中国人民的深切慰问。我深信日本举国必将本着素有的勇气与刚毅精神对待这一事件。”[38]此外，广东政府还欲派团赴日慰问。10月5日和13日，廖仲恺会见总领事天羽时再次谈到此事。[39]孙中山和广东政府对日本大地震所表示的态度，虽系对受灾国民的慰问，但也表明了对日本政府的积极态度。
广东政府成立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也派军官赴粤，与广东政府要人频繁接触。日军参谋总长上原勇作派遣的佐佐木到一通过山田纯三郎结识了广东政府要人蒋介石、孙科、伍朝枢，并受聘为广东政府军事顾问。[40]日本陆军预备役军官井上谦吉任孙中山顾问，曾陪同李烈钧、孙中山两次访日。参谋本部派往上海的冈村宁次中佐也颇受大本营参谋长李烈钧的信任。1924年秋李奉孙中山之命赴日时，有关重要情况都通过冈村宁次转达给孙中山。这些说明，广东政府与日本军部也有往来。
不仅如此，广东政府可能从日本购置了一批武器。据吴佩孚特使透露，孙中山向日本购枪一万支。[41]
五四运动以来，在中国南北，反日运动连绵不断。1923年春，又掀起了收回旅大的爱国反日运动。这一运动波及广东，香山县青年学生没收日本棉纱，抵制日货。孙中山和广东政府不但未予以支持，反而诱导学生停止斗争。天羽对此表示满意，于7月12日致电内田外相说“现政府对我方态度比较友好，因此目前只好委托中国当局，我方取默认的方针”[42]。从中也不难看出广东政府的对日态度。
综上所述，第三次广东政府成立后，日本对孙中山和广东政府的政策和态度有所转变，而孙中山和广东政府对日的态度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孙中山和广东政府显然对日本抱有期待，希望得到日本的支持和援助。如果1917至1919年孙中山的对日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恐不会发生上述情况的。
孙中山对日的这种期待和希望还表现在1923年11月16日致犬养毅书中。
3.
1923年9月2日，日本成立了山本权兵卫内阁。山本是海军大将，该内阁是藩阀内阁。孙中山通过山田纯三郎获悉他的老友犬养毅入阁任邮电大臣，1916年曾支持孙中山反袁的田中义一陆军大将任陆军大臣，1900年惠州起义时一度表示支持孙中山的后藤新平任内务大臣。10位大臣中有3人曾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支持过孙中山。因此，孙中山对这届内阁寄予新的希望。其中，孙中山最为信赖的是民党领袖犬养毅。孙中山想通过犬养毅影响和说服山本内阁支持他和广东政府的革命事业，支持亚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因此，他称“先生此次入阁，将大有为，可助吾人未竟之志，以解决东亚百年问题，闻之狂喜”[43]，他在致犬养毅的长信中，表达了对这位大臣的期待和希望。这虽是一封私人信件，但从内容来说可谓孙中山致山本内阁的照会或声明。他对日本提出了以下希望：
一、希望日本放弃追随欧洲列强的帝国主义政策，支持亚洲各国人民的反殖民主义斗争，成为亚洲被压迫民族的良友。“今次先生入阁，想必能将追随列强之政策打消，而另树一帜，以慰亚洲各民族喁喁之望”，“倘日本以扶亚洲为志，而舍去步武欧洲帝国主义之后尘，则亚洲民族无不景仰推崇也”。[44]孙中山还指出，日本在维新中崛起于东方时，万万中国人和亚洲各族人“无不视日本为亚洲之救主”，如日本以英待爱尔兰而待高丽则可收拾亚洲全境之人心，“今日亚洲各国皆以日本为依归矣”。[45]
二、希望日本支持中国革命。他期待“日本政府此时当毅然决然以助支那之革命成功，俾对内可以统一，对外可以独立，一举打破列强之束缚。从此日支亲善可期，而东亚之和平永保”，“今幸而先生入阁，想必能将日本前时之失策与盲从列强之主张一扫而空之，其首要则对于支那之革命事业也”。[46]为此，孙中山特别强调了“日本之维新实为支那革命之前因，支那革命实为日本维新之后果，二者本属一贯，以成东亚之复兴，其利害相同密切本有如此，……为日本国家万年有道之长基计，倘支那无革命发生，日本当提倡而引导之”[47]。孙中山还借日本与欧洲列强在华的矛盾指出，日本与欧洲列强在中国的利益相反，“凡对支政策，有利于列强者，必有害于日本”，因此日本不应盲从列强，而应支持中国革命。[48]
三、希望日本承认苏俄，采取亲苏俄政策。“日本当首先承认露国政府，宜立即行之，切勿与列强一致”[49]。他举例说明日本与欧美列强不同，并强调承认苏俄的好处，甚至说“亲露者为日本自存之一道也”[50]。
以上说明，孙中山希望日本支持他所领导的中国革命，期待日本与中国、亚洲各国及苏俄一道反对欧洲列强。孙中山的这一希望和期待，大都不切合实际，日本也不可能接受。因此，这一希望和期待只不过是幻想而已。
可是，孙中山对日本的这一希望和期待，是在对日批判的基础上提出的。在致犬养毅书中，孙中山尖锐地批判了日本的对外政策：
一、批判了日本追随欧洲列强的对外政策。孙中山指出，“贵国对支行动，向亦以列强之马首是瞻，致失中国及亚洲各民族之望，甚为失策也”[51]。他还批评“日本无远大之志、高尚之谋，只知步武欧洲之侵略手段，竟有并吞高丽之举，致失亚洲全境之人心，殊为可惜！”[52]
二、批判了日本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孙中山愤怒斥责，“日本对于支那之革命，十二年以来，皆出反对行动；反对失败，则假守中立以自文。从未有彻底之觉悟，毅然决然以助支那之革命”[53]。
三、批判了日本与列强出兵干涉苏俄，迟迟不承认苏俄的行径。孙中山指出，日本“初以误于与列强一致行动而出兵，后已觉悟而曾单独与露国代表开数次之会议矣，乃竟以承认问题犹与各国一致，而致感情不能融洽，逐碍种种之协商不得完满之结果”[54]。
孙中山对日本的批判与希望和期待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他批判的是日本的过去，期待的是日本的将来。这种相互矛盾的现象在孙中山的讲演和文章中屡见不鲜。他的三民主义讲演就是如此。孙中山在这一讲演中揭露：“最近可以亡中国的是日本。……日本近在东邻，他们的海陆军随时可以长驱直入。日本或者因为时机未至，暂不动手；如果要动手，便天天可以亡中国。”[55]但又在这篇讲演中强调中国要强盛，就须学日本。他指出：日本由于具有大和民族精神，“所以乘欧化东渐，在欧风美雨中，利用科学新法发展国家，维新五十年，便成现在亚洲最强盛的国家，和欧美各国并驾齐驱，欧美人不敢轻视”，“我们要中国强盛，日本便是一个好模范”，“因为日本能够富强，故亚洲各国便生出无穷的希望”，“故世界上的白种人不但是不敢轻视日本人，并且不敢轻视亚洲人”。[56]
孙中山对日认识和态度，即孙中山的对日观，充满了矛盾。既要学习日本，又要揭露日本；既期待日本，又批判日本；既肯定日本，又否定日本。这种现象并非孙中山所特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对资本主义列强的态度基本如此。他们一方面十分仰慕资本主义列强的科学技术及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力图把它引进本国；一方面又反对列强的侵略和殖民政策，谋求民族独立。这是列强的对内资产阶级议会政治、对外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二重结构所造成的。孙中山的对日认识和态度，也是作为列强之一的日本所具有的这种二重性的反映。
还应指出，1918年6月孙中山渡日归来至第二次广东政府时期，他侧重于批判日本，不提对日的希望，更无赞誉之词。但第三次广东政府时期则不然，批判和期待始终并存。关于这一点，孙中山于1924年2月接见日本记者松岛宗卫时说得较为清楚，松岛认为，孙中山这种对日既批判又寄予希望的态度“恰如无节操之女郎”，并劝他有所改变。对此，孙中山则强调“此乃促贵国反省之举”，“实为贵国朝野之觉醒”，“吾辈排日只是手段，目的是亲善。为达此目的，乃斗胆出排日之策”。[57]可见，孙中山在这个时期批日或者反日并不意味他与日本的决裂，更不意味他对日态度的根本转变。他为的是争取日本的支持和援助。为此，他对日本的过去也作了必要的批判。
此外，这个时期孙中山对日本的期待，还与中国南北政局密切相关。列强的侵华政策同出一辙，对此，孙中山的认识是清醒的、一贯的。但对待它们的态度和政策，在各个时期又有区别。如第二次广东政府时期，孙中山欲联美、德反日，因为此时期孙中山在国内的政敌是执掌北京政府实权的张作霖，而张作霖得到日本的支持。但第三次广东政府时期则不同，盘踞北京的是曹、吴，他们得到美英的支持。因此，孙中山反过来想联日反英美。曹、吴与英美的结合，又促使日本政府改变了对孙中山的政策。这一原因使孙中山的对日态度和日本的对孙政策发生了变化。由此可见，孙中山对日态度的变化是由于政治风云的变迁和客观形势的要求所致，是利用日本与欧美列强在华的矛盾，以及对国内主要政敌的策略性变化，而不是对日认识和态度的根本性转变。那么，孙中山是否完全相信自己对日的期待和希望一定能实现？结论是否定的。如关于日本能否成为被压迫民族的良友问题，他“将以先生（指犬养毅——笔者）之志能否行于山本之内阁而定之”[58]。这表明，他寄希望于犬养毅，而对山本内阁则是拭目以待。
孙中山致犬养毅书是在争取关余斗争中写的。书简的内容，反映了这一时期孙中山的思想和斗争策略。下面，就海关关余和商团事件，进一步探讨孙中山和广东政府的对日关系。
4.
争取关余斗争是孙中山反帝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海关应属中国管辖，但在半殖民地的中国，海关行政管理权却被以英国为首的列强所把持，海关收入用来支付庚子赔款和以关税担保的外债及其利息。其剩余部分即关余，自1917年起交与北京政府。1919年起关余总额的13.7%拨给西南护法政府，但1923年3月却停止交付。第三次广东政府成立后，孙中山便要求将这一部分关余拨给广东政府。
孙中山争取关余斗争的矛头，首先指向英国。因此，他极力争取日本的支持。7月20日，在正式照会驻京公使团之前，孙中山派广东政府外交部长伍朝枢访天羽总领事，要求日本予以支持，并请天羽将此意转告内田外相，“诚望日本予以承诺”[59]。此时，日本与孙中山、广东政府关系大有改善。9月5日，孙中山向驻粤领事团和驻京公使团正式提出这一要求后，总领事天羽便致电驻北京公使芳泽谦吉和外相山本权兵卫，[60]希望支持孙中山的要求。他说，自1920年以来未交付款虽有商量之余地，但没有理由拒绝广东政府对现在及将来关余之要求，至于13.7%的分配额，因今日广东政府之辖地大为缩小，当依实情再商议。[61]10月6日，在北京的日、英、法、美公使商议孙中山的关余要求时，日本公使芳泽表示支持孙中山，[62]认为孙的要求言之有理，如拒绝则有收回海关之虞。
可是，总税务司英人安格联于11月2日断然拒绝孙中山的关余要求。11月19日，广东政府外交部长伍朝枢就此事质问驻粤英国总领事杰弥逊，并警告：“如拒绝广东政府之要求，非常遗憾，只能诉诸最后之手段。”[63]这一“最后之手段”即指收回海关。杰弥逊则威胁伍说，“若如此，英国将断然实行经济封锁”[64]。这样，广东政府与英国的关系急剧恶化。然而，广东政府与日本关系却进一步发展。11月6日，总领事天羽拜访孙中山；同日晚，省长廖仲恺、外交部长伍朝枢、市长孙科、公安局长吴铁城等设宴款待天羽；[65]16日，孙中山致书犬养毅，希望日本支持他的事业。当时，广东从西贡进口大米，出口生丝，如英国等列强实行经济封锁，广东的对外贸易将遭受严重打击。因此，孙中山欲求日本船只承运这些进出口物资。11月20日，孙中山派他的日人顾问井上谦吉，将此意转告天羽。但天羽表示不赞同。24日，孙中山又派邹鲁向天羽再次提出这一要求，仍遭拒绝。天羽在关余问题上支持了孙中山的要求，但在收回海关问题上反对孙的要求。他要井上将此意转告孙中山。
此时，孙中山积极改组国民党，推进广东政府的革命化。同时，孙中山和广东政府收回广东海关之说广为流传。这便加深了列强对孙中山和广东政府的敌意。12月1日，驻京公使团警告孙中山和广东政府：“不得对中国海关有任何干涉，如加干涉则将采取必要的强硬手段。”[66]公使团还提议，各公使电告泊于广州的各国军舰“应与领事团商量，采取必要之措施”[67]。对此，日本也采取了协调一致的态度。外相伊集院[68]电训芳泽：“万一广东政府无视外国之意向，擅行非法之措施（指收回海关——笔者），我方不妨与领事团取一致之态度，并与军舰联络，采取适当之措施，以便阻止此种事态”[69]，但又指示“避免取主动态度”[70]。这表明，日本虽然与列强采取统一的行动，但仍为今后同孙中山和广东政府的交往留下余地。
12月3日，驻粤英国总领事杰弥逊将北京公使团12月1日的警告转告伍外长。5日伍外长答复杰弥逊：广东政府“并无干涉税关及迫胁收管海关行政之意”，但关余“应截留为本〈地〉方之用”[71]。可是，北京公使团依然拒绝了孙中山和广东政府的要求。孙中山和广东政府虽然提出强烈抗议，却没有实力抗击列强。孙中山力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他希望与总税务司安格联交涉，并请日本居中促成。12月15日，孙中山通过日人佐藤安之助向天羽表达了此意。[72]翌日，孙的日人顾问井上谦吉以孙中山的名义设宴招待天羽，同日晚，伍外长再次宴请天羽，并请日本公使芳泽从中调停、斡旋。17日，天羽致电伊集院外相，认为“有慎重考虑之必要”[73]。这说明，孙中山和广东政府依然对日本抱有希望，日本对其要求也有所同情和支持。因此，广州舆论一时对日表示满意。《民国日报》载文称，“东方外交上尚为有力之发言者，则为日本，日本自遇灾变以来，外交方针不无稍改，故此对于关余之收用，亦表示满意于我”[74]。然而，此时美、英、法、意等正向广州调集军舰。随之日本也调来两艘军舰。泊于广州港的外国军舰增至17艘，陆战队也准备登陆，局势恶化。因此，请日本公使调停的希望变成了泡影。
可是，孙中山和广东政府无力与列强进行武力对抗。恰在此时，葡萄牙公使符礼德路经香港。孙中山派代表与其接触，请他居中调停。葡公使把孙中山之意转告北京公使团，但公使团拒绝了孙中山的要求。
1924年1月4日，美国公使舒尔曼来粤，与伍外长进行了会谈。双方就关余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一、广东政府不收回广东海关；二、所拨关余用于治水和市民的福利事业。6日，舒尔曼拜会孙中山，孙对伍、舒会谈结果无异议。[75]舒尔曼回到北京后，便与公使团、总税务司及北京政府商议此事。北京政府在不用于军费之条件下同意将关余的一部分拨给广东政府。总税务司也表示赞同。4月1日北京公使团决定将部分关余拨给广东政府，孙中山和广东政府争取关余的斗争终获成功。停泊在广州港的外国军舰也从1日起陆续撤走。
关余问题虽然是通过美国的斡旋得到解决的。但孙中山和广东政府为解决关余问题曾寄希望于日本，且多次要求它予以支持；事实上日本对孙中山和广东政府也有所同情和支持。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如果说1919年前后孙中山的对日认识和态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话，他与日本之间不会产生这种关系。
1924年秋，广东商团勾结英帝国主义，妄图颠覆广东政府。孙中山和广东政府在平息这次叛乱中，依然对日本抱有希望，争取日本的支持。孙中山获悉商团头子陈廉伯偷运军械、密谋叛乱的消息后，于8月5日与天羽总领事商谈调解两者间对立的问题。[76]对此次叛乱，日本采取了与英法不同的态度。天羽总领事作为驻粤领事团的首席领事，当8月28日广东政府的陈友仁通知商团将挑起事端时，他召集驻粤各国领事和各国首席海军军官商议后，只是采取了保护外国侨民的措施，并通告广东政府。但英法领事及海军军官对此不满。他们秘密开会，决定当商团军开始军事行动时，英法两国军舰和海军陆战队将直接采取行动，支持商团军。[77]29日，英国总领事杰弥逊还致函恫吓广东政府：“现接英国（驻粤）海军长官通知，云他已奉香港海军司令之令，如果中国当局向城内开火，则所有可动用的英国海军部队将立即采取行动来对付他们”[78]，露骨地表示了对广东政府的敌意。面对这一恫吓，孙中山于9月1日发表《为广州商团事件对外宣言》，抨击了以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列强。
此时，日本正值加藤高明内阁执政。以奉行“协调外交”著称的币原喜重郎外相，对英国的军事恐吓采取了不合作态度。孙中山注意到日本的这一态度，9月2日，派秘书苇玉访天羽总领事，向他展示8月29日英国总领事的恫吓函，陈述孙中山对英国异常愤慨之情，并说天羽总领事所采取的保护侨民措施是“稳妥的”[79]，对日本政府所持的态度表示满意。
孙中山在与商团斗争的同时，决定北伐。北伐的主要目的是推翻英美支持的曹锟、吴佩孚把持的北京政府，统一全中国。为了抗衡英美势力，孙中山更要争取日本的支持。为此，他决定派大本营总参谋长李烈钧东渡日本，“联络彼中朝野之士，为发起亚洲大同盟以抵抗白种之侵略”[80]。9月7日晚，李烈钧设宴招待天羽；12日晚，天羽回请即将赴日的李烈钧等16人。[81]天羽还致电外相币原，请其为李访日提供方便。[82]
此外，广东政府还希望得到日本的经济、军事援助。廖仲恺的代表何品佳于9月10日拜访天羽，交涉贷款之事。[83]10月，商团军蓄意制造流血惨案，散发逼孙中山下野和要打倒孙政府等传单，准备发动武装叛乱。广东形势十分紧张。孙中山和广东政府为争取日本的援助而频繁活动。10月10日是武昌起义13周年纪念日，胡汉民和伍朝枢借机招待天羽总领事。翌日，胡汉民等又访天羽，要求日本提供大炮8至10门、短枪5000支及子弹。10月11日，访日归国的广东政府考察团和教育视察团，与天羽总领事举行座谈。
以上事实说明，孙中山和广东政府这时期依然对日本抱有很大希望，希望日本支持和援助平息商团叛乱。
对孙中山和广东政府的这一希望和要求，日本虽然没有公开支持，但态度是微妙的。10月15日，广东政府平息了商团叛乱。英法等国领事要求天羽总领事调动军舰，参加统一的军事行动。但天羽拒绝了这一要求。因此，停泊在广州港的英法军舰不敢轻率支援商团军，只派少量水兵在沙面租界登陆。
平息叛乱后，商团军头子陈廉伯逃进沙面英租界。他深知天羽与孙中山及广东政府的密切关系，乞求天羽居间调停。天羽表示“在不损害政府及商团利益并无外国人干涉内政之嫌疑的范围内，如有良方，可作非正式斡旋”[84]。16日，胡汉民访天羽，天羽向他询问对商团军的意向。胡表示：坚决取缔商团军。鉴于此种情况，天羽没有再提及调停之事。
平息商团叛乱后，留下了列强向广东政府索取赔偿问题。英法等国领事主张采取统一行动，以便对广东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但天羽作为首席领事，反对这一主张。因此各国未能采取统一行动。[85]另一个问题是在赔偿交涉中如何处理南北两个政权。日本和列强均承认北京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因此，10月17日领事团会议决定：“鉴于北京政府认孙派为叛乱集团，当地各领事在与孙政府交涉的同时，各公使也应与北京（政府）交涉。”[86]对此，币原外相于10月24日电训天羽总领事，“我方并不认为孙派为叛乱团体，原则上不能同意将索赔和叛乱团体问题联系在一起”，并指示他应与广东政府交涉赔偿问题。这表明了日本政府对孙中山和广东政府的态度。
孙中山平息商团叛乱后，准备收回广东海关。10月17日，孙中山任命罗桂芳为广东海关监督，并令他接受粤关。领事团连续召开两次会议，准备仿效1923年的关余争端，由各国派遣军舰和陆战队，以武力对抗孙中山。英、法、美、葡四国立即调来8艘军舰，并要求日本也派军舰参加这一行动，但日本再次拒绝了这一要求。[87]
那么，日本为什么在商团事件和海关问题上没有与其他列强采取完全一致的政策？此时正值第二次直奉战争。冯玉祥借此发动北京政变，吴佩孚、曹锟从北京败退，张作霖、段祺瑞重新执掌北京政权。孙中山曾为反吴、曹，与张、段结成三角同盟。北京政变后，冯玉祥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中国政局问题。张、段是日本支持的军阀势力。如在此种形势下日本向孙中山和广东政府施加军事压力，无异从背后牵制孙、张、段联盟的形成，对日本来说与己不利。因此从自身利益出发，日本拒绝参加列强的统一行动。而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孙中山所领导的平息商团叛乱和收回海关的斗争。
日本与其他列强在对华政策问题上具有二重性。一是一致性，为了侵略中国的共同目的，日本与其他列强有时采取统一行动，这在关余争端中表现最为突出。二是争夺性，日本与其他列强在瓜分中国和扩大在华权益的斗争中相互争夺。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后，为争夺北京政权，英美支持曹、吴，日本支持张、段、冯。这种二重性是帝国主义侵略本性所决定的。孙中山对日本和列强侵略中国的本性早有明确的认识，但是他从对抗支持曹、吴的英美战略出发，利用列强相互争夺的矛盾，争取日本对他的支持和援助。虽然孙中山在致犬养毅书和关余、商团事件中提出的对日希望和期待，与这一时期日本的对孙政策相去甚远，但是由于列强间的相互争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可能会出现相对的、暂时的、部分的一致点。第三次广东政府时期孙中山的对日态度和日本的对孙政策正是体现了两者间的这种关系。
通过对第三次广东政府时期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的探讨，清楚地看出这一时期孙中山依然对日本抱有希望，甚至抱有幻想。由此可见，1919年前后孙中山对日的认识和态度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而只是一种策略性变化。这时期他对日本的认识虽有新的提高，但他的基本认识是一贯的。而且这时孙中山虽然采取了联俄政策，但也没有放弃联日的活动。11月孙中山渡日和在日的言行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88]
注释
[1]参见拙著《孙中山的革命运动与日本》，日本六兴出版社1984年版，第26～33页。
[2]《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版（以下所引各卷均同，唯出版年份分别于1981～1986年，不一一注明），第19～20页。
[3]《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版，第218～224页。
[4]巴斯蒂：《论孙中山在法国政界中的关系》，第4～5页。
[5]《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08页。
[6]《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32～533页。
[7]参见拙著《孙中山的革命运动与日本》，日本六兴出版社1984年版，第142～146、58～59、77～80页。
[8]《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25页。
[9]1917年1月1日《大阪朝日新闻》。
[10]《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45页。
[11]《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6～27页。
[12]参见拙著《孙中山的革命运动与日本》，日本六兴出版社1984年版，第142～146、58～59、77～80页。
[13]1911年12月宗方小太郎发自于上海的书简，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14]1911年12月27日本庄繁少佐致参谋总长电，第155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15]《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72页。
[16]《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60页。
[17]《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76页。
[18]《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98页。
[19]《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14页。
[20]《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06页。
[21]《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399页。
[22]《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29页。
[23]《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626页。
[24]《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76～277页。
[25]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日本国际联合协会1955年版，第61页。
[26]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日本国际联合协会1955年版，第62页。
[27]天羽英二日记·资料集刊行会编：《天羽英二日记·资料集》第1卷，第1325页。
[28]天羽英二日记·资料集刊行会编：《天羽英二日记·资料集》第1卷，第1420页。
[29]天羽英二日记·资料集刊行会编：《天羽英二日记·资料集》第1卷，第1325～1326页。
[30]天羽英二日记·资料集刊行会编：《天羽英二日记·资料集》第1卷，第1326页。
[31]天羽英二日记·资料集刊行会编：《天羽英二日记·资料集》第1卷，第1335页。
[32]天羽英二日记·资料集刊行会编：《天羽英二日记·资料集》第1卷，第1338、1341页。
[33]《日本及日本人》，1927年10月15日号，第49～50页，《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534页。
[34]天羽英二日记·资料集刊行会编：《天羽英二日记·资料集》第1卷，第1339～1340页。
[35]《日本历史》1987年8月号，第90页。
[36]天羽英二日记·资料集刊行会编：《天羽英二日记·资料集》第1卷，第1333、1335页。
[37]《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197页。
[38]《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198页。
[39]天羽英二日记·资料集刊行会编：《天羽英二日记·资料集》第1卷，第1347～1348页。
[40]《佐佐木到一笔供》（1946年7月5～10日），见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4～15页。
[41]《日本外交文书》大正12年第2册，第291～292页。
[42]《日本外交文书》大正12年第2册，第259页。
[43]《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01页。
[44]《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01～402页。
[45]《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02页。
[46]《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04页。
[47]《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04页。
[48]《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04页。
[49]《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05～406页。
[50]《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05～406页。
[51]《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01～402页。
[52]《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01～402页。
[53]《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04页。
[54]《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05页。
[55]《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33页。
[56]《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89～190页。
[57]《日本及日本人》，1927年10月15日号，第50页。
[58]《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03页。
[59]《日本外交文书》，大正12年第2册，第596页。
[60]1923年9月2日山本权兵卫内阁成立，山本首相兼外相。
[61]《日本外交文书》，大正12年第2册，第597～598页。
[62]《日本外交文书》，大正12年第2册，第598～599页。
[63]《日本外交文书》，大正12年第2册，第601页。
[64]《日本外交文书》，大正12年第2册，第601页。
[65]天羽英二日记·资料集刊行会编，前揭书第1卷，第1351页。
[66]《日本外交文书》，大正12年第2册，第602页。
[67]《日本外交文书》，大正12年第2册，第602页。
[68]9月19日伊集院彦吉为山本内阁外相。
[69]《日本外交文书》，大正12年第2册，第604页。
[70]《日本外交文书》，大正12年第2册，第604页。
[71]《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550页。
[72]天羽英二日记·资料集刊行会编，前揭书第1卷，第1367页。
[73]《日本外交文书》，大正12年第2册，第618页。
[74]1923年12月15日《广州民国日报》。
[75]1924年1月7日广东总领事天羽英二致外相松井庆四郎电，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76]天羽英二日记·资料集刊行会编，前揭书第1卷，第1400～1401页。
[77]《日本外交文书》，大正13年第2册，第529页。
[78]《日本外交文书》，大正13年第2册，第531页。
[79]《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页。
[80]《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180页。
[81]天羽英二日记·资料集刊行会编，前揭书第1卷，第1405～1406页。
[82]1924年9月23日广东总领事致币原外务大臣电，第244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83]天羽英二日记·资料集刊行会编，前揭书第1卷，第1405～1406页。
[84]《日本外交文书》，大正13年第2册，第544页。
[85]《日本外交文书》，大正13年第2册，第545～546页。
[86]《日本外交文书》，大正13年第2册，第545～546页。
[87]藤井昇三：《孙中山研究》，劲草书房1983年版，第256页。
[88]见拙著《孙中山的革命运动与日本》，日本六兴出版社1984年版，第354～371页。
📚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全套 18 卷）
- 日本现代外交史论
- 日本儒学史论
- 日本社会史论
- 日外文化交流史论
- 日本近现代教育政策研究
- 战后日本能源安全保障研究
- 日本经济转型与治理变革论
- 日本近现代经济政策史
- 日本近现代农业政策研究
- 日本经济产业解析
- 中日文学与文化交流史研究
- 日本现代政治史论
- 近代中日思想文化交涉史研究
- 日本东亚政策研究
- 空海《文镜秘府论》与中日文化交流
- 日本的苏联及中东政策研究
- 日本史通论
- 日本近世与近代文化史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