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 鹿飞 
作者：吴廷璆 等
选自《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第四章 近代日本论
第四章 近代日本论
一 明治维新和维新政权
近代史上日本是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最晚的国家之一。1854年日本被美国打开了“锁国”的大门，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四年后的1858年，美、荷、俄、英、法先后迫使日本缔结通商条约，使它沦于半殖民地的状态。就在这一年，马克思指出：
资产阶级社会的本来的使命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在轮廓上），建立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因为地球是圆的，所以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地化，随着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这个使命似乎已经完成了。[1]
由于长期的锁国政策和幕藩领主制的专制统治，日本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变革被拖延了。虽然日本社会内部的矛盾还是按照一般历史规律发展着，但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促进了日本封建危机深化，革命形势高涨，在民族灭亡的威胁下，资本主义关系还没有成熟，就必须对自己命运做出选择。明治维新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发生的。
日本资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是到了世界资本主义已将进入帝国主义的前夜才被提出，而这时日本又未充分具备革命的物质条件，所以明治维新不得不带有某些与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同的特点。正因为这样，明治维新的性质成为引起广泛争论的问题。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而政权问题是一向被弄得最混乱的问题。本节试图从分析明治维新过程的一些特点及维新政权的实质，对这一问题提出初步的看法。
1.明治维新的历史前提
比起资产阶级革命前的英法等国来，明治维新前日本社会经济发展还处在相当低的阶段。农村中的基本关系仍为领主对农民的封建剥削关系。农民为领主耕种一小块世袭份地。[2]这种封建领地的农民称为“本百姓”[3]。领主从农民剥削50%—70%的实物贡租，还加上各种杂税、劳役，农民在领主的代官、村吏重重压迫下，不但自己被紧缚在土地上，并且连种植自由乃至生活自由都被剥夺，事实上等于农奴。[4]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到当时日本还是一个“有纯粹封建性的土地占有组织和发达的小农经济”的国家，说“它为欧洲的中世纪提供了一幅更真实得多的图画”[5]。封建主义生产的基础是小农经济，领主从农奴榨取全部剩余产品作地租，德川幕府的统治，就建立在这一封建的小农经济基础上。根据德川幕府的传统政策，农民被认为“仅属供课征贡赋及摊派用款者”。德川家康的谋臣本多正信指出：“农民，天下之根本也。治之有法：先设各人田地之界，使留一年必需之粮，其余即收作年贡，不使其有余财，又不使其不足。”又说，“收农民之贡献，要不使其死，亦不使其生”。[6]这些话充分表现了纯粹封建土地所有权的本质。而本百姓及乡士（在乡武士）中还拥有被称为“谱代下人”“名子”“被官”等农奴的。与此同时，农村中还保留着公社关系的残余，农民公有山林草地，农业和手工业紧密地结合着，说明了日本封建社会经济的落后性。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18世纪后，封建领主的土地所有制开始分解，一方面从本百姓中分化出豪农[7]和水吞[8]，豪农和商人又有因开发新田及兼并贫苦农民的份地，成为地主[9]的，由此，在领主经济下发展了土地的租佃关系和雇佣劳动；另一方面，城市商人和豪农的商业资本又逐渐控制农村中的家庭手工业，先进地区在18世纪就出现了工场手工业。不论在农业和手工业方面，债务劳动[10]都逐渐转化为带有工资劳动性质的雇佣关系，例如债务劳动的期间在缩短，借钱变成付酬。土地租佃关系也在发展，维新前全国佃耕地已占耕地总面积的20%—30%。[11]手工业方面雇佣劳动的发展比农业方面更快。[12]这些事实说明，不待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日本也将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日本学者中不少人认为德川封建制缺少近代化的条件，只是由于极度的榨取而从内部腐朽，在“接触世界资本主义后，就像木乃伊遇到空气一样，立刻瓦解了”[13]，这一看法只强调幕末日本经济的封建停滞，忽略了当时资本主义萌芽已在成长的一面，是值得商榷的。
幕藩封建统治者对于这种生产关系变化的趋势不是漠不关心的，为了稳定封建经济，他们不断用法令禁止土地买卖，限制分田，禁止农民离村，取缔雇佣劳动。因此直至开港前，农村中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很缓慢的。
日本早期的商业资本家——行庄制家庭手工业经营者，多数是从豪农掌握了农民的商品小生产者发展起来的，这一点和十六七世纪英国毛纺织业中分散性工场手工业是以自耕农（yeomanry）为主体分化发展起来的情形多少有点相似。[14]但英国的自耕农由于早已获得一定的自由，因而农村纺织业能迅速向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在日本则因缺乏海外市场，加上幕藩领主制的封建束缚，使豪农多向寄生地主和商业高利贷资本转化，就是兼营分散性工场手工业的，也不易向近代工业资本发展。直至幕末开港后，农村工业在生丝、制茶等重要输出品生产中，工场手工业才有迅速的发展，但不久仍受到幕府的压抑。[15]这些早期商业资本家在同幕藩领主和城市封建特权商人（株仲间）斗争中，显然缺乏西欧新兴市民阶级独立自主的精神。
城市封建商人——町人，本来是德川社会中被置于四民之末的阶级。他们政治上无权，经济活动受领主的严格限制干涉，但大商业资本家为幕藩领主武士的剥削和奢侈生活服务，经营贡米及国产物[16]的交易，操纵金融，有的替诸侯管理财政、发行货币，他们的特权受到保护。和中世末通过城市自治权的获得、政治上独立，且敢于同封建王权对抗的西欧诸国商业资本家相反，日本的町人在封建锁国下没有成长为强大的阶级力量，虽也有因幕藩领主武士的勒索及赖债而进行过一些“抗贷同盟”之类的斗争，但由于本身主要依靠实物贡租的中间榨取而存在，使他们不能摆脱对领主阶级的从属地位。
德川家族继承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统一日本的事业，结束了战国以来群雄割据、长期混乱的局面，确立了中央集权的幕藩体制。为了压制诸侯反抗和农民起义，幕府的统治具有专制主义的性质，[17]尽管它还有封建割据色彩，但由于幕府对亲藩、内藩、外藩的领地作了有计划的配置，使之互相监视，在军事上就完全控制了地方势力。统治阶级间遵守着以德川将军为中心的严格的父家长制的隶属关系和武士道纪律，德川家康被尊为“神祖”“神君”，幕府厉行锁国，以中国封建主义的朱子学为国学，迫害洋学，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制定有关禁中（皇室）、公家（贵族）、武家（诸侯、武士）的“法度”（道德和法制），不断发布压制和干涉平民日常生活的“御触书”（告示）、“御定书”（法规），特别设立了驾驭全国诸侯的“参觐交代制”[18]、管制城乡居民的“五人组”（五家联保）制度，以及遍布全国的目付（特务）制度，使日本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专制警察国家”[19]。整个德川时代天皇不得过问政治，将军对外称“大君”，以日本国家元首自居。他是全国最大的领主，在68国中的47国都有幕府的直辖领地，领地的收入达全国租赋的四分之一。幕府还直辖国内主要的城市和矿山，掌握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诸侯虽有统治领内土地人民的权利，但幕府有权改换、削减甚至没收诸侯的领地。这种庞大物质财富的集中和幕藩领主对农民父家长制的剥削统治，构成德川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的社会经济基础。与西欧专制主义国家不同，当时日本新兴资产阶级和统一的民族市场还没有形成，建立在幕府和三百诸侯领主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中央集权，直至明治维新时还保留着封建割据色彩，这就是德川专制主义的特色。[20]
德川时代的社会经济矛盾，远自元禄（1688—1703）年间就开始暴露。德川后期，农村阶级分化更迅速。据那时记载本州西南地区情况的《长防风土记》，当地78730户农家中，（农奴）自耕占36.3%，自耕兼佃农占19.5%，佃农达44.2%，[21]可见领主经济瓦解的趋势。幕藩领主由于商品货币经济侵蚀农村，直接支配土地的力量逐渐丧失，财政日益困难，因而加紧压榨人民，实行强迫农民归村，预征租赋，低价收购和专卖农副产品，改铸劣币，滥发地方纸币（藩札），向商人摊派献金及赖债不还等措施；同时，扶植富农、村吏的势力，许其冠姓佩刀，视同武士，或组织他们到专卖事业中以加强对农民的奴役，控制农民的商品经济，但这只有促使土地私有更发展，[22]城乡各阶级间的矛盾更尖锐化。整个德川时代，农民和城市贫民斗争约1240起，其中大部分发生在德川中期即18世纪初以后。[23]这里面有在“名主”“庄屋”等富农、村吏领导下，采取代表全体农民意志，越级上诉，以直接反对领主剥削的行动的，有以进行商品生产的中农为核心，联合贫雇农没落中农反对寄生地主和领主的爪牙（代官、村吏）的，也有城乡贫民反对商业高利贷资本和领主官吏的，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后两种斗争到幕末发展愈为猛烈。
农民起义和城市贫民的暴动带有鲜明的反封建斗争性质，同时也反映德川幕藩体制危机的加深，在起义的威胁下，幕藩统治阶级被迫进行了几次改革。日本经济史学者堀江英一曾指出1713年到明治十年（1877年）160余年间，共出现了四次起义高峰，每次都比前一次声势浩大，显示幕藩体制崩溃的迫近，有名的享保、宽政及天保年间的三大改革及明治维新，都是紧接每一次起义高峰之后实施的。[24]
不论幕府或诸藩的改革，实质上都是以缓和阶级斗争，挽救封建危机为目的。幕府前两次改革都企图抑制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来恢复和巩固领主制的自然经济，结果不但不能解决矛盾，反而加速了幕府统治的没落。诸藩最初也跟随幕府进行了改革，采取的政策不外禁止奢侈、限制地主土地私有、发展藩内生产等，作用也不大。
到天保年间（1830—1843），由于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幕藩领主加紧榨取和周期性的大饥馑，引起反封建斗争的质变，城乡人民暴动愈益带上直接反对幕藩统治的色彩（以天保八年大盐平八郎领导的起义为标志）。加以欧美资本主义列强开始侵略日本，使幕藩统治阶级不得不认真应付这一严重的局势。幕府的天保改革（1841—1843），在新旧势力一致反对下，仅两年半就失败了。值得注意的是诸侯的动态，诸藩在天保改革中，由于各藩本身经济发展程度、政治力量对比和采取政策不同，结果并不一致。据战后日本学者的研究，当时领主经济的发展水平可按地区分为东北诸藩（落后）、中央诸藩（先进）及西南诸藩（中间）三种类型。[25]改革比较成功的西南几个藩，本身经济发展都不是先进的，但由于地理上与资本主义国家接触较早，大都能适应客观趋势，通过专卖等方式，将领内农民的商品生产吸收到藩的财政方面来，同时输入西方先进技术，发展藩营企业，购买近代武器船舰，改革军制，实行所谓富国强兵的重商主义政策，由此迅速提高了本藩经济和军事实力，形成了几个著名的西南“强藩”。反之，东北诸藩领主经济商品化，日益压制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反封建的倾向强烈，领主榨取发生困难，因而改革的成果很少。[26]
明治维新的主导力量产生在商品经济处于中等发展地带的西南诸藩中，不是偶然的。以萨摩藩来说，领地处在火山地带，产米少，经济本不够发达，武士占全人口的1/3，与他藩武士居住领主城市不同，萨藩武士大部分都是散在农村的“乡士”，他们直接压榨称为“札子”的农奴，发展比较落后，[27]但由于地理上接近琉球，获得奴役琉球人民种植甘蔗、独占制糖事业及发展海外走私贸易的便利，经济上补偿了它在农业中的落后性。天保改革中，他们加强对农民的束缚和糖的专卖，得以渡过当时的封建危机，[28]并且逐渐强大起来。长州藩处在濑户沿海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天保初年领内农民为反对农产物专卖的起义，迫使长藩进行了改革，改革派武士为保证封建榨取，积极维护本百姓的土地经营，阻止其没落，通过改进专卖制及增加杂税，掌握农民的商品生产，由此偿清多年巨大的债务、安定了武士的生活、改善了藩的财政、巩固了封建领主经济，使长州成为西南强藩之一。[29]和萨、长两藩情形相似的，还有土佐、肥前两藩的改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四个强藩的改革，虽没有根本触动封建领主制的基础，但却适应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自己富强，从而在幕末中央政局中，西南强藩武士集团获得了发言权，进一步导致以后他们联合起来在全国范围实现明治维新的局面。堀江英一指出，明治政权的中心势力没有产生在资本主义萌芽最发展的中央地带，而产生在西南，确实可以拿来说明这一政权的封建性质（一个封建领主打倒了其他封建领主成为全民族唯一的封建领主）。他以西南强藩来和形成德国专制主义的主要角色——比德国西部诸侯更为封建的普鲁士相比，[30]这一论点曾有力地支持了主张明治维新是绝对主义王政改革一派的学说。但明治维新领导层的构成，及维新的性质都和普鲁士、德国的情形有所不同，这将在以后说明。
以上所说天保年间幕藩进行的改革，尽管在西南强藩中，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在商品货币经济日益发展的情形下，整个幕藩体制的危机是无法克服的。特别到安政五年（1858），日本被迫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开港后，加深了这一封建危机。与此同时，日本和各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包括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迫使东方弱小国家接受的一切主要条件，举凡居留地、领事裁判权、外国驻军、协定关税率及最惠国条款等应有尽有。事实上，日本已接近鸦片战争后中国一样的半殖民地状态。开港后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化，封建经济的解体加剧了。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取得的特权，低价榨取粮食、丝、茶，大量出口，同时，外国棉毛织品、兵器等工业品大量涌入，都市旧式的工商业机构发生空前混乱。由于列强加紧搜刮原料，促进制丝工场手工业迅速发展，使用水车作动力的缫丝业也出现了。但棉布等手工业却受到英国廉价纺织品的严重打击。封建体制加于工商业方面的束缚，更阻碍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国内生活必需品日趋缺乏，物价不断高涨，粮食发生恐慌。丝、茶及蚕卵纸等主要输出品的价格，从安政六年（1859）到庆应三年（1867）8年间分别涨了3倍、2倍及10倍，米价猛涨到12倍，棉粮油盐等生活必需品价格也都暴涨，[31]这对劳动人民和下级武士的生活是一大威胁。生丝、棉花的涨价，使丝织业一度濒于毁灭，以致引起织工的暴动。[32]由于日本长期脱离国际市场，黄金对白银的比价（1∶6）远比世界市场金银比价（1∶15.5）低，造成黄金大量流出，幕府降低黄金成色，来弥补财政亏损，[33]结果引起物价更涨，为应付经济混乱，更采取限制工商业发展、实行贸易统制、保护江户御用特权商及压迫地方商人的政策，终于遭受地方商人和外国商人的反对而归于失败。于是只得增加贡租，扣欠官吏武士俸禄，来支付国防和外交的费用，以致城乡贫民和武士浪人愈无法生活。改革国内政治的呼声和攘夷的口号同时响彻了日本。
总的看来，维新前日本正处在纯粹的封建社会开始瓦解，资本主义还在萌芽的时期，小农经济发达，但农村的直接生产者基本上还是农奴和半自由的领民，不是资本主义的独立自耕农。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兼营农村商工业和高利贷的富农地主在成长，封建领主经济衰落，武士日益贫困，封建剥削促进城乡的阶级斗争，幕藩多次改革挽救不了封建危机，但改革中成长了一支地方的革新势力——西南地区的诸强藩的武士集团，成为推动革命的重要力量。19世纪50年代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后，社会经济矛盾更尖锐化，摆在日本人民面前的任务是反封建和反侵略，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但当时日本既没有出现近代的资产阶级，农民单独进行革命，又难取得成功。这里出现了西方国家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所没有遇到的局面，明治维新便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和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呈现它自己的一些特色。
2.幕末阶级斗争的几个主要方面
德川幕府末期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和封建领主阶级的矛盾，这个矛盾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发展和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间的矛盾。封建的幕藩领主土地所有制不仅严重地阻碍商品生产的发展，也阻碍农民和寄生地主获得土地的机会；另一方面商品货币经济日益瓦解着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奴制度，促使幕藩统治阶级加紧封建剥削，逼得农民无法活下去。在欧美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下，幕府进一步暴露出它的腐朽和反动面目，民族矛盾使日本社会各阶级间本来的矛盾更加紧张而复杂化起来。
首先，广大农民及城市贫民反对封建剥削压迫的斗争规模愈大，带有全民族的性格。这是德川封建体制下根本的阶级矛盾。农奴长期受超经济剥削，周期性饥馑疫疠迫使他们出卖田地妻女，堕胎杀婴乃至逃亡。幕末农政学者佐藤信渊曾指出农民破产离村，造成土地荒废，人口减少的现象。[34]开港后，农民生活更恶化，起义次数激增，万延、文久（1860—1863）4年间发生34件，元治、庆应（1864—1867）4年间激增到59件，[35]性质也从总百姓起义演变为改革世间起义，[36]这是以贫农为基础的反抗幕藩领主制、地主制、商业高利贷资本等剥削阶级的斗争。除了反封建外，还具有建立民主社会的目标。他们已不再上诉，而采取直接行动，捣毁地主豪农、豪商宅院，夺回抵押品，要求减免租役、自由贩卖农产品，主张平分土地财产，平等选举村吏。为了实现他们要求的目的，农民烧毁“检地账”（征收地租的账册），这是否定领主土地所有权的土地革命的表现。[37]斗争带着日本古来人民起义所具有的民主传统，如罢免村吏，驱逐代官，实行自治。城市贫民的捣毁运动，大部分是反对幕藩领主商人囤积粮食，投机涨价，加紧掠夺的抢米暴动。也有反对外侵的起义，如1861年对马岛农民、渔民武装抗击帝俄军舰侵略的同时，坚决反对企图妥协的藩主和幕府官吏，最后迫使俄舰接受英舰队要求而撤退。[38]
农民和城市贫民是德川社会最受压迫的阶层，是反封建剥削和反外国侵略斗争的主力，贫农在斗争中尤其表现得坚决，在某些起义中，由于贫农掌握了领导权，克服了中农层的动摇，取得了胜利。他们的斗争虽由于缺乏先进阶级的领导，带有一定的自发性，不能为革命运动指出正确的方向，队伍中包括了中农以上的富农、村吏层在内，领导权经常落在后者手中，[39]更没有将农村和城市的斗争严密统一地组织起来，尽管有这些缺点，但由于他们不断进行声势浩大的斗争，终使幕藩领主统治崩溃，赋予明治维新以革命的意义。
其次是富农、地主和工商业者（草莽志士）反幕藩领主制的斗争。富农（豪农）、豪商及寄生地主是商品货币经济发达下产生的新的社会阶层。如前所述，他们在经营农业的同时，一般还兼营农村中的商业高利贷和行庄制家庭手工业，这一阶层是明治维新中最值得注意的力量，他们代表着新生产方式的萌芽，在不少具体政策上同幕藩领主统治对立，具有反封建的倾向，但德川时代封建的小农经济和锁国政策，阻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他们不能像英国圈地运动后的自耕农那样成为租地农业家或工业资本家。不论富农豪商或寄生地主，在幕藩领主经济下都具有二重性：一方面他们多兼为村吏，依附封建制度进行剥削，少数人还买得武士身份，或任藩吏，因而具有反动的性格，受农民的攻击；另一方面，他们的经营带有资本主义的性质，作为半封建的地主富农和产业资本家的前身，又具有变革的倾向。开港后各地的商品生产都受到刺激而发展，豪农豪商有的经营经济作物的栽培，有的经营制丝工业，[40]农村直接生产者中也有兼作商人的。[41]他们积累了财富，而幕藩领主实施国产物专卖，勾结特权商人垄断运输和贸易、压抑商品生产等政策，日益威胁他们的切身利益。他们本出身于百姓，身受领主制的剥削压迫，和农民有共同的利害，所以也和中世纪时的名主（富农兼村吏）一样，参加甚至领导了总百姓起义。尊王攘夷运动展开后，他们要求改革，为逃避中农以下贫雇农的攻击，并为着自己的政治目的，将农民起义的锋芒引向反对幕藩体制，和激进的武士、浪人一道，参加到政治斗争中去，成为所谓“草莽志士”。仔细研究一下幕末各地武士浪人发动的起义，都有豪农、豪商的背景。如关东方面，水户藩士1860年的樱田门事变，宇都宫及水户两藩士1862年的坂下门事变，水户天狗党1864年的筑波山起兵；关西方面，1863年尊攘派武士公卿在大和、生野的起义以及内战中各地农兵的参加讨幕，背后就都受着本藩豪农、豪商的支持。[42]东北越后各藩还有不少豪农、豪商的勤王派出资组织农兵，参加讨幕战争。[43]长藩方面，支援改革派建立农兵的下关贸易商白石正一郎，山田尻町的棉商冈本三右卫门，绸缎商秋本新藏等，都是豪农出身的大商人及村吏层。[44]他们在地方上和封建统治者勾结压榨农民，在维新运动中也不能避免农民的反对，因此大和、生野等反幕起义一旦失败，就都变为农民对村吏层的捣毁运动。[45]由于豪农这一地富、高利贷和商业资本家三位一体的阶级性，规定它在反封建领主制斗争中具有一定的积极性，他们和尊攘派武士的同盟，领导了农民起义转向尊攘倒幕；而当革命转向反对封建地主制时，就暴露出极大的动摇性和反动性。
最后，下级武士反对幕藩体制统治的斗争：和中世纪末期欧洲的骑士由于火药武器的改善、工业的进步及货币的需要而趋于灭亡一样，幕末日本的下级武士也成为日趋没落、走投无路的阶层，他们本来是封建社会的特权阶级，是幕藩体制的重要支柱，但当时日本的形势决定他们不能再向幕藩体制求出路，只能从社会制度的改造求生机，和德国的容克不同，德川时代的武士从来不直接支配土地，只是住在城市里领禄米。下级武士本来就受门阀制度的压抑，政治地位和经济收入都较低微。当商品经济日益瓦解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时，特别是开港后物价飞涨，幕府统治者不但无法救济贫困武士的生活，反用“半知”“减知”的办法，尅扣禄米，致使他们“恨主如恨敌”。[46]对旧社会深怀不满，武士只得靠典卖武器衣服，或和家属私下作点副业（如糊伞、糊灯及木屐加工）维持生计，一部分人转而依附豪商、寄生地主及城市町人阶级，[47]甚至脱离藩籍，成为浪人（如长州藩的吉田松阴等）或自由职业者。由于“士”在中世日本除了担当军务外，还是垄断学问的一个阶层，所以有不少武士浪人成为儒学、国学或洋学的学者，设塾授徒，培养出成批具有不同见解的年青一代藩士。这些人身份低，接近农民和工商业者，他们所处的职业地位，基本上已可不靠禄米生活，实际是向城市小资产阶级转化。他们吸收了较多的新知识，关心国内外大势，当发现幕府统治已不能挽救民族危亡和武士阶级前途日趋没落时，对封建领主制不但无所留恋，反要求学习西方迅速改革，因而站在“激进派”的立场，对幕藩领主制进行了果敢的斗争。随着开国后内外形势的复杂化，幕藩为适应新局面，不得不打破门阀限制，“登用人才”，在萨摩、长州、水户、土佐、肥前等藩，这些下级武士的一部分便被吸收到藩的改革事业中来。他们代表地方商人地主及富农的利益，反对过去改革中的保守路线，采取发展农民商品生产、创建洋式军队及企业的富强政策，同代表领主门阀的下层武士展开尖锐的斗争，逐渐获得地位。这些藩还任用了一些豪农、豪商出身的人，和下级武士一道发展为管理经济军事的近代官僚和技术家。他们的开明政策，改变了藩的贫困落后面貌，其中一部分先进分子，如越前藩的桥本左内，萨摩藩的五代友厚，已能超越藩的利益，公开批判幕藩体制的不合理，提出改造整个国家和社会制度的见解，成为维新前的改革派。
大体看来，明治维新时期是日本国内各阶级力量分化消长，迅速改组，展开激烈斗争的时期。以贫农为主导的农民和城市农民，反对封建和外国侵略，进行了坚决的革命斗争。以豪农豪商为主导的富农地主和地方工商业者要求占有土地，发展商品生产和自由贸易，反对领主土地所有制和幕藩限制束缚生产力的各种政策。由于他们所处的剥削阶级地位，使他们在革命中不但不能和农民结成同盟，并且害怕革命会损害自己的利益，只求在不根本改变封建制度下发展资本主义。但在农民反对豪农村吏层的斗争下，他们为逃避农民攻击，和尊攘派武士结成同盟，反而领导了农民起义转向倒幕，以达自己的目的。以下级武士为主导的武士、乡士、浪人和下级公卿，他们在幕末的身份地位最不稳定，大部分走向没落。由于他们在旧社会中长期处在寄生的地位，既不能从事生产，又不甘心放弃统治者的特权，却在生活实践中体验到国内外形势下，不改革就无出路，因此都有变革旧社会的要求。但由于所处条件和思想倾向不同，少数人参加到农民反封建革命的行列里去；属于幕府和亲藩、内藩的武士，除水户等藩外，多数仍企图不触动幕藩领主的统治而进行一些局部改革。在西南强藩中，除一部分倾向公武全体外，大部分则具有较激进的思想，他们在藩内外的斗争中锻炼成长，逐步由藩的改革派中分化出来，代表豪农商人的利益，并和后者结成了政治同盟，走向全面改革和建立民族国家的道路，成为明治维新的领导者。
以上只是幕末日本国内阶级斗争的几个主要方面，这些斗争如何转化并集中为明治维新这一全国性的革命运动，则必须对安政开国后日本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革命与反革命双方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做进一步的分析。
3.从安政期改革到维新政权的建立
19世纪上半叶，幕藩进行的天保期改革，是幕藩领主在封建危机下企图挽救其垂危统治的一次重大改革。在改革中，西南几个藩适应萌芽期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些政策，取得了成就，形成了所谓“强藩”，这就为以后封建统治阶级指出了新的政治方向，也为他们培养出一批重要的领导骨干。幕府和诸藩在开港后进行的安政期改革（1854—1859）是吸取天保改革的经验教训，为应付开港后的危机而实施的。幕府天保改革失败后，到美国侵日的1853年，老中阿部正弘开始采取较开明的政策，[48]但继任者井伊直弼又推翻阿部的一切改革，使政治更反动化，[49]进一步促进幕藩体制的危机。西南诸藩在外国侵略势力压迫下，认清幕府的衰弱无能，继续亟谋自强。长藩改革派通过扶植豪农村吏层，掌握农民的商品生产，征募农民，改革军制，在和藩内上层武士斗争胜利，掌握了藩政的同时，破除身份限制，选拔人才，取消特权商业行会，保护农民商业，将豪农的献纳，用到本地治水及救贫事业，以缓和领内阶级斗争，由此渡过了危机，在“举藩一致”的口号下，加强了藩的实力。[50]萨藩以军事工业为中心，积极发展了领内一系列的藩营企业和对外贸易，[51]农业上虽仍以农奴主的上级乡土为中心，剥削农民，维持落后的生产方式，但由于它位置在日本的最南端，经营外贸和接触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最早，所以也容易在发展工商业方面实行改革。土佐藩也是在外力压迫下开始改革的，政策上接近长藩，如奖励农民商品生产，改特权商人专卖为征税，实行重商主义，由藩统制藩内外贸易，排除门阀，提拔人才，建立民兵，改革军备，设铸炮场、造船所等，力谋富强。[52]肥前藩的改革接近萨藩，军事性和农奴制性格较强。[53]安政年间幕府和西南强藩改革的特点是为应付国内封建危机和外压，继续在自己领内巩固领主土地所有制，进行军事改革，并采取了一些重商主义政策，自上而下地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趋势。这样，处在后进中间地带的西南诸藩，不待领内条件的成熟，就通过改革，加强了政治经济力量，建立了新的军队，在维新前形成强大的政治势力。藩政改革本来限于藩内，但开国后形势变化了，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是以日本全国为对象的。因此任何一种改革，已不可能局限于一藩，要抵抗外力，应付政治上、经济上早已成为全国性的问题，归根到底，没有一个强大的统一国家的权力是不行的。当时日本没有发展到具备建立近代中央集权国家的前提，在新兴的强藩中，最普遍的改组政府的愿望是以改革派诸藩联合参加政府的形式来代替幕府独裁。[54]但1858年（安政五年），幕府保守派老中井伊直弼因屈辱签订日美通商条约，受到攻击，发动了镇压改革派的“安政大狱”，这一改组幕府的企图被根本否定，第二年日本被迫开港，改革派领导人物吉田松阴、梅田云滨及桥本左内等被幕府处死，打破了上层武士中“雄藩合议，改革幕政”的幻想。开港后人民和下级武士生活更恶化，城乡起义暴动骤增，危机下“尊王攘夷”思想开始带上反幕府反侵略的革命倾向，成为支配改革派志士的思想，“改革派”变成“尊攘派”，斗争的主流便由藩政改革转向全国性的尊王攘夷的运动。这是斗争形势的第一次转变。
如上所述，幕末日本已存在着资本主义萌芽，开港后商品经济更迅速发展，但幕藩领主制度严重地阻碍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市民阶级的壮大，当时城市的工商业大部分从属于领主武士阶级的利益。和三十年战争后的德意志诸邦一样，享保以来幕藩专制主义的改革，不但没有促进民族统一的发展，反因幕府改革失败及其对外的无能加深了国家的分裂割据状态，阻碍民族市场的形成，推迟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
在这样的条件下，日本直至明治维新前，还没有西欧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新兴市民阶级所具有的启蒙思想是可以理解的。安藤昌益的学说，贯彻了消灭一切剥削压迫的革命精神，他的自然法的思想，也多少包含了近代资产阶级的政治原理，但因为脱离当时日本的现实条件，所以这一乌托邦思想也就没有得到传播。[55]司马江汉、林子平、本多利明、佐藤信渊及高野长英等反对身份制和封建割据、要求统一的思想，具有进步的意义，但都无力摆脱封建阶级的局限性，不能看到德川时代日本国内外矛盾的实质，他们的见解只限于改良封建制度的范围。[56]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直至50年代后才有零星的介绍，这也反映当时日本资产阶级的不成熟。作为改革派武士指导思想的，开始还只是一些排外复古的“尊王攘夷”思想，德川三家之一的水户藩所提出的这种思想，本来是儒家作为对内对外巩固封建秩序的武器（从朱子大义名分论出发的尊王论或攘夷论，目的本在巩固幕权），德川幕府衰微，便用它来加强封建幕藩体制。但这时它成为幕末尊攘派武士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却已不是原来的东西，更不是因水户学研究而产生的偶然结果，而是国内外矛盾的发展、幕府的反动和下级武士的觉醒，促使这一忠君排外的封建思想跟包括富农、商人、新兴地主在内的各阶层人民反封建、反外国侵略的迫切要求相结合，具有新的时代内容和策略意义（树立以天皇为中心的民族统一国家和迫使幕府在外交内政上处于绝境）。这一思想为尊攘派所掌握，唤醒了民族自觉，才变成物质的力量。
由藩政改革向尊王攘夷的转变，显示日本在国内阶级斗争和列强侵略危机下，民族统一运动的开始。开港后的经济混乱，打击广大人民的生活，尊王攘夷论由理论变成武士浪人的实际行动。1860年井伊直弼被水户藩浪人刺杀，接着各地发生了反对殖民主义者的攘夷事件。
尊王攘夷运动的主导力量，是近年来日本史学上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主导力量是豪农村吏层，[57]有的主张是地方商人，[58]更有认为是代表下级领主土地所有制的乡士阶层。[59]从幕末西南沿海一些商人的贸易活动和维新运动的关系上看，这一时期萨、长、土、肥等藩尊攘派武士得到豪农商人支持的例子确是不少。[60]这些地方商人代表领内农民商品经济的利益，同幕府的领主商品经济以及它保护下特权商人的垄断贸易（特别是开港后发达起来的外贸）形成尖锐的对立。他们期待摆脱幕藩领主制，自由支配土地，发展自由贸易。乡士虽也参加了尊攘倒幕运动，但代表没落的领主所有制的那一部分人，正如维新后他们自己所证明的，是终于要被历史否定的阶层。唯独下级武士是列强资本主义侵入后，封建经济解体下深受打击，社会地位最不稳定的人，他们对腐朽的幕藩体制深怀不满，要求有利于自己的变革。因此，尊攘运动的主导力量比之藩政改革时期，应该更鲜明地是下级武士领导下的武士和豪农商的同盟。但尊王攘夷运动的性质跟藩政改革已大不相同，它网罗了广泛的反幕各阶层势力，开始否定幕藩领主制的合理性，反对列强侵略，具有民族统一的方向。它通过藩的割据富强，发动组织全国性的尊攘运动，这一运动开始虽不包含推翻幕府的直接目的，但运动所具性质的逻辑发展，必然与对外妥协，对内独裁的幕府不能两立，而走向倒幕。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严重化，幕府和萨摩等诸侯中，出现了调和朝廷与幕府间关系的所谓“公武合体论”的改良主义路线，尊攘派在反抗侵略、组织农民武装和反对公武合体派的斗争中突出地表现出它的进步性。尊攘派对付公武合体派的战术是攘夷。从1861年美国使馆翻译休斯根（H.Heusken）被浪人刺杀事件起始，各地陆续发生尊攘派武士杀伤外人、袭击英使馆、驱逐俄舰的事件，使幕府日益恐慌。1862年尊攘派一方面用恐怖手段打击公武合体派，同时以长、土两藩急进武士为中心，越过藩主的权力，联合急进派少壮公卿怂恿天皇下令幕府攘夷，幕府在群情激昂下，不得不表示接受。1863年5月10日实行攘夷期限届临，长藩尊攘派首先炮轰下关的列强舰队，显示了日本人民坚决反抗殖民主义者的英勇气概，但也受到外舰的回击。美国立刻联合英法荷三国胁迫幕府处分长藩。7月，英舰队同萨藩交涉尊攘派在生麦杀伤英商事件决裂，炮击鹿儿岛，萨藩受了严重损害也不屈服。站在斗争最前列的长藩尊攘派，从中国太平天国革命被列强镇压的活生生的事实中，认清殖民主义者的面目，估计到列强的报复，特别是藩内保守派与幕府及列强间相互勾结的可能，在下关外舰回击受创后，随即建立起由豪农商出资、农民市民志愿者组成、步卒与下级武士志愿者领导的新军——以“奇兵队”为首的“诸队”。它破除了封建门阀身份制，使用近代武器，以后在战胜藩内保守派上层及攘夷倒幕等战争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其他各藩也纷纷组织类似的农兵队。这些农民武装虽不具备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民兵的思想意识，一直没有脱出封建藩厅的掌握，官兵必须“不乱尊卑，各守其分”[61]，但由于它是人民组成的武装，所以具有一定程度的民主性，发挥了封建武士团所不能企及的力量。也正因此，倒幕胜利后就为维新政权所解散。[62]
尊攘派的行动愈向前发展，促使幕府和诸侯愈恐惧“权力下移，终将颠覆治国之根础”[63]，连表面赞成攘夷的孝明天皇也动摇起来，终于串通幕府和公武合体派藩士，发动了“八月十八日政变”（1863）。尊攘派武士、浪人、公卿逃出了京都，各地武士豪农纷纷起义，先后被镇压。幕府决定征讨长州，英殖民主义者不放过这一机会，联合英、法、荷三国舰队，于1864年8月攻陷下关各炮台，迫使长藩保守派接受和议，幕府的征长军也不费一兵，就使长藩“恭顺谢罪”。“八月十八日政变”和以后一系列事件的教训使尊攘派认识到，依赖庸愚保守的天皇攘夷是不行的，尤其在同殖民主义者直接交锋后，了解到不根本推翻幕藩体制，建立近代化的统一国家，绝不能克服民族危机。与此同时，英国看清腐朽的幕府统治，难免为强藩支持的皇室所代替，鉴于印度、中国人民革命的猛烈，它又不敢立即变日本为自己的殖民地。特别是“巨大的社会革命在日本进行中”，必须改变从来支持幕府的政策，[64]为独占日本作为英国的市场，既要压制日本人民革命，更须扫除它在日本的劲敌法国（当时支持幕府）的势力。这时发现利用尊攘派夺取政权，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最有利于它在远东的霸权，便不断与萨长接近，尊攘派也以中国为前车之鉴，决定奋起自强，改盲目排外为积极的开国策，为加强军事财政，要求扩大本藩的对外贸易。支持尊攘派的西南地方豪农商在开港后更企图发展自由的工商业，因而攘夷论被放弃，举国讨幕的局面开始形成。
1863年末长藩尊攘派领导者之一的高杉晋作亡命归藩，指挥了伊藤博文等所率的诸队，在豪农商支持下击败保守派，庆应元年（1865）确立了领导权，转入藩内军政的大改革，同时扩大藩营企业和对外贸易，准备全国性的改革运动。长藩庆应改革的政策，形式上仍像过去的藩政改革，实际上已包含了根本否定幕藩体制的原则，和以后明治政府的政策几乎是同一方向。这时人民反封建反侵略的起义已遍及全国，而幕府却由强硬派小栗忠顺掌权，在法国公使罗休（Leon Roches）支持下一意孤行，对萨摩藩主岛津久光等公武合体派的强藩联合政策也置之不理，因此萨摩藩内大久保、西乡的倒幕路线占了上风，土佐藩本公武合体派掌权，看到这种形势，不得不另做准备。这样萨、长、土等藩为迎接政局的变化，都积极输入武器，实行“割据富强国策”，战略上由尊攘论转为倒幕论。倒幕论派下级武士在包括豪农、豪商、地主等各阶层的革新势力中树立了更坚实的领导权。这是斗争形势的第二次转变。
萨长两藩到幕府征伐长州时期，彼此还是敌对的，现在对内对外都走到同一条道路上来了。特别由于土佐藩乡土兼豪商坂本龙马（海运商人集团领袖）等的活动，两藩终于在1866年1月缔结了勤王倒幕建立统一国家的军事同盟。田中彰指出，萨长两藩以萨摩、长崎、下关为中心（可扩大到大阪）的西南日本贸易圈，有切断幕府支配的国内商业网，形成全国性市场的企图，[65]这可能就是萨长同盟的经济因素之一。
1866—1867年的革命形势在日本出现了。
日本的革命形势以上层的危机为标志。幕府经过历次改革，不能挽救其日益困难的内政和外交处境。长州倒幕派夺取藩权后，幕府得到他们由海上输入军火的情报，决计再征长藩，将军德川家茂亲自到京，但天皇不予批准，只得退居大阪。1865年9月英国公使巴克斯（H.S.Parkes）率领英美法荷四国舰队到大阪直接要求天皇“敕许”改订税率，否认幕府的对外主权。1866年5月幕府终于获得敕许签订丧权的改税协定，事实上将日本关税权置于列强管理下。幕府在外交上威信扫地，日本进一步陷入半殖民地的地位。[66]六月幕府勉强发动征长战争，但萨藩不仅拒绝出兵，反而接济长藩军火，尾张、越前等强藩也不参加，幕军士气消沉，在长藩抗击下节节失败。
由于幕府发动战争，增加军事赋役，各藩及商人又囤积粮食，米价暴涨，城乡贫民对饥饿和奴役不能再忍受下去，将军坐镇的大阪70里周围，首先发生市民抢米捣毁运动，斗争迅速蔓延各地，成为全国性起义。江户的市政署被贴上“政治已经卖完”的揭帖。西宫起义袭击武士的群众说，“从前怕当官的，今天怕什么武士，要杀就杀！”大阪暴动中被捕群众答复官方的审问时，毅然指出“引起暴动的就在大阪城里（指将军）！”
武藏国（今东京府及琦玉县）起义，有外乡人参加和指导，自称天下“义士”，打着“为救日本穷民”的旗帜。[67]起义的主体已由中农移到贫农层。除反抗领主、代官外，还袭击村吏、地主、商业高利贷资本家的住宅，横滨经营外贸的幕府机关及商店也成为攻打的目标，[68]农民捣毁了衙门、监狱，释放囚犯，烧毁账簿、借据、当票及村公所的文件。他们不但反对领主制，连地主制也一起反对。正如远山茂树说，这一年的起义“显然达到了走向土地革命的农民战争阶段的前夜，对幕府的崩溃，起了决定性打击的客观作用”[69]。庆应三年（1867）农民起义次数稍减，但就在政变前夕的十月间，政局中心的京都、大阪一带再一次发生了席卷全国的人民运动——“可好啦”骚动。暴动群众疯狂似地当街歌舞，闯进地主富商宅院，迫使摆出酒席，有的抛出衣物散给群众，群众把这种不愁衣食的日子称作“神代”，是“弥勒之世”[70]，表示了要根本变革社会的愿望。暴动一直蔓延到全国各大城市，使幕府的权力完全麻痹。
农民和城市贫民起义不仅震撼了德川封建统治，它的锋芒还指向外国侵略者。1866年江户上野山下贫民袭击了美国公使，群众高呼“我们这样困难，就是因为洋人来了，百物都涨了价！”江户群众在捣毁米店当铺的同时，还捣毁了洋货店。1867年，江户郊外德丸原的农民为反对幕府勾结法国，征用土地，扩建新军的练兵场，发动起义，打退了幕军，痛击前来闹事的法国教官，并俘虏了外国人和幕兵各一人做人质，一直扣押到法国公使道歉时为止。[71]
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中指出革命形势的三个标志，[72]在这时的日本不仅已经成熟，而且革命阶级采取革命群众行动，具有摧毁旧政权的充分力量，这种主观变化也产生了。新将军德川庆喜的“大政奉还”，说明统治阶级尽管自觉到不能照旧统治国家了，但仍不放弃最后的挣扎，阴谋变相保存自己的地位，他根据法国公使罗休的策划，[73]命令洋学者西周准备了一个欺骗性的宪章，企图用改变政体外貌（将军自任元首兼上院议长，握解散下院的实权，任诸侯为阁员，天皇仅是形式上的君主）的手段来保留幕藩封建领主的统治。[74]但这种企图早被倒幕派识破，倒幕派利用革命形势和革命的群众行动，安排好1867年12月9日的政变，迫使庆喜“辞官纳地”，同一天在“王政复古”的口号下，宣布维新政权成立，粉碎了德川的阴谋。统治阶级是不会自行下台的，跟着便爆发了内战。在一年多的战争中，到处是农民起义，豪农、豪商组织的农兵袭击幕军，使它腹背受敌。西乡隆盛在1868年给木户孝允的信上说，“比起人数来，贼军虽多我五倍，但这样胜利还是前所未闻的。（幕府）在京阪间太失人心，到今天伏见方面虽被兵燹，但萨长军队每次过境，男女老少都到路上合掌礼拜，连声称谢，战场上也到处拿出酒食，慰劳战士，比藩内人民还好”[75]。这些事实生动地说明了人民在维新运动中的态度和巨大的力量，只有人民的革命力量，才使幕府政权归于覆灭。
总结安政开国到明治维新（1854—1868）这段时期，是日本封建危机和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也是日本人民反封建反侵略斗争空前高涨的时期。这时随着新旧阶级力量对比的消长，从统治阶级阵营里分化出许多政治派别来，最足注意的，是天保以来从藩政改革中强大起来的西南诸藩，他们代表日本初期的民族主义倾向，渐渐干预中央的政局。继而从这些藩的内部又分化出一批以中下级武士为中心的改革派，他们在取得藩政支配权后，进一步企图进行全国范围的改革，但遭受幕府疯狂的镇压，促使改革派放弃在幕藩体制内进行改革的幻想，转向尊王攘夷运动。
此后尊攘派武士与地方豪农村吏层结成政治同盟，在农民和城市贫民起义的浪潮下，巧妙地利用人民的力量，继续和幕府及列强斗争，同时更与公武合体派的上层武士展开尖锐的斗争，经过1863年8月18日政变和列强联合舰队的反扑，尊攘派终于走上开国倒幕的道路。这是改革派由改良走向革命的两次飞跃，而两次飞跃都是在国内外反动暴力和人民革命斗争的高压下实现的。
4.维新初期的政权形态
1866—1867年革命形势达到高潮时发生的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在广大人民起义的打击下，在一年多的内战中，将近1000年的幕府封建领主统治崩溃了，新的地主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权，日本出现了统一的民族国家。列宁指出：“改良主义的变革，就是不破坏统治阶级的政权基础，只要统治阶级在保持其统治的条件下作一些让步。革命的变革却要破坏政权基础。”[76]倒幕派代表豪农商新地主的利益，坚决反对公武合体派妥协让步以保留幕府统治的改良主义路线，粉碎了德川庆喜的政治阴谋，破坏了旧政权的基础——幕藩领主制，建立了地主阶级的新政权，这不能不说是一次革命。
但是，随着新政权的建立，人民和政府间以及政府领导层内的矛盾就展开了。这种矛盾反映为维新后各阶级间不同利害的斗争，斗争的结局，必然影响到革命和新政权。
如上所述，明治维新的领导力量是从尊攘派中分化出来的倒幕派，尊攘派是改革派下级武士领导的武士和豪农、豪商的同盟，倒幕派的阶级基础比尊攘派扩大了，同时下级武士的领导权也更加强了。维新前夕，倒幕派武士利用了人民的革命力量，联合了以岩仓具视为首的下级公卿，取得一致行动，压制了幕府和公武合体派诸侯的反抗，迫使德川庆喜“奉还大政”。这一时期，维新运动的领导层中开始形成了三派力量。
（1）倒幕派中以萨长下级武士为主的武力倒幕派：他们是在藩政改革中强大起来的，长藩更坚决反幕，他们凭借自己的武力，从来就自信“一藩能抗数藩，两藩联合能抗天下”[77]，反对和幕府合作的“公议正体论”，坚持彻底用武力推翻幕府，建立以萨长为领导的专制主义统一政权。德川还政后，这一派的势力日益占了上风。
（2）以岩仓具视为中心的下级公卿勤王倒幕派：他们长期屈服于幕府高压下，生活贫困、政治上受迫害，急于消灭武家专政，恢复古代王室的权位，[78]更反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主张君权至上，“王政复古”就是这一派的口号。
（3）倒幕派中以土佐藩为中心的地主资产阶级自由派：这一派的思想最早表现在土佐乡士兼豪商坂本龙马的《藩论》[79]中，以后在坂本和土佐另一藩士后藤象次郎商定的所谓“船中八策”[80]里具体化，成为土佐藩的政治纲领，由藩主山内丰信根据这些原则向德川庆喜提出《大政奉还建议书》[81]。作为这一派中心思想的“公议正体论”，是一种模仿西方君主国家两院制议会政治的主张。这种想法，在幕末统治阶级中就已产生，实质上是专制政权在封建危机下被迫采取的一种缓和统治阶级间对立的手段，目的仍在维持封建统治，[82]但土佐藩这时已主张议事官（议员）中包括“庶民”，到藩士板垣退助等参加维新倒幕运动后，逐渐使土佐藩带上自由派的色彩。
三派力量有矛盾也有斗争，由于人民还未认清倒幕派的面目，斗争锋芒没有完全转向新政权，萨长武士和公卿政治上比较接近，土佐藩士则软弱动摇，因而维新运动始终在倒幕派武士和公卿的影响下进行，萨长武士如五代友厚、高杉晋作等都到过上海，震惊于太平天国革命。他们决心倒幕，却只打算将革命进行到推翻幕藩领主制为止。他们恐惧人民继续反封建起义会危害到自己，所以新政权建立之初，就带上专制主义的性质。
维新政府是采取“王政复古”的形式成立的。倒幕派为达到自己政治目的，不得不利用支配当时武士思想的水户学（尊王论和神学），政变当天发表的《王政复古谕告》[83]中，宣布“诸事当本神武创业之始”，这里当然看不出近代国家的气息。
但也要指出新政府成立有一个过程，当时幕府的一切权力还照旧存在，倒幕派军队不但数量很少，而且没有集中。大多数诸侯在观望形势，佐幕派和一部分中立派诸侯还有指责萨长是“劫持幼天子以逞私谋”的，幕府方面更宣传“草莽不逞之徒阳唱尊王，实不仅废将军，且将及天皇”[84]，内战危机一触即发。因此，倒幕派在政权问题上采取以下的策略：（1）在保证倒幕派五强藩领导权的基础上，广泛吸取统治阶级中各派势力，组成过渡性的联合政权；（2）标榜尊重“公议舆论”，缓和各阶层（首先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3）继续利用人民的革命力量，树立新政府的威信，在攻击幕府统治腐败的同时，用一些貌似开明的政策来粉饰新政府。[85]最后实现倒幕派的专政。
根据这一策略组织起来的新政府，设“三职”——总裁1人（由皇族担任）、议定10人（内亲王2人、贵族公卿3人、参加维新有功当时在京的藩主5人）、参与20人（内贵族公卿5人、上述五藩指派的藩士各3人）。下设七科（相当于政府各部），每科由议定若干人总督政务，参与若干人分掌事务。
为标榜尊重公议舆论，政府设上下两“议事所”。上所由皇族、贵族及诸侯组成，下所由各藩的征士、贡士[86]及“都鄙有才者”组成，这里体现了自由派政治纲领的原则。
新政府采取这一较开明的“列藩会议”形式，目的就在麻痹敌对的封建势力，使诸侯倾向政府方面，至少使他们保持中立。
新政府成立不久，1868年1月，内战爆发，为加强政府的力量，继续扩大议定和参与的名额：议定达32人（内皇族5人，公卿12人，藩主15人），参与共达100人（内公卿49人、藩士51人）。尽管这样，新政府本身的基础仍然非常狭隘，不但看不到农民和商人的代表，连封建势力内部的力量都网罗得很少。担任议定和参与的，在260多个藩中，只包括了11个藩，而且以西南诸藩占最多数。[87]
但这不等于说，明治政权的构成只限于少数的封建上层统治阶级。
新政府虽由一部分皇室、贵族、朝臣、诸侯和他们的家老（藩的重臣）、藩士等组成，实际起领导作用的则是以萨、长两藩为主的倒幕派，他们在政治上和诸侯、上层武士等封建领主，已有本质的不同。他们代表“草莽”即豪农、豪商（包括开港后发达起来的工场手工业主、和外贸有关的藩际或超藩的商业资本家）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同公武合体派诸侯及其特权商业资本家合作，使新政权具有倒幕派领导的列藩同盟的形式。
1868年3月14日明治天皇用神前宣誓形式发布的所谓《五条誓文》是新政府成立期的基本政纲，具有号召当时对幕府还抱幻想的诸侯、藩士们归向政府的作用。这一天正是总攻江户的前夕，企图消灭幕藩体制，又害怕人民革命的倒幕派，为要取得藩主藩士们支持，在五条誓文中不得不进一步确定列藩同盟和公议政治的体制（前两条）；为保证财政收入，就表示使“庶民”（以豪农豪商为主的地主资本家阶级）也“各遂其志”（第三条），对外表明“破除旧来陋习”（第四条）即放弃攘夷，而开国“求知识于世界”的企图，却包含着“大振皇基”（第五条）的军国主义目的。宣布政纲用这种对神而不对人民负责的形式，已显示新政权反民主的神权政治性格。
誓文发表的同一天，在各地街道上竖起牌告，要人民“正五伦之道”，严禁结党暴动及集体逃亡等，这是和幕府时代没有区别的封建法令。
5月发表了使五条誓文在政治制度上具体化的《政体书》，中央政府恢复了古王朝时代“太政官”的名称，采用了模仿西方资产阶级国家三权分立的形式和议会制，但所谓立法机关的“议政官”，从开始就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组织，不久就变成行政官的咨询机关。三权分立，本来是资产阶级国家用来掩盖其专政实质的欺骗性制度，在维新政府中实施的也不是这样一种制度，[88]当时的政权形态只是披上了资产阶级国家外衣的列藩同盟政权。服部之总认为这一政权是“封建的联邦王政”[89]，按照这种政体，各邦（在日本为藩）都应有代表出席联邦议会，而维新政权中代表列藩权利的议政所下局毫无实权，仅备咨询，且不久就被撤销，连作为列藩同盟都只是一种形式而已。
《政体书》发表时，政府军已占领了江户，德川家族被封为骏河70万石的诸侯。新政府只在幕府直辖领及皇室、寺院神社的领地上设置了府县，在这些土地上照旧向农民征收贡赋，其余土地仍由诸侯统治，地方领主制没有废除。地方割据局面依然存在，[90]所以当时有人认为王政复古只是由几个强藩代替了幕府的专政。
倒幕派原来有废藩的思想，如萨摩藩士松土弘安就曾提出这种主张。[91]长州藩士伊藤博文在德川退出江户后也曾向英人萨道（E.M.Satow）表示，“我和木户认为长州一家的经营实没有必要，希望能将领地和人民奉还天皇，如全国大名能这样做，就能建立有力的中央政府。而目前情形，诸侯各自拥兵，恣意不前，日本自不能强大”[92]。但领主阶级是不可能把土地自动交出来的。倒幕派凭当时新政府的力量，显然不能将一千年来的封建领主制轻易除掉。
就在明治元年开始时，随着新政权的建立和内战的发展，人民的革命运动以新的姿态和更大的规模爆发了。内战中幕府和领主的加重课役以及地方封建秩序的混乱，使关东和东北地带的起义更猛烈，大部分农民举行“均世”“改革世间”的暴动，攻击充当领主爪牙的乡村吏役，进行村政机构和土地制度的改革，他们剥夺乡长特权，改选村吏，实行农民自治。有的烧毁各种土地账册，否认领主土地所有权，没收土地典押契据，同时还否认了地主土地所有权，他们反对高利贷，要求减免贡赋，反对领主专卖农产品。这些起义的目的总的是要求农村自治，保证农民土地所有，废除封建地租。[93]
维新后农民起义一直向前发展，它的性质和幕末一样，但具有更明显的土地革命性质，由于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缺乏全国性的革命组织，因而在德川统治崩溃后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但它从根本上震撼了领主制的基础。倒幕派利用农民斗争的声势，逐步推动新政府中央集权的工作。
明治元年十一月，东北方面各藩投降，政府随即颁布了《藩治职制》，[94]掌握了各藩的统治机构。领主们在全国性的封建危机下，看到藩内不但债台高筑，财政无法维持，且领地秩序混乱，藩权已面临瓦解。所以萨、长、土、肥四藩主在四藩出身的倒幕派官僚一致决议的压力下，上表奉还版籍。这时内战已结束，其余各藩领主在人民起义的威胁中，怕违抗新政权就会丧失自己的一切，也被迫陆续奉还版籍。明治二年六月，政府任命藩主为藩知事，藩政府服从中央领导，同时通过藩政改革，开始废除封建身份等级制。大名（诸侯）和公卿的名称被取消改为华族，一般武士只保留士族、卒族两级，士族的禄米被大量削减。
奉还版籍就是诸侯领主将自己统治的版图（领地）和户籍（人口）交还政府。这意味着土地和人民从封建领主制度中解放出来，由政府直接统治，完成了中央集权的第一步。
政府在占领江户后不久就按照《政体书》的规定进行第一次政府制度改革，倒幕派新官僚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95]明治二年七月，政府进行第二次政制改革，肃清了《政体书》上体现的外来影响，全面恢复古代中央集权的天皇制，采祭政一致形式，恢复大宝令以来的古官名。将“神祇官”置于总揽政务的“太政官”之上。明治三年一月，下《大教宣布》诏，以神道教为国教，使天皇神圣化，要人民信仰神道，标榜立法权的政议所上局会议也被撤销，改为集议院，成为咨询机关，各部长官几乎由四强藩出身的新官僚独占，事实上政府已变成以萨、长为主的四藩阀的联合政权。这次改革说明藩阀官僚利用人民起义的力量巩固了政权后，就暴露出它反人民的面目来。
版籍奉还后，政府为摧毁领主割据势力，进行了两年准备，通过内部改组，加强了政府的力量。[96]明治四年（1871）二月，萨、长、土三藩出兵1万人，集中东京作为亲兵，建立了新政府自己最初的临时常备军。当一切安排就绪，天皇于七月十四日宣布“废藩置县”。八月，政府进行了第三次政制改革，这一次由于政府实现了中央集权后，已没有披挂复古和宗教外衣的必要，因而撤销神祇官，改为一个部，不久连这个部也取消了。明治六年（1873）由参议组成内阁，政府要职全由萨、长两藩出身的官僚担任，神权政治或资产阶级民主形式都已无用，日本由此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天皇制统一国家。
以上是维新政权（明治初期政权）从产生到基本确立的过程。这一政权产生在农民革命大风暴中，由于缺乏先进阶级的领导，政权为倒幕派下级武士所夺取，他们在利用人民起义摧毁幕藩领主制后，就阻止革命向前发展，逐步加强自己力量，排斥诸侯公卿及上层武士的势力，组成以萨长藩阀官僚为核心的内阁，确立了统一的专制主义天皇制政权。[97]
维新初期，日本的政权究竟属于什么形态？这也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日本学者曾将1867年王政复古到1869年版籍奉还时期规定为“身份等级制君主国”，即具有等级代表会议（etats generaux）制的君主国，[98]这是“由纯封建国家向绝对主义国家的过渡形态”[99]，而将版籍奉还到第一届议会开会（1890）时期的政府规定为绝对主义国家，实现议会政治以后的明治政权就被认为是恩格斯所谓“伪装的宪政国家”了。[100]
我认为将维新后的日本，这样地按照西欧国家历史发展的图式，规定为几个不同发展阶段的政权形态是很牵强的。因为明治维新前后，大商人和诸侯的权力都有限，不论幕府和维新政府，都只以直接征自农民的年贡和地税作为它们的主要财源，而不依靠市民阶级的纳税，所以二者都具有专制性质。维新推翻了封建领主制后，更没有采取等级代表会议制来应付市民阶级和诸侯的必要，维新政府的所谓“列藩同盟”“公议舆论”只是在内战时期倒幕派为团结诸侯倒幕的一种临时手段，议政所、下局的会议，只是一种咨询机关，根本没有町人阶级参加，所以和等级制君主国完全不同。
维新政权在版籍奉还后，是不是一种绝对主义政权（君主专制）呢？马克思主义者指出，“君主专制发生在一个过渡时期，那时旧的封建等级趋于衰亡，中世市民等级在形成现代资产阶级，斗争的任何一方还没有压倒另一方”[101]，“那时，彼此斗争的阶级达到这样势均力敌的状态，使国家权力暂时得到对于这两个阶级的相当独立性，成为仿佛是这两个阶级之间的中介人”[102]，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封建末期欧洲国家的分析对君主专制主义做出的定义，恩格斯认为，专制君主的意义在于“保护贵族反对资产阶级进攻”[103]。上面已指出，幕末维新时期日本没有欧洲封建末期那样有力的市民阶级，明治维新是在农民反封建起义和半殖民地危机的威胁下进行的，版籍奉还后，接着实行了废止身份制、废藩置县及地租改正等，也就是剥夺了封建贵族领主特权及其物质基础。因此，根本没有贵族和资产阶级势均力敌或需要保护贵族阶级的问题。维新政权的阶级实质将在下节讨论，就形式说，新政府确实空前扩大加强了封建时代的专制主义国家机器，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君主专制政体。这是革命后新的统治阶级为制止农民继续革命和消灭旧领主武士割据叛乱所必需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以建立民族统一（创立民族国家）为任务的第一次法国革命，必须消除一切地方的、疆域的、城市的、省份的独立性。因此，这次革命不得不继续发展君主专制制度已经开始的工作，即使国家政权更集中，更有组织，并扩大这一政权的辖制范围和职能，增加它的机构、它的独立性和它控制现实社会的超自然威势，这种威势实际上取代了中世纪的超自然的天堂及其圣徒的作用。”[104]尽管维新政权已是个近代国家，但它比过去任何时期还需要这种专制政体。
服部之总是将明治维新研究置于科学基础上的一人。但他在“绝对主义”理论的运用上，由于混淆了政权形态（政体）和政权实质（国体），即忽略国家的管理形式和国家的阶级实质之间的区别，以致将维新后的君主专制政体和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国家的专制君主制（作为“封建政权最后形态的君主专制”[105]）这一政权性质等同起来，把君主专制这一政体问题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封建末期）问题纠缠在一起，根据维新政权的君主专制形式就规定这一政权的阶级实质为封建政权，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因为国家形式总是由政权的阶级实质决定的，列宁指出“国家……这个机器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在奴隶占有制国家内，有君主制，贵族共和制，甚至有民主共和制。其实，虽然政体极不相同，但本质只是一个：奴隶没有任何权利，始终是被压迫阶级，不算是人”[106]。革命问题基本上是革命阶级夺取政权即变更国体问题而不是改变政体问题。虽然政体有时也多少要适应国体的性质。维新政权已不是一个纯封建政权，新的统治阶级为摧毁领主割据势力，创建独立统一的民族国家，需要某些资产阶级的假民主，但由于发展了半封建的地主制，它必须镇压农民起义、士族叛乱及自由民权运动，所以更需要一个专制君主政体。到1889年模仿普鲁士宪法，实行议会政治后，才成为所谓立宪君主国。而这些政体上的变化，不能改变维新政府已是一个不同于德川封建政权的国家实质。
5.维新政权的实质
决定一个政权实质的因素，大体可以有两方面：一是政权的阶级构成即它的阶级基础是什么？二是它的政策代表什么阶级的利益，即它为谁服务？
首先从维新政权的阶级基础即它的阶级构成看。
幕末日本反封建和反侵略斗争的主力是农民和城市贫民，他们是倒幕派实现明治维新所依靠的主要力量。他们反对一切的封建剥削，包括农奴主的领主制和半封建的地主制。但倒幕派在推翻幕藩体制后，不但不跟封建地主制进行斗争，反而和地主富农一道镇压农民起义。在维新政权中，当然没有一个农民和城市贫民的代言人。
豪农、豪商即富农、新兴地主、农村中的商业高利贷资本家是倒幕派（下级武士和豪农商的同盟）的主要阶级基础，开港后由于对外贸易发展，他们之中一部分成为藩际贸易和超藩贸易的大商人。尽管幕藩领主多方压抑，又受外国输入品的打击，农村行庄制家庭手工业仍有发展。这种商人控制的手工业常常和地主经营结合，剥削贫农，[107]因此不断受到农民起义的攻击，维新后他们得到政府保护，逐步上升为半封建的寄生地主、商业高利贷资本家、工场手工业及近代企业的资本家，[108]成为新政府的阶级基础。如上文所说，这一阶层的两面性，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新政府的政策上来。
大商业资本家在旧社会依靠幕藩领主。直至幕府崩溃前夕，新政府掌握了全国经济中心的京都、大阪时，当地的大商家才倒向新政府方面。三井家的转变过程就是这样。[109]他们参加讨幕战争，也没有脱离商业高利贷资本的立场，借给政府的军费是附有高额的利息，并约定以租税收入作抵的。新政府初成立，财政经济工作诸如发行纸币、募集公债、掌握全国商业金融机构等，都必须依靠这些大商人，特别由于他们在封建社会中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对发展资本主义有一定的作用，[110]因此新政府还在成立前就和他们结合，如三井组在德川“还政”后就参加了政府，在财政金融事业方面担负重要的任务。[111]明治初期许多大商人参加政府商法司（管理工商业交通运输的机关，1869年改为通商司）为建立民族资本和抵制外国经济侵略而创办的一些商业机构。[112]据当时住友财阀的广濑宰平说，参加后“社员允许带刀”（当时官吏的特权）。[113]随着政府扶植产业资本政策的进展，他们很快成为“政商”、财阀，许多官僚如大隈重信，井上馨、后藤象二郎等都以这些大资本家作背景，相互勾结，影响了新政府的政策，大资产阶级在以后日本的政治中，占有日益重要的地位，并起着反动的作用。
旧武士阶级。明治初年士族在总人口3000万人中，占488000余户，约190万人，即总人口的1/16，[114]维新后他们在资本主义浪潮的震撼下，地位处在更大的不安定和变动中，废藩后，武士的封建身份特权基本上被取消。新政府处理秩禄时，诸侯得到相当禄额百分之十的金禄公债，他们用来投资到企业和购买廉价土地，多数变成资本家和大地主。下级武士则所得有限，旧社会中他们是寄生的统治阶级，“士族的商法”是明治初年嘲笑武士既不懂生产又不能经商的一个流行词，[115]他们大部分很快就没落，以1877年西乡隆盛领导的西南战役为代表的最后一次武士大叛乱，反映了这部分所谓“不平士族”的复辟意识。武士中的知识分子较幕末更多地成为自由职业者及城市贫民，一部分当职业军人、警察、职员，只有少数人补充到近代企业资本家、大地主和新政府的官僚群里，成为新政权的领导阶层。
维新政府的官僚，一小部分是在19世纪40年代藩政改革中成长起来的，大部分则是在尊王攘夷和倒幕运动、“王政复古”政变及内战中逐步登上政治舞台的。但他们人数有限，维新初期政府中上层保守派诸侯还居优势，为此政府利用征士和贡士的制度集中各藩有才能的藩士到中央来，培养出一批新的官僚，[116]加强了政府的力量。由表4-1可看出士族在新政府官吏中所占的比重。下级武士出身的官僚，一方面有旧幕藩体制统治阶级的属性，另一方面因维新前后这一阶层分化迅速，他们同豪农、豪商间的联系逐渐密切，特别是通过“洋学”的介绍或留学访问欧美诸国，增加了资本主义的思想意识，他们的两面性更能反映在新政府的政策方针上。
表4-1 明治初期政府重要官员的族籍
（据“百官履历目录”）由此可见，新政权的阶级基础是从豪农、豪商高利贷商业资本家以及贵族领主武士转化的地主和资产阶级。随着新政府各项政策的实施而逐步成长的这两个阶级，由于经济上都欠成熟需要互相依赖，和政治上畏惧人民革命，使他们在统治上结成联盟成为可能。当然，资产阶级取得优势，是19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
其次，从维新政府的政策看。
维新政府从成立起，除废除封建领主的幕藩体制外，实行了不少重大改革。这些改革，大部分是具有资产阶级性的，体现了明治维新的革命的方面。但也要指出，几乎每一项改革，都是自上而下地通过妥协的方式实现的，改革本身同时代表了封建地主和资本家两个阶级的利益。现在试就新政府的几项主要改革进行一些分析。
（1）废除了封建身份制，为资产阶级寄生地主及劳动者的解放创造了条件。这比幕府时代整个社会在封建割据和等级制严格约束下，阻碍了一切发展，不能不是一种进步。但所谓“四民平等”实际是很有问题的。首先，对封建领主和武士身份特权的取消，不是剥夺，而是采取赎买的办法，发给巨额的金禄公债，政府这种负担，完全转嫁到人民身上；其次，不但保留了华族、士族、平民的身份等级和皇室、华族、士族的特权，建立巨大的皇室财产，并且大大加强了天皇的统治权力，增加了恩赐有功藩阀、财阀以爵位，列入华族，敕任华族为贵族院议员等新的封建性制度；最后，人民毫无政治权利，对贱民的歧视也直到今天还没有停止，[117]这就证明封建身份制的废除绝不是彻底的。
（2）征兵制的施行。新政权为巩固倒幕的胜利果实，明治六年（1873）实行征兵制。在“国民皆兵”的口号下，建立近代的军队，这对摧毁诸侯割据的主要工具——封建武士团和保障国家的独立发展是一个有力的步骤。当时太政官布告指出，废藩后“世袭坐食之士，减其禄，许其脱刀剑，使四民得自由之权，此平等上下，齐一人权之道，即兵农合一之基，于是士非从前之士，民非从前之民，报国之道，固无其别”[118]。这几句话诚然可以说明维新后社会的新变化，正如马克思所说：“中世纪贵族的……领主特权都转变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政权的从属物；这个统一的国家政权以领薪的国家官吏代替封建显贵，把中世纪地主的门客仆从……手中的武器转交给一支常备军队。”[119]但新政权在近代国家平等、自由、人权的美名下，却掩盖了政府害怕人民革命力量，将维新前后参加倒幕的人民武装（包括各藩的“民兵诸队”和农兵）全部解散的事实，同时也隐蔽了强征千百万青年充当地主资产阶级国家镇压人民、侵略邻国的军国主义工具，并引起军民多次暴动的事实。至于兵役法上专为贵族官僚富豪地主设定许多免役条件，[120]军队中封建藩阀势力的根深蒂固和武士道精神的强迫灌输，就更能说明“平等”“自由”的阶级意义了。
（3）土地制度的改革。明治维新中带有根本性的变革之一是消灭了农奴主的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明治元年政府就宣布土地归农民所有，并准许买卖。[121]经版籍奉还、废藩置县后，逐步废除纯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农民被解放出来，虽然还有许多佃农和贫雇农没有得到丝毫土地，但已被解放的占地农民变成了小土地所有者。“自耕农民的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制形态，当作支配的通常的形态，……在近代各国，我们又发现它是由封建土地所有制解体所引起的各种形态中的一种。”[122]这说明领主制废除后日本土地制度走向近代化。维新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和建立资本主义企业，除了剥削农民外，别无他路，但在农民猛烈斗争下，旧的剥削方法显然已难收效。为此，只有在不触动地主富农利益的范围内，进行一些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土地改革，[123]明治六年颁布《地税改革条例》。[124]这些改革措施实行后，保证了国家税收的安定（不再受丰歉的影响），确立了新政权的物质基础，进一步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提供了初期发展工业的资金。地税在交付地券（土地所有证）、按地价征税和货币纳税等方面，有近代租税的性质，它承认土地私有权和同时期实行的秩禄处分（封建家禄的赎还），在解放农奴瓦解领主制方面有一定作用。农民获得自由后，租佃关系也渐接近资本主义的契约关系。但地租高到平均占农民收获的34%，且地价由官府强定，实际是继承了幕藩的旧贡租。地主从佃农剥削的地租比旧时代多了10%，比佃农所得量多达一倍。[125]这样重的地租，自然促进地主制的发展（直至1946年佃租地占全耕地面积之半），但农民的地位则毫无改善，反被从实物经济投入货币经济，生活更加恶化。明治初年地税占国家收入90%以上，因此政府完全站在地主立场，贫苦农民因交不起地税，土地就被没收拍卖，[126]加剧了农村阶级的分化。佃农仍交实物年贡，受不同程度的超经济强制，剥削重于幕末。因此，农民不断起义暴动，从维新后到明治十七年（1884），17年间就达380次。[127]这种半封建的寄生地主制严重阻碍工农业的生产力，在农业资本主义发展上走普鲁士的道路，以致农民生活极端贫困，国内市场狭窄，迅速成为侵略成性的军国主义国家。维新后日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以这种半封建地主制为主要对象之一。
（4）扶植资本主义发展。明治维新正是在世界资本主义“迫使一切民族都在灭亡的恐怖下采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形势下进行的。新政府成立后，就确定实行废除工商业方面各种封建性限制，[128]在发展资本主义企业上，最初是继承藩政改革时期“富国强兵”的政策，在微弱的藩营近代工业的基础上，在外力压迫下，通过公债、货币、租税等制度和保护政策，输入资本主义先进生产方式，以军事工业为中心，积极发展了一系列的国营工业，以后逐步扶植私人资本主义，使国家迅速工业化。就当时日本所处的国内外条件看，只有采用这种温室般地加速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的政策，才能摆脱封建危机和民族危机。和中国洋务派十足的封建性和买办性相反，维新政府在工业化政策上，注意到独立自主地发展资本主义，不受外国操纵，不使买办资本有活动余地，且坚决排斥英美在日的垄断事业。[129]在扶植民营企业中，为使贵族及武士资产阶级化，不惜用低价甚至补贴将国有企业拨让政商经营，使藩阀及商业资产阶级转化为工业资产阶级，而不是使资产阶级走上适应封建主义的道路。这比起封建末期欧洲各国专制主义单纯为保护贵族利益、加强封建统治的重商主义政策，也应该认为是进步的。但另一方面，这些改革最初就走着藩政改革的路线，工业具有军事性质，一些半官半民的金融、贸易、运输等事业，由三井、岛田、小野等特权商人经营，又都具有封建商业的性格，他们在这些企业中，只是“袖手安坐，以待利息”。三菱财阀创办人土佐藩士出身的岩崎，受政府中土佐派藩阀扶植，很早就独占了全国航运。[130]由这样一些旧社会来的政商所形成的早期垄断形态，显然不是工业资本发展的结果，而是通过商业资本使工业从属于自己而实现的，[131]虽然这种倾向在以后逐渐改变了。此外，由于农业中半封建关系的存在，国内市场狭小，造成工业畸形的发展，在政府保护的大企业之旁，存在着大批落后分散的中小工业。以明治十七年的工业构成为例，1981个工厂中，生丝工厂占了52%，近代五金工厂只占5%。工厂所在地方面，散在农村的家庭手工业多达60%以上（丝业最多）；原动力方面，依靠人力、水力的最多；工厂规模方面，工人在20人以下的多至70%，许多工厂实际上只是工场手工业，[132]工厂中大量使用女工、童工，工人受着中世纪式的剥削（把头、牢房等制度），工资低到所谓“印度以下的”水平。[133]这一切严重阻碍日本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使它很快走向野蛮的侵略道路。
（5）对外政策。与发展资本主义同时，新政府另一个主要任务是摆脱半殖民地危机，实现民族的独立。维新前后倒幕派即使在英法等列强勾结双方、争夺日本霸权的斗争中，也坚持了自主原则，不接受任何不利于日本的政治条件，新政权成立就开始收回国家主权，如幕府给予美国的筑路权、采矿权及俄人在北海道的租地权等。早在明治八年（1875）以前就偿清了幕藩所欠的全部外债及赔款；同一时期迫使幕末以来英法在横滨的驻军撤出，放弃居留地警察权，使各外人居留地没有发展为当时中国上海、天津那样的外国租界。[134]明治四年（1871），政府就派出以岩仓、大久保为首的使节团到欧美各国进行修改不平等条约的交涉，尽管在殖民主义者继续压迫和歧视下，政府还是以积极态度争取，直到1894年和英国改订条约后，各国才陆续同日本改订了平等的新约，比起清末以来中国统治阶级的媚外卖国投降政策，维新政权这种独立自主的精神是应该肯定的。但就在对外政策上面，新政府也绝不是依靠人民的斗争，而是一面利用列强在远东的矛盾，同时采取侵略弱小民族、扩张领土和发展军事实力，以达到与列强取得对等地位的军国主义道路来实现民族独立的。新政府一成立，就积极策划改革军制，建立武装，明治五年便侵占琉球，接着侵略中国台湾和朝鲜，通过不断的掠夺性战争，使日本获得帝国主义在远东的宪兵地位后，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就在这时，日本也成为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自掘坟墓，走向了和民族独立相反的道路。
举出维新政府上面这几项改革，不难看出这一政权的性质。列宁指出，“重要的是这些观点，这些提议，这些措施对谁有利？”[135]一种政策必然是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由于倒幕派（新政府的藩阀官僚）的阶级性，决定了他们在推翻幕府领主制革命斗争中的坚决态度，尽管在没收领地及对待领主阶级个人方面，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妥协方式，但封建领主制度还是从根本上被废除了。这从明治九年（1876）神风连暴动开始，直至第二年西南战争的一系列代表旧农奴主利益的武士叛乱可得到说明。但是当革命形势进一步发展后，代表豪农地主及高利贷商业资本家利益的新政府官僚就不再前进，甚至反对革命了。在封建危机和民族危机继续存在的威胁下，他们为巩固自己政权，不得不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近代化的常备军，谋求民族的独立，做出后进国家中新兴资产阶级所能做出的努力。而在这些任务的执行上，则又维护地主富农的利益，保留而且进一步发展了半封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在推翻幕府统治后，用“复古”“维新”的名义，扩大加强了封建时代的专制主义国家机器。
总体来看，由于明治维新包括了革命和改革两个发展阶段，因此，维新政权成立后实行的主要政策，几乎都带有资本主义的和封建的两面性。也就是具有革命的和改革的两个方面：首先由于它实行了推翻农奴主的领主制的革命，这就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日本由此走上了列宁称为资产阶级国家[136]的道路，但同时在农村中确立起来半封建的地主制，却大大阻碍了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造成日本经济上恶劣的后果；其次，维新结束了长期封建割据的局面，形成了统一的民族国家，但同时在政治上则确立了天皇制专制主义和封建藩阀的反动统治；最后，维新坚决贯彻了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政策，并自主地赶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水平，但同时在国内则实行军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教育，加紧压迫榨取人民，对外疯狂进行侵略战争，说明这个政权完全是为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这个政权不同于资产阶级革命后的英国资产阶级国家。英国在1832年以前虽然也是土地贵族与资产阶级分享政权，但当时英国的资产阶级力量强大，贵族基本上已资产阶级化；日本的资产阶级还不成熟，力量很弱，地主阶级则具有浓厚的封建性。
这个政权也不同于1871年成立的新德意志帝国，它虽然也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但由于资产阶级的卑怯，容克还是拥有庞大封建地产和掌握政权的官僚贵族，日本的武士则早已失去土地，新政权中藩阀官僚代表成长中的地主资本家两个阶级的利益。德国在1848年革命后，工业资本主义已有较高发展，因此1871年以后帝国除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间的均势外，还存在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均势，“专制君主国在急剧地过渡到波拿巴主义君主国”[137]，维新政权则还没有出现这种局面。
这个政权也不同于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的俄国，当时俄国虽出现革命形势，但没有发生革命，改革是由沙皇旧政权进行的，改革虽然是俄国“封建君主制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的一步”[138]，但农奴制残余的存在，使俄国仍十分落后。维新政权则在革命中产生，它推翻了旧政权，废除了农奴主的领主制，排除了外国侵略。所以明治维新比俄国农奴制改革所引起的变化远为巨大。[139]
维新政权是一个地主资产阶级政权。维新后的日本，是一个半封建的资本主义国家。
6.小结
1868年的日本明治维新一百多年了，这一运动不仅在日本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在世界史上作为近代亚洲唯一摆脱了半殖民地命运，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并迅速发展为帝国主义的国家，明治维新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19世纪后半期，是世界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阶段的时期，亚洲绝大部分国家已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作为一个后进国的日本，在外力压迫下，从封建主义转向资本主义的变革运动，不得不带有一定的特点。正因为如此，故学界对明治维新史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理解，而展开了长期的争论。解决这些问题，应该如列宁所说的“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阶级划分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140]，即从维新前后的阶级斗争和政权改变的事实出发，来求得问题的解决。
根据上面的分析，概括起来，维新前的日本在典型的封建领主制中间已出现了从本百姓（半自由的领民或农奴）分化出来的豪农和寄生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作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商品生产，行庄（初期资本家）的家庭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也在先进地带成长起来。商品货币经济侵入农村，不可避免地瓦解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领主和本百姓间的封建关系。随着农民生活的日益贫困，封建领主和武士的生活也日益恶化，幕府和诸藩在18、19世纪人民起义中进行的改革，只是为挽救没落的封建统治的一种努力，19世纪50年代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入侵后，封建危机和民族危机造成了空前高涨的革命形势。
这样，摆在日本人民面前的任务，就是推翻封建制度和争取民族独立，这不能不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在一般的情形下，这一革命客观上只有两种基本的路线和结局：或者是废除领主所有制后将正在开始发展的半封建的地主经济保存下来，慢慢地变成资本主义经济，这是地主经济的内部改革，国家的整个土地制度成为长期保持着封建制特点的资本主义制度，像革命前的德俄一样；或者是在废除领主农奴制后，革命摧毁半封建地主经济，使小农经济和资本主义得到自由发展，以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
当时日本农民和城市贫民的革命斗争客观上是走着后一条路，这是一条彻底解放生产力、保证日本民族真正独立、社会更向前发展的道路。日本农民“改革世间”起义，带有土地革命的性质，城市贫民捣毁运动不断高涨，使幕藩领主不能统治下去，外国殖民者为之震恐。农民不代表新的生产力，而它的斗争却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内容。
但当时日本并不能按照一般的情形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因为维新前支配着日本的还是农奴主的封建领主经济，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都没有形成，在民族灭亡的威胁下又必须立刻采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而革命的领导权落到以下级武士为领导的“武士和豪农豪商（资产阶级前身）的同盟”改革派（以后的倒幕派）身上，这一同盟的阶级性决定他们在革命中的两面性。当斗争的锋芒指向德川幕府统治时，他们最初还只企图用藩政改革的经验，要求在幕藩领主制的范围内，进行一些全国性的改革。但即使是一种改革，只要触动了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也绝不能实现。果然，幕府对改革派实行了血腥镇压，使改革派不得不抛弃原来的路线，转向尊王攘夷运动。以后他们发现依赖天皇攘夷也不可靠，在幕府大军征讨和外患日亟的形势下，终于走上倒幕的道路，领导农民革命和倒幕战争，在全国人民起义的浪潮中，经过一年半内战，推翻了幕府，建立维新政权。倒幕派凭借人民起义和国家机器的力量，废除封建领主制，解放了农奴。列宁指出：“革命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用暴力打破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破那由于和新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时机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141]维新政权和代表纯封建的领主制的德川幕府已有本质的不同，它是一个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倒幕派利用农民和城市贫民起义，领导讨幕军用武力夺取政权，改变了政权的性质，这不能不是一次革命，革命的胜利果实，则为倒幕派所篡夺。明治维新这一阶段的革命既不是资产阶级所领导，作为资产阶级性的革命是很不成熟的，它自然不能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也就不能称为“资产阶级没有完成的革命”[142]，但由于农奴的解放，客观上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当然，明治维新运动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因为封建领主制的推翻和农奴的解放并不意味着农民土地问题的根本解决。农村中随着幕藩体制的崩溃和新政府土地政策的实施，半封建的寄生地主制确立了，它继续对农民剥削，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农民和城市贫民的基本要求是分配土地，发展生产力，要求彻底消灭封建剥削。正如列宁所说，“几百年来农奴制的压迫……积下了无数的仇恨和拼命战斗的决心。要求……消灭一切旧的土地占有形式和占有土地制度，扫清土地，建立一种自由平等的小农的社会生活来代替警察式的阶级国家”[143]。因此，农民和城市贫民在打倒幕府后继续进行革命斗争，起义更为频繁而猛烈。他们的锋芒针对豪农、豪商、村吏、地主，也就是反对以这些阶层为基础的政府。如果维新政权建立后农民和城市贫民的起义直至自由民权运动属于第二阶段革命，那么，倒幕派这次就不再跟着前进了，特别是在废藩置县后，全国的主要矛盾已由农奴对领主的矛盾，变为农民对地主豪农商的矛盾。在新的农民起义的浪潮面前，倒幕派不但恐惧得放弃革命的领导，并且站在富农和寄生地主的立场上来反对革命，他们解散了人民在倒幕中建立的武装，镇压农民起义和城市贫民暴动，保护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工商业，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年青的地主和资产阶级本来就有相互联系，在革命的人民斗争面前更加强了政治结合，逐步形成了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政。
明治维新后成为藩阀官僚的倒幕派获得豪农商、地主、高利贷商业资本家的支持，他们在殖民主义侵略和人民斗争的威胁下，进行了一系列资产阶级的改革。由于当时日本十分落后，又必须抵抗侵略，他们不得不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专制政府加强掠夺劳动人民、进行原始积累以及保护新工业的方法，自上而下地发展资本主义，同时废除封建身份制，输入西方科学文化，建立常备军，废除不平等条约，摆脱殖民地危机，使日本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明治维新由此得到当时亚洲各国资产阶级的重视。[144]
另一方面由于新政府官僚代表半封建的地主富农和高利贷大商人的利益，这些改革都带着浓厚的改良主义色彩，以致在社会经济中长期保留了封建的残余，阻碍工农业生产力，使人民深深地陷于痛苦和贫困中，并助长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和对外侵略战争的发展。因此，明治维新后一阶段进行的主要是一种地主资产阶级的改革（其中也有一部分属于前一阶段革命所遗留下来的任务）。这种改革尽管因资本主义得到发展而延缓了革命，但不能改变日本发展的方向，维新后日本人民仍为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积极斗争。
在西欧资本主义国家里，农奴制远在资产阶级革命前几个世纪就被消灭，这就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有利的条件，在新兴市民阶级领导下，资产阶级革命的进行是成熟的，因而也较彻底。日本由于封建领主制的长期存在，资本主义迟迟没有形成，在封建危机和民族危机的双重压力下进行的明治维新运动，由于没有新兴资产阶级的领导，被分为两步：它的第一阶段革命以倒幕派领导农民和城市贫民起义推翻封建领主制、解放农奴，建立了地主资产阶级政权而告结束。第二阶段革命因倒幕派的背弃革命而变成了地主资产阶级的改革。日本史学上传统地将这两个不同阶段不同性质的变革合并称为“明治维新”，因而使这个问题长期陷于混乱。我们用两点论澄清这一问题的性质。
列宁正确地指出了明治维新是“革命和改革”[145]。
明治维新在日本通过以农民为主力的革命，推倒幕府，废除了封建领主的农奴制，发展了资本主义，这就使维新政府向资产阶级政权迈进了一大步，但半封建的地主阶级，并没有脱离这一政权，它和资本家的共同利益表现在互相依赖，对人民残酷压榨和对外野蛮侵略的政策上。维新后的日本历史证明，这是一个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
明治维新政府在政体上是一个专制主义的君主国，直到帝国宪法颁布后，这个国家才成为一个外表上的立宪君主国家。
二 资产阶级革命与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是19世纪后半期在一个亚洲封建国家里发生的一场巨大的社会经济变革运动。日本人民在这场斗争中，推翻了长达260多年的德川幕府领主统治，抗拒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胜利地取得了民族独立，发展了资本主义经济。如列宁所说，不到半个世纪，日本已同美国一样，显示出西欧类型的“经济上的（资本主义的高度的特别迅速的发展）、政治上的（代议制度）、文化上的和民族上的”“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全部基本特征”[146]，并成为“新兴的帝国主义强国”[147]。这一历史现象，不但为当时世界各国所瞩目，直至今天，还受到东西方的普遍重视和研究。同时，也由于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在学者间引起了长期的争论。
我们曾经指出过明治维新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148]本部分的目的不在于重新对此加以论证，而是想对“资产阶级革命说”所遇到的一个理论问题——“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谈谈自己的看法，文中兼及其他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请读者批评指正。
1.日本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条件
资本主义关系在封建制度的母体内孕育之后，不断发展壮大，破坏封建制度，但旧制度在封建主阶级维护下并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于是资产阶级革命成为新社会的助产婆，实现封建经济形态向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嬗变。
一般说来，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前，资本主义已达到一定程度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观因素——资产阶级已成为阶级，并有能力在革命形势到来时，对参加革命的各个阶级如农民、城市平民、成长中的工人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等实行政治领导，通过国内战争，推翻封建制度，完成或部分地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
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基本上是一个封建领主制的国家，资本主义尚在萌芽，资产阶级没有形成，当然，它不可能去领导明治维新。于是，主张明治维新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人，常被认为是主张“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似乎在逻辑上有很大缺陷。这种看法是否妥当？试从理论和史实两个方面来探讨这一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49]
在前一段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由于建立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闭关自守的状态必然被各民族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代替。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一切民族被强制卷入资本主义文明之中。不管它们愿不愿意，国际资本主义的强大影响，将使它们不可能再继续保持以前的状态。马克思、恩格斯这里所说的“野蛮民族”，当然指的是那些还处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国家。这些国家只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要么灭亡，要么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前者意味着变成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后者则意味着否定原来落后的生产方式，实现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更迭。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首先打倒代表和维护旧生产方式的封建统治者，也就是说，必须进行资产阶级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更明白地指出，落后民族推行文明制度就是“变成资产者”。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上述两段论述中可以理解：（1）后进国家为“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而进行的资产阶级革命，并非完全是内部因素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强烈影响下“提前”发生的；
（2）后进国家为“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进行资产阶级革命时，那里并不一定就有现存的“资产者”，毋宁说“资产者”是此后“变成”的。马克思、恩格斯这里所说的被强制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后进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不正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吗？因而在理论上“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并不是不可理解的。马克思、恩格斯虽没有进一步论述这种形式的资产阶级革命，但指明了它的历史条件和特点，马克思、恩格斯这一论述的科学性，已为后来的历史所证明。东方国家在当时和后来所经历的，大致就是上述两种道路。前者可以印度为代表，后者可以日本为代表。
就在马克思、恩格斯做出上述论断的20年之后，日本发生了“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明治维新，其条件与特点都和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一样。以下试考察一下日本资产阶级革命的内部根据和外部条件。
17世纪中期在日本确立的德川幕藩体制，是日本封建社会的最后阶段，远在元禄时代（1688—1703），它的社会经济矛盾已开始暴露。到了德川后期，幕藩体制更陷入封建危机之中。主要表现在：农业耕种面积停滞不前，[150]农村人口减少，[151]歉收、饥馑频仍，[152]从幕府到各藩都陷于财政危机，[153]武士阶级尤其下级武士严重贫困化，幕府旨在解救封建危机的改革屡次失败，[154]等等。这种情况，再加上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和城市贫民捣毁运动的打击，[155]幕藩体制已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
伴随封建制度的没落，18世纪中叶以后，日本封建社会内部产生了资本主义关系。明治维新前夜已比较广泛地存在着资本主义家庭劳动，在经济发达地区，工场手工业已在一些重要行业中发达起来，但当时它们大多是分散性的，即以家庭手工业为基础、由包买商组织起来的工场作坊。[156]就是这种分散性的工场手工业也由于农奴制的存在，阻碍它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157]幕末日本占重要地位的棉纺业仍以商业资本的批发行家庭工业为主。日本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远未达到资产阶级革命前夜英国和法国的生产水平，资产阶级刚刚诞生，数量不多，加上幕藩领主长期锁国，并对工商业实行种种限制，使他们既同国外市场缺乏联系，又难发展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经济实力十分薄弱。他们（又被称为豪农豪商）往往兼有寄生地主、富农和农村资产阶级的几重性质，和封建关系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缺乏西欧资产阶级那样鲜明的阶级性，[158]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他们一方面剥削佃农和家庭小生产者，另一方面也受领主和特权大商人的压迫剥削，对幕藩统治有着强烈的不满，他们之中不少人以所谓“草莽志士”的身份参加了维新运动。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幕末日本根本没有产生资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开港前后，日本行庄制家庭工业已有迅速发展，缫丝技术更发达，在工场手工业里特别显著。后来江户棉织业行庄更联合向美国定购纺织机，萨摩藩主岛津茂久也向英国买织机办厂，这是不可忽视的现象。因为即使在英国，直至十七八世纪产业革命前夕，纺织工业还是为商业资本所支配，批发行包买制（putting-out system）的家庭手工业在毛纺织业的近代化发展中起着极重要的作用。[159]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农业生产的停滞，人民群众反封建斗争的激化，说明旧的生产关系已成为新的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革命已在徐徐酝酿之中。尽管资本主义还很薄弱，但它毕竟表明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成为经济过程本身的要求。
同时，日本资产阶级革命又受到外部条件的作用：一是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长期而持久的影响，二是1853年后资本主义列强入侵所激起的革命形势。
如上所引，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由于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连“各民族的精神产品”也成了世界各国可以共同享有的“公共的财产”。若从1715年新井白石写成《西洋纪闻》算起，到明治维新前夜，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在日本已流传了一个半世纪，尽管德川幕府闭关锁国，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还是像毛毛雨一样浸润了日本的知识界。[160]开港后，更有不少有为青年武士，如井上馨、伊藤博文、福泽谕吉、寺岛宗则、五代友厚、西周、加藤弘之、森有礼等到西方国家学习，有的还写了详细的见闻录。[161]由此使日本进步的知识分子，在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上完成了一个巨大的飞跃。一开始，他们还只感到荷兰等资本主义国家“精于医术及诸般技艺”（杉田玄白），到明治维新前夕，他们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认识已深化到“觉彼之文物制度颇有优于我处，乃隐怀移植之志望”（大隈重信）。这种认识在逻辑上的必然发展是以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日本下级武士阶层中的许多知识分子，正是由此走上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充当了明治维新的领导人。因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长久而持续的作用，是资本主义不发达、资产阶级不成熟的日本有可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条件之一。在观察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时，这种情况就表现得更为突出。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来源于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生产力。而旧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还没有资本主义工业化，中国依然能够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后立即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其中一个重要条件，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由此得出“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62]。中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例证，有助于说明为什么日本在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的条件下有可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未为革命规定相应的经济发展指标，机械地把资产阶级革命的实现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联系起来，忽视革命思想传播对于后进国家革命运动的指导和推动作用，是不符合这些国家革命运动的实践的。
1853年后欧美资本主义列强的直接入侵是日本资产阶级革命的催化剂。
众所周知，1853年后，美、俄、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侵入了日本。闭关锁国二百多年的日本，一旦门户洞开就造成了无法收拾的后果。由于生丝、茶叶输出的急剧增加，[163]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品生产和流通的发展，但同时却由于黄金外流，[164]物价飞涨，[165]以及在低关税下棉布等洋货大量输入，本国的纺织业遭到严重打击，从而造成了封建经济的大混乱，包括下级武士在内的人民生活更加贫困，反封建的人民运动更加高涨。更严重的是，日本由于被强加给以治外法权、协定关税、片面最惠国待遇、居留地为主要内容的不平等条约，迅速濒于西方列强半殖民地的境地。开国后仅仅几年工夫，日本就陷入深刻的封建危机与民族危机之中。
就当时日本人民的历史任务来说，即使在生产力水平和其他各方面的发展水平都还较低时，是否就不能进行革命呢？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指出，历史发展的顺序可以有颠倒的特殊性，即只要有了革命形势，便可能用与西欧国家不同的方法夺取政权，然后来发展生产力。[166]列宁讲的虽然是十月革命前夕俄国的情形，但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用来说明明治维新的特性。
1866—1867年，列宁所说革命形势的三大主要特征[167]一时俱现：幕府不再能独把政柄，向天皇低头要求敕许缔约。它发动征长战争，强藩拒不出兵。这显示统治阶级“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由于发动战争，增加军事赋役，商人囤积粮食，米价暴涨，造成“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灾难超乎寻常的加剧”；人民群众到处发动起义，政治中心京都、大阪为“可好啦”运动所席卷，起义群众不仅袭击封建统治阶级，还袭击外国侵略者，并使幕府政权陷于瘫痪。当时英国驻日公使阿礼国（Sir R.Alecock）在谈到日本的形势时写道，“大变化发生在统治者和人民的基本关系上，整个封建势力被深刻地摇撼，它的政治社会机构在和欧洲短暂的接触冲击下被粉碎。这一切在骚乱、暴力、流血中不断进行。新的社会基础能否建立，不得不是一个大问题”。（《大君之都》）在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入侵的压力下，日本封建社会内部固有的矛盾全面爆发，而统治者本身已无力解决任何矛盾，于是资产阶级革命登上历史舞台。
2.下级武士在日本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
明治维新史研究中有一种意见认为，“把一切变革都视为阶级斗争乃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命题，不论在什么样的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中，也不曾有过由封建的统治者集团的末辈——下级武士，站在它的先头来进行的那样的资产阶级革命”[168]。持这种意见者似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为其论断的依据。但历史上许多问题往往是复杂的，“剥削的存在，永远会在被剥削者本身和个别‘知识分子’代表中间产生一些与这一制度相反的理想”[169]。对幕末下级武士的情况便须进行具体的分析。
远自16世纪末丰臣秀吉实行兵农分离政策，日本的下级武士便大都住在城市里。他们参与剥夺农民剩余劳动，处于最不利的地位。商品经济发达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能从领主手里领取一定数量的禄米。据估计，武士的平均收入为35石以下，和农民的经济水平不相上下。[170]每当领主财政困难时，首先牺牲他们的利益，大批削减俸禄，甚至只给禄米的一半（半知）。以至于有些下级武士的生活困苦到“冬穿单衣夏穿棉，无处安身，借居陋室，比下贱者犹不如”[171]。开国后物价暴涨，经济混乱，下级武士又首当其冲，以致根本无法指靠武士的收入养家活口，他们不得不另谋生路。德川时代的国学者大江季彦在《经济评论》中说，“俸禄菲薄之士，赖手工制作以给不足。以一人15俵之禄米，养五六口之家，何以为生？如日唯习武，荒于制作，则饿死外别无良策”[172]。福泽谕吉对丰前（今大分县）中津藩下级武士的生活，也做了同样的记述：“家中如有三五儿女或老人，岁入即不足以供给衣食。故家人凡堪力役者，不问男女，或做手工，或事纺绩，唯艰辛以为生计。虽谓‘兼业’，实则以兼业为本业，反以藩之公务为兼业也。”[173]《甲子夜话》中所说的“米泽的笔，长门的伞，锅岛的竹笠，秋月的印盒，小仓的油布雨衣”[174]等，都是下级武士的副业产品。据大岛昭在《仙台藩下级藩士的手工业者化》一文中所做的研究，在仙台藩“几乎全部下级武士都兼营手工业”[175]。佐久间象山在其上书中也说，从事手工业者“武家之中过半数矣”[176]。可知这种现象是十分普遍的。
下级武士改事他业，除上述情况之外，还有经营商业的。据19世纪初《江户保甲长条陈》：商店250家中，出身武士浪人的达48家。也有武士作批发行资本家的。[177]还有一些下级武士为谋生计，宁愿放弃族籍，成为无主的浪人，设塾教书，或从事医生、作家等自由职业。如果说，后几种情况尚属少数，还不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那么，下级武士的手工业者化却是幕末社会广泛存在、不容忽视的阶级关系新变化。当下级武士的主要生活来源，由依靠禄米而转变为依靠手工业劳动收入时，意味着阶级地位的转换。下级武士能否得到禄米，这并不是一件小事。日本的下级武士和欧洲的骑士不同，后者有封地，他们和封建领主制是共命运的。而日本下级武士大部分不掌握土地，只有禄米把他们和领主制联在一起。这是日本封建统治者内部依附关系的特征。它使下级武士和领主制的关系比较脆弱。封建末期，货币经济发达，禄米不敷生活，生活失去保证，主从关系便难以维持。事实上，幕末出现大批下级武士从统治阶级中游离出来的现象。他们大部分成了小生产者，少数人成为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由职业者或无业浪人。
由于下级武士生活条件、阶级地位的变化，他们的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当时一些有头脑的人都看得很清楚。如福泽谕吉在描述了中津藩下级武士从事手工业劳动之后评论道：“其状如此，实非纯然之士族，或称职人（手工业者）可也。以忙于生计，子弟之教无暇顾及。下等士族颇乏文学等高尚之教，自贱而有商工之风。”[178]武阳隐士也指责下级武士“养成町人、职人心胸，不知义礼耻辱”[179]。这不正是说明他们的思想意识已与商人和手工业者如出一辙了吗？他们中的很多人终至“恨主如仇”，认识到幕藩体制无可迷恋，寄希望于新的出路。如果说英国的新贵族是因为采取了新的剥削方式而能够和资产阶级联盟，那么日本的下级武士却是由于采取了新的谋生手段而能够参加资产阶级革命。归根结底，都是因为他们在革命之前已经发生了阶级地位广泛深刻的变化。
下级武士能够参加乃至领导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还因为他们有一支在当时的日本来说是最进步的知识分子队伍。与轻视文化的欧洲骑士不同，日本武士（士）从来就是一个垄断文化的阶层。在下级武士中，出现了不少优秀的儒学者、国学者、兰学者和洋学者。尤其是兰学者和洋学者，通晓西方语文，掌握了输入日本的西方各种知识。他们中的一些人往往设塾授徒（如绪方洪庵开办“适适斋”，学生多至3000人。又如师事兰学家佐久间象山的吉田松阴开设“松下村塾”，以新知识教授学生），在幕末的日本培养出一大批向往资本主义的进步知识分子。明治维新中，这批下级武士出身的知识分子，有的成为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财政家、军事家、外交家，有的成为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有的成为工业家、企业家，像伊藤博文自许的那样，作了明治国家的“庙堂栋梁材”。
西欧国家资产阶级革命前，大都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这样的思想准备阶段。在资本主义因素十分微弱、市民阶级没有形成的东方国家，则没有出现过鲜明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思想运动。在这些国家中，先进阶级革命领导权的形成，一般表现为由进步知识分子接受国外传来的革命思想，初步完成向先进阶级世界观的转变，从而和本国的革命运动相结合，并指导革命运动不断前进。日本的下级武士正是幕末日本社会中能提供这种进步知识分子的唯一阶层。
当然，也不能把下级武士中的进步知识分子理想化，过高估计他们的思想和政治水平。如前所述，他们中的一些人，一开始只不过是朦胧地向往资本主义，在开国的冲击下，为寻找自己和日本民族的出路起而斗争，后来才在斗争中不断地提高了自己的觉悟。如，有些人起初是带着国学派的“经世致用”“公武一和”，儒家水户学的“大义名分”“华夷之辨”等思想参加幕政改革和尊王攘夷运动的。在运动的实践中，特别是经历了“安政大狱”（1859）、“八一八政变”（1863）、列强炮击下关和讨伐长州（1864）等教训后，认识到尊王攘夷政策的错误，毅然采取了讨幕开国的主张。这是讨幕派站到资产阶级立场来的最鲜明的表现。讨幕派是尊攘派武士转变策略后和豪农豪商结成的革命同盟。此后，在讨幕派的领导下，通过一年半的戊辰战争，推翻了德川封建领主政权，建立了地主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明治政权。所以，即使是进步的下级武士，也并非早已涤除了封建意识，换上资产阶级的崭新思想，然后再把事前拟定好的资本主义纲领一一付诸实施。这样的估计，或试图这样要求他们，都不能说是历史主义的态度。正因为如此，一直到1868年3月14日《五条誓文》发表，我们仍然读不到一份像样的称得起是资产阶级政纲的文件。但《五条誓文》毕竟出现了不同于德川政权的封建政策，传达了资产阶级的信息。如，“万机决于公论”“盛行经纶”“官武一途，以迄庶民各遂其志”“求知识于世界”，等等。下级武士出身的维新领导人，能够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把革命引向深化。在通过国内战争夺取政权之后，立即把移植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全面发展资本主义提上了议事日程。最突出的事例是1871年岩仓使节团的出访，当时国内形势不稳，暗杀政府要员及农民起义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主要领导人率领庞大使团，遍访欧美12国，历时1年零10个月，实在是日本历史上空前的外交壮举。岩仓使团的任务虽然是三个，[180]但它的重点却放到调查和研究资本主义各国的文物制度这一点上。使节团到达美国后，由伊藤博文起草，交岩仓具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共同研究确定的使节团工作要点，充分表现了维新领导人在废除封建领主制后，把日本迅速引向资本主义道路的迫切愿望。该文件称，“东洋诸国现行之政治风俗，不足以使我国尽善尽美。而欧美各国之政治、制度、风俗、教育、营生、守产，皆超绝东洋。由之，移此开明之风于我国，将使我国国民迅速进步至同等化域”[181]。这段文字明确地否定了东方各国当时的封建制度，而把欧美的资本主义制度视为“超绝东洋”的理想制度，准备尽快在日本建立起来。这种认识，这种决心都不是敌视资本主义制度的封建统治者所能达到的。如果不具有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这种作为是不可想象的。诚然，像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类人物，出身于武士阶级，势必具有不少封建意识，但主要的应看他们头脑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是什么政治观点。如果资产阶级思想不居支配地位，难道能够把日本引向资本主义道路吗？
另外，日本的下级武士能够领导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还因为它具有政治斗争经验和组织能力。日本的资产阶级不像英法资产阶级那样，有过参加国会或三级会议的政治斗争经历和相应的组织能力。而下级武士早在西南各藩的改革中已崭露头角，他们在尊王攘夷斗争阶段增长了才干和见识，逐渐摒弃了依靠少数人进行阴谋活动的斗争方式，开始组织藩际的活动。他们拥有一大批有勇气、有谋略、有能力的活动家和组织者。日本不成熟的资产阶级正是找到了这些向往资本主义的下级武士作为自己的政治代表，而自身则宁居幕后提供资金。事实证明，下级武士不但能在国内战争阶段组织胜利的军事进击，还能在战后逐步清除领主势力，全面实行资产阶级改革，发展资本主义。
以上我们根据史实证明，一部分下级武士从统治阶级中分化出来，参加并领导了资产阶级革命。这样的观点是否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呢？当然不是。明治维新的革命主力无疑是戊辰战争前后各地风起云涌参加起义暴动的广大农民、商人、手工业者，称为草莽浪士的豪农豪商，以及被新政府解散乃至镇压的长州奇兵队、长野的赤报队等人民武装。[182]但维新领导者则无疑是西南强藩下级武士为首的倒幕派。怎样理解这种现象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就指出，“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所以，正像过去贵族中有一部分人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到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183]。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段话，有如下三层应予特别注意的意思：（1）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产生了强烈而尖锐的瓦解过程，使得其中的一部分人有可能游离出来归附革命阶级。（2）在资产阶级与封建主阶级决战时，封建贵族中曾有一部分人转到资产阶级方面来。（3）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决战时，那些对历史的发展趋势已有所认识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比较容易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上述（1）和（2）可以直接回答，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能否转到革命方面来，以及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这种转变，（3）则可以启示我们，统治阶级中对历史发展趋势有所了解的知识分子比较容易发生这种转变。我们认为，领导维新讨幕的下级武士，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具有这种转变可能的知识分子。
由于下级武士阶级地位发生变化，其中进步的知识分子并具有政治斗争经验，所以能够充当日本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在资产阶级尚未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而又必须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情况下，下级武士之充任领导，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正是明治维新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特点。
3.资产阶级革命的彻底性问题
在确定某一革命的性质时，应以什么为主要根据呢？我们以为，首要的依据应是它所完成的是什么性质的任务，而不是看它由什么阶级领导。即使无产阶级领导，但完成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任务，也不能认为是社会主义革命。同样，即使下级武士领导，但完成的确乎是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任务，也不应看作是封建性质的改革。考察维新过程中“革命和改革”的阶级实质，有助于认识这次革命的性质。
维新运动大致可分为夺权和改革两个阶段。自1868年1月27日的“鸟羽伏见之战”起到1869年5月18日粉碎“虾夷共和国”止，在讨幕派领导下，进行了一年半的国内战争，夺取了中央政权。新政府在以革命手段夺取政权之后，便着手于一系列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
（1） “奉还版籍”和“废藩置县”。1869年7月，新政府使用谋略，使各藩“奉还版籍”，交出土地和人民。1871年7月，以武力为后盾，宣布“废藩置县”。不仅一举夺得地方政权，消灭了封建割据，形成中央集权的国家，而且在事实上废除了封建领主制，成为维新运动中一次深刻的革命性变革。
（2）改革封建身份制度。从1869年7月废“大名”“公卿”旧称起，到1873年发布《征兵令》止，通过一系列法令，剥夺了武士阶级的特权，“非人”“秽多”等贱民，也获得平民称号，虽然是有保留地，但基本上废除了封建身份等级制，形式上实现了“四民平等”。
（3）废止封建俸禄。武士阶级的俸禄支付在几经改革之后，于1876年8月最后改为公债，一次处理完毕。迫使武士阶级部分地蜕变为新的剥削阶级分子（资本家、寄生地主、剪息票者等），大部分则沦为被剥削阶级。武士作为封建统治阶级被最后消灭，正是维新后历次士族叛乱的历史根源。
（4）改革土地制度。1873年正式着手进行地税改革。通过改革，在法律上废除了领主土地所有制，承认了新地主和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同时，改封建贡赋为货币地税，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农民可自由耕种和脱离土地，因而大体上确立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近代土地所有制。但地税征率之高，不下于封建时代租赋，牺牲农民，却成为明治政府初期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
（5）改革教育。为培养资产阶级所需要的政治家、科技人才、产业工人和军人，新政府取消了以儒学为中心的封建教育，建立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并努力在全民范围内普及教育。不惜以超过太政大臣月薪的高工资，聘请外籍专家。在“文明开化”的口号下，积极吸收西方的法律、政治、经济制度及科技、艺术等知识。
（6）殖产兴业。在清算封建制度的同时，积极地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政府通过官营示范，或提供贷款，引导私人兴办工业。政府还把大批国有企业廉价处理给资本家，免征工商业税，促使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温室般地助长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
（7）修改不平等条约。在国力不断增强的情况下，坚持进行修改条约交涉。使英法于1876年撤出横滨驻军，自1894年起，逐步取消了外国在日本的治外法权，恢复了关税自主权等，由此实现了民族独立。
（8）制定宪法和召开国会。在人民斗争的推动和压力下，1889年颁布了帝国宪法，1890年召开第一届帝国议会，虽然人民还享受不到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但毕竟确立了有着君主立宪形式的资产阶级国家体制，使统治者在施政时，不得不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比之于“朕即国家”的绝对专制，应该算是一个进步。
总之，通过明治维新的革命和改革，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使日本由封建国家变成资本主义国家。
由此可见，明治维新显然不是一种封建性的改良运动，但即使是资产阶级革命论者，不少人仍坚持明治革命是不彻底的或未完成的。原因是维新后保留了大量的封建因素。
我们认为，明治维新虽然基本上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但改良的色彩终不可尽免。正如列宁所说，改良是革命斗争的副产品。[184]改良正是造成封建因素保留较多，使资本主义带有一定程度的军事性和野蛮性的原因，这种情况也并非明治维新所独有。和无产阶级革命相反，资产阶级革命只是以新的剥削制度代替旧的封建制度，夺取政权，就是革命的结束。按照资产阶级的本性，绝不可能有“纯粹”的消灭一切旧制度的革命。历史上几次主要的资产阶级革命，除法国革命较为彻底以外，都只能部分地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如在英国革命中， 1642年2月取消了骑士领地制，废除了贵族对国王的一切封建义务，使贵族领主对于自己的土地取得了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权，但地主压迫农民的封建制度却原封未动。无论是长老派、独立派，甚至平等派，谁也不主张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自耕农成为地主贵族的牺牲品。最后，英国革命以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妥协告终。所以有人认为，在这种意义上，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未完成的。[185]再就美国独立战争而言，通过战争取得了美国的独立，同时也扫除了北美殖民地的封建因素（如长子继承制、代役税等），但奴隶制度却在南方发展起来。虽然奴隶制种植经济也有为资本主义工业服务的一面，但作为一种落后制度，它起着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反动作用。独立战争80多年以后，美国不得不进行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南北战争。按照马克思的话说，这是两种社会制度——奴隶制度和雇佣劳动制度的斗争。南北战争消灭了奴隶制度，并在资产阶级民主的基础上解决了土地问题，从而为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开辟了更广阔的道路。就是比较彻底的法国革命，也并未能一举扫除全部封建势力。因此，列宁精辟地指出：“一切先进国家在125年以至更早以前（英国在1649年）进行它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留下了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并没打扫干净的‘奥吉亚斯的牛圈’。”[186]他更深刻地揭示出这一现象的根源说：“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是依靠旧制度的某些残余，例如君主制度、常备军等来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是资产阶级革命不过分坚决地扫除旧制度的一切残余，而留下其中的某一些，就是说，要这个革命不十分彻底，不进行到底，不坚决无情。”[187]这充分说明，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不能彻底地完成革命的全部任务，或多或少地保留旧制度的残余几乎成为一种规律性的现象。
因之，列宁在谈到怎样理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成”时，还进一步指出，“一般说来，这个词可以有两种理解。如果把它用在广义上，那就是指资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历史任务的解决，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也就是能够产生资产阶级革命的这个基础本身的消灭，资产阶级革命的整个周期的完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例如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1871年才算完成（它是在1789年开始的）。如果把这个词用在狭义上，那就是指单个的革命，指几次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一次革命，或者说几个‘浪潮’中的一个‘浪潮’，它冲击旧制度，但不能把它冲垮，不能消除产生以后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德国1848年的革命，是在1850年或是在50年代‘完成的’，但60年代革命高涨的基础丝毫没有因此而消失。法国1789年的革命，可以说是1794年‘完成的’，但1830年、1848年革命的基础丝毫没有因此而消失”[188]。列宁这段话十分精辟地说明，应从两种意义上去理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成”。广义的“完成”是指整个资产阶级革命的全部历史任务的完成，也就是说，今后再也不可能产生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了，只要有革命发生，必然是无产阶级革命。按照列宁这一思想，日本资产阶级革命整个周期的完成，无疑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主改革完成之时。从此之后，日本不可能再产生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了。狭义的“完成”，是指整个周期中单个革命事件的结束，它不能把旧制度完全冲垮，因之革命后还会产生资产阶级革命。在这个意义上，对旧制度第一次冲击的完成应在1889年帝国宪法公布和1890年帝国议会召开之时，它标志着明治维新这次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束。
根据列宁上述论断，我们认为在明治维新研究中似应考虑如下两点：（1）明治维新作为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不可能把旧制度全部冲垮，只要它完成了诸如夺取政权、废除领主制、形成近代民族国家、保护并发展资本主义、挽救了民族危机这样一些重要的资产阶级革命任务，就有资格称作资产阶级革命。（2）资产阶级革命任务的完成，既然从广义上说，“是指能够产生资产阶级革命的这个基础本身的消灭”，因而任何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包括法国大革命在内）只能是整个革命的一个段落。所以，像苏联史学家那样，单单挑出明治维新说它是“未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不仅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反会导致概念的混乱。至于从狭义上说，明治维新作为一次对旧制度的革命冲击，就更谈不上是什么“未完成”的了。
主张明治维新是封建改良，乃至主张它是一次“不彻底”的或“未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论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理由，即维新后日本保留了地主制和天皇制。这里，我们就分析一下明治维新后的地主制和国家形态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关于地主制。幕末日本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封建制度就是领主制。地主制不仅不是与领主制与生俱来的旧事物，反而是作为瓦解领主制的因素而出现的新事物。地主要求自己的土地所有权得到确认，要求独占农民的剩余劳动，反对领主加给他们的年贡负担，因而反对幕藩体制，反对封建领主制度。如前所述，地主往往又是商人和工场手工业资本家，他们和下级武士联盟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能指望他们在革命胜利后实行自我剥削，以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即使地主不是革命阵营中的重要力量，那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如在法国大革命中）也是不会消灭地主制的。[189]这是因为，新地主的土地所有和领主的土地领有不同，即它不是凭借封建权力的领有。在法国革命中， 1792年6月10—11日通过的《分配公有土地法令》曾明文规定，不是依靠封建权力的和平占有的土地不在分配之列。[190]否定不是凭借封建权力的地主所有，必然会导致否定一般土地私有权；而主张私有权神圣不可侵犯的资产阶级是不会这么做的。
总之，消灭地主制的土地政策，在消灭领主制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是无论如何也提不出来的。尤其在后进国，资本主义的物质前提极端缺乏、资产阶级政权更须凭借地主土地所有制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因而，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民主主义革命，或在资产阶级领导下，旨在反对封建残余的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和改革，才有可能消灭地主制。第二次大战后，美国占领军在日本实行的农地改革，就属于后者这一类型。
如上所述，美国在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独立战争进行中，扫除了北美社会中的封建因素，但在战后，奴隶制却大泛滥。作为一种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反动制度，奴隶制和封建制所起的作用并没有很大差别。但是谁也不会根据奴隶制在革命后发展的事实，去否定独立战争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因而，明治维新后地主制发展的事实，也不足以成为否定明治维新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依据。
关于国家的政权形态。根据欧洲历史的经验，资产阶级革命后，一般确立起立宪政体。于是，有的学者便以此为标准，用以反证明治维新不是资产阶级革命。他们根据维新政权具有天皇专制的特点，指出它是一个封建专制主义即“绝对主义”（Absolutism）的政权。但正如马克思所说，即使在资产阶级革命后的法国，为了消灭地方割据，巩固中央集权，也“不得不继续发展君主专制制度已经开始的工作。即使国家政权更集中更有组织，……增加它的机构、它的独立性和它控制现实社会的超自然威势……”[191]因而，具有专制的外形，不一定就有“绝对主义”的实质，不能把政体和国体混为一谈。历史上很多同一国体的国家，并未采取同样的政体。认定只有立宪政体才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似乎缺乏根据。
不可否认，明治维新后建立起来的明治政权，在外貌上近似英、法革命前的绝对主义王权，但它毕竟不具有封建领主政权的阶级实质。英、法的绝对主义君主是整个封建领主阶级的总代表，在资产阶级革命到来时，所有的封建领主都是集合在国王的旗帜下与革命对垒的。而明治政权却是在打倒封建领主政权——德川幕府之后才得以建立的。所以不应把一个本质上是领主阶级的政权和一个反对领主阶级的政权强塞到一个概念中去。那么，明治政权是不是和普鲁士的绝对主义王权相同呢？二者不是都具有自上而下发展资本主义的机能吗？我们认为，两国的情况也是根本不同的。如前所述，明治政权是通过国内战争打倒领主政权之后建立的，它是政权从一个阶级（领主阶级）之手转入另一个阶级（下级武士所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之手的结果。而普鲁士的绝对主义王权却是一个未经革命改造的封建政权，它只不过是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逐步修改自己的面貌而已。两者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另外，当我们在观察东方社会的现象时，不可忘记它具有不同于西方的发展特点和历史文化传统，不应用西方标准来衡量东方。如议会和民主的传统，在西方比较发达，古代的希腊和罗马就有共和制度，封建社会中也有诸如英国国会和法国三级会议之类。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比较易于确立。而长期处于君主专制下的东方，即使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也不能不借用“尊王斥霸”“王政复古”“大政奉还”等“托古改制”的旧形式。革命后，也不可能马上采用一个为人们所生疏的政体。这里有一个模仿、移植和习惯的过程。何况当时日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来完成除旧布新的任务。所以我们认为，以是否建立立宪政体为标准来判定是否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至少是不准确的。
也有一些学者，看到明治维新后掌权的并非资产阶级而是下级武士，看到初期议会中的代表不少是贵族，便认定它是一个封建藩阀专制的政府，因而明治维新没有实现政权的转移，也就不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这种用直接掌权者是否全属资产阶级来判定政权性质的观点也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并非日本如此，在大部分国家中，资产阶级在革命后都不能全部独自掌权。恩格斯根据对英、法政治史的研究，曾对此做过明确的论述，他说，“看来这似乎是历史发展的规律：资产阶级在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至少是不能长期地——像中世纪的封建贵族那样独自掌握政权。即使在封建制度已经完全消灭了的法国，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也只是在很短的时期内完全掌握了政权”。“在英国，资产阶级从来没有掌握过全权。甚至1832年的胜利，也还是让土地贵族几乎独占了政府所有的高级职位。富裕的中等阶级对此表示了温顺的态度。”[192]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把这种资产阶级在革命后不能独自掌权的现象看作“似乎是历史的规律”。既然英法资产阶级都不能独自掌握政权，日本的资产阶级何以能跳出这种“历史的规律”呢？问题不在于由谁来掌权，而在于掌权者在按照哪个阶级的意志行事。比如说，下级武士出身的国家领导人，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的旗帜下，把国库的金钱冠冕堂皇地交给新兴资本家、资产阶级化的武士、豪农及技术官僚们去发展资本主义，岂不比资本家本身直接掌权更有利于资产阶级及其国家吗？
综上所述，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不可能把封建因素完全打扫干净，因而“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是极其罕见的。明治维新由于幕末革命形势的出现，通过国内战争，推翻了封建领主制度，实现了政权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之间的转移，并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从而具备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特征和社会经济内容，所以即使保留了较多的封建因素，也不足否定它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同时，正是由于大多数资产阶级革命都不彻底的历史事实，我们认为，明治维新完全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如果为了说明它的特点以区别于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那么称它为“后进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可能更妥切一些，因为明治维新之有异于西方先进国家的革命，几乎全部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后进性所造成的。
三 日本的殖民侵略与朝鲜的义兵运动
朝鲜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约20年间连续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反日义兵运动，这是朝鲜人民群众有组织的反日武装起义，它给予占领朝鲜的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在1894年甲午农民战争后直至1919年“三一运动”爆发前这一时期里，义兵运动无疑是朝鲜民族解放斗争的主流。义兵运动常被理解为只是1907年日本解散朝鲜军队的结果。有些作者更误认义兵就是被解散的朝鲜“失业军人”[193]，这显然是对义兵运动的歪曲。从历史上看，“义兵”乃是朝鲜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武装斗争的独特形式，具有悠久的光荣传统。远自三国时代（公元1世纪前后到7世纪中叶），朝鲜人民为反对侵略，就有义兵的兴起。[194]993年至1019年契丹入侵，高丽王朝请和时，以郭州为首的高丽人民“各地蜂起”，击败契丹军。13世纪初蒙古入侵，开京的奴婢和农民在李通等指挥下组织义兵，奋起抗战，这些都是有名的事实。[195]
1592—1598年丰臣秀吉发动的侵朝战争中，各道人民组织义兵，奋勇杀敌，人数远超过官军。最有名的，有全罗道金千镒，庆尚道郭再祐，忠清道赵宪和僧将云吉，咸镜道郑文孚以及妙香山僧将休静（西山大师）等领导的义兵部队。他们当国王（宣祖李昖）逃到鸭绿江边，官军无力抵抗时，在敌后展开激烈的战斗，以后配合官军作战，为中朝联军奠定了胜利的基础。1627—1637年后金（以后的清朝）入侵，平安、黄海、江原、全罗、庆尚等道义兵部队又“蜂起”抵抗，李朝降清后才被镇压下去。[196]
近代史上1895—1915年朝鲜人民为反对日本侵略者而展开的义兵运动可以分为前期（1895—1903）和后期（1905—1915）两个阶段。这一时期的义兵运动不论在规模上和时间上都超过了以前的斗争，它继承了朝鲜人民爱国义兵运动的光荣传统，紧接着甲午农民战争的浪潮，但完全抛弃了东学党的宗教外衣，迎击全副近代化武装的日军，惩罚了日本殖民主义者和它的走狗封建地主官僚们，为十月革命后朝鲜民族解放斗争留下了宝贵的教训。
本节专就这一近代史上的义兵运动进行初步的分析。
1.运动前期的朝鲜情势
19世纪末是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转变时期，就在这一时期，帝国主义强盗在远东为争取殖民地而展开剧烈的斗争，“朝鲜曾是这种关系的牺牲之一”。[197]
1875年新起的日本资本主义接着美国之后侵略朝鲜，第二年就迫使朝鲜缔结《江华条约》而“开国”。日本势力侵入朝鲜后，积极扶植闵妃派的亲日政权，加紧掠夺朝鲜人民，并改组朝鲜军队，因而引起1882年7月的首尔军人暴动（“壬午军变”），杀死日本教官和亲日派大臣，清朝乘机恢复了在朝鲜的势力。就在这时，列强开始在朝鲜进行了激烈的竞争，美、英、德、俄、意、法、奥等国，都逼迫朝鲜订立了不平等条约，英美两国更处心积虑地攫取朝鲜的权利，美国一面通过办理工矿交通电讯等事业，掠夺朝鲜，同时在外交上鼓励日本侵略朝鲜和中国，以便驱逐清朝在朝鲜的势力后，把朝鲜据为己有。英国则于1885年4月占领了朝鲜的巨文群岛，两年后才由于列强的不满而退还朝鲜，改从经济方面扩张。日本在军人暴动后，积极对朝鲜进行经济掠夺。日本资本主义这时虽还以买卖欧美商品为主，没有脱离商业资本的活动，但由于它要完成资本积累的任务，对朝鲜的掠夺带有特别凶狠的性质。到19世纪90年代，日本资本家在政府扶植下已控制了朝鲜的大部分对外贸易和海运事业，同时大量攫取朝鲜的粮食和黄金，朝鲜输出的大米，几乎全部供给了日本。
朝鲜在资本主义各国的侵略下，政治和经济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外国商品的涌入，加速破坏了自给自足的农民经济，破坏了手工业。朝鲜的统治阶级面对列强的武力束手无策，为了挽救崩溃的封建体制和自己的权位，便加紧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投靠外国，结成所谓亲日、事大（亲清）、亲美、亲英、亲俄等派，甘心作列强侵朝的工具，朝鲜社会内部的矛盾日益复杂而尖锐化。就在此时，日本通过一系列的事变和条约，扩大了侵略朝鲜的范围，朝鲜人民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压迫下， 1894年终于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甲午农民战争。这一战争虽因朝鲜统治阶级勾结日军镇压而失败，但它在唤起朝鲜人民革命的自觉上，起了重大的作用。
日本在镇压甲午农民战争中巩固了自己在朝鲜的地位后，立刻进行对中国的掠夺。1894年7月在英美的支持下一手发动了甲午中日战争，结果不仅完全把清朝势力从朝鲜排除出去，并且扩大侵略范围到中国东北，由此引起帝俄的不满和两国间的冲突。帝俄在三国干涉还辽成功后扩大在朝鲜的势力，1895年7月在一次宫廷政变中驱逐了亲日分子，树立了亲俄派的政权。日本当然不甘心，10月8日在日本公使三浦梧楼策划下，亲日派、日本驻军及浪人冲进王宫杀死闵妃和亲俄的大臣，胁迫国王任命亲日派组织了政府，国王成为日本人的俘虏。日本这一血腥屠杀的侵略行为得到美国国务院一手支持，[198]但在朝鲜，立刻激起了广大人民的英勇斗争。
2.1895—1903年的义兵运动
日本杀害闵妃的“乙未事件”消息传出后，当时散在各地继续活动的甲午农民战争的小队伍都和当地人民一道与日本侵略军作游击战，展开了朝鲜近代史上轰轰烈烈的义兵运动。
义兵的初期领导者中，有些是开明的封建儒生。他们愤恨资本主义列强对朝鲜的侵略，不满统治阶级的腐败和无能，发出“报王后之仇”“灭倭讨敌”的檄文，企图挽救垂危的封建王朝。著名的爱国儒生柳麟锡在李朝政府签订江华条约时，就表示坚决反对。他在家乡江原道春川教育青年子弟，灌输爱国思想。1895年11月，门生李春永、安承禹在江原道原州领导义兵起义，袭击丹阳、堤川等地，推举柳麟锡为总指挥官，发出檄文，号召人民“爱国家、崇历史，保卫祖国，收复疆土”。忠清道方面李麟荣义兵队的活动，也引起李康年、李范稷等义兵队的响应，日军围攻忠州城，遭到义兵的猛烈打击。各地人民纷纷参加义兵。[199]
就在义兵的鼓舞下，有爱国心的两班于11月28日发动了推翻亲日内阁的暴动，当晚有一千人包括被解散了的闵妃卫队围攻王宫，他们还企图解救国王，大批人民涌向宫廷帮助围攻者，但日本使馆事先得到美国传教士的告密，就加紧了对朝鲜爱国者的镇压。[200]
1895年末，各地的义兵都起来了。江原道春川儒生李昭应领导的义兵队袭击春川的衙门，杀掉观察使曹寅和其他的贪官污吏。
京畿道砥平儒生金伯善组织了300多人的义兵队占领元州，切断并破坏了首尔、釜山间的交通和通信设备，袭击各地官衙，驱逐并杀死与日本勾结的官吏。日军的“讨伐”不但没有丝毫效果，义兵的力量反而强大起来。[201]
根据不完全的材料，这一时期义兵主要活动的地区如下表（括弧内为义兵队的首长名）：
义兵从100多人到600人组成一队，以大白山等山区作根据地，日夜神出鬼没地袭击日军，夺取他们的辎重和武器。由于义兵的锋芒不仅指向日军及其帮凶，而且也指向封建主，因而引起朝廷、官员和地主的普遍恐惧。如李朝开城参书官李范德的报告中便提道：“春川义兵煽惑良民，并在关东各地募炮军，掀起大骚扰，近日在铁原设义兵所，伊川等地募炮军，攻涟川，胁朔宁、元山等地，势如风前大火。”这说明统治阶级对义兵斗争的惊慌。
为了表示进行“改革”，1895年底日本嗾使朝鲜内阁颁布《断发令》，朝鲜儒生认为这是强迫他们日本化的第一步，因而引起了更大的愤慨。不少人参加了义兵，但他们多数人只是为了复兴李朝的统治，和广大义兵群众为驱逐日本侵略者推翻卖国统治阶级的愿望是有距离的。
1896年1月，柳麟锡领导的义兵已发展到前、后、中三个军，占领忠州，杀死观察使金奎轼，接着又占领丹阳、清风、平昌等地，杀死各地的倭郡守和倭观察使达数十人。据日方的记载，朝鲜政府派大员到江原道“宣谕”人民，也毫无效果，义兵更打到京畿附近来了。事情严重到首尔亲卫队的一大半都被调出进行“讨伐”。[202]
就在义兵运动蓬勃发展的1896年2月11日，亲俄派李范晋等把国王高宗父子迁移到首尔俄国公使馆，依靠俄国的势力解散亲日的金弘集内阁，指派闵妃集团的亲俄官僚组织新阁，并废除了亲日派内阁实施的许多法令政策。消息传出，首尔人民再一次爆发了起义，杀死了亲日派总理金弘集和大臣郑秉夏、鱼允中和日本人30多名。[203]日本在朝鲜的统治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根据帝俄的材料，1896年整个上半年义兵运动席卷了朝鲜全国，义兵占领城市的居民都参加了起义。全州和罗州附近，成为南部起义的两个中心。潭阳城被占领后，警察署长因重利盘剥人民而被杀死。义兵表示要“痛击日本人，保护国王”。各地交通电讯全被破坏，平壤、元山、木浦的日本人都逃到仁川回国，日本的渔民不得不停止捕鱼。[204]
此后义兵运动逐渐低落下去，有些部队自动解散。但就在此时，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乘日俄矛盾尖锐化的机会，大肆争夺朝鲜的权利，李朝统治集团进一步出卖国家利益，仅在1896年中，美国资本家摩斯获得京仁铁路敷设权和云山金矿开采权；法国获得京义铁路敷设权；俄国获得钟城矿山及鸭绿江流域木材的开采权。[205]朝鲜人民在这种危机下，继续发动了斗争，他们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口号，如“禁止外国人采矿”“不许给外国人敷设铁路和其他特权”“禁止外国商人出入”等。义兵重新组织成10余人一队的小队伍，他们发出“改革弊政”的宣言，袭击衙门，惩罚贪官污吏，打开仓库分配粮食。有的义兵队袭击土豪地主，将财富分配给农民。这样的斗争队伍称为“活贫党”，统治者诬蔑他们为“妖贼”。“活贫党”的斗争带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色彩，1898年在朝鲜南部各地发生，1900年忠清南北两道“活贫党”的斗争更为猛烈。这一斗争一直继续到1903年，它为以后的义兵运动打好了基础。[206]
3.运动后期的朝鲜情势
日俄在朝鲜的斗争通过1896—1898年三次日俄协商，造成两国在朝鲜短时期的均势。20世纪初远东的国际形势有了新的转化，日本在中日战争后已成为亚洲的强国，美英两国都开始支持日本反对帝俄，以换取日本对它们在远东和中亚方面的强盗行动的支持。1902年英日同盟成立，日本更有恃无恐。1904年在美英两国的全面支持下，终于发动了日俄战争。战争结果，日本获得了朝鲜的独占权和在中国东北的权利。还在发动日俄战争之初的1904年2月，日本就威逼朝鲜签订《日韩议定书》，朝鲜被迫与日军合作。同年8月，缔结第一日韩协约，日本掌握了朝鲜的财政及外交权。日俄战争结束前，美国总统西阿道尔·罗斯福于1905年7月命陆军部长威廉·塔虎脱带着战后分赃计划到日本，和日首相桂太郎签订秘密协定（会谈记录），美国同意朝鲜为日本保护国，日本则承认菲律宾为美国殖民地。[207]1905年8月，日英缔结第二次同盟，英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保护权。11月，日本便强迫朝鲜政府签订第二日韩协约（即《乙巳保护条约》），规定朝鲜外交由日本外务省监理指挥，日本在朝鲜设置统监府。1906年3月，日本政府任命伊藤博文为韩国统监。伊藤到朝鲜后，一手支持日本侵朝的美国首先撤回它的驻朝公使，换取了日本允许保障美国在朝鲜所掠夺到的权利。1907年5月，伊藤博文“推荐”朝奸李完用组成了卖国新内阁。于是朝鲜完全处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的血腥统治下。
韩国统监府的设置是日本帝国主义彻底并吞朝鲜准备阶段的开始。从此时直至1910年正式吞并，日本在朝鲜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方面的政策都朝向这一目标推进。
日本对朝鲜的经济侵略，经过19世纪后半期的活动，到20世纪初已筑下了一定的基础。从朝鲜的对外贸易额看，中日战争后，日本处于压倒的优势。1901年到日俄战争发生，4年间输出入都以日本占过半数，对日输出额更占80%以上。日本资本主义独占了朝鲜的原料；同时以廉价的工业品摧毁了朝鲜的手工业，并排挤掉从中国输入的欧美商品。朝鲜统治阶级对资本主义商品需要的激增，促成政府不断增税，加紧榨取农民，人民生活日益恶化。日俄战争后随着日本对朝鲜独占权的确立，更加速了这一过程。还在19世纪末，日本就已掌握了朝鲜的铁路、港湾、邮政、电讯事业，在“统监政治”下，朝鲜的交通邮电机关、矿山、森林、渔业甚至人参种植等全部为日本帝国主义所掠夺。日本从朝鲜开港后，便以第一银行作为经济侵占的据点，它承担对朝鲜政府的借款、管理关税，日俄战争后它更管理国库，事实上成为朝鲜的中央银行。1905年1月，由第一银行借款300万元，实施“韩国货币整理”，使朝鲜货币加入日本货币制度体系，以利于日本的商品流通与资本输出。朝鲜的民族资本极贫弱落后，直至20世纪，朝鲜还没有脱离封建经济。19世纪末曾出现若干由富商和高利贷资本经营的银行，但不久都被日本银行排挤倒闭。少数由亲日官僚地主创办的银行及企业，也都隶属日本金融资本，并且它们的利润都用于购买土地。这种隶属性和封建性，是朝鲜资产阶级的特点。1906年日本设立统监府后，一方面掌握朝鲜的经济命脉，同时则严格统制产业，朝鲜的民族资本更无法发展，统监府便用朝鲜人民血汗换来的关税作抵押，向日本兴业银行借款1000万元作为所谓各项事业的“起业资金”，供日籍官吏挥霍。[208]同时增设各种苛捐杂税，加紧勒索朝鲜人民。1908年更成立东洋拓殖公司，从日本招募大批移民来抢种朝鲜人民的土地。这种移民分布朝鲜各地，受统监府指挥，带有封建的屯田兵性质。朝鲜农民由于土地大批被掠夺，陷于破产的境地。
统监府将日本顾问配置在朝鲜政府各部，日本宪兵和宪兵辅助队员（朝鲜人）构成了严密的警备网，他们滥发“军令”，任意监禁和屠杀朝鲜的爱国人士。日本帝国主义还使用一切阴险卑劣的手段，分化朝鲜民族，企图绞杀反日运动，同时扶植地主买办阶级，通过日本早期组织的朝鲜卖国团体“一进会”等威胁利诱意志薄弱的朝鲜人充当它的走狗，加紧准备灭亡朝鲜的活动。
朝鲜人民在保护政治时期，展开了热烈的反日爱国运动，初期由官僚和知识分子组成的“独立协会”，曾标榜独立和改革，却寄托希望于美国的支持。他们发行《独立新闻》，暴露政府的腐败，但领导者在政府镇压时，很快就妥协了。日俄战争后，在1905年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各种爱国团体和文化启蒙团体纷纷成立，倡办报刊、学校，组织学会，出版书籍（如《大韩历史》《李舜臣传》《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史》等），宣传爱国和反封建的思想。由于当时朝鲜先进的阶级还没有形成，运动的领导者不得不是一些封建贵族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如周时经、朴殷植、张志渊等）。他们主张吸收世界先进文化，使国家富强，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日本统监府制定种种法令来摧残这些活动，一部分贵族和知识分子走上了个人恐怖的道路，组织秘密团体，袭击暗杀个别日本殖民者及其走狗。这种脱离群众斗争的孤立绝望的手段，只能转移人民的注意力，招致敌人更残酷的屠杀，不能解决革命的任何问题。
与此同时，朝鲜人民继续展开了轰轰烈烈的义兵武装斗争。
4.1905—1915年的义兵运动
1905年朝鲜政府被迫签订卖国的《乙巳保护条约》后，朝鲜人民立即展开了全民性的反抗斗争。城市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在善山、安东、泰仁、南海等地纷纷发生农民暴动，一部分封建官吏也弃职抗议卖国条约，提出“废除保护条约”“驱逐倭敌”“恢复国权”“处分卖国贼”等口号。
反日义兵斗争重新活跃起来，闵宗植在忠清道鸿山组织义兵，向各地活动。1906年6月占领舒川、洪州等城，一再打退围攻洪州的日军。
在全罗道，崔益铉、林炳赞于1905年组织义兵，1906年6月占领淳昌和谭阳两城，以后继续占领了泰仁、谷城，扩大了义兵的势力。
1895年领导义兵的李麟荣、李康年等也在江原道再次组织义兵进行武装斗争。
平民出身的申乭石（石或作锡）领导的义兵在庆尚道的平海、宁海、青松、义城、英阳等地广泛开展游击斗争。这支队伍勇敢善战，甚至进军到北部的蔚珍、三陟，采取神出鬼没的战术，包围和消灭敌人。
和前期一样，义兵不仅反对日本侵略者，并且与各地的贪官污吏作无情的斗争。1906年上半年义兵活动的主要地区是京畿、忠清、全罗、庆尚、江原等5道40余郡，到同年10月至1907年6月，扩大到黄海道，达到6道58个郡。这时领导义兵的已不仅是儒生，还有平民出身的人，义兵运动的人民性、持久性也比以前加强了。
1907年6月朝鲜国王李熙（高宗）秘密派遣使节三人到荷兰出席海牙第二次国际和平会议，企图否认《乙巳保护条约》，要求各国援助，结果失败。这一事件对日本自然是一个并吞朝鲜的最好借口，伊藤博文当即表示要对朝鲜宣战，同时嗾使李完用卖国内阁威逼李熙退位。李熙坚决反对，日本政府派外务大臣林董到朝鲜施加压力，朝奸李完用、宋秉畯等再加威吓，李熙终于7月18日被迫让位给太子李拓。消息传出后，京城广大人民极度愤慨，立即实行罢市、示威，群众高呼“杀死内阁卖国贼！”“肃清日本帝国主义！”“捣毁一进会的机关报国民新闻社”。爱国者激昂慷慨地在街头演说，号召群众参加斗争。19日李熙让位的诏书发表，全城秩序更乱，游行队伍袭击西门外日本警察所，与日警血战。一部分朝鲜军队（侍卫队）冲出兵营和日军开火，当晚王城附近的侍卫队进入官内，准备在20日举行让位式时，将各卖国大臣全部杀尽，因计划暴露被镇压。但当天群众袭击卖国贼李完用的住宅，并将它烧毁。暴动迅速蔓延各地，龙山、公州、晋州、安城、大邱、釜山等城市都发生了反日运动，仅京城一地的斗争，就坚持了7天。李完用勾结日军，进行疯狂的镇压，日军占领了各地的火药库，冲入朝鲜兵营搜缴弹药，企图制止军队的暴动。
7月24日，李完用在伊藤博文指使下签订了《日韩新协约》（又称《丁未亡国条约》）七条，规定朝鲜的行政权和司法权全部由日本统监掌握，朝鲜高级官吏的任免和外国人的聘用都须经日本统监批准，朝政府须任命日本统监所推荐的日本人为朝鲜官吏。从此政府各部次官都由日本人担任，全国各级机关都任命了大量的日本官吏，判任官以上达3000名。根据这一条约，日本帝国主义完全掌握了朝鲜的政权，同时加紧了对朝鲜人民的恐怖统治，毁灭了朝鲜的固有文化和民族意识。不久更逐步掌握了朝鲜的司法权及警察权，大举屠杀朝鲜爱国人民。正如列宁所说，“在那里把沙皇政府的一切办法、一切最新技术，同纯粹亚细亚式的刑法和空前的残暴行为结合起来了”[209]。
日本帝国主义者对朝鲜军民的反抗运动，早就企图彻底镇压。当朝鲜政府被迫签订《日韩新协约》时，伊藤博文为消灭朝鲜人民的武装力量，首先策划了解散朝鲜军队的阴谋。在订约同时，和李完用秘密换文，约定在朝鲜实施新设法院，“改正”监狱制度，整理军备及任用日人为朝鲜官吏等一系列镇压朝鲜人民的措施。[210]其中“整理军备”一项就是解散朝鲜的军队。
朝鲜军队在日俄战争后，由于日本一再逼令实行“减兵策”，原有的军队（训练队）都已裁撤，剩下的已不到1万人。根据日本官方的材料，解散前的朝鲜军队配备地区及人数如下：
侍卫步兵联队2个，驻京城，即中央禁军。每联队约1800人，共计3600人。此外骑、炮、工、辎等兵种约400人。
镇卫步兵大队8个，驻全国8个道，即地方军队，每大队约600人，共计4800人，各大队尚附有分遣队若干。[211]
日本对朝鲜仅有的这9000人左右的军队都不容保留，1907年7月31日夜日本统监伊藤博文和军司令官长谷川通过朝奸李完用、李秉武（军部大臣）发布诏敕，将朝鲜军队除护卫皇室的侍卫队一大队外全部解散。8月1日先在京城训练院举行侍卫队的解散仪式。这天清晨，日军部署完毕，各兵营的朝鲜军队2000人在日本教练官指挥下紧急集合，徒手前往训练院，李秉武读完解散的诏敕，日军立即上前将朝鲜兵士的肩章军帽脱下，士兵们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发觉这一阴谋，登时发出悲壮的呼声，有的伏地痛哭，有的脱去上衣，和日军搏斗。这时南大门内侍卫第一联队第一大队长朴星焕悲愤自杀，激起了全体官兵暴动。和它邻接的第二联队第一大队官兵也响应加入，坚决反对去训练院。1300多名军队和日军展开激烈的巷战，给敌人沉重的打击。其后日军不断增援，并从南大门城墙上用机关炮的密集炮火射击。战斗继续了四五天，杀死日军100多名。朝鲜军队在寡不敌众、弹尽援绝的情况下被血腥镇压，官兵战死者100余人，负伤者数百人，有500人被日军俘虏。[212]
日本帝国主义在解散京城的各部队后，紧接着从8月3日起解散各道的八个镇卫大队，到9月3日北青的镇卫第八大队被解散为止，原州、江华、忠州、堤川、骊州等地，都不断发生解散军人的暴动。
地方镇卫大队中最早被解散的水原镇卫队江华分遣队于8月3日就首先发难，反抗解散命令，袭击日宪兵驻在所，在激战后退入山中，参加了义兵部队。8月6日江原道原州镇卫队250人在解散命令到达前，就在正校闵肯镐指挥下暴动，夺取兵器库的武器，杀死日寇和朝奸，与当地起义人民合流，组成了坚强的义兵部队，转战邻近各地。[213]
朝鲜的义兵运动就这样由于各地“解散军人”暴动的合流而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义兵的武装斗争，不论在其组织和装备上都更壮大充实。随着日帝奴役和掠夺的加紧，朝鲜广大爱国人民加深对日寇和卖国贼的愤怒，纷纷投入民族解放斗争的洪流，各地起义军民组织成一二百名乃至五六百名的武装部队，到处袭击日本宪兵派出所和邮政代办所，破坏日本人的电讯设备，对日军和亲日分子展开激烈的游击战争。
义兵运动再次发展为全国的斗争，从时间和地域看，如果暴动开始的1907年八九月间，活动还限于三八线以南以车岭山脉为中心的京畿、江原、忠清三道的边区，逐渐沿京釜铁路向东南发展，那么斗争的高潮时期即10月至11月间，整个朝鲜南部乃至北部的平安、咸镜等道直至鸭绿江沿岸，义兵已到处蜂起。
这一年12月，义兵开始以京城北的扬州为根据地，建立统一的组织，推李麟荣为十三道义兵总大将，许
任军师长，各道由闵肯镐（关东）、李康年（湖西）、朴正斌（岭南）、权义熙（京畿、黄海）、方仁宽（关西）、郑凤俊（关北）等分任倡义大将，领导地方的义兵，准备一举攻下首尔，击破统监府，废除《乙巳保护条约》。同时派密使到京城向各国领事馆请求声援。许
率领义兵敢死队300人推进到首尔东大门外30里（朝鲜里）地点，正等待各路大军会合，敌人已事先探知，大举掩击。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义兵不得已撤退。[214]义兵认识到自己战争的正义性，因此作战都奋勇争先，充分发挥爱国主义的精神。以南汉山城（汉城南）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的朴周荣队，在受到敌人袭击后，坚决抵抗，全部与城共亡。该队的名将金庆达被捕后，痛斥劝降的敌人：“我为祖国组织义兵，没有消灭掉敌人已万分愤慨，岂能投降你们。”一直战斗到最后，中弹牺牲。
在邻接我国东北的咸镜道方面义兵以三水、甲山一带为中心，到1908年12月间，在洪范图领导下发展了广泛而顽强的游击战。洪范图是当地的贫农出身，当过猎人和矿工。这支部队与人民有密切的联系，他们白昼袭击甲山守备队和惠山警察署，给敌人以重大打击。他们又和平民出身的车道善、宋相凤、许瑾等人领导的义兵队联合，以机智而果敢的战斗，不断打败敌人的“讨伐队”。例如，一次在咸镜南道北青的厚峙岭迎击前来“讨伐”的敌军宫中部队，结果就将讨伐队全部歼灭，当时他们在义兵中获得了常胜部队的称号。
在咸镜道方面还有活动在永兴一带的卢熙泰、金国善、金明凤、玄学述等义兵队，活动在高原一带的尹东燮等8个义兵队。此外各地著名的义兵队，在黄海道有李镇龙、徐相烈、李仲协、高元直、蔡应彦、李殷赞、许德天、李石大领导的8个队。全罗道有奇参衍、全海山、沈南一、姜武景、黄重玉、崔益铉、奇宇万、金议官、李学七、曹京焕、崔士永等11个队。京畿道有金秀敏、李殷赞、许
、池允弘、延基禹、曹仁焕、王会钟、李凑默、河柏泰、江基东等10个队。平安道有柳麟锡、梁赫镇、金宽沫、蔡应彦、金汝锡等5个队。江原道有闵肯镐、孙在奎、朴汝成、李德法、池龙起、申昌铉等6个队。忠清道有李康年、李光烈、韩百源等3个队。庆尚道有申乭石、边鹤基、高光询、崔圣天、崔成执、金东植、柳明国等7个队。朝鲜240多个郡，几乎都有义兵活动，义兵运动达到高潮的1908年6月，全国义兵的首领就有241人。这一时期义兵的将领如李麟荣、许
、崔益铉等都是1895、1905年时期义兵的领导者，但是除了后期参加的洪范图、车道善、申乭石等少数人外，极大部分领导者是贵族“两班”（朝鲜的文武官吏）出身的，他们距离人民很远。各部队的地方性也很强，因此义兵的统一领导始终不易实现，从1907年12月进攻首尔失败的一例，也可以看出义兵领导上的弱点。
义兵运动的扩大与深入，逐渐威胁到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朝鲜的统治。义兵一见日寇就杀，到处破坏敌人的设施，亲日官僚和朝奸组织“一进会”的会员也常被杀掉，家产被没收。据估计，1907年9月到1908年8月的一年间，被义兵处死的一进会员达968名。义兵活动的地区，交通通信全被杜绝，一切行政陷于麻痹状态。如1907年10月26日的《皇城新闻》的记载说：“近日骚乱猖獗之地，悉成旷官[215]。税务、邮政、诉讼、教育等一切行政事务，难免停废，到处地方骚乱，不知胡底……中央政令不得通行于民地。（观察使、宣谕使等）层层催促郡守赴任，而事态之处理极为困难。”[216]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帝国主义者也不得不通过朝鲜卖国内阁，不断“下诏”劝民，禁止“妄动”，派宣谕使到各道对朝鲜军民施行怀柔政策，企图消灭人民的反日活动，迫使义兵“归顺”。[217]但所有这些手段，都不能动摇义兵的斗争意志。
5.日军的野蛮镇压和朝鲜人民的英勇斗争
日本在1907年8月解散朝鲜地方各道的镇卫队时，就派军队到京畿、江原、忠清三道，10月间除加强13道警察机构外，更由国内运来重兵在各道要地设置守备队进行“讨伐”义兵。日本帝国主义者“讨伐”的残忍毒辣是中国人民所熟悉的，他们的目标不仅对准义兵，而且对居民集中的地点进行有计划的“扫荡”，疯狂屠杀人民，强奸妇女，放火烧毁整村的房屋，抢走粮食。在日军的“三光政策”下，朝鲜人民遭受了史无前例的浩劫。据官方缩小了的材料，1908年一年中被屠杀的爱国者就有11 562名，仅忠清北道一道1907年8月到12月末5个月间被烧毁的房屋即达1078户，乡校45所。江原道洪川郡7个“面”（相当我国的区）被烧房屋352户。从当时的《皇城新闻》透露出来的消息，可以看到凡是日军“扫荡”过的地方，“无辜人民悉丧失家园，流浪无告，产业归于灰烬……秋收无望，寒期日迫，居处无着，妇孺啼饥号寒，不胜凄凉”。以后长期斗争的年代里，日寇对朝鲜人民的掠夺、屠杀、奸淫、凌辱，更无法统计了。[218]
日本的烧杀政策丝毫不能消灭朝鲜军民的斗志，相反的，增加了人民更深的仇恨，义兵运动愈来愈带上群众性，使日寇剿不胜剿。如全罗南道鹿岛256个居民留下老妇一人，全部参加了义兵部队。黄海道方面，袭击文化郡的义兵80多人，在战斗中又有矿工和铁路运输工人参加进来，汇合到200多人袭击了信川郡。广大人民热烈支持义兵，供应物资和人力的事例更多。[219]
在斗争中，日寇完全陷于孤立，人数少时甚至不敢走出铁路沿线以外。日本侵略者唯一的办法是：实行朝鲜人打朝鲜人的政策。1908年6月就招募4065名朝鲜人当日本宪兵补助员，同时收买和利用朝奸，打入义兵内部进行破坏。在日寇指使下，一进会会员在各地强迫人民组织“自卫团”，断绝人民与义兵的联系，用“拒绝加入的就是和义兵一党”的恐吓来威胁居民参加自卫团。朝奸替日军作间谍和翻译，到处进行迫害和掠夺人民，朝鲜人民用更广泛而顽强的游击战争回答了敌人。
义兵运动一直继续到朝鲜被并吞以后，据日本官方缩小的材料，从1907年到1911年即义兵运动最活跃的5年间，参加斗争的人数和斗争次数如下：
其中义兵战死者16711名，负伤者36770名。[220]这尽管是官方缩小了的数字，仍可以看出义兵规模的浩大，斗争的英勇和自我牺牲的精神。1910年8月，日本并吞了朝鲜，实行宪兵警察的“武断政治”。日军放弃以前的“大讨伐”的战术，采取在全国各地同时进行“小讨伐”各个击破的方法，对义兵进行了更残酷的扫荡。1911年后义兵部队由于武装的恶劣和组织上的原因，逐渐衰弱下去，深入山区活动。一部分义兵在中国东北的延边地区建立了反日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在国内和国外继续和日军作英勇的斗争，一直到1915年。这时义兵不仅进行武装斗争，并且向人民群众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进行反对日本经济掠夺的斗争。如1910—1911年，平安道宜川、博川、介川、成川、顺川、宁边等地人民，在义兵的领导下，袭击和烧毁当地的财务所、驻在所和邮局，展开反对缴税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义兵中的一部分以与中国东北交界的国境线和苏联沿海州为中心，进行独立军运动。独立军由小部队构成，进行分散性的斗争；在国外设立军官学校，培养军事干部，派遣一部分人员到国内袭击破坏日本宪警机构，杀掉一些殖民者和民族败类，扰乱日本帝国主义在朝鲜的统治秩序。[221]
6.义兵运动的性质和经验教训
朝鲜历史上的义兵运动是人民群众为反对外国侵略者和本国统治阶级创造出来的武装斗争形式。所以称“义兵”，也就是由人民组成的正义的军队。朝鲜的启蒙学者朴殷植曾用以下一段话指出义兵的特质：
“义兵者，民军也。国家有急，直以义起，不待朝令之征发而从军敌忾者也。吾族素敦忠义，自三国时代对于外患而义兵之树立最为卓著。在李朝宣祖时被倭寇之蹂躏者八年，而若儒林、若乡绅、若僧侣之属，皆奋起草野，毫无所藉于乘赋什伍之出，而徒以忠义激励乌合，决死敢战，前仆后继，迄于敌退乃已……则义兵者，吾国之国粹也。”[222]
这段话当然不能完全概括出义兵运动的性质，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义兵运动是人民群众自发自愿组织起来的正义的武装斗争，有别于官军。这种斗争形式的产生，是由于历史上朝鲜人民经常受国内外敌人的压迫侵略，统治阶级不是腐败无能抵抗不住外敌，便是不关心祖国人民的命运，听任甚至帮助敌人奴役本国人民。朝鲜人民在不断斗争中认识到武装自己力量的伟大，因而把义兵运动作为斗争的主要形式。远者不论，16世纪末日本侵略朝鲜战争初期，义兵就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当时义兵的战术、制度和官职名，如“倡义使”“义兵将”等一直为后世义兵部队所袭用。
义兵运动的参加者包括爱国的各阶层，16世纪末的义兵，从家奴到儒生都有，但基本群众是被压迫阶级的农民大众。近代史上的义兵的核心力量也是农民群众。
义兵运动的领导者初期多半是封建儒生或两班的官吏。近代义兵运动后期的领导者中，逐渐有平民出身的人出现，朝鲜军队被解散后，一些中下级军官在义兵斗争中起了领导作用。自然也有被压迫阶级出身的洪范图、车道善、申乭石、金秀敏等，但为数不多。
不论在16世纪或近代的义兵运动里都有官军出身的人参加，这些军人一当他站在人民和爱国的立场上参加义兵，与敌人斗争时，便不再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工具而成为人民的军队了。
近代义兵运动的性质是一个还在争论的问题，目前朝鲜史学界流行着两种看法：一种意见认为是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性质的，另一种意见认为属于旧形态的农民革命运动。
主张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性质的学者，从义兵运动的任务和革命的主观情况出发，认为当时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朝鲜社会，日本帝国主义同卖国的封建统治阶级相勾结，奴役朝鲜人民。因此义兵运动的历史任务就是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义兵运动的主力是农民，领导者中有平民出身的人物，他们要求建立的不是封建政权，而是近代化的国家，并且这时义兵运动还在爱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影响下有着反封建的爱国的资产阶级思想。
认为义兵运动是旧形态的农民革命运动的学者，从朝鲜当时的阶级状况和义兵运动的政治倾向着眼，认为20世纪初期的工人正在出现，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一个政治力量，义兵运动的领导者不是这两个阶级，而是一些封建儒生、军官、军士和平民，因此义兵运动既没有提出反封建的土地纲领，也不可能规定建立资产阶级专政或“民主”政权的斗争目标。他们认为义兵运动和爱国文化启蒙运动没有密切联系，它本身就缺乏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内容，与旧的农民革命运动具有一些共同的内容和特点。
确定近代义兵运动的性质，要求首先弄清当时朝鲜的社会性质。这在目前同样是争论中的问题。大体说来，义兵运动的发展即1895—1915年时期，正当朝鲜从半封建半殖民地向半封建殖民地社会转变。这时朝鲜资产阶级民族已以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形态而形成。[223]民族资产阶级被日本帝国主义一再摧残，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在双重剥削下濒于破产，封建统治阶级进一步同日本侵略者妥协，民族矛盾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摆在朝鲜人民面前的历史使命就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朝鲜，推翻卖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因此，朝鲜的革命带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性质，而当时最主要的任务乃是粉碎日本的侵略，消灭朝奸，争得国家独立自主。由于朝鲜社会经济落后，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还没有形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因此出现在朝鲜的反日爱国运动，领导权便不能不落到开明贵族和封建儒生的身上。
如上文所述，当时反日爱国运动包括文化启蒙运动、个人恐怖主义活动和义兵运动等等，后者乃是运动的主流。文化启蒙运动显然反映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它在微弱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中曾起了一定的作用。义兵运动就其性质看，无疑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运动虽然没有直接提出资产阶级革命的纲领，但义兵除反日外，还一贯打击亲日官吏、地主和高利贷者、一进会会员（多数是亲日派两班官僚和封建地主）等，因而由此大大加强了朝鲜人民的民族意识，进一步促进了当时的文化启蒙运动，[224]动摇了日本和朝鲜封建阶级的统治秩序，甚至迫使朝鲜国王颁发废除积欠税款的法令。[225]封建儒生参加义兵的目的虽与广大群众不同，但他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应该同卖国的封建统治阶级有所区别。还应指出，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实质上是封建势力的支持者，义兵打击的主要对象既然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也就打击了朝鲜的封建统治阶级，不能因个别儒生参加、领导了义兵就否定了义兵运动的反封建性质。同时，也不能因它的反封建性而把近代的反日义兵运动同旧的以反封建为主的农民战争混淆起来。
因此，义兵运动应该是朝鲜微弱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开始时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造成义兵运动失败的原因在哪里呢？
首先是缺乏革命阶级的领导。朝鲜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既没有能够领导这一反帝反封建斗争，领导斗争的儒生、军人和平民出身的人物又由于阶级局限性，不可能理解斗争的真正目标，不能提出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口号，不能制定斗争的战略和策略，不能很好地团结和统一领导各地的反日斗争。因此运动就有很大的自发性，没有明确的方向，缺乏有组织的统一行动；义兵队一直在各道进行分散性的斗争，以致被敌人各个击破。儒生和军官出身的领导者中，还有带着忠君保国的封建思想的人，他们在军事上采取冒险主义，在组织上有地方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倾向，削弱了自己的力量。
其次是没有依靠人民群众。运动本身虽带着全民性，有广大群众的支持，但没有提出反映人民群众利益的纲领口号，没有把农民的反封建和反帝斗争结合起来，没有深入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参加斗争，也没有巩固和人民群众的联系。这和领导者不相信群众革命斗争的力量是有关系的。
再次，义兵缺乏武器和训练，缺乏有经验的领导者，用来和敌人作战的基本上还是一些旧武器，有些义兵队甚至没有武器。[226]日本侵略军经过中日、日俄战争，在装备上和作战经验上占了很大的优势。
最后，国际和国内环境对义兵运动也不利。朝鲜历代统治阶级都惧怕义兵斗争，高丽王朝就镇压过抵抗蒙古的义兵，但16世纪末李朝统治阶级曾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义兵斗争，以后还得到明朝的援助。在这次义兵运动中，没有也不可能得到国外的援助（中国清末和民国初期的统治阶级都忙于勾结列强，出卖国家利益，英美帝国主义则积极支持日本侵略者，镇压反日斗争），朝鲜统治阶级则卖身投靠日本，勾结侵略者对义兵进行疯狂的讨伐。
基于上述这些原因，1895—1915年的义兵运动没有完成它的历史任务。但它在朝鲜民族解放斗争史上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一页，给朝鲜人民留下了深刻的经验和教训。
朝鲜人民在义兵运动中树立了以武装斗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榜样，给予日本殖民者和朝鲜统治阶级以沉重的打击，继承和发扬了朝鲜人民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成为动员和鼓舞朝鲜人民的巨大力量，促进朝鲜人民的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在以后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起了先驱的作用。
义兵运动的经验证明，民族解放斗争必须要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要善于团结和依靠广大群众，把群众的经济要求和反帝斗争统一起来。
义兵运动的经验证明，坚决进行人民的游击武装斗争是被压迫民族粉碎帝国主义侵略的唯一有效的方法。
义兵运动的经验还证明武装斗争中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意义。洪范图领导的义兵在中国延边区建立根据地后将斗争一直坚持下去，就是最好的范例。
朝鲜义兵运动中为了自己祖国的独立和解放而英勇牺牲的爱国人民，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本章第一节原载《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64年7 月号。
第二节原载《日本史论文集》（与武安隆合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
第三节原载《历史教学》1960年第2期。
【注释】
[1] 马克思：《1858年10月8日致恩格斯信》，《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10页。
[2] 根据日本学者的调查，德川时代日本农民（本百姓）每户占有的土地绝大多数都在5反（1反= 1.5市亩）以下，形成一种零碎的封建小农经济。（参看羽仁五郎：《幕末的社会经济形态、阶级关系及阶级斗争》前篇，《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岩波书店，1932年，第19—20页。）
[3] 本百姓是登记在领主的土地清丈册上、占地自营、按期纳贡的领民，它的前身是称为“作子”的农奴，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和封建后期“兵农分离”，小领主（名主）成为诸侯的武士家臣，脱离农村，或下降为农民及村吏，“作子”便成为幕府和诸侯领地上的“本百姓”。这一阶层实质上是领主制下的农奴，是幕藩体制的主要经济基础，但在不断分化中。
[4] 竹越与三郎：《日本经济史》，第7卷，平凡社，1936年，第173—175页。又据19世纪初幕府执政官（老中）松平定信所著《国本论》，农奴所受榨取有如下述：“至今有五公五民、六公四民、七公三民之税，贡赋之多，更难仆数。场圃有赋，家屋有赋，户牖有赋，…又榷布、榷酒、榛柞菽麻之类，悉使上贡。…常税为米一石，帛一缣，而因阻难、更换及贿赂勒索，所费殆至三倍。收获时有司数十百人巡行阡陌，途远必宿民家，供应稍差，即增赋税，或征劳役。民畏之如虎狼。修桥铺路，匍匐泥中，迎之唯恐不恭。民当赋役，作道路桥堤，进旅差，出驿马，虽在农忙，逢役即弃耒耜，负粮糈，经十百里而不得一文，反被杖殴怒骂。”（《日本经济大典》，第13卷，第336—339页。）
[5]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792页，注192。
[6] 《日本经济丛书》，第32卷，第260页；第1卷，第19页；第2卷，第238页。
[7] 豪农相当于富农、小地主，多兼村吏或在农村中经营工商业、高利贷，有前期资本家的一面，他们受领主的压榨，常成为农民起义的指导者，但本身依附领主，在村落中占统治地位，负担贡租较本百姓低，但剥削农民更高的佃租，又带有封建主的一面。
[8] 水吞是失去土地、领主土地清丈册上没有名字的农民，相当于贫农。
[9] 地主，一般本身还参加劳动，出租土地收租（完全不事生产，只收地租的“寄生地主”，到幕末才在先进地区逐渐增加），德川时代地主可分别为土豪地主、兼并地主、开发（新田）地主三类，他们多数出身于富农、村吏、商人及高利贷者。雇农、佃农与地主间，都存在着接近农奴制的封建依附关系。地主多兼营工商业及高利贷业，具有封建地主和商业资本家的双重性格。
[10] 日本学者认为幕末豪农商使用的雇佣劳动是一种带有债务奴隶性质的劳动（见羽鸟卓也：《近世日本社会史研究》，未来社，1955年，第111—113页）。但这一问题还有争论，如藤田五郎就认为德川时代农村中的雇佣关系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契约关系的萌芽（见藤田五郎：《近世农民阶层的阶级分化》，《社会构成史体系》所收，第7、41、57、64、126页。又《封建社会的展开过程》，第340页以下）。
[11] 近藤康男：《日本农业经济论》，时潮社，1942年，第30页。
[12] 守屋典郎：《日本经济史》，中译本，三联书店，1963年，第7—8页。
[13] 平野义太郎：《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构造》，岩波书店，1934年，第252页。
[14] 英国的情形参看C.恩文：《十六七世纪的工业组织》，1912年，伦敦，第200页。
[15] 藤村通：《近代日本经济史》，风间书房，1956年，第74—75页。
[16] 德川中期后，诸藩垄断专卖领内生产品，称为国产物，由官商合办“国产会所”经营。
[17] 这里所说的“专制主义”，指古代、中世东方国家流行的君主专制政体，实质上就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专政，它和马克思主义所指的十七八世纪西欧专制君主政治（又称绝对主义Absolutismus）性质不同，详以下各节。
[18] 大名（诸侯，或称藩主）轮值制。幕府规定各大名每两年中一年住本藩领地，一年住幕府所在地江户（东京），妻子住江户作为人质。
[19] 日本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福田德三曾比较都铎王朝时代的英国、波旁王朝时代的法国、1848年以前的德国和德川幕府的政治，认为都属于绝对君主制的专制警察国家（《日本经济史论》，日译本，第181页以下）。日本学者中也有同意这种论点的。
[20] 中国秦汉以来的封建专制政体是以地主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统治阶级的专政。这和日本中世纪末期的专制主义也不相同，其理由当另文研究。
[21] 安藤良雄、守本顺一郎：《日本经济史》，学灯社，1958年，第106页。
[22] 货币经济发达后，农村中虽在禁令下，仍有假借典押、互换、借让及还债等名义买卖份地的，政府最初竭力禁止，以后为保证财政收入，只得听任其发展。
[23] 黑正岩：《农民起义年表》，《经济史研究》十七之三所收，1937年。
[24] 堀江英一：《明治维新的社会构造》，有斐阁，1959年，第54—55页。
[25] 堀江英一：《封建社会中资本的存在形态》，《社会构成史大系》第三回配本，日本评论社， 1949年。
[26] 堀江英一：《封建社会中资本的存在形态》，《社会构成史大系》第三回配本，日本评论社， 1949年。
[27] 西山武一、原口虎雄：《鹿儿岛县近代农业史》，《日本农业发展史》别卷上，中央公论社，1958年，第10—13页。
[28] 山本弘文：《萨藩天保改革的前提》，《经济志林》，22卷，第4号，1954年，第10期。
[29] 关顺也：《藩政改革和明治维新》，有斐阁，1956年，第106—107页。
[30] 堀江英一：《封建社会中资本的存在形态》，日本评论社，1949年。
[31] 堀江保藏：《日本资本主义的成立》，大同书院，1939年，第111—112页；土屋乔雄：《维新经济史》，中央公论社，1942年，第39页。
[32] 石井孝：《幕末开港引起的国内经济混乱及幕府的贸易统制计划》，《历史学研究》第9卷第1号。
[33] 竹越与三郎：《日本经济史》，第10卷，第269—312页。
[34] 《佐藤信渊家学全集》，上卷，第928页。
[35] 黑正岩：前引《农民起义年表》。
[36] 总百姓起义是包括村吏（一般由富农兼任）在内的全村或同族农民反对领主的起义，这是德川时代农民起义的基本形态。改革世间起义主要是中农以下贫雇农反抗领主，捣毁幕府派驻直辖的官衙（代官所），袭击富农豪商村吏等，有时还同都市贫民结合起来进行的暴动，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并已越出了农村共同体和血缘关系的范围。
[37] 庄司吉之助：《明治绝对政府成立期的社会经济构造》，伊东信雄等编：《新稿日本史》，文理出版社，1959年，第166—167页。
[38] 井上清等：《日本农民运动史》，1955年，中译本，第15—16页。
[39] 羽乌卓也：《近世日本社会史研究》，第217—234页。
[40] 石井孝：《幕末贸易史的研究》，中央公论社，1944年，第383—384页。
[41] 庄司吉之助：《明治维新的经济构造》，御茶之水书房，1954年，第276页。
[42] 历史学研究会编：《近代日本的形成》，岩波书店，1956年，第4—21页，服部之总：《明治维新讲话》，1956年，中译本，第18—21页。
[43] 井上清：《日本现代史·明治维新》，1954年，第309—310页（中译本第306—307页）。
[44] 关顺也：《藩政改革和明治维新》，有斐阁，1956年，第134—135页。
[45] 堀江英一：《明治维新的社会构造》，第18—29页。
[46] 本多利明：《经世秘策》，《日本经济丛书》第12所收。
[47] 武阳隐士：《世事见闻录》，《近世社会经济丛书》第12所收。
[48] 阿部正弘（1819—1857）于天保十四年（1843年）任老中（幕府执政），1853年，美国海军司令贝理率舰侵日，幕府苦于应付，阿部开始将国家大事征询诸侯或奏请朝廷决定，并提拔人才、吸收强藩藩主及改革派武士参政，积极采用西学，奖励企业，改革幕政。（参看维新史料编纂事务局：《维新史》第二卷，1940年，第117—120页）。
[49] 石井孝：《围绕幕藩关系变动的嘉永安政年间之政局》，《日本史研究》，第八、九号，1948年第6期。
[50] 关顺也：《藩政改革与明治维新》，第126—127页，136—137页。
[51] 《鹿儿岛县史》，第三卷，第一编。
[52] 池田敬正：《藩政改革和明治维新（高知藩）》，《社会经济史学》，22卷，第5、第6号。
[53] 藤野保：《佐贺藩的封建领地存在形态》，《历史学研究》，第198号，1956年第8期。
[54] 越前藩主松平定信的谋臣兰学者桥本左内根据他有关欧洲国家的政治知识，提出了这一“雄藩合议制”方案，大体是以强藩藩主若干人为大臣，辅以一批有能力的官僚，实行幕府内部的改组。参看奈良本辰也：“桥本左内”《改订近世封建社会史论》，1952年。
[55] 加拿大人E.H.诺曼著有《安藤昌益及日本封建主义的解剖》（1949年）一书可参考。
[56] 井上清：前引书，第二章，第2—3节。
[57] 池田敬正：《土佐藩的安政改革及其反对派》，《历史学研究》205号，1957年第3期。主张这一说的还有堀江英一、田中彰等。
[58] 关顺也：《由长州藩方面看到的萨长交易的意义》，《山口经济学杂志》7卷9号，第56页。
[59] 大江志乃夫：《关于明治维新史的一些试论》，《历史学研究》第235号，1959年第11期。
[60] 如上述下关豪商白石正一郎据说就因与幕府保护的特权商人争夺西南地方的贸易而成为长藩尊攘派的支持者，当时萨长等藩尊攘派都热衷于藩际贸易，这些贸易与地方商人有密切关系，以后奔走西南强藩间经营海运业的坂本龙马也是一个酿酒商兼乡士。
[61] 诸队领袖颁发队中的谕示第一条，见《防长回天史》第四编下。
[62] 井上清：《日本的军国主义》，1954年，中译本，第一册，第90—101页。
[63] 《岩仓公实纪》。
[64] 1865年8月23日英外务大臣拉萨尔致新任驻日公使巴克斯的训令。见石井孝《明治维新的国际环境》第3章第3节。
[65] 田中彰：《幕末萨长交易的研究》，《史学杂志》69编，4号。
[66] 根据这一协定，日本进口关税率，一律由安政条约规定的平均20%，降低到5%，不但使税收大减，并且严重危害民族工业的发展，日本从此失去关税自主权。
[67] 森山雄一编：《武藏捣毁运动史料》，武藏国农民起义史料调查会，1957年，第41页。
[68] 横滨市史编纂委员会：《横滨市史》，第二卷，有邻堂，1959年，第471页。
[69] 远山茂树：《明治维新》，岩波书店，1955年，第181—182页。
[70] 庄司吉之助：《改革世间起义的研究》，1956年，第56页。
[71] 井上清等：《日本农民运动史》，1955年，中译本，第15—16页。
[72] 《列宁全集》，第21卷，第189页。
[73] 1867年2月，罗休向庆喜建议全面改革幕政，采用西欧国家政治组织，加强幕权。两人谈话笔记见《德川庆喜公传》附录七。罗休历次提示庆喜一些政治知识，见罗休书简（收录在《淀稻叶家文书》中）。
[74] 中濑寿一：《天皇机关说的源流》（一），《历史评论》138号，1962年第2期，第64页。
[75] 下中弥三郎：《大西乡正传》，第2卷，平凡社，1940年，第162页，（正月初十日函）。
[76] 《列宁全集》，第22卷，第338页。
[77] 渡边几治郎：《明治史研究》，乐浪书院，1934年，第194页。
[78] 《岩仓公实纪》上，第69—70页，岩仓具视在他给萨藩倒幕派小松带刀、大久保利通的意见书《丛里鸣虫》中也吐露了他们这方面的“郁积”和愿望，见《勤王志士遗文集》第3卷，第33—40页。
[79] 这是一册维新前坂本对他领导的“海援队”（由各藩浪人组成，以提供土、萨两藩武器为主要任务的海运贸易组织）队士的讲演录。其中有“夫天下国家之事，于治，民可执其柄，于乱，虽至尊为之亦不可。故治天下理国家之权，惟当归诸人心之所向”等语，具有当时日本还不多见的民主倾向，并提出各藩改革的三条基本要求，即（1）废旧规，定新制；应以誓约之礼式行之。（2）废门阀世禄之制，盖藩混和平等，视同人民之大会。各藩按领地大小，陪臣多寡，提出名单，以公选德望所归之人物。（3）藩主采用复选法，任用才人。也就是用资产阶级议会制和选举制来取代封建的专制政治和身份制度（参看《近世社会经济学说大系：坂本龙马、由利公正集》，尾佐竹猛解题）。
[80] 1867年夏，坂本、后藤为应付萨长武力倒幕运动，企图向幕府建议“奉还大政”，赴京船中商定本藩的对时局方案（藩论），其八条主要内容，都包括在下述土佐藩主《大政奉还建议书》中。
[81] 1876年9月山内丰信向幕府提出。其中指出为使朝廷、幕府、公卿、诸侯四方面协调，须交出政权，附件列有具体建议八条，包括设立上下议政所、议事官由公卿以迄陪臣庶民中选举、设学校、订条约、整顿军备、革旧弊、定新制、端正吏风、使国家独立强盛等八项内容（参看《维新史》第四卷，第734页以下）。
[82] 远山茂树：《明治维新》，第183—184页。
[83] 《王政复古谕告》的主要内容是：（一）批准德川庆喜交还政权和辞去将军职；（二）废除皇室中的摄政、关白及将军幕府等旧制；（三）新政府首脑部设“三职”；（四）表示新政府要实现一定程度的民主措施（《法令全书》，庆应三年，第6页以下）。
[84] 远山茂树：《明治维新》，第225—226页。
[85] 如《王政复古谕告》中，特别强调王政复古是因为“癸丑以来未曾有之国难”（指1853年美国侵日），促使新政府决心“挽回国威”。其次，揭露幕府统治下“物价飞涨，无法制止，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皆政令不正所致”，宣传新政府“不分缙绅武弁，堂上、地下，将竭至当之公议，与天下同休戚”，“一洗旧弊，广开言路，征用人才，不问贵贱”，还表示“民为王者之大宝，当百事一新之际，有知谋远识救弊之策者，均可献计”。又在东山道镇抚总督《告庶民书》中，也有“号称天领之德川家领地以至各藩领内，年来到处苛政，其民之不胜痛疾者，可径至本京上诉，评议后，当秉公处理”的话。
[86] 征士和贡士都是根据明治元年初新政府规定从各藩选派到中央任职的藩士。征士由政府向各藩征拔，担任参与以下官吏，贡士由藩主推荐（大藩3人、中藩2人、小藩1人），代表本藩意见，两者都以议事员身份参加下议事所。
[87] W.G.比兹列：《1868—1869年明治早期政府中武士出身的参与》，《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院刊》第21卷，1957年，第90页。
[88] 太政官下分议政官（立法）、行政官及司法官三个部门。议政官多由行政官兼任，根本不体现彼此独立的精神。议政官分上下两局，上局由皇族、公卿、诸侯及藩士中任议定及参与者组成，下局由藩主任命的藩士代表组成。两局是不平等的，下局仅为上局的咨询机关，成立一月后就改为“贡士对策所”，实际是使列藩会议从属于内阁会议。且一部分议长、议员由行政官兼任，所以立法行政的分立开始就不明确，以后不断改变名称和职能，事实上没有发生过资产阶级国会的作用。
[89] 服部之总：《明治维新史》，大凤阁，1932年，第54页。
[90] 明治二年二月木户孝允致岩仓具视、三条实美信中提到“诸藩亦较旧幕时骄气大增……长此以往，即成四方小幕府相持之局，决不能树立兴国之基”（《木户孝允文书》，三）。
[91] 松木（即寺岛宗则，明治时任外相）在萨英战时被俘后曾赴英，1867年11月建议“封建诸侯被废，王道即可建立”，主张当时的幕藩就应按一定比例向朝廷交还领地（载《岛津家史料》，转引自石井孝《学说批判明治维新论》，1962年，第205页）。
[92] E.M.萨道：《一个外交官在日本》，伦敦，1921年，第326页。
[93] 参看庄司吉之助：《改革世间之近代的意义》，《历史评论》1947年第10期；小西四郎：《明治元年东北、北陆战争和平民》，《日本历史》第15号，1948年第4期。田村荣太郎：《近代日本农民运动史论》。
[94] 新政府根据这一规定，对藩政进行重大改革，划分藩政和藩主家政，废止各藩门阀世袭的家宰制，新设执政、参政等职，从藩内下级武士中选拔同中央有联系的领导人物担任，使他们“体认朝政，辅佐藩主”，为统一工作做好准备。
[95] 明治元年六月政府第一次改组，新任参与（掌握实权的官职）22人中四强藩的藩士占15人之多，列藩同盟和公卿渐不被重视。
[96] 以西乡隆盛（萨）、木户孝允（长）、板垣退助（土）、大隈重信（肥）为参政，平衡四藩的势力，公卿诸侯除三条实美和岩仓具视外，都陆续退出重要职位。
[97] 参见本庄荣治郎：《近世的日本》，有斐阁，1954年，第185页。
[98] 服部之总：《明治维新史》，第99页。
[99] 远山茂树：《明治维新》，第231页。远山还指出日本与欧洲封建末期情况不同，日本因“武士和大商人对抗君主的权力尚未成长”，所以“维新政权比身份等级制君主政体纯封建性更强……”
[100] 服部之总：前引书，第123页。这是服部借用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一文中加于俾斯麦的新德意志帝国的称呼。
[10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50页。
[102]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第二卷，第318页。
[103]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书后，中译本，新中国书局，1949年，第183页。
[10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584页。
[105] 服部之总：《马克思主义关于绝对主义的概念》，《服部之总著作集》第4卷，理论社，1955年，第219页。
[106] 《列宁全集》，第29卷第437页。
[107] 守屋典郎：《日本经济史》，中译本，1963年，第30页。
[108] 藤村通：《近代日本经济史》，第205页以下。
[109] 中井信彦：《商人地主的诸问题》，历史学研究会编：《明治维新和地主制》，岩波，1957年，第241—244页。
[110] 堀江保藏：《日本资本主义的成立》，大同书院，1939年，第204页。
[111] 三井组于庆应三年担任朝廷汇兑处御用商，被任命为政府“会计官付御用”，明治二年由东京会计官任命为汇兑处总理；三年由财政部任命为神户汇兑御用。贫民授产事业及开垦公司合并后，任总经理；四年后负责发行财政部兑换证券（所谓“三井纸币”）及北海道开拓使兑换证券等（仪我壮一郎：《现代日本的垄断企业》，1963年，密乃尔瓦书房，第55—56页）。
[112] 中村尚美：《明治初期的经济政策——通商汇兑两公司的任务》，《史学杂志》，1959年第1号。
[113] 广濑宰平：《中世物语》，1895年，第41—42页。
[114] 羽仁五郎：《幕末的社会经济状态、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岩波书店，第73页。
[115] 福地重孝：《士族与士族意识》，春秋社，1956年，第272—273页。
[116] 征士和贡士本来都是藩主选派到中央的下阶武士，藩主利用他们为自己服务，使探听朝廷的机密，“宛如一身仕于二君”（鸟羽小弥太：《国势因果论》），政局变化后，不待废藩，他们就脱离了本藩的主从关系，成为新政府官僚群的来源之一。
[117] 贱民仅被废止了“秽多”“非人”等封建时代侮辱性的称呼，但他们在职业、生活乃至婚姻等方面直到现在还受着歧视，他们大部分过着部落居住生活，目前约300万人，失业、失学、贫困等问题都不得不解决，他们的斗争（部落民解放运动）最近还进行着。
[118] 《征兵告谕》，明治五年《法令全书》太政官布告中，第432页。
[1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584页。
[120] 大石慎三郎：《征兵令与家》，《史学研究》1954年第4期。
[121] 野吕荣太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中译本，三联书店，1955年，第122页。
[12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1053页。
[123] 明治元年后就陆续实行农作物种植自由、土地自由买卖、发地契给土地所有者等政策。
[124] 主要内容为：改实物年贡为货币地税，地税按地价3%，及附加税1/3向土地所有者征收（据《太政官布告》第272号，见《地租关系书类汇编》，第47页）。
[125] 山田盛太郎主编：土地改革记录委员会《土地改革颠末概要》，1951年，第14—15页。
[126] 从地税改正后的明治十六年到二十三年，七年间土地被强制处分者达367744件，其中77% 都是因贫无力纳税，平均每人欠税额仅31钱，而因此被迫卖没收的土地价值平均每人达8元31钱，相当于未纳税金额的27倍之多（见守屋典郎：《日本经济史》，中译本，第83页）。
[127] 参考土屋乔雄、小野道雄：《明治初年农民骚扰录》，劲草书房，1953年，自由党领导的农民暴动事件未列入。
[128] 明治元年发表的《商法大意》上，就确定废除特权行会及贸易自由的政策，以后陆续撤销关卡，发展交通，整理币制，统一汇兑业务，扫除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
[129] 藤村通：《近代日本经济史》，第148—149页。
[130] 仪我壮一郎：《现代日本的垄断企业》，密乃尔瓦书房，1963年，第63—68页。
[131] 守屋典郎：《日本经济史》，中译本，第116页。
[132] 参看水口和雄：《明治十年代的工厂生产》，《经济学研究》4。
[133] 山田盛太郎：《日本资本主义分析》，岩波书店，1934年，第58—61页。
[134] 井上清：《日本现代史·明治维新》，中译本，第13页。
[135] 《列宁全集》，第19卷，第33页。
[136] 《列宁全集》，第20卷，第399—400页。
[137]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第582—583页。
[138] 《列宁全集》，第10卷，第96页。
[139] 列宁曾多次指出，资本主义在日本比在帝俄发展远为迅速，直至十月革命前，他还认为俄国是一个“经济上最落后的国家”。见《列宁全集》第22卷，第251，288页。
[140] 《列宁全集》，第29卷，第434页。
[141] 《列宁全集》，第9卷，第113页。
[142] E.茹科夫：《日本历史讲话》，中译本，耕耘出版社，1939年，第155页。
[143] 《列宁全集》，第15卷，第180页。
[144] 例如19世纪末期朝鲜的开化党和中国的维新派，20世纪初越南维新会的勤王家等。
[145] 《列宁全集》，第39卷，第779页。
[146] 列宁：《统计学和社会学》，见《列宁全集》，第23卷，第282—283页。
[147]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最高阶段》，见《列宁全集》，第22卷，第267页。
[148] 见吴廷璆：《明治维新和维新政权》，《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4年7月号。已收入本书。
[149]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255页。
[150] 明治维新前160年间，日本耕种面积一直停滞在290万至300万町步未见发展。见石井宽治：《日本经济史》，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年，第12页。
[151] 日本人口自享保年间到幕末一百数十年间，一直停留在2800万至3000万。（参阅本庄荣治郎：《日本人口史》，日本评论社，1941年，第37—39页。）苏联学者认为，从1726—1846年的120年中，日本的人口总共增加1.35%。大约每年增长0.01%。“这种情况不仅在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没有，就是在亚洲其他国家也是没有的，这说明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前半叶，日本的封建危机比其他亚洲国家都深刻。”见加尔别林：《日本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经济前提》，载爱依杜斯主编：《日本历史问题》（论文集），莫斯科，1959年，第98页。
[152] 据梅森三郎《凶荒志》，整个德川时代，严重的歉收共计130次。据小鹿岛果《日本灾异志》，严重的饥荒共35次。其中最大的是享保、天明、天保“三大饥馑”。
[153] 幕府长期以来入不敷出，依靠改铸劣质货币和征收御用金弥补亏空。自天保三年至十三年，由改铸金银货币所得收入最多时占岁入的51.4%（天保十二年），最少时也占23.2%（天保七年）。（见《温知丛书》，第五编，第39页。）财政收入建立在这种基础上，足见其危机严重。各藩大都债台高筑，如长州藩天保初年欠债银八万贯目，萨摩藩文政末年欠三都债银500万两等等，其他各藩也都大同小异。
[154] 德川幕府前后进行过享保、宽政、天保三大改革，多以失败告终。
[155] 据统计，1590—1867年的278年间（大致是整个德川时代）共发生农民起义2809次，平均每年10.1次，明治维新前夕，起义最为频繁，1861—1867的7年间，共发生起义194次，平均每年27.8次。见青木虹二：《农民起义的年次研究》，新生社，1960年，第13、18页。
[156] 平田四郎：《关于近代产业史的研究成果》，见《三田学会杂志》，第36卷，第10期。
[157] 山田舜：《明治维新的理论问题》，御茶水书房，1978年，第43页。
[158] 关于豪农豪商的阶级特性，参看田中彰《明治维新政治史研究》，青木书店，1978年，第142—159页。
[159] A.P.威兹华斯、J 德·曼合著：《棉布贸易和工业地区兰开夏，1600—1780》。（Alfred P.Wadsworth and Julia de Lacy Mann. The Cotton Trade and Industrial Lancashire 1600—1780，London，1931，Book Ⅱ，Ⅲ.）
[160] 在日本开国之前，自1744—1852年的108年间，日本翻译西方书籍的学者共117人，译书总数约500部（穗亭主义：《西洋学家译述目录》）。
[161] 如1860—1868年间，仅藩士出身的幕吏所写的就有玉虫左太夫《航美目录》、柴田刚中《日载——英法行》、福田作太郎《英国探索》等（沼田次郎、松泽弘阳编：《日本思想大系·西洋见闻集》，岩波书店，1978年）。
[162]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476页。
[163] 根据英国领事的商业报告，1859—1867年，日本对外贸易输出总额9年间增长13倍。其中生丝占输出总额的50%—80%。见楫西光速编：《日本经济史大系》，5，近代，上，东京大学出版会，1965年，第6页。
[164] 当时的金银比价，国际市场为1∶16，而日本仅为1∶5，西方商人根据通商条约所取得的殖民主义权益，大量进口白银，换走了日本的黄金，开港仅半年，日本黄金外流即达一百万两，见竹越与三郎：《日本经济史》，第7卷，第308页。转引自楫西光速等：《日本资本主义的成立》，第1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55年，第146页。
[165] 关于币制混乱、物价暴涨的具体情况，参见山口和雄：《幕末贸易史》，中央公论社，1943年，第238—241页。
[166] 列宁：《论我国革命》，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690—691页。
[167]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620—621页。
[168] 服部之总：《明治维新讲话》，中译本，第16页。
[169] 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见《列宁全集》，第1卷，第393—394页。
[170] 诺曼：《日本维新史》，中译本，第19页。
[171] 武阳隐士：《世事见闻录》，卷一，改造社版，第25页。
[172] 转引自楫西光速等：前引书，第150—151页。
[173] 福泽谕吉：《旧藩情》，引见福地重孝：《士族和士族意识》。春秋社，1956年，第71页。
[174] 松浦静山：《甲子夜话》，第一卷，国书刊行会本，第267页。
[175] 转引自楫西光速等：前引书，第151页。
[176] 《象山全集》，上卷，第70页。
[177] 同前引楫西光速书，第151页。
[178] 福泽谕吉：《旧藩情》，引见福地重孝：《士族和士族意识》，第71页。
[179] 武阳隐士：前引书，第53页。
[180] 参见久米邦武：《特命全权大使美欧回览实记》，一，岩波书店，1977年，第404页。
[181] 伊藤博文意见书，见大久保利谦编：《岩仓使节团研究》，宗高书房，1976年，第189页。
[182] 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1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54年，第207—208页；依田憙家：《日本近代国家的形成和革命形势》，八木书店，1971年，第299—339页。
[183]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1页。
[184] 列宁：《再论杜马内阁》，见《列宁全集》，第11卷，第57页。
[185] 科思敏斯基、列夫茨基主编：《英国17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莫斯科俄文版，第14页。
[186] 列宁：《十月革命四周年》，见《列宁选集》，第四卷，第566页。
[187]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541页。
[188] 列宁：《政论家的短评》，见《列宁全集》，第16卷，第197—198页。
[189] 参阅河野健二：《法国革命与明治维新》，上山春平：《历史分析的方法》。
[190] 见吴绪、杨人楩选译：《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106页。
[191]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初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584页。
[192]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56页。
[193] 旗田巍：《朝鲜史》，日文版，1954年，第200页。
[194] 朴殷植：《韩国独立运动之血史》，1920年，第17页。
[195] 朴庆植、姜在彦：《朝鲜历史》，日文版，1950年，第55、78页。
[196] 朴庆植等：《朝鲜历史》，日文版，第124—126、132页。
[197] 金日成：《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和朝鲜人民的斗争》，载《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 1952年4月25日。
[198] 提亚加伊：《1893—1895年朝鲜农民起义》，三联书店，1959年，第136—185页。
[199]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科学院编：《朝鲜通史》（下卷），朝文版，第116—117页、第132—133页，1958年。
[200] 提亚加伊：《1893—1895年朝鲜农民起义》，第190—193页。
[201] 菊地谦让：《近代朝鲜历史》日文版，第446—450页。
[202] 小田省吾等：《朝鲜史大系·最近世史》日文版，第145页。
[203] 小田省吾等：《朝鲜史大系·最近世史》日文版，第146—147页。
[204] 1896年4月至6月的《新时代》和《日本周邮报》，引见提亚加伊：《1893—1895年朝鲜农民起义》，第200—204页。
[205] 小田省吾等：前引书，第148—149页。
[206] 朝鲜科学院编：前引书，第124—125页。
[207]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编：《朝鲜对外关系条约集》朝文版，1949年。
[208] 小田省吾等：前引书，第226页。
[209] 《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04页。
[210] 小田省吾等：前引书，第211页。
[211] 小田省吾等：前引书，第215—216页。
[212] 金台俊：《近代朝鲜革命运动史》日文版，第62页。
[213] 小田省吾等：前引书，第217页。
[214] 朴殷植：前引书，第18页。
[215] 旷官：指官吏逃亡缺席。
[216] 引见白南云、金庆寅等：《朝鲜民族解放斗争史》日译本，第165页。
[217] 小田省吾等：前引书，第218页。
[218] 引见白南云、金庆寅：前引书，第166页。
[219] 引见白南云、金庆寅等：前引书，第167—168页。
[220] 释尾春芿：《朝鲜合并史》日文版，第320页。
[221] 朝鲜科学院编：前引书，第195—196页。
[222] 朴殷植：前引书，第17页。
[223] 朝鲜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关于朝鲜资产阶级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朝鲜《历史科学》1957年第1期（译文见《民族问题译丛》1958年第3期）。
[224] 田硕潭：《朝鲜民族的形成》，朝鲜《科学院通报》1954年第7期。
[225] 提亚加伊：前引书，第199页。
[226] 转引自提亚加伊：前引书，第201页。
📚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全套 18 卷）
- 日本现代外交史论
- 日本儒学史论
- 日本社会史论
- 日外文化交流史论
- 日本近现代教育政策研究
- 战后日本能源安全保障研究
- 日本经济转型与治理变革论
- 日本近现代经济政策史
- 日本近现代农业政策研究
- 日本经济产业解析
- 中日文学与文化交流史研究
- 日本现代政治史论
- 近代中日思想文化交涉史研究
- 日本东亚政策研究
- 空海《文镜秘府论》与中日文化交流
- 日本的苏联及中东政策研究
- 日本史通论
- 日本近世与近代文化史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