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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内藤湖南与“湘学”
- 四内藤湖南与“湘学”
- 📚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全套 18 卷）

作者：吴廷璆等

四内藤湖南与“湘学”

中国学界对内藤湖南的研究在20世纪还只是局限于个别学者的“断片心得”，^[1]进入21世纪以来，以钱婉约所著《内藤湖南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的出版为标志，^[2]此后，内藤湖南的主要著作陆续被翻译为中文出版，^[3]各种研究论文也逐渐增多，而且日本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也很快被翻译介绍到中国。^[4]

近年来中国学界对内藤湖南的研究，有两种明显的倾向值得注意。其一，随着中日学术交流的发展，一些学者在日本留学并学成回国，其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都深受日本学界的影响，对研究对象和日本学界的观点表现出极力推崇和全面认同。在内藤湖南研究上，《内藤湖南的世界》中译本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书作者都是“对内藤先生的学问怀有深厚的敬意”的“内藤湖南研究会”成员，而该书的翻译者，如谷川道雄在该书的《中文版序》中所言，“都是内藤湖南始创之京都学派影响下的研究者”。翻译者之一的胡宝华撰文介绍该书，特别对战后日本学界批判内藤湖南“支那论”以及该书中的谷川道雄对这些批判的反批判即《关于战后的内藤湖南批判》一文作了详细介绍，在特别指出谷川认为战后对内藤湖南的批评多“是一种偏颇的皮相之谈”，指出“谷川认为把内藤看作是日本侵略中国的代言人是不恰当的”这些观点之后，强调该书的出版是“‘叫真儿’的学术环境下的必然产物”、“内藤史学的方法论对于21世纪的史学研究仍然具有积极的作用”等。^[5]而谷川道雄特意为该书的中译本写有《中文版序》，强调内藤湖南中国史论的独创性源于其对中国文化的高度评价，指出因为“出于这种立场，他的建议有时也会成为对中国的某种忠告，按今天的眼光来看甚至被认为是一种对中国不利的言论。”^[6]极力为内藤湖南当时的“不利的言论”进行“辩护”。

与此相对应，另一种倾向是将内藤湖南的中国观作为日本法西斯主义侵华“罪恶的思想种子”进行严厉的批判，杨栋梁的《民国初期内藤湖南的“支那论”辨析》一文可以说是其代表。该文认为“民族分裂”“国际管理”“放弃国防”以及由“异族刺激”“文化中心移动”“经济开发”等论点支撑的日本对华使命论，构成了内藤湖南“支那论”的核心框架。强调不仅蔑视中国，而且从整体上低估中华民族能力和潜力、为日本等列强的殖民政策张目，是内藤“支那论”的显著特点和致命缺陷。该文的结尾写道：“内藤湖南本是造诣深厚的汉学家，但是当他堕落为战前日本侵华‘国策’的‘智囊’后，其学者应有的良知已为狭隘的民族私利所吞噬，丰富的‘知识’则变成了对华扩张有理的诠释。作为战前日本的‘大学者’，内藤的对华认识和主张对日本政府及民众产生的‘大影响’是负面的，其深刻教训值得思考。”^[7]这种批判无疑击中了内藤湖南相关言论的软肋，但是如果能够理清内藤湖南的这些“负面的”言论与“内藤史学”整体的内在关联，批评也许会更有说服力。而在这方面，增渊龙夫以及陶德民的相关论述^[8]对于我们今天思考这一问题，显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选择《内藤湖南与“湘学”》这一题目，不仅出于本人对“近代湘学与日本”这一研究领域的关心，^[9]也是考虑到作为“湘学”之本的“湖湘学”是宋明理学中的一个派别，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其内涵也有所不同，宽泛地说，可以包括湘中之学与湘人之学。它既是湖南这一地方的乡土之学，也包括出生在湖南、受到湖南乡土之学影响而成就的学问。^[10]而内藤湖南虽然是日本“京都支那学”的奠基者，同时也可以将其学问置于日本传统汉学中的折衷学派的系谱中。^[11]因此，我想研究内藤湖南与湘学的关系，不仅可以深化对内藤湖南的认识，包括他的交往及其对学问形成的影响；也对我们重新认识湘学具有启发意义。

（一）内藤湖南对湘学的关心与热心求购“湘中学者”的著作

关于内藤湖南与中国文人的交往，陶德民、钱婉约等学者已经作了许多调查研究。陶德民编著的《内藤湖南与清人书画——关西大学图书馆内藤文库藏品集》为研究内藤湖南与中国文人的交往，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线索。其中收录了王闿运和叶德辉为内藤湖南写的诗翰和条幅，并对此作了详细的注解。其中提到：

内藤（湖南）在辛亥革命前后，一时对“湖南的朴学”，特别是王闿运、叶德辉的学问非常关心。对王闿运的《湘军志》，盛赞“其文之妙，可以说五百年无此手笔”（1908年12月11日致稻叶岩吉书简，《内藤湖南全集》第14卷，第457页）。“王闿运的文集也阅览了，自选体入西汉者，兼得贾谊与司马迁之神貌。规模亦大于汪中等，确乎为清朝第一”（1909年6月2日致稻叶岩吉书简，《内藤湖南全集》第14卷，第462页）。“最近京都流行王闿运的诗文集，其文集俨然与西汉无异”（1909年7月10日致稻叶岩吉书简，《内藤湖南全集》第14卷，第463—464页）。因而在1910年通过叶德辉的门人、在长沙的松崎鹤雄，购买了王、叶两人的书籍（7月25日、11月21日，1911年7月27日、8月1日致松崎鹤雄书简，《内藤湖南全集》第14卷，第474、480、483、484页）。而且从水野梅晓那里得到“王闿运、王先谦等的照片”（1911年7月1日致稻叶岩吉书简，《内藤湖南全集》第14卷，第482页）。内藤湖南与王闿运、叶德辉均未曾见过面，其交流都是通过水野梅晓、松崎鹤雄等进行的。^[12]

详细查看当时内藤湖南给松崎鹤雄的书信，可以看到他对购读湘学者著作的热心。在1911年7月27日的信中，他说：“此前寄来的王氏《盐铁论校勘记》已经收到。皮鹿门的著作一共有多少还不清楚，且寄上金拾元，请全部购入。如果钱不够的话，请找新领事大河平君帮忙。王闿运的《离骚注》、叶德辉的各种刻书，也无论如何请帮我想办法买到。”^[13]8月1日的信中又说：“收到三个小包，叶氏丛书六十二册及皮鹿门著作十九册到手了，非常感谢，无以言表。皮鹿门的公羊学非常有意思，可谓此学之最新派。其残本也全部购入。……再寄上金拾元，其残部各书即：《今文尚书疏证》《汉碑徵经》《孝经郑注疏》《春秋讲义》《师伏堂骈文诗》。此外王壬秋的《离骚注》等得再麻烦您，如果钱不够的话，如前所述，请先找大河平领事帮忙。……湖南朴学之考究，最近非常感兴趣，想尽力进行彻底的研究。”^[14]1913年2月25日致稻叶岩吉书简中说：“自文求堂得到的《圣武记》的确是第一版，这样，一二三版（第三版有两种）总算收齐了，每一版都有不同之点，初版也不能放弃。”^[15]到1917年10月20日，又在致松崎鹤雄书简中说：“曾请久原氏探检员吉村平造氏物色皮鹿门诗文集，很快即蒙惠赠，此后又惠赠叶焕彬《六书古微》。每承厚意，感激不尽。……想游览湖南，通过您的介绍而交接名流，此愿未成，非常遗憾。”^[16]可见内藤湖南在1910年代对魏源、王闿运、叶德辉、皮锡瑞等湘学者的著作一直都保持着浓厚的兴趣。

这时，内藤湖南对湘学即湖南学派的总体特征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1911年8月8日他在广岛所作的演讲《支那学问的近况》中，对中国近三百年来学问的迅速发展表示肯定，认为当时日本的汉学要比中国相差一百年。^[17]他列了一张表，将中国的学问分为以下几个学派：浙西学派（其中有吴派、皖派之别）、浙东学派、常州学派（公羊学）、颜李学派、湖南学派。湖南学派列有王夫之、曾国藩的名字，而将魏源、王闿运、皮锡瑞的名字列在常州学派中。对湖南学派，他评价说：“它虽然没有整然成为学派的形式，但是在湖南长沙，自明末至清初，有王夫之这一学者在。此人之学问虽一时失传而没有流行，但在曾国藩平定长发贼之乱、湖南的人物建成大业以来，此前就有兴隆之兆的湖南的学问，得到很大的发展。湖南人的思想中自然融入了乡贤王夫之的学风。曾国藩之后，湖南学者中有王闿运、王先谦等非常有名的人物，他们都没有不尊重王夫之的。因而王夫之的学派有望渐渐成为一个有力的学派。”^[18]

《内藤湖南全集》第14卷收录有他代大谷光瑞写给瞿鸿禨^[19]的一封信《与善化瞿尚书代大谷伯光瑞》，在关西大学的内藤文库中可以找到此书信的第一稿❶、第二稿❷、第三稿❸和最终稿❹四种材料。其中提到：“某（❶—❹“瑞”）闻湖南之地，山川绮（❶—❹“纷”）错，土厚民健，近年以来，曾左诸公文武全才既振于前，纫秋益吾（❶—❹“益吾”之后皆有“奂彬”）^[20]数子鹰扬联騼以迄于今，而阁下亦复居之，高视超举，声疾闻远，曷恤其人之弗兴起？异日重建鸿业而集大功（❶❷为“集大功而建鸿业”），接踵咸同者，果复在湘中子弟，则（❶—❹为“安知不复在湘中子弟哉，其亦”）阁下诸人之流泽深矣。”^[21]从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看出内藤湖南对湘学发展的期待。

（二）内藤湖南何以关心“湘学”

内藤湖南之所以对湘学著作感兴趣而且想要进行彻底研究，如前所述，是因为湘学所具有的“朴学”特性。而“朴学”也正是内藤湖南本人早就提倡的学风。

从内藤湖南的家学渊源来看，如前所述，可以将其放在日本传统汉学的折衷学派的系谱中，这种“折衷学”被解释为“不偏于朱子、阳明或古文辞学，对汉唐注疏、宋明诸家之学加以折衷取舍，闻先哲之遗训而匡先学之未及者”。^[22]内藤湖南本人自觉将朴学作为一种学术理想且将其视为关系国家学术品位的重大问题，始于京都帝国大学创建之初。1901年他在《大阪朝日新闻》上发表《京都大学与朴学之士》，^[23]将学者等同于“朴学之徒”，强调“所谓学者皆为朴学之徒”，以与政治家或行政官吏相区分。他首先以自己所崇尚的清朝学术为例，指出“清朝二百余年，朴学之士辈出，为历代所罕见。自昆山的顾宁人、余姚的黄梨洲，以前朝遗民自居不仕而高尚其事，至太原的阎百诗、吴县的惠定宇、懋源的江慎修、休宁的戴东原、江都的汪中以及近时番禺的陈兰甫，研经家法之守、小学训诂之学，极其空前之盛者，实为此等朴学之徒之力也。若夫至西洋诸国，近世学术之进运，须各专家之钻研，终究为世上之野心家所不能兼备。故所谓学者即朴学之徒也。”他认为在新时代，培养朴学之士是京都大学的天职。他希望京都大学的教授“保持朴学钻研之风，摆脱考证烦琐之弊，自文明之批评、社会之改造起见，如果能够发扬古来关西学者所特有的宁固勿杂、宁峻勿泛的学风，那么世人所期待的新思想，或将出自此间，亦未可知。”甚至将“京都大学学风的倾向”提高到“关系我邦学者品味的问题”的高度。

校勘学是“朴学”中一门最为基础性的学问，内藤湖南对此十分重视。他说：“日本的校勘学一般认为德川时代之后就不盛行了，自此为豪杰流行的世界，非大丈夫所为，实际上决非如此。清朝有何焯、钱曾、卢文昭、黄丕烈、秦恩复、顾广圻等以校勘而成专家。如钱大昕等大家，也是将其一生精力过半用于校勘而获得成功。日本也有三井鼎、吉田汉官、狩谷棭斋、市野迷庵、松崎谦堂等的学风，成为现代大学等汉学的渊源，其功不可没。欧洲的学问也是如此。梵文以下的语言研究，多半以上是校勘学之力。”从方法论上，他充分肯定日本国学者的贡献，也是从“朴学”校勘的意义出发。他认为“我邦国学，自贺茂真渊以来仅百余年，其研究方法，几乎与欧洲近世科学的方法同样发达，其重要原因之一不能不说归之于真渊开创古语研究，而宣长以下可谓尽力于校勘。其中百年来的国学发展，多得力于宣长伟大的智慧。”此外，他强调富永仲基的“破天荒”的思想的形成，实际上也是得益于校勘之力，是因为富永仲基“校订过了一切经，其结果才有《出定后语》这一空前的著作。”^[24]

对为学与为官、学术与政治的关系，虽然内藤湖南一直对“清朝的朴学者，以学术为生命，不屑为官者甚多”的现象表示钦羡，以为学者“在民间而为实事求是之学问，没有浮华之想，极为质朴地研究经史”，“在民间讲学传道以维持道统，以此而为万世开太平”是一种“高尚的理想”，^[25]同时，他也绝对不是不关心世界大势的纯书斋式的学者，尤其是对现实的中国问题一直非常关注。服部宇之吉受聘为“北京大学教头”一事，他发表评论，希望他“以永住清国的觉悟去赴任”，因为“北京大学教头之职，为几乎掌握整个清国教育之中枢者，所培养的学生为他日所用，其感化所及无限，其潜力之大，非为掌握一部分财政所可比。”因此一定要“坚忍耐久”，“有埋骨清国的觉悟，以此完成此大任。这样日本人的待遇与势力，一扫步其他外国人后尘之患，便指日可待。这是我对承担支那人心感化重任的服部氏的最大希望所在。希望其他应聘者也是如此。听说清国还希望招聘外交顾问，在外交问题上指导最为此苦恼的清国当局，可以说不仅是日本学者的天职，而且作为学者而委此重任于一身，也是非常荣誉的。”^[26]其经世致用的激情，溢于言表。

到1924年，内藤湖南在《新支那论》中，明确区分“朴学”中“高级的学问”和“低级的学问”，所谓“高级的学问，就是在方法上具有哲学的规范，以严密的考证而促进学术的伟大进步，由此而阐明模糊不清的古代文化的内容。”而低级的朴学，是指服从某种权威规范，而“单纯以琐屑的考证为能事”。^[27]

内藤湖南也是以上述朴学倾向和经世意识，来评价“湘中学者”的。

（三）内藤湖南对“湘中学者”的评价

内藤湖南对湘学的评价，主要集中在王夫之以后。在《中国史学史》中论述宋代史学时，对胡安国胡寅父子评价说：“史论中较苛酷的是胡寅的《读史管见》。他是个任何事都要从道德上予以论述的人，这一缺点受到了人们的非难。这是因为当时史论受到来自《春秋》影响的缘故。此人的父亲是胡安国，他排斥《春秋》的‘三传’，亲自根据《经》撰写了《春秋胡氏传》，朱子派学者取此《胡氏传》而不用‘三传’。这种观点亦波及到《读史管见》，这是根据《通鉴》所载事实而论史的著作。与此有着同一方针，但多少变得稳健了的著作是朱子的《通鉴纲目》。”^[28]由此可见内藤湖南对道德史观的批判以及对胡氏父子之学与朱子学的关系的评说。下面我们介绍内藤对王夫之、魏源、曾国藩以及清末民初其他“湘中学者”的相关论述。

1.王夫之（1619—1692）

内藤湖南认为王夫之之所以能够作为湖南学者的崇拜对象，是由于其至诚的人格和卓越的学识。其至诚的人格，内藤湖南举出在明末张献忠之乱时，王夫之拒绝张献忠的招聘而导致其父被捕，王夫之为此自残身体而请求豁免父亲，内藤认为正是这种“至诚”使其父子皆得到豁免。

王夫之的学识，内藤湖南在《中国史学史》中有专门的论述，^[29]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他的史论即时势论。第二，反对“正统论”的通达之论。他首先肯定“王夫之是明末清初学者中对历史特别有见解的人物。在这方面有着著名而有系统的著作，即《读通鉴论》《宋论》。”内藤湖南认为王夫之之所以在史论上能有许多卓见，是由于能够贯彻实事求是的精神。在论述王夫之时，还经常将他与顾炎武、黄宗羲相提并论，认为王夫之的一些见解“因为是对明亡抱有深刻的感慨，而借过去的历史来议论当时时局的。当时的学者，如顾、黄、王诸氏都是出于对时局的深刻感慨而著书立说的，可以说他们的史论即时势论。”又提到“王夫之还另著有《黄书》《噩梦》，都是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一样，论述经世之策的，因而很有些特别的见识。黄宗羲论明之亡于君主权力过于强大，王夫之也从土地、人民乃国家之根本的角度，阐述了与黄宗羲主旨相同的意见。这应该是当时学者共同的意见。”关于“正统论”，内藤湖南指出王夫之的不论正统、认为正统论之争是无谓的争论，也是出于明朝亡于夷狄的感慨所致。“不论正统，是因为他认为正统至宋代已经断绝了，在这里言宋朝实际是在说明朝。由于公开地讲明朝会触怒清廷，所以仅仅说到宋朝。言正统至宋中绝，意即明亡于夷狄之清朝乃中国正统之中绝。”此外，他还在《中国史学史》第九章“宋代史学的进展”中专论“正统论”的一节中，以王夫之的思想来作为总结，对王夫之将正统论视为亡国之臣在情义上的所谓不屈守节而人为制作的“私事”，不是天下的公论，内藤湖南赞扬说：“作为中国学者这是很罕见的通达之论，可惜在中国人中并不太通行。像正统论那样的观点虽说有嫌多余，但是在中国人即便今日仍然为其所束缚，这是了解中国人思想时最应当引起注意的。”^[30]

2.魏源（1794—1857）

内藤湖南在其《中国史学史》中“清朝的史学”所设“西北地理之学（一）”这一节目中，对作为历史学家的魏源的学术思想作比较综合性的论述。他评价说：“此人非常具有研究的兴趣，他的史学并未局限于单纯的事实考证，而能够注意世间大势的变化推移，他是抱着对国家兴衰的兴趣而撰写地理著作，以及历史著作的。”他认为魏源的《海国图志》“不仅是地理书，一方面是他对世界所作出思考的经世之策，一方面又是具有丰富研究兴趣的历史书籍。”而对“可以称为清代现代史的《圣武记》”，也是“魏源认识到从乾隆的全盛时期至嘉庆道光之间清朝在逐渐转向衰运，注意到兵制、财政的逐渐恶化，对此抱以极大的历史研究兴趣予以撰述而成的。虽然有些地方在事实考证上有嫌粗略，这一点上不如祁韵士的《皇朝藩部要略》精确。但是《皇朝藩部要略》并不是能够唤起任何兴趣的读物，而《圣武记》则是足以唤起读者一种莫大的历史兴趣的著作。”在考证方面的粗疏虽然影响了魏源著作的学术质量，但是他“代表了当时一种旨在别开生面进行独具一格研究的倾向。”魏源在经学上作为公羊学家，“他的著作特别以总括性史论见长，像《圣武记》的“余记”那样，鲜明地写出了清朝盛衰的变迁。收入他文集中的有关明代的议论中进行总括性论述的部分是很精彩的，将明代与清代相互比较也是相当的卓见。”他强调魏源“不仅是学者，同时也是经世家”。内藤湖南看到，在道光末年，中国南方的公羊学兴盛，考证学风衰退，“西北地理之学亦藉此机会发展，不再满足于历史地理的考证，开始注目世界大势，意在研究前人尚未着手的学问领域。学问虽变得粗杂，风气确实可观。”^[31]对魏源的关注世界大势、宏观把握历史发展脉络、在学问上敢于开风气之先的气度，内藤湖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内藤湖南对魏源的关注还不止这些。他在1911年12月30日对即将出版的演讲稿作了如下一段补记：“龚定庵的友人中有一位叫魏源、字默深的人，是《圣武记》的作者，有名的历史学家。此人与定庵有深交，是最得力的公羊学家。但是他晚年皈依了佛教。金陵刻经处有杨文会版的《净土四经》，即将净土的三部经与华严的《普贤行愿品》一起校刻而成。此校录者就是魏源，写有自称菩萨戒弟子魏承贯的序文（此序文未收入魏源的集子）。”^[32]由此看出中国当时学界比较常见的公羊学家与佛教的关系，魏源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内藤湖南觉得“公羊学派在极端尊重孔子的同时，其信仰却渐渐离开了孔子”这种现象“不可思议”。^[33]魏源这样一位经世家到晚年“避世逃禅”，皈依佛教，一般解释为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和绝望而寻求精神上的自我麻醉。^[34]但魏源在《净土四经总叙》中申言：“夫王道经世，佛道出世，滞迹者见为异，圆机者见为同。”“西方圣人之教”可“得东方圣人而表彰”。^[35]可见，儒佛会通之理，自有“圆机者”可以了悟。

3.曾国藩（1811—1872）

内藤湖南对曾国藩的评价，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首先，如增渊龙夫所言，清朝士大夫的学问，是内藤湖南学问形成的重要基础。^[36]在思想感情和道义上，对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晚清士大夫自然会有一种认同感。这在内藤湖南游历中国时发表的言论表现得十分明显。1917年，他与稻叶岩吉、高桥本吉两人游历中国。11月23日见湖北督军王占元，谈及武昌黄鹤楼附近的曾文正公和胡文忠公合祀的祠堂被毁的遗迹，就此质问，王占元回答说，革命党的年轻一辈认为曾胡诸公为了辅佐清朝而讨伐长发贼，延缓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对其怀恨而将其祠堂破坏了。内藤湖南说：“不管是帮助了哪一方，对于救济了当时这块土地和人民而有功之人，这么轻易地就忘记其恩情，支那人的道德心真是不可靠。”^[37]几天之后，28日到长沙，见到曾国藩祠堂变成了湖南烈士之祠堂，感叹“湖南人忘记了50年前救乡土于水火的曾文正的鸿业，进而痛恨他，而变成崇拜黄兴、蔡锷，真是令人意外吃惊。”^[38]

作为政治家的曾国藩，也被内藤湖南誉为“天才式的人物”，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可以从曾国藩的思想中找到出路。他认为曾国藩的思想中有一种平等主义、民主主义思想的因素。在有名的《支那论》中，内藤湖南探讨了曾国藩幕僚的日常生活，指出曾国藩“与军中的幕友过着同等的生活。这是军队间平等主义发挥效力的证据。当时与曾国藩齐名的，有湖北巡抚胡林翼，就其度量而言，比曾国藩更胜一筹，总是舍己敬人，不居功，只受过，协助曾国藩完成了平定长发贼的大业。从一个方面而言，平定长发贼的大业，不是依靠官宪之力，可以说是民主思想、平等主义的发展所致。中国人的这种思想，我认为可以成为立宪政治的一大要素。”^[39]内藤湖南进而分析这种“民主思想、平等主义”的实质，说湘军中有“曾国藩、胡林翼这样的名人，他们虽说使用自己的部下，但不是像日本陆军那样，以上级和下级的将校关系来使用，而是以师友关系相激励。因此，虽然不像以上官的命令那样行事机敏，最终因恩义感化而奋战，平定了长发贼大乱。”^[40]内藤湖南1924年在《新支那论》中，对此进一步阐发，强调处理好乡团组织和家族师生关系，可以以此进行创造性的政治活动。他说：“即便像中国这样兵备颓废的国家，以乡团组织为基础也可以组织出真正有力的军队；即便像中国这样浸透官场臭味的国家，如果以乡团或家族师生关系来构建，也可以施行创造性的政治。曾国藩在中国发现了这两个事实，我认为这在中国将来的社会组织方面可以给予很大的教训。”并期待着中国再“出现曾国藩那样的天才，不模仿外国的政治，创造出本国必要的、最适合于本国的新政治。”且相信在当时“内政外交方面，如果具有曾国藩、李鸿章式的精神的人物出现的话，中国的政治可以从此得到改善。”^[41]也许正因为如此，内藤湖南将《曾文正公大事记四卷》（王定安刊本）、《求阙斋弟子记三十二卷》（王定安刊本）、《曾文正公手书日记》（曾国藩石印本）等曾国藩的相关著作列在了《书目问答（史部）补正》中。^[42]

内藤湖南对作为政治家、文章家的曾国藩多有肯定，如果说对他还有什么不满足，那么就是曾国藩的宋学风格，^[43]而不重视校勘学。内藤湖南说：“大体而言，在太平军之乱以后即便是江南地方，学问也多少呈现后退的倾向。此时像建有军功的曾国藩虽有志恢复学问，但因为本是湖南出身的一介乡下汉，而且又是持宋学学风的人物，所以不曾考虑校勘学这种学问中最为奢侈又需要注重细微之处的学问，而只是致力于一般性读物的出版，所以同治、光绪年间在南方的官书局，出版的多是些普通书籍。”^[44]

4.其他湘中学者

上文介绍内藤湖南求购湘中学者的著作时已经谈到王闿运、王先谦、叶德辉、皮锡瑞等人。以下作一些简单的补充。

对王闿运的文章和诗歌，他都极尽赞美之能事。在1915年讲述《清朝史通论》时，内藤湖南谈到：“现在还活着的王闿运，此人今年八十几岁，在湖南，乃文章的天才，是天生就会写文章的人。融合骈体文和散文，写出了不胶着于任何一方的文章。”“王闿运在诗歌方面，也是从选体中出来的天才。”^[45]历史方面，他对王闿运的《湘军志》，无论是就其史实的准确程度还是文章的写作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46]

对王先谦，则颇有些微词。如其《汉书补注》，内藤湖南认为“仅仅限于对他人研究成果的利用”；对其《合校水经注》，内藤湖南评价说，该书“汇集当时可见到的所有版本进行了合校。虽说对书的取舍和对书的认真校对都是其长处，但是没有自己的研究。”还有《东华录》，继蒋良骐的《东华录》之后，王先谦“撰著此书以后的部分，对蒋本的内容亦有所增补，比前者更为详细了，成为可以替代《实录》的著作。不过，作为代价它失去了别史所具有的趣味性。”^[47]等等。

皮锡瑞，则被内藤湖南尊为“《尚书》研究的大师”。在《尚书》研究领域，内藤湖南在1914年撰文《关于尧典的歌永言声依永二句》，“皮王二家”并称，说：“近日皮锡瑞的《今文尚书考证》、王先谦的《尚书孔传参正》，实际上是以对《尚书》的真古文说、今文说的比较研究为主。（中略）皮王二家的著述，对此等今古文及今文异派之说法，作了颇为详密的剖析。但值得注意的是，近来的今文学派，即公羊学派，自其祖庄存与开始，已经形成了一种不排斥伪古文的倾向，如最近尚书研究的大师皮锡瑞，也在承认阐明伪孔经传为伪的同时，（中略）认为如果古文今文兼通，可以证明伪孔传中含有今文说最旧派的欧阳尚书的主张。”^[48]

叶德辉，如上所述，在内藤湖南代大谷光瑞写给瞿鸿禨的信中，为何“内藤湖南文库”中所存四份资料中皆有叶德辉之名“奂彬”二字，而独全集所收该件将此二字删去了，此事尚待考证。还有，如上所述，他1917年10月20日致松崎鹤雄书简中还表示“想游览湖南，通过您的介绍而交接名流，此愿未成，非常遗憾。”而紧接着11月，他就到湖南游历，那时王闿运、王先谦都已经去世，只有叶德辉还健在。此次游历虽然留有访问岳麓书院的记载，却没有看到他与叶德辉有直接交流的资料。

简单的结语

周一良在内藤湖南去世后不久即撰文介绍其学术成就，论述其在中国史学上的贡献，指出内藤湖南“于中国史学家最服膺唐之杜君卿及清之钱竹汀、章实斋。窃谓先生趣味之博大，成就之精深似竹汀；其注意于修史方法及中国史学史乃承受实斋衣钵；而探讨我东北史地，不遗余力者，斯又君卿述作之征诸人事，施于有政，以经邦致用为根柢之意欤。”^[49]这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了“内藤史学”的思想脉络与特征。内藤湖南对湘中学者著作的热心购读不用说是其好学精神的体现，也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同时代中国优秀学者的成果对其学问基础形成的影响。他对湘中学者的评价也折射出他本人学问特征的一些方面，比如，他评价魏源“不仅是学者，同时也是经世家”，可以说也是他本人的写照。而他对曾国藩民主思想的发掘，既表现了他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理解，也是他对中国未来发展的一种寄托。而他对有些学者的直言不讳的批评，对于我们重新认识湘学的得失，无疑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至于像魏源、皮锡瑞等人的经学与古史研究，或者晚清公羊学对内藤湖南学术思想的具体影响如何，则是今后需要进一步探讨的课题。

（原载于阎纯德主编：《汉学研究》第十五集，学苑出版社，2013年）

注释

[1]严绍璗为钱婉约《内藤湖南研究》所写的序言。

[2]严绍璗为钱婉约《内藤湖南研究》所写的序言中对该书的意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说：“在日本‘中国学’领域中，本书是首次由一个中国学者全面审视一个具有相当权威意义的日本学者的学术，并几乎在相等的学术层面上表述中国研究者对这一份文化遗产的既言之有物又言之公允的学术判断。”

[3]如《中国绘画史》（栾殿武译，中华书局2005年出版）、《燕山楚水》（吴卫峰译，中华书局2007年出版）、《中国史学史》（马彪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出版）、《日本历史与日本文化》（刘克申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出版）。还有印晓峰点校的《内藤湖南汉诗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4]如西安的三秦出版社在2005年出版了马彪、胡宝华、张学锋、李济沧翻译的《内藤湖南的世界》（内藤湖南研究会编著：《内藤湖南の世界》，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2001年）。

[5]胡宝华：《〈内藤湖南の世界〉简介》，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7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

[6]马彪、胡宝华、张学锋、李济沧译：《内藤湖南的世界》，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4页。

[7]杨栋梁：《民国初期内藤湖南的“支那论”辨析》，载《南开学报》2012年第1期。后收入杨栋梁的《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一卷总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

[8]增渊龙夫：《歴史家の同時代史的考察について》，岩波书店，1983年。陶德民：《明治の漢学者と中国―安繹·天囚·湖南の外交論策》，日本关西大学出版部，2007年。关于此书，钱婉约在《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4期发表了题为《当代日本汉学研究的启示》的书评，以“反哺与反噬”“钩沉与补缺”“阶段与流派”等小标题对该书的主要论点和史料贡献作了分析。

[9]参见刘岳兵：《近代湘学与日本：以杨昌济为例》，收入方克立、陈代湘主编《湘学》第五辑，湘潭大学出版社，2010年。

[10]参见方克立、陈代湘主编的《湘学史》（共两册），湖南人民出版社（湖湘文库乙编），2007年。

[11]青江舜二郎：《竜の星座：内藤湖南のアジア的生涯》，朝日新闻社，1966年，第339、340页。

[12]陶德民编著：《内藤湖南と清人書画——関西大学図書館内藤文庫所蔵品集》，第84—85页。

[13]《内藤湖南全集》第14卷，第483页。

[14]《内藤湖南全集》第14卷，第484页。

[15]《内藤湖南全集》第14卷，第499页。

[16]《内藤湖南全集》第14卷，第516页。

[17]《支那学問の近状》，《内藤湖南全集》第6卷，第53页。

[18]《内藤湖南全集》第6卷，第63页。

[19]瞿鸿禨（1850—1918），湖南善化（今长沙）人，字子玖，号止盦。同治进士。历任侍讲学士、内阁学士、豫、浙、川、苏学政等职。1900年八国联军之役随帝后逃往西安，颇得宠信，任工部尚书、军机大臣等，曾参与筹备预备立宪。辛亥革命之后任袁世凯议会参议院参政。著有《使豫日记》《止盦诗文集》。

[20]王闿运（1832—1916），字壬秋。王先谦（1842—1917），字益吾。叶德辉（1864—1927），字奂彬。全集本中为何删去叶德辉之名，未可知。

[21]《与善化瞿尚书代大谷伯光瑞》，《内藤湖南全集》第14卷，第256页。

[22]青江舜二郎：《竜の星座：内藤湖南のアジア的生涯》，第339页。

[23]《京都大学と朴学の士》（1901年8月14、15日《大阪朝日新闻》），《内藤湖南全集》第3卷，第271—275页。

[24]《百衲语》（1901年10月23日《大阪朝日新闻》），《内藤湖南全集》第4卷，第291页。

[25]《支那国是の根本義》（1916年3月《中央公论》），《内藤湖南全集》第4卷，第532页。《支那将来の統治》（1916年2月28日—3月3日《大阪朝日新闻》），《内藤湖南全集》第4卷，第544页。

[26]《北京大学教頭の応聘》（1902年8月25日《大阪朝日新闻》），《内藤湖南全集》第3卷，第469、470页。

[27]《内藤湖南全集》第5卷，第536页。

[28]内藤湖南著、马彪译：《中国史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67页。原文见《内藤湖南全集》第11卷，第215页。

[29]《中国史学史》第十二章“清朝的史学”中的第四节为“王夫之与胡承诺”。马彪译：《中国史学史》，第240—243页。原文见《内藤湖南全集》第11卷，第306—310页。

[30]马彪译：《中国史学史》，第177页。原文见《内藤湖南全集》第11卷，第227页。

[31]马彪译：《中国史学史》，第320—322页。原文见《内藤湖南全集》第11卷，第408—410页。

[32]《清朝衰亡论》，《内藤湖南全集》第5卷，第245页。

[33]《清朝衰亡论》，第244页。

[34]李瑚：《魏源研究》，北京：朝华出版社，2002年，第82、218页。

[35]《魏源全集》第二十册，岳麓书社，2004年，第315页。

[36]增渊龙夫：《歴史家の同時代史的考察について》，岩波书店，1983年，第162页。

[37]《内藤湖南全集》第6卷，第464页。

[38]《内藤湖南全集》第6卷，第466页。

[39]《支那论》，《内藤湖南全集》第5卷，第428—429页。

[40]《清朝衰亡论》，《内藤湖南全集》第5卷，第211页。

[41]《新支那论》，《内藤湖南全集》第5卷，第517—518、519、520页。

[42]《内藤湖南全集》第12卷，第535、538页。

[43]1915年内藤湖南在《清朝史通论》中论述道光年间湖南人唐鉴和蒙古旗人倭仁在北方复兴宋学，说“来自湖南的曾国藩闻之欣然。这一派认为汉学家只是像看显微镜似的研究琐细之事，而不研究学问之大义。研究学问大义，就必须根据宋学，即程朱的学问。受其影响的人，即曾国藩、罗泽南等，虽然他们也进行了研究，但适逢咸丰年间长发贼之乱兴起，曾国藩、罗泽南等与其说将宋学应用在学问上，不如说应用在人格上，作为学问并未兴盛起来。”见《内藤湖南全集》第8卷，372—373页。

[44]马彪译：《中国史学史》，第342页。原文见《内藤湖南全集》第11卷，第434页。

[45]《内藤湖南全集》第8卷，403、410页。

[46]马彪译：《中国史学史》，第346页。《内藤湖南全集》第11卷，第439页。

[47]马彪译：《中国史学史》，第276、290、344页。《内藤湖南全集》第11卷，第353、372、437页。

[48]《堯典の歌永言声依永二句に就きて》（1914年9月《芸文》），《内藤湖南全集》第7卷，第463页。

[49]周一良：《日本内藤湖南先生在中国史学上之贡献——〈研几小录〉及〈读史丛录〉提要》（燕京大学历史学会编：《史学年报》第2卷第1号，1934年9月），《周一良集》第4卷，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68页。杜佑（735—812），字君卿，所著《通典》开创史书中“政书”体裁。内藤湖南于1931年1月26日给天皇进讲《通典》中的一节。（《研几小录》中收录有《昭和六年一月廿六日御讲书始汉书进讲案》，见《内藤湖南全集》第7卷。）钱大昕（1728—1804），号竹汀，博览群书，学识宏富，尤长于史。内藤湖南曾说：“钱大昕以来，中国史向东方史发展的基础研究，尚未出现能将其继承并予以扩大发展的学者。”（马彪译：《中国史学史》，第327页。《内藤湖南全集》第11卷，第416页。）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代表作有《文史通义》。内藤湖南撰有《章实斋先生年谱》，并在所撰《章学诚之史学》一文中赞扬其“学风在今天也仍然是有生命力的。”（马彪译：《中国史学史》，第379页。《内藤湖南全集》第11卷，第483页。）

四内藤湖南与“湘学”

四内藤湖南与“湘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