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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甲午战争”前夕的日本社会和战争的基本原因
- 四 “甲午战争”前夕的日本社会和战争的基本原因
  - 1 甲午战争前夕的日本是军事封建的资本主义
  - 2 “甲午战争”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阶段
- 📚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全套 18 卷）

作者：吴廷璆等

四 “甲午战争”前夕的日本社会和战争的基本原因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日本史称日清战争），至今已是九十周年。在有关问题的研究上，中外学界积累了不少成果。在日本，仅以日清战争为主题的专著，粗略计算也不下—、二十种。如田保桥洁先生的《近代日鲜关系之研究》、市川正明先生编的《日韩交涉史料》、大山梓先生编的《山县有朋意见书》，以及战争的当事者陆奥宗光（时任外务大臣）撰写的《蹇蹇录》和日本外务省编纂的《日本外交文书》（如第二十七、八卷）等等，均是研究中日甲午战争所必需的。在我国，如所周知，解放后连续出版了以《中日战争》为题的七卷本资料，内容丰富，至今不失为重要的研究依据。如《中日甲午战争》《朝鲜问题与甲午战争》《中日甲午威海之战》等等，也为数不少。近年来，有关问题的研究更是向纵深发展，不仅有大量的学术论文，而且出版了许多新著。^[1]此外，中国近代史著作，也都以甲午战争作为一大重点，进行分析和论证。笔者作为后学，一方面深深感到有关问题研究的发展很快，同时也感到有些基本问题似有进一步明确的必要。

比如，在战前的日本，以野吕荣太郎著述《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为代表的“讲座派”，曾认为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基于日本资产阶级对朝鲜市场的要求”。^[2]但是，战后日本的史学界，却是另外一种倾向占据上风。比较多的学者认为，甲午战争“不是以日本资产阶级经济侵略的冲动为先导的”。^[3]“日清战争的主要动机和目的，在于对朝鲜进行政治的和军事的压制”。^[4]还有的学者认为，甲午战争“是以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等藩阀势力和以川上操六等军部为主导的、积极而人为的侵略战争”，并认为“将内争转向对外的侵略政策”，是日本天皇制官僚体制的“惯用手段”。^[5]此外，也有的认为，甲午战争是中国挑起的，^[6]是中国清政府违反了1885年《天津条约》的结果。^[7]如此等等，中日甲午战争的研究和记述，出现了多种结论性的见解。

在我国，对于中日甲午战争的是非问题是明确的，即：日本是这场战争的侵略者和肇事者。然而，在具体论述上，长期以来也有种种不同的说法：

一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说。如1964年出版的翦伯赞先生的《中国史纲要》，认为甲午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以吞并朝鲜并向大陆扩张势力为目的而发动的侵略战争”。197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近代中国史稿》，也持类似的见解。

二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说。如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认为甲午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也是它推行大陆扩张政策的重要步骤”。

三是没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日本侵略说。详见范文澜先生的《中国近代史》。其中谈到，1870年以后，自由资本主义已先后向帝国主义转化，为争夺市场、原料和势力范围，各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展开了斗争，而甲午战争就是帝国主义国家在远东瓜分世界的斗争的一环。但当时的日本，还没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

此外，还有将日本称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的（如郑昌淦先生1957年出版的《中日甲午战争》）。我国的经济学界，在谈到甲午战争时，则往往侧重日本采用军事侵略作为经济扩张的手段，或是认为甲午战争的实质，是帝国主义各国为了实现资本输出和分割中国而发动的（如魏永理先生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纲》、凌耀伦先生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等等）。

上述不同的说法，各有自己的研究和见地，但同时也说明中日甲午战争的研究并没有终结。这也是本文所以着眼于以下两个基本问题，进行再探讨的主要原因。

1 甲午战争前夕的日本是军事封建的资本主义

中日甲午战争前夕的日本，究竟处于什么社会发展阶段，直接关系到甲午战争的性质。为此，本文试首先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阐释。

世界历史的发展表明，十九世纪以来，亚洲各国普遍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是被迫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变封建社会为资本主义；要么是被迫沦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由于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开始逐步陷入半殖民地的状态。而当时同样面临着民族危机的日本，从1868年开始却发生了逐步改变社会性质的“明治维新”。

那么，日本是怎样步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又有哪些特征呢？

中外学界公认，1868年日本明治新政权的建立，是日本走上近代化的起点。但是，以天皇为首的明治政权的建立，并不是日本资产阶级革命的标志或结果，而是当时以“西南强藩”（如九州的萨摩藩、长州藩）出身的下级封建武士和部分宫廷贵族为主导的，利用日本内外交困的形势，取代德川幕府的政治统治。这一点对日本近代社会的影响很大，以致成为后来日本资本主义受到“混浊”和“歪曲”的主要原因。^[8]

比如，明治初年，可以称作是新政权施政纲领的《五条誓文》中，虽有“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但它并不是基于资产阶级的“主权在民”，而不过是“兴列侯会议……”的变种。又如其中的“求知识于世界”云云，纵有求新的味道，但落脚点仍是“大振皇基”。^[9]至于明治初年连续颁布的内外文告，除了有意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成分而外，也多是突出或强调“朕即国家”的观念，要求各藩及其臣民“佐朕之不逮，同心协力，各尽其分”。^[10]或朕欲继承“列祖伟业”、“亲营四方，安抚汝等亿兆”等等。^[11]此外，施于民众的“五榜告示”，更是首先强调“为人者应正五伦之道”。他如禁止民众结党、“强评”等等，^[12]也与旧幕时代无异。时至1889年，日本政府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仍是贯彻“君权神授”的所谓“不磨大典”。按照当年伊藤博文的说法，起草宪法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使皇室“独”为国家的“机轴”。^[13]因此，宪法宣布：

“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始之”（第一条）；

“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第三条）；

“天皇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第四条）；

“天皇由帝国议会协赞行使立法权”（笫五条）；

“天皇召集帝国议会、命令其开会、闭会和休会，以及解散众议院”（第七条）；

“天皇统帅陆海军”（第十一条）；

“天皇宣战、讲和及缔结各种条约”（第十三条）

……^[14]

如此等等，以非常的大法明确了非常的权利。一部偌大的日本宪法，俨然是天皇的无限权利法。可见，明治政权下的日本，封建色彩极浓、极重。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学者多将天皇制政权视为“绝对主义王权”，并非言过其实。

与此同时，明治政权又把军国主义作为基本国策之一。1880—1893年间，日本政府为扩充陆海军的军费开支及其在历年岁出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如下：^[15]

特别是1885年以后，日本的军费开支始终多达历年岁出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三十。因此，日本又是一个典型的军事国家。

然而，明治政权下的日本，又确实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这个过程，是从1871—1873年间，以政府主要成员外出考察欧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物质文明开始的。1871年11月，日本政府派出以右大臣岩仓具视、参议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和伊藤博文等人为首的大规模的“使节团”。“使节团”原订有两项基本任务：一是试想对欧美列强修改幕府末年缔结的不平等条约；二是“采摘”欧美各国现行的“诸种方法”。天皇在“勅令”中要求随行人员“亲自观察本省紧要事务目前在文明最盛的国家内实施的情况，究其方法以施于内地”。^[16]后来，“使节团”在修改条约无望的情况下，便专门考察欧美各国的社会制度和物质文明。他们跋山涉水、远渡重洋，“冒寒暑、究远迩”。从美国开始，顺次走遍了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普鲁士、俄国、丹麦、瑞典、意大利、奥地利、瑞士等十二个国家，历时长达一年半之久。

这次出访，在日本的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的。它不仅人数多、规模大，出动了当时日本政府的主要成员，而且对日本的近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一，通过这次出访，日本政府的主要成员切身地了解到什么是欧美的社会制度以及物质文明。“使节团”的成员每到一地，不仅“跋涉于穷乡僻壤，采访于田野农牧”，而且“观察城市工艺、了解市场贸易”，^[17]实可谓历尽艰辛、无所不至、无所不访。从而获得了前所未见、前所未闻的新知识。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各国以煤铁致富的实况，以及面积不如日本九州的比利时的“营业之力”，更使这些目击西方社会的日本人感到瞠目和惊叹。以致木户孝允言称：“我国今日的文明，不是真正的文明，我国今日的开化，不是真正的开化”。^[18]这种深刻的思想变化，使日本政府的主要成员产生了急起直追的强烈愿望。其二，这次出访，使日本政府的主要成员找到了日本应该仿效的目标。使团回国后，仅是各省派出的“理事官”的报告便多达四十一册，而整个使团的报告，更是洋洋万言、汇集为一百卷的《特命全权大使美欧回览实记》。其中不仅详细记载了西方各国的政治、社会、经济，而且详细记载了各国的军事、文化、教育，乃至风俗人情、社会福利和宗教信仰等等，从而为日本政府后来的施政方针提供了依据。其三，这次出访，使日本政府的主要成员选择了“内治”为先的战略方针，压抑了以士族代表西乡隆盛为主的“征韩派”，^[19]并重新组合了以大久保利通为核心的权力结构。此后，资本主义的“殖产兴业”“文明开化”“振兴贸易”等等，才切实地盛行起来，从而使“明治日本的起步真正进入了轨道”。^[20]

然而，由于日本国内政治上的特征，加上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的国际形势，又不准许日本按照一般资本主义发展的常规行事，以及日本内外政策的需要等等，因而又造成了日本资本主义的某些特征：

一，政府自上而下地扶植和保护资本主义的成长，并与特权“政商”相勾结，使日本较早地出现了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占据优势的“财阀”势力。由于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自始就是在天皇制政权的扶植和保护下成长起来的。这就是所谓的“自上而下地发展资本主义”。从1873年大久保利通提出“殖产兴业”，中经“振兴海外贸易”以及颁布《官营工矿企业处理概则》等等，都带有以国家政权的力量来扶植和保护特权私人资本成长的性质。如1880年日本政府颁布的《官营工矿企业处理概则》。这项经济政策，实际等于将国家兴办的工矿企业（除军事工业外），无偿地或廉价地转让给私人资本。其中，如阿仁铜矿，政府开发投资为一百六十余万日元，1885年处理时尚有二十五万日元的生产设备和八万日元以上的库存物资。但是，和政府关系密切的“政商”古河市兵卫，当时却仅仅支付了一万日元的现金，而其余的则是作价二十四万日元、以无息的优惠条件分十年偿还。又如小坂银矿，政府开发投资为五十四万日元以上，但也仅仅以二十万日元的生产设备和七万日元的库存物资作价售给了久原庄三郎。再如长崎造船厂，政府投资六十二万日元，出售时（1887年）虽然定价五十四万日元，但三菱后来实际只是交付了九万日元的现款。而政府投资三十一万日元的富冈丝厂，1893年时也仅以十二万元的代价卖给了三井。^[21]

凡此种种，壮大了私人资本的实力，促进了商业高利贷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据统计，1889年日本所得收入最高的一百零四户中，除了原有的旧藩主、旧公卿之外，就是上述政府经济政策的受益者。^[22]此外，也正是由于天皇制政权的扶植和保护，日本较早地出现了与政府关系密切，乃至溶为一体的所谓“财阀”，即垄断资本集团。其中，如三菱集团便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一例。1873年，岩崎弥太郎创办“三菱商会”时，家当不过是旧土佐藩的几条旧船，但因在1874年为日本政府出兵台湾效力，所以格外得到天皇制政权的青睐。1875年，日本政府将所属的13只船无偿地转给了三菱，并从1875—1883年，连续支付补助金、贷款和船费，合计在八百万日元以上，而其中有三百九十万是无偿的。这不仅奠定了三菱财阀的基础，而且使三菱与日本政府的军政战略达到了一致性。

二，军事工业占据优势。日本政府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的方针下，首先着力经营的，就是从旧幕府和各藩接管的兵工厂，并将军事工业作为产业的“核心”。在处理官办矿企业中，纯粹的军事工业保留不动。因此，日本的军事工业无论在规模和发展速度上，都远远地超过一般民营企业。据1892年统计，十四家官办工厂拥有动力二千四百一十八马力，平均每家占有一百七十二点七马力，而同年日本总数二千九百一十七家工厂，包括人力、水力在内，平均却只拥有一马力。^[23]又如1889—1907年间，民营工厂工人増长速度为二点九倍，而同期内陆军工厂则增长二十一倍，海军工厂增长十一倍。^[24]

这些情况表明，日本资本主义自始就带有军事性。军事工业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占据优势，是日本政府推行军国主义和对外侵略政策的重要基础。从整体上说，日本资本主义经济是后进的，但其枪炮弹药的生产却是先进的。

三，近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农村半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并存。本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应取代封建的生产关系。但是，日本却保留并扩大了农村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究其原因，首先在于明治政权的建立，并不是一个阶级取代另一个阶级，而幕府末期的日本，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也没有达到不突破封建的生产关系便不能发展的程度。所谓的私人资本，基本上停滞在商业高利贷资本的阶段。这一点也就先天地决定了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特别是明治政权本身，更是以最大的地主集团——皇室为核心的。因此，尽管这个政权可以被迫地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发展本国的近代工业，但却不能不维护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

比如1873年开始推行的“地租改革”，^[25]虽然在将实物地租改为按土地价格征收货币地税上，具有强行资本原始积累的作用，但是这项改革并不限制地主对佃农的实物剥削。而小农“不但依然被课以封建性的重税，并且由于现金地税制的结果，又使他们的生产物从属于货币价格，受商业资本的无耻剥削”。^[26]以致广大的贫雇农不得不继续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与此同时，日本全国的佃耕地却从1873年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一点三，逐步上升为占1892年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以上。^[27]

在此期间，明治政权又极力从政治上维护和扩大新兴地主的势力。如1878年实施的《府县会规则》，其中便明文规定：平均拥有一点五八町步（面积单位、每町步为九十九点一五公亩）以上的土地所有者，才能被选为府县会议员。至1890年，日本政府又规定：“大地主得以互选町村应选议员定额的三分之一”。^[28]这就是说，只有地主阶级才能当选为地方议员，而他们又可以不经过有限制的选举就保有三分之一的席位。因此，从1890年召开第一届帝国议会开始，三百名议员中就有一百二十九人为“农业者”。此后，地主阶级的代表一直占据议会的半数左右。此外，由于贵族院也有半数是大地主，以致“带有土臭的地主与旧公卿、大名，以及散发着铜臭的新兴财阀资本家相并列，成了天皇制国家统治阶级的一翼”。^[29]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实际正是代表他们的利益和要求。农村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城乡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相互结托、并存，两者共同构成了日本天皇制政权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支柱。

此外，还可以举出日本资本主义的一些特征，如工业发展的“跛行性”、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并存，乃至工场手工业的大量存在、工人劳动条件极为恶劣，并深受封建意识的束缚等等。

到中日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基本上确立了以军事工业和民间轻工业为主体的近代工业国家的基础。1892年，雇用二十名工人以上的工厂，已占据全部工厂总数的一半。1893年，日本工矿企业和水陆运输业资本，合计占各行业总资本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此外，长期作为政府财政主要来源的地税，也从1873年占据全部税收的百分之九十八点四逐步下降到只占1894年税收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二。^[30]

总之，中日甲午战争前夕的日本，是个军事封建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1894年甲午战争的性质，即军事封建的资本主义日本，在国际列强以亚洲为侵略重点的形势下，对业已陷入半殖民地的中国和朝鲜的侵略战争。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说，在认识近代日本的军事性上是妥当的，但在全面判定甲午战争的性质上则有所不足；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说，则过高地估计了甲午战争前夕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水平。因为甲午战争的胜利才是日本向帝国主义阶段转化的又一起点。

2 “甲午战争”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阶段

列宁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是生产方式的经常改造和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大。在旧的生产方式下，各个经济单位能存在好几世纪……相反地，资本主义企业必然超出村社、地方市场、地区和国家的界限”，“每个资本主义工业部门的自然趋向使它需要‘寻求国外市场’。”^[31]日本也不例外。事实上，在其步入资本主义、着手发展近代企业的同时，便已经提出了国外市场问题。比如1874年大久保利通在提出“殖产兴业”时，便特别以英国为例，说其虽属小国，但君臣合力，制订前古未有之航海法，占宇内漕运之利，以大振国内工业，却是日本应该引为“规范”的。^[32]第二年，大久保利通又专门以“振兴海外贸易”为题，提出了政策性的意见。他主张日本在发展资本主义工业的同时，应积极“开拓海外直接销售的基础”，甚至主张不惜以国家的力量，扶植大商巨贾，予以相当的资金，以“发展商业、疏通和扩大销路”。^[33]与此同时，那些早期便和新政权关系密切的特权“政商”，也有如此要求。其中，如“大仓组商会”（大仓财阀的前身）的创始人大仓喜八郎，早在1874年日本出兵侵台期间，便要求“在琅峤获得十万坪的租借地”，以发展日本的对外贸易。^[34]

显然，日本资本主义一起步便开始要求获得海外市场。1876年，日本迫使朝鲜对外缔结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急于打开朝鲜“闭关自守”的门户，要求开辟元山和仁川两港作为“通商口岸”，一方面是为了掠取朝鲜的黄金和大米，同时也是为了占有相应的市场。此后，寻求海外市场，则成了日本政府一大战略目标。如1879年，日本政府专门设立横滨正金银行，目的正是在于提供对外贸易资金，以扩大海外市场。至于“三井物产公司”（三井财阀的前身企业）在政府的资助下，先后在海外开设支店，以及“三菱邮船公司”（三菱财阀的前身）收买英国轮船公司从日本至上海的航线、设备等等，就更是与寻求海外市场息息相关。由此可见，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来讲，并不存在首先满足国内市场，而后转向海外的顺序问题，因为资本家的生产是以最大限度的利润为转移的。

特别是日本的资本主义，由于它的后进性，以及国内市场狭窄、资源贫乏等等，因此陷入半殖民地状态的中国和朝鲜，就更成了它掠夺的对象。日本资本主义不仅需求中国和朝鲜的原料，而且需求在中国和朝鲜开辟广阔的市场。十九世纪的八十年代，正是日本资本主义工业迅速成长的时期。如1883年由特权政商涩泽荣一、大仓喜八郎、益田孝等人筹办的大阪纺织厂，建立初期便拥有二十五万日元的资本，雇用三百余名工人，纱锭在一万五千枚以上。随后在1886—1890年间，又连续兴起了二十余家与大阪纺织厂规模类似的近代化大企业。因此，获得海外原料和市场的要求更为强烈。

1885年，日本政府参议兼宫内卿伊藤博文来华与李鸿章谈判朝鲜问题。其间，伊藤博文便曾公然表示：“日本对朝鲜的主张是经济性的……并不要求任何法律权力。由于不断增长的人口衣食之需，打算利用朝鲜作为补给国内米产不足的一个最好的资源，并作为日本子孙后代寻求职业最近便的场所。”^[35]这是一份很妙的自白。其中所谓日本“并不要求任何法律权力”，与日本的对朝关系不符，而且是自欺欺人之谈。但是，伊藤博文所说的要把朝鲜作为补给“资源”和日本子孙后代“寻求职业”的“场所”，却如实地反映了日本政府和国内大资产阶级的迫切要求。

同样，日本大阪纺织厂的创始人涩泽荣一，1887年也有在上海投资设厂的计划，以便就地榨取中国工人的血汗，掠夺原料和占有相应的国际市场。当时的驻华公使盐田三郎也曾提出，“最好的办法是仿效其他外国人的作法，不管道台的反对，迅速安装机器，着手发展实业。”^[36]此种设想虽然一时未能实现，但三井物产还是在1888年和英国怡和洋行、美国旗昌洋行合资，在上海开设了棉纺厂。此外，日本的棉纺业资本早就要求废除棉纱出口税和棉花进口税，以扩大资本主义企业和产品的销路。及至1889年，日本纺织联合会理事井上甚太郎，则进一步在《棉业论》中强调，为了日本纺纱业的稳定发展，“必须谋求在势力范围内的原料来源”，不然的话，“我国的纺纱和机制业的向背，则不仅要受原料产地的支配”，而且一旦原料国家“生衅”，便有“造成事业中断或至少造成异常恐慌”的危险。^[37]井上在论中还指出，中国的华南、台湾以及朝鲜南部正是适合种植棉花的地区。不言而喻，井上甚太郎的观点，不仅反映了日本产业资本对海外原料来源的追求，而且表达了日本大资产阶级急于将中国和朝鲜的某些地区纳入日本“势力范围”的欲望。

1890年，日本的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则在政府的《施政方针》中，公开地表示：日本不仅要保护国家的主权线，而且还必须“保护利益线”。什么是“利益线”呢？即所谓凡是和日本国家的疆域即主权线“有密切关系的区域是也”。^[38]按照山县有朋的说法，日本“利益线的焦点实在朝鲜”。^[39]按照这样的《施政方针》，日本势必“得陇望蜀”，将周围邻近的弱小国家（中国与朝鲜）纳入日本的“保护”之下。山县内阁的《施政方针》，标志着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成熟了，同时也进一步证明了日本政府的军政战略与大资产阶级的要求是互为表里、一脉贯通的。

那么，1894年的甲午战争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有无必然的联系呢？对此，本文认为是肯定的。

第1表 1877—1882年日韩贸易统计表（单位：日元）

第2表 1877—1882年朝鲜对日本的输出品分类统计表（单位：日元）

其一，日本资本主义对朝鲜的关系，孕育了战争的必然性。1876年，日本迫使朝鲜对外缔结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后，完全垄断了朝鲜市场。详见1、2两表。^[40]

从表中可以看出，1882年以前，日本对朝进出口总额增长很快，1881年为1877年7月至次年6月的十一倍。与此同时，还可以看出，日本从朝鲜的进口，主要是大米、黄金、皮革和豆类。而日本的对朝出口，则主要是转手贩卖“外国品”，本国产品不过占历年对朝出口总额的百分之十一点七。这一方面反映了日本对朝鲜原料的掠夺，同时也反映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但是，1882年以后，日本对朝进出口情况发生了明显地变化。见下3、4表：^[41]

第3表 1885—1892年日本对朝出口中内外商品比较表（单位：日元）

第4表 1885—1892年日中两国对朝出口额比较表（单位：墨西哥银元）百分比

可见，日本对朝出口的本国产品逐年増多。1885年占据对朝出口总额的百分之五十一，至1892年则占据百分之八十七的比重。这种情况的变化，标志着日本资本主义工业的成长，同时也意味着朝鲜是日本出口的主要对象。但是，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种明显的变化，即日本对朝进出口的垄断局面，逐步受到了中国商人的竞争。1885年，中国商人对朝出口额占据同年朝鲜进口额的百分之十九，日本占百分之八十一；1888年，中国商人占百分之二十八，日本占百分之七十二；至1893年，中国商人占百分之四十五，日本占百分之五十五。

甲午战争之前，中国商人利用陆路之便对朝鲜的转手贸易，并没有取代日本对朝鲜的进出口。但是，上述趋势的变化对于业已形成的日本资本主义来讲，是绝对不能容忍的。用日本驻釜山代理总领事的话说，日本的对朝贸易遇到了“可怕的劲敌”。^[42]而大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改进党的岛田三郎，则在1893年就解决朝鲜禁止粮食出口问题而公开扬言：像朝鲜这样的国家，只能“列为属国”。进而，他又言称，朝鲜问题实际是由谁来“占有”的问题，现今日本政府应该“强行再强行”，已不是谈谈“区区道理的时候”了。^[43]言外之意，即日本应该“强行”占有朝鲜。至于当时的《东洋经济杂志》，讲得就更为露骨。它说，解决朝鲜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诉诸干戈”。如果中国加以干涉，那就“在天津也投掷一弹”。可见，仅就日本对朝鲜的经济掠夺而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到了只靠一般手段，不足以维持垄断局面，也不足以照旧对朝鲜进行掠夺的阶段。因此，“诉诸干戈”，或者像《自由党党报》所说的那样，日本“要在朝鲜占有兵略、政略和商略上的重大权力”，^[44]则到了不可避免的阶段。

其二，从当时日本资本主义的对华关系来看，战争也成了日本扩大海外市场和确保对朝权益的必要手段。早在1870年，日本外务省曾在《四项外交急务》中，就把中国喻为“昔时汉土六国之势……处于三川两周之地位，势成宇内必争之地”。^[45]为此，从所谓“宇内经略之远图”的战略出发，要求与中国立约，“均沾”各国在华权益。但是，1871年的中日首次立约，日本并没有达到“均沾”列强在华权益的目的。换句话说，日本并没有挤入列强对华的不平等条约的体系之中。因此，当时的日本政府便耿耿于怀，甚至有企图废约之念。尔后，随着日本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打开中国市场以及掠取中国的原料，就更加成为迫切问题。1892年，日本对华出口总额（包括对香港出口在内）已达到一千九百六十五万日元，占日本同年对外出口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一点五，比1884年大约增长了两倍。但是，日本的对华贸易几乎全部由中国商人所控制，日本从事对华出口的，还仅限于三井物产公司在上海、天津开设分店的程度。^[46]这和欧美国家是不能相比的，而对于日本的产业资本和贸易运输业的资本来讲，无论如何也是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再以日本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最快的棉纺业来看，从1887年开始，五年间生产规模扩大了四倍，生产量提高了八倍。九十年代初，日本的棉纺业的发展水平已经到了可以和英国竞争的程度，但是却因为需要缴纳棉纱出口税和棉花进口税，以致日本的棉纱在上海的市场上反而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日本资本主义为了向中国扩张，也必须借助于暴力来首先解决日本所处的不利地位。与此同时，自从日本迫使朝鲜开国，虽然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获得了种种侵略特权。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又总有中国清政府为了维持对朝传统势力的影响。比如1882年，日本原想利用朝鲜同年发生的反日暴动（“壬午事变”）迫使朝鲜“割让巨济岛或郁陵岛”。^[47]但因中国清政府的出兵干涉而没有得逞。特别是由于当年中朝陆路贸易章程的签订，中国商人也把商业的触角伸入朝鲜，从而更加妨碍了日本资本主义对朝鲜的经济掠夺和对朝出口的垄断局面。因此，1885年以后，日本政府为了全面占有朝鲜，便已经开始将军政战略的重点对准中国。恰如日本军界要人山县有朋在1888年所说的那样，无论从东洋的形势和日本的外交政略来讲，“若要伸张我国国权、保护我国国利，使我国国威光耀海外，受万邦尊重，除了兵力之外有何可恃？”^[48]可见，无论从山县有朋所说的“伸张国权”还是“保护国利”来讲，诉诸战争都已成为日本政府早就选定的手段。

其三，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具备了对华进行侵略战争的物质条件。如前所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大体上确立了以军事工业和轻工业为主的经济基础。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日本逐步完成了对华战争的准备工作。1893年，日本陆军已拥有七个野战师团，十二万人的兵力，若加上十多万人的后备兵员，战时则可调动二十三万人。与此同时，海军也以击沉中国北洋水师的主力舰为目标，完成了扩建计划。甲午战争之前，日本海军已拥有三十一艘军舰、二十四艘水雷艇。从数量上大体与当时中国清政府的海军力量相当，但因速度的提高和炮火的改进，在实力上又优于当时中国的北洋水师。而值得注意的是，又正是日本的大资产阶级支撑了这场战争。当年日本政府为了对华战争而筹集的二亿二千五百万日元的临时军事费用中，有一亿一千七百万日元即占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二是通过涩泽荣一等“资产家和财产家”们，以军事公债的形式提供的。^[49]这在日本也是前所未有的。此外，像“大仓组商会”那样的特权大资产阶级，在甲午战争中就更是付出了众多的财力和物力。据称：“在日清战争前后，大仓组的活动是异常的。实际上，日本陆军之所以能够做出预想的行动，就是因为有大仓组的巨大力量”。^[50]它不仅承担了日本陆军工兵所无力完成的军事工程，而且在军事上也“付出了许多世间所不知道的苦心”。^[51]从这个意义上讲，1894年的甲午战争，实际是日本大资产阶级的战争。他们不仅出钱、出力，而且直接参与了这场侵略战争。

其四，甲午战争在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上成了划分又一阶段的标志。日本通过这场侵略战争不仅变成了拥有海外殖民地的国家，而且极大地刺激了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先以具有综合性的银行业为例，1893年，一百日元资本的纯利全日本平均为十六点五七日元，但1895年则增长为二十点五八日元，至1896年进一步增长为二十七点九三日元。^[52]也就是说，一场侵略战争使以银行业为代表的各种资产者，普遍增长了至少百分之二十四的利润。可见，日本的资本主义是在日本民众和被侵略者的鲜血之上发展起来的。1894年日本工业公司为七百七十八家，但1897年则迅速增长为一千八百八十一家。两者相较，激增了百分之一百四十一。与此同时，日本对“亚洲”国家的出口额也迅速增长。1898—1902年间，日本对上述地区的出口已占据对外出口总额的百分之四十三点二二。^[53]特别是以棉纺和丝织业为代表的产业，更是一举霸占或扩大了在朝鲜和中国的市场。甲午战争期间，日本驻元山的领事馆便向国内报告：“日清开战以来，中国商人从本地撤离。不只是丝绸方面，其他曾为中国商人所经营者，也一举转移到我手……九月份以后，日韩贸易在统计表上显著上升。”日本驻仁川的领事馆也报告说：“今年秋季以后，〔朝鲜〕输入的丝绸都是我国商人经营，年内……合计二十万九千三百六十一匹中，我国商人输入十八万余匹。”这些情况进一步证明了甲午战争已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阶段。日本资本主义不仅具备了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实力，而且通过侵略战争而获得了更大的发展。此外，据日本棉纺联合会统计，1897年日本对华出口的棉纱（包括香港）为三千九百六十二万余斤，按价值计算为1892年对华出口八千日元的一千五百八十三点七五倍，占据当年日本对外出口棉纱的百分之九十五；同年，日本对华出口的棉布为一百零一万余匹（约合一万多码），价值约占当年日本棉布出口额的百分之四十，而同时对朝出口的棉布则占当年日本出口额的百分之五十以上。^[54]也就是说，甲午战争以后，朝鲜和中国成了日本棉纱、棉布的主要市场。恰如涩泽荣一所说的，由于甲午战争，使日本“业已达到百万纱锭，而且正在发展的纺织公司和各种产品，一齐涌入了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55]

因此，归根结底，1894年的甲午战争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战争并不是偶然的事情，也不是基督教牧师……所认为的‘罪恶’，而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避免的阶段。”^[56]这也是本文对甲午战争和日本资本主义关系的结论。

注释

[1]详见戚其章：《三十年来甲午战争史研究概况及争论问题》，载《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

[2]见《论集·日本历史》，第11卷，有精堂1975年版，第337页解说。

[3]中塚明：《日清战争之研究》，岩波书店1968年版，第291页。该书是日本学界六十年代研究的代表作。

[4]山边健太郎：《日韩合并小史》，岩波书店1973年版，第116页。

[5]远山茂树：《日本近代史》，第1卷，岩波书店1975年版，第206页。

[6]持这种见解的，有日本军事史专家松下芳男，见其著作《近代的残年·日清战争》。

[7]见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一）》，朝云新闻社1974年版，第18页。

[8]参阅田名纲宏：《新日本史之研究》，旺文社1964年版，第291页。

[9]《五条誓文》为1868年4月6日（庆应四年三月十四）以天皇率领百官向天地神明宣誓的形式颁布的。内容为：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议；二、上下一心，盛行经纶；三、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四、破旧有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见大久保利谦等编：《近代史史料》，吉川弘文馆1973年版，第50—51页。

[10]《日本外交文书》，第1卷，第1册，第465页。

[11]《日本外交文书》，第1卷，第1册，第557页。

[12]即1868年新政权在宣布五条誓文的同时颁布的五种告示，引文见大久保利谦等编，前引书，第53页。

[13]1888年6月18日，伊藤博文在制宪会议上的演说，见《近代史史料》第238—239页。

[14]引文见田名纲宏：《新日本史研究》第310页所收史料70。

[15]据杉田一次：《近代日本的政战略》，原书房1978年版，第118页。

[16]《大使全书》，第23号，见大久保科谦：《岩仓使节研究》，宗高书房1976年版，第200页。

[17]《特命全权大使美欧回览实记》，第1卷，岩波书店1978年版，第11页。

[18]《木户孝允文书》，第4卷，第319页。见后藤靖：《士族叛乱之研究》，青木书店1974年版，第16页。

[19]日本明治初年的“征韩论”，具有多种背景。其一，在很大程度上，是日本前资本主义政策的延续。详见拙文《日本明治初年的“征韩论”》，载《南开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

[20]大久保利谦：《岩仓使节研究》，第87页。

[21]参阅山口和雄：《日本经济史讲义》，第131页。

[22]参阅大桥隆宪：《日本的阶级构成》，第18—19页。

[23]见下中邦彦编：《日本史料集成》，第522页。

[24]据小山弘健：《日本军事工业发展史》，第115—116页。又，丰田四郎：《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上，青木书店1955年版，第270页第29表a。

[25]“地租改革”往往被译为“地税改革”。按改革条例的内容看，是将原来的实物地租改由货币交纳地租，因此译为“地租改革”为宜。

[26]《野吕荣太郎全集》上，新日本出版社1965年版，第204页。

[27]据大桥隆宪：《日本的阶级构成》，第38页；森喜一：《日本工人阶级状况史》《劳动者的生活》等。

[28]见平野义太郞：《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岩波书店1964年版，第300页。

[29]井上清等：《日本农民运动史》中译本，第56页。

[30]据山口和雄：《明治十年代的工厂生产》（载《经济学研究》第四期），见《日本史料集成》第521—522页；又《近代史史料》第291页第290表及田名纲宏：《新日本史之研究》第298页表。

[31]《列宁选集》，第1卷，第187页。

[32]《大久保利通文书》，见大久保利谦等编：《近代史史料》，第117页。

[33]《大久保利通文书》，见大久保利谦等编：《近代史史料》，第124—126页。

[34]见大仓财阀研究会：《大仓财阀研究》，近藤出版社1982年版，第46页。

[35]有贺长雄：《日本人治日本》，见〔美〕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中译本，第406页；〔加〕诺曼：《日本维新史》中译本，第202页。

[36]见藤村道生：《日清战争》，岩波书店1974年第二版，第21页。

[37]见藤村道生：《日清战争》，第23页。

[38]见大山梓编：《山县有朋意见书》，原书房1967年版，第203页。

[39]见大山梓编：《山县有朋意见书》，第197页。

[40]见彭泽周：《明治初期日韩清关系之研究》，塙书房1969年版，第283—289页。

[41]见彭泽周：《明治初期日韩清关系之研究》，第298—305页。

[42]《大久保利通文书》，见大久保利谦等编：《近代史史料》，第192页。

[43]见藤村道生：《日清战争》，第24页。

[44]见依田熹家：《战前的日本与中国》，三省堂1976年版，第25页。

[45]《日本外交文书》第3卷，第192页。

[46]请参阅拙文《1871年中日立约分析》，《历史档案》1982年第1期。

[47]见藤村道生：《日清战争》，第21页。

[48]见田保桥洁：《近代日鲜关系之研究》上卷，宗高书房1972年版，第795页。

[49]见大山梓编：《山县有朋意见书》，第185页。

[50]见楫西光速等：《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1，第206页。

[51]见《大仓财阀之研究》，第129页。

[52]见《大仓财阀之研究》，第130页。

[53]参阅守屋典郎：《日本经济史》中译本，第129页。

[54]据大久保利谦等：《近代史史料》，第290—291、302—303页。

[55]日本外务省：《通商汇纂》，见稻田正次编：《明治国家形成过程之研究》，第440、435、444—445页。

[56]见藤村道生：《日清战争》，第7章第3节。

四 “甲午战争”前夕的日本社会和战争的基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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