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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大陆政策”的形成
- 三日本“大陆政策”的形成
  - 附件：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拟订的《征讨清国策案》
- 📚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全套 18 卷）

作者：吴廷璆等

三日本“大陆政策”的形成

1878年12月，日本进行“划时代意义”的军事改革，废除陆军省参谋局，设立参谋本部。本部长由“敕任”将官担任。参谋本部统辖各地的参谋将校和监军，策划军政机要，主管边防、征讨之策。在军令方面，参谋本部不受陆军卿和太政大臣的管辖，直接隶属于天皇。

1879年10月，日本政府公布《陆军组织条例》，进一步明确：“凡是有关军令之事项，由参谋本部长负责上奏和策划，经天皇亲自裁决后，由陆军卿执行之。”^[1]

也就是说，除了日本天皇之外，任何机构都无权对参谋本部下达命令。反之，天皇则可依靠参谋本部长的辅佐，下达各种军事命令。日本参谋本部的设立，意味着日本形成了以武力推行对外政策的权力机构。

参谋本部下设管东局和管西局，管东局除了详细调查、编制日本国内东部地区的地理、地势之外，则是兼及库页岛、中国东北和西伯利亚等地。管西局的任务是调查、编制从朝鲜至中国沿海的地理地势，以备“有事之日”。^[2]不言而喻，日本参谋本部的设立，意味着日本已经开始把战略目标转向中国大陆。

随后，1879年10月，日本政府修改《征兵令》。根据新订条例，日本陆军编为四种兵役：一是常备军，由二十岁的壮丁抽签编成，服役三年；二是预备军，即常备军服役三年后，继续编为服役三年的预备军，但日常可在原籍从事生业；三是后备军，即预备役结束后再保留四年的服役期；四是国民军，由全国十七岁至四十岁的男子充之。^[3]

这种征兵令的实施，等于把日本全国青壮年完全编入了军事体制之中。近代日本在对外侵略扩张的同时，在国内实施了典型的军国主义政策。

1879年和1880年，日本参谋本部派遣的军官和“中国语研究生”，通过在中国各地的调查了解，汇总为六册的《邻邦兵备略》和《支那地志》。在此期间，管西局长桂太郎中佐和该局主要成员小川又次少佐（后接任管西局长），也在中国内地进行侦察活动。桂太郎归国后，立即向首任本部长山县有朋，提交了题为《对清作战策》的调查报告。其内容是主张派遣三个师团占领大连湾并袭击福州，然后“一举攻克北京，迫订城下之盟。”^[4]

1880年11月30日，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在上述调查的基础上，向天皇上奏《进呈邻邦兵备略表》，其中言称：

“方今万国对峙，各划疆域而自守，非强兵则不能独立……。〔欧洲〕各国兵制，皆应其人口，常备之多者七十分之一，少者也不下百分之一。又，战时兵员，多者十五分之一，少者也二十分之一，岂有计较内外国债，顾及岁入岁出不能相抵之暇焉”？

随后，他又言称，中国的兵制改革，“与咸丰、同治之清国不可同日而语。清国百万之兵，与其人口四亿两千五百万人口相比较，只相当于四百二十分之一。若是仿效欧洲之征兵法，平时招募百分之一，则可得四百二十五万人，战时抽取百分之二，则可得八百五十万人。清国若确实如同近日之状况，骎骎改革兵制的话，终将横行万国，岂止称雄东洋焉？”

基于上述判断，山县认为：“邻国兵备之强，一则可喜，一则可惧。若以之作为亚细亚东方之强援，固然可喜；若与之开启衅隙，也不可不惧。若使邻邦疲惫衰微，成为欧洲各国之诱饵，唇齿之势，我亦受其压迫，莫如相互东方对峙，永保和好之美。”然而，山县随后又称：“邻邦之兵备愈坚，本邦之兵备亦不可疏忽。……西邻若得其强，则将介于我与朝鲜之间，犹如春秋郑卫之晋楚。列国权谋相倾之时，难保无有假路于虞而伐虢之变。”^[5]

山县有朋的上述奏折，固然有日清两国“莫如相互东方对峙，永保和好之美”的说法，但其内心则是针对当时中国清政府的兵制改革，而要求强化军备。其奏折中特别谈道：

“以陛下之圣武，克拔数百年来之盘根，惩治顽民，纵有国内小丑之蜂起，也立地剿灭，稍就小康。然而，此皆国内小事，非与他国抗衡之大事。在此期间，有台湾朝鲜等事件，若是破裂，其祸难测，幸而归于和好。惟彼一时也，此一时也，不可以彼之一时而类此之一时，安能以目前之小康而不察今后之大事焉？”^[6]

其所谓“彼一时也，此一时也”，以及“难保无有假道于虞而伐虢之变”，实际是借古喻今，意在针对中国。

及至1882年8月，也即因朝鲜的“壬午兵变”，日清两国军队在朝鲜出现对峙的时候，转任日本参事院议长的山县，更是要求针对“直接附近的外患”，扩大日本的陆海军。他在有关意见中明确谈道：

“现今欧洲各国，与我相互隔离，痛痒之感并不急迫……。然而，察我邻邦近来之势，骎骎勃兴，有决不可轻视疏忽者，岂能不可不思焉？故而，……某曾进呈邻邦兵备略，傍及此事，以陈区区微衷。近来，担任此事者日夜勤勉，边备就绪。抑，我之欲以其力相较者，不在与我痛痒之感并不急迫之国，而在于直接附近之处。况且目前处于燃眉之急焉！”

“现今，我邦若是不恢复尚武之遗风，不扩张陆海军，以我帝国为一大铁舰而力展四方，以刚毅勇敢之精神而运转的话，那么，我曾藐视的直接附近之外患，必将乘我之弊。坐而至极，我帝国复与谁共同维持独立，又与谁共同谈论富强？”^[7]

显而易见，在山县有朋的心目中，已经在准备对中国一战。而且，以他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在引导日本国家走向扩军备战。

在此期间，日本有影响的思想家福泽谕吉，也极力鼓动“等待时机不如创造时机，……若日本不着手朝鲜，只有倾刻落入他人之手”的战争观，并主张尽快进行资本输出和实业扩张，甚至提出应由他国借入资本转手使用等等。^[8]

同年12月，日本天皇召集地方官吏，下达扩充陆海军以及为此而增加税收的敕令。当时，日本政府参照英国式的海军，制定了加紧建造拥有五艘大舰、八艘中型舰、七艘小型舰和十二艘水雷炮舰的八年扩张计划。据统计，1881年至1887年间，日本国家岁出总额所增无几，但军费开支却成倍增长。1881年军事开支1185万日元，而1887年则达到2223万日元。^[9]同期内海军经费则急剧增加了200%。^[10]右大臣岩仓具视认为，动用非常收税法，将“导致人民怨恨”，但是“不足深虑”。^[11]也就是说，日本政府在推行军国主义政策上，并不考虑本国人民的贫困与怨恨。

在此期间，日本政府还特意从德国聘请了梅克尔（Meckel）少校，将军事编制改为德国式，并设置了预定作战作为军团长的“监军”。此外，为了使旅团能在战时作为基本作战单位，还制订整顿了旅团条例，除了由战列队和补充队组成的常备军外，设有与战列队同样数量的后备军。可动员的陆军兵力猛然增加为原来的二倍半。日本海军也以击沉中国北洋舰队主力舰为目标，决定建造所谓松岛级的“三景舰”，并发行海军公债，租借朝鲜绝影岛，设置煤炭储存所等等。为了适应在中国南海和黄海作战，则在吴和佐世保两地（分别在广岛和长崎县境内，现今仍为重要军港）设置了镇守府。

此时，日本社会一度风靡的自由民权论，为极端的国家主义或日本主义所代替。如1884年8月29—30日，清法战争之际，东京横浜《每日新闻》则连续发表题为“支那之败北乃是日本之幸”的文章。其中纵有担心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成分，但文章的主旨，却是“为了日本的利益，不可不期待清国早日败北，以结束战局。”^[12]

同样，日本民权运动的指导者杉田定一（1851—1929），在同年年底所写的《游清余感》中也称：

“西人来兹〔东亚〕，试欲争利称霸，吾辈同胞，在此必争之地，是坐而为其肉乎，还是进而共为膳上之客？”他明确表示：“或有论者曰，支那为辅车之国，宜亲之，不可敌视。是乃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若不乘此时机，中原之鹿，一旦落入白人掌中……，旧日之支那，则将变成新成之欧州。时至此时，尽管垂涎百尺，也固不可及……准照开化理论，鉴于优胜劣败之实际，也不可不着手于支那也。不知其然，徒说自由、徒谈权利，也只能是说自由、谈权利之口，反而不自由、无权利也。”^[13]

此后，日本国内基本上停止了争取自由民权的斗争，舆论转向拥护政府的立场。同年12月，日本政府为了实现其侵略政策，又趁中法战争之机，在朝鲜策划了上述旨在控制朝鲜的“甲申政变”。是时，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自由党虽然已宣布解散，但其机关报《自由新闻》却依然发表社论，公然主张“苟是日本男儿，就要磨汝刀剑，充汝粮囊，随时准备将我之赫赫武力显示于宇内。”^[14]

稍后，1885年3月，对日本社会具有影响的福泽谕吉则发表《脱亚论》，更是认为：“不出数年〔支那与朝鲜〕即将亡国，其国土将为世界文明各国所分割”。我国“莫如脱其伍，与西洋文明国家共进退……唯有按照西洋人对待之法处置之。”^[15]

当时，日本的改进党也不甘落后，其代表人物尾崎行雄、犬养毅等人，也提出了“干涉朝鲜内政，务必加以并略”的意见，并且公然声称，若是因此而同中国发生战争，正是“吾等为了国家所最希望者。”^[16]跃跃欲试，溢于言表。

这些极端的国家主义滋生于日本社会，反过来又影响社会，从而与历史的沉积——日本乃是神国、理应统治世界的观念相结合，进一步为“大陆政策”的形成准备了思想条件。

是时，日本参谋本部不仅积极进行兵要地志和战史研究，而且从对外作战的角度，派遣武官对中国大陆、西伯利亚、东南亚等地进行广泛的军事调查。时任管西局长的小川又次，两次秘密在中国大陆进行侦察，并在听取谍报人员的汇报后，于1887年2月完成了《征讨清国策案》。其内容分为“彼我形势”“作战计划”和“善后处置”三篇。

其中“彼我形势”中写道：

“欲维持我帝国之独立，伸张国威，进而巍然立于万国之间，以保持安宁，则不可不攻击支那，不可不将现今之清国，分割为若干小邦。何以知之，彼我之形势是也……试看英国之于印度如何，则可明矣。英国保持富强，要在不可无此印度。也即我当掠取土地于支那，以之为附属防御物，或以之为印度也，更何况彼我之间有终究不能两立之形势。彼清国虽是衰老腐朽，但亦为世界之大国……。近来，陆海两军适值渐次改良之势……苟其实力稍备，对我国之感情又当如何？实为不堪杞忧。若使自尊自大之彼，实力达到于此，则必然于即令与之无关之邦国，亦弄其腕力，更何况曾使其失败受辱，仅为彼之十分之一之我国耶？台湾之举，深深印入清人脑中，又如琉球馆，现今尚在福州，清国依然扶持之。再者，朝鲜事件反招清人蔑视，朝鲜人抱怨。由是观之，清国终究不是保持唇齿之国。是为战略论者不可不深以为意者。最当留意者，适值时运，故而当乘其尚在幼稚，折其四肢，伤其身体，使之不能活动，始可保持我国之安宁，维持亚细亚之大势也。”

“自明治维新以来，〔我国〕常常研讨进取之术略，首先征讨台湾，继而干涉朝鲜，处分琉球等，皆断然以同清国交战之决心而决然行之，实为应继续之国策。”

上述的“彼我形势”，实际是认为日本要和英国一样保持富强，则必须将当时的中国分割为若干个小邦，“折其四肢，掠其土地”，以之为附属物，而且要以“断然”开战的决心而行之。至于所依据的理由，则是中国清代政府的“渐次改良之势”。

随后，该策案在“作战计划”中写道：

“欲使清国乞降于阵前，最上策之手段，是以我之海军击破彼之海军，攻陷北京，擒获清帝。而易奏其功者，是以攻击北京之时，堵截击破来援京畿之敌，最为紧要。故而，为达到此种目的，派遣远征军之总数，当为八个师团。”

进而“善后处置”部分则称：

“若达到战争目的，缔结条约，应将自山海关至西长城以南之直隶山西两省、河南黄河北岸、山东全省、江苏省黄河故道宝应湖、镇江府大湖、浙江省杭州府、绍兴府、宁波府东北之地，以及第三项所列地区，划归为本邦版图，将东三省及内兴安岭以东、长城以北之地，分与清朝，使满洲独立，在支那本部迎明代后裔，建立王国，割与扬子江以南之地，以为我之保护国，镇抚民心。更以扬子江以北、黄河以南之地，另立一王国，以为我属。于西藏、青海天山南路，立达赖喇嘛，于内外蒙古、甘肃省准葛尔之地，选其酋长或人杰，使其成为我可监视各部之长……。”

上述所谓“第三项所列地区”，是指“即使在任何情况下，于签订战胜条约时，也必须将下列六个要冲之地划归本邦版图：其一，盛京盖州以南之旅顺半岛；其二，山东登州府管辖之地；其三，浙江舟山群岛；其四，澎湖群岛；其五，台湾全岛；其六，扬子江沿岸左右十里。”^[17]

如此种种，用心险恶。实可谓欲置当时的中国于死地而后快。

《征讨清国策案》的出笼，意味着日本最高军事机构业已形成了分割中国的战略方案。这是“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政府对清政府要求割地、赔款的蓝图，也是尔后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制造伪满洲国的蓝图。1894年开始的“甲午战争”实际上是按照这个战略方案进行的。

在此期间，日本海军也从对清作战的角度，提出和拟定了种种方案。如同年12月30日，海军少佐樱井规矩之左右在《征清方策》中主张：“我军前沿部队，当击破敌之北洋舰队及旅顺军港，以大连湾以西即金州半岛，作为我军攻击北京之第一根据地”。1888年4月20日，海军“浪速”号舰长海军大佐矶边包义，在题为《对策》的意见书中主张：“应陆海军并进，攻陷旅顺口之后，进攻北京……。向旅顺口推进，海陆夹击，占据大连湾，以之作为我陆海军基地，进行攻击北京的准备。”^[18]

这些说明：日本陆海军在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上，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

1888年1月，时任监军的山县有朋进一步向政府当局提出了长篇《军事意见书》。内含“东洋形势”“我国兵备现状”和“外交上兵力之必要”等三个部分。

其“东洋形势”中写道：

“盖我国之政略，在于使朝鲜完全与支那脱离关系，成为自主独立之邦国，以免欧洲强国借故占有朝鲜之忧。该国之位置，足以控制东洋形势，特别是强国掠而有之，将对我国直接不利。故而，我国先行向京城派遣公使，使欧美各国承认其自主独立，并尽力与之缔结条约……。然而，支那政府对外表示朝鲜自主自治，但暗中却待之如附庸国，特别是干涉其内政。因此，日支两国之政略，动辙难免冲突。”

“明治十八年〔1885年——当是1884年〕有京城事变，依据天津之条约，虽然维持和好，且规定了相互对朝鲜国之关系，但尔后支那政府日益加深干涉朝鲜内政。支那政府若趁势违反天津条约各款，我国不能默然置之。回想起来，京城事变之际，我国政府虽以和平主义了结事局，但当时若非势不得已，岂能没有对支那宣战之庙议焉？再如琉球之处分，我国虽已认为完全了结，但支那政府依然对之保持异议。由是观之，日支两国历来之纷争，尚不可谓之已解。故而，支那若是改革兵制，至其军备整顿之日，难保对我不显示大国之威。”

“现今支那派遣壮年士官留学欧洲，又频频兴办武备学校，购求兵器军舰，一则骎骎改革兵制，一则骎骎扩张军备。如在东洋掀起波澜者，岂止英俄焉？是以，东洋之事日益纷纭错综，有不是常道所能整顿者。我国之军备若不充实，焉能排除万难，安然立于波澜之中？”

山县有朋的最后结论是：

“无论从东洋之形势、我国〔军备〕现状及外交政略之任何一点来观察思考，完成军备都是我国最大急务。如要伸张我国国权，保护我国国利，使我国国威光耀海外，受万邦尊重，除了兵力之外，有何可恃？是乃有朋敢于有此建议之所以也。”^[19]

同年5月，日本政府再次进行军制改革，新订了师团、旅团条例，把原有的“镇台制”改为利于对大陆作战的师团制。

1889年2月，日本政府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明确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把统帅军队的大权从国务中独立出来，以便于军队的调度和指挥。

1889年12月，山县有朋受命组阁，担任政府总理大臣。1890年3月，其在《外交政略论》中，更加清楚地写道：

“窃以为，……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守卫主权线，不容他人侵犯；二曰防护利益线，不失自己有利之地位。何谓主权线？

疆土是也；何谓利益线？与邻国接触之势，与我主权线之安危密切相关之区域是也。大凡为国，不可没有主权线，也不可没有利益线，而外交及军备之要诀，则专以此二线为基础也。方今立于列国之际，要维持国家之独立，仅仅守卫主权线，业已不足，必须进而防护利益线，不可不经常立于有利之地位。而如何防护利益线焉？也即各国之所为，如有对我不利者，我当有责任排除之，在不得已时，则以强力来达到我国之意志。”

山县进而言称：

“我邦利益线之焦点，实在朝鲜。西伯利亚铁路已进至中央亚细亚，不出数年，及其竣工，发自俄都，十数日则可饮马黑龙江。吾人不可忘记，西伯利亚铁路完成之日，即是朝鲜多事之时，也不可忘记，朝鲜多事之时，即是东亚发生一大变动之机。而维持朝鲜之独立，有何等保障？此事岂非正是对我国利益线有急剧冲击之感者乎？”^[20]

1890年12月6日，山县有朋在国会上发表《施政方针》，内中再次重申：

“大凡为国，不能保护主权线和利益线，则不能为国。方今立于列国之间，维持一国之独立，仅仅守卫主权线已决非充分，必须亦保护利益线。”^[21]

如此种种，不一而足。但是，把拥有独立主权的朝鲜王国，作为需要日本“保护”的利益线，无论在国际法上，还是在邻国关系上，都不是什么“自卫之道”，而是侵略之道。

山县有朋的《施政方针》，表明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已经成型。它意味着日本政府为了夺取朝鲜，针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已经势在必行。

此外，从山县所说的“西伯利亚铁路完成之日，即是朝鲜多事之时”而言，1894年日本政府所发动“甲午战争”，可谓又是一场抢在沙皇俄国之前的侵略战争。

总之，“大陆政策”形成后的日本，对邻近国家的关系，已经进入了夺取朝鲜，并觊觎东亚大陆的历史阶段。其手段则是山县有朋所说的“以强力来达到我国之意志”。

附件：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拟订的《征讨清国策案》

征讨清国策案宗旨书^[22]

抑，战略者，乃与所谓政略并立，两者关系密不可分，几乎间不容发。政略存，则战略成，战略存，则政略全。欲确定战略，则不可不知政略如何。不察政略如何，则不仅相互龃龉，战略难成，反而危及国家，是为重大。故而，本职又次最为注意于兹，为完成份内之职，不可不勤勉于此。也即，言中往往论及内外政略如何。

前述所谓战略宗旨之起因，并非敢于议论我国政略之是非，唯是考量清国之际，述说与战略有必要关系之事，为明确战略之目的耳。为研究考量清国之策案，又次曾两次秘密前往该国，视察其形势要领，并取舍驻在该国将校之意见，以决定计划之策案。就考量清国而言，在于审视彼我之政略与实力，以研究对应之准备。

夫，经常培养忠勇果敢之精神，研究进取之术，决定断然不动之国策，实乃维持和平之基础，伸张国威之根源。有人动辄言称：我乃东洋小国，财源不富，今与强邻为敌，行进取之计，是为危险之道，宜敦厚信义、避免干戈，讲求富国之道。此乃又次最为不能理解者。

夫，审视邻邦之形势，做对应之准备，有骎骎进取之计划，始能鼓舞士气，始能伸张国威，始能富国，始能与强邻和睦、维持和平。在现今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之时，万一无进取之计划，让诸一步，军无防御之策案，则将愈发招致外部觊觎，内部士气益加衰弱。此乃关系国家之兴败，岂有较之更为甚者乎？更何况，有如邻邦之清国，忍怨待机，而使欧洲强国之船舰出没于咫尺而逞其欲耶？故而，视察清国之形势，而渐次倍有所感。当自本年开始，以五年为期进行准备，时机到来，则加以攻击。今大体陈述策案，有渎高听，顿首再拜。

明治二十年二月

攻击策案

第一编彼我形势

第一项欲维持我帝国之独立，伸张国威，进而巍然立于万国之间，以保持安宁，则不可不攻击支那，将现今之清国分割为若干小邦。何以由之，彼我势是也。抑，我国之地势，环境皆海，昔时实为天险。建国以来，击退元兵之后，无复他国侵扰。是虽源于尚武之风，常在邻邦之右，然亦因此种天险援护。而今，形势全然改变，舰船兵械已非昔时之物。当时远洋隔绝之国，皆已近在比邻。清、俄国为环境比邻，英、法、德、美，亦皆为环境比邻之国。敌国欲行侵犯，则无地不可。而我国地形狭长，首尾极难策应。现今欲对众多接壤之国维持国家安宁，当采取何等策案耶？

夫，使一炮台益加增大其威力者，为其附带防御物也。一国亦然。转而观察英国于印度之形势如何，则可了然。英国保持其富强，不可不首先拥有印度。也即，我国不可不掠地于支那，以之为附带防御物，以之为印度也。更何况，彼我之间终究存在不能两立之一大形势。彼之清国虽已衰老腐朽，但亦为世界之大国，以自尊自大为风，自称中国。是以发生一事，则内心实为畏惧，但表面却装作傲慢不挠之状。故而，其惯用之外交政略，常以虚喝之手段。此乃其屡次与外国酿成纠葛，又屡次得以败辱之因也。

夫，清国之人虽然盲目愚昧不断，但受此屡屡败辱之刺激，也感悟不可不养成实力。近来，适值其陆海两军渐次改良之气运。然清国优柔寡断，显然不能一蹴而为强国。但其勤勉不怠，当可达到相应之境界（就目前情况而言，二十年后当可稍至完备）。苟其实力稍备，其对我国之感情果然如何，实为不堪杞忧。自尊自大之彼，若是达此实力，则即使对无关之邦国，亦将弄其相应之腕力，更何况曾使其受到败辱、只有彼十分之一之我国焉？台湾之举，深深映入清人脑中，如琉球馆者，今日尚且存于福州，依然受清人之扶持。又如朝鲜事件，反招清人蔑视、朝鲜之怨声。由是观之，清国终究不是与我保持唇齿之国。理论战略者，不可不深刻注意于兹。又，最当注意者，乃是时运会际。故而，当乘彼尚且幼稚，断其四肢，伤其身体，使其不能活动，方可保持我国之安宁，以维持亚细亚之大势也。

第二项安南战争之后，清国政府之外交政略，方向稍有变化，且显示进取之势，外国政府重视清国。是以略加陈述其在安南战争前后之实力。

夫，清朝勃兴于弹丸之地满洲，遂灭掉明朝，吞并伊犁、新疆，压迫鲁西亚、印度。当时之劲旅称作八旗，勇猛绝伦，鞑靼骑兵之名，声响天下。尔后，惯于承平，浸染华美之风，后在嘉庆年间川楚之役中，^[23]未显一功，徒为绿营兵轻视。绿营兵乃镇压地方、充任警察者，唯以汉人编制。三十万八旗兵之外，有绿营兵六十万及蒙古兵十万，合计百万。但八旗兵属于无用之物，加上绿营兵舞弊之风日甚，以致道光鸦片之役^[24]及咸丰、同治年间长发贼、回匪大乱^[25]之际，除两江（江苏、江西）、安徽之二三镇台之外，全国之绿营兵无一不用，始得镇定大乱。临时募集之壮兵，即一种称作勇之士兵，后来数量增加，每当有事，则必当其冲，几乎以之布于十八省之内。又，近来从绿营兵中选拔精兵，形成勇军编制，名为练军，有事之日，用作攻守。此勇、练两种士兵，于安南战争之前，大约有四十万。此四十万士兵，由各省总督、巡抚分别管辖，不归一人元帅统辖。是以兵制、阵式、枪炮、器械等等，皆有差异。其军制虽不相同，但总督、巡抚用心兵制改革，或开办学校、聘任教师、演习射击等等，每年皆有多少进步，与前述咸丰、同治年间之清兵面目，全然不同。

安南战争以前，清人惩于咸丰一败（咸丰十年、我万延元年，英法联合攻陷北京，世间称作北支那战争），深感清国之兵尚不能与欧洲精兵为敌。故而，尽量避免与外国交涉，经常一让再让而希望和平。是以，更加招致外国轻视侮辱，近来终于发生安南战争。当初，清国暧昧于事，谅山之战一胜，形势大变，缔结意外之约，得以良好结局。而此间清兵之利钝如何，也有所大悟。是以，其后之方向顿然一新，令军舰出没于日本海，示以保护朝鲜之势，且与俄国议论满洲疆界、缔结条约，干涉印度之不丹内政，欲吞并之。

数年之前，稍有难题发生，清国则巧用逃遁之辞，每每声谓朝鲜非我属国，安南、暹罗、缅甸与我无关。清国已非同日而语，有可乘之机，则必乘之，已成谋求伸张国威之势。然而，考察清国之实力，又决不能以为现今清国之实力，与安南战争之前已有重大差异。但本邦动辄将清国视为强国，自行宽仁，不谋进取。倘若出此之计，则只能增长彼之觊觎，益加招致外国蔑视，益加损伤国民士气，以致酿成无复挽回之势。此时，宜讲究进取计划，有可乘之机，则益加伸张国威，确定断然不动之国策，乃是当务之急。

第三项夫，勃兰登堡侯爵起于不过本邦八分之一之小国。七年间，与鲁西亚、法兰西、瑞典、撒克逊交战，与一半之欧洲为敌，并最终破之。其领有不过一千八百万人口之土地，但整顿八个军团，经常采取进取之战术策略，攻奥地利、败法兰西，最终成为欧洲第一强国。

又如英国，其仅为大西洋之孤岛，自独立起，则经常筹划进取，且于英吉利海峡，与西班牙舰队鏖战，终于开拓海上霸王之基础。

再者，本邦后宇多天皇陛下，于弘安四年，与元兵十万鏖战于九州，丰臣秀吉征服海外，大大奋起国内士气，往昔出没支那沿岸之日本人无所不至，遂及于安南、暹罗。清朝隆兴之初，以其破竹之势蚕食四邻之际，不敢对我妄加无礼。回顾当时我尚武之气，实可谓盛矣。

大凡与强邻为敌，欲伸张国威者，决不可以国之贫富为主，应以士气、训练两者为主。而士气高涨、训练精熟，则要审视邻邦之形势，确定一朝有事则当进取之国策。若是鲁西亚顾其贫富，则决不能成为天下之强国，勃兰登堡若是采取退守之政略，其存亡也固不可期。采取先殖产而自屈退守之政略者，未曾有成为强国者，且招致外辱，危及独立。自古以来，事体莫大于此。是以明治维新之初，我则常常研讨进取之战术策略，先讨台湾，干涉朝鲜，进而处分琉球等等，且以断然与清国交战之决心而坚决行之，实乃当继续之国策是也。

第四项然而，安南战争之后，清国显示进取之势时，我邦却以宽仁为主，有尽力希望和平倾向。对我先行试以弹丸之袁世凯，依然驻在朝鲜京城，对我不顾已有之条约，于朝鲜架设电线，而上陆长崎之水兵，则擅自暴行。如此等等，皆是蔑视我国、玷污我之国体。而我对之政略，却与对安南战争前之清国，颇为不同，实乃不可解也。现将安南战争后之清国实力，略述如下：

八旗兵大约三十万人。

绿营兵大约四十七万人。此两者之内，练军约十万人。

蒙古兵大约十万人。

勇兵大约三十万人。

合计大约一百一十七万人。

八旗兵者，月薪三两（四圆二十钱），每三个月领取五石五斗粮米，是为清代携带家眷之兵。绿营兵者，乃是地方镇台之兵，分为马兵、步兵和守卫兵三等。马兵月薪二两（二圆八十钱），步兵月薪一两二钱（一圆六十八钱），守卫兵月薪一两（一圆四十钱），也是携带家眷之兵。此种供给，本来不足糊口。加之长发贼大乱以来，国事多端。以康熙、乾隆时代所定之有限岁入，不能供给无限之岁出。是以，设置厘税收取额外之税，又减少官兵俸禄钱粮，以救一时燃眉之急。近年，其费用益加多端，难复旧额。故而，虽王公大臣，也是无贿赂则无以生活，其兵卒不从事贱业，则不足以糊口。以致形成弊习百端、何事难为之势。是以，各省编制勇军、练军，以供攻防之用。论清国之兵力者，往往以防勇、练军为两种士兵，总计八旗、绿营、蒙古兵，以为十万练军之外，尚有七十七万人，且谓其国库费用巨大，其实乃是有名无实之兵员。

第五项清国岁入总计一亿二千五百万圆有余。二十一港之海关税一千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九百万余圆也在其内。夫，拥有本邦十倍面积人口之大国，其岁入不足本邦一倍，其财政困难可想而知。据最为确实之报告，其各省每年向北京政府贡纳之银额，总计不过一千四五百万圆。以此银额充作皇室诸费、百官俸给，且养禁旅十余万之八旗，不难察之。

又，各省年年北运之漕粮，合计四百五十余万石，因三年储备之建制，北京通州等京畿之米仓，经常存有一千二三百万石。长发贼大乱以来，地方费用亦随之巨大。是以贡米流用过半。近年，运至北京者，最多之时，总数也不过一百二十万石。一朝有事，南粮北运断绝，可谓不出数月，即有困闭。是为安南战争时，当局者最为顾虑者。

第六项今查清国军备金额，大约七千五百余万圆，与德国陆军定额七千八百七十一万二千八百余圆相比，仅有小差，其费巨大。但用于八旗、绿营者，恰如救助贫民。于军备之上，不见利益，只是养活海陆军之防勇、练军四十万之兵力而已。然此种四十万兵力，并非元帅一人统辖，而由各省总督、巡抚分而辖之。是以，教育之法各不相同。或有刻意改良之人，聘任外国教师，但可惜者，并非举而全然委任于外国教师，而是采用半洋、半清式之战术，不过徒生烦杂之极。其教育既已如此，其军备又何能齐一。故而，一朝有事之际，聚合此等士兵奔赴战场，其不便之处，必然不可名状。加之，更为可怜者，乃是将校为文官，虽有武官，但也一概不知兵学为何物，皆是唯有利己之谋。以如此将校指挥如此之兵，其临阵对敌之技，实可察知。以此四十万之兵员布于我十倍之土地面积，特别是道路粗糙恶劣，交通甚为不便，故而假令一方有急，也难以直接调遣邻省之兵。而且，内地之教匪、苗民（将四川东南不化之民称作苗民）等，常有思乱之徒。平时以防勇、练军为主，以备镇压，也难以举之过半援助邻省。战时无动员编制，增加或补充兵员，不过临时招募无赖游民。是也足以证明其军备薄弱、财政困难。

第七项清国近来虽然虚张声势，频繁谋求扩张军备。但尚未达到杜绝百弊之源、布设铁路、采用义务兵役之日，决不能称作真正之强国。而且，安南战争以后，北京政府命令各省总督、巡抚，减少防勇人数，每年节省二三十万两，以充作训练八旗兵之费用。由是观之，无非是担心防勇、练军日趋进步，八旗兵之衰败益甚，动辄危及清朝而不得已之措施。但恰好如同减少骠悍壮勇之精兵，而训练贫困惰弱之士族。是以，可谓清国之实力又有几分退步。

第八项清国之海军，近时有进步之势。大而别之，有北洋、南洋、福建和广东四个水师，各以十余支军舰编成舰队。近来，时时出没远近，从而唤起世人瞩目。然就其真正实力而论，不能不为世人受其虚势眩惑而遗憾。现试述其大要如下。

抑，广东水师虽有数十只编制，但原本是打击海盗、以备缉拿逃税走私船之舰队，概为木造脆弱之军舰，其速度无有超过六海里者。有事之日，除充当河口防御之外，别无他用。福建水师，概以福州制造之军舰编制而成，被法国海军击破之后，未能整顿。故而，清国可试行与外国海军战斗者，唯有南北两洋之军舰。但适应海战者，在北洋水师中，只有近年在德国制造之定远、镇远和济远三舰，以及在英国制造之超勇、扬威二舰。在南洋水师中，也只是在德国制造之南琛、南瑞二舰及在福州制造之开济、镜清，稍可用于海战。据德国机关人员调查，在英国制造、一度被清国称作坚利舰之镇东、镇西、镇南、镇北（以上在北洋水师）、龙骧、虎威、飞霆、策电（以上在南洋水师）等八舰，只有一门巨炮浮出水面，非风平浪静则不能运转，其巨炮运转机器发生障碍，则容易成为敌人目标，一发炮弹命中，则不堪再用。故而，清国海军数十只军舰中，能够用于海战者，不过只有北洋之五只，南洋之四只。以此九只军舰之威力，与本邦军舰威力相比，虽然北洋之五只军舰与我浪速、高千穗、筑紫、扶桑、金刚五舰；南洋之四只军舰与我比睿、海门、天城、盘城四舰相同，但仍需考察者，还有舰内之人员。

清国之海军，从舰长至士官人员，概为乏于学术。是以，北洋之五只军舰，皆有十二三名外国人帮助。而此辈之志操，即使谓为侠义，但内心也皆以利己为目的，一旦开战，又焉有为清国而敢死尽力者耶？纵有一二好自为之者，也需一体同心。一舰之内使用译语，在弹雨血海之中保障指挥无误，必然徒见周章龃齬。加之，清国水师所辖不同，经常相互不能应援。（法国）炮击福州之际，有其他水师救助者乎？后来再三督责，也仅从南洋出动五只军舰（南琛、南瑞、开济、驭远、澄庆），且在途中空为踌躇，最终招致石浦之耻（驭远、澄庆不堪法舰追击，自行穿洞沉没）。据前述威力和实力之比较，彼反在数等之下明矣。由是观之，更无可怕之处。

第九项视察清国河海防御之力，其炮台数量虽然众多，其配置之炮也为不少，但其位置、构造之法，并不得宜。除一二之外，皆如无有，甚至反而有益于敌者。现略述如下：

旅顺口，乃清国所恃者，北洋之门户，且设有机器局和船坞，以作修理军舰之用。是以，其防御能力不小。但其不顾后方有与大连湾、金州湾互为表里之地埉。故而，一旦扼此地峡，则只能不战自降。

辽河口之炮台，以至难航进之河口为目标，而且堡垒并非闭锁构造，若从背后袭之，更是无有抵抗能力。

山海关、北塘、大沽三所炮台，其位置稍好。特别是北塘、大沽炮台，精心筑造，因而比其他炮台具有威力。但没有本邦所计划之观音崎、富津炮台可与陆地联系之附带防御设施。加之构造等级低下，故而若从内地压迫之，则又不能有所作为。

芝罘炮台，位于海湾口三千多米之内地、高一百米之山丘上，其防御目的如何不得而知。

向南至扬子江，有吴淞炮台，其位置虽在申江与扬子江会合处之左岸突出部位，但对扬子江中游之威力甚是薄弱。故而，乘浓雾或黑夜，以吃水浅之小型军舰，沿崇明岛上航、自宝山县方向炮击，则可容易占领。

其他扬子江上游沿岸，还有许多炮台。举其最者，是为江阴、镇江、九江、田家镇、武昌。但各处之炮台，对于敌军只从水路而来可以大奏其功，若有几多士兵登陆，则只能尽行寻求逃路。

福建闽江之炮台，与（法国）炮击福州前之位置、构造相同，只是在鼓山尾与河口有所增设。

又，广东河流虽有虎门炮台、黄埔炮台等，但也不过只是防御水路。与扬子江、闽江一样，其河为自连江湾之广东河，若从新安登陆而袭击之，也是自行崩溃。

也即，清国之河海防御，除北部一二处之外，皆不过是构筑费时、费力、费钱之无用之物。只图退守之策，其结果丝毫不值得惊讶。

第十项国之基本不只兵器精良和国内富饶，最为必要者，在于忠君爱国之热情如何。若是缺乏此种精神，即使携带何等兵器，国有多少之富，也无济于用。

夫，我帝国富于忠君爱国之精神，处事活跃，目的确然不动。而共和政治虽富于爱国之义勇，但无忠君之精神。是以处事迟钝，目的中途多变。今若共和政治，缺乏爱国精神，其国当是如何？

夫，支那自古以来，朝廷屡屡兴亡变迁。其为国君之人，或起于民间，或来自塞外，以一时之威力而统驭人民。故而，人民于奉戴国君上，缺乏忠君之精神，因威力之张弛而乱党起伏。如今日之清朝，也是兴于满洲而最终君临其国。其威力既衰，故人民有厌恶清朝之倾向。长发贼、回匪大乱以来，至今窥伺帝室之贼徒不绝。清朝特意训练八旗武士，实乃虑于此也。是以，清国若为纯然之共和政治，但缺乏忠君精神，即使富于爱国之义勇，在一朝有事之际，人心可以奋然于此，但今日清国之人民，只知有本国而不知有外国，沿袭自尊自大之旧习，且疏于天下之形势，乃无智愚昧之人民。是以不知爱国为几何。呜呼，作为缺乏忠君爱国精神之国，困于财政、弱于军备，其弊可谓已极矣。

第十一项抑，对于如斯形势之国，动辄让诸宽仁，实非国家之良策。而且，今日乃豺狼之世界，终究不能以理论和信义相交际。故而，断然研究进取之术，谋求国运之隆盛，是为肝要。

第二编作战计划

第一项欲使清国乞降于阵前，以我海军击败彼之海军、攻陷北京、擒拿清帝，是为上上之手段。而易奏其功者，则是在攻击北京之同时，以堵截击败来援京畿之敌兵最为紧要。故而，为达此目的，应派遣之远征军总数，当为八个师团（六个常备师团、二个后备师团），其部署及任务确定如下：

第二项在海军掩护之下，将五个常备师团和一个后备师团，送至直隶湾，在山海关至滦河口之间登陆，攻克昌黎县、滦州、永平府，以永平府为基地，设置兵站、医院等，利用滦河联络海军，且维持与本邦之交通。占据永平府后，一个常备师团则直接进发，经开平占据唐山，利用铁路在此设置坚固据点。然后，则夺取芦台，时时运动，以示突入天津之状，牵制天津清兵北上，兼任保护我军背后安全。

第三项二个常备师团经滦州、开平、丰台、宝坻县、香河县进入通州。此二个师团之左边为天津，要对天津方向加以戒备。另外二个师团，要经永平府、丰润县、三河县进入通州。在此种行进中，要断绝通往热河及北京以北之道路，进行警戒并采取阻止清帝逃逸和来援之兵。此四个师团，事无巨细皆当相互援助，奋力猛进。占据通州后，当以之为据点，尽力收集地方物资，直接围攻北京。

第四项围攻北京之部署是，二个师团在通州地方，另外二个师团占据燕山地方，以东西北三个方面为团，在东西二个方面虚张声势，以东北角为正面攻击之点。

第五项一个后备师团与上述各常备师团同时登陆，夺取山海关，并坚固防守此地，以断绝东三省清兵救援之路，且注意铁门关方向，以使我军无东顾之忧。

第六项一个常备师团和一个后备师团，与海军同时进入扬子江，首先攻克并占据吴淞，切断上海及长江沿岸各地之交通。然后水陆合力，攻陷江阴、镇江、扬州、南京、九江、安庆、武昌、荆州、长沙、宜昌等沿岸要冲之地。在扬州、武昌设置各师团之本营，占领镇江、南京、安庆和荆州，在南京拥立明末后裔，以截断长江，使长江以南之清兵不能北上，且在长江以北之地，进行背后骚扰威胁，使长江以北之清兵不能北上，并收集地方物资，以为持久之计，使攻击北京之兵，尽专力攻陷之任。

第七项前述各处，鉴于种种事由，所计划者不过大体要点，至其细节，当让诸他日。在此，就二三事由及需要预先准备之条件，摘述如下：

第八项远征军之总数，分为八个师团，在北部为六个师团，南部为二个师团。是为比较清国今日之兵力而确定者。以下揭示清国兵力以证明之。

根据上表，清国之兵力合计四十三万余人。但除去携带大刀、长矛和藤牌等无用之兵外，不足四十万人。故而，清兵总称四十万。此种兵力虽然为我远征军（大体决定八万人）之五倍，但根据上述之部署计划，其比例将更为减少，不足为惧。

第九项向长江沿岸输送二个师团，或恐过少。但如下为之，则足以压制长江沿岸。此二个师团，一旦攻陷南京，则实与击败十八省四十万之敌具有相同之功效。夫，南京乃是清国重地，明朝之旧都。故而，人民有南京之存亡即十八省存亡之感。咸丰三年，长发贼得之而强，同治年间失之，则如同瓦解。其因由也是如此。

清国防勇、练军兵力表

续表

现今清国内部，对清朝不满之徒结社为党。举其显者，便是北有马贼、白莲教，山东有捻匪之余党，广东有三合会，四川有长发贼之余部，而且自中央以南，还有哥老会、私自贩盐之徒。此等党羽有数万之众，实为清国朝廷所恐惧者。故而，虽是常常压制，但又恰如春草萌芽随刈随生，其势甚盛。现今，有身为官吏而加入此会者，其倡导曰：今日之清廷昏庸，非当居于吾辈之上者，不可不推倒而创立光明正大之朝廷。其不敢举旗行动，乃时机尚未成熟是也。故而，我军一旦攻陷南京，此党显然会闻风而起，于各地反抗清廷。至此，小党相率云起，清廷终将至土崩瓦解之势。诚如是，则即令有百万之兵，又有何余力对抗我军。再者，我军夺得南京，若是立即拥立明末后裔，以此为都，则必然有所来附，益加呈现众多反抗清兵者。至此，能够抵挡我军者，不过为北京附近六七万之清兵。刻日制胜，使之为城下之盟，达到我国目的，决非难事。

第十项在攻陷长江沿岸之目的方面，需要预先准备者，是为小型军舰。因此，从现在开始，要建造三十余只小蒸汽船，形成有事之日可安装大炮、运载兵队之构造，其速度马力要大，外观华美而坚实，假托商业浮于长江，或贷给清国商人，航行于开港场所之外。其乘务人员，皆当取自海军，以探查地形水路。如是，达此目的甚为容易（详情另有意见）。

又，若断然决定进取国策，以清国为当前之敌，则当自今日起，使用最大限度之财力，准备枪炮、军需，至迟以五年为期，进行整顿。

第十一项将本邦岁入视作七千万圆，从中扣出一千五百万圆，五年统计预算为七千五百万圆，则可获得如下军需：

金七千五百万圆

细目

一千八百万圆大型军舰十二艘

每艘一百五十万圆

三千万圆运输船六十艘

每艘五十圆

三百万圆小蒸气船三十艘

每艘十万圆

六百万圆小军舰二十艘

每艘三十万圆

以上合计五千七百万圆

余额一千八百万圆

以此余额充作水雷艇等修理、军舰乘务员之俸给等，其他船只可使之一半自给。

第三编善后处理

第一项抑，第一编简略陈述了现今之形势，概论了制定进取计划之必要。第二编论述了作战必胜之要领。而此两者之目的，归根结底，在于吞并不可保持媾和之邻邦，以绝欧洲诸国之觊觎，使国威伸张于天下，隆盛东洋之命运。是以，不可不深入探讨将来之利害，预先决定对本邦最为有利之计划，以断然达到目的。

第二项清国虽然困弊衰败，但作为亚细亚之大国，东洋之命运与清国之兴亡依然关系甚多。彼邦若是万一被他国蚕食，则本邦之命运亦不可图，莫如在欧洲诸国未侵入之前，先行确定统辖彼邦之谋略。

此外，若是达到对敌战争之目的而缔结条约，则要将自山海关至西长城以南之直隶、山西两省之地、河南省之黄河北岸、山东全省、江苏省之黄河故道、宝应湖、镇江府、太湖、浙江省之杭州府、绍兴府、宁波府东北之地，以及第三项所列之地区划归为本邦版图，将东三省及内兴安岭山脉以东、长城以北之地分与清朝，令其在满洲独立，在支那本部，则迎明末后裔建立王国，割与扬子江以南之地，使之成为我之保护国，以镇抚民心，在扬子江以北、黄河以南，再行立一王国，使之为我所属，在西天山南路，立达赖喇嘛，在内蒙古、甘肃省之准噶尔，选拔其酋长或人杰，使其为各部之长，且受我监视（可参考附图——原文注）。^[26]如是分割十八省，在满洲立一国，区划西藏、蒙古，平均其力，唇齿相依，形成进步之计划，则面对欧洲之豺狼，亦不足为虑也。

第三项又，即使在任何情况下，签订战胜条约时，也必须将以下六个要冲，纳入本邦版图：

其一盛京盖州以南之旅顺半岛

其二山东登州府管辖之地

其三浙江舟山群岛

其四澎湖群岛

其五台湾全岛

其六扬子江沿岸左右十里之地

旅顺半岛，渤海之门户，乃控制清国北部、与我对马相对、便于压制朝鲜之地。特别是拥有大连湾及旅顺口两个良港，最适宜船舰停泊。是以，道光二十年（1840年），英法同盟军北侵之时，以此为据点，整顿船舰。

第四项登州半岛，拥有芝罘和威海卫两个良港，与大连湾和旅顺口相对，是为扼制渤海必要之地，而且是平时南北通商船舶必由之地，其贸易利益亦为不少。清国若失去旅顺、登州两个半岛，则不能在渤海浮动巨舰捍卫京畿，不过是仅以在大沽口内防御河口之小型军舰，如现有之龙骧、虎威、飞霆、策电、镇东、镇西、镇南、镇北等不能在大海中自由运转之军舰防备。尔后，清国海军之作战亦不足为虑。

第五项在鲁西亚东图之策中，其谋略在于乘机吞并满洲，将大连湾作为根据地，以蹂躏东洋。万一俄国先行占领此地，则东洋之事又不可知也。但鲁西亚要权衡中央亚细亚，不首先在此一方面达到目的，则不会仅以浦潮斯德（海参崴——译注）之孤军而轻易实行之。此乃我最为有利之时机，故而必须先行占领之。

第六项舟山群岛，是为清国中部要冲，可扼扬子江口，可制福建、浙江。有事之日，攻其不备，便于为外国所有，是为对本邦不利。又，台湾及澎湖岛是清国之重地，乃各国经常垂涎不已之地。夫，台湾东半部，现今尚为化外蛮地，仅其西半部服从清国教化，不过设置二府八县而已，但土地最为富饶，物产颇富。是以二十四年前，既已开放台湾、淡水、鸡笼三港。翌年，又加打狗港为西港，以作为各国贸易之地。由此可知其为要冲、富饶之地。是以，必须占领台湾、澎湖两岛，以台湾为重镇，在常备军之外，另行训练生蛮，编制一种军队，并利用鸡笼煤炭，在澎湖岛设置镇守府，以制清国中南部各省，且作为他日对南洋之根据地。若是此两岛为他国所有，则东洋之命运实不可期也。

第七项或有谓曰：因谋求伸张国威，且挽回亚细亚之大势，今日投机将清国分割为数个小邦，虽大有希望，但虎视眈眈之白人，焉有放任之理耶？其必然群起而介入两国之间，妨碍我之目的。特别是俄、英、法、德，欲投此时机，在清国夺取一份土地，如同反掌。事若至此，又有何良策耶？莫如采取自卫之道，渐次谋求富强。

夫，是说或许如此。但此说不察将来，徒为过虑。现今，即令采纳此说，我国之安宁岂能不陷入几乎不保之域乎？以目前之形势，预测清国将来之变态有三：其一为第一编第一项所论，清国之富强是也。其二为本编第二项所论，他国侵入是也。其三为豪杰举起反旗，颠覆清朝，创立新国是也。而且，其结果亦不相同。在此三种变态中，第一种则与本邦之安宁无关乎？仅以自卫是务，乃是坐而自求困弊颓废，决非国家之上策。也即，坐而招致困弊，进而谋求伸张，其得失如何焉？更何况，分割清国、占有其一部，并非无名之暴举，而是全然有理耶？

夫，彼清朝乃来自满洲而夺取明朝之支那者。立于今日之世界，不尽力将之导向开明。故而，要使之退回其本土满洲，在其支那再兴彼等故主明朝，使之统辖其地。然而，若是全部与之，为权衡东部亚细亚和安宁，又绝非上策。因观察其将来，其实际势力又如新造出一个清国。加之，即使再造其朝廷，因俄然成立，同样也没有平素磨炼之实力。因百年创业之时运，故而有如本编第二项所述，将之分割，在属国中寻找作为彼族武圣而尊崇之关羽后裔，或是其他名望之家，封以王位。我国于此孜孜勤奋，教育彼族，养成实力，进而作为彼两国之开导者、善后处理之庇护者，兼而在西藏、内外蒙古、准噶尔封立达赖喇嘛及各个酋长，监视其在施政上是否给予人民幸福。如是，权衡得平、安宁可保。谁人能一味认定我谓强夺土地者焉？

然而，豺狼之白人，无论其有无名义，皆将对我之目的试行妨碍，若是前来论辩，可恳切说明前述之公道，或有顽固者，则可托言左右，尽力迟缓、迁延其议论。若有投机而谋求夺取清国者，当切实审视地形，于我无害之地，可付之不闻不问。最终彼得寸土、我得丈地，彼占一小部、我占大部可也。然，现今幸而欧洲各国相互适值没有远征时机及实力之际，断然确定先制进取之计划，以求国家他日之安宁幸福，乃是今日最大之急务也。

总之，对清国有可乘之机，欧洲或中央亚细亚战乱之时，磨戈而待其机，是为肝要。

注释

[1]松下芳男：《明治军制史论》下卷，有斐阁1956年版，第81页。

[2]《陆军沿革史》，见大山梓编：《山县有朋意见书》附录，第151页。

[3]《陆军沿革史》，见大山梓编：《山县有朋意见书》附录，第151页。

[4]见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上册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69页。

[5]见大山梓编：《山县有朋意见书》，第91—98页。

[6]见大山梓编：《山县有朋意见书》，第94页。

[7]同上书，第119页。

[8]参阅永井秀夫：《自由民权和天皇制》，见《日本历史讲座》第5卷，河出书房1954年版，第151页。

[9]见杉田一次：《近代日本的政战略》，原书房1978年版，第118页。

[10]见大隈重信：《开国五十年》中文版，第210页、第218页。

[11]见藤村道生：《日清战争》，岩波书店1974年第二版，第8页。

[12]见芝原拓自等编：《近代日本思想大系12对外观》，岩波书店1988年版，第294页。

[13]见芝原拓自等编：《近代日本思想大系12对外观》，第316—317页。

[14]见芝原拓自等编：《近代日本思想大系12对外观》，第388页。

[15]见芝原拓自等编：《近代日本思想大系12对外观》，第313—314页。

[16]见藤村道生：《日清战争》，岩波书店1974年第二版，第12页。

[17]《征讨清国策案》原件，现今保存在三浦梧楼家藏文书中。本书使用的是日本山本四郎教授的复印件。详细内容见本编附件：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拟订的《征讨清国策案》。

[18]见黑野耐：《帝国国防方针研究》，总和社2000年版，第28页。

[19]见大山梓编：《山县有朋意见书》，第179—185页。

[20]见大山梓编：《山县有朋意见书》，第196—197页。

[21]见大山梓编：《山县有朋意见书》，第203页。

[22]《征讨清国策案》现存于三浦梧楼家藏文书中，是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长（管西局）小川又次大佐完成的。小川又次（1848—1909）幼名助太郎，福冈小仓出身。1873年晋升大尉，次年参加日军侵台之役，1877年参加国内的“西南战争”，并晋升为少佐。1879年进入日本参谋本部下属的管西局，被派往中国大陆，进行谍报侦察。1881年晋升为中佐，1884年晋升为大佐。1885年5月就任管西局局长（同年7月改称第二局）。1890年晋升为少将，任第四旅团长。1894年参加侵华战争，任第1军参谋长。1897年晋升为中将，任第四师团长。1905年晋升为大将。同年在战争中受伤离职。1907年被授予子爵勋位。

[23]乾隆五十九年、我宽政六年，安徽之刘松，因白莲教而被捕谪戍甘肃。其党刘之协柔之，煽动清等流俗、作乱，起于四川、陕西、湖北，扰其邻近七省，历经十一年。至惠庆元年、我文化元年始为平定。——原文注释

[24]道光二十年、我天保十三年两广总督林则徐在广州焚毁英国商人鸦片二万两，英廷发兵，攻陷广州、厦门、宁波、上海等地，且压迫南京。翌年，清廷议和，赔偿洋银二千一百万元，并以香港永为英国所辖，开放广州、厦门。——原文注释

[25]道光二十七年、我弘化四年，洪秀全作乱，首唱广西，最终蹂躏十六省，占据南京称王，因其党皆蓄长发，故而呼之为长发贼。咸丰之后，至同治二年、我文久三年，始得平定。此乱前后十七年，占据南京十二年。又同治八年、我明治二年，甘肃东干派之回教徒乱起新孤，同时浩罕之将阿久柏，奉载喀什喀尔王之孙，举兵全歼喀什喀尔之汉军，占据其地，遂与东干会合，防范汉军。时钦差大臣左宗棠为陕甘总督，逐渐克复，光绪二年、我明治九年，攻陷喀什喀尔，平定全疆。——原文注释

[26]遗憾的是，提供此一原始文件的日本学者未能复制附图。——译注

三日本“大陆政策”的形成

三日本“大陆政策”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