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 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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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廷璆 等
选自《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第二章 日本的战败与战后政治改革
第二章 日本的战败与战后政治改革
一 战后初期的政治改革
日本战败后，在美国的单独占领下，实行了一系列全方位的政治民主化改革，这些改革促使日本旧体制迅速解体，从而为日本走上现代民主制国家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战后初期的政治民主化改革涉及到方方面面，本章仅就解除公职及其对日本政党的影响、政党政治的恢复以及新宪法的制定等问题作一重点论述。
（一）美国对日占领及其民主化政策
（1）美国对日占领
1945年8月15日，根据天皇裕仁宣布的《终战诏书》，日本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投降。对长年被卷入战争漩涡的日本国民来说，突如其来的“终战”犹如晴天霹雳，使他们陷入惊愕、困惑和不知所措的氛围之中。据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的调查报告，日本国民在刚投降时的反应，“后悔、悲叹和遗憾”的占30%，“惊愕、冲击、困惑”的占23%，认为“战争结束、苦难到头而有安全感、放心和幸福感”的占13%，“早就预感到必然失败”的只有4%。[1]
上述调查数字显示，战败前夕，日本国民虽然有厌战情绪和希望早日结束战争的一面，但长期受大日本帝国思想熏陶、受制于日本精神（大和魂、特攻精神、忠于天皇）的日本国民，不少人仍抱有抵抗到底的信念，对战败缺乏思想上的准备，有些人虽有厌战情绪但并没有采取与国家对立的行动，因此短时间内还不能从支持、赞同的状态中摆脱出来。在日本国民中，多数人“依然相信，在最后的一瞬间，‘神风’会吹来保护日本”（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报告书》）。日本国民的这种意识，是日本军国主义者长期封锁外界消息，一味宣传好战，鼓吹日本必胜的必然结果，也使日本国民陷入一种既害怕战争，更害怕失败的欲罢不能和孤注一掷的境地。
日本宣布投降以后，铃木贯太郎内阁立即总辞职，东久迩宫内阁（1945.8.17—1945.10.9）取而代之，这是日本宪政史上前所未有的“皇族内阁”，其政治使命是利用东久迩宫在军队的地位和皇族的身份，来妥善处理日军的无条件投降和美军占领日本等“终战事宜”，所以有人称其为“终战措施内阁”。东久迩宫也表示，“维护国体这条线，既是对外谈判的底线，也是国民指导的基本方针”。[2]可以说，维护国体是东久迩宫内阁的最高政治目标。
麦克阿瑟以盟军最高司令官身份君临日本，被授予至高无上的权力。杜鲁门总统在命令中称：“天皇和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限，隶属于作为盟国最高司令官的贵官。”[3]麦克阿瑟也自称：“我对日本国民，事实上具有无限的权力。历史上，任何殖民地总督、征服者或司令官，都没有拥有过我对日本国民所拥有的这么大的权力。……我是8000万日本国民的绝对统治者。”[4]
鉴于东久迩宫内阁极力维护日本国体的举动，麦克阿瑟向日本政府发出指令：立即释放政治犯，废止思想警察及其他一切类似机关；罢免内务大臣、有关的警察首脑及其他与镇压活动有关的官吏；废止一切镇压市民自由的法规。在该指令的冲击下，东久迩宫皇族内阁被迫辞职。战后维护国体势力宣告崩溃，治安维持法体制也随之垮台。
根据《波茨坦公告》的精神，日本领土应由同盟国军事占领。当时由于中国国民党政府忙于内战，英国也无力占领日本，只有苏联提出把北海道的北半部和全部千岛归于苏联占领。而美国的既定方针是：关于对日本的占领，美国将同参加对日作战的各盟国进行协商，各盟国将参加对日本的占领、统治及占领政策的制定，美国则负责实施占领政策。因此，各占领国所提供的部队将由美国任命的司令来指挥，并把日本作为一个单位来统治，而不像德国那样划分占领地区。显然，这便是美国实质上的单独占领。
美国政府制定的《日本投降后美国初期对日方针》（简称“初期政策”）由四部分组成：最终目的、盟军权利、政治、经济。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美国占领日本的目标。在“初期政策”中规定，美国占领日本的最终目标是：确保日本今后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不再成为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促使最终建立一个和平与负责的政府，该政府将尊重他国的权利，并支持《联合国宪章》的理想和原则中所显示的美国目标。对日占领基本目标表明，美国出于其全球战略利益的需要，决心把日本改造成为依附于己的国家。
第二，对日本社会实行改组。美国为了实现上述占领目标，在“初期政策”中规定，在战后日本实行非军事化和民主化。关于实施非军事化措施，必须完全解除日本的武装，并使其完全非军事化。凡军国主义者的权力和军国主义的影响，都必须从日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彻底清除。凡显示军国主义精神和侵略思想的机构，都必须坚决取缔。关于实施民主化措施，必须鼓励日本人民培养起争取个人自由、尊重基本人权，特别是宗教、集会、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愿望，并鼓励日本人民建立民主的团体。通过对日本社会进行全面的改组，从日本社会体制中铲除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残余，从而使日本社会走向现代化。
第三，美国统治日本的方式。在“初期政策”中规定，占领军最高统帅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天皇和日本政府的权力……应从属于最高统帅，最高统帅应具有为实现投降条款与贯彻有关占领和控制日本的政策所必需的一切权力”，“日本国政府在最高司令官的指示下，有行使国内日常行政事务的政治机能，但是，如果不能满足最高司令官的要求时，最高司令官则有权更换政府机构或人事，或者依据直接行动的权利和义务加以限制”。[5]这样，天皇和日本政府就成为执行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简称“盟总”）指令的附属机构，而“盟总”和日本政府的关系则是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美国占领当局通过这种关系，可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既能控制日本政府，又能通过它统治日本人民，从而达到比军政更好的占领效果。
（2）民主化政策与旧体制解体
美国占领当局在建立、健全占领机构的同时，开始实施一系列民主化政策，促使日本的旧统治体制迅速解体。
首先，“盟总”相继发出一系列指令，其中主要包括：解除日军武装，增强民需生产和禁止军需生产，废除战前和战时的《新闻法》《国家总动员法》等限制言论、新闻自由的统制性法规等。这些指令只是作为占领初期的“终战处理”，扫除实施占领政策的障碍，还没有涉及日本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问题。
美军占领日本以后，大批政治犯还关押在狱中。这一情况引起国际舆论和日本进步人士的关注。有人指出：“反军国主义的领袖人物，在占领军的民主改革中是不可缺少的，他们现在正在狱中。……占领军果真在日本推行民主，释放政治犯是先决条件。”盟国的特派记者纷纷要求会见狱中的政治犯人。日本国内，也成立了两个要求释放政治犯的组织：“政治犯释放委员会”和“朝鲜人政治犯释放委员会”。
面对这一局面，日本政府的态度是“《治安维持法》[6]可以修改，但不考虑废除，政治犯也不准备释放”。麦克阿瑟虽然不喜欢共产主义，但是他知道，如果《治安维持法》不废除，日本的军国主义体制就不可能改变，民主化就无从谈起，于是他决定立即向日本政府递交了《关于废除政治警察的备忘录》。备忘录主要内容包括：保障思想、宗教、言论、集会的自由，乃至自由议论天皇和皇室；立即废除《治安维持法》等一系列剥夺自由的法律、敕令及法规；释放政治犯；废除秘密警察及一切言论统制机构；罢免内务大臣、警视总监、特高警察等官吏。
据此，接替东久迩宫内阁的币原喜重郎内阁（1945.10.9—1946.5.22）释放了2400名政治犯和思想犯。其中包括在狱中度过18年的日共党员德田球一和志贺义雄。《国防保安法》《军机保护法》《言论集会结社等临时取缔法》《治安维持法》《思想犯保护观察法》《治安警察法》等相继废除。这标志着天皇制国家的治安机构解体，向民主化道路迈出了第一步。
随后，麦克阿瑟下达了所谓“五大改革”指令，这就是：一、赋予妇女参政权；二、鼓励成立工会组织；三、实行教育自由化，开设各类学校；四、废除秘密检察等各类专制机构，确立保护人民的司法制度；五、促进经济制度民主化。[7]遵照这一指令，币原内阁随即着手进行改革。首先，承认妇女参政权，修改了《众议院议员选举法》，规定选举权由25岁降至20岁，被选举权由30岁降至25岁，并着手制定《工会法》，废除军国主义教育，实行国家与神道分离，冻结皇室财产，解散超国家主义团体等。当然，解散财阀、解除公职、农地改革以及修改宪法等重大改革的指令，也在币原内阁时期相继下达。而币原内阁相对东久迩宫内阁而言，在推行这些改革指令方面是前进了一步，但从根本上讲，它还远远不能满足“盟总”的要求，甚至是貌合神离。
（二）解除公职及其对日本政党的影响
（1）解除公职
1946年新年伊始，盟总向日本政府下达了《关于解除不适宜从事公务者公职之备忘录》和《关于废除政党、政治结社、协会及其他团体之备忘录》，这就是使日本政府感到震惊的“解除公职令”。
解除公职与制定新宪法、农地改革、劳动改革等重大举措一起，成为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以民主化和非军事化为目标的日本战后改革中占有重要一页，对日本战后政党的形成和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解除公职令”规定的整肃对象为：战犯、职业军人、谍报机构和宪兵队的官兵及军属，极端国家主义团体、暴力团体及秘密爱国团体的骨干分子，大政翼赞会、翼赞政治会、大日本政治会的骨干分子，满铁、东洋拓殖公司等与日本扩张有关的开发机构及金融机构的高级职员，殖民地与占领地的行政长官，其他军国主义者和极端国家主义者。[8]
整肃共进行了3次，第一次整肃的结果，被整肃的团体达119个，1942年大选中由翼赞政治会推荐的382名议员全部失去议会议员资格。[9]在1946年4月选举之前对候选人进行了“事前审查”。这次审查的结果，进步党的原274名众议院议员中，包括总裁和干事长在内的260名议员被整肃，只有14人通过审查；日本自由党的43名议员中，有30名被整肃；协同党的23人，有21人被整肃；社会党的17人，也有10人被整肃。[10]
4月10日，举行了战后第一次众议院选举（日本第22次大选）。选举结果，在464名议员中，没有任过议员的新议员375人，占81%；任过的89人，仅占19%。在此次选举中，妇女有了参政权，38名妇女第一次当选为议员，这在日本议会史上是第一次，表明妇女开始走上政治舞台。而且，有选举权和有被选举权的人的年龄分别下降了5岁，选民由1942年“翼赞选举”时的1459万人增至3688万人，增加了1.5倍，这在日本选举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11]
大选结束后，对当选议员又进行了复查，结果又有10名议员被刷了下来，其中包括准备就任众议院议长的三木武吉（自由党）和自由党干事长河野一郎等人。经过整肃和选举，日本的政党和议会初步得以改造。
第二次公职审查委员会（即所谓“美浓部委员会”）成立后，对日本政界和官界进行了整肃，对枢密院、贵族院和众议院的审查结果，共有191人被解除公职。对政府各部门的审查，共整肃905人，其中内务省官员344人，占总数的38%，人数最多。[12]美浓部委员会共审查了3759人，其中3495人通过审查，264人被解除公职。
美浓部委员会（第二次委员会）解散后，“中央公职审查委员会”（第三次委员会）成立。这次整肃的范围，在中央一级从政界扩大到经济界和言论界，同时在地方一级从都道府县扩大到市町村，因此中央和地方分别成立了审查委员会。
中央审查委员会（“公职适否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地方委员会的委员和与选举有关的地方官员、都道府县知事以及东京以外的五大市（大阪、神户、京都、名古屋、横滨）的市长、参众两院的议员候选人。2月中旬，46个都道府县的“公职适否审查委员会”和人口在5万人以上的118个市的“公职审查委员会”全部成立。
1947年是“解除公职"工作大规模推进的一年，这是因为这期间采取了“暂定”措施。所谓“暂定”，就是各级审查委员会根据1947年7月1日公布的第一号《敕令修正令》和“暂定政令”，对因辞职等原因不能列为整肃对象的人，不必填报调查表便可将其“暂定”为整肃对象，暂定对象如果在30日内提出异议，则对其审查、判定，如果不提出异议，则被自动视为整肃对象。这一措施大大加速了整肃的进度。接受“暂定”的人总数达204304人，提出异议后而被排除整肃的为11162人，结果有193142人被列为整肃对象。加上原来中央和地方经审查被定为整肃对象的3633人和4081人，三者相加共有200856人。还有第一次被解除公职的1067人，被解除教师职务的7003人，总共为208926人，其中有148人请求复审后免于整肃，所以实际遭到整肃的全部人数为208778人。[13]在这些被整肃的人中，军人占79.6%，政治家占16.5%，超国家主义者占1.6%，官僚占0.9%，企业界占0.9%，言论报道界占0.5%。[14]
1947年，正当日本开展大规模整肃的时候，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出现冷战局面，美国开始推行杜鲁门主义。美国对日占领政策从此发生重大转变。在这一形势的影响下，解除公职工作于1948年5月匆匆结束。1948年6月，成立“美国对日委员会”（ACJ），具体负责美国政府对日占领政策从过去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向扶植日本经济方面的转化工作。
随后，“解除整肃”的工作全面展开。到1951年11月，共甄别了177261人。在《旧金山对日和约》生效的1952年4月28日以前，又甄别、解除了9306人的整肃。随着《旧金山和约》的生效，有关解除公职的法律全部被废除，尚处在被整肃状态的人这时只剩下8710人了。[15]
解除公职与解散财阀等民主化政策一样，由于美国对日政策的改变而导致虎头蛇尾的结局。尽管如此，以旧军部为首的政、官、财、舆论和教育界等的有关人士多达20余万人被解除了公职，如果把慑于整肃而提前提出辞职的人和被整肃者家属计算之内，触及范围约达百万人以上，其规模之大，远远超出了日本人的预料。
（2）解除公职对日本政党的影响
解除公职对日本战后政党政治体制的形成和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解除公职令”明确指出，“限制被禁团体成员在政党组织中的比例”“禁止被禁团体成员在新的政党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等。指令还规定，凡符合整肃标准的所有个人，“即使在战后参加政党和其他组织”，“均应立即解除公职”，“今后的大选候选人也必须遵守这一规定”。[16]所以日本大多数政党的政治活动都受到“解除公职令”的影响。
解除公职对战后日本政党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通过整肃，剥夺了1945年以前积极参与日本侵略扩张政策的人物的参政资格。这些老牌政治家遭整肃后，一批新人填补了日本政治的空白，这些新人虽然缺乏从政经验，但对发展战后民主政治是有利的因素，使日本各政党朝着比较自由、民主的方向发展。
整肃计划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从公职中除掉那些有反民主嫌疑的人物，代之以新的民主领导人。所以，检验整肃运动的结果，主要看有多少新的政治领导人和政党负责人登上政治舞台。仅从中央一级的情况看，在战后三次大选中初次当选为国会议员的人数以及他们在下次选举中再次当选的情况如下表：
表2.1 战后三次大选中当选的战后派国会议员[17]
上表表明，战后通过大选进入政界的战后派国会议员，在1951年解除整肃以前，在政治力量对比中已经占据主导地位，所以解除整肃以后，战前派政治家虽然大部分恢复了从事政治活动的资格，但时过境迁，已经没有了往日的权力、地位、影响和机遇，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公职，除少数人外，不再对日本政治产生多大影响，所以在整肃后期，解除整肃的政治家即使对政治体制产生某些影响，也多半是靠个人的能力和影响力，而不是作为一股整体的力量。
总之，通过整肃，大批政界人物、企业家和行政官僚被解除职务，一大批支持战时体制的核心人物销声匿迹，使政府和企业的领导阶层大大年轻化，加速了民主化进程。
（三）政党政治的恢复
日本投降后不久的1945年9月1日，第88届临时帝国会议召开。这届议会的议员都是1942年6月30日通过翼赞选举而产生的，其构成为，大日本政治会（日政会）377人，赞壮议员同志会（赞壮同志会）21人，无所属25人。[18]会后不久，9月6日赞壮同志会解散，9月14日日政会解散，其他战时御用政治团体也随之自消自灭。
与此同时，战前和战时的一些政界人物开始着手重建政党，各种政治势力重新组合，在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内，相继建立和重建了日本社会党、日本自由党、日本进步党、日本协同党和日本共产党。在这5个政党中，日本进步党、日本自由党和日本协同党属于保守政党，日本社会党和日本共产党属于“革新政党”。
自由党纲领是：一、自主地实践《波茨坦公告》，根除军国主义要素，按照世界公理，以期建设新日本；二、维护国体，确立民主的负责任的政治体制，提倡学术、艺术、教育、宗教自由，以期思想、言论、行动的畅达；三、加强财政，促进自由的经济活动，重建农工商各产业，以期充实国民经济；四、提高政治道德、社会道义，以期国民生活的和谐；五、尊重人权，提高妇女地位，推行社会政策，以期社会的稳定、幸福。[19]
进步党是以战时御用政党大日本政治会为基础，经过改头换面而建立起来的。大日本政治会宣布解散以后，其核心成员旧民政党系和旧政友会中岛（知久平）派系的议员，不甘退出政治舞台，积极酝酿筹建新党。
日本进步党的纲领是：一、维护国体，贯彻民主主义，确立以议会为中心的责任政治；二、尊重个人自由，完成以协同自治为基准的人格，为建设世界和平和提高人类福利而努力；三、实现事事自主、人人劳动，在产业布局合理的情况下，力图生产旺盛和分配公正，建设新的经济体制，确保全体国民的需要。[20]
显然，在维护国体这一点上，日本进步党与日本自由党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自由党尚指出“根除军国主义要素”，主张自由主义经济，而进步党对日本的侵略战争却毫无反省之意，仍强调以“统制经济”为目标。可见进步党与战前的保守党相比较，毫无“进步”可言。
第三个保守政党是日本协同党。协同党没有战前政党的根基，可以说是战后产生的一个新党。其成员是与农村有关的部分议员。他们打着协同组合主义的旗号，成立日本协同党，有国会议员23人。该党核心成员是战前和战时的产业组合运动领导人，他们曾是大政翼赞运动的积极分子，后来转而加入反东条内阁运动。所以协同党当属保守党中偏左的政党，也可以说是中间性保守党。该党党纲中主张“维护皇统”，“确立民主政治体制”，并在政策大纲中提倡“打破包括资本垄断在内的全部封建因素”。由此可以看出，协同党回避了“维护国体”问题，而且具有某种空想社会主义的因素，是“以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的中道政治为目标”的保守政党。[21]
日本社会党是战后日本最先建立的政党，有国会议员17人。筹建社会党的核心人物都是战前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在战时翼赞体制下，作为非推荐议员，在翼赞议会中占有一席之地。社会党纲领指出：社会党作为“劳动阶级的联合体，确保国民政治自由，谋求建立民主体制”，“排除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反对一切军国主义思想及其行动”，“实现持久和平”。[22]归纳起来，社会党的纲领就是“政治上的民主主义、经济上的社会主义、国际上的和平主义”。[23]
在社会党政策中，虽然在政治、经济、行政、司法、劳动及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性主张，但从未触及天皇制问题。甚至有人在成立大会上公然高呼“天皇陛下万岁”。所以，从总体上看，社会党属左翼政党，但也表现出其右倾的一面。尤其在党的性质上，明确规定社会党是“左边除去共产党、右边除去鸠山的党，把这中间所有的人全部网罗在内的社会主义大众党”。[24]成分复杂，政见不统一，这就注定了社会党的日后分裂。
日本共产党成立于1922年7月，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对外侵略战争以后，日共屡遭镇压，主要领导人多被投入监狱，直至日本战败。战后伊始，日本政府被迫释放了德田球一、志贺义雄等16名日共领导人。在狱中度过18年之久的德田球一等领导人出狱后，立即以合法身份积极着手恢复日本共产党。
重建后的日共纲领，公开宣布“打倒天皇制，建立人民共和政府”，“惩治一切战争罪犯”，“废除钦定宪法，由人民制定民主宪法”，“废除旧议会、枢密院和贵族院”，提倡建立人民战线，以实现民主主义革命。从日共的行动纲领看，可以说日共是个最急进的革新政党。
注释
[1]粟屋宪太郎编：《日本现代史资料》第二卷，大月书店1980—1981年版。
[2]崛幸雄：《战后政治史》，南窗社2001年版，第16页。
[3]末川博：《战后二十年史资料——法律》第三卷，日本评论设1971年版，第13页。
[4]袖井林二郎：《麦克阿瑟的两千日》，中央公论社1974年版，第88页。
[5]日本历史科学协议会、中村尚美、君岛和彦、平田哲男编：《史料·日本近现代史Ⅲ·战后日本的进程》，三省堂1985年版，第6页。
[6]1925年专为镇压思想犯和政治犯而制定的法律。
[7]日本历史科学协议会、中村尚美、君岛和彦、平田哲男编：《史料·日本近现代史Ⅲ·战后日本的进程》，三省堂1985年版，第23页。
[8]日本历史科学协议会、中村尚美、君岛和彦、平田哲男编：《史料·日本近现代史Ⅲ·战后日本的进程》，三省堂1985年版，第28页。
[9]竹前荣治、中村隆英监修：《GHQ日本占领史》第六卷，日本图书中心1995年版，第23页。
[10]崛幸雄：《战后政治史》，南窗社2001年版，第39页。
[11]日本历史研究会编：《日本同时代史》第一卷《战败与占领》，青木书店1990年版，第126页。
[12]增田宏：《解除公职—三大政治整肃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版，第11页。
[13]增田宏：《解除公职——三大政治整肃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版，第16、17页。
[14]日本历史研究会编：《日本同时代史》第一卷《战败与占领》，青木书店1990年版，第126页。
[15]日本首相府官房监察科编：《解除公职备忘录整肃人员名单》（长滨功监修《复刻资料解除公职Ⅱ》，明石书店，1988年）卷末《解除公职事务经过》。
[16]竹前荣治、中村隆英监修：《GHQ日本占领史》第十一卷《政党的复活及其变迁》，日本图书中心1995年版，第95页。
[17]竹前荣治、中村隆英监修：《GHQ日本占领史》第十一卷《政党的复活及其变迁》，日本图书中心1995年版，第119页。
[18]崛幸雄：《战后政治史》，南窗社2001年版，第67页。
[19]崛幸雄：《战后政治史》，南窗社2001年版，第70页。
[20]同上书，第75页。
[21]富森睿儿：《战后保守党史》，日本评论社1977年版，第6页。
[22]崛幸雄：《战后政治史》，南窗社2001年版，第84页。
[23]升味准之辅：《战后政治》上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85年版，第151页。
[24]大江志乃夫：《日本历史》第三十一卷——《战后变革》，小学馆1977年版，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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