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 鹿飞 
作者：吴廷璆 等
选自《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五、试论1936年德日意《防共协定》的实质与作用
五、试论1936年德日意《防共协定》的实质与作用
1.
众所周知，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德伙同俄法，迫使日本吐出战争中攫取的辽东半岛，相互争夺在华权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向德宣战，攫取德在山东的权益，瓜分太平洋上的德属岛屿。并且在凡尔赛会议上制裁过德国。
可是，曾经相互厮杀的两国为什么三十年代结成同盟？日德两国都是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进入资本主义较晚。当它们进行对外扩张时，世界几乎被英法等老牌殖民帝国瓜分完毕，因此只好用武力和它们重新争夺和瓜分世界。对此，日本外交史权威鹿岛守之助直言不讳地说道，“若把世界分为‘持有（殖民地）国’和‘不持有（殖民地）国’，我国和这次缔结协定的德国、意大利则同属后者。要和这些国家相互合作，重新分配殖民地和资源”[1]。这是它们结成同盟的历史根源。但这一同盟之所以在三十年代结成，是因为帝国主义各国的发展在此时出现了新的不平衡。如果以1929年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产量为100，那么到1936年，美国是88.1，英国，115.9，法国是79.3，而日本是151.1，德国是106.3。[2]斯大林说：“各个帝国主义集团间势力范围的旧的划分常常和世界市场上新的力量对比发生冲突，为了在势力范围的旧的划分和新的力量对比之间求得‘平衡’，必须用帝国主义战争来周期性地重分世界。”[3]所谓旧划分，就是按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力量对比瓜分殖民地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三十年代初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缩短了重新瓜分世界的这一周期性，新膨胀起来的日本和德国要结成同盟，打破旧体系，按新的力量对比，重新瓜分世界。
在东方，1931年9月日本悍然侵占中国东北，冲破华盛顿会议强加给它的《九国公约》，打响了打破旧体系的第一炮。这便加剧了日本和欧美列强争夺中国的矛盾。1933年，由英美法操纵的国际联盟“谴责”日本对我国东北的侵略。于是出席会议的日本代表当即退出会场，以示“抗议”。接着，3月27日日本退出国际联盟。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后，在国际上空前孤立，因此极力寻找新的同盟者，以便加强抗衡欧美列强的力量。日本国际协会太平洋问题调查部在《东亚新秩序和日本外交政策》中承认，“满洲事变的结果，日本遭到各国的反对，不得不退出国际联盟。其结果陷入孤立。可是孤立政策不仅违反日本外交的传统，而且不能保障国家的安全。因此，日本再次要在世界强有力的国家中寻找朋友”，“在欧洲，德国希特勒以打破凡尔赛条约为目的而登台。这样一来，日本和德国都发现它们在思想和政策上处在相近的地位”。[4]因此，日本退出国际联盟时，外务省欧亚局局长东乡茂德在提交广田外相的《退出国际联盟后帝国对欧美的外交方针》中提议，“在日德关系上，利用极右党（指纳粹党——笔者）掌权的机会，努力使它了解我国在远东的立场，同时促进日德学术文化的接触和了解，以便把德国引到我方”[5]。根据这一方针，1934年6月成立日德协会和旅德日本人协会，11月在京都成立日德文化研究所等学术团体。同时，1934年和1935年，日本多次派海军舰艇访问德国，以示对德的好感。
至于德国，列宁曾经预言，“德国是最强大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它不能忍受凡尔赛条约，德国本身是个帝国主义国家，同时又是一个被征服了的国家，所以它必然寻找同盟者来反对全世界的帝国主义”[6]。1933年希特勒上台伊始就寻找同盟者。他首先从日本退出国际联盟中看出日本是德国的伙伴。因此，1933年10月18日，即德国退出国际联盟的前一个星期，希特勒作为退出国际联盟的外交准备，指令德驻日大使努力改善和发展日德关系，如日本要求承认“满州国”，则以经济代价为前提，可以承认。由此可见，日德两国从退出国际联盟时开始，逐步走上结成同盟的道路。
当时，裁军和扩军问题突出地反映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与争夺。日德为重新瓜分世界，积极扩军备战，而英法美却迫使日德裁减军备，以便削减对方的军事力量。因此日德在扩军问题上采取共同行动。日本于1934年12月29日决然废弃1922年2月签订的华盛顿海军裁军条约，公然进行扩军备战。德国于1935年3月悍然宣布凡尔赛和约关于解除德国武装的条款无效。德国的这种行动，显然受日本的影响。当时德国报刊公然宣称，“日本认识到，迄今认为妥当的各国间和两国间的诸条约，如国际联盟、凯洛公约、日内瓦条约等，丝毫不能维护国家权益，因此，今后应站在正确立场上进行行动。从这一事实中，我们应该认识到各种形式的自主防卫的必要性，并作好对它的精神准备。我们要武装到象大战时期一样，不，比那时武装得更为强大”[7]。德国在西方，配合日本，利用英国的“扶德抑法”和绥靖政策，公然建立空军，实行兵役制，把陆军扩充到三十六个师五十万人。同时，和英国订立海军协定，建立海军舰队。到1936年，德国着手实行扩军四年计划；而日本退出伦敦海军裁军会议。这样，日德两国突破了限制它们扩军备战的种种障碍，在重整军备问题上携手起来了。
意大利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也和日德相似。它虽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但在凡尔赛会议上分赃甚少。因此对凡尔赛体系不满，要求重新分割世界。它于1935年10月举兵侵入埃塞俄比亚，走上侵略扩张的道路。对此，法国纵容讨好，英国患得患失，都没有采取果断措施。这既壮了墨索里尼的胆，又使希特勒从中看出英法间的矛盾及其软弱态度。于是，希特勒于1936年3月下令德军侵占莱因非军事区，撕毁洛迦诺公约，打破凡尔赛公约对德的一切限制。希特勒3月31日在汉堡以胜利者的姿态宣称，“凡尔赛的精神已经被摧毁了”。
1936年7月，西班牙的佛朗哥发动反革命政变。德意支持佛朗哥，公然干涉西班牙内战，以便冲破英法在欧洲的侧翼，造成对英法的战略包围，进而争夺地中海和北非地区。这一联合行动促使德意结成轴心。这年10月，德意签订秘密协定，在协定中德承认意侵占埃塞俄比亚，意支持德兼并奥地利，并划定双方在巴尔干和多瑙河流域的势力范围。这样，德意结成柏林—罗马轴心。
意大利跟德国结成轴心后，希望和日本订立协定。为此，意大利在沈阳开设总领事馆，事实上承认了伪满洲国。随即日本也在埃塞俄比亚设总领事馆，承认意侵占埃塞俄比亚。可是，日本认为和意缔结协定为时尚早，不准备立即订立。因为这时英意在地中海的矛盾与日俱增，怕日意结盟会刺激英国，加剧日英矛盾。七七事变后，日本在国际上更加孤立，但意积极声援日本，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九国公约国会议上替日本辩解，并且停止向中国输出武器。[8]不仅如此，墨索里尼还表示，“如有必要，意大利为支援日军，可派军队”[9]。这对日本是极大的支持。于是，日本于10月20日同意和意签订《防共协定》。
希特勒获悉日意订立协定的消息后，22日指派里宾特洛甫飞抵罗马，和意外长齐亚诺会谈意参加《防共协定》问题。里宾特洛甫对齐亚诺说，“为了戒备和西欧列强的不可避免的冲突，德意有必要缔结军事同盟”[10]。齐亚诺同意里宾特洛甫的意见，要求参加日德订立的《防共协定》。11月6日意加入该协定，接着12月11日退出国际联盟，又一次冲击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这样，远隔重洋的日本和德意在退出国际联盟、废弃裁军条约、扩大对外侵略的行动中，彼此感到对方是风雨同舟的“伙伴”，最后结成同盟。
2.
缔约三国都是法西斯国家。法西斯的一大特点是猖狂反苏反共。它们在协定中，以极其恶毒的语言攻击和诬蔑社会主义苏联和共产国际，在军事上规定，缔约国的一方与苏联处在临战或交战状态时，“缔约国的另一方不得采取在效果上足以减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负担的一切措施”[11]。这是它们长期反共反苏的继续。日本早在1918年就侵入苏俄的远东地区，妄图消灭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九一八”事变后，陆相荒木贞夫、参谋次长真崎甚三郎等竭力主张攻打苏联，并狂叫1934年前做好侵犯苏联的一切准备。这种意见当时在日本陆军中占主导地位。希特勒也在《我的奋斗》一书中狂叫，“当我们今天谈到欧洲的领土的时候，我们主要必须想到俄国和它周围的附庸国家。看来，命运本身希望在这里向我们指明道路”[12]。这些狂言是日德妄图侵入苏联的自供状。
然而，《防共协定》不是针对苏联的临战前的军事同盟协定。当时日本统治阶级内部就北进打苏联还是南进打英美的问题争论不休。陆军在《国防国策大纲》中主张，“首先倾注全部力量压服苏联”，“排除北方的威胁后，以实力完成对南洋及中国的国策”。[13]这是先北进后南进的主张。海军则在《国策纲要》中主张，“在确保帝国在大陆的地位的同时，向南方发展为根本”，对苏联“我方不采取积极的进攻性政策”。[14]这是北守南进论。结果陆海军折中双方意见，拟定了《帝国国防方针》。该方针规定“以美国、俄国为目标，同时防范中国和英国”[15]。根据这一规定，广田内阁制定《国策基准》，并规定“陆军军备，以对抗苏联于远东所能使用的兵力为目标”，“海军军备，应配备和充实兵力，足以对抗美国海军，确保西太平洋制海权”[16]。这是南北并进论，一方面说明日本的侵略胃口之大，但另一方面又说明它尚未决定究竟先打那一方。可见，日本尚未下先打苏联的决心。
那么，当时日本对苏联的具体政策是什么？不是咄咄逼人的攻势。广田内阁为执行《国策基准》，拟定了《帝国外交方针》。该方针就苏联问题写道，“鉴于目前国内外形势，严戒我方向苏联挑起事端，专用和平手段努力解决过去的悬案”，“如果苏联方面进一步表明希望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而借此能够解决日苏间的各种重要悬案（包括整理远东军备，以取得彼此势力的平衡在内），则宁愿明确表示希望这类条约”。[17]规定对德谈判原则的《缔结日德政治协定问题》一文更明确地写道，“不要由此过度刺激苏联，日德合作不要诱致对苏战争”，“我国与苏联接壤，在苏联境内多少有权益，两国间存在着各种悬案，如徒然刺激苏方，我方直接蒙受的损失必定不少”。[18]因此在协定谈判中，日德相较，德国态度激烈，调门也高，而日本却总怕过分刺激苏联。因此，日本对协定草案数次提出修改意见。对协定的前言，日本则认为刺激性大，希望加以修改，如德方不同意，则日方单独发表声明予以解释。广田首相也在解释协定的作用时说道，“东西两方缔结条约，对苏联施加压力，以便阻止战争的爆发”[19]。这些事实说明，日本当时是想避免对苏战争。
德国虽然唱高调，但当时却不想发动对苏战争。1922年4月，德国跟苏联订立拉巴洛条约，1926年又订立友好中立条约。这些条约和新订立的《防共协定》在内容和精神上是相互矛盾的，因此理应废除。日本曾要求德国废弃该条约，但里宾特洛甫给武者小路驻德大使的密信中说，两条约“与本协定的精神及由此产生的义务是不相抵触的”[20]。言外之意是德国不愿和苏打断关系，这当然不是说德国根本不想侵略苏联，但至少在这时不先打苏联。这是因为一战时德国两面出击，结果吃了大亏。因此，里宾特洛甫1938年说，“形式上必须喊以俄国为敌，但事实上全然是针对英国的。与英法对敌的同时，与俄国对敌的错误，当然不能重犯”[21]。这是德国的声东击西政策的自白，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
日德的对苏政策既然如此，为何非打反共反苏的旗号不可？这与英法美的绥靖政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斯大林说，“每当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开始尖锐化的时候，资产阶级就把视线转向苏联方面，看看能不能靠牺牲苏联这个苏维埃国家来解决资本主义的某个矛盾或所有一切矛盾”[22]。三十年代，英法美就是这样做的。1931年9月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时，英法美采取祸水北引的绥靖政策。1935年德国扩充海军时，英国不仅没有加以制止，而且和它签订海军协定，允许德拥有四十二万吨的舰艇和潜水艇。英国的这种政策虽有“扶德抑法”的目的，但还是纵容德国东进。而德国将计就计，顺水推舟，打着反共反苏的旗号，耍弄声东击西的把戏。
恰巧此时，共产国际于1935年7至8月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发出了各国人民组织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号召。这便引起英法美右翼保守集团的恐惧。它们群起而攻击共产国际。11月22日晚上，里宾特洛甫的心腹拉乌马绞尽脑汁起草协定草案时，他看到了美苏就共产国际问题交换的信件。美国在信件中，大肆攻击共产国际。他灵机一动便浮现出订立针对共产国际协定的想法。于是他挥笔起草了防共协定草案，25日，拉乌马通过里宾特洛甫把草案呈上给希特勒。希特勒表示满意，并授权他们以此草案为基础继续同驻德武官大岛浩进行谈判。大岛浩接到这一草案后给参谋本部的电报中说，“德方提出了披上斗篷的新提案”[23]。这一斗篷便是反对共产国际。《防共协定》之名遂来源于此。
日本也同意缔结这种披上斗篷的协定。当时日本统治阶级内部就对德协定有争论。陆军较为积极，谈判也先由陆军秘密搞[24]，外务省并不知道。外务省对德协定有两怕，一怕过分刺激苏联，二怕引起英国的不安，因此，想签订形式上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协定。这样，既不指明苏联，又不开罪英国。这种不指明特定国的协定正中了日本外务省的心意。因此外务省后来也积极推进协定的谈判。
但是，反对共产国际的斗篷掩盖不住日德意结成同盟，跟英法美争夺殖民地和世界霸权的实质。英法美立即看出协定锋芒的所向。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就《防共协定》给国务卿赫尔的报告中指出，“如果分析这次三国的联合，就立即判断出这些国家不仅是反共的，而且它们的政策及其实际行动的方向和称为民主主义的国家完全相反。这是要打破现状的国家集团力图对抗维持现状国家集团的联合。明确地说，是不持有（殖民地）国家对抗持有（殖民地）国家的联合，反共只不过是联合不持有（殖民地）国家的旗号罢了”[25]。当时被任命为驻英大使的吉田茂后来也承认，“军部说这一（协定）不过是单纯的反共意识形态问题。这是表面的话，骨子里是和德意联合起来，和英法及美国对抗的”[26]。这一针见血地揭露了《防共协定》的实质。
3.
日本和德国的一些学者认为，《防共协定》是纯属意识形态的协定，是“没有支柱的联合”，在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似乎没有起实质性的作用。其实不然。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从局部战争逐步发展为全面的世界战争的。本协定是在发动局部战争时，即日本蚕食华北、准备发动“七七”事变，德国准备侵吞奥地利和捷克时缔结的。“反共”的口号在日德意发动局部战争时起了掩护侵略的作用。毛泽东同志指出，“希特勒和他的伙伴日本军阀，在一个长时期中，都曾经把反苏的口号作为奴役本国人民和侵略其他国家的托辞”[27]。日本蚕食华北时，就打着反共的旗号。1936年1月，广田外相在《对华三原则》中声称，“今天中国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共产主义运动”，“中国赤化分子的跋扈想象之外”，“帝国为了防止赤化，愿意和中国进行种种合作”。[28]日本是迎合英法美的反共反苏的绥靖政策和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的反共政策，欺骗舆论，掩盖侵华实质。而且以反共为诱饵，引诱蒋介石和日本订立反共军事同盟，以便进一步侵略中国。为此，1936年9月日本派川越到南京，就为反共而日军驻扎中国问题，和蒋政权的外交部长张群进行过谈判。1936年3月德国侵入莱茵非军事区时也以反共掩盖侵略，希特勒在国会上大肆声称，由于法苏条约的生效，德国受到“布尔什维克的威胁”，因此我们要进入莱茵。
不仅如此，《防共协定》对日本来说是个发动七七事变的外交准备。签订协定七个月后，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全面侵略中国。当时社会主义苏联支持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因此苏联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严重障碍。有田外相说，苏联和共产国际“是完成我东亚政策的最大障碍”[29]。但日本不可能动用武力扫除这一障碍，因为日本关东军的兵力远不如苏联远东军。据日本军部的材料，1936年苏联在远东的兵力是：步兵师十四至十六个，飞机一千二百架，总兵力三十四万人。而日本只有三个步兵师，一百八十架飞机，总兵力八万人。其中一部分随即调入关内参加侵华战争。因此，日本外务省于1936年6月便拟定“为了圆满地完成大陆政策，必需和其他列强携手压抑苏联”的方针。[30]这一列强就是德国和意大利，当时负责协定谈判的驻德武官大岛浩，和里宾特洛甫谈判时，曾数次谈道：“日俄战争时，德国皇帝在沈阳战役后于芬兰的一个港口和沙皇会晤，向他保证这次战争期间德国不侵入俄国。于是俄国把欧洲兵团输送到东亚，在四平镇集结了非常精锐的部队”，因此日本在四平战役中付出了高昂的代价。[31]日本从这一历史教训和现实的力量对比出发，和德意结盟，从西部牵制苏联，从而解除日本攻打中国时的后顾之忧。签订协定后，有田外相在枢密院得意地说道，“用本协定加大对苏联的牵制效果”[32]。他还说，由于协定的签订，“即使日本的军备不充分，对方不会挑起事端”[33]。到1938年日本还要和德国订立针对苏联的军事同盟条约，妄图以武力牵制苏联。
《防共协定》还牵制英法美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干预。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势必侵害英美法在华的权益，引起它们对日本侵华的强烈干涉。因此，日本想利用德国牵住英美法。德国在欧洲的崛起，使英法美各国倾注主要力量对付眼前的劲敌德国，因此无暇顾及东方。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后，它们对日本的所谓“谴责”和“抗议”，和“九一八”事变时期相比，显著减少。这是德国在西方牵住它们的直接结果。
不仅如此，日本还通过协定，“阻止德国站在中国一边”，使它停止对中国的援助。[34]德国于1936年和蒋政权订立条约，为其军事工业借款一亿马克，截至1936年8月提供两亿两千三百万马克的武器，并派三十余人组成的军事顾问团。这对日本侵华是个障碍。于是，日本缔结协定后积极做对德工作。结果1938年春，德国停止对中国的武器供应，撤回军事顾问团。
日本通过《防共协定》的订立，在国际上孤立中国，迫使中国对日本的侵略做出更大的让步。外相有田八郎在枢密院解释协定的意义时说，“由于本协定的缔结，帝国的地位将进一步得到巩固，这对中国决定其态度产生相当的效果。因此，乘这一形势，把日中交涉进行得对我方有利的可能性并不是没有的”[35]。订立协定后，日本加速侵华步伐。英国便看出日本打着反共旗号，行侵华之实的目的。签订协定的第二天，英国《泰晤士报》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协定将促进日本向中国南部的发展”[36]。果然不出所料，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
《防共协定》的订立，对德国来说是吞并奥地利和捷克，进而和英法美争夺欧洲的外交准备。德国跟日本结盟后，步日本的后尘，实现其梦寐以求的“生存空间”计划。1937年11月5日，即意大利参加协定的前一天，希特勒召集三军司令官和外交部长参加的秘密会议，抛出发动世界大战的战略计划。他说，德国行动时“应当考虑到下面的重要因素——英、法、俄以及靠近它们的小国”，但“现有的两个可恨的敌人是英国和法国”。“我们的目标首先应当是同时夺取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以便在可能对西方进行的战争中解除我们侧翼的威胁。”[37]为实现这一战略计划，希特勒数次提出在东方利用日本牵制英国、威压苏联的意见。当时任驻英大使的里宾特洛甫于1938年1月2日向希特勒提交一份备忘录，进一步补充了希特勒的战略计划。他提出：德国侵吞奥地利和捷克尤其是侵吞捷克，可能招来法国对捷克的援助，从而导致德法战争。避免这场战争的方法是利用日德意三国同盟，牵制英国卷入这场战争。牵制英国，靠德国一国的力量是显然不足的，必须利用意大利海军和日本海军把英国海军牵住在地中海和东亚，使英国不敢军事上援助法国。[38]根据这一战略，德国在和日本进行加强《防共协定》谈判的同时，于1938年3月悍然侵占奥地利，9月占据捷克的苏台德区，翌年3月又吞并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但英法对此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德国仅用一年的时间，兵不血刃，连陷两国，夺取中欧的战略要冲，迈出了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的决定性一步。
1940年9月，日德意三国又签订了三国军事同盟条约。这一条约是《防共协定》的继续和发展，《防共协定》是订立军事同盟条约的第一步。日本和德国的一些学者认为，协定和条约是显然不同的两个条约，其内部没有有机的联系。其实不然。两者虽有区别，但实质上是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1938年初，日德进一步加强《防共协定》谈判时，日本要缔结针对苏联的军事同盟条约，而德国要缔结针对英法的条约。在日本统治阶级内部，陆军则同意把英法纳入条约的对象，海军和外务省则反对。由于这种分歧，双方虽然进行旷日持久的谈判，但谈判毫无进展。1940年7月日本近卫内阁上台，8月双方重新恢复一时中断的谈判，于9月27日缔结了针对美国的三国军事同盟条约，这时德意和英法已处于交战状态，三国轴心和美国的矛盾也一触即发。因此，它们不仅不打反共的旗号，而且要改善对苏关系，甚至想把苏联纳入该同盟之内。《防共协定》到三国军事同盟条约的这一历史过程，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世界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即日德意法西斯轴心和美英法帝国主义集团及社会主义苏联这三者间的矛盾运动的发展过程。斯大林同志曾精辟地分析和总结了这一矛盾运动的规律。他说，“当时资本主义国家间争夺市场的斗争以及它们想把自己的竞争者淹死的愿望，在实践上是比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间的矛盾更为剧烈”[39]。
本章第一节原载于《历史研究》1979年第5期；
第二节原载于《中日关系史论丛》1982年第一辑；
第三节原载于《南开学报》1982年第4期；
第四节原载于《南开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
第五节原载于《史学月刊》1981年第6期。
注释
[1]鹿岛守之助：《鹿岛守之助外交论文集》，第9卷，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2年版，第224页。
[2]《斯大林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11页。
[3]《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9卷，第96页。
[4]美国国会图书馆复制：《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型胶卷），SP145卷，SP241:40页。
[5]日本外务省百年史编纂委员会编：《外务省的百年》，原书房1969年版，第385页。
[6]《列宁全集》第31卷，第410页。
[7]奥特·佐默尔：《纳粹德国与军国日本》，时事通信社1971年版，第68页。
[8]堀内谦介监修，《日本外交史》第21卷，鹿岛研究所1974年版，第87页。
[9]鹿岛守之助，前引书第9卷，第211页。
[10]堀内谦介监修，前引书第29卷，第90～91页。
[11]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卷，原书房1969年版，第354页。
[12]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第3卷，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1097页。
[13]岛田俊彦、稻叶正夫编：《现代史资料》第8卷，水笃书房1976年版，第357页。
[14]岛田俊彦、稻叶正夫编：《现代史资料》第8卷，水笃书房1976年版，第354—355页。
[15]林三郎：《太平洋战争陆战概史》，岩波书店，1951年版，第10页。
[16]日本外务省编，前引书下卷，第344、345页。
[17]日本外务省编，前引书下卷，第344、345页。
[18]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编：《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5卷，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第24～25页。
[19]臼井胜己：《太平洋战争开战的原因》，产经新闻出版局1975年版，第31页。
[20]三宅正树：《日德意三国同盟的研究》南窗社1975年版，第39页。
[21]三宅正树：《日德意三国同盟的研究》南窗社1975年版，第124页。
[22]《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23页。
[23]奥特·佐默尔，前引书，39～40页。
[24]1902年日英同盟条约是由海军搞起来的。
[25]奥特·佐默尔，前引书，第120页。
[26]吉田茂：《十年回忆》第1卷，新潮社1958年版，第42页。
[27]《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089页。
[28]日本外务省编，前引书下卷，第226页。
[29]日本外务省编，前引书下卷，第351页。
[30]库达科夫：《日苏关系史》第2卷，刀江书院1967年版，238页。
[31]三好贞雄：《最近十年外交》，战争文化研究所1943年版，第284页。
[32]日本外务省编，前引书下卷，第352页。
[33]堀内谦介监修，前引书第21卷，第63页。
[34]奥特·佐默尔，前引书，第41页。
[35]堀内谦介监修，前引书第21卷，第36～64页。
[36]美国国会图书馆复制，前引档案，SP150卷，SP277:116页。
[37]《纽伦堡审判》第1卷，莫斯科1957年版，第605～614页。
[38]三宅正树，前引书，第117～118页。
[39]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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