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目录[隐藏]

二德富苏峰《玩苏梦物语》里的战争责任问题
- 二德富苏峰《玩苏梦物语》里的战争责任问题
- 📚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全套 18 卷）

作者：吴廷璆等

二德富苏峰《玩苏梦物语》里的战争责任问题

（一）战争责任依然是一个问题

关于东京审判对被告的“取舍选择方法”，首席检察官季南在始讼词中说到，被起诉的28人中有并不重要的，或者处于权力最高地位的被遗漏了的情况，这是因为“在某一场合或多种场合，日本政府中宪法上认可的占最高地位的，即便是法律上的指导者，却不是事实上的指导者。”^[1]这可以说是在为昭和天皇裕仁开脱责任。不起诉天皇，除了日本方面和以麦克阿瑟为首的盟军占领总指挥部之间的秘密媾和与强行推进之外，也被认为是“基于各同盟国的共同利益”，据说季南说得更直白，他表示“作为联合国，完全是从政治的理由决定不起诉天皇，这件事情虽然不是心甘情愿，但是连斯大林都答应了。”而日本的辩护人之一泷川政次郎感叹说：“联合国惩罚的铁锤，没有打中日本的要害之处，这不仅是日本人之大幸，也是联合国民之幸。我们不能离开天皇问题来谈东京审判。这就如同离开皇室来谈日本历史一样。因为无论如何，东京审判史，是日本历史的最悲惨、最痛苦的一节。”^[2]没有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是福是祸，且另当别论，特别是加上麦克阿瑟后来对东京审判的意义和日本侵略战争的性质的认识都有很大的变化，^[3]以及很多日本人将印度法官帕尔（Radhabinod Pal，1886—1967）所提出的判决书^[4]误解为“日本无罪论”，^[5]甚至利用他来为肯定军国主义者做宣传，这些都使得对战争责任问题的认识更加复杂化了。

的确，在帕尔判决书的最后，他强烈主张“对各个被告的所有诉状中的各项起诉事实应该全部定为无罪，而且应该全部免除这些起诉事实。”^[6]这除了与他的“反共意识形态”的政治立场及其历史观有关之外，主要是出于从国际法的理论上对规定什么是“侵略战争”的困难而得出的结论，^[7]决不表示他认为“日本无罪”或“肯定大东亚战争”。相反，他对日军在战争中所犯的残酷行为的“无比邪恶性”、“如同鬼兽一样的性格”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和道德上的谴责。^[8]而且明确指出不能将日本在某一特定时期所采取的政策或由此政策所采取的行动“正当化”，因为“日本的为政者、外交官及政治家们，很可能是错了。而且很可能是亲自犯了错误。”^[9]而法庭在大量的事实的基础上，最终宣判“实现侵略战争的共同策划是最高的犯罪”。为了实现侵略战争的那些广泛的各种计划、进行长期的侵略战争的各种复杂的准备以及侵略战争的具体实行，不可能是哪一个人的工作，只能是众多的指导者相互谋划配合的结果，法庭宣判“这种共同谋划威胁了世界人民的安全，其实行破坏了这种安全。”^[10]对战争罪犯进行了制裁。

在进入21世纪之后，“日本无罪论”仍然被一些日本人作为最能够反映“帕尔法官和东京审判的真实”来加以推崇；^[11]而另一方面，如《朝日新闻》社论所言，“在回到战后的原点时，无论如何也不可避免的是围绕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并直率地指出“从统帅陆海军、一切都是以天皇的名义向‘皇军’下达命令来看，天皇的战争责任是一定不能避免的。”^[12]战争责任问题不论是在战后日本的政治家还是学术界中也都仍然是一个争论不休的敏感话题。那些全面否定东京审判，或批判“东京审判史观”^[13]为一种“自虐史观”，^[14]而主张一种“自由主义史观”^[15]的企图归根结底是要求重新总结“大东亚战争”。^[16]他们的思想和言论，可以说与明治时代以来连绵不断的国家主义、皇国思想具有密切的关系。

（二）德富苏峰的战后日记

从2006年7月到2007年8月，日本讲谈社分四册陆续出版了德富苏峰的战后日记《玩苏梦物语》十四卷（1945年8月18日—1947年7月2日），这四册的书名分别为《德富苏峰终战后日记——〈玩苏梦物语〉》（1—5卷）、《德富苏峰终战后日记Ⅱ——〈玩苏梦物语〉续篇》（6—8卷）、《德富苏峰终战后日记Ⅲ——〈玩苏梦物语〉历史篇》（9—11卷）、《德富苏峰终战后日记Ⅳ——〈玩苏梦物语〉完结篇》（12—14卷）。这里，我们以这些日记为素材来看看其中与战争责任有关的思想。^[17]

1886年10月，德富苏峰年仅24岁，田口卯吉的经济杂志社刊出了其《将来之日本》，成为论坛之翘楚。此后，他创刊《国民之友》高举“平民主义”的旗帜，提倡精神上的欧化主义，满怀“新日本”的主人这种责任意识。甲午战争之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成了“力的福音的信奉者”，作为近代日本帝国主义思想的“最有力的鼓吹者”而一直活跃在思想言论界。在1945年8月15日洗耳恭听完天皇的“玉音放送”之后，83岁的德富苏峰马上指示其家人说：“承诏必谨乃臣道之常。此后对和、战问题决不要插嘴。”就在当天他自己主动辞去了作为每日新闻社的“社宾”及大日本言论报国会、大日本文学报国会的会长职务，结束了自己六十余年来的新闻记者、公众言论人的“操觚者”生涯。在1946年8月15日，德富苏峰回顾自己的一生，说：“我的一生与日本国相始终。日本是我的偶像、我的爱人，是我的一切。换言之，离开日本，在此天地之间就没有一个德富苏峰。”“在过去84年的生涯中，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之中，除了为使此日本冠绝于世界而效力之外，一无所有。……萨长藩阀的打破、立宪政体的树立、帝国议会的开设、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军备充实、皇室中心主义的倡导、东亚的解放、世界人种的水平运动等，逐一想来，我的微不足道的公众生涯，在日本兴隆史的几页中，即便不到大写特写的程度，自己融入其中也不禁心中欣慰。但是在我的公众生涯接近尾声的去年8月15日，恭听圣上的播音，认识到我毕生的辛苦，一切都化为泡影。即我在此作为公众方面完全死去了。”尽管如此，他对皇室中心主义仍然衷情不改，他解释说：“我等的皇室中心主义，不是受本居宣长或平田笃胤等国学者流的影响而提倡的。而是通览古今东西的历史、比较研究各种政治政体之后才提出皇室中心主义的词句，由此在日本建立冠绝世界即无与类比的家族性政府，而使伦理的政治行于中外；或者有人以此嘲笑我等为白日做梦、空中楼阁等，但我等确实是以全部身心投入其中。而这些形迹全无，连根除去了，我等的理想完全化为了泡影。”而且表示“我在今天仍然确信皇室中心主义是日本唯一的或最善的，没有比它更好的东西。”^[18]

对于战争责任问题，他在日记中屡屡论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天皇或皇室的责任问题

他认为“天皇神圣不可侵犯这个事实”不论宪法中有没有，都不失为信条。“因此，我等以臣下的身份不能对天皇提起关于这次战争责任的问题等，而且对提起此问题者也不能表示同意。一切的责任，当然应该是天皇辅弼者所负，而不应该为天皇所负。”紧接着他指出，“以上是作为纯理论问题而言。作为事实问题，必须要另外考虑。”他说，日本的皇位不是天皇一个人的事，而关系到万世一系的皇统。“因此，为了保持此皇统，使此皇位能够永续，无论多么难忍的事情都要忍耐。但是为此最重要的事情是将战争责任与皇室割断开。”他也承认：“无论怎样辩护说天皇与战争没有关系，因为宣战诏书上天皇的署名和盖章俨然存在，到底不能没有关系。”“应该迅速将皇室与战争问题完全分离开。……但是……以天皇不好战或者反对战争之类的话来克服此难关，这对于我等臣民而言，毋宁说是亵渎皇室。无论结果如何，宣战的大诏书都皎如白日。”^[19]后来他进一步说道：“世间有人说宣战的诏书歪曲了天皇的意思。这样说的人才是歪曲了圣虑。就像我们信奉休战的广播确实是休战的意思一样，我们相信开战也如诏书中所说的，是陛下的尊意。”^[20]因此，“皇族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责任。”^[21]他认为在战争责任问题上“根本的错误是将皇室、国家、国民三者分离开来考虑。”“从不能将日本国土与国民分开而只考虑皇室的前提来看，这次战争是皇室自身的战争，天皇自身的战争。所谓累及或不累及，是将皇室作为与日本国家之外的另外一样东西来考虑，既然是不能分开的，也就不应该用累及与否的说法。”“投降而开万世之太平之类，是荒唐的错误。投降之道是堕落之道、屈从之道，也就如同乘上了通向地狱的急行列车。”^[22]

2.如果追究责任，他认为整个日本国民都有责任

他在为东京审判提供的口供中说道：“作为日本人是自作自受，谁也不能怪，如果说要归咎于谁的话，只能归咎于我们自己。日本人中虽然也有人将之归咎于军阀什么的，将其责任推诿给一部分人而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所有的行动，依我看来，要负责任的是整个日本国民。其中虽然有浓淡轻重的差别，但到了今天，说自己不知情，试图只把自己当作好人，这不能不说是完全忘记了日本精神为何物。”^[23]“在战争顺利时说是主战论者，在战争不顺利的时候说是非战论者，这不能不说是太无节操、轻薄之极。……说战争本身是区区东条（东条英机）之辈造成的，这从一个方面来说是对东条之辈的过高评价，从另一方面不得不说是过于将一切责任转嫁给东条之辈。总之，上下全体日本国民为此时代精神所驱动而投身到战争的旋涡中，导致事情达到这样的局面的，完全是军事外交两方面的误入歧途，总揽国势的当局者辜负了天皇的信任。”^[24]战败之后，一般都认为“日本国民是受害者而军部是加害者”。德富苏峰表示：“我对现在国民的一般想法在根本上持反对意见。我对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及大东亚战争都具有亲身经验。我认为大东亚战争，在其意义、目的上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都没有任何不同。所不同的仅仅是，前面两次战争我国胜利了，而最后这次战争我国失败了而已。而且其失败是在战争中期和结束时，在开战时，与甲午、日俄两战的开战相比，有更伟大的战功。”他说在开战时的胜利的欢呼中，当时谁也不会认为这次战争不是国民的战争而是军部的战争，谁也不会说自己从心里反对战争，只是力所不及而被卷入进来。“在胜利的时候作为国民的胜利来欢迎，而在失败了的时候，则作为军部的私斗来攻击，这完全是不负责任的说法。”^[25]他认为军部虽然有很多不是之处，但是不能只将责任归之于军部。

对于日本所犯罪行，他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予承认。他说：“我等毅然自觉日本的过失。不仅仅是过失。更进一步，甚至是犯下了罪恶，在今天虽然遗憾也不得不承认。但同时，将所有的罪恶归向败了的日本，而将所有的善德归于胜利的美国，这不能不说是过于滥用胜利者的权利。”他进一步说道：“近来日本人的所谓战争罪犯者，不仅是对各盟国犯下了罪行，而且对日本国民也是犯罪者。即使日本国民的父母失去其子、妻子失去其夫、子女失去其父，蒙上了如同日本人杀害日本人一样的罪行。但是这次战争既不是军阀或财阀平地起波澜的战争，也不是他们随其所好而制造出来的战争。即便不去精读从十九世纪下半期到二十世纪上半期百年间的世界史，特别是日美两国的交涉史，从其概略中也一定会得出这次战争是出于不得已的结论。这不仅仅是日本方面的历史观，在美国方面的历史观本来也是如此。”^[26]

3.从其历史观出发，他认为日本的战争责任是次要的，欧美各国要负首要责任

他以“一个历史学家”的“学问的良心”来判断：“最近三、四十年的日本，不是人控制局势，而是局势硬来拉人。也就是说，不是人去骑马，而是马来让人骑。而来分析这种局势的话，就会问，这种局势是谁造成的呢？其肇事者是被审判的日本人吗？还是审判的欧美人？如果不研究到这一步，问题的真相就不会明白。不用说，市谷法庭（东京审判的法庭设在市谷——引者）所卷入的氛围是以将日本人作为一切的罪魁祸首来制定标准去推断一切事情。但是在我们看来，这是次要的。这次大东亚战争的鼻祖，直率地说，不是被审判的日本人，而是欧美各国人。从国家上讲，不是日本，而是美、英、苏联等国。……为什么日本国民做出了这样的举动？是谁使得日本人做了这些？对此加以研究的话，自己就不会去审判别人的罪行，而是去审判自身的罪行了。”他直白地强调：“大东亚战争不是日本人平地起波澜。……是他们（欧美人——引者）刺激日本人、教唆日本人、诱导日本人、挑衅日本人而导致的。日本人是被逼到不得已在走投无路的绝境，而最后进行的冒险。受制者当然是傻瓜，而使得日本人到此境地的、以标榜所谓人道主义、文明的伟大先驱而自任的欧美人等，就问心无愧了吗？”^[27]对此德富苏峰用了两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日本与欧美老牌帝国主义的关系。他说：“就像盂兰盆会舞，吹笛子敲鼓伴奏，围成一个圈来跳舞，落后了的日本人张望着，既羡慕，有觉得有意思，各种各样的无以名状的心理之下，闯进了舞蹈圈中。而那些同伙跳过了很多场很熟练了，而日本人因为刚刚加入其中，其举止做派杂乱无章，现在将这些杂乱无章的举止添油加醋，成了日本人的罪案。跳得蹩脚，这虽然没错，但是说只有日本人在跳，这是毫无道理的冤枉。”^[28]又说：“日本人只是乌鸦模仿鹈鹕而已。乌鸦模仿鸬鹚必然会溺水。而且，鹈鹕还会说你为什么要模仿我们，加以叱责，还马上揪下乌鸦的羽毛，甚至使它不能在空中飞，这在鹈鹕方面且不论，乌鸦是不会知道的。溺水已经够受的了，还要对溺水者进行惩罚，这不能不说太过分了。”^[29]总之，他说：“若问把帝国主义带到日本来的是谁，直率地讲出事实的话，无非就是今天审判日本人的各国。”^[30]因此，他的结论是：“大东亚战争的责任者，首先应该举出的是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最后是斯大林。”^[31]德富苏峰认为：“日本现代史从陪理来访以来，从尊王攘夷到开国进取，从开国进取到八纮一宇，其间具有一贯的脉络。这决非人为地蓄意而成，完全是这种氛围在国民中发酵而来的结果。……无论是尊王攘夷，还是八纮一宇，其精神、目的，都的确是同样的。如果问那是什么，那就归结为要使日本立于世界强国大国之林，而出色地发挥应有的作用。尊王攘夷是消极的用语，开国进取是积极的用语。就是说，前者是盾牌的里面而后者是盾牌的表面。八纮一宇是指点开国进取的最终目的，无非是将所谓的我们的皇道宣扬于世界的意思。本来这不是武力上的事，根本就是明摆着的。其意思无非就像盎格鲁-撒克逊人以盎格鲁-撒克逊文化贡献于世界、法国人以法国文化、德国人以德国文化贡献于世界一样，日本人也想以日本文化贡献于世界。”他分析指出：“明治天皇是开国进取的化身，是时代精神的象征，小笠原岛、琉球、千岛、整个蝦夷（北海道——引者）、桦太（库页岛——引者）的一半，进而台湾朝鲜等在明治天皇的时代作为我们的领土也还是暧昧的、不确定的或者是一半的属性，以至于像台湾朝鲜则完全是他国所有的，都归为我国的领土了。我们在这时，且不说世界的历史学家，就我们日本的历史学家而言，想问一问能否断言这些都是日本人违反人道主义、违反文明主义、滥用兵戈而掠夺邻国的结果，即明治天皇的御宇史是大和民族的罪恶史？如果他们能够对至今的历史这样彻底地断言的话，那么对大东亚战争无论给以怎样的恶评都可以随他们的便。但是，承认明治时代的开国进取，而不承认大正昭和时代的事，在道理上实在不通。”^[32]

德富苏峰以比自己血气方刚的壮年时代投身于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更大的热情，“为大东亚战争绞尽了最后一滴血，因此，我对于没有充分地尽到自己的责任之事，决无丝毫悔悟。但是，所谓力之不足，自觉惭愧。同时不可避免地断以无能之罪，自觉悔恨。”从他自以为是“科学的历史眼光”来判断，他觉得“对这场战争，从心里相信是义战，现在这种信仰也还没有改变。”^[33]

4.对东京审判的评价以及日本将来的走向

德富苏峰批判地指出：“市谷审判（即东京审判——引者）也可以说是日本罪恶史编纂无限责任公司，其专一的目的就在于出色地作成此罪恶史而向世界公布，来设法证明日本如何是所有罪恶的化身以及美英等国如何是优秀的文明人道的典型的国民。”他说：“即便日本人是如他们所说的恶党，他们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大恶党。”^[34]

既然他还坚持认为这场战争是“义战”，那么他反省自己也只有从力量方面来进行，只能把失败归结为力量不足所致。他觉得，错就错在将日本国民作为过于伟大的国民，给予了过高的估计。“令我失望的是，我国国民终究没有完成象八纮一宇这种布皇道于世界的大任务。”他说，“这次战争，至少将现代日本及日本人在风月宝鉴上照出了其最丑陋的姿态。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将来姑且不论，到现在为止，日本终究既不具有作为东亚盟主的实力，也没有这种能力。到底没有与盎格鲁-撒克逊或苏联等角逐而成为争雄世界的选手的资格。而且说，是过于爱日本人，就高估他，盲目地将一些不能完成的工作强迫给日本人做，这对我等来说，的确是大错误。人的工作必须与力量相当。而且不论如何说是为了国家，进行与力量不相称的工作，都完全是错误的。比如，猫抓老鼠，虽然不错，但是让猫去抓狸或狐的话，就会导致反而被狐狸所抓住。无论如何，自不量力的事，即便无论如何是由他们挑起的战争，因而我等的无能的责任都是不轻的。”他表示：“我等决不说盎格鲁-撒克逊是正确的，而斯拉夫是不正的。问题既不是正邪的问题，也不是是非的问题。关键仅仅是强弱的问题。”^[35]

至于日本的将来，德富苏峰依然具有雄心壮志，他说：“今天的日本不能永远这样生存。是往北伸展，还是往南伸展，或者南北同时伸展。否则的话，日本完全就像田螺或海螺一样，就最终不能在世界上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而被认可。”为了达到此目的，他明确提出：“我等曾经为了对付俄国而主张日英同盟。现在为了对付苏联，不得不主张日美同盟。说到美国，英国也可以说包含在其中。”认为“作为日本复兴的大策，为了利用美国，来与它交往”，为此要最大限度地忍耐，因为小不忍则乱大谋。“如果我等与美国结合，决心利用美国的力量来谋求日本的恢复的话，为了达到此目的，就要不顾任何牺牲地付出。因为日本的恢复是比任何东西都重要的重大事件。”^[36]指出了战后日本发展的基本方向。

（三）简单的结语

由上述介绍可见，虽然德富苏峰的战后日记到最近才公开出版，从战后六十年的历史来看，他的思想与帕尔的判决书一样，在日本社会各界都还拥有不少的赞同者。2007年8月22日，当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印度在印度国会发表讲演时就说到：“在东京审判中表现出高度勇气的帕尔法官，至今还一直受到许多日本人的尊敬。”而在2007年8月出版的德富苏峰战后日记的最后一卷中，“东京裁判史观”概念的始作俑者伊藤隆在该书解说中呼吁并指出，在解决现在日本各种问题时，德富苏峰的思想具有“启发”意义。^[37]

东京审判对日本主要战犯所作的判决与帕尔法官等少数法官提出的异议以及甲级战犯嫌疑者德富苏峰的思想，为我们思考什么是正义以及道德正义与政治正义之间的关系这些思想史上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提供了一份比较典型的历史素材。历史学家永原庆二说：“在民族、国家的责任即便在法律上解决了的阶段，作为道德（moral）的问题还继续存在。所谓道德，不是反复地谢罪就完了的。将不可抹杀的事实作为历史而不断地确认，不断地保持不使错误再发生的姿态，这难道不正是今天活生生的道德吗？”^[38]

（原载于《读书》2010年第7期）

注释

[1]朝日新闻法庭记者团：《东京裁判》上卷，东京裁判刊行会，1962年，第251页。

[2]泷川政次郎：《新版東京裁判をさばく》上，创拓社，1978年，第218—219页。

[3]1950年麦克阿瑟表示过“东京裁判没有起到警告的效果”的意思。1951年他在美国议会上院发言指出日本加入战争很大程度上是出于防卫。见东京裁判资料刊行会编：《東京裁判却下未提出弁護側資料》第8卷，国书刊行会（东京），1995年，第138、139页。

[4]对帕尔及其判决书的研究，可参考东京裁判研究会编：《共同研究パル判決書》（上、下），讲谈社学术文库，1984年；中岛岳志：《パール判事：東京裁判批判と絶対平和主義》，白水社，2007年。

[5]《帕尔判决书》曾经被占领当局禁止公开出版。1952年《旧金山讲和条约》生效之际，田中正明以《日本無罪論：眞理の裁き》为书名在太平洋出版社（东京）将《帕尔判决书》的内容编译出版。后来在此基础上增补成的《パール博士の日本無罪論》（1963年慧文社）不断重印，到2001年小学馆出版了该书的文库本《パール判事の日本無罪論》。

[6]朝日新闻法庭记者团：《东京裁判》下卷，东京裁判刊行会，1963年，第931页。

[7]这里牵涉到法学理论的问题，无法深入探讨。他的通俗易懂的结论就是：“恐怕在现在这样的国际社会中，‘侵略者’这个用语在本质上具有‘变色龙的性质’，可能只是意味着‘失败一方的指导者’。”朝日新闻法庭记者团：《东京裁判》下卷，东京裁判刊行会，1963年，第463页。

[8]朝日新闻法庭记者团：《东京裁判》下卷，东京裁判刊行会，1963年，第862、871页。

[9]同上，第819页。

[10]同上，第124页。

[11]小林よしのり为文库本《パール判事の日本無罪論》写的推荐。田中正明：《パール判事の日本無罪論》，小学馆，2006年第八次印刷，第3页。

[12]《朝日新闻》2001年8月15日社论。

[13]伊藤隆、中曾根康弘、藤冈信胜等人所提出或批判的概念。荒井信一指出：“东京审判史观”这一用语已经成为“在以追求日本在政治上、军事上自立的复古主义的国家主义为志向的基础上，将其认为应该排除的历史观不分青红皂白地放在一起而提出的意识形态上的标语。”见荒井信一：《戦争責任論：現代史からの問い》，岩波书店，1995年，第174页。粟屋宪太郎则警告说：“‘东京审判史观’批判论者无非是审判的全面否定论者，将他们的意见追究到底的话，实际上就应该会走到破坏旧金山条约、日本退出联合国的地步。这是20世纪30年代日本在国际上孤立的再现。”见藤原彰、森田俊男编：《近現代史の真実は何か》，大月书店，1996年，第166页。

[14]藤冈信胜说：“将本国国民装扮成人类史无前例的残虐无道的人的集团、将本国史描写成恶魔似的行径的连续。对本国进行鞭挞、诅咒、谩骂、谴责。将这种历史的见解、精神的态度称为‘自虐史观’。‘自虐史观’是缠绕在战后的日本社会，特别是宣传媒体和教育界的疾病、宿疴，是增殖的癌细胞。不排除这一疾病，日本就不能新生为健全的国家。”见藤冈信胜：《“自虐史観”の病理》（前言），文艺春秋刊，1997年，第2页。高桥哲哉评价说：“‘自虐史观’这一用语是用来丑化和非难直视亚洲侵略或殖民地统治的过去、力图承担责任的日本人的态度这种意义上来使用的。因为率领‘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的教育学者、藤冈信胜东京大学教授的出现，这一用语不像以前那样只属于一部分右翼保守派政治家、空想家们的专利，而成为扩展到一般学生或市民中作为最新的流行语来使用。”见高桥哲哉：《战后责任论》，讲谈社，1999年，第112页。

[15]参见步平：《关于日本的自由主义史观》，《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4期。

[16]参见历史研究委员会编、东英译：《大东亚战争的总结》，新华出版社，1997年。

[17]以下引文凡出自上述日记，注引形式为：“Ⅰ—35”表示第一册的第35页，以此类推。

[18]Ⅲ—222、327、299。

[19]Ⅱ—258、259、260、263—264。

[20]Ⅲ—370。

[21]Ⅲ—244。

[22]Ⅰ—35、38—39、40。

[23]《德富猪一郎宣誓供述书》，东京裁判资料刊行会编：《東京裁判却下未提出弁護側資料》第1卷，国书刊行会（东京），1995年，第606页。

[24]Ⅲ—370。

[25]Ⅳ—350。

[26]Ⅰ—418、419。

[27]Ⅲ—349、364—365。

[28]Ⅲ—361。

[29]Ⅲ—364。

[30]Ⅲ—363。

[31]Ⅳ—351。

[32]Ⅲ—366、367。

[33]Ⅲ—233、372。

[34]Ⅲ—346、347。

[35]Ⅲ—244、245—246、297。

[36]Ⅲ—300、301、303、304。

[37]Ⅳ—431。

[38]永原庆二：《“自由主义史观”批判》，岩波ブックレットNO.50，2000年，第52页。

二德富苏峰《玩苏梦物语》里的战争责任问题

二德富苏峰《玩苏梦物语》里的战争责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