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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皇制法西斯专制的形成与崩溃
- 三天皇制法西斯专制的形成与崩溃
- 📚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全套 18 卷）

作者：吴廷璆等

三天皇制法西斯专制的形成与崩溃

（一）天皇制法西斯专制的基本形成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军队和民间都相继建立了不少法西斯组织，发起国家改造运动，策划一系列军事政变事件；政府机构也逐渐法西斯化，对内实行法西斯专政，扩军备战，使国民经济进一步军事化，对外积极准备发动侵略战争。

（1）国家改造运动与“满洲事变”

1919年3月，北一辉在上海完成了《日本改造案原理大纲》（后来改称《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一书，书中称，为了拯救“内忧外患及将要来临的有史以来之空前国难”，计划通过政变来实行“国家改造”。当时，日本军队内部还没有发生国家改造运动，所以，北一辉的理论对青年军官集团的影响很大。“在乡军人团”的核心人物西田税就是其中之一。

西田税早在陆军士官学校读书时就开始对《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产生了深刻的共鸣。1927年10月前后，西田在向青年军官散发的《天剑党章程》中，描述了自己关于国家改造的思想。天剑党是一个“以军人为基础，联络全国战斗的同志而结盟的改造国家的秘密结社”。他所寻求的革命“经典”，就是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受《天剑党章程》影响的海军少尉藤井齐在次年，即1928年3月，建立了王师会，作为海军青年军官的组织。王师会主张，作为“奉天皇之大命而完成维新之实力”，必须“完成奉戴日本皇帝建设世界联邦国家之圣业”。在《伦敦海军裁军条约》即将签字的1930年4月3日，藤井又起草了意见书《忧国慨言》，在激进的海军军官中散发。与领导海军青年军官的藤井一丘之貉的是领导陆军青年军官的大岸赖好中尉。他也于1930年4月，在激进的陆军军官中散发秘密小册子《兵火》，号召“开始正义之战斗”，呼吁以“推戴天皇为根本方针”，鼓吹“组织陆、海、国民军三位一体的武装力量”。

如果把北一辉、西田税和现役青年军官视为第一个集团，那么第二个集团便是井上日召等人的恐怖主义集团。井上曾作为军事密探和走私商人在满洲和华北流浪12年。1921年回国后，投师头山满门下，与内田良平等玄洋社、黑龙会的浪人过从甚密。

第三个集团是以大川周明和桥本欣五郎大佐为核心的樱会的陆军幕僚们。樱会是一个“以改造国家为最终目的”的秘密结社，会员大部分是陆军大学出身、陆军中央的幕僚军官。建立樱会的直接动机在于伦敦裁军问题以及围绕《伦敦海军裁军条约》的统帅权论争，而在樱会建立的1930年下半年，日本便因统帅权论争的后遗症而开始动荡不安。

在幕僚军官中间，早就有革新陆军的动向。1921年，派往德国工作的冈村宁次、小畑敏四郎、永田铁山3位少佐，在巴登—巴登相会，研究如何排除当时独占陆军首脑部的萨长阀，筹划陆军的现代化，为总体战作准备。1929年成立一夕会，目的就是要刷新陆军人事，拥立非萨长系的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林铣十郎3位将军重整陆军，把解决满洲问题作为重点。他们所说的革新，就是要打倒陆军中的萨长阀，由他们自己亲手解决满蒙问题。

桥本欣五郎1922年在哈尔滨的特务机关工作时，曾学过俄国革命史，1930年5月回国后进入参谋本部。他对传入日本的共产主义深表忧虑，有“政党政治乃天皇政府唯一最大障碍之感”。他决心为“实现天皇单一之政治”而改造国家。他所要实行的国家改造，是希望维护因“共产主义”而面临危机的“世界无双之国体”，于是便建立了樱会，作为推进国家改造的团体。

桥本等人打算以统帅权为后盾，来干预国政，强制实行对国家的改造。他们在策划对国家的改造时，主张“先内后外主义”，首先通过内部改造建立强有力的政府，再处理对外问题。^[1]

改造国家是与对外侵略，即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相辅相成的，但在如何实行的问题上，樱会内部意见也有分歧。分歧点在于首先改革内部，还是首先对外行动（武力解决“满蒙问题”）。桥本等人认为，靠现在这样软弱无能的政党内阁，对外行动是不可能的，因此首先要改造内部，建立强有力的政府。从这种先内后外主义产生的计划，发展为后来所谓的“三月事件”。

“三月事件”是通过政变来建立以陆相宇垣一成为首的军人政府。参与这一计划的有：陆军次官杉山元、参谋次长二宫治重等军部首脑和以桥本欣五郎为首的樱会激进派以及右翼的大川周明一派。该政变计划虽被挫败，但“三月事件”却给“国家改造运动”以巨大的影响：第一，由于军部首脑带头以政变来实现改造计划，便使类似的政变计划此后相继出现；第二，由于该计划受到挫折，使先内后外主义退居劣势，被先外后内主义取而代之，占据主导地位，后来就具体表现为“满洲事变”。

在日本陆军内部，另一个国家改造运动的核心就是与北一辉及西田税等人相勾结的少壮军官集团。在海军中也形成了以藤井齐中尉为中心的国家改造运动的骨干。右翼团体也与军部相互呼应，投入了国家改造运动。不过，这些右翼团体大多数只不过是受雇于政党或资本家团体的打手而已。

自从经济危机前后工农群众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以后，一些所谓革新右翼团体相继建立。急进爱国党、日本国民党、爱国勤劳党、全日本爱国者共同斗争协议会、大日本生产党等都属于这类组织。革新右翼团体的特征在于，它并不象过去的右翼团体那样仅限于鼓吹单纯的排外主义和对外扩张主义，而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和政党政治也进行一定的批判，主张改造国家。它们的作用在于依靠革新的伪装，把国民大众的力量引向反革命的国家改造和对外侵略。

1930年的统帅权论争，是由政党和军部在关于天皇的统治权问题上的对抗而引起的。在论争中，军部意识到天皇制的危机，为了维护天皇的统治权，便不断攻击政党，并在军部的领导下展开所谓国家改造运动。这场闹剧的灵魂人物就是石原莞尔。

石原莞尔认为，战争本来的目的在于完成“以武力彻底地压倒敌人”的“歼灭战争（决定性战争）”，但在武力不能自行解决一切的场合，将会限于“消耗战争（持久战争）”。为了进行持久战，“国内改造”是必要的。但是，为了推进国内改造，作为跳板，首先必须实现“对外发展”。因此，石原主张：“根据我之国情，宜迅速使国家在对外发展上突飞猛进，并根据情况断然实行国内之改造。”^[2]

无论是陆军还是海军，青年军官都提出了以“军人为基础”的关于国家改造的设想，这是因为他们掌握着统帅权。在这一点上，他们与石原莞尔是不谋而合的。

1931年4月13日，滨口内阁总辞职。元老西园寺公望推荐若槻礼次郎继任首相职务。若槻成为民政党总裁，第二次组阁。南次郎大将就任陆相，字垣则调任朝鲜总督。

表1.2 第2届若槻内阁（1931.4.14—1931.12.13）

与桥本欣五郎中佐的先内后外主义相反，石原莞尔中佐则主张先外后内主义。他自1928年10月就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以后，便策划解决“满蒙问题”。1929年5月，板垣征四郎大佐就任关东军参谋，更加强了关东军的力量。在1930年11月至12月间，永田铁山大佐作为陆军省军事课长视察朝鲜、中国东北和华北时，曾在沈阳与板垣、石原会谈，详细讨论了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方策。

1931年，围绕侵略“满洲”的活动更加紧锣密鼓地展开。4月，参谋本部起草了《昭和六年度（1931年）形势判断》一文，设想“满蒙计划”分步走，最后达到直接占领的目的。5月，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以关东军司令部的名义制定了一个《满蒙问题处理案》的政策性文件，也提出了要“领有满蒙”的计划。石原莞尔在此前后则起草了《满蒙问题之我见》的意见书，强调必须在1936年以前解决满蒙问题。在东京，陆军省的永田铁山、冈村宁次大佐与参谋本部编制动员课课长山胁正隆大佐、参谋部第二部欧美课课长波久雄大佐和中国课课长重藤千秋大佐共五人，于6月召开秘密会议，商讨“满蒙问题”。

1931年7、8月间，连续发生了万宝山事件、中村大尉事件等。8月26日，前首相滨口雄幸去世。9月4日，日本外务省接到来自“满洲”的电报，称“关东军的青年军官正计划对满洲的中国军队下手”。

9月11日，陆军省军事课长永田铁山以中村事件为理由，要求各个方面采取诉诸实力的方针，并同参谋次长二宫治重中将、陆军次官杉山元中将和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大佐一起，商议了采取实力报复手段的具体办法。这时，日本三省二部（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和参谋本部、军令部）与满蒙问题有关的课长级人物一致认为要“乘中村事件的机会，包括铁路谈判在内，解决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3]

计划终于付诸实施，1931年9月18日，在奉天境内的柳条湖附近，关东军奉命炸毁铁路，随后向北大营进发，“满洲事变”爆发。9月20日，关东军在奉天（沈阳）发布了事实上的戒严令，任命土肥原贤二特务机关长为奉天市长，开始为“赴援”长春、哈尔滨、吉林作准备，并向驻朝日军求援。朝鲜军未等奉敕命令，便于21日下午1时擅自越境，开往奉天。陆军中央决定采取“先斩后奏”的方针，即在内阁会议不同意出兵时由军方上奏，如天皇不裁允，则参谋总长和陆相先后提出辞呈。但23日召开的内阁会议，对驻朝日军擅自出动问题采取了默认的态度，并事后追加批准了经费开支，最后也得到天皇的裁可，这一事件以军方胜利而告终。

从此，军部更加有恃无恐，军部开始无止境地采取单独行动。9月22日，关东军决定了“一举解决”满蒙问题的基本态度，制定了要“建立一个接受我国支持、包括东北四省（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及蒙古在内的、以宣统为首的中国政府，使之成为满蒙各民族之乐土”的方针。^[4]9月24日，政府发表声明极力表白：日军的行动是为了保护日本侨民和维护日本的正当权益，并非意图吞并的军事占领，甚至驻朝鲜军队的越境出兵，也被说成是在条约规定范围之内，企图用这种诡辩使之合法化。但是，随着关东军的侵略逐步升级，日本政府再也不能自圆其说了。

在事变之前策划了流产的“三月事件”的参谋本部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部中佐，“满洲事变”后又策划了未遂的“十月事件”，企图实现所谓的国家改造。“十月事件”的核心人物，主要是参谋本部的成员，预定于10月21日动手，在东京的120名军官“首先发动政变，由军部夺取政权，宣布独裁制，进行政治变革”，实行“天皇的一元政治”。

政变计划败露后，10月17日，宪兵司令部便将12个核心人物逮捕和“保护”起来。十月事件以未遂而告终，被捕的12个人在软禁中受到特殊待遇。但十月事件使“国家改造运动”发生分裂。失败了的陆军幕僚军官因被降职而鸟散，樱会归于消失。陆军和海军不久也分道扬镳。未遂的十月事件对日本资产阶级政党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最后导致政党的分裂。

进入1931年11月，“举国一致内阁论”盛行起来。所谓举国一致，并非为了抑制军部的独断专行，而是政客们为了谋取下届政权的谋略。在这些主张中，既有政友会和民政党的联合，也有军政相勾结的“超然内阁论”。安达谦藏内相极力主张成立政友会和民政党的联合内阁。但若槻内阁成员除安达内相外都不同意与政友会合作，若槻首相要求安达内相辞职，安达予以拒绝。在内阁出现严重分裂的情况下，若槻内阁于1931年12月11日总辞职。

（2）“五·一五事件”与“国体明徵运动”

若槻内阁总辞职后，12月13日，政友会总裁犬养毅组成犬养内阁。1932年1月9日，日本民间人士集团同海军集团就国家改造问题密谋采取行动，席间，多数人主张立即行动。与会者决定采取孤注一掷的方法，在2月1日纪元节那天，集体动手袭击那些进皇宫祝贺的高官。

表1.3 犬养毅内阁（1931.12.13—1932.5.26）

为把世界的目光从“满洲”转移开去，关东军的花谷正少佐与参谋本部驻上海的田中隆吉少佐合谋，于1932年1月28日在上海制造了暗杀日本僧侣的事件，于是，“上海事变”爆发。

1月31日，日召集团与在东京的海军集团决定改变发动袭击的日期和目标。犬养内阁于1月21日解散议会，公布2月20日为大选日。日召决定把集体袭击改为“一人杀一人”的方式，袭击前来参加声援演说的政党巨头。

2月9日，小沼正在东京本乡区一所小学暗杀了前来发表支持民政党候选人演说的前藏相井上准之助，随后在3月5日，菱沼五郎暗杀了三井合名公司理事长团琢磨。这次暗杀行动是由日召集团指使的。但因暗杀行动败露，日召于3月11日自首被捕。这次暗杀的集团被称为“血盟团”，这次暗杀事件被称为“血盟团事件”。

关东军发动事变的目的是要把满蒙变为日本的领土，但在事变之后，这一占有计划改为所谓“满蒙独立”方案，决定建立“满洲国”。于3月1日发布独立宣言，建立“满洲国”，推出宣统为傀儡皇帝。

“满洲事变”在“满洲建国”之后而告一段落，上海事变也于3月3日发表停战声明而进入一个新阶段。4月26日，日本财阀三井和三菱向“满洲国”贷款2000万日元，开始向“满洲”发展。9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承认“满洲国”。

在海军青年军官的政变计划中，有的陆军候补军官也参加进来。在总共21名参与政变的军官中，有10名海军军官和11名陆军候补军官，还有20名民间人士。民间人士的核心人物是桔孝三郎。

权藤成卿青年时代即梦想前往中国大陆，此后便加入国家改造运动。1919年时，他把自己的思想概括为《皇民自治本义》一书，并于1920年6月组织了自治学会。深受权藤成卿影响的有海军的藤井齐中尉、古贺清志中尉和中村义雄中尉。

古贺清志和中村义雄，从1931年12月便开始一起参加了国家改造运动。他们强调，必须由“破坏行动”来实现“社会的改造”。1932年伊始，古贺清志和中村义雄开始着手采取行动的准备工作，3月下旬制定了第一次行动计划，又根据情况不断修改计划。在行动计划中，准备通过袭击首相官邸及其他袭击目标而引出戒严令的发布，“希望建立军政府，进入革命阶段”，然后在“革命”阶段实现“国家改造”的目的。

4月3日，大川周明交给古贺5只手枪、125发子弹和现金1500日元。此后，于4月29日和5月13日，大川又提供资金共4500日元。而且就在5月13日，政变全体参加者一起决定于5月15日采取行动。这一天以海军军官和陆军候补军官为中心的政变主力部队，分为四组，在约定的下午五时三十分，袭击了首相官邸、内大臣官邸、政友会本部和三菱银行。后来，袭击三菱银行的一组首先向宪兵队自首，其他三组则在对警视厅发动攻击后，向宪兵队自首，以爱乡塾为首的别动队，则计划袭击6个变电所。

在这次袭击中，暗杀了首相犬养毅，但是，暗杀内大臣牧野伸显没有成功，对政友会本部和三菱银行的袭击也未获成功，对警视厅的攻击也归于失败。别动队对变电所的袭击也未能使东京变黑暗。结果，还未等宣布戒严令政变就失败了。主力部队向宪兵队自首，别动队逃亡。桔孝三郎打算让别动队逃往“满洲”，事先去了“满洲”，但别动队在前往“满洲”前就被抓获了。在“满洲”的桔孝三郎于7月24日向哈尔滨的宪兵分队自首。大川周明提供武器和资金一事也被发觉，于1932年6月15日被捕。

“五·一五事件”虽未能实现建立军政府的目标，然而，一个国家的首相在官邸被现役军人集团暗杀，这种事件在国内外还是造成了很大的震动。

军部当局对政变青年军官显示出一种同情的姿态。事件发生次日，陆相荒木贞夫强调“纯真青年做出如此之举动，就其心情而言，不能不令人落泪”，因此，在处理本事件时，“必须举国一致，尽全力克服此困难局面”。海相大角芩生则声称：“抛开罪与罚的问题不谈，仅就这些青年之动机而言，不禁落泪。”^[5]

在日本国民中，由于政变参与者替他们发泄了对日本现状的不满，所以对身陷囹圄的这些人表示同情。要求为他们减刑的请愿书，在一年多时间内高达355万封。审理军界参与者的军法会议于1933年9月和11月宣判，审理民间人土的东京地方法院于1934年2月宣判。审判结果是：10名海军青年军官犯有叛乱罪，刑期重者15年，轻者1年；11名陆军候补军官则以叛乱罪全部判处监禁4年；17名民间人士分别判处无期徒刑（橘孝三郎）至3年徒刑不等。从判处决结果看，民间人士重于军界。

“五·一五事件”最主要的后果是日本由此结束了政党政治。元老西园寺与军政部门资深要人就下届首相问题反复商量的结果，是绕开第一大党政友会的继任总裁铃木喜三郎，而奏请天皇由历任海军大臣和朝鲜总督的海军大将斋藤实担任下届内阁首相。5月26日，即事件发生后第11天，才成立了斋藤内阁。西园寺希望斋藤内阁能起“过渡内阁”的作用，待政局稳定之后再恢复政党政治。然而事与愿违，斋藤内阁反而“过渡”为“法西斯亲军内阁”，政党政治崩溃。

表1.4 斋藤实内阁（1932.5.26—1934.7.8）

斋藤内阁上台伊始，首先着手解决承认“满洲国”的问题。斋藤内阁最初基本上沿袭了犬养内阁的渐进主义，在1932年6月1日召开的第62届临时议会上，斋藤首相兼外相还表示承认“满洲国”的时机尚未成熟。但是，日本国内政、财、军界要求立即承认的呼声甚嚣尘上。关东军、“满洲国”政府、“满洲国”协和会等也大肆活动。于是，6月14日，众议院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承认“满洲国”的决议。

1932年7月6日，满铁总裁内田康哉被任命为外相后，日本政府和外务省的态度逐渐强硬起来。本来，斋藤任命内田为外相就是希望得到军部的支持，而内田本身也是一个强硬派人物，他认为：“从日本国立场来看，满洲问题已不存在，有的只是承认满洲国问题。”^[6]因此，他一进外务省，就开始推行强硬外交路线。在内阁会议上，内田外相支持荒木陆相关于退出国联的主张。

9月13日，枢密院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日满议定书》。9月15日，派驻“满洲”的临时特命全权大使武藤信义和“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签署《日满议定书》，日本正式承认了“满洲国”。

日本承认满洲国的侵略行径引起国际联盟的关注和谴责。1933年2月24日，在国联的特别大会上；以绝对多数通过了反对日本承认“满洲国”的决议。3月27日，日本退出国联。退出国际联盟意味着日本外交的基调从过去的国际协调外交转变到了“自主独断外交的强硬路线”。退出国联这件事本身意味着日本与欧美列强之间的帝国主义对立激化，日本在国际上更加孤立。

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后，摆脱了国际联盟对日本的牵制，1933年9月27日，海军修改《军令部条例》，把海军军令部长的地位提高到与陆军参谋总长相同，改称为军令部总长。

1934年7月，冈田内阁成立。作为友党的民政党派出松田源治任文相，町田忠治任商工相。政友会的床次竹二郎为邮政相、山崎达之辅为农相、内田信也为铁道相。政友会总裁铃木喜三郎将入阁的以上3位阁僚和其他十几名在内阁任政务次官的党员开除出党，以表示强硬姿态。

表1.5 冈田启介内阁（1934.7.8—1936.3.9）

“五·一五事件”后，由海军大将斋藤实为首相的内阁和以海军大将冈田启介为首相的冈田内阁，被称为“中间内阁”时期。所谓中间内阁，是在要求变革现状或维持现状这两种相反的主张与行动中，倾向于维持现状，并试图使两者妥协而产生的。在中间内阁时期，日本政党迅速衰落下去。恢复政党内阁的期望越来越渺茫，政党政治即将崩溃。

“五·一五事件”后，日本又相继发生了多次法西斯政变阴谋事件，如1933年7月，由“大日本生产党”发动的“神兵队事件”，同年11月发生的“救国崎玉挺身队事件”，1934年11月发生的“士官学校事件”等。士官学校事件（十一月事件）充分体现了统制派对皇道派采取又打又拉的两面政策。这些阴谋事件虽都中途流产，但每次事件都加速了日本法西斯化的进程。

皇道派精神领袖荒木贞夫大将和真崎甚三郎大将是国家改造运动的领军人物。真崎位居负责陆军教育任务的教育总监。冈田内阁陆相林铣十郎于1935年7月罢免了真崎的职务，由渡边锭太郎大将接任。按照内部规定，将官以上的人事任免本应由陆相、参谋总长和教育总监“协商”决定。因此，皇道派则把林陆相左右教育总监的人事安排视为干犯统帅权而提出批评，指出担任陆军省军务局长的永田铁山少将是操纵林陆相罢免真崎的元凶，激起了对统制派的憎恨。

1935年7月16日，相泽三郎中佐从报纸上得知真崎被免职一事，便于19日来东京拜访永田，劝其辞职，永田没有听从。相泽返回福山，于8月10日，他再次自福山前往东京，并于12日在陆军省军务局局长室杀死永田（相泽事件）。

以1935年2月贵族院的质疑为契机而发生天皇机关说问题后，帝国在乡军人会和右翼团体的活动就活跃起来。在3、4月期间，参加这个运动的团体，东京有55个，京都有7个，大阪有6个，各县有多有少，总共达到151个团体。^[7]在乡军人会的老将军们，由地方来到东京拥进了陆军省。他们对政府和军部感到不满，期望通过“国体明徵”消灭“诸恶”的根源。

冈田内阁在议会两院的要求和军部的压力下，对天皇机关说的提出者美浓部达吉实行了禁止出售其各种著作的处分（4月9日），并通过两次发表内阁声明（8月3日和10月15日）禁止了天皇机关说。这不是宪法争论，而是政治斗争。从1930年以来已扩大到军部和右翼的对政党、财阀、元老、重臣的攻击，打着国体明徵的旗号使中央政界受到了震动。支撑政治体制的基础观念变成了政治争论的焦点。军部逼迫内阁作出让步，内阁不得不妥协。

关于国体明徵运动的社会背景，丸山真男在其《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和运动》（1947年）一书中谈道：

……谈到我国的中间阶层或小市民阶层，必须区别为以下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小工厂主、町工厂的师傅、土建承包业者、小卖店店主、木工头儿、小地主，乃至上层自耕农、学校教员——特别是小学和青年学校的教员、村公所的小吏和负责人、其他的一般下级官吏、僧侣、神祗官等这样的社会阶层；第二种类型是城市的工薪阶级、所谓的文化人乃至新闻记者、其他自由职业及知识业者（教授、律师等）和学生阶层。……我们在观察分析法西斯运动时，必须把这两种类型区分开来。^[8]

国体明徵运动一定会获得第一种类型的中间阶层的支持。农村革新派、官职名望家支持在乡军人会的老将军，城市里也有因期待打破现状而支持运动的社会阶层。走投无路和陷入内讧泥潭的政友会，在国体明徵运动中发现了倒阁的手段。同《伦敦海军裁军条约》签字时的统帅权问题一样（当时与海军军令部和枢密院取得了联系），政友会为了倒阁而不择手段，迅速采取了破坏政党政治的自我毁灭行动。

1936年1月21日，众议院休会期满而开会时，政友会提出了内阁不信任案，结果内阁宣布解散众议院。政友会埋头于国体明徵运动，没有认真作选举准备，而民政党为了挽回势力，却进行了不懈的准备。西园寺为冈田首相从住友财团那里秘密筹措到100万日元资金。这在西园寺来说，是前所未闻的事情。^[9]

2月大选的结果，政友会大败。在466个议席中，民政党获205席（44%），政友会获174席（37%），社会大众党获22席（5%），昭和会获20席（4%），国民同盟获15席（3%），中立派及其他获30席（6%）。在6大城市中，政友会的势力明显下降，而民政党和社会大众党的势力却显著增强。即在62个议席中，民政党获35个（56%），政友会获13个（21%），社会大众党获12个（19%）。^[10]

政友会在大城市选区之所以惨败，也许是因为国体明徵运动声誉不佳。但一般来说，在野党在选举中都处于不利地位。社会大众党在大城市选区的势力发展，说明了革新趋势的扩大，但这个革新是向右的。总之，作为友党的民政党虽然还远远没有达到过半数，但冈田内阁通过吸收小党派，终于得以使众议院多数成为友党。但在六天之后，突然发生了“尊皇讨奸”的政变——“二·二六事件”。

（3）“二·二六事件”与日本的法西斯化

1935年7月，皇道派首领之一真崎甚三郎被免去教育总监职务。8月，皇道派军官相泽三郎在陆军省军务局刺死统制派头目永田铁山，两派矛盾加剧。1936年2月，有较多皇道派骨干的原驻东京的第一师团即将派往中国东北，当此时机，该师团部分皇道派少壮军官，与近卫师团部分军官以及因“士官学校事件”被罢免的军官勾结在一起，准备发动政变。

1936年2月10日，矶部浅一、栗原安秀与第三联队第六中队长安藤辉三大尉及近卫步兵第三联队第七中队队长中桥基明中尉会谈，准备动手。行动的旗号是“尊皇讨奸”，即要清除“蒙蔽天皇圣心”的“君侧之奸”，以“显现国体”。政变口号为“昭和维新”，企图推翻被元老、重臣、官僚、政党与财阀控制的现政权。

2月24日，准备起事的这批青年军官向各方面散发了《起事旨趣书》，内称，“所谓元老、重臣、军阀、官僚、政党等，乃破坏国体之元凶”，“斩除君侧之奸臣军贼，粉碎其核心，乃我等之任务”。^[11]

2月26日晨，1474名官兵由9名军官指挥，再加上75人的卫队和9名民间人士，分为七支队伍开始行动，分兵袭击了各要害部门。在首相官邸连续暗杀了被错当成首相冈田启介的海军预备役大佐松尾传藏、藏相高桥是清、内大臣斋藤实、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刺伤了侍从长铃木贯太郎，首相冈田启介幸免于难。占据了内相后藤文夫的官邸和警视厅，袭击了东京朝日新闻社。河野寿大尉率领的另一队准备暗杀前内大臣牧野伸显，但牧野伸显在汤河原休养，被袭击前逃出。陆军省、参谋本部、议会、首相官邸、警视厅一带被占领。

1936年2月26日，起事部队在对攻击目标发动攻击的同时，要求陆相川岛义之大将“迅速上奏陛下，仰祈圣断”。下午3时20分，东京警备司令部公布陆军大臣的告示，强调“起事之旨趣已上达天听”，“承认诸子之真意系于显现国体之至情”。在此前后，东京警备司令部公布的战时警备令，便以“警备重要事项，并维持一般治安”的名义，把起事的部队编入了警备部队。起事部队认为，陆军大臣的公告是“承认了吾人之行动”，把被编入警备部队解释为是承认了起事部队的合法性，“正将步入维新之途”。^[12]

但事实上天皇一开始就主张“坚决镇压”，要求川岛陆相“迅速把事件平定下去”。2月27日，天皇的态度更加强硬，他对侍从武官长本庄繁大将强调说：“将朕最为信赖之老臣悉数杀死，就如同以软刀子对付朕一样。”天皇表示要“亲率近卫师团将其镇压”，并作为担任大元帅的绝对君主而出现于起事部队的面前。^[13]

2月27日，甲府、佐仓等地警备队奉命进京，正在演习的海军舰队也向东京回航。28日，布置好“坚决镇压”的态势后，戒严司令部包围了起事的部队。29日，在大部队包围与宣传攻势下，士兵纷纷散归原部队，政变首领两人自杀，其余被捕。震撼日本的“二·二六事件”在4天内以失败而告终。

1936年3月1日，陆军给起事部队定性为“叛军”，天皇召来侍从武官长本庄繁大将，强调“如果像对相泽中佐的审判那样，采取优柔寡断之态度，则反将增多麻烦。此次军法会议之审判长及审判员，需要委派刚正坚强的军官充任”。^[14]4日，以紧急敕令宣布设立东京陆军军法会议。天皇要求东京军法会议采取不妥协态度。

东京陆军军法会议实行“三不准”政策：一不准辩护；二不准公开；三不准上诉。1936年7月5日通过一审，对在起事中起核心作用的17名军官和民间人士宣判死刑。在判决一周后的1936年7月12日，除村中孝次和矶部浅一以外的15名军官被处决，1937年8月19日，又将村中孝次、矶部浅一和北一辉、西田税4人枪决。“二·二六事件”以起事部队的惨败而告终。从处理结果的严重程度看，和三月事件、十月事件，乃至暗杀了首相的“五·一五事件”都不可同日而语。

东京陆军军法会议把北一辉和西田税也处以死刑。他们并没有在事件中起核心作用，而是“帮助主谋者的利敌行为”。一般情况下，他们只处中等以下的刑罚。但是，由于有来自陆军领导机关的指示，遂不得不宣判死刑。所以，“二·二六事件”的审判，是出于要根除陆军中的皇道派和北一辉对陆军的影响这一特定目的而进行的审判。

“二·二六事件”究竟是不是政变？原大尉村中孝次认为“此次起事的目的不是实行政变”，而是在于“为实现昭和维新而宣明大义，欲开昭和维新之端绪”。他认为他们的行动乃是继承了“血盟团、五·一五两事件中忧国之士精神的起事”。那么，“二·二六事件”又为什么动员了下级军官和士兵呢？栗原安秀中尉辩称“正因为如此，起事才是代表全体国民的发言”。^[15]

然而，在参加“二·二六事件”的下级军官和士兵中，多数人并不知情，尤其是一般士兵，既不知道举事的宗旨，也不知道袭击的目标，在凌晨受命紧急集合，便匆匆出发了，当时接受的命令是“从现在起前往参拜靖国神社”。步兵第三联队第六中队的士兵在行军途中才知道是要去袭击侍从长铃木贯太郎。在28日这天，起事部队的领导机构以“维新义军”的名义，向起事部队的下级军官和士兵散发的檄文说道：“全国军队要在各地起事，全体国民正在高呼万岁。”继续欺骗这些官兵。

“二·二六事件”失败的具体原因，是青年军官重复“五·一五事件”的错误，制定了一个盲目的行动计划。然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没有正确认识天皇制的本质。

《起事旨趣书》起草人村中孝次，把“元老重臣”和“政党”混为一谈，攻击为“破坏国体的元凶”，并把解救苦难中的“农民”和“庶民”的一切希望交给天皇。然而，天皇作为大元帅一方面保持着绝对君主的本质，另一方面又正走在通往立宪君主的道路上，他既不想成为能“一切任凭其发落”的绝对君主，也不赞成把“农民”的一切苦难归之为资本主义腐败堕落所致的所谓农本主义。

所以也可以说，“二·二六事件”是由于起事的青年军官看错了天皇制的本质而告失败的。^[16]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出现了不少法西斯组织，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由北一辉、大川周明等于1919年组织的“犹存社”。它是日本最早的法西斯团体，有完整的纲领及机关报《雄吼》。随后，东京帝国大学的“日会”、北海道帝国大学的“峰会”、早稻田大学的“潮会”，拓植大学的“魂会”、第五高等学校的“东光会”、佐贺高校的“太阳会”，以及京都帝国大学的“犹兴学会”等组织，也竞相鼓吹法西斯主义。

在北一辉、大川周明等人的鼓吹和日本统治阶级的扶植下，整个1920年代，军队内出现了100多个法西斯团体，其中实力较大的有：国本社、行地社、建国会、天剑党、王师会、一夕会等。到1930年代，日本法西斯势力更加猖獗。这时，军部成为法西斯势力的中心，他们企图以武力为手段，在国内实现军部的独裁统治，在国外发动侵略战争，达到称霸世界的野心。少壮派军人法西斯组织——樱会，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的。

同军队内部的法西斯势力相呼应，社会上也出现了各种法西斯政党、团体。其中主要有：1930年2月由大川周明等人组织的“爱国勤劳党”，同年11月由茨城县的和尚井上日召组织的“血盟会”，1931年3月在大阪成立的“国粹大众党”，同年4月由桔孝三郎组织的“爱乡塾”，以及同年6月由大阪、京都等地的许多法西斯组织合并而成立的“大日本生产党”等。^[17]这些法西斯组织的共同特点是，利用群众的力量，打倒其政敌，然后用更反动的法西斯军事独裁，取代资产阶级政党政治。

民政党总裁若槻礼次郎上台后，法西斯势力更加猖獗，甚至在执政的民政党内，也出现了以内相安达谦藏和众议员中野正刚等为首的一派，同政友会的法西斯派勾结，策划建立“举国一致内阁”。

“二·二六事件”被镇压后，皇道派随之解体。皇道派法西斯军人集团中直接参与政变的一些少壮派军官，以及民间的法西斯头目北一辉、西田税等人虽然被处死刑，但这些法西斯分子建立法西斯政权和推行法西斯内外政策的愿望，并没有因皇道派垮台而消失，而由其政治对手统制派予以实现了。

冈田内阁因“二·二六事件”总辞职后，元老西园寺上奏推荐近卫文麿出任首相。近卫以身体状况不佳为由，辞退了组阁大命。实际上，除健康原因外，“还由于觉得与西园寺公爵在想法上有相当大的距离”。^[18]近卫对皇道派的观点一直抱有同感。结果，首相的衣钵传给了曾在斋藤、冈田两内阁担任外相的广田弘毅。1936年3月5日，天皇命令广田弘毅组织新内阁。

表1.6 广田弘毅内阁（1936.3.9—1937.2.2）

继任首相广田弘毅是军部同意的右翼组织“玄洋社”主要成员、老牌法西斯分子。陆军省军务局的高级科员武藤章中佐以代理陆相的资格干涉组阁，要求实现“以积极政策刷新国政”的内阁。广田大量接受陆军所要求的阁僚人选，并决定暂由自己兼任外相，广田内阁才勉强成立起来。

广田弘毅组阁时，军部大臣恢复由现役军官担任，寺内寿一以陆军大将出任陆军大臣。在陆军省军务局中，又新设了与军事课平行的军务课，开辟了一个军队介入政治的窗口。9月25日，公布了《帝国在乡军人会令》，把在乡军人会变为官方机构，完成了军部统治向地方渗透的组织手段。

广田内阁时期，镇压了叛乱部队的统制派幕僚，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导权，军部对政治方针的发言更为强硬。他们一方面排除皇道派，肃清军内异己分子，一方面极力推动确立国家总动员体制。这样，陆军中的统制派在自己的主导权之下开始建立起军部的法西斯独裁体制。军部法西斯几乎完全控制了内阁，内阁的大政方针要取决于军部，而且政府的人事安排也要由军部决定。例如原定参加广田内阁的吉田茂等人，由于在某些问题上同军部看法稍不一致，被军部斥为“自由主义分子”而被排除在内阁之外。

广田内阁完全按照军部法西斯的要求，在“庶政一新”“广义国防”的口号下，采取了一系列加速法西斯化的措施，诸如改组政府机构，强化法西斯体制，设置由首相、外相、藏相、陆相、海相组成的所谓“五相会议”，处理一切大政方针，等等。在所谓高度国防、外交一元化的名义下，军部不仅掌管国防，还掌管外交及其他大权。

希特勒于1933年1月当上德国总理后，于10月退出国际联盟，1936年11月，意大利总理墨索里尼与希特勒形成了“德意轴心”。这样，后进帝国主义国家日、德、意三国，在1930年代前后，便开始向先进帝国主义国家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建立的国际秩序——华盛顿体制和凡尔赛体制——挑战，并肩投入了重新瓜分世界的勾当。

日本对“满洲国”的经营，在1935年前后也暴露出不满足于现状的野心。“满洲”重工业、化学工业的建设，形成了与日本内地重工业、化学工业争原料和资源的态势，相互间的贸易也缩小。为了打破这一局面，就必须把“日满经济共同体”扩大为“日满华经济共同体”。所以，关东军从1935年开始着手“对华北的工作”。所谓“华北工作”，就是企图把华北五省（河北省、山东省、山西省、绥远省、察哈尔省）从中国分离出来，使之“满洲化”的工作。1935年11月，建立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2月，组织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1936年8月7日，广田内阁的五相会议通过了所谓“基本国策”。它规定：必须使“外交与国防相互配合，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之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以便确保帝国在名义上、实质上都成为东亚安定势力之地位”。^[19]这就毫不掩饰地表明，日本帝国主义不仅要继续扩大侵华战争，而且企图对亚洲、太平洋地区其他国家进行侵略扩张。不久相继爆发的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就是贯彻实施这项侵略方案的必然结果。

这项基本国策还规定要“消除北方苏联的威胁，同时防范英、美”。1936年11月25日签订的《日德防共协定》，名义上是反对共产国际的思想同盟，而实际上是法西斯轴心国之间的政治同盟。其侵略矛头除针对苏联外，也针对美、英等国家。

加紧对人民的控制是广田内阁采取的又一项加速法西斯化的措施。为了巩固后方，适应对外侵略的需要，广田内阁在国内进一步实行法西斯专政。他们以镇压叛乱、稳定时局为名，长期维持“二·二六事件”期间在东京地区实施的戒严令。在1936年5月召开的第69届特别议会上，制定并通过了《不妥文件临时管理法》《思想犯保护观察法》等法西斯法案。禁止群众集会、游行。从这一年起一直到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崩溃为止，五·一劳动节纪念活动与军工厂的工会组织均被禁止。此外，还加紧了对舆论及宣传机关的控制和收集情报的活动。1936年6月，将过去的“联合”“电通”两个通讯社合并为“同盟通讯社”。7月，又在内阁中设立了主要由军人组成的情报委员会。同年10月，日本政府发行了一份官报的附录——《周报》，以此指导社会舆论。同时还广泛实施所谓“国民教化运动”，加紧法西斯思想的宣传。

为了大规模扩军备战，广田内阁大力扶植和保护经营军火工业的财阀。陆军提出了6年内增建41个师团、142个航空中队的计划。海军也提出了5年内增建各种军舰66艘、共27万吨的5年扩军计划，其中包括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舰“大和”“武藏”号的建造计划。为了保证扩军计划的实现，1936年11月7日召开的内阁预算会议，通过了一项庞大的1937年度军事预算。这个年度的财政预算支出总额为30.4亿日元，其中军费就达14亿日元，占财政预算支出总额的46%。同时还提出了1937年以后数年内的军费预算。庞大的军事预算需要解决财源问题。为此，新上台的藏相、原劝业银行总裁马场锳一，实施了所谓“马场财政”。其主要内容是增税和增发公债，1937年度税收额增加6亿日元，增发公债8亿日元以上。

扩军备战大大刺激了军事工业的膨胀，短期内增建和扩建了许多军事企业。此外，为了保证军需物资的供应和战争的其他需要，政府大力扶植外贸，奖励航空、海运等业，使国民经济进一步军事化。这一切表明天皇法西斯专政已基本形成。

陆军的统制派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导权后，乘机形成了军部的独裁。然而，以宫廷势力为首的很多人对军部独裁持批判态度，海军和陆军的矛盾也越来越深。日本国内政局陷入不可收拾的泥潭之中。因滨田国松众议员（民政党）的反战演说而坚决要求解散众议院的陆军，与为使预算成立而要求避免解散的海军之间发生对立，使广田内阁在1937年2月总辞职。

（二）法西斯统治体制的确立

为了对外侵略战争的需要，日本政府加紧建立国家总动员体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近卫内阁开展了法西斯总动员运动。

近卫新体制运动完成了统治体制的法西斯改组。近卫新体制是典型的日本式法西斯统治体制。新体制运动的出现，标志着日本式的法西斯独裁体制的确立。

在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法西斯统治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长达15年的侵略战争，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1）法西斯体制的形成

广田内阁受到来自日本陆军和海军的夹击而于1937年2月2日总辞职。元老西园寺公望推荐陆军大将宇垣一成为继任首相，天皇命令宇垣组织内阁。但是，掌握着陆军实权的统制派以“宇垣组阁将会使整肃军队工作受到妨碍”为由，拒绝提供陆相人选，终于使宇垣组阁流产。于是，枢密院议长平沼骐一郎成了首相第一候选人，陆军大将林铣十郎为第二候选人。因为平沼坚辞不受，便由林铣十郎组阁。

表1.7 林铣十郎内阁（1937.2.2—1937.6.4）

林内阁成立后不久，西园寺便以年老多病为由提出辞去奏荐首相的任务。这是因为他对宇垣内阁流产和不得不推举平沼作为第一候选人感到不满和无能为力的缘故。但由于宫中近臣的恳求，拜辞元老一事未能如愿，但决定今后的首相人选改由内大臣和西园寺共同协商后上奏，即由西园寺与内大臣以及木户幸一、近卫文麿、原田熊雄等组成奏荐集团。

当时，推选首相必须得到陆军的支持，陆军为了尽快实现国家总动员体制，便从旁干涉首相人选的推荐和阁僚人事的安排，并要求作出庞大的军事预算和国防计划，甚至以再进行政变或恐怖相威胁，采取拒绝推荐陆相或图谋撤回陆相等手段。

这时的日本政党已没有重掌政权的可能，只好通过议会斗争反抗军部。但是，政党并不是能和军部对抗的势力。于是，除与军部同流合污外，无法在政界保持其独立地位。因此，在反抗的背后便扩大了同一步调活动的阴谋。所谓为掣肘陆军而策划政界改组和新党运动，都是自欺欺人之举，实际上是“亲军运动”，亦是政党自取灭亡的前兆。

总之，一方是“推进集团”，即为确立国家总动员体制而搅乱政界的陆军；另一方是“反抗集团”，即反抗陆军但又逐渐与陆军同流合污而又在分化的原有政党。奏荐集团必须把首相置于这两个集团之间，但又找不到有能力收拾混乱时局的候选人。

林内阁成立不久，预算通过之后，于1937年3月解散议会。理由是议会因新党运动争吵不休，无法进行审议，导致80余件法案中尚有60余件未审议完毕。也就是说，这是对众议院进行带有惩罚性的解散。4月大选结果，在466个议席中，民政党减少到179席（38%），政友会获175席（38%），两党大体相同，社会大众党增加到37席（8%），昭和会获19席（4%），国民同盟获11席（2%），东方会获11席（2%），日本无产党获1席，中立派及其他获33席。^[20]政友、民政两党要求林内阁立即下台，软弱无能的林内阁于成立四个月后的5月31日总辞职。

辞职当天，文部省出版了《国体之本义》，一书，强调“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皇祖之神敕永远统治。是为我万古不易之国体。基于此大义，作为一大家族国家，亿兆一心奉戴圣旨，充分发挥忠孝之美德。是为我国体之精华。此国体为我国永远不变之根本原则，贯通于国史而彪炳生辉。其将随国家之发展而弥坚，与天壤共无穷。我等必先知晓，于我肇国之事实中，此根本原则当光灿辉耀”。^[21]

大选刚刚结束之后，命近卫文麿组阁。1937年6月4日，贵族院议长近卫文麿组织内阁，在近卫组阁一个月后的7月7日，就发生了日军大规模侵华开端的卢沟桥事变。从此，中日两国进入全面战争阶段。近卫内阁决心将卢沟桥事变扩大，8月13日，内阁决定派遣陆军前往上海，15日，声明全面战争开始，海军也于8月15日渡海炮击南京。11月占领南京，开始了历时两个月的南京大屠杀。

表1.8 第一届近卫内阁（1937.6.4—1939.1.5）

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为了在国内建立战争体制，保证因扩大战争而急需的庞大兵力和军需物资，近卫内阁开展了法西斯总动员运动。1937年8月14日，近卫内阁决定开展“国民思想运动”。8月21日，内阁会议正式通过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计划实施纲要》的决议。并于9月9日发出了内阁训令，实行所谓国民精神总动员。9月11日，由政府主持召开国民精神总动员演说会。所谓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就此开始。

打响大规模侵华战争的的近卫内阁，继内阁训令之后，于1937年10月12日，成立了以海军大将有马良桔为会长的“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联盟”，作为推动全国精神总动员运动的指导组织。10月25日创设了企划院，作为国家总动员的中枢机构。

到1938年3月31日止，参加“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联盟”的有帝国在乡军人会、海军协会、海军有终会、国体拥护联合会、时局协议会、爱国妇女会、壮年团中央协会、大日本联合青年团、全国神职会、佛教联合会等74个右翼团体。^[22]这些所谓群众团体主要骨干成员是官僚、金融资本家、地主、工场主、神官、僧侣等，完全是天皇制法西斯政府的御用工具。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举国一致，尽忠报国，坚忍持久”。^[23]其目的除了扩大侵略、充实军备之外，就是加强对日本人民的思想控制，限制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

但是，在对华侵略的问题上，近卫内阁和日本军部存在着权力之争。近卫打算借助宇垣一成和财界巨头池田成彬的力量，来恢复内阁的“领导作用”。1937年10月15日，近卫任命了以他们两人为中心的10名内阁参议。然而陆军也于11月18日通过军令公布了大本营令，20日在宫中设置了大本营。

新设的大本营是使军部在领导战争中成为更加独裁的机构而设置的，与过去的战时大本营的区别是，它不仅是战时的“最高统帅部”，同时“要统一和加强政治与战略的一致性，尤其要成为统一和加强有关善后处理以及国家经营等领导的推动力”。因此，大本营的设置，不但强化了统帅权的独立，而且在“统一政治和战略上将起主导作用”。^[24]

1937年12月，近卫政府以“企图组织人民阵线”为罪名，逮捕了日本无产党和“评议会”领导人及骨干成员400多人，并强令立即解散这两个组织。司法省声称：“在今天，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思想有成为滋长共产主义思想温床的危险性。”据此，反动当局不仅镇压共产主义者，而且也向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发动了新的进攻。东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大内兵卫等人，以违反《治安维持法》的罪名被捕入狱。自由主义者、东京大学的河合荣治郎教授，也以违反《出版法》的罪名被起诉，他的著作被禁止发行，对日本发动的战争稍有批评的东京大学教授矢内原忠雄等人也被解聘。

在白色恐怖的政治背景下，近卫内阁于1938年1月22日的第73届国会上，制定和通过了作为推行战时体制根本措施的《总动员法》。《总动员法》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言论出版以及工农运动等方面的内容。其根本目的是把全国的国民经济、政治生活等一切领域都置于法西斯政府控制之下，把全国纳入战争轨道，建立法西斯天皇制警察国家。1938年3月24日，国会通过了《电力国家管理法》。7月又公布了《国民征用法》，建立了全国性义务劳动体制。这就奠定了日本式法西斯独裁统治体制的基础。

但是，近卫内阁开展的总动员运动，并没有实现迅速完成侵华“圣战”的愿望，反而陷入了长期战争的泥潭。为了摆脱这种困境，近卫首相于1938年11月3日发表了所谓“建设东亚新秩序”声明，表示愿意“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25]其目的是，既引诱国民党政府中的投降派对日妥协，又表明了日本征服中国的意图。12月6日，大本营决定了关于停止在大陆进行进攻作战而向持久战略转变的方针。12月22日，近卫首相以谈话的形式提出了调整“日华国交”的三原则。

法西斯总动员运动和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口号，不仅未能使日本摆脱困境，反而进一步激化了国内外矛盾。近卫内阁终因未能解决“两个政权”的矛盾，被迫于1939年1月4日总辞职。1月5日，奏荐集团推举枢密院议长、右翼团体“国本社”头子平沼骐一郎组成新内阁。

表1.9 平沼骐一郎内阁（1939.1.5—1939.8.30）

但是，平沼内阁没有处理问题的能力，虽然不断召开有首相、外相、藏相、陆相和海相参加的五相会议，共同商讨问题，但因陆军省与外务省的意见不能取得一致而议而不决，在维持了半年多之后，于1939年8月30日下台。

元老西园寺公望试图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内阁，希望由池田成彬组阁，然而池田内阁未能产生，西园寺的希望终成画饼。继平沼内阁之后的是以陆军大将阿部信行为首相的阿部内阁，阿部内阁于1939年8月30日成立。9月1日，希特勒对波兰发动进攻。3日，英法对德国宣战，从而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帷幕。

表1.10 阿部信行内阁（1939.8.30—1940.1.16）

续表

阿部内阁一开始就被看成是脆弱内阁，10月，因设立贸易省问题发生纠纷，首相地位出现危机。11月，请民政党总裁町田忠治入阁，遭到拒绝。曾经促进阿部内阁成立的武藤章军务局长等人，联手在12月公然宣称：内阁没有应付时局的能力。翌年（1940年）1月9日内阁会议之后，陆相畑俊六向阿部首相进言：反对解散议会，实行内阁总辞职，反对现役军人担任下届首相。另一方面，民政党、政友会、社会大众党的240多人，也向首相呈交了要求内阁于12月末总辞职的决议书。

在陆军和议会的压力下阿部内阁总辞职后，汤浅仓平内大臣立即就下届首相人选问题向重臣（首相离职后享受在职时荣誉待遇者）们征求意见。近卫文麿推举池田成彬，其他人（指冈田、平沼、清浦等）推举海军大将米内光政。内大臣决定推举米内，西园寺亦表示同意。1940年1月16日，米内内阁成立。

表1.11 米内光政内阁（1940.1.16—1940.7.22）

由于在如何争夺殖民地问题上日本外务省和陆军意见相左，陆军便谋划倒阁。参谋本部骨干军官于7月4日以参谋总长的名义向陆相畑俊六大将提出要求书，一方面批判现任内阁的政策“消极颓废”，一方面则要求实现“举国强有力之内阁”。8日，陆军次官阿南惟几中将会见新任内大臣木户幸一，要求近卫文麿上台。16日，陆相畑俊六提出辞职，陆军三长官会议拒绝推荐继任人选，米内内阁只得总辞职。

（2）近卫新体制运动与法西斯统治体制的确立

平沼内阁、阿部内阁、米内内阁等几届内阁，都因为内外交困，无法统一军部、元老、政党与政府间的矛盾而难以长期维持其统治。特别是在米内光政内阁的末期，相互之间已发展到公开指责、对骂的地步。为了缓和矛盾，协调行动，实现其使日本完全法西斯化的共同目标，日本各派都把希望寄托在近卫文麿身上。

继任首相由重臣会议推荐。组成重臣会议的是枢密院议长原嘉道和若槻礼次郎、冈田启介、广田弘毅、林铣十郎、近卫文麿、平沼骐一郎这六位前任首相。重臣会议推举了近卫文麿。近卫本人也早想东山再起，把日本引向彻底法西斯化的道路上去。1940年7月22日，正式组成第二届近卫内阁。

表1.12 第二届近卫内阁（1940.7.22—1941.7.18）

7月26日，近卫内阁召开会议，通过了《基本国策纲要》，主要内容是：一、建立以日、中、“满”为骨干的国家基础力量，为建设“大东亚新秩序”而确定一系列内外政策；二、建设“国防”新体制，在国民中灌注“树立以效忠国家为第一义务的国民道德”，建立坚强的新政治体制，以谋求一切国政的集中统一；三、加强战争经济新体制，“建立一元化的统制机构”；四、加强日、德、意轴心国的团结，实行日、德、意防共协定军事联合；五、“寻求良机”，力求把战争的对手仅限于英国，但也要考虑到同美国开战的可能性而作好准备；六、把英、法、荷、葡在东亚的殖民地划入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范围，进一步提出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七、完全封锁援蒋活动，力争尽快结束对华战争；八、“调整日苏关系”，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同时“充实军备”。^[26]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近卫内阁决心要发动一场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已迫在眉睫了。

随后，7月27日，又召开了大本营与政府的联络会议，通过了《适应世界形势变化的处理时局纲要》。它与《基本国策纲要》一起，构成了近卫内阁的政策，而近卫内阁的政策虽说是“国策”，但实际上几乎全部是接受了陆军的政策。

近卫内阁的《基本国策纲要》采用“皇国”的称呼，取代了过去所称的“帝国”。《国策纲要》强调，眼下最紧要的任务是“向完成国防国家之体制迈进”，指出“皇国之国是”就是根据“以八纮为一宇之肇国之基本精神”，“以皇国为核心，以日满华的强有力结合为根本，建设大东亚新秩序”。^[27]

因为近卫内阁决心不惜进行以英、美两国为对手的全面战争，实现“大东亚新秩序”的建设，所以要在外交上“迅速加强同德、意的政治团结，谋求尽快调整对苏邦交”，内政上要建立“强有力的新政治体制”和确立“新国民组织”。

9月19日，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为谋求“加强同德、意政治团结”的具体办法，通过了《关于加强日德意轴心的问题》，更进一步明确了由加强轴心来瓜分世界的企图。

1940年2月初，民政党众议员斋藤隆夫发表反战演说，以此为导火线，新党运动再次活跃起来。在民政党内，围绕开除斋藤的问题，热衷于亲军和主张新党运动的永井柳太郎派与主张维持现状的町田忠治总裁派之间矛盾激化。在政友会的正统派内，积极主张亲军和“一国一党”的久原房之助派与反对这一主张的鸠山一郎派之间的斗争也尖锐起来，而政友会革新派（中岛知久平派）、东方会、国民同盟等，都是亲军的。在社会大众党内，想利用产业报国运动实现国家社会主义的“一国一党”目标的麻生久、龟井贯一郎、三轮寿壮等人，与依靠日本劳动总同盟而消极对待产业报国运动的安部矶雄、松冈驹吉、西尾末广等人之间掀起内讧，后者退党。3月25日，政友会久原派和中岛派、民政党永井派、社会大众党麻生派以及自愿参加的议员们，结成贯彻圣战议员联盟。加入联盟的众议员大约有100名，其口号是取消所有政党，结成一大强有力的政党。结成新党的目的，是要跟在陆军后头捞好处。乘机利用时局的顺势思潮，由东方会、国民同盟这样的小党派扩展到政友会的久原派、中岛派、民政党的永井派，现有政党开始分裂为顺势革新派与维持现状派。枢密院议长近卫文麿被拟定为这个顺势新党党魁。

但是，近卫本人对以现有政党为基础组建新党并不热心，而且不认为由此能够集结新生的强有力的政治势力，他也不赞成陆军和小党派所鼓吹的一国一党论。那么，既不是新党运动又不是一国一党的第三种运动是什么呢？就是新体制运动，也就是以近卫文麿为中心，建立法西斯政治体制的运动。

面对侵华战争长期化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困难形势，近卫及其侧近策划排除政党自由主义分子，组织近卫新党，以此为基础建立强有力的近卫内阁，抑制军部，解决侵华战争问题。1940年6月，近卫辞去枢密院议长职务，专心构思新体制。近卫推进新体制运动的目的就是接掌政权。

从6月到8月，政党相继解散。首先是东方会和社会大众党，接着是政友会久原派和民政党永井派。处于原有政党主流派地位的民政党总裁町田忠治和政友会总裁中岛知久平，都反对解散政党，但却无法抗拒已波及到下层的解散政党形势。

这这种情况下，8月组成新体制筹备会，在8月28日新体制筹备会开会时发表《近卫声明》，阐明了关于新体制的基本思想。所谓新体制就是“为建设世界新秩序而起指导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国家、国民的全部力量，使之集中于这一大事业中”的“高度国防国家的体制”。“构成其基础”的，正是“万民翼赞之国民组织”。^[28]近卫强调，“国民组织就是国民在日常生活中为国家服务的组织”，“在这种组织之下，才能下意上达，上意下达，把国民之全部力量集结于政治上”。为了实现国民组织，就有必要开展国民运动，而国民运动应是从国民当中“自发地蓬勃开展起来的”。

但是，近卫又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对此运动，政府当然也有积极予以培养和指导的必要”。于是，近卫强调，国民组织的运动将成为“官民协同之国家事业，全国性的国民翼赞运动”；国民的运动就是“要超越以自由主义为前提的分散性政党政治的运动”，是“举国一致的、全体的、公共的运动”，是要“促进全国的所有力量一元化地集结”的“超政党的国民运动”。^[29]

但是，他又强调，“不容许采取所谓一国一党的形式”，“这是因为，一国一党就是认为以一个‘部分’即可构成‘全体’，把国家和党同样看待，断定反对‘党’就是反叛国家。把‘党’掌握权力的地位永久化，就意味着把党魁当成永久把持权力的人。不管这种形态在别国显示出了多么优异的成绩，但在日本，如果容许这种形态，那么便会扰乱我一君万民国体之本义。我国乃万民分担翼赞之责，绝对不能容许一人或一党以权力而垄断翼赞。万一对翼赞之想法出现分歧时，则正需仰赖圣断，而一旦作出圣断时，则一切臣僚必定统一于‘承诏必谨’之大义，乃日本政治之本色”。^[30]

新体制运动虽然没有达到纠集各派势力，实现统一领导的预期目的，但却解散了一切政党和工农团体，把所有居民都编入大政翼赞会的基层组织町内会、部落会、邻组以及产业报国会等官办团体，从而完成了统治体制的法西斯改组。

近卫的新体制运动驱使日本的各种势力趋之若鹜。陆军企图模仿纳粹，把新体制作为一国一党的组织，使之成为军部独裁的国民基础而加以利用；率先倡导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内务官僚，则企图把新体制当作内务行政的辅助组织；政党势力看到近卫发起的新体制运动，便竞相解散原有政党，要把新体制作为“政治领袖的团体”，使之政党化，谋求政党势力的起死回生。新体制运动成了潜在的各种势力以及形形色色思想糜集活动的舞台。

1940年8月23日，近卫内阁公布了新体制筹备会的26名委员和7名常任干事名单。这些委员代表了日本的各种势力和思想，既有自由主义者，也有社会主义者，既有革新派右翼（接近陆军的统制派，主张一国一党的亲德主义者），也有唯心派右翼（接近陆军的皇道派，鼓吹国体明徵的纯正日本主义者）；既有东京大学的校长，也有爱国团体的代表，甚至贵、众两院与新闻出版界、经济界的代表也参加了进来，是一个“吴越同舟”的大杂烩，而并非志同道合的同仁。常任干事的人选，也是由书记官长、法制局长官、陆军和海军的军务局长、企划院次长和内务次官这类官职的人充任。

自1940年11月起，近卫内阁开始着手建立经济新体制。但是，因为经济新体制抛弃了以往以追求企业利润为根本目的的自由主义经济体制，而以为建设高度国防国家的“公共经济原理”为基调，扩大生产为其根本目的，因而受到财界的强烈批判。12月7日，近卫内阁通过了《确立经济新体制纲要》。《纲要》强调说，这是一个以“完成国防国家体制”为目标的“企业体制”，是为了“使国民经济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发挥整个国家的力量，实现高度国防国家的目的”而组织的“经济团体”。

“经济团体”不久改为统制会，统制会于1941年4月首先在钢铁业界成立，会长是日本制铁公司总经理。其他各行业也根据8月公布的《重要产业团体令》，自11月起建立了统制会，均由大公司的总经理、会长和专务会长担任。统制会的成立，表明日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发展。

1940年10月12日，近卫举行了大政翼赞会的成立仪式。翼赞会设本部、支部。本部总裁由首相担任，支部头目均由都道府县知事担任。基层方面，村设“部落会”，町设“町内会”，邻里设“邻组”（由邻近的10户组成）。1941年2月，已建立郡支部502个、市支部175个、区支部82个，町村支部1万多个。这是一种比封建幕府时期统治还严密得多的监视人民活动的法西斯组织。近卫试图通过这个组织系统去实现天皇制法西斯政治。

近卫作为大政翼赞会的总裁在成立大会上致词说：“大政翼赞会的纲领，一言以蔽之，是辅佐大政，实践臣道。除此之外，其实可以说纲领和宣言都不需要；我认为，国民无论任何人，唯有日日夜夜站在各自的岗位上竭诚奉公才是。”^[31]近卫的这一发言，从根本上否定了大政翼赞会作为“国民组织”的存在。近卫在关键时刻终于抛开了“国民”和“国民组织”，剩下的唯有“圣断”而已。

近卫文麿企图以“国民组织”为后盾来纠正军部的独裁，但当出现“一国一党”与“一国一人”之间的矛盾后，便放弃了“国民组织”。他把大政翼赞会当作“实践臣道”的机构，大张旗鼓地展开了以“纪元二千六百年”^[32]庆典为中心的关于国体意识的宣传。

庆祝纪元二千六百年的仪式一直持续到1940年7月。在大政翼赞会成立前一天的10月11日，海军为迎接作为大元帅的天皇而举行了特别阅舰式。21日，陆军也为迎接作为大元帅的天皇举行了纪念阅兵式。11月10日，近卫内阁在皇宫外苑（皇居前广场）举行了纪元二千六百年庆典，天皇身着军装出现在5万名庆典参加者的面前，近卫首相把充满溢美之意的贺词上奏天皇。天皇宣读了“望尔臣民善自体察以往所降宣谕之旨趣，显扬我唯神之大道于中外，以期对人类之福利与万邦之协和有所贡献”的敕语。第二天，天皇再次出席了在皇宫外苑举行的庆祝会，下赐敕语，举杯祝贺。全国学生代表3000人合唱了国民庆祝歌曲《纪元二千六百年》。

这期间，10月30日，教育界的15000余人在明治神宫外苑的宪法纪念馆举行了纪念《教育敕语》发布50周年的仪式。天皇下赐敕语，强调了“国体之精华”。

1941年1月8日，近卫内阁的陆相东条英机中将在年初的陆军阅兵式上向全军发布了《战阵训》，指出：“夫战阵乃根据敕命发挥皇军之精神，攻必取，战必胜，广泛传布皇道，使敌人感受天皇棱威尊严之场所。临战阵者，必期深刻体察皇国之使命，坚守皇军之道义，以宣扬皇国之威德于四海。”强调指出“皇军军纪之核心，在于对大元帅陛下绝对顺从之崇高精神”。

1941年9月2日成立“翼赞议员同盟”，参加者362人。参加这一同盟的便成了翼赞议员，完全控制了议会的活动。未参加同盟的少数议员成立了“同交会”（鸠山一郎、片山哲等）和“兴亚议员同盟”（西尾末广、松本治一郎等）。

总之，近卫新体制是典型的日本式法西斯统治体制。新体制运动的出现，标志着日本式的法西斯独裁体制的建立。

（三）法西斯统治体制的崩溃

在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法西斯统治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东条内阁加强了法西斯的大政翼赞体制，议会成为名副其实的法西斯议会，但终因侵略战争的节节败退而倒台。小矶内阁继续推行战争政策，仍然没有逃脱失败的命运。最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这场长达15年的侵略战争，终于以失败而告终。

（1）东条内阁的法西斯统治及其崩溃

1941年10月16日，近卫内阁总辞职，辞职的理由是他与陆相东条英机就对美英开战问题“商谈达四次之多，但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33]10月18日，东条英机内阁成立。

表1.13 东条英机内阁（1941.10.18—1944.7.22）

1941年12月1日，御前会议决定12月8日对美英等国开战。同时，为巩固后方，提出了镇压群众的七项基本措施：一、取缔和逮捕共产主义者、不法朝鲜人及值得注意的宗教界人士；二、监督国家主义团体中的激进分子；三、取缔流言蜚语，加强舆论导向；四、逮捕有间谍嫌疑的外国人；五、加重战时犯罪分子的刑罚，简化裁判手续；六、加强警察的非常警备；七、侦察民心的动向。^[34]据此，在开战次日（9日），即逮捕了宫本百合子等进步人士216人，拘留180人；同时拘留旅日朝侨124人。^[35]

1941年12月11日，日德意三国同盟中的德意两国向美英两国宣战。欧洲战场与亚洲战场直接结合起来，形成名副其实的世界战争。从此，日本开始了以英国和美国为对手的战争。初战利用先发制人、发动进攻的方式，进展非常顺利。

1941年12月16日，众议院临时议会制定《对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临时管理法》，要求各社团重新审批。结果，除法西斯团体外，其他一律遭到取缔。该法完全扼杀人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严禁报刊登载违反国策、妨碍战争的消息，只许刊登《大本营公报》。据统计，因违反该法而被捕者，1942年531人，1943年1至4月即达327人。甚至连通信自由也被剥夺，信件须经警察检查。

由于对法西斯高压政治和战争造成的生活困苦表示不满者日益增多，内务省于1943年1月制定《治安对策纲要》。规定对国民的过激行动“将周密、果断地予以取缔”。东条政府对“思想犯”的镇压更为严厉。日共领导人德田球一、市川正一和许多革命者，在狱中遭受严刑拷打，市川正一甚至被折磨致死。1942年7月，东条内阁秘密拟定的《对曾犯有思想罪者的措施》规定：一、犯有部分思想罪者，从中央和地方的机关、学校中清除出去；二、犯有思想罪者，继续押在拘留所。不宜居住国内者，强行收容在占领的南方岛屿。作为思想犯而被捕受审者，1942、1943两年达1920人。^[36]

在工厂企业中，东条内阁推行产业报国运动，把工人强制编入“产业报国会”。1943年时，该会扩大到8.5万多个，所属工人为581万。在车间成立五人组，监督工人劳动。此外，警察和军队也常到厂监视。工人稍有“越轨”举动，立刻被捕判刑。

日军在战场上伤亡惨重，为了补充兵员，日本政府就征用不够服役条件的工人、农民，进行人力总动员。为此，内阁接连制订了《国民征用令》《国民勤劳报国协力令》《女子挺身勤劳令》《学生勤劳令》等命令，把12岁以上的男女青少年学生和60多岁的老人都驱赶到工厂强制劳动。当时，人们若接到一张红纸，就是被拉去当炮灰的征兵通知书；接到一张白纸，就是被赶进工厂服劳役的劳工征用通知书。

东条内阁为加强法西斯的大政翼赞体制，1942年6月23日，把各个部门管辖的法西斯团体（如大日本产业报国会、农业报国会、商业报国会、大日本青少年团、大日本妇女会，海运报国会等），都划归大政翼赞会领导。8月14日，又把亲信安插在町会、部落会及邻组等基层组织，使内务省和警察当局得以严密监视群众。邻组是法西斯体制的基层组织，按居住区域设置，以十户为一组，实行连环保。政府一切法令和措施，诸如物资配给、居住登记、摊派公债、强制储蓄、金属回收、防空演习、征收苛捐杂税等，都通过邻组实施。甚至群众的穿衣、发型等生活琐事，也往往受到邻组的干涉。群众如不服从或不积极参加上述活动，就被扣上“非国民”的帽子，或被视为“国贼”而受到惩罚。

为了控制青年，东条内阁于1942年1月16日成立“大日本翼赞壮年团”。这是由翼赞运动的青年积极分子组成的法西斯青年组织，是翼赞体制的支柱。其职责是对青年灌输法西斯思想，进行军训，带头增产军需用品，并监视地方官厅，实际上成为法西斯运动的突击力量。东条曾称赞它为大政翼赞运动的最有力的“实践部队”。^[37]

翼赞体制的另一个支柱是翼赞政治会。1942年4月30日，东条内阁举行所谓“翼赞选举”，以改造战前议会，使之成为彻头彻尾的法西斯机构。在选举前的2月23日，首先成立翼赞政治体制协议会，然后由这个协议会推荐议员候选人466名。同时动员壮年团、邻组等为新推荐的法西斯候选人宣传。选举结果，协议会推荐的候选人当选381人，占议员总数的80%；壮年团的40名候选人和桥本欣五郎等著名法西斯分子都进了议会。这样，议会成为名副其实的法西斯议会：东条内阁所提出的法西斯法令和战争预算可以在这里顺利地通过。在此基础上，于5月20日成立翼赞政治会，会长阿部信行。同时解散同交会、东方会等原议会中的派系组织，把大多数议员吸收到翼赞政治会内。至此，议会完全成为协助政府推行法西斯战争政策的工具。

随着美国开始反攻与日本的节节败退，日本国内各种对立和矛盾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日本预计美国将在1943年发动反攻，但在1942年下半年便开始反攻了。中途岛战役后两个月的8月7日，美国机动部队又攻击了日本的太平洋基地之一的瓜达尔卡纳尔岛，在8月至11月的三次所罗门海战中，给了日本舰队以沉重的打击。

在进行第三次所罗门海战的1942年11月，盟国的反攻便在欧洲和亚洲全线展开。11月，美、英军队在北非登陆，1943年2月，苏联军队在斯大林格勒击溃了德军。7月，美、英军队又在西西里岛登陆，墨索里尼垮台。9月，意大利终于无条件投降，三国同盟的一角猝然崩溃。日本舰只和飞机损失急剧增加。1943年4月18日，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大将战死，9月，御前会议决定放弃腊包尔、所罗门、马绍尔等，同时把“太平洋及印度洋方面须绝对确保的重要地域”划定为“包括千岛、小笠原、内南洋（中、西部，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等日本的委任统治地）及西新几内亚、巽他、缅甸在内的地区”，将其作为绝对的国防圈，并确认“美英”为主要敌人。东条首相于11月设置了军需省并亲自兼任军需相，企图克服军需生产中各自为政的现象。但是，争夺资材之战并未停止，生产赶不上损失，败局已无可挽回，“终战”问题终于提上议事日程。

1944年以后，日本的败局更加无可挽回。2月11日，美军在马绍尔群岛的夸贾林岛登陆。2月17日和18日，美军突然袭击了日本的联合舰队司令部刚刚撤出的绝对国防圈要冲——特鲁克岛，使日本舰只受到了“世界船舶史上前所未有”的损失。19日，东条首相撤换了运输相，21日，为了亲自调整国务与统帅的关系，便采取非常手段，在原来兼任陆相的情况下，东条又亲自兼任参谋总长，而海军的军令部总长也由海相岛田繁太郎兼任。但是，东条的非常手段也并未能奏效。3月23日，美军北上空袭马里亚纳群岛的塞班岛。

马里亚纳海战更加尖锐地突出了日本战争指导体制的矛盾。刚刚向马里亚纳派出的第一航空舰队的生力军被打得七零八落，3月31日，继去年4月山本五十六大将战死后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古贺峰一大将也战死。6月15日，美军终于开始在塞班岛登陆。6月20日，日军被迅速击败，6月24日，大本营决定放弃塞班岛，7月7日，3万名守备部队战死。从此日军每况愈下，本应尽早结束战争，但是，大本营抱住“捍卫国体”不放，要以“唯一之捍卫国体”为条件讨价还价，将战争继续进行下去。

日本在这场战争中一步步走向失败，已无回天之力。在一部分议员当中，批判东条的势力逐渐发展到要求他下台的地步。要求他下台的人包括下述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失去民心的东条打不赢战争，为完成圣战，东条必须下台；另一种认为，东条的独裁亵渎议会的尊严，要维护议会的尊严，东条必须下台。

对维护国体十分敏感的宫廷势力开始策划使处于指导战争核心的东条首相下台，试图通过“和平”来挽救国体的危机。站在这一倒阁活动前列的是近卫文麿，同伙有海军元老冈田启介大将、末次信正大将、米内光政大将和前首相若槻礼次郎等，以及海军省顾问、财界人士藤山爱一郎和内大臣木户幸一等人。

对东条下台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是奏荐集团。1943年秋天，冈田以及若槻、近卫等重臣，作为停战工作的第一步，就已开始寻找机会当面责问东条，迫其辞职。在其背后，海军出现了强硬的反东条倾向。从翌年1944年春开始，高松宫、东久迩宫也加入了反东条行列。但东条首相也在顽强反抗。2月他兼任了参谋总长，以谋求强化领导力量，并进一步加强了特高和宪兵的监视与镇压。

1944年7月2日，近卫在他起草的“倒阁”文件中指出：“战败已不可避免，这是陆海军当局得出的相同结论。”他设想建立停战内阁，强调必须“在现任内阁辞职时，立即敕令皇族组阁，由新内阁辅佐，及时下达停战诏敕”，指出停战的目的“仅是为了维护国体”。

但是，已成孤家寡人的东条首相，为负隅顽抗，在塞班岛失守（1944年7月7日）后，悍然决定改组内阁。重臣会议（除阿部、广田以外）主张让东条下台，认为“部分改组内阁不起任何作用”，并将这个意见转达给了内大臣木户。这样，东条内阁便被木户、重臣、皇族一起抛弃。

近卫的倒阁运动取得了成功，与藤山爱一郎关系密切的国务相岸信介从内阁内部进行策应，终于在7月18日迫使东条首相提出辞呈。打倒东条的运功是以财界的广泛支持为背景的，但运动的领导者并非财界，这是一场以重臣为中心的宫廷势力和海军联合进行的“宫廷革命”。但这一运动仅限于打倒东条政权，甚至不要求推翻军部的独裁，继陆军大将东条英机之后组织内阁的仍然是陆军大将小矶国昭。7月22日，小矶国昭接替东条，在海军大将米内光政的协助下组阁。

表1.14 小矶国昭内阁（1944.7.22—1945.4.7）

但小矶内阁并不是能立即实现和平的内阁，无法指望其实行强有力的领导，扭转乾坤。当时日本官方存在“立即和平论”“一战和平论”和“彻底抗战论”三种意见。一战和平论是要“一战”而给敌人以打击，取得有利地位后再争取有利的和平。但是，无论立即和平论、一战和平论还是彻底抗战论，都是以“捍卫国体”为前提条件的。

（2）日本的垂死挣扎与战败投降

小矶内阁继续推行战争政策。小矶首相希望把国务和统帅统一起来，于1944年8月5日决定将原来的“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改为由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及陆军参谋总长、海军军令部总长组成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19日，在天皇亲临的情况下，决定了《世界形势判断》与《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会议承认大东亚共荣圈正在崩溃这一事实，但又强调，在“指导国内彻底贯彻捍卫国体之精神，激起同仇敌忾，振奋斗志，斗争到底”的同时，“坚信必胜，捍卫国土，以期战争之最后完成”。^[38]

美军占领塞班岛和马里亚纳群岛后，准备攻打菲律宾。战局在向菲律宾方面集中。大本营把菲律宾战场当作“豁出皇国兴废之最重要的作战”，为此拟定了“捷一号作战”方案，准备与美军决战。按照这个作战计划，陆军将驻守菲律宾的第十四军升格为第十四方面军，山下奉文大将被任命为司令官。海军也对各舰队进行整顿。

10月17日，美军在莱特湾的苏卢安岛登陆，18日，大本营便发动了“捷一号作战”，采取“机毁人亡”自杀手段的“神风特攻队”四面出击，表明日军要孤注一掷，垂死挣扎。但是，这种自杀式战术效果并不理想，命中率还不到10%，美国方面则认为只有3%。

天皇对日军的这种自杀式特攻战术赞赏有加，称：“神风特别攻击队干得好，对各队员实有不胜爱惜之情。”“取得如此不寻常的战果，实在不错。”^[39]然而，这种非人道的特攻战术并没有挽救日本失败的命运。

美军联合参谋部加快作战速度，于10月19日起即开始攻打莱特岛，从中部突破日军防线，打乱了日军的作战计划。日军仓皇调动太平洋联合舰队的77艘、共66万吨的海军舰艇，以及陆军第十四方面军麾下的第三十五军（包括第十六师团、第二十六师团、第一师团、第六十八旅团）约7.52万人，在莱特岛及其50万平方海里的水域内同美军决战。美国方面投入战斗的有170艘、共150万吨舰艇，陆军约25万人。^[40]失去制空权的日本联合舰队主力在前往决战地点途中就丧失了6.5万吨级的巨型战舰“武藏号”，派去的4个师团作战部队中有1个多师团在中途被歼灭。12月19日，大本营放弃了关于在莱特陆上决战的方针，日本方面战死7.95万余人，损失惨重。26日，美军宣布莱特岛的战斗结束。至此，日本太平洋联合舰队已名存实亡。

与此同时，美军开始向日本本土进行空袭。11月24日，从马里亚纳基地起飞的100架B29型飞机首次空袭了东京。29日，开始对东京进行夜间空袭。战争接近尾声，日本准备“一战”的希望终于化为乌有。

近卫文麿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国体的危机，为了保住国体，也越来越迫切地希望早日结束战争。1945年2月，天皇分别召见重臣，询问关于战局的意见。曾担任过首相的平沼骐—郎、广田弘毅、近卫文麿、若槻礼次郎、冈田启介、东条英机和前内大臣牧野伸显等都分别晋谒天皇。近卫也上奏天皇力陈早日结束战争。但是，天皇仍然主张“一战和平论”。显然，天皇和近卫所关心的，都是如何保住国体的问题。天皇为保住国体而不惜主张“一战和平论”，而近卫则为了保住国体而主张“立即和平论”。无论天皇或是近卫，与国民的生命财产相比都更关心自己的权力。

1945年1月9日，美军在菲律宾主要岛屿吕宋岛登陆，2月逼近马尼拉。1945年3月5日，菲律宾的战斗完全结束。接着，美军又攻打硫磺岛，美军占领硫磺岛后，更加紧了对日本本土的轰炸。

3月26日，美军在冲绳西南部的庆良间群岛登陆。4月1日，开始在冲绳岛的嘉手纳海岸登陆。在冲绳的攻防战中，日本的败势日渐明显。在冲绳岛上，日军官兵对当地居民烧杀抢掠，草菅人命，无恶不作，甚至迫使当地居民接受手榴弹和炸雷的训练，充当战争肉弹。日军试图在冲绳展开肉搏式持久战，以为本土决战争取时间。但是，6月23日，冲绳战争还是以完全失败而告终。日军在冲绳有组织的抵抗结束以后，零星的抵抗继续到日军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的9月7日为止。

缅甸战场方面，1945年春，经过曼德勒和敏铁拉地区会战，日军战败，退守仰光。5月1日，缅甸人民武装进入仰光。5月6日，盟军登陆部队与自北南下的盟军先头部队会师。在缅日军土崩瓦解，缅甸宣告解放。

1945年4月5日，小矶内阁因战局继续恶化而垮台，随后是以海军大将铃木贯太郎为首的内阁。就在这一天，苏联告知：将在明年4月5日期限届满的日苏中立条约不再延长。这意味着指望苏联斡旋和平停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表1.15 铃木贯太郎内阁（1945.4.7—1945.8.17）

欧洲战局也发生了对日本不利的变化。1943年秋，苏军开始总反攻。1945年7日，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后，形成了日本一国与世界对峙的局面。铃木内阁外相东乡茂德提出召开由正式成员参加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以尽快结束战争。会议决定了请求苏联出面斡旋的方针。为此，日本废除了《朴次茅斯条约》和1925年为恢复日苏邦交而缔结的《日苏基本条约》。

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结束的次日，即5月11日，日本政府宣布废除日德意三国间缔结的全部条约。由于德意两国已经失败，所以宣布废约收效甚微。5月25日，东京遭到大规模空袭。包括皇宫在内，皇宫御所、东宫临时御所、青山御殿、秩父宫邸、三笠宫邸、梨本宫邸、闲院宫邸、东伏见宫邸等处都被烧毁。这时，天皇不得不放弃“一战和平论”，而转向主张“立即和平论”。因为德国投降后只剩日本孤军作战，东京空袭愈演愈烈，本土决战迫在眉睫，天皇朝不保夕，谈何维护国体。

鉴于日本始终把维护天皇制作为投降的绝对条件，5月28日，美国代理国务卿格鲁向杜鲁门总统建议：“（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最大障碍是（我们）没有做出维持天皇制国体的保证。如果予以保证，不损害他们的面子，就可以引导他们无条件投降。”^[41]格鲁指令特别助理杜曼草拟了敦促日本投降的文告，其中第12条为：“如现政府能使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确信其真正有决心采取和平政策，使日本将来不可能发展为侵略性军国主义国家，则其政权形式可包括现行皇统下的君主立宪制。”^[42]

对日本来说，战败已是不可避免的了。1945年6月3日，前首相广田弘毅开始与苏联驻日大使马立克进行谈判，希望苏联从中斡旋。6月6日，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了《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基本大纲》，8日，得到御前会议批准。6月22日，天皇召集参加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和参谋总长以及军令部长，作了关于加速结束战争的指示。

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在柏林郊外的波茨坦举行了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7月26日，《波茨坦公告》公布。这是反法西斯盟国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公告，规定了战后处理日本问题的根本方针。日本政府于7月27日晨收听到公告后，立即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研究对策。阿南惟几陆相等人坚决拒绝接受公告，并迫使铃木首相于28日发表无视公告的谈话，铃木首相采取了对《波茨坦公告》“不予理睬”的态度。

8月6日和9日，美国在广岛和长崎相继投掷原子弹，炸死炸伤数十万人。8月8日，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苏军分三路向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进驻；同时还从库页岛北部向南部发起进攻。苏军的太平洋舰队也投入战斗。

在苏联参战后的8月9日，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和铃木内阁同时召开会议，讨论关于接受《波茨坦公告》的问题。铃木贯太郎首相认为，“从周围的形势看，不能不接受《波茨坦公告》”。东乡茂德外相也表示，“现在只能把维护国体的绝对条件作为保留条件，其他条件不必坚持”。^[43]阿南惟几陆相、梅津美治郎陆军参谋总长、丰田贞次郎海军军令部长此时也不敢完全拒绝公告，但提出了接受公告的4个条件。这4个条件是：一、保证维护国体；二、战犯由日本自行处理；三、自动解除武装；四、避免盟军占领日本本土，如不可则用少数兵力实行短期占领，但东京除外。^[44]同日下午召开临时内阁会议，进行了7个小时的争论，但意见仍不一致。铃木首相在晚10时许中断了内阁会议。在完成了通过御前会议进行“圣断”的程序之后，天皇于晚11时50分出席御前会议，并于10日凌晨2时半做出决断，采纳首相及外相的意见。铃木首相从凌晨3时开始重新召开内阁会议，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但围绕对《波茨坦公告》的解释问题仍有不同意见。

10日晨7时，日本通过瑞士、瑞典向美、英、苏、中等国发出接受公告的照会，但附加了一项谅解，即“基于……联合公告所举的条件中不包括变更天皇统治国家大权的要求的理解，帝国政府接受上项公告”。^[45]对此，英、中、苏、美通过瑞士答复说，“自投降之时刻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之权力，即须听从盟国最高统帅之命令”。这就暗示同意保存天皇制和日本政府，于是天皇决定发出投降诏书。14日，天皇再次做出“圣断”决定投降，同时，日本通过瑞士向美、英、中、苏四国发出通告。次日即8月15日，天皇向全体国民作了“玉音”广播。

“圣断”的效果还是大的。在第一次做出“圣断”的8月14日拂晓，天皇会见重臣，并逐个听取他们的意见。东条英机表示：“自己虽有意见，但既然是圣断，那也就没有办法了。”陆军其他首脑也表示将按照“圣断”行动。主战派受到孤立，没有发生大的混乱，战争便结束了。

在日本宣布投降前后，中国、朝鲜及东南亚各国人民对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总反攻。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这场长达15年的侵略战争，终于以失败而告终。

注释

[1]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546页。

[2]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261—263页。

[3]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273页。

[4]同上书，第280页。

[5]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307页。

[6]《内田康哉》，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69年版，第334页。

[7]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三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32页。

[8]丸山真男：《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未来社1964年版，第63—67页。

[9]松村谦三：《三代回顾录》，东洋经济新报社1964年版，第198—200页。

[10]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三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36页。

[11]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322页。

[12]同上书，第325页。

[13]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326页。

[14]同上书，第334页。

[15]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323页。

[16]同上书，第336页。

[17]小山弘健等：《日本帝国主义史》第三卷，青木书店1960年版，第57页。

[18]冈义武：《近卫文麿》，岩波书店1972年版，第228页。

[19]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下卷，原书房1978年版，第344页。

[20]升味准之辅：《日本政党史论》第6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年版，第386页。

[21]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357页。

[22]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联盟：《昭和四十二年度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联盟事业概要》，1939年版，第239—260页。

[23]国史研究会编：《岩波讲座日本历史》第20卷，岩波书店1976年版，第274页。

[24]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360页。

[25]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下卷，原书房1978年版，第401页。

[26]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1版，第16页。

[27]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370页。

[28]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375页。

[29]同上书，第375页。

[30]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376页。

[31]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三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75页。

[32]明治五年（1872年）将日本神话中虚构的神武天皇即位年份规定为公元前660年，称为“皇纪”元年。

[33]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三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96页。

[34]日本参谋本部编：《杉山笔记》上卷，原书房1962版，第559—560页。

[35]国史研究会编：《岩波讲座日本历史》第21卷，岩波书店1977年版，第169页。

[36]国史研究会编：《岩波讲座日本历史》第21卷，岩波书店1977年版，第169—170页。

[37]国史研究会编：《岩波讲座日本历史》第21卷，第175页。1945年5月30日准备本土决战时，大日本冀赞壮年团被国民义勇队取代。

[38]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420页。

[39]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422页。

[40]秦郁彦：《太平洋战争六大决战》，读卖新闻社1976版，第108页。

[41]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5年柏林会议）第6卷，美国政府出版局1969年版，第546—547页。

[42]格鲁：《动乱的年代》第2卷，米夫林出版公司1952年版，第1428页。

[43]日本外务省编：《终战史录》第四卷，北洋社1977年版，第105—106页。

[44]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3年版，第925页。

[45]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下卷，原书房1978年版，第632页。

三天皇制法西斯专制的形成与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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