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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现代新儒学与日本——以梁漱溟的著作在日本的影响为例
- 四中国现代新儒学与日本——以梁漱溟的著作在日本的影响为例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全套 18 卷）

作者：吴廷璆等

四中国现代新儒学与日本——以梁漱溟的著作在日本的影响为例

（一）

梁漱溟是中国现代新儒学的开启者，通过分析和整理梁漱溟的思想和著作在日本的影响，可以看出中国现代新儒学与日本的密切关系。透过这种关系不仅可以使我们获得对中国现代新儒学研究的新视角，而且这对研究近现代中日思想文化交流史也具有重要意义。

梁漱溟被日本学者关注是在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正式出版之后。日本第一篇介绍梁漱溟的文章，是1922年5月在京都出版的《支那学》^[1]第二卷第九号上发表的冈崎文夫^[2]的《梁漱溟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冈崎文夫由上野育英会派遣于1919年来中国留学。他在文章中说：“中国思想界处于迷惘混乱的状态，而且对于具有深厚文化根底的中国人来说，不可能无条件地接受不同的思想。余辈留学于中国之际，痛感革新派与守旧者之间几乎没有融通的余地，虽说这就是中国式的态度，但是最近终于出现了相互交流的迹象。该书通过深刻反思，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思想活动的方向，颇觉愉快。”京都学派学者虽以研究中国古典而闻名，对现实中国也有浓厚的兴趣。

同年10月，在东京出版的《斯文》第四编第五号“孔夫子追远记念号”上发表了小柳司气太《支那之国民道德》一文。《斯文》是近代日本最大的儒学团体“斯文会”的机关刊物。而小柳司气太是当时最活跃的“新儒家”之一。^[3]他在文章中认为：“与中国社会组织有紧密关系的孔教之精神，事实上依然作为中国的国民道德在发挥作用。”并将北京的四存学堂及孔教会引为同调，说“他们对孔子教的见解及其实行宣传的方法等虽然未必与我们的意见一致，但其最终目的，应该说是一样的。”文章中特别提到“北京大学教授梁漱溟，本来是唯识学者，后来宣称去佛从儒，成为孔子教徒。”并对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一著作中“必须用孔子的哲学来拯救西方文明的缺陷”这一主旨深表赞同。他之所以对中国当时的儒学动态格外关注，正如他在文章中所说，“切儒教者中日共同之文明也，而两国最重要之大关系，洵赖此共同之文明相互以融和之也。然两国和亲之原因，则亦存于上述文明之融和。且须牢记两国之自卫共存，亦实以此同一文明为关键也。近自欧洲大战以还，所酝酿之黑暗思潮，今已澎湃而来，淘洗我东亚之堤岸矣。吾人虽确信吾中日两国民之文明，乃数千年来儒教的精神所熔炼，决不至轻易为所破坏焉。而时代之趋向所及，又有未容乐观者。故吾两国国民必须协力提携，奋勉振兴儒教精神，使我东亚深远高崇之文明，得以永久不失其光辉。是实我两国民间之相互的急务、应尽之天职也。”（以上划线部分原文为汉文）他认为儒学不仅有悠久的历史，而且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而西方的发达进步不过是最近三四百年间的事，况且这三四百年间构筑的文明如今也出现危机，他感到需要一种有力的辅助力量来开出新生面不可。“这种辅助力量不外就是中国的文明东洋的文化。这是上天赋予的拯救世界人类的妙药，中国人、东洋人岂能够辜负此使命？”

在20年代出现的提到梁漱溟的著作中有以下两本值得注意。其一是清水安三的《支那新人与黎明运动》（1924年大阪屋书店）。吉野作造为该书写的序中称“清水君对中国的事物具有极为公平的见解”，“相信其见解之最正确，在今日的中国通中无人能出其右。”而且“其论说均来自第一手材料”。当时清水安三任《北京周报》主笔。本书的第十一章“支那思想界近状”介绍“梁漱溟为北大印度哲学的教授，披沥蕴积之所著《印度哲学大纲》《漱溟卅前文存》《东方文化之价值》（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之误——引者）等著作逐渐出版问世，越来越为世人所认可。现在在青年学生中的名声与胡适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4]“他（梁漱溟）参加张君劢与丁文江的论战而站在与张君劢稍微不同的立场上反对丁文江。他有两个明显的倾向，一是提倡东方文化，二是立足于唯心论（idealism）。在他看来，欧美的科学文化现在已经发展到了极限，此后是中国文化统治世界，再接下来的是印度文化。”^[5]对此清水安三也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即“大体上与张君劢、梁漱溟的意见有同感。”^[6]

另一本是土田杏村的《日本支那现代思想研究》。这是第一本向西方人介绍日本和中国现代思想内容的著作（英文版：Contemporary Thought of Japan and China，伦敦，Williams and Norget，1926）。此书关于中国的论述“受益于清水安三的《支那新人与黎明运动》和《支那当代新人物》两本书最多。如果没有这两本书作为向导，就是收集资料都会感到困难。而且本书中关于中国的论述也有直接得之于清水安三的研究之处”（1926年《日文版序》）。该书对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文化观提出了怀疑，他说：“我认为将中国文化与西欧及印度文化对照时，尽管相信将来会进一步西欧化，无论如何不能相信最终会印度化。至少为了论证其主张，不能仅仅从哲学方面立论，还必须科学地、特别应该从经济事实方面加以论证。”^[7]

（二）

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出现的关于现代中国思想的著作中，梁漱溟的名字频频出现，评价不一。如神谷正男在《现代中国的思想潮流》（载1939年4月《亚洲问题讲座》）一文中指出：“五四前后，在北京大学与胡适并称的梁漱溟，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超越地域政治背景的传统主义思想潮流的唯一名著。此后他转向指导农村运动而未能够发展其哲学，但是现在他被西方人视为中国唯一的哲学家。”^[8]又如小竹文夫在《现代支那思想》中说到，梁漱溟的思想“在其立论的根底上虽然特别能够让东方人产生共鸣，但其在所论的事实及条理方面有许多矛盾之处，不能说论证严密。仅就其在民主与科学呼声日盛之中，批判西洋文明而推崇东方文化这一点，即使其缺乏明确的理论，也决不可忽视其影响。”^[9]而福井康顺的《现代中国的伦理思想》（1943年11月《岩波伦理讲座》）则重视梁漱溟“独特的佛学思想”，说梁漱溟等保守派思想家“都倾向于持独善之说，而未与论敌进行真正的辩驳”。

与以上的这些泛泛而论相比，四十年代有两篇专门研究梁漱溟的论文更值得注意。这两篇文章都出自京都中国学者之手，一篇是木村英一的《梁漱溟的思想——关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东亚人文学报》第3卷3号，1944年。以下称“木村文”），作者在文末“附记”：“此稿本来打算进一步论述《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思想与此后村治论思想的关系及其社会历史意义。现在因故就此搁笔，虽然从内容和体裁上看都尚未完结，其以村治论为中心的后半生的思想，只好留待他日再论。”另一篇是小野川秀美的《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论的形成》（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人文科学》第2卷2号，1948年。以下称“小野川文”）。在该论文的一个注释中，小野川秀美说：“关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一般性内容，木村副教授在《梁漱溟的思想——关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中作了很好的介绍。本文参照了此文。”木村英一此后侧重于中国道教、佛教思想研究，没有看到其续篇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小野川文可以说就是其续篇。这两篇论文描绘出了梁漱溟思想的基本面貌，为日本的梁漱溟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要而言之，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这两篇文章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梁漱溟的生平与思想。木村文中详细地介绍了梁漱溟的思想发展历程，并从文化观、哲学观、比较哲学的原理、中国人生活态度的优劣以及现代中国人应持的态度等方面详细地分析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思想。关于梁漱溟的生平，作者说中日之间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就没有听到梁漱溟的消息了，并听说梁漱溟已经于去年（1943年）去世了，因此而不胜感叹。小野川文则详细地论述了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形成及主要内容。两者都将东西文化论和乡村建设作为梁漱溟一生的两个思想巅峰，并着力阐述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木村文指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梁漱溟一生中的两本主要著作之一，是他前半生思想的顶峰，同时也是形成他后半生村治运动的理论根据之一。”小野川文强调“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论与其对东西文化的独特见解相表里。乡村建设运动可以说是对其东西文化见解的实践。”也就是说，“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论的成立过程是与其如何接受西方近代文化紧密联系，并随之而展开的。”他指出梁漱溟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到《乡村建设理论》的转变“即梁漱溟关心的重点由文化问题移向了政治问题”。

第二，两者都重视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发展脉络上阐述梁漱溟思想的性质和特点。木村文中指出梁漱溟探讨文化的究极问题之难能可贵和理所当然。“在具有深厚的文化遗产而如今遭受列强无端侵略的灾难而面临着生存危机的中国，知识分子抱着这种深重的忧患意识而反思自己的国家和文化的前途与命运时，首先力图透视中国文化的究极地位和价值，这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他说，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虽然难以避免其启蒙性质，对这一问题也还有待于进行充分的学术性研究，“但是梁氏出色的直觉与作为思想家的优秀素质，同他的真诚的人格与忧国的热情相互辉映而发出照人的光彩。”而且“此书是以东西文化比较的形式而吐露自己的经世之志，而决不是以单纯的学问研究为能事。”另外，木村文还指出：“从尝试对中国思想进行新的研究和解释这一点上看，此书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具有同样的价值。”

小野川文更加从中国近代化的道路选择与对古代的认识的关系中来把握梁漱溟的思想特质，认为中国的近代化是围绕着回归古代与否定古代而展开的，指出“梁漱溟的思想与其说是一种中体西用论，不如说更加有向古代复归的倾向。”他分析说，梁漱溟所谓的古代，并非其具体相，而是被“情义”性所纯化了的理想世界。梁漱溟片面强调“情义化”的一面，这可以看成是有意识地将中国古代社会与西方社会相互对比，通过强调两者的对决来说明古代的优越性。从为了对决而被纯化的古代所抽取出来的，是以“情义”为基调的“中国式的民治”，这正是他的乡村建设理论的根据所在。而轻视身份化与重视情义化，也使得梁漱溟的思想带有一种独特的民主主义的性格，虽然在以“伦理情义”与“义务关系”为基调这一点上，与西方的民主主义有根本的不同，但其目标在于“多数势力的开发、多数政治之形成”。因此关于梁漱溟思想的性质，小野川文认为从梁漱溟之给予孔子的教化与儒家的礼乐运动以极高的评价来看，其乡村建设运动之标榜“新礼俗之创造”，也无非是强调儒教道德的情义方面而致力于儒教的现代复兴罢了。而木村文在揭示梁漱溟的哲学观与文化观时，不仅注意到西方思想对梁漱溟的影响，而且更加着重强调其思想中唯识学的深厚根基。

小野川文还将梁漱溟的“复古”与民族主义作了区分，指明梁漱溟的“民族自觉”虽然也是民族意识高扬的一种表现，但是其内容与民族主义不同。立足于民族主义基础上对传统文化的反省，中体西用论是其主流。而梁漱溟的思想毕竟是以五四运动背景下的东西文化论为根基的，其核心不是民族而是文化。即使同样是文化问题，与中体西用论之“复古”也存在着重要差别。他有意识地强调古代的复活，同时其结论却归结到与西方文化的“沟通调和”。“情义”的“民治”与民主主义就有相通的一面。然而这种古代的复活，在现实中能否再次成为近代化的媒体？这种社会与文化的革新运动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成为近代化的动积极力？作者认为这些问题大概只有靠历史本身来解决。

以上提到的梁漱溟思想中的儒佛关系、中西关系、古今关系及其关于政治、民族、文化相互关系的论述，这些问题即使在今天依然是梁漱溟研究，甚至整个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的中心话题。

（三）

进入四十年代之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池田笃纪译，大亚细亚建设社1940年出版）、《中国之地方自治问题》（矢野安房译其大意，兴亚资料·政治篇，第13号，1940年，东京）等著作相继在日本翻译出版。

《乡村建设理论》的译者池田笃纪，当时为新民会中央总会设计部企划科副科长。他1909年出生，1929年毕业于东京外语学校后到北京清华大学留学，入外务省工作。1939年11月，他作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为王克敏）山东省行政视察团的成员之一，在行政委员会调查所工作，随团来到济南。他在济南见到他的同学冈宗义，听冈宗义说到梁漱溟的事，并与朱经古（译者将其视为梁漱溟“门下之伟才”）多有过从。冈宗义和朱经古分别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与《梁漱溟先生教育文集》（在《乡村建设理论》译本的正文之前付有唐现之《梁漱溟先生教育文录编者赘言》）赠送给了池田笃纪。池田在东京外国语学校就读时曾经醉心于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次得到梁漱溟的著作自然高兴。11月底回到北京之后，他决意向日本青年宣传梁漱溟的思想。于是在恢弘塾面向十几位青年每周一次以《乡村建设理论》为中心讲解梁漱溟的人格与思想。有人建议他将讲稿拿到大亚细亚建设社出版。1940年3月，他加入了新民会，梁漱溟有关乡村建设的观点被认为“对新民会很有参考意义”，新民会的副会长、陆军中将安藤纪三郎为之作序，在笠木良明的支持下，讲稿于1940年10月初在该社公开出版。

安藤纪三郎在该书的序中表示，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深入到“满洲社会”的县级单位，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新满洲国”；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要更加进一步深入到乡村这一基层组织，以中国社会的最基层为基础，建设亚洲新秩序。他称梁漱溟为“中国社会革新在实践上的一异才”，称该书是“以维护和发展从中国民族文化的本性本质所流露涌现出来的东西为基础而谋求中国社会的解放和发展的心血之作、魂魄之作。”指出出版该书的日文译本，在中国研究著作泛滥之际，无论是对著者、译者还是发行者而言都可谓“得其人、其处、其时”。

《乡村建设理论》日译本中，译者增加了《梁漱溟氏的人物与思想》《乡村建设理论解说》两篇绪论。译者视梁漱溟为“圣人（圣者）”“圣侠”，而抑制不住对他的“敬慕之念”。《乡村建设理论解说》中原原本本地译出了该书的目录，但是正如译者所说的，日译本的正文并非完全原原本本地按照原著的样子展开。其中最明显之处是在“认识篇”中增加了两个子目：“中国不能按照日本的发展路线前进的两个理由”和“将来的中国不能步日本近代资本主义路线后尘的三项理由”。

我们知道，新民会是1937年12月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建立的傀儡组织。汉奸王克敏为会长，张燕卿是副会长，缪斌为中央指导部长。在华北沦陷区各省、市、县都设立有分会，宣扬“中日亲善”“东亚新秩序”及“新民主义”等。这本“一名中国民族之前途”的《乡村建设理论》被讴歌这场企图毁灭中国的侵华战争为“圣战”、为“旨在转变世界史的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战争”的帮凶所“崇敬”和“陶醉”并大加宣扬，这的确是一个天大的历史玩笑。从字面上看，我们很难怀疑他们的真诚，他们也同样毫不掩饰自己“全身心致力于培育新民会”，毫不掩饰自己满腔的“亚洲新秩序建设的血与魂”。要弄清这个历史玩笑的真相，无疑是一件十分有趣也很有意义的事情。

（四）

梁漱溟对时局即抗日战争的看法^[10]和他对日本的了解^[11]或许是揭开此历史之谜的一条线索，对此本文不想太多涉及。下面这些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或许更有助于我们理解这段历史。

梁漱溟晚年在回忆1936年的那次日本之行时，说到：“访问日本时见到长谷川如是闲，得到一本《老子》的著作。记得好象会见过年轻的阳明学者，但具体情况忘记了。”^[12]和崎博夫推测此阳明学者就是安冈正笃（1898—1983）。这种推测不无道理。这从安冈正笃当时的情况^[13]及下面提到的此后梁漱溟方面与安冈正笃方面的人物与思想往来可以证明。

1940年8月23—25日，东洋农道振兴大会在日本农士学校召开。23日，在大会开幕式上，会长土岐章、日本文部、农林、拓务各大臣、埼玉县知事等发表祝词之后，一直被一些日本人视为梁漱溟高足的朱经古^[14]作为“外地代表”致辞。24日上午，在安冈正笃发表《西洋文明的没落与农村文化》的讲演之后，朱经古作了题为《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报告。25日，会议在酒井忠正带领下，三呼“东洋农道万岁”而闭幕。^[15]

朱经古访日期间，为菅原兵治^[16]的《东洋治乡之研究》（刀江书院，1940年11月。该书序中，作者称朱经古为“指导中国乡村建设的权威人士”，并与之有“多年的交情”）作《跋文》曰：

昔仲尼有言：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诚以乡俗淳朴，人情厚笃，因其族党邻里之轨，沐以伦理风教之化，濡煦生息，而教养之仁政以成。是知王道以乡治为磐楚，乡治以王道为依归，辅车相倚，殆无许其偏缺焉。……

慨自欧风东播以来，机械文明波及远东。其于利用厚生，固无间然。而起兼并垄断之风，开阶级种族斗争之渐，举世嚣嚣，迄无宁戢。所谓王道霸道之得失，殆至此而昭然若揭。重农归乡之义，乃又见称于世人。近如中国之乡村建设运动、日本之农士学校及笃农协会运动，蓬勃兴起，蔚为风气，剥极而复。其我东洋王道精神浸盛之机欤？友人菅原兵治先生，近著《东洋治乡之研究》一书，详稽旧章，敷以新议，俾醉心于都市文明功利主义者惕然知所憬悟。叩清钟于午夜，作鸡鸣于风雨。余为菅原先生颂焉。是为跋。

菅原兵治的《东洋治乡之研究》第一章“东洋农村之本性”，在开篇就引用“乡村建设的实际指导者梁漱溟《中国（之）地方自治问题》”中的一段话：“新习惯新能力的养成，必须合乎中国固有的精神。如不合乎中国固有的精神，必不易养成。”这段引文是梁漱溟在谈到促成地方自治要注意的四个方面的第一个方面。关于这一方面，菅原兵治在随后的文章中几乎全部翻译了出来。^[17]现仅将菅原兵治的引文中加上着重号而原文中没有着重号的地方抄录于此：

“中国的旧精神是崇尚情义的，社会的组织结构是伦理本位的。”^[18]

“这完全因为中西历史不同，社会组织不同，所以合于彼者未必能合于此也。”^[19]

“大家尤应注意者，今后中国社会如不恢复崇尚礼俗之固有精神，处人处己，如不出之以谦敬爱惜之情，而仍出之以抵制牵掣之法律态度，取法而遗情，重律而忽礼，则中国问题永无解决之日，中国社会仍无匡正之期矣！”^[20]

菅原兵治引用梁漱溟的思想目的在于说明要做好农村的治理教化工作，不能够只是罗列一些被称为指导精神的概念或仅仅重视法律、机构、制度这些形式上的和机械性的办法，而是要重视情和礼这些有机性的、活生生的活动，认为这才是农村的本性所在，这才是农村最根本的重要问题。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与当时新民会的“新民主义”以及日本的乡治、笃农运动甚至“新村”建设究竟有什么异同，只有深入理解这些问题，才能够真正明白梁漱溟的思想之所以当时在日本产生影响的原因所在。

（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梁漱溟依然颇受日本学界的关注。对五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日本学者认为像梁漱溟、张东荪这些在现代中国具有代表性的“东洋思想”主义者，他们如何批判原有的思想、如何评价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是意味深长的事情。^[21]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的第一本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现代思想史专题研究的著作，对梁漱溟的生平和思想也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强调他的“乡村自治”是“力图以儒教的道德秩序去从事农村的复兴”的“独特的农本主义”运动。^[22]在五十年代，日本学者对梁漱溟的论述中已经注意到梁漱溟思想在日本的影响。比如福井康顺的《现代中国思想》一书中论及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就指出“其视野广阔，而且还引起了日本学人的议论，在当时是具有轰动性影响的著作。”^[23]同时，福井康顺还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和以缪斌等为代表的“新民主义”相提并论，说梁漱溟“以乡治作为拯救中国的途径，而参与这一运动。其全貌可以从他的《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得知。”对于“新民主义”，他指出其“宋学的立场”，认为“从中国思想史上看，后世可以评价其为一种宋学的复活。与冯友兰的‘新理学’的立场是相关联的。”^[24]后来山口一郎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一书中对此有进一步的发挥，明确地将梁漱溟与冯友兰的思想作为民国时代思想史中“新儒教主义的展开”来加以论述。^[25]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随着梁漱溟的主要著作在日本翻译出版，梁漱溟研究在日本学界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八十年代以来，梁漱溟著作之所以在日本得以如此顺利地翻译出版，景嘉（1914—1986）起了重要的中介作用。景嘉为八旗名门之后，1934年受溥仪派遣同溥杰等一同留学日本，1939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同时入京都大学，1942年毕业回国。1945年到台湾，1956年又来到日本并定居下来，直到去世。在日本，有人将景嘉视为“日本最高的梁漱溟研究家、信奉者”。^[26]他之所以要介绍梁漱溟，一方面，据他自己说是“自稍知人事以来，就喜读梁漱溟的著作，虽然未谋一面，确是神交已久。”^[27]更重要的是，他认为最近五十年来，在中国只有梁漱溟可以代表东洋的学问。^[28]而且梁漱溟的理论和运动对中国的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他呼吁海内外的知识分子对此加以认真的探讨。^[29]他于1980年与亚洲问题研究会的和崎博夫等筹划编辑翻译出版了梁漱溟的父亲梁巨川的遗书。他想通过表彰先人的遗志来消除中日两民族之间存在的无形的裂痕。^[30]1987年，亚细亚问题研究会出版了梁漱溟《人心与人生》的日文译本。梁漱溟为此写下了《人心与人生日本译本弁言》：

拙著《人心与人生》一书如一九七五年书成自记之所云：早在一九二六年春即以此标题曾为一次公开讲演，兹于一九八四年乃始以积年底稿付印出书，求教于国人，盖慎之又慎矣。今复承池田笃纪先生翻译成日文，景嘉先生审订之，将更加得友邦人士之指教焉，曷胜感激。谨致衷心感谢之忱如右。一九八五年七月八日梁漱溟识于北京。^[31]

景嘉在为此书日文译本所写的长篇序言中称该书为梁漱溟平生著作及思想的“总结论”，并且在序文的结尾向日本友人提议：“梁先生一生的著作在日本都可以搜集到，而且也有的被翻译成日文。敬爱梁先生的人如果将其编成全集，使其论旨一贯，这必将成为二十世纪极为重要的指针。”^[32]景嘉的这篇序文作于1985年6月21日，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开始筹备编辑《梁漱溟全集》是在1988年秋，1993年出齐八卷。虽然至今还没有日文译本的《梁漱溟全集》，但是从梁漱溟逝世的1988年开始，亚洲问题研究会每年要举行一次“梁漱溟先生纪念研讨会”，^[33]从1997年1月开始的亚洲问题研究会的月例研究会，梁漱溟的思想与著作经常成为讨论的议题。1991年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由池田笃纪、长谷部茂重译由亚细亚研究会出版，2000年农山渔村文化协会再版。长谷部茂翻译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也于2000年由农山渔村文化协会出版。这一年还出版了第一部日文的梁漱溟研究专著。^[34]

宇野精一在《乡村建设理论》重译本《序》中开篇就说，“作为邻国一后学，我从心里敬慕梁漱溟先生”，并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与毛泽东的农民运动进行了比较，认为现实中虽然以儒学的民主精神和自由立国为乡村建设的基础的梁漱溟败给了以阶级斗争论为基础的毛泽东等的农民运动，但是就现代社会所面临的困境，他呼吁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梁漱溟所致力和向往的世界。认为重新出版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一书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崎博夫在该书的书带上写道：“在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体制解体之际，我们推举此书作为东方馈赠给现代世界的一本合时宜的书。该书记述了对民族传统不断地反躬自问、以伟大的孔夫子的儒学身体力行而投身于中国农村实践的近代中国巨人梁漱溟先生的深厚的学问与热诚。”称此书为“中国思想史上不朽的名著”。可以说梁漱溟的影响在日本是越来越大了。

简单的小结

对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在承认文化交流及其影响的双向性、相互性的同时，我们一般比较重视阐发近代日本的思想文化是如何影响中国、近代中国是如何学习日本或如何通过日本向西方学习的这一侧面，并认为这一方面是主要的趋向，^[35]而很少有人注意近现代中国思想在日本的反响。本文通过揭示梁漱溟的思想与著作在日本的影响，旨在呼吁人们要重视研究长期以来易被人们忽视的历史的另一侧面，这对于我们全面地把握历史，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原载于王勇等著：《中日“书籍之路”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

注释

[1]《支那学》是近代日本中国学的重要学派“京都支那学”派的重要学术阵地，从1920年9月1日创刊到1947年8月停刊，此期间出版十二卷五十期，发表439篇学术论文。关于这一学派的形成及思想特点可参见子安宣邦《近代知と中国認識――支那学の成立をめぐって》（岩波讲座现代思想15《脱西欧の思想》，1994年，第61—97页）、钱婉约《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刍议》（《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以及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刘岳兵《日本近代儒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等论著。

[2]岡崎文夫的主要著作有《魏晋南北朝史内编》（弘文堂，1932年。平凡社东洋文库1989年再版）、《南北朝に於ける社会経済制度》（弘文堂，1935年）等。

[3]小柳司气太（1870—1940）在大学时代就力图用西方哲学的方式来重新解释传统儒学，1894年哲学书院出版了他的《宋学概论》。他在该书的《自序》中说：“是以今日之有志者，就支那学术之中取类于近世之所谓哲学者，而假其名者，盖欲仿泰西学术之分类以资世人之研究也。于是儒学再变而儒教哲学之名起焉。然则谓之儒教、谓之儒学、将谓之儒教哲学，唯由其时势之变迁而异其称呼耳。至其所基依然不出尧舜之道、朱泗之统也。顷日，余翻宋代诸儒之书，多会意，即沿流溯源，叙述其大旨。虽略而未详，庶几使乱麻得正其绪，以知儒教哲学之美于世欤！”“徒向世人而说儒教哲学之名也颇切，儒岂好用哲学之称哉，抑亦不得止也。何日得明尧舜之道以复朱泗之统乎！”

[4]清水安三：《支那新人与黎明运动》，大阪屋书店，1924年，第334页。

[5]清水安三：《支那新人与黎明运动》，大阪屋书店，1924年，第334页。

[6]同上，第341页。

[7]土田杏村：《日本支那现代思想研究》，第一书房增補版，1927年，第270页。

[8]神谷正男：《现代支那思想研究》，理想社，1941年，第23页。

[9]《支那精神·世界精神史讲座Ⅱ》，理想社，1940年5月。

[10]梁漱溟这方面的言论有《我们对时局的态度》（1936年）、《我们如何抗敌》（1937年）、《怎样应付当前的大战》（1937年）等，以上均收入《梁漱溟全集》第五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另外可参见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的最后一节“日本侵略与乡建运动的终结”。

[11]梁漱溟于1936年4月至5月间赴日作了一个月的考察，其详情请参见《梁漱溟全集》第五卷中收录的《我在日本参观后的感想》《东游观感记略》《中日农村运动的异同及今后中国乡村建设之动向》三篇文章。

[12]长谷部茂译：《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崎博夫《后跋》），农山渔村文化协会，2000年。

[13]安冈正笃于1931年创办成立“日本农士学校”，1933年组织“笃农协会”，宣扬农村自治和农村维新。

[14]朱经古与梁漱溟的关系，目前可以找到的只有以下两条。第一，梁漱溟1931年从河南赴山东搞村治时，初到济南，住在东鲁中学，朱经古为该校校长（孟宪光《回忆河南村治学院学习生活及商谈筹办山东乡建院经过》，载梁培宽编：《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年。参见第30页）。第二，朱经古陪同梁漱溟访日时，任翻译。有说朱经古是“山东乡建院干部”，有说“非乡建院干部”（李任夫《深切悼念梁漱溟先生》，载梁培宽编：《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参见第145页），也有说为“梁漱溟高足”（参见池田笃纪译《乡村建设理论》的绪论《梁漱溟氏的人物与思想》及《代跋》，大亚细亚建设社，1940年，第5页、第343页。又参见日译本《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所登载的当时梁漱溟等考察日本的照片的说明。农山渔村文化协会，2000年）。据梁漱溟之子梁培宽说，1950年代梁漱溟去山东考察时还念及朱经古，但是据说朱经古已经作为反革命被取决了。

[15]安冈正笃先生年谱编篡委员会、安冈正笃先生生诞百年记念事业委员会编：《安冈正笃先生年谱》，乡学研究所、安冈正笃纪念馆发行，1997年，第76—77页。

[16]菅原兵治为安冈正笃的得意门生，曾任日本农士学校的检校（校长）。主要著作有《东洋治乡之研究》《农士道——东洋农道之教学》等。1939年9月28日至11月2日，考察朝鲜和中国的农村。在中国考察期间去济南访问了朱经古，说这是他此行的最大目的之一。菅原兵治说，朱经古于1936年曾去访问过他，并提及朱经古留学于九州大学受到过河村幹雄博士的熏陶。见《东洋治乡之研究》，第348—349页。

[17]《东洋治乡之研究》，第4—7页。

[18]《东洋治乡之研究》第4页；《梁漱溟全集》第五卷，第325页。

[19]《东洋治乡之研究》第6页；《梁漱溟全集》第五卷，第326—7页。

[20]《东洋治乡之研究》第6页；《梁漱溟全集》第五卷，第328页。

[21]中国研究所编译：《人間革命——中国知識人の思想改造》（前言），中国资料社，1952年，第1页。此书收录了梁漱溟、张东荪、沈从文、朱光潜、顾颉刚、冯友兰六位“可以说是给予最近思想界以最大影响”的“著名思想家”的“自我批判的代表作”（安藤彦太郎翻译），其目的在于通过这些文章弄清下列疑问：“其自我批判的根据何在？这些自我批判究竟意味着中国思想界的进步还是只不过是新政府的一种思想统制？”只要阅读这些文章就能够判断“这些自我批判是真心的还是假装的，是创造性的还是倒退性的，是自发的还是强迫的。”

[22]竹内好、山口一郎、斋藤秋男、野原四郎：《中国革命の思想》，岩波书店，1953年，第88页。

[23]福井康顺：《现代中国思想》，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55年，第136页。

[24]福井康顺：《现代中国思想》，第195、196页。

[25]山口一郎：《现代中国思想史》，劲草书房，1969年。该书第一章“民国时代思想史”的第四节为“传统思想的复活”，其中第二款就是“新儒教主义的展开——梁漱溟与冯友兰的思想”。

[26]长谷部茂译：《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长谷部茂《解说》），农山渔村文化协会出版，2000年，第269页。

[27]景嘉：《桂林梁巨川先生殉世遗言录序例》。梁巨川著、池田笃纪译：《一个读书人的节操：桂林梁巨川先生殉世遗言录》，亚细亚问题研究会，1980年，第136页。

[28]景嘉：《梁漱溟其人其学》，见《景嘉文选》（景嘉文选刊行委员会编辑刊行），1987年，第58页。

[29]景嘉：《梁漱溟其人其学》，见《景嘉文选》，第78页。

[30]景嘉认为这种裂痕就是“凡是接触过中国人的日本人，在有意识无意识、或习惯上，都存着一种无形的轻视中国人的心理。”“凡是接触过日本人的中国人，在有意识无意识或习惯上，对于日本人，都存着一种看不见的仇怨的心理。”景嘉：《桂林梁巨川先生殉世遗言录序例》。梁巨川著、池田笃纪译：《一个读书人的节操：桂林梁巨川先生殉世遗言录》，第138—139页。

[31]此处引自日文译本所影印的梁漱溟的手迹，与收入《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568页中的文字略有出入。

[32]梁漱溟著、池田笃纪译：《人心与人生》（景嘉序），亚细亚问题研究会，1987年，第23页。

[33]宇野精一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日文译本的《序》中提到从梁漱溟去世之后即1988年开始的由亚洲问题研究会主办的一年一度的“梁漱溟先生记念研讨会”。该书附有“梁漱溟先生记念研讨会”的讲演集：第一次（1988年）：宇野精一《梁漱溟的一生》（以中国文化书院刊《梁漱溟先生生平记》为蓝本，宇野精一在东京举行的梁漱溟先生追悼会上宣读的悼词）；第二次（1989年）：汤一介《梁漱溟与中国文化》；第三次（1990年）：朱伯崑《中国现代人间研究的开拓者——读梁漱溟〈人心与人生〉》；第四次（1991年）：汤一介《中国的儒、道、佛与梁漱溟思想》；第五次（1992年）：朱伯崑《近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与梁漱溟思想——读〈乡村建设理论〉》；第六次（1993年）：朱伯崑《梁漱溟的儒学观》；第七次（1994年）：河田悌一《从传统向近代的摸索——梁漱溟与毛泽东》；第八次（1995年）：曹跃明《梁漱溟的文化多元主义——中国社会如何进行现代转化》；第九次（1996年）：王守常《梁漱溟的佛教理解》、韦政通《梁漱溟：其人格特质与生命动力》；第十次（1997年）：李善峰《梁漱溟思想的现代意义》、梁培宽《我的父亲梁漱溟》；第十一次（1998年）：王宗昱《现代中国梁漱溟再评价的思想背景——梁漱溟与科玄论争》等。

[34]中尾友则：《梁漱溟の中国再生構想——新たな仁爱共同体への摸索》，研文社，2000年2月。

[35]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2年，第3页。

四中国现代新儒学与日本——以梁漱溟的著作在日本的影响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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