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目录[隐藏]

二狩野直喜的文人情趣——以狩野直喜与湘籍学者的交往为例
- 二狩野直喜的文人情趣——以狩野直喜与湘籍学者的交往为例
- 📚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全套 18 卷）

作者：吴廷璆等

二狩野直喜的文人情趣——以狩野直喜与湘籍学者的交往为例

（一）

“京都支那学”的代表人物狩野直喜（1868—1947），在其弟子、后学的眼中被视为“通儒”“经师”“中国学家的典型”“文学鉴赏家”“文人”等，^[1]学行风貌，各异其趣。后来被笼统作为“东洋学家”定格在日本的学术史中，^[2]很少有人从更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视角来对其进行研究。反倒是中国学术界，将其还原到近代日本的历史语境中，作为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学家”或“儒学家”，展开了系统的研究。^[3]由于本人近来对“近代湘学与日本”这一课题的关注，^[4]想重拾十年前狩野直喜研究这一课题，从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的角度，通过探讨其与“湘学”的关系，以期推进对其学术思想的认识。具体而言，通过探讨狩野直喜与近代湘籍学者的交往、分析其对湘籍学者学术思想的评价，特别是他与皮锡瑞经学思想的关系，不仅可以窥见狩野直喜思想性格和学术特点的某些方面，而且对于重新认识湘学、全面观察中日近代学术思想交流史也可以提供一些有意义的视角。本文旨在探寻他与湘籍学者交往的一些历史事例，发掘近代中日学术交流史上的一些史实，为重新认识狩野直喜之学和湘学提供一些相关的实证基础。

“京都支那学”的两位重要奠基者狩野直喜与内藤湖南，都是近代日本的大儒，其学问、人格又各有特点，或表现仁者、文人情怀，或显示智者、志士的特色；或强调内圣，着力于为己之学，或侧重于经世、讲求外王之功；或以经师名世，或以史学见长；各有千秋。这种差异虽然是相对的，但是在重功利讲实效的现代社会，狩野直喜之所以没有得到相应的关注与重视，与他的学问特点或许不无关系。而且以往对狩野直喜的研究也主要是将其作为中国学“研究者”而去阐发他的学术贡献与地位，而很少将其作为中国文化的“鉴赏者”“体验者”甚至“追慕者”，换言之，即很少有人看到其有如中国传统“读书人”“文人”的一面。狩野的这一方面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他对中国典籍的态度及其他的汉诗文中。

狩野直喜对中国典籍的态度，用仓石武四郎的话说，就是永远读不够、永远不满足。他解释说，狩野之所以对阅读汉籍如此执着，就是“要想知道中国人所认为的美之为美、趣之为趣之所在，因为身处中国之外，其目的并非要使中国的人吃惊”。一言以蔽之，仓石认为，对狩野而言，“中国与其说是研究的对象，不如说是灵魂的故乡”。^[5]狩野所开创的中国学的方法，其可以逻辑地把握的部分，可以传授于其弟子与后学，但是其“味觉”，即其趣味与情怀，无法再现。^[6]尽管如此，通过观察他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交往事迹以及欣赏他留下的汉诗文，或可得其文人情趣之一鳞半爪。其汉诗文结集分别有1959、1960年由“门人合钱刊”行的《君山文》《君山诗草》。1959年8月吉川幸次郎发布《征刻狩野君山先生文集启》，决定在同年12月狩野逝世13周年忌时刊行其汉文六十篇，“督工校字幸次郎且服其劳，刊资25万元宜赖门旧合钱为之”。《君山文》九卷于12月如期出版。1960年8月《君山诗草》亦由中村印刷株式会社印行。吉川在《君山诗草跋》中写道：“先生之业固在于经，其《君山文》犹有意问世，诗尤余事，故录之不勤，遗珠犹多也。去年12月13日先生13周忌辰，门人合钱刊《君山文》，今有余赀刊诗草。”^[7]《君山文》卷九为致中国人的信函，他们分别是罗叔言、王静安（两封）、朱家宝、柯凤孙、皮名振、廉泉、江叔海、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中国会员、黄頵士。《君山诗草》中相关的中国人有升吉甫、夏君^[8]、王芃生、傅芸子、白坚、王静安、王逸塘（揖唐）。狩野直喜或京都支那学者与罗振玉、王国维的交往已经有不少研究成果，白坚与日本学者的关系，近年引起中日学者的关注，^[9]而《君山诗草》中题为《庚午晚秋乐群社友会于一乘寺村之诗仙堂，时民国白山夫坚以事在洛，亦修简招之，句中远客即指山夫》的诗篇，^[10]可以为1930年（庚午）白坚在日本提供确证。本文仅以《君山文》中《覆皮名振》、《君山诗草》中的《次王芃生留别韵》以及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中有关狩野直喜的记载为中心，大体按照与狩野直喜直接交往的先后次序进行叙述分析。

（二）

《君山诗草》中有《次王芃生留别韵》四首，曰：

宾鸿归雁几年年，何日重修文字缘。万里衡阳天一角，别来勿惜寄书笺。

漫将余技列诗家，满腹经纶书五车。楚国由来多俊杰，果然秋实带春华。

人经忧患情弥挚，笔挟风霜诗自妍。枵腹凭君多丽泽，如何归去不留连。

碧云西望是君家，欲别怅然漫怨嗟。须识屋梁残月色，^[11]梦魂夜夜到天涯。^[12]

这些留别诗，可谓情深意浓。“万里衡阳天一角”“楚国由来多俊杰”，也表现了他对湖湘学术思想的关注。这些留别诗写作的背景如何？狩野直喜与王芃生交往的具体情况如何？确切的直接材料，尚有待发掘。这里且就寡闻所及，提供一些相关的背景。

王芃生（1893—1946），湖南省醴陵人，原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将主任，日本问题研究专家。1916年、1920年两次东渡日本留学，分别就读于日本陆军经理学校和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1921年10月因赴华盛顿会议，提前从东京大学毕业，毕业论文为《由社会眼经济眼论日本民法》，导师为高野岩三郎博士。1935年任驻日本大使馆参事。著有《时局论丛》《日本古史辩证》等著作。据陈尔靖编《王芃生与台湾抗日志士》一书所载《王芃生大事年表》（株洲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之后，4月，王芃生“东渡日本，进行日本古语及古文书研究，竭力搜集各种书刊，如僧圆月的《日本纪》、^[13]石黑浪六的《天地开辟史谈》、那珂久世的《上世纪年考》等，^[14]著有《日本古史辨证》《日本古史之伪造与山海经盖国及倭属燕之义证》等专著。这次在日本历时将近一年。”^[15]对这段经历，王芃生本人的回忆仅有“至是予又得在日本作一年古语及其古文书之研究，以补我深究历史文化之不足，由是已得略窥其伪造历史之经纬”数语。^[16]但是翻阅其1945年编成的词集《莫哀歌草》，^[17]可以得知这一时期相关活动的一些信息，即先是“客居东京”，到1925年秋寓居京都，1926年秋回国参加北伐。

王芃生1944年（甲申）为其1925年（乙丑）所作《莺啼序》的“补序”有言：“民国十四年秋，重游日本西京。”他当时在京都的悠然生活可以从其《减字木兰花赠瀛洛寓主丙寅首夏作》窥见一斑。词曰：

幽人何许，只向绿荫深处住。翠色当窗，修竹乔松蔚作凉。小楼闲话，煮黍浮瓜消永夏。偶为停车，共道当年是一家。

从《莫哀歌草》所存作品来看，在京都期间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与吉川幸次郎之间的交流。有如下作品为证。

法曲献仙音步韵别宛亭词人丙寅首夏作

啼彻哀鹃，候迴孤雁，剩得闲愁难了。度入新声，赠来香句，才情似君多少。听谱到消魂处，心随管弦绕。漫焚草。待商量那时怀抱。空自许，应有古人倾倒。终恐少知音，尽风流谁爱高调。早不相逢，又匆匆人共花俏。单从容酬唱，半晌客帆飘渺。

附吉川宛亭原作

驼陌花浅，苇塘烟湿，九十春光都了。去国情深，送春人独，知君断魂多少。向晚照休回首，山如洛中绕。叹芳草。正萋萋又添新恨，依旧布衣潦倒。候馆喜相逢，感知音曾许同调。缓拍低吟，对晴空人静风悄。恁一宵清话，怕早水天云渺。

金缕曲丙寅夏宛亭词人于一本松留作长夜之谈，怅然有感。

一枕忘长夏。陟惊心，论文约届，晚霞微赭。愤自沉时迷前路。万户灯光似画。正倒屐，开轩相迓。浴服科头饶天趣，喜诗人，风度同王谢。疏脱处，见潇洒。清茶当酒消良夜。怕明朝，匆匆别去，几时重把。细雨迎私凉未永，难得清宵共话。怅此后，谁怜风雅。剩有相思酬知，己且高歌寄意因君写。浮世事，惹牵挂。

采桑字夜话再赠宛亭词人丙寅夏作

灯前闲却还乡梦，话到芭蕉。夜雨潇潇。添段离情未易消。联吟不觉天将跷，犹说明朝。且驻兰桡。如此风声定有潮。

吉川幸次郎（1904—1980），字善之，号宛亭。1923年考入京都帝国大学，师从狩野直喜、铃木虎雄教授。1926年夏，吉川幸次郎与王芃生之间的倾情交往与唱和，可以说是一段佳话。

王芃生还有两首留别京都诸友的作品如下：

临江仙丙寅秋将归国，京都诸友饯别，即席感赋。

一

久未休兵同是客，分明住去都难。惊魂夜夜不曾安。相逢无可慰，犹说愿加餐。我为君歌君且舞，俨然莲步姗姗。愁深莫遣强为欢。醒时饶白眼，醉后笑红颜。

二

江户春深欣邂逅，等闲复感飘蓬。重逢不易且从容。乱离分手去，风月几时同。花影酒痕都是幻，迩来犹自疏慵。聪明故意学朦胧。但嫌沽味薄，羞道旅愁瘦。

金缕曲丙寅暮秋将归国参加北伐，新雨旧交聚饮于京都福合楼，赋此留别。

海外初逢日。最关心，乡音满座，似曾相识。偶向樽前询名贯，尽是天涯倦客。且劝酒同消今夕。聊慰孤情忘尔我，纵还家有梦无痕迹。爱此意，为浮白。故园雁断烽烟隔。料残红飘零满地。倩谁怜惜。回首黄台多少恨，瓜蔓何堪再摘。况此去东西南北。休道重来容易事，怕来时不是今群屐。回望处，漫相忆。

以上列举了这许多王芃生与吉川幸次郎唱和及赠别京都诸友的作品，有了上述背景，狩野直喜的《次王芃生留别韵》，就很好理解了。除了感情上的真挚的交流，“漫将余技列诗家，满腹经纶书五车”。这是狩野对王芃生的文采和才华的称赞，我们通过狩野的诗句，也可以窥见作为“诗家”（文人）的狩野直喜的风采，“人经忧患情弥挚，笔挟风霜诗自妍”。这里的“忧患”意识和“风霜”之感，既是对王芃生其人其作品的同情与理解，也可以说隐含着对当时中国现状的一种关切，更体现了一种有深厚历史基础的人文关怀。

（三）

杨树达（1885—1956），湖南长沙人，语言文字学家，在中国语法学、修辞学、训诂学、古文字学、经学等领域均有建树，200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将其著作修订、增补，汇成《杨树达文集》十七种出版，其《高等国文法》等著作在日本也具有广泛的影响。^[18]他早年问学于叶德辉门下，^[19]1905年留学日本，后肄业于京都第三高等学校，“对西方文法学和语义学最有会心，自言：‘我研究文学的方法，是受了欧洲文字语源学的影响的。’故其学问因融合中西学术传统而显示出自己鲜明的特色。”^[20]据说其用汉英两种文字书写的留日日记现存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21]1911年回国，先后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湖南大学等校任教。这里根据北京大学出版社重版的《积微翁回忆录》（以下所注页码皆出自该书），摘录其中与狩野直喜交往的文字如下：

【1925年5月25日】“日本狩野直喜博士寄赠景印《元杂剧三十种》。”（第17页）

【1927年10月31日】“访日本狩野直喜、服部宇之吉两博士于北京饭店。松崎柔甫（鹤雄）托余为狩野先生购书于长沙。余为购寄，附呈《汉书补注补正》一册于先生求教。先生复书致谢，于余书奖饰备至。前年先生来京，余以事忙未及往谒。先生嘱张少涵^[22]致意于余。此次先生来京，马幼渔^[23]见先生，先生又问及余。今日往见，先生誉余书不已。余昔留学京都，时先生任京都大学教授，每日过先生之门。于因言：‘先生如此过奖，盖出自激励后进之意云尔。’先生曰：‘此殊不然。’因言平生最喜读《汉书》，爱之不忍释手。向尝治英、法文学，文章之工，未有若《汉书》者。盖超出各国小说之上云。以此知先生确有真知灼见，非其他日本人所能望也。”（第22—23页）

【1928年4月】“日本狩野博士（直喜）来京。廿二日余往访之，赠以《汉书札记》六卷。博士以影宋《曲礼疏》卷子报余。盖博士六十寿时，门下诸君印行为纪念者。余于《汉书》，嗜读之而已；博士赞余为班氏功臣。日前柯凤荪先生称余为集《汉书》之大成。皆前辈奖掖后进之辞，非余所克当也。”（第25页）

【1928年5月10日】“余宴狩野直喜博士于宣南春饭庄。他客除日本人桥川时雄、小平总治外，为陈寅恪、陈援庵、林砺儒诸君。寅恪以晚不能返清华，宿于余寓。”（第26页）

【1930年4月23日】“日本狩野博士来书，盛称《周易古义》之美，盖前辈奖藉之意也。”（第31页）

【1930年6—7月】“日本人用庚子赔款招学界同人往其国旅行。”

7月3日，“访狩野君山博士。久待不出，方怪之。既出，则易中国服马褂长衫接待中国宾，以为敬也。一见。博士极称余《周易古义》之美。旋导游京都大学图书馆，见所藏唐人写《玉篇》残叶及《白氏文集》、宋本韩柳文集及《元龟》残本。博士云《元龟》为我国所无，宫内省图书寮亦有一部云。又有日人海保元备著《尚书汉注考》稿本，皆珍籍也。旋赴花山天文台参观，晚赴博士宴，十时别归旅舍。”（第32页）

从上述杨树达的回忆来看，与狩野直喜的交往，内容涉及互赠著作、互访、互相宴请、代购图书，特别记述了狩野对杨树达的关心和对其著作《汉书补注补正》《周易古义》的称赞、对中国学者的尊敬等。狩野直喜对晚辈杨树达的关心、称重和尊敬，这一方面表现了狩野谦虚、博大的儒者风范，更重要的是对杨树达学术业绩的肯定。可以说是近代中日文人之间同气相求、同声相应的一段佳话。

就学术倾向而言，能够接受西方近代学术的影响、擅长考据而不贬性理之学，可以说是二者共同的特点。狩野直喜曾以“考证学”自许，但他不是狭隘的经学家或考证学家，而是在坚持经学的立场的同时，通晓各方面的学问，是当之无愧的“通儒”，^[24]如王国维所言，是一代“儒宗”。杨树达在1940年代已被誉为中国“训诂小学之第一人”，他自己也表示：“余于训诂校勘之学，受高邮王氏之影响颇深，故所著书，颇有相类似处。”^[25]1942年12月25日，陈寅恪（1890—1969）在《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中，赞曰：“先生平日熟读三代两汉之书，融会贯通，打成一片。”并在当时的乱世之中期待：“一旦忽易阴森惨酷之世界，而为清朗和平之宙合，天而不欲遂丧斯文也，则国家必将尊礼先生，以为国老儒宗，使弘宣我华夏民族之文化于京师太学。”^[26]被誉为“国老儒宗”的杨树达，博通群经诸史，其心仪之学，从其好友、音韵学家曾运乾^[27]去世之际，对清代以来湘学发展所作的一段评述中可以略窥一斑：

湘士在有清一代大抵治宋儒之学，自唐陶山（仲冕）^[28]承其家学（父奂，曾有辨伪《古文》著述），余存吾（廷燦）^[29]游宦京师，两君颇与戴东原之学接触；陶山之子镜海（鉴）仍折归宋学。乾嘉之际，汉学之盛如日中天；湘士无闻焉。道光间，邵阳魏氏治今文学，承其流者有湘潭、长沙二王氏，善化皮氏；皮氏尤为卓绝。然今文学家，不曾由小学入；故湘籍学者承东汉许、郑之绪以小学音韵训诂入手进而治经者，数百年来星笠一人而已。^[30]

这与从考证学入手而治经学的狩野直喜的学术志向也是一致的。他们都推崇皮锡瑞之学，又都不迷信其学。杨树达翻刻过皮锡瑞的《师伏堂笔记》，^[31]又在1939年12月19日记道：“阅皮鹿门先生《春秋通论》，大体平实，而亟称刘逢禄书，似为偏见，刘书实无可取也。”^[32]而狩野直喜对刘逢禄（1776—1829）“重新以何休的解释力图将公羊学贯彻到底”的为学态势，评价说：“其学力虽可嘉，其正否自当别论。”并明确表示“不能认可其说”。^[33]但是，即便如此，他在其《中国哲学史》中还是不惜重墨，以仅次于朱熹，而几乎与顾炎武、黄宗羲相当的篇幅对其做了介绍。

（四）

狩野直喜与皮锡瑞^[34]的关系，值得探讨。

这种关系最早见于《君山文》卷九《覆皮名振》，全文如下：

皮君执事承教。执事为鹿门先生文孙，彼因刊行遗书，将以一本见送，谢谢。仆十年前偶得令祖所著经学数种而读之，其于今文古文之派别、经学史学之异同，讨原究委，剖析无遗，窃叹以为清末经师冠冕。以仆所闻所见今人之治今文学者，西有井研、南有南海，然远不如令祖之经学朴茂、文章尔雅。至其体大思精、囊括古今、推理明鬯、议论平允，则又非刘逢禄、宋翔凤诸人所能企及也。唯仅窥一斑未见全豹，乃蒙厚贶，定慰调饥，感甚谢甚。再有请者，仆于令祖学术能言其一二而未审其出处事迹。倘有瘗幽之文能以一本惠仆乎？读其书而思其人，幸得如愿，感何可言。专覆奉谢，顺请台安。某顿首。

皮名振，字芋岩，为皮锡瑞次孙，皮嘉祐（著有《三礼郑注引汉制考》等）之子。生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著有《皮鹿门年谱》（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年铅印本，1981年台湾商务印书馆以《清皮鹿门先生锡瑞年谱》之名，收入王云五主编的“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第十六辑）。据皮锡瑞门人李肖聃^[35]为该谱所作之序，可知1930年7月此谱初稿已成。《年谱》中《皮鹿门先生传略》中说：“公平生著述刊印行世者，有《师伏堂丛书》及《皮氏八种》。”对于《皮氏八种》，解释说是：“善化皮氏师伏堂近年重印《师伏堂丛书》中之经考，成《皮氏八种》一集。”狩野直喜的这封复函，写于何时，没有注明。但有以下几点可以推测：

第一，时间或在《皮氏八种》重印之后。所言“彼因刊行遗书，将以一本见送”，所“见送”或为《皮氏八种》中一本。

第二，时间或在《皮鹿门年谱》成稿之前。此复函所言“再有请者，仆于令祖学术能言其一二而未审其出处事迹。倘有瘗幽之文能以一本惠仆乎？”其所请，很可能成为皮名振完成此年谱的一种精神动力。狩野直喜的《中国哲学史》中在介绍皮锡瑞时，说：“其著述稍后传来日本，我读之觉得有趣，但在当时的中国似乎并不有名。我不知其履历，仅仅听说为某师范学校的教师。”^[36]到1928年狩野直喜从京都大学退休，“中国哲学史”为其主讲的科目之一。此处的“不知其履历”与上述“未审其出处事迹”意思相同。希望进一步了解皮锡瑞，也正是他给皮名振复函的重要原因。皮名振不负所望，完成了其祖父的年谱。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皮鹿门年谱》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之花的一项成果。

第三，前述杨树达的回忆录中，1927年10月31日记载“松崎柔甫（鹤雄）托余为狩野先生购书于长沙”。“将以一本见送”或为此时皮名振赠其重印的《皮氏八种》中之一本。

中国学者最早将狩野直喜与皮锡瑞联系起来的，见于李肖聃的《湘学略·鹿门学略第二十一》中。曰：

自先生存时，书已流传人间，及其殁后，遗著及于海外。日本博士有专治先生之学者，皆言先生治经之精，或且出二王先生之上。或者谓先生力赞维新，若逆知世变，识力高出世儒。^[37]

日本博士狩野直喜研究先生之书，常于京都大学为诸生讲演。^[38]

其中“日本博士有专治先生之学者”所指何人，或是否确有其人，尚待考证。^[39]而所言狩野直喜研究皮锡瑞的著作，由狩野给皮名振的信函可见；“常于京都大学为诸生讲演”，由狩野的弟子整理其讲稿所成的《中国哲学史》中有专门论述皮锡瑞一节可以见证。但是，据收录在《星庐日录》中李肖聃给皮崇俭（皮名振之侄）的信函中甚至提到，皮锡瑞“声名达于寰中，遗书行于海外，狩野以兹成业，弟子诵义无穷”。^[40]“弟子诵义无穷”之所指，或许可以看作对狩野直喜的弟子小岛祐马标点皮锡瑞的《经学历史》在日本出版^[41]之事的评价，而“狩野以兹成业”，含义有些模糊，如果此言有将皮锡瑞的著作（学术思想）视为狩野直喜学问成就的基础的意思的话，强调得似乎有些过头。虽然狩野直喜推崇皮锡瑞“于今文古文之派别、经学史学之异同，讨原究委，剖析无遗，窃叹以为清末经师冠冕”。盛赞其学问“体大思精、囊括古今、推理明鬯、议论平允”，这些称赞虽非虚言，如果将这种赞美之词理解为会心的期许，理解为“同心相见稀”的知己之言，理解为一种“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或许更加妥当。皮锡瑞和狩野直喜的经学思想关系究竟如何，这个问题留待今后进一步研究。

通过上述狩野与湘籍学者的诗文交往或学术交流、互访宴请等活动，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情趣盎然的文人狩野直喜的形象，特别是他在迎接中国宾客时，为了表示敬意而“易中国服马褂长衫接待”的情景，颇值得回味。当然，要全面理解其人文情趣，大而言之尚需对其世界观、人生观、中国文化观作进一步的探索；小而言之，亦需对其现实生活中的交往情况，至少对其汉诗文进行全面的分析。而值得注意的是，狩野直喜作为身处近代日本社会遽变的大时代中一名“帝国大学”的教授，他的文人情趣中虽然有对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所描述的理想境界的追求，并有“不是渊明不折腰”的诗句，^[42]但是《君山诗草》中也能够看到“神州男子气如虹”或“天兵百万度关河”、“天兵今已度汾河”之类体现那个时代特色的“豪迈气概”。^[43]对历史人物的思想情感需要作历史的分析，这是不言而喻的。

（原载于吴震主编：《全球化视域下的中国儒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孔学堂出版社，2015年。）

注释

[1]1948年4月弘文堂刊行的《东光》第5号为“狩野直喜先生永逝纪念”特辑，参照其中小岛祐马《通儒としての狩野先生》、仓石武四郎《シノロジシトの典型》、吉川幸次郎《先師と中国文学》、宫崎市定《歴史家としての狩野博士》、铃木虎雄《君山先生との唱和》等。

[2]参见江上波夫编《東洋学の系譜》（大修馆书店1992年），砺波护、藤井让治编《京大東洋学の百年》（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2年）。

[3]参见严绍璗的《日本中国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刘岳兵的《日本近代儒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的相关章节（严绍璗著作的第八章“近代日本中国学早期古典研究的学术流派”中第一节为“实证主义学派——以狩野直喜、内藤湖南与‘支那学社’为代表”，刘岳兵著作的第五章为“狩野直喜论：中国古典解释学的现代复兴”）。1912年狩野直喜游学欧洲之际，王国维有长诗《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开篇即有对狩野直喜之学“归宗于儒”的评价，曰：“君山博士今儒宗，亭亭崛起东海东。平生未拟媚邹鲁，肸蠁每与沂泗通。自言读书知求是，但有心印无雷同。”（王国维：《观堂集林》，见谢维杨、庄辉明、黄爱梅主编《王国维全集》第八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638页。）狩野直喜著、周先民译《中国学文薮》收入王晓平主编的“日本中国学文萃”中，201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有利于中国学者对狩野学术思想的了解。

[4]参见近年来发表的《叶德辉的两个日本弟子》（《读书》2007年5月号）、《杨昌济的思想与日本（上、下）》（《船山学刊》2010年第2、3期，此文上、下篇合编以《近代湘学与日本——以杨昌济为例》为题刊于方克立、陈代湘主编：《湘学》第5辑，湘潭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Naitō Konan and Hunan Studies”（Journal of Cultural Interaction in East Asia，Volume 4 March 2013）、《内藤湖南与“湘学”》（阎纯德主编：《汉学研究》第十五集，学苑出版社，2013年4月。）

[5]仓石武四郎：《シノロジシトの典型》，同前《东光》第5号，第13、15页。

[6]吉川幸次郎：《先師と中国文学》，同前《东光》第5号，第24页。

[7]《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7卷，筑摩书房，1975年，第269、274页。

[8]《大正丙寅初夏邀饮夏王二君南禅寺天授菴，凤冈祭酒有作，夏和之，予亦用其韵》，《君山诗草》，第7页。“夏君”待考。该诗中有夹注曰：“夏君山东人。”接着有《赠夏君用其登天王寺诗韵》两首中，有夹注曰：“君精音律，尤好古琴。”同上《君山诗草》。

[9]狩野直喜：《君山诗草》，第12—13页。白坚与日本的关系，参见高田时雄的《李滂と白堅——李盛鐸舊藏敦煌寫本日本流入の背景》（高田时雄编：《敦煌写本研究年刊》创刊号，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07年。该文“补遗”“再补”“三补”，见该刊第2号2008年、第6号2012年、第8号2014年）；钱婉约：《白坚其人其事》（《中华读书报》2013年12月4日）。

[10]诗曰：“寒云寥廓雁呼群，盃泛黄花酒正醺。古寺有尼护遗像，空山无鹿到孤坟。诗草留得千秋业，气节传来百代文。胜会偏欣邀远客，半林枫叶对斜曛。”狩野直喜：《君山诗草》，第13页。其详情可参见高田时雄《李滂と白堅（補遺）》中的“《四翁乐群图》中的白坚”一节（高田时雄编：《敦煌写本研究年刊》第2号，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08年，第186—187页）。

[11]杜甫《梦李白》诗中有“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之句。

[12]狩野直喜：《君山诗草》，京都中村印刷株式会社承印，1960年8月，第8页。

[13]即日本五山文学的代表作家中岩圆月（1300—1375）的《日本书》，该书主张日本皇室为吴太伯的子孙。

[14]“那珂久世”为那珂通世（1851—1908）之误。“石黑浪六的《天地开辟史谈》”待进一步查实。

[15]陈尔靖编：《王芃生与台湾抗日志士》，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5年，第459页。《山海经》中“海内北经第十二”有如下记载：“盖国在巨燕南，倭北，倭属燕。”

[16]王芃生：《一个平凡党员的回忆与自我检讨》，见陈尔靖编：《王芃生与台湾抗日志士》，第301页。

[17]以下所引自《莫哀歌草》者，均见陈尔靖编：《王芃生与台湾抗日志士》，第409—414页。

[18]日本学界研究文章，参见景慧：《楊樹達の文法学——「馬氏文通」との比較を中心に》，宇都宮大学外国文学研究会编《外国文学》（42），1993年8月；鸟井克之：《楊樹達「高等国文法」》，关西大学文学会《文学论集》第42卷第1号，1992年10月。

[19]“树达年几志学，获侍坐隅，饫习绪论，殆逾卅载。……树达忝厕门墙，未穷涯涘，望若止于兴叹，传业邈其难期。……民国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长沙受业弟子杨树达敬撰。”参见杨树达：《郋园全书序》（《积微居文抄》，杨树达文集《积微翁回忆录·积微居诗文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83—84页）。

[20]上海古籍出版社：《〈杨树达文集丛书〉出版说明》（2006年12月），《积微翁回忆录·积微居诗文抄》（杨树达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页。

[21]杨逢彬：《〈积微翁回忆录〉重版后记》，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02页。

[22]张贻惠（1886—1946），字少涵，物理学家、教育家。曾留学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

[23]马幼渔（1878—1945），名裕藻，字幼渔，音韵学家、文字学家。曾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东京帝国大学。时任北京大学教授。

[24]参见前述《东光》第五号中收录的小岛祐马《通儒としての狩野先生》。作为“儒学家”的狩野直喜的学问特点（对日本及中国传统儒学的继承、经学家和思想家之间、解释与欣赏之间、学术与政治之间），请参见前述拙著《日本近代儒学研究》。

[25]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4页。

[26]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寅恪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60、261页。

[27]曾运乾（1884—1945），湖南益阳人，字星笠，音韵学家。有《尚书正读》《音韵学讲义》等著作。

[28]唐仲冕（1753—1827），字六枳，号陶山，乾隆五十八年（1793）进士。陕西布政使、陕西巡抚。著有《仪礼蒙求》（钱大昕、孙星衍序）、《周礼六官表》、《陶山文录》、《陶山诗录》等。其父唐焕（字瑶章，号石岭），乾隆六年（1741）举人，著有《尚书辨伪》（姚鼐序）、《克己斋四书》等；子唐鉴（1778—1861，字栗生，号镜海），为曾国藩之师，学宗朱熹，著有《朱子学案》《朱子年谱考异》《唐确慎公集》《国朝学案小识》等。

[29]余廷灿（1735—1798），字卿雯，号存吾，乾隆三十二年（1767）进士，任翰林院检讨，兼三通馆（清代修书馆名，乾隆三十二年开设）纂修。著有《存吾文稿》等。

[30]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1945年1月20日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5—156页。

[31]“皮鹿门先生《师伏堂笔记》三卷止有铅印本，流播不广。余为付刻，且序之，是月刻成。”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1930年1月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0页。

[32]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9页。

[33]狩野直喜：《中国哲学史》，岩波书店，1953年，第632页。

[34]《中国历史大辞典》中的词条“皮锡瑞”解说如下：皮锡瑞（1850—1908）清湖南善化（今长沙）人，字鹿门，一字麓云。光绪举人。曾主讲湖南桂阳龙潭书院、江西南昌经训书院。中日甲午战争后，极言变法不可缓，并谓改政必先易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任南学会会长，讲演学术，贯穿汉、宋，融合中西，言保种保教必先开民智，论抵拒洋人通商传教之法，述孔子改制、变法兴国之事。遭顽固派肆言诋毁，遂赴江西，仍主讲经训书院。戊戌政变后被革去举人，遂回原籍，杜门著述。后出任长沙定王台图书馆纂修。博通群经，崇尚今文，慕西汉传述今文《尚书》之伏生，署所居名“师伏堂”，人称“师伏先生”。著有《五经通论》、《经学历史》等。另有《师伏堂丛书》、《师伏堂笔记》、《师伏堂日记》、《皮氏八种》等。（郑天挺、吴泽、杨志玖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音序本）上，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第1942页。）研究皮锡瑞的专著，中国大陆有吴仰湘《通经致用一代师——皮锡瑞的生平和思想研究》（岳麓书社，2002年）。台湾近年出版有高志成《皮锡瑞〈易〉学述论》（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1年）、何铭鸿《皮锡瑞〈尚书〉学研究》（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0年）。

[35]李肖聃（1881—1953），早年问学于皮锡瑞。1904年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等校求学，1911年归国。1913年梁启超任袁世凯政府司法总长，李肖聃为其文字秘书。后任湖南大学教授，著作有《湘学略》（1946年初版，国立湖南大学铅印本）等，后结集为《李肖聃集》，收入“湖湘文库”，岳麓书社2008年出版。毛泽东有一首《蝶恋花·答李淑一》（“我失骄杨君失柳……”），李淑一即为李肖聃之女。

[36]狩野直喜：《中国哲学史》，第646—647页。

[37]《李肖聃集》，第99—100页。

[38]同上，第103页。

[39]盐谷温在《东亚研究》（第三卷第二号，1913年2月）发表的《湖南老儒とその選著（二）》论及皮锡瑞，首先简明扼要地介绍了皮锡瑞的履历：“皮锡瑞先生，字鹿门，其读书之堂曰师伏堂。湖南善化人。同治十二年癸酉科拔贡，光绪八年壬午科举人。历任江西经训书院山长、湖南优级师范、高等学堂之主讲。光绪戊申正月身故，享年六十岁。”并指出：“其学兼通汉宋，入南学会主唱变法进取主义。其言曰：‘弟所学本兼汉宋，服膺亭林船山之书。素主变法之论，今讲已十余次，所说非一端。其大旨在发明圣教之大，开通汉宋门户之见；次者变化开智，破除守旧采挛之习。如是而已。’可以察其学风。曾著醒世歌，其中有言：若把地球来参详，中国并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浑圆物，谁居中央谁四旁？盖欲破夷夏之防而合内外之教。”又说：“皮氏学兼汉宋，其说极为平正稳健，绝无叶氏纵横武断之迹。为初学者之好指针。”

[40]《李肖聃集》，第388页。

[41]皮锡瑞著、小岛祐马点：《经学历史》，京都汇文堂，1917年。

[42]《君山诗草》，第10页。

[43]《君山诗草》，第1、13页。

二狩野直喜的文人情趣——以狩野直喜与湘籍学者的交往为例

二狩野直喜的文人情趣——以狩野直喜与湘籍学者的交往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