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 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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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廷璆 等
选自《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第四章 《文镜秘府论》流传及谱系
第四章 《文镜秘府论》流传及谱系
如前所述，《文镜秘府论》的编撰时间，我以为可能是在弘仁八年（817），嵯峨天皇敕赐高野山以后。自那以后，就开始了《文镜秘府论》的流传历史，在流传过程中，形成了它的传本的谱系。
第一节 《文镜秘府论》的最早流传：证本
《文镜秘府论》的最早流传本是“证本”。据我下面的考证，《文镜秘府论》“证本”的传写者是智证大师。智证大师约生于弘仁五年（814），卒于宽平三年（891），这也是《文镜秘府论》的最早传本形成的年代。
“证本”的材料，据我的考察，有67处，其中天卷20处，地卷5处，东卷25处，西卷17处[1]。
根据这些材料，“证本”有一些重要的异文和特征。
一、“水浑”“火灭”二病（即“第九水灭病”至“因以名焉”）为“证本”所无。
西卷“第九水浑病”一段开头（三）注“以下行证本无也”，宫内厅本注“此水火二病篇立无也又证本无也故且正之可”，高山寺甲本注“以下行证本无之故正之可”（《汇考》第1102页[一]）。又“第十火灭病”一段末尾注“以上证本无也”（《汇考》第1110页[八]）。说明“水浑”“火灭”二病（即“第九水灭病”至“因以名焉”）为“证本”所无。
二、一些地方，别本作大字正文，而“证本”作注。三宝院本、天海藏本东卷“第一的名对”“尧舜皆古之圣君”右注“已下证本注也”，“用鸾皆为正对也”右注“已上注也”（《汇考》第691页[二七]）。说明自“尧舜皆古之圣君”至“皆为正对也”“证本”作注。
东卷“第六异类对”“又如以早朝偶故人非类是也”（天）句下，三宝院本“是也”二句右左，注“已上一行证本注也”（《汇考》第728页[一八]）。说明“又如以早朝偶故人非类是也”一句“证本”作注。
这样的别本作大字正文，而“证本”作注的地方有18处，其中东卷17处，西卷1处。
三、一些地方“证本”注出原典出处。
三宝院本、天海藏本东卷“第十五字对”“或曰字对者”“或曰”左注“崔氏证本”（《汇考》第771页[四]）。说明此处“或曰”“证本”作“崔氏曰”。
三宝院本、天海藏本东卷“第十六声对”“或曰声对者”“或曰”左注“崔氏证本如此”（《汇考》第775页[一]），说明此处“或曰”“证本”作“崔氏曰”。
三宝院本、天海藏本东卷“第二十八叠韵侧对”“或曰夫为文章”眉注“崔氏证本”（《汇考》第817页[四]），说明此处“或曰”“证本”作“崔氏曰”。
四、“证本”有其他一些重要异文
三宝院本西卷“第八正纽”“……名犯正纽者”一行与“又一法凡入……”一行之间注“傍纽者如贻我青铜镜结我罗裙裾结裾是双声之傍名犯傍纽也证本有之”（《汇考》第1045页[八]）。说明“……名犯正纽者”与“又一法凡入……”之间“证本”还有“傍纽者……名犯傍纽也”一段话。
传本中保留“证本”痕迹的，有三宝院本、天海藏本、高山寺本、成篑堂本和宫内厅本。其中高山寺甲本和宫内厅本年代较早。高山寺甲本地卷里页有以下识语：
长宽三年三月十六日书之
长宽三年即1165年，这是高山寺甲本的抄写年代。宫内厅本的年代更早。宫内厅本南卷末有以下识语：
保延四年代午四月二日移点了（参《汇考》第1671页[七]）
保延四年即1138年，宫内厅本的抄写不会晚于这一年，既然如此，被宫内厅本用作校本的“证本”更不会晚于这一年即1138年。这可以看作“证本”的下限年代。
“证本”的上限年代，当在《文镜秘府论》成书之后。“证本”应该流传了一段时间之后才会被人用作校本。综合一些情况，假定“证本”在平安末被宫内厅本等用作校本前流传了一百多年。把下限年代上推一百多年，“证本”的年代就可能在《文镜秘府论》成书之后、宫内厅本之前328年的前半期，即820年至984年，这样说当然多为推测，但说它作于1138年即宫内厅本之前，是可以肯定的。
“证本”传写者可以作一些推测。
对“证本”传写者有几点印象。
前面分析过，“证本”的年代可以定在984年之前，至晚在宫内厅本之前。这也应是“证本”传写者生活的年代。“证本”传写者应生活在这之前的某一段时间。这是一点印象。
从前引材料看，有的地方，“证本”传写者可以注出原典出处。在六朝至唐的众多诗学作者中，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典籍中，只根据很短的一小段甚至几句引文，便准确地注出原典出处，传写者应该对中国典籍有较深的修养。
天卷《调四声谱》韵纽图各本标有反切音。空海不可能有这样的标音，因为和空海《篆隶万象名义》所标注反切音绝大部分不合。也不可能晚于平安末，因为现存平安末各本均标有这些反切音。下面将要考证，“证本”形成了一个传本谱系，这一系的本子都抄录下了这些反切注音，这些反切注音应该源自“证本”。如果这一推测可以证实，则不难想知，“证本”抄写者的音韵学功底也是很深的。
“证本”传写者地位、身份可能比较特殊。“证本”应是比较早将《文镜秘府论》由“草本”形态抄成定稿的一种本子。空海是地位很高的大师，不论抄写者是否得到空海的允许或授意，能将大师的东西理清，把写得比较乱的原稿抄定，为后人所承认，说明抄写者自身地位也当非同一般。如果是空海在世时抄定的，则当是空海身边比较亲近的人。
根据以上印象，关于“证本”的传写者，我想到两个人，一位是真济，一位是智证大师，两个人中，更可能是智证大师。
之所以想到智证大师，主要因为智证大师特殊的身份和地位。智证大师约生于弘仁五年（814），卒于宽平三年（891），比空海小40多岁，恰好在我们所推想的“证本”传写者生活的年代。
智证大师和弘法大师有着相似的经历和地位。智证大师圆珍15岁登比叡山，师事义真和尚。20岁接受菩萨戒，此后十二年间修行于笼山，850年任内供奉十禅师，853年32岁时入唐（空海入唐时31岁），858年回日本，受到权门藤原良房、基经等的重用，翌年将自唐带回的经典收藏于园城寺而建唐院，使园城寺再次兴盛，成为作为日本天台宗总本山的延历寺的别院。自868年起二十四年间为天台宗五世座主、园城寺一世座主。这种经历表明：一、智证大师和空海一样，对唐代中国文化、中国典籍相当熟悉。智证大师在唐代中国生活的时间比空海还长（853—858年的五年间）。智证大师也有自唐请来的典籍，完全有条件凭借自己对唐代文化的深厚修养，对同样利用自唐请来的典籍编撰而成的《文镜秘府论》进行补释、校证。二、在日本佛教史、文化史上，智证大师也有相当地位，也是相当有影响的人物。他是天台宗的五世座主，园城寺的一世座主，天台宗是日本佛教重要宗派之一，与真言宗势力影响旗鼓相当。空海是弘法大师，而他是智证大师。这种地位，使后人既推崇空海，也推崇智证大师。“证本”的地位仅次于空海自笔“草本”而高于其他所有传本，恰与智证大师在文化史上稍次于空海而仍极高的地位相一致。前面分析过，人们是非常推崇“证本”的，对“证本”的推崇，可能就包含对“证本”抄写者智证大师的推崇。
智证大师是一位悉昙学学者。他入唐学显密二教的同时，也学悉昙学。这在《行历抄》《大日本佛教全书·游方传丛书》第一及《圆珍传》等传记史料中都有记载。他的《请来目录》里，还明确记载有“天台悉淡章一卷”[2]。在后人编的悉昙学目录里，还有智证大师将来的《梵唐语十卷》、智证大师所撰《悉昙记》一卷[3]。在《我慢抄》记有“安然相传悉昙四家事”，智证大师就是其中一家。智证大师的悉昙学通过算延、济诠而被安然承传[4]。后人写日本韵学史，都要论及智证大师。比如马渊和夫的《增订日本韵学史研究》，就为智证大师专辟了一节。智证大师是悉昙学学者，这个情况与《文镜秘府论》关系极大。一、《文镜秘府论》相当一部分影响在悉昙学，日本古代许多著名的悉昙学学者，如信范、宽智、心觉、杲宝等，这些人在研究悉昙学时，都利用了《文镜秘府论》的材料，在他们的悉昙学著作中引用了《文镜秘府论》的论述。就是说，这些人从悉昙学的角度研究过《文镜秘府论》。《文镜秘府论》这部著作与悉昙学关系极大。二、把智证大师作为四家中的一家承传下来的安然，在他的八卷《悉昙藏》中，就引述了内容与《文镜秘府论》完全一样的《四声谱》的论述，同时引述了空海的其他论述。安然完全有可能读过《文镜秘府论》。象安然这样的悉昙学学者，有没有可能通过智证大师这个环节，在承传悉昙学的同时，将《文镜秘府论》也承传下来呢？如果是这样，那智证大师传写《文镜秘府论》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智证大师与空海有亲缘关系。据《伴氏系图》，空海当是智证大师的舅舅。而据《天台宗延历寺座主圆珍传》，空海当是智证大师的从外祖父。空海与智证大师年龄相差40岁，从这点看，可能后说比较可信。不管怎样，智证大师与空海有亲缘关系是可以肯定的。这一点很值得注意。比如，抄定《文镜秘府论》，为什么不是别人而恰恰是由这个人承担？为什么还可以有一些补释校订，而这种抄定补释校订又得到当时人的承认？这些问题，仅用一般的解释是缺乏说服力的。如果“证本”传写者是智证大师，自身地位高，又与空海有亲缘关系，就比较好解释了。因为有亲缘关系，在亲族之内，就可能有外人无法得到的许多途径、机缘了解空海的思想，也可能得到外人无法得到的空海自己留下的与《文镜秘府论》编撰有关的一些材料。因为有亲缘关系，对空海著作的抄定、订正、补释就更可能得到后人承认。
智证大师经常在自己的著述里提及空海。比如，在《胎金血脉图》[5]中，在唐惠果和尚之下记着“日本空海”的名字。就是说，并没有把空海的名字排除在胎藏金刚的血脉谱之外。就现有史料看，智证大师记载有空海不少著作及将来典籍的目录。在《山王院藏书目录》中，记着“遍照金刚撰作论章目录一卷/此海大僧正金刚也”、“千手千眼瑜珈二卷/此唐梵二字并空海和尚书”、“般若心经秘键一卷遍照金刚”。元庆八年（884）五月二十六日智证大师撰的《大毗卢遮那成道经义释目录缘记》里，有这样的记载：“次高雄山空海和尚本二十卷/贞观二十一年到唐大同六年归朝”。收入《大日经义释批记》中的“第十卷上批云”有“今多行二十卷，此空海和尚请来，与十四卷本大同小异，仍不入藏”[6]的批语。智证大师是否收藏有这些著作不知道，但他对空海的著作应该很熟悉。
还有二条史料。一条是《大日经义释批记》里有这样的批语：
元庆八年五月二十二日勘了/起四月中旬末/前入唐释圆珍记。[7]
从这条史料看，智证大师对《大日经义释》作了校勘。是否直接校勘空海将来本，没有说。但在校勘过程中，要用到空海将来本，则是可以肯定的。又一条史料，前面提到的圆珍撰的《大毗卢那遮成道义释目录》中，还有这样的记载：
已上二十卷，高雄山空海和尚从西京所传本也，须改疏字成义释耳。[8]
在这条史料中，他提出“须改疏字成义释耳”。从这话看，他只是说“须改”，他撰写的目录记的题目，是《大毗卢遮那成道经义释目录》，题目中有“义释”二字，从这点看，他事实上已经改了。这说明什么呢？我以为，这说明智证大师认为，即使空海将来的著作，与空海有关的著作，也可作某些改动。
智证大师在校勘时用过空海将来本即携来本，可能为空海将来本作过勘点，并且提出要对空海将来本作某些改动或可能已作改动。这一点非常重要。智证大师既然可以在校勘时用到空海将来的其他著作，可能为空海将来的其他著作作过勘点，并提出对空海将来本作些改动，当然就完全有可能对《文镜秘府论》作勘点，作某些改动。因为《文镜秘府论》也是用将来本编撰而成的。
第二节 平安末至江户《文镜秘府论》的流传
《文镜秘府论》在日本的传本有二种。一是手抄本，日本一般称为写本或抄本，或根据其收藏地点，称为××藏本，或××本。二是版刻本，日本一般称为版本、版行本。版刻本是江户时代以后的事。此前的传本，现在所知，都是抄本。以前我们都以为《文镜秘府论》的古抄本只藏于日本，现在查知并非如此，还有一种古抄本辗转流徒，现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馆。从现存古抄本，可以知道《文镜秘府论》在江户及之前的流传情况。
一、《文镜秘府论》在平安末的流传
平安末（平安年终于1184年）是《文镜秘府论》流传的第一个时期。《文镜秘府论》在平安末流传的本子，现存有成篑堂本、宫内厅本、三宝院本，高山寺甲本、乙本、丙本。
成篑堂本
成篑堂文库藏（盛江按：在东京お茶の水图书馆）。残本。仅存地卷。粘叶装1帖（盛江按：墨书50叶）。高8寸2分5厘（第30叶和第31叶8寸），宽5寸2分5厘。正文为云母引斐纸，封面用一叶较厚的楮纸从封面包及背面，有和正文字体相异的书名卷次“文镜秘府论地”（盛江按：在封面左上角，正文第一叶也有“文镜秘府论卷之地”的卷题），封面右下角墨书“观智院”（盛江按：可知原是观智院藏本，观智院在京都东寺，此墨书为镰仓初期的笔迹）。正文第1叶有“延历寺印”字样的方形朱印（盛江按：知又曾为延历寺收藏。延历寺在京都西北的比叡山），以及“苏峰审定”的小方形朱印。封面里页有“德富护持”的方形朱印。有白界（盛江按：高约6寸9分，界宽7分）。每半叶6行，各行十八、九字。木口52叶，正文用墨笔，加有乎古止点（朱）、假名点（墨、朱）、声点（朱）、句读（朱）、样异（墨、朱）、注（墨、朱）。小西甚一引山田孝雄说，朱书有新旧二种，假名点较新。乎古止点至“第五直树三句第四句入作势”之文为止为喜多院点，“第六比兴入作势”以下为圆堂点。
此本小西甚一引山田孝雄之说认为不晚于平安末期，比宫内厅本更早。月本雅幸则认为写于镰仓中后期[9]。《平安时代的国书》则认为“平安中期写”。月本雅幸的根据可能是“观智院”三字墨书，但此墨书也在镰仓初期，并且是后来藏书者的加笔。故成篑堂本仍当写于平安末期乃至中期。有1935年古典保存会影印本发行。
宫内厅本
宫内府图书寮御藏（盛江按：今仍藏于此处，但称宫内厅书陵部，在东京），完本，共表纸粘叶装，6帖。各帖封面左上角均有楷体墨书外题“文镜秘府论”，在其下用稍小字体标有“天”、“地”等卷名。每一帖右下角记有“融源”，右上角记有“真十五”。外题右方有“宫内省图书”的方形印。天卷正文第一叶之表（在右上角）有“帝国图书之印”的方形印。各帖内题之下有“高山寺”的长方形印鉴（可知原是高山寺藏本）。天卷封底有“愿主僧净玄之本”，以下各帖有“愿主僧净玄之本”、“传持僧行印之本”的署名。墨写，天卷32叶，地卷45叶，东卷29叶，西卷49叶，南卷56叶，北卷39叶。每半叶7行，每行15字乃至17字。有白界。施有乎古止点（朱）、假名点（朱、墨）、声点（墨）、校异（墨、朱）、注（墨）等。栏眉注有零星的文字考证，乎古止点纯然是圆堂点。南卷封底有“保延四年〔代午〕四月二日移点了”的朱笔识语（保延四年为1138年）。小西甚一认为，识语中的“代”字并非误写，而是笔者自身的笔损，由此推断这个本子原点的年代还应往前推至堀河天皇（1087—1106）或者鸟羽天皇（1108—1120）的御代。蠹蚀极甚，所幸正文毁损不大。
这个本子，有彩色摄影复制本，亦藏于宫内厅书陵部。另有1930年东方文化丛书（东方文化书院）影印本公开发行。中国国内有这个影印本流传。
三宝院本
高野山三宝院藏（盛江按：今藏于和歌山县高野山灵宝馆，日本的灵宝馆是一种博物馆）。完本。共表纸粘叶装，6帖。高8寸3分，宽5寸。各帖题签作“文镜秘府论”，下有小字“天六卷之内”表示卷名。封面每帖题有“金刚子领祐”“传领禅海”及“宝光院”。有白界。每半叶7行，各行约20字。天卷28叶，地卷44叶，东卷28叶，西卷45叶，南卷50叶，北卷38叶。均无阙落错简。加有乎古止点（朱）、假名点（朱、墨）、声点（墨）、样异（墨及墨朱并用）。朱色假名点和声点均不太多。乎古止点纯然用圆堂点。均合于古点谱，从这点推测，大约是保延年间之后的训点。施点的年代和正文书写的年代可能同时，而且，原点当是来自其他本子的移点。小西甚一认为，这是平安末期的抄本。封底有识语：“右此书六卷，自或人相传之，不可出箱底云云，点云，书旁有由秘，此外文笔眼心集本，未相传之而言，金刚峰寺求法叡然廿一岁”，笔迹和正文不同，有花押。从墨色和书风推测，小西甚一以为这可能是镰仓末期到室町时代的识语。
高山寺本
拇尾高山寺藏（盛江按：在京都西北）。有完本和阙本。有加有训点的长宽写本和无点本。前者为完本，后者佚南卷，以他本补之。
[高山寺甲本]
完本。共表纸粘叶装，但表纸已与全书脱离。各叶的折目有表示第几卷第几叶的附记，这当是一次错简之后为某人所记。如果按照各叶的附记来整理，则正文显得支离破碎。原来一直保持错简状态，小西甚一之前西泽道宽加以整理，恢复了正常面貌。各帖有的有外题，有的没有外题，有外题也只记“文镜秘府论”。高8寸8分5厘，宽4寸8分5厘。天卷32叶，地卷39叶，东卷28叶，西卷49叶，南卷49叶，北卷40叶。正文每半叶7行，各行十六、七字。书写于白界之中。有朱笔和墨笔的加点，朱笔为乎古止点（圆堂点）、返点、假名点及校异。墨笔为声点和假名点（有新旧两种）。蠹蚀极甚，有的地方几无法判读。地卷封底有“长宽三年三月十六日书之”的字样，知写于平安末长宽三年（1165）。此本也因此又被称作长宽写本。各帖第一叶有“高山寺”的长方形的朱印。
[高山寺乙本]
天地东西北5帖。共表纸粘叶装。天卷和地卷高9寸1分，宽5寸2分，东卷高9寸3分，宽5寸2分，西卷和北卷高9寸6分，宽5寸5分。外题和甲本一样。天卷28叶，地卷44叶，东卷26叶，西卷46叶，北卷36叶。蠹蚀也极甚，有的一叶蠹蚀下部的三分之一。每半叶7行，行十七、八字。有白界。无训点，故此本又称无点本。约写于平安末期至镰仓初期。印记和甲本相同。
[高山寺丙本]
南1帖。共表纸粘叶装，高9寸6分，宽5寸4分，40叶。每半叶7行，各行十六、七字。有白界，无点。小西甚一认为书写年代与乙本同，但笔迹较乙本远为拙劣。印记和甲本、乙本同。
盛江按：笔者于1995年和1996年去看高山寺本时，甲本已如五十年前小西甚一去看的那样，经西宽道泽恢复原状后，已不见错简现象，但缺页不少。乙本则不止5帖，而有了6帖，有了南卷1帖。丙本不仅仍有南卷的残卷，还有了天卷（残1叶，自“妙响金锵”至“斯人而已”），地卷（残第1叶，但已仅能看清“文镜秘府论 地”字样），东卷（残封面和第1叶），西卷（残4叶，自“朝云晦初景”至“同乘此载北游后”）。不过，丙本每卷新包装的封面上，都记着这是“57函7号”（即乙本的收藏编号）某卷的一部分，而校对其文字，亦恰恰为乙本所缺，字体、墨迹、纸质均与乙本一样。丙本的这些卷，实际由乙本散落而成，与乙本应是同一个本子。只有南卷，字迹逊于其他各卷，封页有批注，当为后人补写。这几个本子都有收藏者的编号，顺序均为天、地、东、西、南、北。乙本即无点本不仅有收藏者的编号，而且自身封页上也有“卷一”“卷二”……的顺序标记。乙本天卷封面是“文镜秘府论卷第一”字样，地卷是“文镜秘府论卷第二”，东卷无封面，而丙本东卷有封面，当是乙本散落后收入丙本。封面字样为“文镜秘府论卷第囗”，“第”字后的字已残。北卷缺封面。西卷封面字样为“文镜秘府论卷第囗”，“第”字后的字被墨笔涂掉，而在被涂处的右侧标一“五”字。南卷封面是“文镜秘府论卷第囗”，“第”字后面的字也被墨笔涂掉，而同样在被涂处的右侧标一“四”字，被涂掉的字，因只用一斜笔划掉，因此大致可辨认出是个“五”字。
二、《文镜秘府论》在镰仓时期的流传
镰仓时期（1184—1333）是《文镜秘府论》流传的第二个时期。《文镜秘府论》在镰仓时期的本子，现存有醍醐寺甲本、仁和寺甲本、新町三井家本、宝寿院本、正智院甲本、杨守敬本、正智院丙本、义演抄本。
醍醐寺甲本
醍醐寺宝聚院藏（在京都南部伏见区）。天东西南4帖，共表纸粘叶装。高7寸9分，宽5寸5分。各帖封面朱笔书“上醍醐”，墨书“丈六堂”，里表纸有“无量寿院”的朱笔识语。天卷封面里页有贴纸：“秘府论，天东西南四帖在之，地与北无之，弘治三年九月日，挠。”（弘治三年为1557年）。天卷34叶，东卷32叶，西卷58叶，南卷50叶。南卷第4叶之后的4叶（2折），第28叶之后的4叶有脱落的痕迹。最后2叶为白纸，和北卷纸质相同，当是后来误贴上去的。因此，南卷当有56叶。第半叶7行，每行约十五、六字。有白界。有朱笔的乎古止点（圆堂点）、声点、假名点及返点。有一些校异。小西甚一认为，此本写于平安末期至镰仓初期。
盛江按：今见该本高24公分，宽16. 5公分，醍醐寺整理时判断此本天、东、西、南卷年代为镰仓前期，1221年。
仁和寺甲本
京都御室仁和寺藏。阙本，现存五帖，北卷为后来补写。甲本实存天东西南四帖。用宽永九年的文书作包纸。封面有识语：“甲第九”“秘府论”“仁和寺心莲院”，里页有和这同笔的“六卷之内，地卷两卷缺了，先年以醍醐寺报恩院御本书写了”的识语。共表纸粘叶装，高7寸5分，宽4寸9分。各帖第1叶都有“心莲院”的长方形朱印，末叶有“仁和寺心莲院”的长方形朱印。各帖封面有和正文笔迹有别的识语：“甲九箱”，又有另一种笔迹“奝治”。天卷35叶，东卷32叶，西卷58叶，南卷60叶。每半叶7行，各行约十五、六字。有白界，有朱笔加的乎古止点（圆堂点）和声点，朱笔和墨笔加的假名点返点。栏眉偶有墨笔注有训义。天卷封面有和包纸所识笔迹相同的“六卷内二卷不足”。大约写于镰仓初期。
新町三井家本
三井高遂氏藏。阙本，只存北卷。卷子本1卷，高8寸8分多，17张长约1尺7寸7分乃至1尺6寸4分的纸粘成，有墨界，界高7寸2分，幅7分乃至7分5厘。料纸用斐纸系统的薄纸。抄写年代当为镰仓中期。外题笔迹和正文不同，为“文镜秘府论六弘法大师作”，处处用朱笔校正正文，乎古止点和假名点完全没有。卷首有“三井家双鹿阁”的长方形朱印，以及“三井高坚”的小方形朱印。卷尾有新町三井家的藏书印。里面有1寸4分的方形朱印，可能是旧藏寺印，但印文磨损无法辨认。
宝寿院本
高野山宝寿院藏（今已藏高野山灵宝馆）。残本。存天、东二帖。共表纸粘叶装。高9寸5厘，宽5寸5分。封面墨书外题“文镜秘府论天”“文镜秘府论东”。天卷38叶（内墨书34叶），东卷36叶（内墨书33叶）。有白界，每半叶6行，各行16字左右。墨笔加有假名点和返点，全部插有绵密的声点。无乎古止点。书写年代一般认为在镰仓中期，但小西甚一认为，也可以上溯到镰仓初期。包装纸外有识语：“文镜秘府论，可惜天东二册，阙地南西北四卷，何人拵首无奥书故未详，昭和十八年壬午夏，龙仙识。”小西甚一从各种事情推测，以为四帖遗佚可能在明治末或大正初年。
宝龟院本
高野山宝龟院本藏。阙本。共表纸粘叶装。残天、地、东三帖。高7寸3分5厘，宽5寸1分。各帖封面外题“文镜秘府论”之下有小字写卷名，右下角有“圣惠矣”“宝龟院政与”的署名（天卷还有“尧雅”的署名）。天卷26叶，地卷38叶，东卷24叶。每半叶8行，每行18字至20字，墨笔加有声点、假名点、返点，栏眉及栏脚有校勘文字。地卷记有“嘉元元年〔癸卯〕九月二日于和泉国大岛郡土师乡毛须村大福寺书了 圣惠”，东卷有“嘉元元年〔癸卯〕九月四日于和泉国大岛郡土师乡毛须村大福寺书了。圣惠矣”的识语，知写于嘉元元年即1303年。
正智院甲本
高野山正智院藏，天卷1帖。共表纸粘叶装。高8寸4分5厘，宽5寸3分。封面外题为“文镜秘府论”，其下用小字记有卷名，其下署名为“沙门景义”。30叶。有白界。每半叶7行，各行18至20字。有墨笔声点和假名点。写于镰仓中期。
杨守敬本
杨守敬自1880年起五年间作为驻日公使随员在日本访书，是第一个访知《文镜秘府论》的中国人。他从日本带回二个本子，一个是江户刊本，另一个就是这个古抄本，这个古抄本原为日本狩谷堂掖斋藏本，因为是杨守敬从日本访寻而得，漂洋过海，携回中国，使中国有了唯一的一个本来应当属于中国的传本，我们因此把它称之为“杨守敬本”。此本原藏故宫大高殿，1930年储皖峰作《文二十八种病》，曾用这个本子作过校勘。抗战期间，此本和故宫其他文物一并南迁，数度迁徙，漂泊万里。笔者费尽周折，辗转南北，方在台湾台北外双溪故宫博物院寻得它的踪迹。此本写于日本镰仓时期。残东、西二卷一册。封面题署：“古抄文镜秘府论”。内第1叶阳面正中题署：“文镜秘府论古抄零本二卷”，其左稍小字题：“此亦狩谷望之所藏有掖印也”。左下角有小长方八方印，印文为：“掖斋”，右下角有方形印章，印文为：“星吾海外搜得秘笈”（杨守敬字惺吾）。第1叶里页有杨守敬像，左上方有小长方印，印文为：“星吾七十岁小像”，左下角有阴文方印，文为：“杨守敬印”。正文东卷27叶，西卷为残卷，包括封面33叶，文至“第二十五落节”“又咏春诗曰”。西卷封面左上解题署“文镜秘府论西”，右下角墨书“绍惠”二字。正文每半叶7行，各行十六、七字。无点。
正智院丙本
高野山正智院藏，地1帖。共表纸粘叶装。高8寸6分、宽5寸3分。封面外题“秘府论地”，下署“正智院”。46叶。有白界。每半叶7行，各行15字左右。前半（《十体》之前）有；墨笔声点和假名点，后半为白文。写于镰仓后期。
义演抄本
藏京都醍醐寺。残天、东、西、南、北5卷。共表纸粘叶装。正文料纸鸟子。天、东、西、南各卷高24. 3厘米，宽17. 6厘米，有白界，界高20. 6厘米，宽2厘米。北卷高24. 3厘米，宽17. 5厘米。天卷34叶，东卷30叶，南卷52叶，西卷54叶，北卷40叶。每半叶7行，各行17字左右。天、东、西、南各卷有假名点、返点，北卷无点。天、东、西、南各卷尾题各为“文镜秘府论 天”、“文镜秘府论 东”……，北卷尾题“对属法”，天卷末页里书：“天正廿载林鐘上浣，于金刚轮院南窗写功终，莫令散失矣\座主义演”。东卷末页里书：“时天正廿稔姑洗上澣求御作内外之论章愿早速写功之周备\染秃毫勿出闸之外矣\准三宫义演”。南卷末页里书：“天正廿年暮春下旬书定毕，座主（花押）（义演）出之”。西卷末页里书：“于时天正廿载孟夏上浣，以证本驰秃笔耳\义演”。北卷末页里书：“天正廿岁朱明中旬，此一卷以 大师御笔奉书写了（花押）（义演）记之”。天正二十年为1592年，此本为是年义演所写。
三、《文镜秘府论》在室町及江户时期的流传
室町（1393—1568）至江户（1600—1865）时期，是《文镜秘府论》流传的第三个时期。这一时期的本子，现存有醍醐寺乙本、醍醐寺丙本、仁和寺乙本、正智院乙本、天海藏本、江户刊本。
醍醐寺乙本
藏京都醍醐寺。地1帖。共表纸粘叶装，高8寸1分9厘，宽5寸5分5厘。42叶（有墨迹39叶），每半叶7行，各行约十六、七字，有白界。墨笔标有假名点、返点以及校异。小西甚一认为江户初期写。
盛江按：今见该本高24公分，宽16. 5公分，封面左上外题：“文镜秘府论地”，右下“无量寿院常住”。据醍醐寺整理判断，此本年代为室町后期，弘治三年九月，即1557年9月。
醍醐寺丙本
藏京都醍醐寺。北1帖。共表纸粘叶装。高7寸8分5厘，宽5寸5分。46叶（有墨迹42叶），第2叶之后的2叶（1折）有脱落的痕迹，每半叶7行，各行约十四五字。有白界，有墨的假名点、返点、声点。卷尾朱笔识语：“文禄五年七月上旬书之”（盛江按：文禄五年为1596年），又墨书“尧圆”。
盛江按：今见此本封面之外有纸包装，上付有纸条，纸条上有墨书：“文镜秘府论北，第六册补写”，朱笔书：“文禄五年七月上旬书之尧圆”。高24公分，宽16. 5公分。
仁和寺乙本
藏京都仁和寺。北1帖。共表纸粘叶装，高7寸5分，宽5寸5厘。40叶，每半叶7行，各行约十六、七字。有白界。封面和甲本同一笔迹的“甲第九箱，心莲院”的识语。正文的第1叶有“仁和寺心莲院”的长方形朱印。有墨笔的返点和假名点。当写于江户初期。末叶有和包纸同一笔迹的识语：“上醍醐报恩院御本书写之了。”
盛江按：仁和寺甲本、乙本这二个本子，笔者去看时，也是作为一个本子的。但北卷可以看出是后来补的。
正智院乙本
藏高野山正智院。天1帖。共表纸缀叶装。高8寸1分、宽5寸1分5厘。封面外题同甲本，右下角署“正智院”。26叶。无界。每半叶8行，各行17至19字。有墨笔声点和假名点。小西甚一认为写于室町末期。尾叶识语笔致和正文一致，识语为：“文选云温泉流处冬草青明月开处夜山明。このさかひにまよふはかなさおもはすも二个の文月を见て 心敬。”
天海藏本
延历寺叡山文库天海藏（在京都东北比叡山，“天海藏”是这个文库一部分珍贵藏书的名称）。完本三册。袋缀，第1册（天卷29叶，地卷43叶），第2册（东卷27叶，西卷47叶），第3册（南卷55叶，北卷37叶）。高8寸2分，宽6寸1分。封面外题如“文镜秘府论天地”等，各册封面署有“大畜”“六合三”，首叶有“天海藏”墨印，尾叶有“山门藏本”墨印。江户末期写。有乎古止点（疏略的圆堂点）、假名点声点。
江户刊本
此本一称作“版本”。完本。或成六册或成三册或成一册，有数次刊行，均为同一版本。此版本现存，京都山城屋藤井佐兵卫氏藏。双边无界线，框郭高6寸7分，宽4寸9分强。版心上下有鱼尾，小黑口，表示卷数和叶数。每半叶9行，行18字，注文双行，天卷22叶，地卷31叶，东卷21叶。南卷37叶，西卷35叶，北卷29叶。正文有返点、声点、假名点。假名点保留比较早的形态。大体没有刊记。收藏于叡山文库的毗沙门堂的本子有“京都寺町五条上ル西侧，伊势屋额田正三郎”的刊记，东京帝国大学国语研究室藏的三册本有“京都书林寺六角上ル町，めと木屋宗八”的刊记。但这是重印本，初印本未见。从版式和刻字的体式推测，小西甚一认为是宽文、贞享间（1661—1684）的刊本。
松本文库本
藏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洋学图书室松本文库。全六帖，共表纸粘叶装，高26. 3厘米，宽19. 1厘米，各卷封面外题左上角墨书“秘府论 天”“秘府论 地”……，右下角墨题“恭畏”，表纸里页有“京都大学928901图书”字样红色方印，内第一页标题下有“松本文库”红色方印。天卷末题“文镜秘府论”，地、东、南卷末题：“文镜秘府论 一校了”，西卷末题“一校了”，北卷末题“文镜秘府论 北 一校了”。每半叶9行，每行17字左右，行楷抄写，有假名点和返点。封面所题“恭畏”为江户初名僧，可知为江户初之前写本。
田中穰氏藏本
东京新宿田中穰氏私家藏。此本未能见到。据《田中教忠藏书目录》（1982年田中穰自家版）及田中穰复函介绍，此本写于庆长、元和年间（1596—1623），栗皮色原表纸，大本，卷首有“今出川”的朱色印记，菊亭家旧藏。“今出川”在京都，知此本原为京都某家藏本。《田中教忠藏书目录》载有此本天卷卷首图影，据此图影，知该本每半叶7行，各行15字左右，有假名点、返点。
彰考馆藏本
藏水户市见川，宽政三年（1791）写。
蓬左文库本
藏名古屋蓬左文库，1册，目录编号12—90，写于江户中期。
文镜秘府论笺
写于1736年，十八卷。这是人们知道的。作者维宝阿者梨（1687—1747）为高野山莲金院学僧。维宝笺本又有各种写本，所知的有：一、持明院本。写于安永二年（1773），18卷完本。原存高野山持明院，现存高野山大学。二、宝龟院本。残本，存卷三、四、六、七、八、十，藏高野山宝龟院。三、龙光院本。残本。存卷一至卷十。藏高野山龙光院。维宝笺本也应算一种流传的古抄本。
持明院藏《文镜秘府论笺》，高22. 9厘米，宽16厘米。共蓝皮表纸粘叶装。卷一34叶（另表纸1，封底1，下同），笺文每页10行，每行20字，本文每页10行，每行21字。卷二30叶，卷三38叶，卷四27叶，卷五29中，卷六27叶，卷七19叶，卷八22叶，卷九19叶，卷十30叶，卷十一27叶，卷十二27叶，卷十三28叶，卷十四28叶，卷十五28叶，卷十六34叶，卷十七35. 5叶，卷十八36. 5叶。笺注栏眉有注文，当为抄写者所为。注文大体为注明维笺所及古籍出处，可见抄写者不知此“经”为刘善经。有假名点，卷九以前为墨点，卷十以后有朱点，天卷《四声论》“经数闻”的“经”字，该本训“ムカシ”。当为江户末抄本。
四、《文镜秘府论》未存本
“草本”“证本”之外，还有一些未存本。
有“报恩院本”。仁和寺乙本（残北卷）有包装纸，上有与本文笔迹相同的识语云：“上醍醐报恩院御本写之了实贺。”由此识语可知，报恩院本是仁和寺乙本（残北卷）的祖本。报恩院是醍醐寺中古时的一个寺院，现已不存。由此也可知，这是中古时的一个本子，这个本子当是醍醐寺本中的一种，可能与醍醐寺甲本（今残天、东、西、南卷）为同一种本子，仁和寺乙本传录的是其中的北卷，而这个本子的北卷今已不存，只能从它的传本仁和寺乙本知道其面貌。
据《琦玉名家著述目录》，还有山城小野宝持院学僧行愿（1751—？）的《文镜秘府论冠注》十五卷。为什么分为十五卷？不知其由。今本《文镜秘府论》天卷序有言：“余癖难疗，即事刀笔，削其重复，存其单号，总有一十五种类。”不知是否按这“一十五种类”而分为“十五卷”。从题名看，这应当是一个注本，从今存《冠注文笔眼心抄》看，所谓“冠注”，即栏眉之注，而所谓“注”，主要是异文校正，并没有多少辞语注释。现存《文镜秘府论》的其他传本，如三宝院本等，也有一些校正，甚至个别辞语注释。这样看来，这个所谓《文镜秘府论冠注》，同今存《文镜秘府论》传本无大区别。
现存传本如宫内厅本、三宝院本等，在这些本子的夹注中还提到一些本子，除前面提到过的草本、证本之外，还有点本、别本、或本、异本、イ本等等，其中称“イ本”的最多，而提到所谓“イ本”最多的是三宝院本。这些也是未存本子。
这些本子中，“点本”可能是标有训点的本子。这个本子可能是后来经过整理抄定的一种本子。这个本子为《文镜秘府论》标上训点，便于日本人用汉语习惯读懂这部汉籍，就是整理留下的一种痕迹。此外，“草本”在段落划分上可能比较随意，一些地方该分段落可能未分段落，这些地方，“点本”可能根据文意，在应该分段落的地方为“草本”另分了段落。比如北卷《帝德录》“颛顼”一段，“颛顼亦曰高阳”之右肩三宝院本有朱点，右旁注“点本别行书之”。又“唐尧”一段，“唐尧亦曰陶唐”之右肩三宝院本亦有朱点，右旁注“点本别行书之”。“虞舜”一段，“虞舜亦曰有虞”之右肩三宝院本亦有朱点，右傍注“点本别行书之”。“夏禹”一段，“夏禹亦曰有夏”之右肩，三宝院本也有朱点，右傍注：“点本别行书之”。这说明，这些地方，“草本”可能并未分段，而“点本”根据文意“别行书之”，划分出段落。
这几种未存本子，别本、或本、异本、イ本等等，可能并非特指，并非特指某一固有的本子，而是泛指其所用校本。在甲传本中称为“别本”，在乙传本中可能就被称为“或本”，或“异本”、“イ本”。有的本子自身虽已不存，但其材料可能保存在别的现存传本中。甲传的校本可能是乙传本的祖本。比如，东卷“第十八邻近对”，“上是义……邻近宽”21字，宝寿院本、杨守敬本、六寺藏寺本作双行小字，宝寿院本、六地藏寺本在其下注“以上注或本兼书之”。所谓“兼书之”，就是不作双行小字，这所谓“或本”，可能就是宫内厅本、三宝院本等的祖本，因为这宫内厅本、三宝院本等这21字就作大字正文。比如地卷《十七势》“第十二一句中分势”“海净月色真”，“净”字，三宝院本作“清”，旁注“净イ”，而高山寺甲本注“清イ”。三宝院本所注的“イ本”应当就是宫内厅本、高山寺甲本等的祖本，因为宫内厅本、高山寺甲本此字就作“净”，而高山寺甲本的“イ本”可能就是三宝院本的祖本，因为三宝院本此字就作“清”。
这些未存本子，有的可能是修正抄定本。
这些未存传本也反映了《文镜秘府论》的流传转抄情况。
第三节 《文镜秘府论》的谱系
根据《文镜秘府论》传本的异文，可以知道它的流传谱系。
一、“证本”系统
“证本”是一个系统。属“证本”一系的本子有宝寿院本、六地藏寺本、杨守敬本和宝龟院本东卷、义演抄本以及醍醐寺甲本、仁和寺甲本西卷。这些本子，都有“证本”带特征性的重要异文和书写格式。比如，东卷“证本”作小字注文的17处，没有“水浑”“火灭”二病，“第八正纽”“……名犯正纽者”句下，和“证本”一样，有“傍纽者如贻我青铜镜……名犯傍纽也”。此外，松本文库本、江户刊本、维宝笺本、醍醐寺乙本和“证本”有密切关系。这些本子，有的和其他传本作了校正，因此有的有“水浑”“火灭”二病，但总体上，属“证本”一系，或与“证本”有密切关系。
与“证本”面貌最接近的首先是六地藏寺本，还有宝寿院本。杨守敬携回古抄本也属“证本”—宝寿院本—六地藏寺本一系。杨守敬本残东、西二卷。六地藏寺本和杨守敬本都没有“水浑”“火灭”二病。西卷“第八正纽”“从一字纽之得四声是正也”以下至“凡入双声者皆名正纽”一段（《汇考》第1043页），诸本讹脱错乱，颇多异文，就其大者有三种类型，杨守敬本和六地藏寺在同一类型。和宝寿院本同一子系统的，还有正智院乙本和宝龟院本东卷这几个本子，宝龟院本、杨守敬本、宝寿院本均写于镰仓时期，六地藏寺本、正智院乙本均写于室町时期。它们当是“证本”下的一系。
义演抄本和六地藏寺本有很多共有的重要异文。一些异文和“证本”相合，又为义演抄本西卷和六地藏寺本共有，说明它们同属证本一类。但义演抄本和六地藏地本之间也有不少异文并不一致。它们有联系又有区别。从时间上看，它们一前一后（六地藏寺本写于1519年，义演抄本写于1592年），但互相之间不会是承传和被承传的关系，而当是以某一更早的属证本系统的本子为共有的祖本。它们分属证本系统内不同的子系统。
和义演抄本同一子系统的，还有醍醐寺甲本西卷和仁和寺甲本西卷。这三个本子有很多独有的异文。粗略统计，西卷就有近50处。这三个本子，义演抄本较晚，另两个本子，均在平安末或镰仓初，醍醐甲本可能稍早一些。这三个本子西卷应该是醍醐寺甲本—仁和寺甲本—义演抄本这样的承传关系。
证本系统下，宝寿院本和六地藏寺本也是一子系统。六地藏寺本全六卷，宝寿院本残天东卷。就天东卷比较，如前所述，这两个本子不但有大量独有的异文，而且训点完全一样，什么地方低一字、二字或高一、二字位置写，什么地方单行，什么地方双行书写，这样的书写格式极其相似，甚至相应页码每一行的字、字数，相对应的部分，每一行从哪个字开始，到哪个字为止，都一模一样，六地藏寺本有的眉注，宝寿院本都有，这些都为这两个本子独有。这两个本子，宝寿院本更早，约写于镰仓中期，而六地藏寺本写于1519年，六地藏寺本应是直接承传宝寿院本或它的忠实转写本。
和宝寿院本——六地藏寺本一系关系密切的有江户刊本、松本文库本、维宝笺本、祖风会本。
这几个本子和证本的关系比较微妙。也有几处和证本痕迹相合，但证本痕迹大部分，则与这几个本子不合。这几个本子可能与草本参校过。和松本文库本、江户刊本、维宝笺本、祖风会本同一系的还应有仅残地卷的醍醐寺乙本。松本文库本等四个本子和醍醐寺乙本都比较晚，从上面情况看，它们既依据了证本，又参校了草本。参校草本，所据又是与三宝院本不同的另一系。依据证本，又不像六地藏寺本等本一样以证本为基础。可能还依据了一般再治抄定本，它们与证本有异的地方，可能所据就是再治抄定本。如果这些理解不错的话，则这几个本子可以看作介乎于证本与再治抄定本之间，和证本系统关系密切而又参校过某一系草本，这是倾向于证本，而混合程度比较大的一类本子。
这样，证本系统下，醍醐寺甲本（西）、仁和寺甲本（西）和义演抄本（西）为一子系统，宝寿院本、六地藏寺本、杨守敬本、正智乙本、宝龟院本（东）为另一子系统，而后一子系统中，宝龟院本又与宝寿院本不同。松本文库本、江户刊本、维宝笺本和祖风会本，则既与证本有密切联系，又与一般再治抄定本和草本也都有某种联系，醍醐寺乙本也属松本文库本一系。
二、再治抄定本系统
所谓再治抄定本，应该是指既没有保留草本材料，也没有保留“证本”材料的那一类传本。
属于这一类的传本有醍醐寺甲本、仁和寺甲本的天、东、南卷，宝龟院本的天卷，仁和寺乙本和醍醐寺丙本（均残北卷），及报恩院传来本，还有义演抄本的天、东、南卷。
天卷典型的异文是《调声》中“调声之术”一节“此篇第一句头两字平”以下，《研究篇》所举的那段异文。那段异文，义演抄本和醍醐寺甲本、仁和寺甲本、宝龟院本一样。我们把那段文字的异文和各本作一比较（括号中的异文为其他各本有而醍醐寺甲本、仁和寺甲本、义演抄本、宝龟院本所无，下面加线者为醍醐寺甲本等四个本子有而其他各本无）：
此篇第一句头两个字平，次句头两字去上入；（次句头两字去上入，次句头两字平；）次句头两字又平，次（句头两字）去上入；次句头两字平；（次句头两字又去上入，）次句头两字又平：次句头两字去上入，次句头两字又去上入，次句头两字又平，如此轮转，自初以终篇。
醍醐寺甲本等四个本子，天卷还有其他一些独有的异文，如《八种韵》“一连韵者”“如湘东王诗曰”（参《汇考》第188页），“湘”均作“相”，《四声谱》反音图“土烟天坞”，“坞”字下，均注“坞城也”（参《汇考》第88页[二]）。宝龟院本仅存天卷，另三个本子，东卷、南卷异文更多一些。东卷典型的异文是《研究篇》提到的《笔札七种言句例》开头“一曰一言句例，二曰二言句例……六曰六言句例，七曰七言句例” 42字，义演抄本和醍醐寺甲本、仁和寺甲本这三个本子一样阙文（参《汇考》第850页[二]）。此外，如“第一的名对”题下注“又名正名对又名正对又名切对”，三个本子均无“又名切对”4字（参《汇考》第689页[一]）。同目“前下是其对”5字亦均无（参《汇考》第690页[七]）。“第三双拟对”“飞岚飞叶始”句，“叶”均作“菜”（参《汇考》第708页[九]）。“第四联绵对”“意涉连言，坐兹生号”，“坐”均作“并”（参《汇考》第715页[一〇]）。“第十一意对”“入室问何之”句，“室”均作“空”（参《汇考》第757页[二]）。南卷也有不少例子。《论文意》“以此言之则鲍公不如谢也”，“鲍”均作“饱”（参《汇考》第1333页[四]）。“独有其日月以清怀也”句，“怀”均作“襟”（参《汇考》第1364页[二]）。“如游寺诗，鹫岭鸡岑，东林彼岸”，“又柔其词轻其调”，“剖宋玉俗辩之能，废东方不雅之说”三句，第一句“岸”均作“峰”，第二句“调”均作“词”，第三句“剖”均作“割”（分参《汇考》第1421页[一五]，1422[七]，1420）。这样独有的异文，粗略统计，东卷有22处，南卷有17处。和其他的本子，没有这样独有的异文。
醍醐寺甲本、仁和寺甲本和义演抄本等三个本子天东西南各卷，偶也有见存留草本痕迹。西卷《文二十八种病》正文保留有水浑、火灭二病全文。之所以保留，可能是认为草本这二病太重要了。其他地方，则基本未见草本痕迹。几个本子地卷未存，情况无从了解。其他几卷，西卷水浑、火灭二病之后不是三十种病，而是二十八种病的目序。这是再治抄定本的目序。东卷《文二十九种对》目次中“十一曰意对”、“十七曰侧对”、“廿五曰假对”、“廿八曰叠韵侧对”四处，都没有草本关于原典出处的旁注，或旁注作大字正文（参《汇考》第679页[三][四][五][六]）。草本不少地方注明原典书名或作者名，尔后又朱笔划掉改过来。醒醐寺甲本等三个本子校录的都是朱笔修改后的样子。和证本异文相比，有两处相合，东卷一处，为《二十九种对》目次“一曰的名对”目下，“亦名正名对，亦名正对”，和证本一样作小字注，但此注较证本多“又名切对”四字（参《汇考》第679页[二]）。西卷一处，“第八正纽”“名犯傍纽者也”句下，也有“傍纽者如贻我青铜镜……名犯傍纽也”26字，但此26字六地藏本等作双行小字注，而醍醐寺甲本等作大字正文（参《汇考》第1045页[八]）。此处异文可能因为重要，早期再治抄定本已据证本加入。醍醐寺甲本等三个本子可能依据的是证本，也可能是一般再治抄定本。除此之外，醍醐寺甲本等三个本子基本没有证本那种带特征性的异文。证本那些作小字注文的地方，这几个本子都作大字正文。
醒醐寺丙本、仁和寺乙本均残北卷，多有共有的异文，这一点，《研究篇》已有论述。仁和寺乙本包装纸上有与本文笔迹相同的识语称：“上醍醐报恩院御本写之了\实贺”，可知通过“报恩院本”与醍醐寺本有承传关系。这二个本子也没有和草本相同的异文，属再治抄定本。这一系统里，醍醐寺甲本、仁和寺甲本、宝龟院本（天卷）、义演抄本天东南卷为一小支，醒醐寺丙本、仁和寺乙本通过曾存的“报恩院本”又当是一支系。
三、“草本”系统
三宝院本属草本系统。它保存的草本材料最多。现在所知的草本材料，除少部分保存在宝龟院本等本的地卷外，基本上是载录在三宝院本。它不仅保存着关于原典出处的大量异文和其他后来被删去的原文、夹注，而且保存了草本地卷另一卷首，甚至草本在原稿上怎样施于朱笔，把一段话从页边勾引补加进正文，这样的痕迹都原原本本保存下来了。可以说，这是最接近草本原貌的本子。当然，它也校录了大量证本异文。
属于这一系统的，有三宝院本的忠实传写本天海藏本，还有正智院本甲本。另外，新町三井家本应该属这一系统。新町三井家本残北卷，且脱三千七百八十七字（“然文无定势”〔《汇考》第1680页〕，以下至“功业施于四海”〔《汇考》第1828页〕），前半几乎全阙，无法窥其全貌，但从残存文字大体还能推测它与其他传本的关系。北卷卷末三宝院本有“对属法第一（陈）”数字，用朱笔抹消，又朱笔注记“草本以朱如此正之”，新町三井家本也记有“对属法”三字。说明它和三宝院本一样有草本异文。
义演抄本北卷也应该属这一系统。一个根据，是前面提到过的，义演抄本北卷文尾有题注：“天正廿岁朱明中旬\此一卷以\大师御笔奉书写了\（花押）（义演）记之”，所谓“大师御笔”，就是空海草本。再一个根据，是义演抄本北卷卷末，也有“对属法”三字的草本异文。
和三宝院本有密切关系的是成篑堂本。成篑堂本抄写年代可能稍早于三宝院本。这二个本子有一些独有的异文，小西甚一《研究篇》认为成篑堂本和三宝院本同属一系，这是对的。但是，我以为三宝院本地卷的祖本可能即是成篑堂本，至少直接参校了成篑堂本，或者两个本子同有一个祖本。根据就是其卷首。三宝院本地卷里页记有地卷另一卷首，里页所记这个卷首，有很多地方与通行本不一样，而与通行本不一样的这些地方，恰恰与成篑堂本地卷卷首一样。除“十七势”、“十体”等目下都注有原典出处外，三宝院地卷里页所记卷首和成篑堂本地卷卷首这两个卷首都有“七种言句例札”、“六对札”、“一种七对”、“八对”、“八对皎”（成篑堂本作“八对天”，“天”当误）的异文，成篑堂本“十四例”旁记有“十五例”的异文，三宝院本“十四例”则作“十五例”。现存传本中，这些异文为这两个本子所独有，而成篑堂本较三宝院本稍早，三宝院本地卷承传成篑堂本是很可能的。不过，三宝院本作了改动。它把成篑堂本地卷卷首由正文移至里页。成篑堂本没有参校证本，而三宝院本则参校了证本，三宝院本地卷正文的卷首，“十七势”等目次下，注明原典作者名的同时，还注明“证本”，说明它的正文卷首用的是证本。不管怎样，成篑堂本和三宝院本关系密切，属草本系统。
宫内厅本、高山寺乙本、高山寺丙本和正智院丙本为一类。宫内厅本一系与证本的关系很可寻味。西卷《文二十八种病》“第九水浑病”一段开头，宫内厅本注“此水火二病篇立无也又证本无也故且正之可”，可见宫内厅本见过证本，但它完全未从证本。西卷水火二病是一例。一些传本，虽有水浑、火灭二病，实际校录三十种病，但总顺序，却照二十八种病，宫内厅本则不但有水浑、火灭二病，而且顺序全照总三十种病，最后一病即为“第三十骈拇病”。东卷凡证本作注文的地方，宫内厅本一律作大字正文。宫内厅本偶也从草本注出原典出处，但凡证本注出原典出处的地方，宫内厅本也一律作“或曰”。甚至西卷“第八正纽”“……名犯正纽者”以下“傍纽者如贻我青铜镜结我罗裙裾结裾是双声之傍名犯傍纽也”26字也是这样，这26字，三宝院本注：“证本有之”，各本均据以补入，只有宫内厅本和高山寺乙本没有将这26字抄录入进去。凡是明确注明是证本异文的地方，宫内厅本都与证本不同。校录时证本就在案头，不但不用，而且似乎有意排斥证本。只有一处例外，即天卷《调四声谱》韵纽图“皇晃璜镬禾祸和”等几处，前面说过，好几个本子都对这个韵纽图用字标注了反切音。这个音注，绝大部分与空海著《篆隶万象名义》所注相应字的反切音不合，怀疑可能是证本所为。有音注的几个本子中，就有宫内厅本。如果真是证本补加的音注，那么，可以说宫内厅本校录过证本材料。但也仅此一处而已。
不用证本，则其校录所据当为草本和再治抄定本。就与草本关系来说，宫内厅本近于三宝院本一系，校录的草本异文，除个别者外，均见于三宝院本。至于松本文库本一系所用的草本异文，如地卷《十四例》《八阶》题下注，“十四避忌之例”的异文，南卷《论文意》“若清浊相和名为落韵”句下原典出处注，一概未用。就草本和再治抄定本两者，宫内厅本似更近于再治抄定本。它们校录了一些草本异文。地卷卷首，有“体例”“王氏论文曰”“具例如后”的草本异文。东卷《二十九种对》篇目“十一曰意对”“十七曰侧对”“廿五曰假对”“廿八曰叠韵侧对”等目下，有草本尚未删去的原典出处注。西卷不但作三十种病，有水火二病，而且各目全依草本顺序，最后一目为“第三十骈拇病”，而不像证本和再治抄定本一样作“第二十八骈拇病”。草本关于原典出处的异文，宫内厅本也偶有校录，如南卷《定位》一节，“或曰梁昭明太子撰《文选》后”，“或曰”右宫内厅本注“殷璠河岳英灵集叙曰王昭”，而这一系的高山寺丙本注“殷璠河岳英灵集叙曰御草本如此”（参《汇考》第1500页[一]）。但是，三宝院本中还有很多草本异文，宫内厅本未予校录。这原因，就因为宫内厅本更近于再治抄定本。
再治抄定本中，宫内厅本、高山寺乙本等又与属这一系统的醍醐寺甲本、仁和寺甲本、义演抄本不同。前者与后者很少共有特别是独有的异文。醍醐寺甲本等用的是一类祖本，宫内厅本等则用再治抄定本一系的另一类祖本，同时校录三宝院本一系的草本异文。这是宫内厅本一系的主要特点。
宝龟院本地卷是很特别的一种本子。《研究篇》把宝龟院本地、东二卷均和三宝院本所校证本归属同一系统（见《研究篇》（上）第103页—105页及第133页系谱图）。宝龟院本东卷确属证本系统已如上述，但其地卷情况有异。《研究篇》提出的证据，主要是《十四例》《十体》和《八阶》的题下注，但前面我们已经论述过，这三处异文中，《十四例》和《八阶》的题下注实为草本异文，而草本和证本有区别。另一处，“十体”题下注：“崔氏新定诗体困十种体具列如后”，未说“御草本”，但从另两例推测，这一例也应是“御草本”的异文，而不是“证本”的异文。这三例证明宝龟院本属草本系统，不足以证明它属证本系统。
现存地卷保存有证本材料的是另外五处。《十七势》“第一直把入作势”条“或自登山临水，有闲情作”句，三宝院本及成篑堂本“闲”字均作“开”字，右注“闲证本”，说明此处“开”字证本作“闲”字。而这一例宝龟院本作“开”字。（参《汇考》第365页[一]）
《十七势》“第一直把入作势”条“昌龄《寄驩州》诗入头便云：与君远相知，不道云海深”句，“诗入头”三宝院本作“诗云入头”，“云”字左注“证本”。说明“诗”字后之“云”字为证本所有，而宝龟院本无“云”字（参《汇考》第365页[二]）。
《十七卷》“第二都商量入作势”中“大贤本孤立，有时起经纶”句，成篑堂本眉注“证本”，当指此句中的“本”字依证本（另有本作“奈”字），此处宝龟院本作“奈”字（参《汇考》第371页[四] [五]）。
《十七势》“第四直树两句第三句入作势”条“留醉楚山别，阴云暮凄凄”句，成篑堂本眉注“证本”，当指此句中“凄凄”二字依证本。另有本作“霋霋”，此处宝龟院本作“霋霋”，与证本亦不同（参《汇考》第377页[二]）。
这四例异文宝龟院本均未与证本不同。只有一例例外，那是地卷卷首，三宝院本和天海藏本于标目“十七势”下注“王证本”，“十四例”下注“皎证本”，“十体”下注“崔证本”，“九意”下注“证本”。说明证本“十七势”下注有“王”字，“十四例”下注有“皎”字，“十体”下注有“崔”字，证本有“九意”。这一处，宝龟院本于“十四例”下注“皎”字，有“九意”这一标目。但是，据成篑堂本保存的草本地卷卷首，草本“十四例”下也有“皎”字（参《汇考》第347页[三]）。宝龟院本可能从证本，也可能从草本。至于“九意”这一标目，现存所有传本均有，成篑堂本保存的草本地卷卷首也有，不足以作为证据。
存有证本异文的这五例中，有四例宝龟院本与证本不同，另一例可以作别的解释。这五例无法证明宝龟院本属证本系统。
宝龟院本地卷卷首，篇立“十四例”下注“皎”；无“体例”二字，但有“具例如后”“王氏论文云”的草本异文。这说明它用了三宝院本一系的草本材料。但“十四例”、“十体”、“八阶”的题下注，另外还有“十四避忌之例诗曰何况双飞龙羽翼纵当乖又诗曰吾兄既凤翔王子亦龙飞”31字，这些草本异文，则不见于三宝院本，而见于松本文库本、江户刊本、醍醐寺乙本等本子。宝龟院本写于1303年，比松本文库本、江户刊本等要早三百年。这部分未见于三宝院本的草本异文，要说承传，应该是江户刊本等承传自宝龟院本。宝龟院本是现存传本中这一系草本异文出现最早的一个本子。但江户刊本等与宝龟院本很少独有或者共有的其他异文，它们之间不一定有直接承传和被承传的关系，可能有一共有的祖本，这一祖本与三宝院本所据的草本不同，属草本的另一系。草本在传抄过程中，一类本子载录了一部分异文，一部分本子载录了另一部分异文。三宝院本和宝龟院本各依据了其中一系的草本系统的传本。
注释
[1]材料详见笔者所著《文镜秘府论研究》。文繁不录，此处略举数例。
[2]见《智证大师全集》第4卷，《大日本佛教全书》第28卷第1273页，“悉淡章”即悉昙章。
[3]如马渊和夫著《日本韵学史研究》第3卷，第1187页，第1188页。
[4]见《真言宗全书》第11卷。
[5]即《大毗卢遮那成佛经疏》，《智证大师全集》第4卷，《大日本佛教全书》第28卷第1084页。
[6]以上均见《智证大师全集》第2卷，《大日本佛教全书》第26卷第701页。
[7]《智证大师全集》第2卷，《大日本佛教全书》第26卷第719—720页。
[8]《智证大师全集》第2卷，《大日本佛教全书》第26卷第710页。
[9]见1984年日本汲古书院影印出版《六地藏寺善本丛刊》第7卷《文镜秘府论》“解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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