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 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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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廷璆 等
选自《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第一章 湘学与近代日本知识建构
第一章 湘学与近代日本知识建构
一 船山史论与近代日本的知识建构
前言：为什么要研究“船山史论与近代日本”
近代中日思想文化的交流与影响，其深度与广度、其错综复杂的程度如何，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仅从“东亚的出版与知识的建构”这个议题[1]来说，两国著作的相互翻译出版及其对知识建构的影响，就是一个大题目。谭汝谦主编的《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和《日本译中国图书综合目录》（同上，1981年）虽然有待完善，但已经蔚为大观。中日著作互译，由于国情不同，不同时期的状况也各不相同。择其要者言之，如在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今日欲自强，惟有译书而已”。而译日本的书又是一个捷径，如康有为说：“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其效果，甚至认为如果能够早将“日书尽译，上之公卿，散之天下，岂有割台之事乎？”[2]与中国的欲“坐而食之”以求自强、免遭宰割的境况相比，日本在日俄战争之后跻身于世界列强之中，而知识、出版界面对维新以来热衷于输入西洋新学术而置日本与中国古典于不顾的倾向，一些“有识之士”提出汉文是日本的“第二国文”，认为汉籍对于加强“伦理的信念”、培养“高尚的人格”具有重要的感化作用。[3]早稻田大学出版部出版的《先哲遗著 汉籍国字解全书》和富山房出版的《汉文大系》两套丛书[4]自1909年出版之后，一再重版，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近代日本思想文化史中西洋因素与中国因素的关系，当然不能简单地用“近代=先进=新”与“传统=保守=旧”这样的价值判断模式来理解，甚至在受影响的程度上也很难抽象地断定什么因素是重要的，或占优势的，或具有决定性的，而什么因素不是。对各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具体的分析，揭示其在近代日本知识建构中的角色意义，可能会改变我们对近代日本思想文化的基本认识。中日关系，不仅是近代中国和日本两国对外关系的重要一极，也与两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形成密不可分。关于日本近代思想文化中的中国因素问题，有待分析的历史现象，还有很多。中日之间的人物往来、相互认识、思想影响，或从具体的个案（如词汇概念），或从地域交往特点，或从宏观上着眼整体，等等，方方面面的研究成果已经不少。[5]“东亚文化交涉学会”通过学术年会、期刊和著作等各种形式有力地推进了这方面的研究，[6]作为学会的一员，我在深受鼓舞的同时，也在原有思路与研究[7]的基础上，对其中国因素的细部（特别是“湘学”与近代日本）做了一些拾摭钩沉的工作。[8]船山史论与近代日本，也是这项作业的一部分。
对王船山的著作，并不带着一定的先入之见的研究目的去读，而只是凭着其“有趣”、凭着自己涌动的求知欲去读，[9]这在近代的中国和日本几乎难以做到。遽变的社会环境影响着处在这种环境中的“读书人”的心态，让人难以静下心来不是为了某种外在的需求，而只是满足于对“人的动向、感情、思考”的兴趣去读它。[10]不仅社会环境和受制于这种环境的精神状态不允许这样，而且船山学“潜德幽光，久而愈昌”[11]的命运，也与其本身的思想特征有关。清末的变法派和革命派均从船山著作中或汲取其“主张国民平等之势力，以裁抑专制”[12]的思想，或视其书为“民族主义之原动力”，[13]皆重视其“括天下得失之几，尽古今兴亡之理”[14]的史论政见。在清末民初，国家再次面临兴亡的命运，王船山“卓绝千古”的史识，“其价值至今日乃大显”[15]也是自然的事。
随着遽变的社会环境趋于平静，王船山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意义也引起了日本学者的注意，通过读解王船山而引发如下一系列的思考：“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其意义究竟何在？思想是什么？思想史是什么？研究是什么？继而旧的中国思想与新的中国思想有何关系？”[16]继而王船山终于在日本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通史性著作中开始占据一个独立的单元。[17]新中国成立之后，船山学研究在中国也随着其主要著作的重新点校出版而逐渐深化，而《船山全书》的出版，系统、全面而准确地再现了船山著作的风貌，在船山学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的研究者，无论国籍如何，身在何处，其问题意识，几乎都不外乎上述日本学者西顺藏所涉及的范围：第一，满足于研究者探索王船山这样一位有趣的历史人物的“动向、感情、思考”的个人兴趣；第二，进而从研究对象回到追问研究者自身：思想是什么？思想史是什么？研究是什么？第三，历史的维度，即通过船山学暗然而日章的命运，来探讨旧的中国思想与新的中国思想有何关系。不出研究对象即王船山、研究者自身、中国思想史（旧的与新的）三个方面。
从东亚文化交涉学的视角来看，作为一个日本思想史研究者，首先要做的工作是力图拓宽研究的时空视野，探讨船山学与近代日本的关系，阐明船山著作在日本翻译出版的背景、其著作在翻译成日文时译者在文本上作了哪些处理、与原著有哪些差异并力图分析这种差异的意义，讨论这种差异是单纯出自译者的主观判断还是与当时日本思想的普遍状况相关等等，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近代日本的翻译著作对近代日本知识建构的某些机理。王船山的《宋论》《黄书》《读通鉴论》这些重要的史论著作都被译成了现代日语，[18]本文只是以《宋论》的日译本《宋朝史论》为中心进行考察和讨论。
（一）《宋朝史论》翻译出版的背景
明治时代及其之前王船山的著作在日本的情况如何，尚待考证。从明治时代出版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中几乎未见王船山踪影看，当时日本学界并未重视其人。[19]1903年东京博文馆出版文学士中内义一的《支那哲学史》，其中有“清初三大儒”或“明末清初三大儒”之称，从“清人理学之先驱”而论，所指三人为孙奇逢、黄宗羲和李二曲。[20]该书为“帝国百科全书”的一种（第39编），或可窥见当时日本学界的一般看法。中国学界关于明末清初代表性思想家的说法，在清末民初也有一个从“五先生”到“四大儒”，最后逐渐定位为“三大家”的曲折而富有戏剧性的过程。[21]日本的中国研究者在这个时期，也有“为中国政治”出谋划策者将明末清初顾、黄、王相提并论。如内藤湖南在1916年2月底3月初在《大阪朝日新闻》上连载《支那将来之统治》一文，曰：
在中国，自古就有许多学者作经世之论，虽皆大可参考，其在国家兴亡之际，学者受到非常的刺激，其议论尤为痛切。在明亡清兴之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这些人因为都目睹故国灭亡而为夷狄取代的惨祸，发出非常的感慨并对此进行了议论。他们的议论几乎都一致认为君主权力过大是骚乱的根源，且地方政治委以并非本地而是外乡的地方官，因此没有责任观念，不能镇抚一方是骚乱的根源，而将这种骚乱的根源都归结为人民的幸福没有基础的政治。到了清朝，国家好歹得到了治理，像这种关系到国体根本的议论也一时没有了。但到了当今这样的时势，又有必要回想起前代学者的议论。与前代尤为不同的是当今出现了与外国的关系，因此有必要考虑四周的势力，而就其国内的情况而言，无论是明末还是今天都是一样的。因此为了中国的政治，无论如何要归结到中央的组织以小政治为宜这一点上。我所说的和古人所说的都是这样的，这是不可动摇的原则。[22]
此“小政治”何谓？其结论就是要“中国人将政治上的机关委托给外国人”，目的在于建议中国输入地理上接近的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在政治上的强大能力，来“作为中国的巡警、看守”。内藤湖南从“日本的安全”出发，在这里借助于中国古人的经世之论，为中国的安全和世界的文明开出了自以为是“行最高尚天职”的得意良方。[23]
与上述极端的政治论、时势论[24]相对应，也有学者偏重于关注其学术思想，当然主要是其政治经济思想。1918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法科和中国哲学科、时任该校经济学部讲师的小岛祐马（讲授东洋经济思想史），开始发表研究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政治经济思想的相关论文，明确地指出：“作为有清一代学问上、思想上的代表、对后世有伟大影响的学者有三位，就是《日知录》的作者顾炎武，《黄书》《噩梦》的作者王夫之，还有一位即这里要介绍其思想的黄宗羲。”[25]紧接着这篇黄宗羲的研究论文，在同年9月又刊出了《王夫之的经济思想》一文。[26]后摘录该文的主要观点，以《关于王船山的经济说》为题发表在《支那学》第三卷第三号（1922年12月）。小岛祐马研究趣向在他的《黄宗羲的政治经济思想》一文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在该文的结语部分，他说：“概观上述宗羲的意见，尽管看起来包含了许多诡激思想，但在中国这种思想并不稀奇。古来支配中国思想界的儒教教义本身，原本就具有民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性质。”[27]这种研究趣向，当然与小岛祐马本人的思想，特别是他当时与河上肇的交往有关。[28]对王夫之的理解自然也受到这种趣向的影响。他说，《船山遗书》中足以体现其政治经济思想的为《读通鉴论》《宋论》《噩梦》《黄书》等。接着指出：
特别是《噩梦》《黄书》被认为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不相上下（《复堂日记》二）。但如因此而速断其与《明夷待访录》一样为高唱民本主义者就错了。其所言，与其说是政治上的根本论，不如说更多的是陈述对各种设施与组织的意见，许多地方如果不知道制度或历史的话就难以了解。其著述最近之所以在革命家之间被推重，是由于其《读通鉴论》《宋论》中以锐利的笔锋攻击夷狄的民族论讨得了对清朝有反感的人的欢喜。如果夫之在临终之际所说的我的著作不到两百年之后不可行于世，而子孙守此遗训暂不刊行的传说是事实的话，这恐怕也是因为其夷狄论中暴露反清朝的思想。下面想论述这些著作中的夫之的经济思想，没有什么特色的部分一概除去，这里仅仅就其关于均分政策的意见介绍几点。[29]
文章介绍了王船山的“度民以收租，而不度其田”、尊农抑商、物价调节等均分政策，并分析指出，其特征在于“力图调和干涉主义与放任主义”，其学说中存在的矛盾是由力图调和而不能所造成的，“与许多全然立足于干涉主义的儒家相反，作为儒家的历史学者，王船山是从放任主义出发，放任主义是其出发点，而渐次倾向于干涉主义，应该说这是其特色所在。”[30]进而解释说，他之所以采取干涉主义是由于其主张经济上的平等主义，而他的放任主义又与他所主张的人类在政治上进而道德上的不平等（“天下之大防有二，夷狄华夏、君子小人也”）紧密相关。由于主张道德上的不平等进而又否定经济上的平等，小岛祐马认为这是船山经济思想在深层次上的“缺憾”，其经济思想上的矛盾是其“穷理不彻底”所致。[31]所谓经济上的平等主义，实际上是小岛面对当时日本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状况对船山思想的解读和引申。在解读船山关于王者与土地的关系的论述（《读通鉴论》卷十四及《噩梦》）时，他这样解释说：“由船山所言可见，土地乃天之所与，应为万人平等利用。虽为王者，亦不许违反此天则而独占土地。而此土地，在此前的经济状态下几乎可谓唯一的生产手段。因此，其所言进而从另一面可以看到有万人在经济上均为平等的立场。然而自由竞争的结果使得豪商大贾拥有巨富，而使贫弱之民受苦，这就极大地违反该原则，因此我认为王船山主张为政者必须实行干涉政策以救此缺陷。”[32]在王船山诞辰三百周年之际，小岛祐马通过阅读船山的相关论述，甚至感叹“被称为任凭自由竞争的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现代社会的缺陷好像在二百几十年前就已经遭到了痛击。”[33]小岛还引用王船山《读通鉴论》卷三中的一个讽喻，即“举富人子而官之，以谓其家足而可无贪，畏刑罚而自保，然则畏人之酗饮，而延醉者以当筵乎？”以此来批评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指出：“以财产的多寡来作为给予参政权的标准这样的制度，也难免同样的嘲笑。”[34]由当时小岛祐马的思想倾向来看，他所批评的王船山“穷理不彻底”主要是指其没有将平等主义贯彻到底。从这种意义上说，王船山的“民族论”“华夷论”这些“政治上的根本论”在小岛祐马看来并不是王船山思想的特色所在，船山思想的特色在于其针对具体制度、政策的史论中。小岛祐马的黄宗羲、王船山论，也可以看作是中国儒家传统中的民本主义、均分平等思想在日本大正民主主义思潮中泛起的一丝涟漪。
几乎在小岛祐马发表黄宗羲、王夫之论的同时，“兴亡史论刊行会”策划的“世界兴亡史论”丛书出版，王夫之的《宋论》被译为《宋朝史论》（译者松井等、前川三郎）收入该丛书第一辑于1918年8月出版。一年之后，即1919年12月，该丛书第二辑又出版了松井等翻译的《支那近世政治思潮》，其内容包括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王夫之的《黄书》和节译顾炎武的《日知录》。该书凡例第一条即说明：此三书“为中国近世政治论之白眉，故合为一编名为《支那近世政治思潮》”。王船山的《宋论》与《黄书》的日文翻译，据译者凡例介绍，都得到市村瓒次郎的关心指导，后者还得到过内藤湖南的“恳切的忠告”及“畏友稻叶君山的有益的助言”。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已经成为帝国主义阵营中的重要一员，而且力图充当侵略中国的排头兵，1915年1月18日提出“对华二十一条”，企图将中国变成日本的殖民地。许多知识分子为此或出谋划策，或附和造势。[35]后来，一些“有志之士”组织“兴亡史论刊行会”，选译出版世界各国有关历史兴亡盛衰的“千古不磨的名著”，以鼓舞国民“兴国之意气”，促使国民自觉“盛衰之理”。船山史论中的民本思想与平等均分观念，如上所述虽然作为“中国元素”可以说也参与到了大正民主主义思潮的酿成过程中，但同时，其著作作为“兴亡史论”的世界名著被卷入了更加声势浩大的民族主义浪潮，成为促使日本所谓“国民自觉和警醒”的精神食粮和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其称霸东亚的所谓“最高尚天职”的“他山之石”。船山史论如何为日本所用，是探讨中日两国民族主义思想资源相关关系的重要素材。
关于“兴亡史论刊行会”的情况，我们可以从该刊行会刊行书目第一卷《世界史论进讲录 附录 近世列强史论·政治学说史论》（兰克著，村川坚固译，1918年2月出版）书后所附材料——《兴亡史论刊行之旨趣》《刊行书目》《编辑顾问及翻译者》中了解相关情况。
“大正六年九月”所拟《兴亡史论刊行之旨趣》，全文如下：
其盛也玉楼花笑，其衰也残壁草悲。身处历史之长河，静观一国之兴亡、一世之盛衰，谁能没有朝云暮雨之感慨？
且不说远古之事，当今旷古之大战，使大大小小多少民族陷入战乱的漩涡中。既有小国之衰亡，也有大国之革命；既有旧民族之衰退，也有新民族之兴起；全世界之时运正处在一大转机中。实际上，我等于最近数年之间、过去数十年，或自我等祖先数百年以来，也遇到许多大事。这次战乱产生，所遗留下来的问题还有很多，国家民族的前途岂能掉以轻心。苟立于此，有兴国之意气、有深谋远虑的国民，才能在国际上作为优者而兴起，否则只能作为劣者而灭亡。历史反复，可为鉴戒。如此，吾等新兴国民，岂能不追踪兴亡之迹、研究盛衰之理，取他山之石以攻我之璞哉！
在此我们新设“兴亡史论刊行会”，广搜古今东西论述国家民族兴亡的世界名著，加以选译编纂成十二卷的一套丛书，以提供给社会各界。虽觉自不量力，所幸得到学界大家的热诚指导与援助，才逐渐选定书目。皆为千古不灭之大著，在给予绝大的国民自觉与无限的国家教训方面，确乎兴国史丛之权威。加上翻译也是斯学之巨腕，以期将原著的面貌鲜活地呈现出来。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艺美术、哲学宗教，彼此纵横交错，且相互关联、相互照应，作为国民知识之宝库，蔚然成为我文坛之奇观。
先哲曰：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宜深为自觉自励也。兴亡史论刊行会成，谨仰大方君子之赞襄云尔。
其《刊行书目》所列十二卷著作如下：
第一卷 《世界史论进讲录》，兰克（Ranke，Leopold von）原著
第二卷 《凯撒时代罗马史论》，拿破仑三世（Napoléon III）原著
第三卷 《俄罗斯史论》，克柳切夫斯基（Kliuchevskii，Vasilii Osipovich）原著
第四卷 《法兰西革命史论》，史坦恩（Stein，Lorenz Jacob von）原著
第五卷 《英国膨胀史论》，西利（Seeley，John Robert）原著
第六卷 《普鲁士勃兴史》，特赖齐克（Treitschke，Heinrich Gotthard von）原著
第七卷 《君主经国策·韬略提要》，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Niccolò）、若米尼 （Jomini，Antoine Henri）原著
第八卷 《英国宪政论》，白芝霍特（Bagehot，Walter）原著
第九卷 《欧洲思想史》，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原著
第十卷 《宋朝史论》，王船山原著
第十一卷 《史论丛录》（上），诸大家原著
第十二卷 《史论丛录》（下），诸大家原著
将王船山的《宋论》与马基雅维利、兰克等世界著名思想家和历史学家的著作放在同一个系列中，无疑对于日本知识界了解中国的史论著作具有很大的推介意义。这里不可能逐一分析入选的前十卷著作每一卷作品及其作者各自的思想特点与倾向，但是在选编之际，如上述“旨趣”中所言“作为优者而兴起，否则只能作为劣者而灭亡”的“优胜劣败”论，无疑是“绝大的国民自觉与无限的国家教训”的重要指针。如编辑顾问中的东京帝国文科大学教授、文学博士、社会学家建部遁吾（1871—1945），就主张社会有机体论与社会进化论，而第八卷的作者白芝霍特（1826—1877）也是英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代表人物。
当时日本思想界的状况，由李大钊在1919年2月1日出版的《国民》杂志第一卷第二号上发表的《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一文可见一斑。此文开宗明义：“日本近来有一班人，倡大亚细亚主义。我们亚细亚人听见这个名辞，却很担心。倡这个主义的人，有建部遁吾、大谷光瑞、德富苏峰、小寺谦吉等。”强调两点：“第一，须知‘大亚细亚主义’是吞并中国主义的隐语。”“第二，须知‘大亚细亚主义’是大日本主义的变名。”总之，“这‘大亚细亚主义’不是和平的主义，是侵略的主义；不是民族自决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不是亚细亚的民主主义，是日本的军国主义；不是适应世界组织的组织，乃是破坏世界组织的一个种子。”[36]而取代清朝成为统治中国的后继者，也是日本近百年来一些所谓“兴亚的大先觉者”梦寐以求的心愿。[37]当时日本正欲以优胜劣败的原理为侵略中国正名，而王船山论宋朝之亡，恰好影射了他们对民国时期中国身处重患且已积重难返的诊断。[38]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中，《宋论》入选了该丛书。
入选该丛书中的中国史论著作虽然只有如上《宋朝史论》和《支那近世政治思潮》两册，却有两位东京帝国大学东洋史教授担任该丛书的顾问，即北方民族及西域史研究开拓者白鸟库吉（1865—1924）和东洋史学开拓者市村瓒次郎（1864—1947）。[39]如前所述，市村瓒次郎与这两本书的推选有关，特别是《宋朝史论》，他说：“‘兴亡史论刊行会’曾想收录一部中国的史论，委托我来选择，我指定王船山的《宋论》，且推荐松井、前川两人作为翻译者。因为松井氏长期研究东洋的史学，尤其对宋史造诣不浅；而前川氏汉文素养深厚。今此翻译已成，特草一篇《支那历代史观》以代序文。”[40]该序文《支那历代史观=诸民族的盛衰与汉文化的变迁》是这样开篇的：
游禹域，入燕京（北京），登城门之高楼，近观宫殿之参差，远望川原之萦绕，怀古思今，感慨必油然而生。辽、金、元、明、清及现代竟然在同一块土地上相继建都，可征契丹、女真、蒙古、汉人等诸民族之兴亡盛衰也。然同一块土地而经历历代兴亡者岂独燕京为然？长安如此，洛阳如此，金陵（南京）、汴京（开封）亦莫不然。而在这些土地上频频更换其国主，说明中国经历过多少次的易世革命。而其间一贯穿古今的汉文化犹存，实近乎一大奇迹！今于此以各民族的兴亡为经、以汉文化的消长变迁为纬，考察中国四千年的历史大势。[41]
考察的结果在序文的最后一段，曰：
过去压迫汉民族的周边外族虽然在武力上处于优势，但是在文化上常常劣于汉族。因此，外族在用武力征服汉族的同时，其文化却被征服了。然而，现在在汉民族周围压迫而来的民族，已经不是以前的女真族，也不是蒙古族或回藏民族，而是无论在武力还是文化上都远远卓越于汉族的欧美诸民族，他们以富强的实力、利用海陆交通之便，在欧洲大战之后而杀到东亚地区，其影响首当其冲的不能不说是汉民族本土的中国。因此，对于汉民族的前途与汉文化的将来，不能不抱有很大的悬念。汉文化存则汉民族有，汉文化灭则汉民族无。中国虽然经过四千余年的变迁、拥有多民族盛衰消长的历史，但依然使人觉得是中国这个国家的继续，其原因就在于贯穿于各个时代的汉文化犹存。在这片国土上，最近的当务之急难道不是与文化上最类似的武强的民族相互依赖相互扶助对抗欧美诸民族，以图保护其民族保持其文化吗？若不然，而徒学远交近攻之旧策，如果真重蹈宋朝与蒙古联盟的覆辙，他日不仅危及汉民族国家的独立，汉文化的存续也甚至值得怀疑了。由此可见，中日提携亲善，不单是为了日本，也是为了汉民族、汉文化。[42]
这里的建议可谓与内藤湖南的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妙，即中国要保持国家独立，必须与文化上类似、军事上强大的日本“相互依赖相互扶助”。虽说是“相互”，而实际上他诊断由于中国“陷于重患”，“前途堪忧”，“如果汉民族能够自觉，或许能够发挥出一大势力来，若不然，中华民国的前途不容乐观。那么日本国民至少要激励汉民族，必须要暂且使其国家得以维持。”[43]他认为日本应该有更加远大的理想和目标：“既然已经与列强为伍，就应该进而成为列强的霸者。”他清醒地认识到在列强对峙的时代，其优胜劣败的战争不可避免，“以和平为手段而废止列强的战争，完全是空论；必须要有以战争为手段达到和平的目的是不可避免的这种觉悟。”[44]以战争为手段而获得的和平，能否在世界实现孔子所谓的“仁”的理想？一个世纪过去了，至少市村的以战争为手段的“觉悟”在现在来看也不过落入了另一种“空论”。1917年2月28日，法国公使代表日、英、俄等协约国七国照会中国外交部，答应中国与德国绝交加入协约国之后，将以善意对待中国所提出的条件。对此事，市村瓒次郎以“支那引入问题”为标题，有两句非常犀利的评价，曰：“可得而亲则可得而疎，可得而利则可得而害。”[45]只要列强争霸、优胜劣败的形势在，亲疏、利害都随时可能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
以这种争霸之心来理解宋代兴亡的话，会有什么样的解释呢？市村瓒次郎在序文中有一段关于宋代的论述，他指出：
宋代为了矫正唐末五代以来藩镇武断之弊风，推行尚文的政治，结果虽然使得汉文化得到明显的发展，但是文弱之余弊更有甚者。不仅震怖于契丹的威胁，对西夏的入侵也无计可施，只能甘于不时地签订屈辱的讲和条约。神宗与王安石之所以改革制度谋求富强之策，就是出于对外雪耻。然而改革最终失败，没有什么效果。而此时，宋代的文化愈益发展。唐代以来长期支配思想界的佛道二教，其势之所及，进而影响到儒教，于此形成了道学即儒教哲学。其濂洛关闽诸家，活用佛、道思想来解释儒教的经典，使儒教呈现复活的曙光，表现出一种活泼的气势。他们通过儒教建立一种宇宙观、人生观，其自信有不与他者相容之风。以此联系到政治问题，便成为党争的远因。此前旧法派与新法派之相争，此后主战派与讲和派之相攻，虽然情况复杂，亦不能说与学风无关。而此一胜一败，徒有害于汉民族的统一，也使国家的基础发生动摇。[46]
把宋亡的教训归结为尚文、文弱，认为由于文化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学派，成为政治斗争（“党争”）的远因，最终损害了民族的统一、动摇了国家的基础。这与王船山在《宋论》中的分析关系如何，下面还将论及。
顺便我们再看看内藤湖南对王船山《宋论》的认识。这主要反映在他的《支那史学史》中。他曾经在1914—1915、1919—1921和1925年三次讲授这门课程，后来以第二、三次的授课内容为蓝本整理出了这本著作，而且该书有了中文译本。在“清朝的史学”一章中以人物立项的，只有“黄宗羲与浙东学派”“顾炎武”“王夫之与胡承诺”“徐乾学及其门下（一）（二）”，可见他对王夫之的重视。在谈到《宋论》时，他概括说：“宋之所以亡中国，是因为宋朝的制度主要针对内部的猜疑心，而没有去考虑外部的夷狄所致。宋一统天下之际，嫌忌地方有兵权，而将其收归中央，这是宋灭亡的原因。”“若宋在平天下之际，充分备兵力于北方，选用人才委以重任，而君主没有猜疑之心的话，就不会被契丹侵略、被女真蹂躏，被蒙古所亡了。”总之，内藤湖南强调“宋朝是因为对内的猜忌心，却让外国夺取了天下。”[47]
尚文、文弱、党争、猜忌心，这些解释，是否会影响到对《宋论》的日文翻译？日译本的《宋朝史论》与原著在文本上有哪些差异呢？
（二）日译本《宋朝史论》与原著《宋论》文本上的差异及其意义
日译本《宋朝史论》由市村瓒次郎的《序》、译者的《序说并原著者王船山小传》、《凡例》及《目次》、正文组成，扉页有王船山的肖像。
日译本的文本特色及其与原著在文本上的差异，我们可以首先从译者的《凡例》中得到一个基本的认识。凡例共八条，全文如下：
一、如序说所记，本书乃译述明末清初硕学王船山著《宋论》而成。
二、欲玩味汉文简劲之长处者，应先熟读原文，不可由译文而得。本书为了尽量通达文意，不拘泥于原文的文辞句法。王船山的文章艰涩拮屈之字句不少，更觉有其必要。
三、文中有多处不知所依据的事实就难于理解者，因此在必要之处夹有小注。
四、摘一篇之大意揭于篇首，名曰小序。此非为特别必要，出自方便读者之微意。
五、原书由十五卷组成。今据体裁之便，改原文之“卷”为“章”，且个项以“节”称之。
六、原书各卷长短不一。因此本书各章也长短甚为不同，请读者理解。
七、本书尽量选取原书中与国家兴亡相关的部分，有些不相关的就省去了。因此整体篇数本书与原著未必一致。亦请读者谅恕。
八、本书之译述乃市村博士之指示，且寄来综论大观中国四千年波澜壮阔兴亡盛衰之由来的长篇序文；卷头所载原作者的肖像是平福百穗画伯根据《船山遗书》画像所摹写。谨此深谢其好意。
首先，书名由《宋论》改为《宋朝史论》，凡例一所言“序说所记”，即序说开篇的说明：“《宋朝史论》是假王船山所著《宋论》而起的书名。《宋论》由十五卷组成，评论北宋南宋三百二十年间的史迹，非首尾一贯的长篇，而是以一百一十三项事迹为题目的一百一十三篇评论组合而成。”[48]译者认为原著的内容是对宋朝“史迹”的“评论”，故更名为《宋朝史论》。以“史论”概括原著“论”的特征，已经成为学界共识，或未尝不可或未必妥当，且另当别论，但是书名的变更，也使得后学在做学术史整理时容易产生疏漏，如日本最新出版的王夫之思想研究专著中所列日文参考文献，就未见该书信息。[49]其次，为方便读者，译者在正文必要处夹有小注、每篇（节）不仅列有标题，而且篇首皆有小序说明该篇大意，这与中文刊行本多有不同。每篇有标题的，据杨坚《宋论编校后记》，有民国三年（1914年）上海会文堂书局《标目读通鉴论附宋论》本，对照各种版本，指出“惟会文堂本于全书一百一十五论皆着标题，有别于他本，遂亦据以录入本版，以便读者。”[50]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收录刘韶军译注的《宋论》，删去了每篇的标题，在每卷（章）卷首附有“题解”，没有概括每篇大意的小序。[51]
最重要的是凡例七，所谓省去与国家兴亡不相关的部分，其相关不相关的标准是什么？值得探讨。其序说中也提到：“其中有直接关系国家兴亡的，也有不是的，但是在王船山看来无不与国家兴亡有关。”[52]《宋朝史论》一共省去31篇，约占总篇数115篇的27%，省去的篇目（篇名据《船山全书》本）如下：
卷一太祖：一〇 太祖享太庙欲撤礼器而用常膳、一三 宋定妇为舅姑服及封赠本生父母之礼、一四 太祖遵杜太后传位之命；
卷二太宗：八废楚王元佐为庶人、九 太宗无嗜好惟喜读书；
卷四仁宗：五仁宗使曹后育英宗、九 韩范二公之才、一四 富弼有憾于韩琦；
卷五英宗：二 濮王典礼之议；
卷八徽宗：五杨时应诏而出；
卷九钦宗：四马伸请张邦昌复辟；
卷十高宗：三 李纲之建言、四 吕好问朱胜非之同逆、六 林勋上书请行什一之税、八 胡安国与秦桧同情、九 娄寅亮请立太祖后为嗣、一〇颁戒石铭于州县、一五虞允文甫至釆石即决战、一六 高宗内禅；
卷十一孝宗：一 符离之溃、二 孝宗奉养高宗；
卷十二光宗：一孝宗急传位于其子、二 朱子请行经界法；
卷十三宁宗：三 朱子祧庙之议、四 蔡元定之窜死；
卷十四理宗：一真德秀魏了翁讼济王竑之冤、二 史弥远请录儒先子孙授以山长、四 史嵩之毒杀徐元杰刘汉弼杜范、五 起复史嵩之之众议、六 刑具之酷始于宋末；
卷十五度宗 恭宗 端宗 祥兴帝：一 文天祥奉太后命如元军。
对以上这些被译者删去的所谓与国家兴亡“不相关”的内容进行分析整理，大概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
第一，礼法、政治制度论。如卷一的第十、十三、十四篇、卷四第五篇、卷五第二篇、卷十第九、十六篇、卷十一第二篇、卷十二第一篇、卷十三第三篇，第十四卷第六篇，占所删除内容的近三分之一强。
第二，经济政策论。如卷十第六篇、第十二卷第二篇。
第三，德行、道义、人才、学问及社会关系论等。作为儒家知识分子，这一类论述与政治、经济方面的论述紧密相关，既具有独立意义，也可以说是前面两类论述的基础。这类论述在对于持道德史观的儒家知识分子而言，是理所当然的，未删去的部分中也还有大量类似的论述存在，故对此存而不论。
这里只是简要地介绍前面两点的相关情况。
礼法、政治制度论[53]所占的篇幅最多，大部分与皇室相关。如卷一所删去的三篇全部是礼制方面的内容。传统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礼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如元代学者陈澔所言：“前圣继天立极之道，莫大于礼；后圣垂世立教之书，亦莫先于礼。”（《礼记集说》序）《宋论》中直接论述礼制的篇目都被删去，而以卷一最为典型。从卷一中删除的三篇来看，《宋论》中关于礼制的论述大致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1）对具体礼制事项的评价。如对宋太祖欲撤礼器而用常膳之事，一方面批评其“卒然而撤之，卒然而复之，义不精而典礼不定，过矣”，强调祭祀典礼之事“非可以意之偶发而废兴之”。尽管“其易之之情、复之之心，则固诚有于中憬然而不容抑者存也。”又如对尹拙等提出的“妇服舅姑斩衰三年”，批评其有“渎典礼”，是“变而失其正也”；而认为李昉提出的“后父母亡，得封本生父母”这种对古制的改变，是“变之正也”。再如在传位问题上，评价宋太祖说：“以己期人，虽公而私；观之不达，虽智而愚；乃以不保其子弟，不亦悲乎！”当然，像卷五的“濮王典礼之议”，更是关系到宋代宗法观念与传承制度的一次大讨论（“濮议之争”）。[54]
（2）对礼法制度及其变化发展的原则性与时代性的论述。如王夫之解释“礼从其朔”时，强调“朔者，事之始也；从之者，不敢以后起之嗜欲狎鬼神也。”同时在解释“礼，时为大”时，又强调“时者，情之顺也；大之者，不忍于嗜欲之已开，而为鬼神禁之也。”[55]无论什么观念或制度，王船山都强调“古今相酌，而古不废今”，既反对“舍今以从古”，也反对“执古以律今”。对礼之可变与不可变、革与因的关系，他强调“大伦之正”是不可变的，而在具体细节上，只要情理相协，就要与时俱进。谭献为《宋论》的思想特征总结了两句话：“曰仁心为质，曰设身处地”，[56]可以说是深中肯綮。
王船山有“陋宋”之说，宋之所以“陋”，之所以“耻”，进而之所以亡，就是因为统治者“惟己之意欲”而动，“惟己之意欲”就是“私”，没有掌握好政治制度的原则性与时代性之间的平衡。所以王船山在《黄书》中说：“圣人坚揽定趾以救天地之祸，非大反孤秦、陋宋之为不得延，固以天下为神器，毋凝滞而尽私之。”[57]就是要在“私”字上开刀，“革陋宋鬻贩之私，则大公行矣。”[58]强调“中国财足自亿也，兵足自强也，智足自名也。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休养厉精，土佻粟积，取威万方，濯秦愚，刷宋耻，此以保延千祀，博衣、弁带、仁育、义植之士甿，足以固其族而无忧矣。”[59]
其次，被删去的经济政策的论述，也是《宋论》中非常精彩的部分。经济政策的核心，也是要以民心民情为本，要以变化的时势为依据，不能食古不化、不能搞教条主义。卷十高宗的第六篇“林勋上书请行什一之税”中说的就是以“先王之法”为名而不顾时代变化的实际情况，其祸害之惨“足以杀天下而亡人之国”。[60]同样，被删去的部分中还有王船山对朱熹“请行经界法”所提出的类似的批评：“朱子知潭州，请行经界法，有诏从之。其为法也，均平详审，宜可以行之天下而皆准，而卒不能行。至贾似道乃窃其说以病民，宋繇是亡，而法终沮废。”为什么会如此？王船山的分析非常精辟独到。他认为那些“思而可得、学而可知”的道理，还是一种抽象的概念，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运用到复杂的实际生活中往往行不通。“古人之教我以极深研几之学，而我浅尝而燥用之，举天下万民之情，皆以名相笼而驱入其中，故曰‘罔’也。”[61]“极深研几之学”来自对“天下万民之情”的反复体察，学问的深奥精微之处才能逐渐显现。而不能简单粗暴地将“天下万民之情”装进抽象空虚的“名相”中就了事。
《礼记·礼运》中说：“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对此，王船山解释说：“人情者，非一人之思所能皆虑，非古人之可刻画今人而使不出于其域者也。乃极其所思，守其所学，以为天下之不越乎此，求其推行而准焉，不亦难乎！”[62]对真理的追求，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好的政策，不是千古不变的教条，只有不断地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因地制宜、顺势而为、实事求是，这块“人情之田”才能春华秋实，硕果累累。这些国家治理的根本理念怎么会与“国家兴亡”无关呢？
《宋朝史论》中，除了整篇删去之外，也有删去某些篇目中几句或整段的情况，不在此一一列举了。
在文本上与原著的差异，除了删除的部分之外，每篇前面增加的“小序”也值得注意。一方面如译者所言是“出自方便读者之微意”，通过这些“小序”可以看到译者的态度。纵观各篇“小序”，其写法特点可以归为以下几类。第一，以“本论”概括大意，不出现原著者王船山的名字；第二，直言王船山对相关问题是如何论述的；第三，虽然不一定出现原著者王船山的名字，但是以“骂”（卷四—八，“科举之诗赋优于其策问”。“厌恶成为宋朝大弊的言论纠纷之余，以至于骂到科举的策问”[63]）、“痛骂”（卷三—六，“宋初之宽政”。“痛骂极端的勤俭精励主义”[64]）、“痛论”（卷四—七，“宋对西夏的失策”。“痛论当时宋朝的弱势”[65]）、“颂扬”（卷六—八，“章惇的功劳”。“章惇虽为奸人无疑，但就其征讨湖北的蛮夷传播中国的文化一事而言，解释完全应该作为其功劳加以颂扬的缘由”[66]）、“惋惜”（卷七—二，“元祐诸公不通理财”[67]）、“论破”（卷八—三，“宋对于童贯及辽金的态度”。“虽谓靖康之祸本于童贯之愚策，而宋之弱势非自徽宗朝始，而由来于宋初以来之积弊，揭穿了当然招致败亡之不幸、亡国之祸不可免的秘密。”[68]）、“喝破”（卷二—七，“九世同居非美事”。“喝破其伪善”[69]）等表现强烈情感色彩的词汇来转述王船山的态度。
如此增删，其意义何在呢？这与译者松井等对王船山史论的评价是紧密相关的。如前所述，《宋朝史论》的译者松井等为该书写了一篇《序说并原著者王船山小传》（以下简称《序说》）。《序说》一方面充分肯定了王船山的学术可与其同时代被仰为一方宗师的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李颙等大家相比肩，而且作为史论家，特别是“兴亡史论家”，王船山更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佼佼者。同时也结合《宋论》指出船山史论以下三个方面的缺点并表示一种同情的理解：
其一，以伦理道德作为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非平正的事实论，有为议论而议论之嫌。此乃中国史论家难免的通弊，因为王船山奉程朱之学，与其说王船山是史论家，不如说经学家才是他的本分。如果知道中国史学与经学难以分离，应该就不会只去责备王船山了。其二，其论法稍稍偏于矫激，有过多交织慷慨之气之嫌。这是因为时势激荡，王船山观察其所处明朝的没落，作为身处战乱漩涡为生死挣扎的人，自然会受制于自己的感情，托古人的故事以泄露胸中的烦闷。其三，作为题材或论据的历史事实有缺乏正确性之嫌。《船山遗书》的编者亦谓“先生博极群书，下笔千言，无暇翻阅，间亦记忆偶误”（欧阳兆熊《重刊船山遗书凡例》，《船山全书》第16册，岳麓书社1996年，第421页——引者），凭记忆而引证事实，难免有误。编者又谓因为怕“欲改之则与本意不符，竟置之”（同上），当如此然，即便于事实有一些误解或曲解，也不难知道王船山的论旨之所在。[70]
道德史观、情绪化的偏激、史实的错误，从重视历史的客观性的角度而言，这些都是致命的缺点。但是如序说所言，王船山更是一个经学家，他有自己的史学思想，作为思想家而言，译者注意到“其论旨可玩味处颇多”，“有不少非中国人不能着眼的很有价值的论点”，并强调指出：
中国有中国固有之事，不可以外国之事例加以推测。对此，中国论客之着眼亦有出乎吾人想象之外者。想要由中国的历史来考究中国的国情，不可不参照中国论客之所见。中国的史论家的论法论旨与欧美的相比，显得散漫，缺乏平正，以此为理由而一概排斥中国史论家的见解，这是研究中国历史还没有入门的表现。阅读《宋论》时，要暂且放下只是批评其缺陷的态度，体会其奇警且着实的论法论旨，可为探究中国情况助一臂之力。[71]
研究中国历史要注重中国历史自身发展的特点、关注中国历史学家的相关论述，不能用外国的事例或理论妄加推测，这种研究态度是难能可贵的。
《宋朝史论》的译者在文本上的增删，就是为了突显王船山的道德史观、慷慨之气和“奇警且着实的论法论旨”。从内容上看，市村瓒次郎与内藤湖南所强调的文弱与内耗这些导致宋亡的原因，在《宋朝史论》中得到进一步加强。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译者强调船山史论中的情绪化因素，并同情地理解为是时势与个人生命体验使然。但是对王船山“身处战乱漩涡”经过“生死挣扎”而得出的许多闪耀理性光辉和饱含人性智慧的宝贵思想，以无关国家兴亡为理由而舍弃了。正如译者所言，这些删去的部分“在王船山看来无不与国家兴亡有关”，因此，译者所谓的“不相关”，其实不过是与日本的兴亡不相关而已。上述删去的有关礼制特别是皇室的典礼和具体礼法制度，与日本的情况大不相同，而且经济政策也与日本的社会大相径庭。《宋朝史论》作为“兴亡史论”丛书中的一种，其目的如前所述，自然是为了鼓舞日本国民“兴国之意气”，使日本在优胜劣汰的盛衰之理中占据不败地位。因此对于有违于此的思想必然是避之犹恐不及、删之犹恐不快的。如王船山对那些“恻隐之心亡，而羞恶之心亦绝”的“不仁者”，批评其“立身扬名、移孝作忠之说，皆唯其口给以与人相啮蹄，复何所忌，而尚可与之正言乎？”[72]这些论述当然在删除之列。在近代日本国民道德体系和“万世一系”的“皇国”史观中，忠孝关系正与王船山所批评的“移孝作忠”若合符节。[73]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向“成为列强的霸者”迈进中的近代日本，不等到自我膨胀的梦想破裂，是很难有如船山批评的“陷于禽兽之阱”的自我觉悟的。
（三）《宋论》译者松井等的中国研究
如前所述，内藤湖南曾主张想要为当下的中国出谋划策，就要了解和利用中国古人的议论，松井等也强调要“探究中国情况”，“考究中国的国情，不可不参照中国论客之所见”。因此，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研究可谓成就斐然，对此中国学者已经有了比较系统的研究成果。[74]但是我们关注的对象还主要是当时日本帝国大学（特别是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中国研究的教授这类所谓大学者，而对一般的中国研究者关注不够；而且目前的研究多局限于就中国研究而论中国研究，基本未出中国研究的论域，而对其中国研究与近代日本知识建构的关系论述得还不充分。
《宋朝史论》的译者之一松井等（1877—1937）其人，如前述市村瓒次郎所推荐的那样，“长期研究东洋的史学，尤其对宋史造诣不浅”。日本学者在梳理其“东洋学的谱系”的时候，松井等也与箭内亘、今西龙、池内宏、羽田亨、和田清等英才被视为“市村·白鸟时代东京大学东洋史学出身的逸秀”。[75]松井等去世后，高桥政清撰有《松井等先生小传》刊载于《国史学》第33号。吉川弘文馆的《国史大辞典》中也有山根幸夫执笔的专门词条介绍。他1901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史学科，之后参加陆军，亲历过日俄战争，随津野第四军参加柝木城、辽阳、沙河、奉天诸战，因其战功而升到步兵中尉。1906年进东京帝国大学史料编纂所，翌年为国学院大学讲师，一直在该校任教，1920年升为教授。松井等的中国研究，与上述“兴亡史论”丛书顾问白鸟库吉关系密切。1908年1月在满铁总裁后藤新平的支持下，在南满洲铁道会社设立“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白鸟库吉为主任，当时的部员只有箭内亘、松井等、稻叶岩吉三人。[76]池内宏、津田左右吉后来加入进来。该研究的意义，白鸟从政治上、学术上都作了说明。他说：
在现代，各种事业都必须建立在确实的学术基础上，满、韩经营也固然如此。然我国民对该地方的学术研究尚属幼稚，不足以作为实际事业的指针。从我的史学专业而言，其政治史，就连其民族之间竞争的事迹也还有许多未阐明，烙印着许多民族盛衰兴亡之迹的白山黑水，有暗云深锁之感。这块土地与我国这样的半岛国家有紧密的关系，古今皆然，而且半岛上的风云变幻，常常起因于满洲之旷野，因而满洲也直接关系到我国运之消长，古今犹然。念及此，究明此间各民族竞争的真相，知悉造成现在的形势的由来，对经世家而言就不能等闲视之，而史学的如此状况，真是令人遗憾。而一般学术界也大致如此。这是我呼吁满、韩研究为当今之急务的理由之一。[77]
松井等在白鸟库吉的感召和关照下加入了这一研究行列，先后发表了《隋唐二朝高句丽远征的地理》《渤海国的疆域》《辽代在满洲的疆域》《从许亢宗的行程录看辽金时代满洲的交通路线》《金代在满洲的疆域》等论文。调查部解散后又在东京大学的《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上发表了《契丹勃兴史》《契丹可敦城考附阻卜考》《辽代纪年考》《契丹的国军编制及战术》《宋代对契丹的战略地理》《北宋对契丹的防备与茶的利用》《北宋对契丹的配兵要领》等论文。而松井的一些研究成果不仅被白鸟库吉吸收到他的朝鲜史和“塞外民族史”研究中，在中国也有一定的影响。[78]
关于松井等中国研究的经历，从其自述来看，大致经历了从一高受那珂通世的影响到进入东京大学选择东洋史作为自己的专业，毕业后从军的经验一时让他对历史研究抱有根本的怀疑，后经箭内亘介绍加入满鲜史研究团队。[79]据调查，松井等的中国史研究主要著作还有：《改订中等东洋历史》（东京：宝文馆，1915年）、《东洋文化观》（东京：国史讲习会，1922年）、《支那现代史》（东京：明善堂，1924年。1939年以《支那近代史》再刊）、《东洋史讲座·第四期前编·满洲民族盛衰的时代》（东京：雄山阁，1930年）、《东洋史讲座·第四期后编·新支那时代》（东京：雄山阁，1930年）、《东洋史概说》（东京：共立社，1930年。1934年订正增补以《东洋史要释》为书名再版）、《东洋史精粹》（现代史学大系第12卷，东京：共立社，1931年。1946年由日本图书株式会社再刊）、《支那现代思潮》（岩波讲座“东洋思潮”，1934年）、《东洋近世史2》（编著，世界历史大系第9卷，平凡社1934年）等。以上著作中的一些相关内容与文字或有重复之处，但也各具特色。其中《东洋史概说》一书是根据作者在国学院大学、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东京女子大学、陆军大学、早稻田大学、东洋大学、大正大学、日本大学、千代田女子专门学校等学校讲授“东洋史”课程的讲义整理而成，该书《序》（1930年1月）中特别指出：“在整理之际，省略了大部分的理论说明，关于这些理论上的说明，预计将来在拙著《东洋史灯》中详细论述。”[80]《东洋史概说》一书颇受好评，1934年将其加以订正增补，改名为《东洋史要释》出版。[81]松井等的著作中并没有《东洋史灯》这本书，但是在《东洋史概说》出版一年后，1931年出版了其《东洋史精粹》，从该书的前言及内容看，该书确有偏重史论的特点。而且相对于其他著作，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该书所受王船山《宋论》影响的痕迹，其他著作援引王船山论述未标明出处，此书都直接标明了。而且从二战之后该书还能得以再刊看，此书也可视为松井等的代表作。因此这里以该书为中心简要说明相关情况。
首先从历史观来看，松井等的思想经历了一个转变的过程。《东洋史精粹》的前言中说：
历史，只要将事实作为事实来直书就可以了，对于事实加以所谓理论上的说明，那不是真正的历史而是史论。这种说法也有时占有很大势力。我记得也曾经接受过这方面的教导。如果被这种说教束缚，很可惜，一生就会在年代记的编纂那样的工作中过去。我的一生由于某种最为重大的动机所激发，能够改变观察历史的眼光的方向，我为此暗自窃喜。
历史，不是单独的事实的拼凑，是生活变迁的说明。与理论不理论无关，说明本身即是事实，零零碎碎地排列的事实，实际上不过是事实的表象。将这种说明加在东洋史上，这里将其命名为东洋史精粹。[82]
这种历史认识的观念上的改变，在此前一年出版的《东洋史概说》中就已经表现出来。“历史应该是对从过去到现在的事像的变迁、其流动的状态的说明。对其流动状态的说明是当今东洋史至难之事。”[83]即单纯的事实拼凑得到的只是历史的表象，只有对史实的说明、对流动的历史过程的解释，才是历史的精粹，而这也是最不容易的。在“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所进行的研究工作，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其“将事实作为事实来直书”，即注重对事实本身的考据性的研究阶段。随着他在国学院大学等学校讲授通史性的“东洋史”课程的经验积累和曾经在日俄战争中“满洲”战场上的“与皇国兴废”共生死的精神历练，即其所谓人生中“最为重大动机”的激发，他的思考不仅仅停留在历史的表象上。“不只是将过去作为过去来考察，而应该通过理解过去的事象来说明现代生活的实相。成为历史中考察对象的，都是人类生活变迁流动的样态，无视这种流动，历史学就不成立。”[84]也就是说，松井等的历史观中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历史学家需要对流动的历史现象进行理论上的说明，这种说明，即史论是历史的精粹；第二，研究过去的历史事像，是为了说明现代生活的实相，目的在于解释现实的生活，对理解现实生活有用，即治史要有经世的目的。而这两个方面恰恰都是船山史学的重要特征。如作者所言，读过王船山《读通鉴论》和《宋论》的人都“应该知道王船山是中国的史论家，尤其是兴亡史论家之白眉。”[85]船山更强调史论的经世之功。他主张：“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86]简而言之，“史无阐幽之笔”，则“不如其无史也”。[87]
而且松井等的这种历史观，也融入了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相关事象的理解与评价中。最为明显的是他对清初“考据学”的评价：
考据学实际上是清代学术的特色。回归古典是考据学的标语。探究中国古代文化是考据的目的。其学风之端绪在于排斥明代空疏的哲学观念游戏，而要求兴起对现实生活有意义的学问。兴起对现实生活有力量的学问，不要依赖书籍，而是直观我们生活的本身，必须从其生活经验中找出可以作为我们行为的信条，颜元、李塨一派就是这样主张的。有别于此，要求自身发挥古代贤人的精神，将这些贤人的见识与行为作为参考，而认为建设在我们的现实中发挥作用的学问是关键，因此古典研究是当务之急。顾炎武是这一派的开祖。忠实地研究古典，体会先贤的思想与风范，由此创造我们的生活信条，这是顾炎武的主张，其研究的结果以片段的形式留下来，就是名著《日知录》。
黄宗羲与顾炎武怀着同样的主义，认为为了了解先贤的精神研究历史非常重要。他为了以简洁而强有力的方式对先贤的精神进行说明，著作了一本《明夷待访录》。该书为中国近代革命党人所爱读，但当初并非是为鼓吹革命而写的。如果将黄宗羲作为古典研究的历史派的话，作为哲学派的大家而得到认可的是王夫之。他以宋代学者的人格修养为目的，想要将心性论和伦理说结合起来以在现实中活用，在政治评论方面也颇有见识。在《船山遗书》的丰富著作中，宋代性理研究及相同态度的论述很多，还有像《黄书》这样的国粹主义的政治论著作。该书也是近代中国革命党的爱读书之一。[88]
就是说，研究古典、考据，不是终极目的，终极目的是要对现实生活、对自己的心性修养发挥作用、形成正能量。这样评价考据学，实际上也是为他自己的研究工作加以定位并赋予意义。《宋朝史论》与《支那近世政治思潮》的译介对其潜移默化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船山史论的影响，还表现在松井等在其著作中充分吸收了王船山的一些具体观点。如松井等在批评“宋朝对北方之敌的态度，完全是甘于懦弱姑息，其迫在眉睫也只是空有骚然议论”之后，紧接着就援引王船山《宋论》中的言论：“清朝王船山讥笑说：‘无事而嬉于堂，闻变而哄于市，今古败亡之券’。此评语，真是至理名言。”[89]又如在揭示仁宗时代治世的背面已经启乱政之源，也赞成王船山的见解：
庆历之世，虽然可以享受学艺发达的余裕，但是缺乏更新多年萎缩的国势的勇气。特别是仁宗有善纳谏言的美名，重视政道之体，奖励政治上的进言献策，从形式上看似乎是忠实于政治，但实际上对多数谏言的当否不加检讨，许多场合是原封不动地就敢根据这些意见来进行制度变更。因为本来对谏言就考虑得不充分，却因此而诱发喧闹的政争，而许多人为党争而利用政论。其后，从神宗到整个南宋时代，摆弄华而不实、无责任的政论这一恶习蔓延开，整个宋朝都为政论之喧嚣及党争之烦恼所困。指出其弊害已经从仁宗时代就开始的，是清朝的王船山，他揭发了庆历治世的反面，是很正确的见解。[90]
还有些地方没有直接引用或注明，但明显是接受了王船山的观点，如松井等所言南宋的再度议和即金世宗与宋孝宗的相和，“实际上是南北双方士气衰弱的结果，达成的和平不过是消极的和平”[91]等等，不一一列举了。
研究者的视角与态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甚至会是矛盾的。体现在其研究成果中不同的思想主张，对当时的知识建构的作用也会有所不同。上文已经探讨了松井等的历史观的变化及其与船山史论的关系，实际上，松井等对中国的态度和认识，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起初，像日本当时许多的中国研究者和一般的社会舆论一样，他在政治倾向上表现了对日本政府的认同，如1915年9月出版的教科书《改订中等东洋历史》的结尾，他表示了对“二十一条”的赞同并主张“监视列强在中国的活动”是日本必须承担的责任与义务。[92]1922年，松井等出版了《东洋文化观》，观察中国的视角从政治、国家的侧面转换到文化、社会的方面。而且他非常重视中国社会中的个人平等观念，认为这是中国社会组织的基本观念。但是由于宗法家族制度的束缚，这种观念没有能够使独立自主的精神得到发扬。[93]虽然他在分析中国文化的具体方面时提出了种种批评，但是，从总体上给予同情和希望。他说：“中国社会饱经沧桑，长期积累和品尝了许多悲喜的经验。中国的社会已经不是深闺的处女，而是精于世故的妖妇。”[94]这种饱经沧桑的社会与深厚的文化密不可分。“中国社会的烂熟与中国文化的发达不能分开来考虑。中国社会的履历，难道不是指明了其他各国的社会应该去探寻的方向吗？中国的文化难道不就是其他各国的文化前进的目标吗？”[95]他指出：“现在我们眼前的中国，看上去已经不像样子，全然失去了风采，因此我们容易嘲笑其文化回转的气运如同烟消云散。要看到千年古树开花，也许还在几年之后，但是要知道这古木还牢牢地扎根在这片大地。”[96]继而他对因为政治的混乱而对中国进行所谓“国际管理”提出怀疑，主张“民国将来的命运必须由民国人士的觉醒去开拓”。[97]作为日本的历史学家，他被认为是“最先承认中国新文化运动意义的”。[98]促使他实现这种思想转变的因素虽然尚待进一步研究，如前所述，船山思想中的平等观念早已为小岛祐马阐释过，而强调“古今殊异者，时之顺也”[99]的历史发展观也是船山史论中的基本思想。松井等作为日本知识界船山著作的译介者，他们之间的思想关联无疑值得关注，可以肯定王船山的史论和史观对松井等的思想转变具有重要的意义。
整理和研究近代日本的中国学史，内藤湖南、白鸟库吉这些被纳入“东洋学的系谱”的“谱主”固然值得研究，但被他们的光环所掩盖了的在他们周围的点点繁星，也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近代日本的知识建构中闪烁着光辉，这辉光中也掩映着中国的智慧。同时也应该注意到，日本的中国研究者，研究中国、翻译介绍中国的典籍，自身也到受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但是这与他们对现实中国的态度如何是两回事，并不能因此就认为他们一定都是无条件地主张中日友好，这是不言而喻的。如松井等，他可以一方面承认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意义，肯定“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变是必然的倾向”，[100]同时，他也可以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豪迈地”表示：“我松井等虽然老了，但是作为陆军步兵中尉，可以率领国学院诸君的义勇队，赴满洲为国奉公。”并且常常给学生“极为明快地解释这次事变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对国家的意义”。[101]人们经常强调学术研究要经世致用，却常常忽略了更应该思考所经何世、所致何用的重要性。作为历史研究者，不能不反思知识建构的时代性。
小结：《宋朝史论》对近代日本知识建构的启示
以上对《宋朝史论》翻译出版的背景、《宋朝史论》与《宋论》在文本上的差异以及译者松井等对《宋论》的认识、其中国研究、《宋论》对其研究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介绍与整理。《宋朝史论》只不过是近代日本庞大的“和译汉文”工程[102]的一个缩影。近代以来日本翻译中国古籍的规模之大、持续的力量之强劲、时间之长久，无论是观其大概还是仔细思量，对中国的日本研究者或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者而言，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也是一个很大的值得研究的课题。以《宋朝史论》为例，思考“和译汉文”对近代日本知识建构的意义，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文本形式的普及性。在近代日本学者（汉学家、中国研究者）、书商来中国寻访、探求、索购古籍文献的同时，用现代日语翻译汉籍使之在知识界和社会民众中普及，也蔚然成风。着力于汉籍文献的搜集，是近代日本中国研究学术水准的基本保证，至少在基础文献的使用上，近代日本学者可以达到与中国学者几乎同样、有些方面甚至更高的水平。而汉籍的大量翻译，使得小众化的、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成果具有了能够向社会普及的大众化的接受基础。这样就可能在整个社会形成一种关于中国认知的知识建构的良性互动。这种互动的形成，虽说是时势使然，有识之士的诱导、推动也不可忽视。同时，维持这种互动的平衡也同样重要，既不能曲高和寡，也不能流于俗套。一些日本学者担心青年一代汉文读解能力的下降或所谓中国学研究的“地盘下沉”，都是对担心这种互动失衡的敏感认识。
第二，文本内容的多义性。对于王夫之的著作，近代日本学者有侧重于其政治论的，也有侧重于其学术性的；有侧重介绍其史论的，也有最终重视其哲学上的贡献的。正是因为其人物与著作的多义性，使得其思想因素可以渗透到近代日本不同的思想领域，或者为大正民主主义思潮激起涟漪，或者为颇具民族主义色彩的“兴亡史论”的精神资源，在建构近代日本知识体系时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第三，文本取舍的选择性。从王船山及其著作在近代日本知识建构中的影响而言，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看，有对于一个具体文本内容上的取舍，也有对这个人物思想的不同方面的取舍，而这两个方面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上面对日译本《宋朝史论》与其原著《宋论》在文本上的差异已经做了详细的说明。之所以删去那些内容，虽说直接原因是译者认为这些内容与“国家兴亡”不相关，但是译者当时对王船山的理解很大程度上也是日本知识界的一般理解的反映。舍弃的主要内容之一的礼法、政治制度论及其中所包含的辩证思想，和经济政策论及由此所延伸出来的“极深研几”的哲理，这些与直接关系到兴亡的宋代朝廷对外关系、君臣之间的猜疑、官僚文人的空谈、党争、武备废弛等相比，当然是次要的。而当时日本知识界关心的，也是受到中国晚清社会思潮的影响，如桑原隲藏强调王夫之的著作“广泛为处于清朝末路之际的读书人喜爱，成为种族革命的原动力”。[103]王船山的《黄书》及其“排外保种思想”成为他关注的焦点。[104]
如上所述，虽然后来译者松井等将王船山作为清初考据学的“哲学派大家”，但王船山的哲学思想在昭和前期的日本学界一直没有得到重视。1924年早稻田大学出版部出版了渡边秀方的《支那哲学史概论》，提到王船山时也是就其史学方面一笔带过，而且还是在论述黄宗羲时，说到“其史学造诣之深，与王船山相伯仲”。[105]将王船山列为“硕学大儒”，也是突出其史学上的贡献，将其《读通鉴论》与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万斯同的《明史稿》、全祖望的《宋元学案》相提并论。[106]而在中国哲学史著作中将王船山单列一目的，寡闻所及，或首推宇野哲人的《支那哲学史——近世儒学》（东京：宝文馆，1954年）。该书作为其《儒学史 上卷》（同，1924年）的续篇，经历30年才出版，是知己朋友祝贺作者八十寿辰的纪念活动之一，由作者“整理旧稿，补缀缺漏而成此书”。王船山的部分是旧稿既有还是补缀而成，不得而知。作为哲学家的王船山在日本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中终于找到了一席之地。宇野哲人特别突显王船山思想中对功利主义的批判，引用其《思问录》中的“有公理，无公欲”一节，认为此语“彻底戳穿了功利主义者的弱点”，[107]我们如果联系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日本的社会状况，大概也可以说是寄托了在经历了中日关系史上最为惨烈的战争之后这位中国学研究宿耆的深意的。“苟有经世之志的有为之士，读此书而能察学术思想如何改变世态人情之所以，将与其经纶而不无少补云尔。”[108]由此，我们稍稍拉长历史的时段，便还可以从文本取舍的选择性中看到文本活用的时代性和文本再生的持续性在知识建构的重要意义。
（原载《深圳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发表时有大幅删节。）
注释
[1]此议题是2014年5月8—9日在复旦大学召开的“第六届东亚文化交涉学会”年会总议题“东亚知识的生产、规划、流通与影响”的一个分科会子题。本文在提交给本次年会的论文的基础上补充修改而成。
[2]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自序》，姜义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84、585、586页（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三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版，2007年，第263、264页）。
[3]早稻田大学出版部：《先哲遗著 汉籍国字解全书绪言》（1909年10月），见《先哲遗著汉籍国字解全书》第一卷，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26年（再版）。
[4]参见町田三郎：《漢文大系について》《漢籍国字解全書について》，收入其《明治の漢学者たち》，东京：研文出版，1998年。
[5]手头所及，中国大陆出版的代表性成果，如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2年），野村浩一著、张学锋译《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郭连友《吉田松阴与近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郑匡民《西学的中介：清末民初的中日文化交流》（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万鲁建《近代天津日本侨民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孔祥吉、村田雄二男（“郎”之误植）《从东瀛皇居到紫禁城——晚清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与人物》（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李廷江编著《近代中日关系源流：晚清中国名人致近卫笃麿书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张小钢编注《青木正儿家藏中国近代名人尺牍》（大象出版社，2011年），吕顺长《清末中日教育文化交流之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等。台湾方面，有黄俊杰主编的“东亚文明研究丛书”“东亚儒学研究丛书”中的相关著作（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引进该丛书出版黄俊杰主编的“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徐兴庆主编的“日本学研究丛书”（如《近代東アジアのアポリア》，台大出版中心，2014年）等。日本方面，如竹内好、桥川文三编《近代日本と中国》（上下卷，朝日新闻社，1974年），小岛晋治、伊东昭雄、光冈玄、板垣望、杉山文彦、黄成武编著《中国人の日本人観100年史》（东京：自由国民社，1974年），小岛晋治监修《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共20卷，东京：ゆまに书房，1997年），山室信一《思想としてのアジア》（岩波书店，2001年），小岛晋治《近代中日关系史断章》（岩波书店，2008年）等。
[6]参见该学会网站（http://www.sciea.org）。创会会长陶德民在学会创立趣意书中说：“本学会是为了动态地把握东亚的文化生成、接触、冲突、变容、融合等诸现象，为了将综合的文化交涉的样态从人文学的多样的方法、以多视角的见地加以阐明，以谋求会员相互研究上的联系与交流为目的而设立的组织。”
[7]参见刘岳兵的《中日近现代思想与儒学》（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日本近现代思想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近代日本的中国观 第三卷（1840—1895）》（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
[8]如《叶德辉的两个日本弟子》（《读书》2007年5月号）、《近代湘学与日本——以杨昌济为例》（方克立、陈代湘主编：《湘学》第5辑，湘潭大学出版社2010年）、“Naitō Konan and Hunan Studies”（Journal of Cultural Interaction in East Asia，Volume 4 2013，中文版《内藤湖南与“湘学”》，阎纯德主编《汉学研究》第十五集，学苑出版社，2013年）、《狩野直喜的文人情趣——以狩野直喜与湘籍学者的交往为例》（2013年5月25—26日复旦大学哲学系主办的“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儒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魏源的〈圣武记〉在近代日本》（2014年10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14·历史学暨第五届中国古文献与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等。
[9]西顺藏：《王船山読書会二つの紹介と王船山門前の記》，载《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会会报》二（1959年2月），见《西顺藏著作集》第二卷，东京：内山书店，1995年，第142页。
[10]同上书。
[11]梁启超：《儒家哲学》（1927年讲演，周傅儒笔记），《饮冰室合集》第十二册·专集之一百三，中华书局，1989年，第62页。
[12]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年），《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82页。
[13]高燮：《湘乡曾氏刊船山遗书》（1906），高铦、高锌、谷文娟编：《高燮集》（南社丛书，柳无忌总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页。
[14]王船山：《薑斋文集》卷五·九昭，《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岳麓书社，1996年，第150页。
[15]同上，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年）。
[16]西顺藏：《王船山読書会二つの紹介と王船山門前の記》，同上《西顺藏著作集》第二卷，第143页。
[17]西顺藏：《王夫之》，宇野哲人博士米寿纪念论集《中国の思想家》（下），东京：筑摩书房，1963年；小川晴久：《王夫之》，日原利国编《中国思想史》（下卷），东京：ぺりかん社，1987年。
[18]公田连太郎译注《国译读通鉴论》（上·下，续国译汉文大成·经子史部23·24卷），国民文库刊行会，分别于1931年11月、1932年3月发行，后多次再版（如1979年，日本图书中心出版“复刻爱藏版”）。松井等译《支那近世政治思潮》收录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王夫之的《黄书》和节译的顾炎武《日知录》，作为“兴亡史论丛”第二期第九卷1919年由“兴亡史刊行会”出版。日译本的《读通鉴论》为全文翻译并注，《黄书》也是全译本。
[19]日本学界对王船山研究，朱迪光《王船山研究著作述要》（湖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附录一《王船山研究论文索引》和附录二《王船山研究著作索引》中零星可见。附录一中有“1918—1981年日本研究王船山书目（内部）/（日）高国淳//船山学术研究简报，1982.（3）”一条（第557页，“高国淳”为“高田淳”之误植）。2010年日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出版的松野敏之的著作《王夫之思想研究 : 『讀四書大全説』における「作聖之功」議論を中心にして》所列参考文献专门有一项为日本的研究著作与论文。以上两种均未提及《宋朝史论》，谭汝谦编《日本译中国图书综合目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1年）收录了《读通鉴论》《宋论》与《黄书》的相关信息。
[20]中内义一：《支那哲学史》，东京：博文馆，1903年，第302、306页。此说之由来，其中引魏象枢（1617—1687，治程朱理学，著有《寒松堂集》《儒宗录》《庸斋闲话》等）之言：“平生愿见而不能得者三人，夏峰梨洲二曲也。”（第304页）中内义一（即中内蝶二，1875—1937），出生于日本高知县，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为小说家、剧作家，记者。
[21]参见秦春燕：《清末民初的晚明想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22]《内藤湖南全集》第4卷，筑摩书房，1971年，第539页。书名、篇名中出现“支那”一词者一仍其旧，正文中皆改为“中国”。
[23]内藤湖南：《支那将来の統治》，同上《内藤湖南全集》第4卷，第546页。内藤湖南的中国认识，与此相关者，参见陶德民的《明治の漢学者と中国―安繹·天囚·湖南の外交論策》（日本关西大学出版部，2007年）、杨栋梁的《民国初期内藤湖南的“支那论”辨析》（载《南开学报》2012年第1期）。
[24]内藤湖南在《支那史学史》中提及：“当时的学者与顾、黄、王诸氏一样都是对时局深有感慨而著述，即所谓史论即时势论。”《内藤湖南全集》第11卷，筑摩书房，1969年，第310页。
[25]小岛祐马：《黄宗羲の政治経済思想》（《経済論叢》7卷1、2号，1918年7、8月），见小岛祐马：《中国の社会思想》，筑摩书房，1967年，第197页。
[26]小岛祐马：《王夫之の経済思想》（《経済論叢》7卷3号，1918年9月），收入小岛祐马：《中国の社会思想》一书。他还计划写作《顾炎武的政治经济思想》，因故未能完成。
[27]同上，小岛祐马：《中国の社会思想》，第216页。
[28]参见刘岳兵：《日本近代儒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该书第三章为“小岛祐马论：‘共同社会’——大同理想的再兴”。
[29]同上，小岛祐马：《中国の社会思想》，第221页。《复堂日记》卷二记载：“阅王船山《噩梦》《黄书》。皆与黎洲《待访录》相出入。”见范旭仑、牟晓明整理：《谭献日记》，中华书局，2014年，第36页。
[30]同上，小岛祐马：《中国の社会思想》，第232、234页。
[31]同上，小岛祐马：《中国の社会思想》，第234—237页。小岛祐马：《王船山の経済説に就いて》，《支那学》第三卷第三号（1922年12月），第79—84页。
[32]小岛祐马：《中国の社会思想》，第235页。又见小岛祐马：《王船山の経済説に就いて》，《支那学》第三卷第三号（1922年12月），第82页。
[33]小岛祐马：《中国の社会思想》，第227页。
[34]同上书，第228页。
[35]1914年12月14日松井等在东京地学协会的例会上发表讲演《山东省的历史地理》，讲演笔记在《地学杂志》第27年第314号、315号（1915年2月、3月）连载发表。
[36]《李大钊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46、147页。
[37]如佐藤信渊（1769—1850）在1823年著《宇内混同秘策》，扬言：“愚蠢的满奴都能掠取支那，何况以皇国的兵粮、大铳、火药的神威能不成为其后继者吗？十数年间统一支那全国，也不在话下。”（鴇田恵吉編：《佐藤信淵選集》，東京：読書新報社出版部，1943年，第414頁。）参见刘岳兵：《近代日本中国认识的原型及其变化机制》，《历史研究》2010年第6期。
[38]市村瓒次郎：《中華民国の前途》（1913年5月25日汉文学会讲演），收入其《支那论集》，东京：富山房，1916年，第165—166页。
[39]编辑顾问主要还有东京帝国文科大学教授文学博士箕作元八（1862—1919，西洋史学者，著有《西洋史講話》《仏蘭西大革命史》等）、东京帝国文科大学教授文学博士村川坚固（1875—1946，西洋史学者）、陆军大学教授司马亨太郎（1862—1936，德语学者，曾任东宫御用官、学习院教授）、早稻田大学教授北昤吉（1885—1961，北一辉的弟弟，思想家，著有《柏格森哲学的解说及批判》《从哲学到政治》等）等。“兴亡史论刊行会”的代表者为松宫春一郎（1875—1933，毕业于学习院，供职于外交时报社，同时为1920年开始发行的“世界圣典全集刊行会”丛书——“兴亡史”的姊妹丛书——的代表）。
[40]市村瓒次郎：《支那歴代史観=諸民族の盛衰と漢文化の変遷》（《宋朝史论》序），王船山著，松井等、前川三郎译：《宋朝史论》（序文），兴亡史刊行会，1918年，第21—22页。（1931年作为“世界兴亡史论”第九卷由平凡社再版。）
[41]同上，《宋朝史论》（序文），第1页。
[42]同前，《宋朝史论》（序文），第20—21页。
[43]市村瓒次郎：《中華民国の前途》（1913年5月25日汉文学会讲演），收入其《支那论集》，东京：富山房，1916年，第188页。
[44]市村瓒次郎：《平和と戦争》（1914年11月孔子祭典会讲演），同上《支那论集》，第316、317页。原文有着重号。
[45]伊东忠太、杉村广太郎：《阿修羅帖》第3巻，东京：国粹出版社，1921年，No.233。
[46]同前，《宋朝史论》（序文），第13—14页。
[47]同前，《内藤湖南全集》第11卷，第309、310页。马彪翻译的中文版《中国史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42页的译文：“对于宋何以亡国的原因，他认为主要在于宋制度只对内部有猜疑心，而没有去考虑外部夷狄所致。”这一句虽然是接着王船山的原话的解释，但是译文中“他认为”为译者所加，是要表示这是内藤湖南对王船山的理解，但是从逻辑上看，内藤湖南的这句解释与所引王船山的原文“汉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则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之也”并没有什么严密的内在关系，因此这里的解释更多的是内藤的意思，是内藤这样认为。“他认为”是译者主观所为，反而容易引起误会。
[48]同前，《宋朝史论》（序说并原著者王船山小传），第1页。此处说113篇（项），通说为115篇。该序说列举各卷篇数中，谓“第八卷徽宗（五项）”、“第十卷高宗（十五项）”，各少一项。
[49]同前，松野敏之：《王夫之思想研究 : 『讀四書大全説』における「作聖之功」議論を中心 にして》。
[50]见《船山全书》第十一册，岳麓书社，1996年，第348页。
[51]刘韶军译注：《宋论》（上下），中华书局，2013年。
[52]同前，《宋朝史论》（序说并原著者王船山小传），第1页。
[53]王夫之的礼学思想，参见陈力祥：《王船山礼学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宋代礼制，参见陈戌国：《中国礼制史 宋辽金夏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一章“赵宋礼仪制度”）。
[54]参见王云云：《王夫之礼学思想的特色——以“濮议”论为中心》，《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55]《宋论》卷一，《船山全书》第十一册，岳麓书社，1996年，第36—37页。
[56]《谭献日记》，中华书局，2014年，第66页。
[57]《黄书》宰制第三，《船山全书》第十二册，岳麓书社，1996年，第508页。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著、松井等译《支那近世政治思潮》，东京：兴亡史刊行会，1919年，第107页。
[58]《黄书》慎选第四，《船山全书》第十二册，岳麓书社，1996年，第522页。同上，松井等译《支那近世政治思潮》，第127页。
[59]《黄书》宰制第三，《船山全书》第十二册，第519页。同上，松井等译《支那近世政治思潮》，第122页。
[60]《宋论》卷十，同上，《船山全书》第十一册，第229页。
[61]《宋论》卷十二，同上，《船山全书》第十一册，第275、276页。
[62]《宋论》卷十二，同上，《船山全书》第十一册，第276页。
[63]同前，《宋朝史论》，第219页。
[64]同前，《宋朝史论》，第145页。
[65]同前，《宋朝史论》，第212页。卷八—四“徽宗与蔡京”的小序也用了“痛论”一词：“……痛论君臣相戏而不顾国事，即便不出现像女真那样的劲敌，宋朝的衰运也不可避免的道理。”同上，第343页。还有卷九—二“空谈亡国”的小序也用了“痛论”一词。“宋人不审敌方意图，又无确乎奋发之勇，徒弄口舌之空论而不顾防卫之实务，遂招致大祸。本论痛论其所以。”同上，第360页。
[66]同前，《宋朝史论》，第293—294页。“论人之衡有三：正邪也，是非也，功罪也。正邪存乎人，是非存乎言，功罪存乎事。三者相因，而抑不必于相值。”（《船山全书》第十一册，第173页。）该篇中提到：“谓沙漠而北，河、洮而西，日南而南，辽海而东，天有殊气，地有殊理，人有殊质，物有殊产，各生其所生，养其所养，君长其君长，部落其部落，彼无我侵，我无彼虞，各安其纪而不相渎耳。”（同上，第174页。）对此《宋朝史论》未有论及，而当代有论者将其作为“与少数民族保持互不侵略、相安无事的关系”的论据，认为王船山在这里“提出了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民族关系的新认识。”（王嘉川译注《宋论》前言，中华书局，2008年，第3页。）
[67]“知国计通理财应为大臣之责务，以不知不通为高洁，此误解尤其不对。王安石不通而为小人误，攻击王安石的元祐诸公亦不知，与王安石无异。如同两盲相触相骂，而为元祐诸公惋惜。”同前，《宋朝史论》，第305—306页。
[68]同前，《宋朝史论》，第336页。
[69]同前，《宋朝史论》，第85页。卷十一—二“南北讲和之真相”小序中也用了“喝破”一词，曰：“南宋之孝宗与金世宗同时在位，南宋的乾道元年即金的大定五年，两国讲和，废原来的君臣之礼，称宋帝为侄、金帝为叔。自此南北交争久绝。后世中国论者谓二帝为宽仁之君，故有如此成果。对此王船山喝破了两国同样面临不能活跃的内情，结果，这里蕴含了两国同时衰亡的前兆。”同前，《宋朝史论》，第430页。
[70]同前，《宋朝史论》（序说并原著者王船山小传），第3—4页。
[71]同上，第4—5页。
[72]《宋论》卷十四，《船山全书》第十一册，岳麓书社，1996年，第320页。
[73]参见韩东育：《“仁”在近代日本史观中的非主流地位》，《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该文收入其《道学的病理》一书时有删改，书中明确指出：“由于日本以‘忠’为道德之绝对，而以‘孝’为‘忠’之从属，所以，它与以‘孝’为绝对而以‘忠’为相对的‘革命’思想的发源地——中国，截然不同。”韩东育：《道学的病理》，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71页。相对、绝对之说，或因道德主体为国家、个人之不同亦可另当别论。
[74]如李庆的《日本汉学史》共五部，第一部“起源和确立”（1868—1918）、第二部“成熟和迷途”（1919—1945）、第三部“转折和发展”（1945—1971）、第四部“新的繁盛”（1972—1988）、第五部“变迁和展望”（1989—），201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一并出版；严绍璗的《日本中国学史稿》，2009年作为阎纯德、吴志良主编的“列国汉学史书系”的一册由学苑出版社出版；此外 可参见钱婉约的《从汉学到中国学：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胡宝华编著的《20世纪以来日本中国史学著作编年》（中华书局，2012年）等。
[75]中嶋敏：《市村瓚次郎》，江上波夫編：《東洋学の系譜》，東京：大修館書店，1992年，第26页。
[76]白鸟库吉：《後藤伯の学問上の功績》，《白鸟库吉全集》第十卷，岩波书店，1971年，第387页。白鸟库吉监修《满洲历史地理》第一卷，丸善株式会社，1940年复制版（1913年初版）田中清次郎的《序》。“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的开设，一说为1906年。白鸟库吉《满鲜史研究の三十年》，同上，《白鸟库吉全集》第十卷，第405页。
[77]白鸟库吉：《〈满洲历史地理〉序》（1913年），同上，《白鸟库吉全集》第十卷，第449—450页。
[78]金毓黻1934年完成的《渤海国志长编》的《征引书录》中列有《满洲历史地理》和《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对前者，特别提到：“其中与本编有关者，即为松井等所撰渤海之疆域一篇。此书通体皆精，又附图中之渤海时代疆域图，亦余取以入本编，且加以修正者也。”见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东北史所标点，吉林：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翻印，1982年，第602页。其1932年4月30日日记记载：“撰《渤海国志征引书录》，凡得九十五种。译《满洲历史地理·渤海之疆域》一篇，日本松井等所著也。”（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四册，辽沈书社，1993年，第2816页。）1938年12月27日日记中特意引《三十国春秋》作者萧方等的名字来议论松井等的名字，说：“方等岂能单用方字，此盖误以为等字为若干人同撰中语，故刊去之。近倾日本有松井等研史学颇有声，引之者称曰松井，亦由此而误也。”（同上《静晤室日记》第六册，第4261页。）可见当时其声誉已经影响到中国学界。
[79]松井等：《その人その顔——「蒙古史研究」の跋に代へて——》，箭内亘《蒙古史研究》，东京：刀江书院，1930年，外篇，第25—30页。
[80]松井等：《东洋史概说》，东京：共立社，1930年，序，第2页。
[81]金毓黻在1934年5月8日日记中记载：“日本松井等氏撰《东洋史概观》，东京市共立社书店出版，松井氏邃于东洋史，此作当甚可观。”（同上《静晤室日记》第五册，辽沈书社，1993年，第3312页。）此处书名《东洋史概观》当为《东洋史概说》之误，松井等的著作中没有《东洋史概观》。
[82]松井等：《东洋史精粹》（现代史学大系第12卷），东京：共立社，1931年，前言，第1页。
[83]松井等：《东洋史概说》，东京：共立社，1930年，序，第1页。
[84]同前，松井等：《东洋史概说》，第1页。
[85]同前，《宋朝史论》（序说并原著者王船山小传），第3页。
[86]《读通鉴论》卷六，《船山全书》第十册，第225页。
[87]《宋论》卷二，《船山全书》第十一册，第65页。
[88]同上，《东洋史精粹》，第267—268页。松井等接着写道：“以上诸大家对明代，特别是明末学问陷入极为空疏的观念游戏感到不满，追求对现实能发挥作用的学问，而向古典来探求这种学问。他们都遭遇了明末清初不安定的时代，目击了满洲人的入侵，因此自然有一种紧张的气氛，同时提出了强有力的主张。”（同上，第268—269页。）松井等的《东洋史讲座·第四期前编·满洲民族盛衰的时代》（东京：雄山阁，1930年，第86—87页）、《东洋史概说》（东京：共立社，1930年，第222—223页）及其增补版《东洋史要释》（同前，1934年，第147页）中的论述，用语或基本相同，或稍微简略，但是都没有如《东洋史精粹》中明确指出考据学是清代的学术特色。松井等翻译的《支那近世政治思潮》附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家的小传，分别根据张穆的《顾亭林年谱》、黄炳垕的《黄梨洲先生年谱》和《船山遗书》所附《船山先生行状》而成（《支那近世政治思潮》第397—398页作“黄垕炳”，“当以黄炳垕为是”。来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增订本）》，中华书局，2010年，第31页）。
[89]《东洋史精粹》，第186页。引文见《宋论》卷四，《船山全书》第十一册，第128页。此处“今古败亡之券”后原文还有“可不鉴诸！”，未引。《宋朝史论》，第218页。
[90]同上，《东洋史精粹》，第188页。《宋朝史论》第四章第二节“仁宗的盛治及其反面”，第176—183页。
[91]同上，《东洋史精粹》，第193页。见前注释所示《宋朝史论》第430页的小序。《宋论》卷十一中论述说：“乾道元年，和议再成，宋与女直无兵革之争者四十年。论者谓二主皆以仁恕宅心，而天下咸被其泽。呜呼！此偷安之士，难与虑始之民，乐怀利以罢三军，而不恤无穷之祸。流俗之言一倡，而天下交和，夫孰能听之哉？宋之决于和，非孝宗之心也。孝宗嗣立以来，宴寝不忘者兴复之举，岂忍以割地终之。完颜雍雄心虽戢，然抑岂有厌足之欲，顾江左而不垂涎者。故和者皆其所不得已，而姑以息民为名。贸贸者从而信之，交起而誉之，不亦愚乎？宋与女直，相枕而亡，其几兆于此矣。”见《船山全书》第十一册，第266页。但是市村瓒次郎在《东洋史统 卷二》中试图为议和者“正名”，说：“后世将南宋主张讲和的人物都视为卖国贼，未免稍失极端。只有明代丘濬与清代赵翼的评论与多数意见不同，我认为颇为切合实际，有其稳当之处。”接着引出王鏊《震泽纪闻》中的丘濬之语（“宋家至是亦不得不与虏和，南宋再造桧之力也”）和赵翼的“以和保邦犹不失图全之善策”（《廿二史札记》卷二十六）等论述。见市村瓒次郎：《东洋史统 卷二》，东京：富山房，1940年，第685—686页。
[92]松井等：《改订中等东洋历史》，东京：宝文馆，1915年，第147—148页。
[93]松井等：《支那社会思潮》，《岩波讲座世界思潮》第四册，岩波书店，1928年，第78、89页。
[94]松井等：《东洋文化观》，东京：国史讲习会，1922年，第130页。
[95]松井等：《东洋文化观》，第131页。
[96]松井等：《东洋文化观》，第132页。
[97]松井等：《支那现代史》，东京：明善堂，1924年，第278页。
[98]山根幸夫：《松井等》（词条），国史大辞典编辑委员会编：《国史大辞典》第13卷，吉川弘文馆，1992年，第91页。
[99]《宋论》卷一，《船山全书》第十一册，第45页。
[100]松井等：《支那现代思潮》，《岩波讲座东洋思潮》第九卷，岩波书店，1934年，第43页。
[101]高桥政清：《松井等先生小传》，《国史学》第33号，1937年12月。
[102]除前文提到的《汉文大系》《汉籍国字解全书》之外，重要丛书还有《国译汉文大成》（国民文库刊行会）、《续国译汉文大成》（同上）、《注解全译汉文丛书》（至诚堂）、《有朋堂文库汉文丛书》（有朋堂），战后有《新释汉文大系》（明治书院）、《全释汉文大系》（集英社）、《中国古典文学大系》（平凡社）、《中国古典新书》（明德出版社）、《中国的古典》（学习研究社）等等。详细情况请参见“中国古典丛书内容简介”的网站http://www.rockfield.net/kanbun/congshu/。这也只是一部分，比如1910—1912年玄黄社出版的田冈岭云译注的“和译汉文丛书”等。具体书目可参见前述《日本译中国图书综合目录》，基本集中在分类表中的“120中国·东洋思想”和“220中国·亚洲”部分。
[103]桑原隲藏：《斯の如く支那を観る》，载于《时事新报》1920年2月9日—13日。此文未收入《桑原隲藏全集》，亦未见于《桑原隲藏著作目录》（《桑原隲藏全集》第五卷，岩波书店，1968年，第551—561页）。
[104]桑原隲藏：《歴史上より観たる南北支那》（收入1925年出版的《白鸟博士还历记念东洋史论丛》），见《桑原隲藏全集》第二卷，第27、67页。
[105]渡边秀方：《支那哲学史概论》，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24年，第654页。
[106]同前，渡边秀方：《支那哲学史概论》，第653页。
[107]宇野哲人：《支那哲学史——近世儒学》，东京：宝文馆，1954年，第354页。
[108]同上，宇野哲人：《支那哲学史——近世儒学》，序（1954年9月），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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