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 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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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廷璆 等
选自《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第四编 黄遵宪与日本
第四编 黄遵宪与日本
第十四章 黄遵宪与宫岛诚一郎交友考——以《宫岛诚一郎文书》中的笔谈资料为中心
一、前言：一龛灯火最相亲
1877年11月，黄遵宪作为中国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的参赞官赴日，至1882年3月调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先后在日本度过了四年多的外交官生活，与日本友人开展广泛交流，结下了深厚友谊。当时，一些日本友人将与何如璋、黄遵宪等公使馆成员的笔谈资料详加整理，妥善保存，成为今日我们研究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宝贵资料。如原高崎藩藩主大河内辉声（1848—1882）所保存的大量笔谈资料《大河内文书》，其中有关黄遵宪部分，经郑子瑜、实藤惠秀两先生悉心整理，曾以《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名义刊行，嘉惠后人研究者甚多。然而，囿于当时的客观条件，此书并未能收录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资料的全部。笔者多年来潜心搜集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的有关笔谈资料，随着近年来调查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份内容更为丰富、史料价值更高的笔谈资料被发掘，这就是宫岛诚一郎与何如璋、黄遵宪等公使馆员的笔谈资料——《宫岛诚一郎文书》。本论文即以此为主要线索，并在广泛吸收前人有关研究的基础上，系统考察黄遵宪与宫岛诚一郎的交友关系。[1]
宫岛诚一郎（1838—1911），号栗香、养浩堂等，出生于江户时代末期米泽藩的一个藩士家庭。自幼接受严格的汉学训练，被誉为神童。戊辰战争时期，宫岛虽任藩校“兴让馆”助教，然寄心于王事，洞察天下大势，为谋求东北诸藩的团结一致以及东北问题的和平解决，奔波于东北、江户、大阪、京都等地。
1870年（明治三年），宫岛诚一郎经胜海舟引见，结识新政府实力派人物大久保利通，由大久保推荐得以任职于明治政府的待诏院。由于宫岛具有深厚的汉学修养，主要负责诏敕及公文书的起草工作，然因身处战败一方，一直官途多舛。1872年经左院少议官，任左院仪制课课长，1875年左院被废，改任权少内史，次年内史被废转任修史局御用挂，1877年（明治十年）修史局被废任修史馆御用挂，1879年兼任宫内省御用挂，1881年7月专任宫内省御用挂。1884年（明治十七年）任参事院议官补，1886年任华族局主事补，1888年5月任爵位局主事补，同年12月任爵位局户籍课课长，1896年被敕选为贵族院议员。[2]
宫岛诚一郎还是明治时期倡导立宪政治的先驱者。1872年4月，宫岛出任左院仪制课课长时，与大议官伊地知正治协议后，向议长后藤象二郎提交《立国宪议》，实为明治新政府中最早建议制定宪法者。后来宫岛诚一郎将此建白的内容及提交过程，编辑整理为《国宪编纂起原》一书。
宫岛诚一郎研究东亚局势，深感与中国友好亲善之必要。1878年初，何如璋等抵达日本后不久，宫岛就与公使馆成员建立了深厚友谊。1880年，宫岛与海军大尉曾根俊虎等人发起成立“兴亚会”，并在3月9日的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认为日中两国唇齿相依，互派使臣，结交欢之情，乃是亚洲的幸福。1882年，黎庶昌继任驻日公使，宫岛诚一郎与黎庶昌、杨守敬等人亦结下了深厚交情。1887年，宫岛诚一郎的长子宫岛大八（1876—1943，字咏士）经黎庶昌介绍，入保定莲池书院，先后受教于张裕钊长达七年之久，归国后成为日本著名的汉语教育家和书法家。[3]
从现存的笔谈资料可知，宫岛诚一郎初次访问位于芝山月界院中的公使馆，是1878年2月15日，这天宫岛与公使何如璋、副使张斯桂进行了长时间笔谈。而宫岛与黄遵宪的初次会晤，则为该年的4月19日，两人一见倾心，相见恨晚。其后，两人切磋诗文，过从甚密，尤其是该年11月，公使馆迁至永田町的新址后，由于离宫岛家只有一街之隔，彼此交往更加密切，诚如宫岛在其《养浩堂诗集》序中所述：“黄参赞公度，与余交莫逆”，两人已成莫逆之交。后来，黄遵宪在《续怀人诗》中怀念宫岛时亦曾咏道：
一龛灯火最相亲，日日车声碾麴尘。
绝胜海风三日夜，挈舟空访沈南苹。[4]
并自注曰：“宫岛诚一郎。君住麴町，与使馆隔一街耳，每见辄论诗。昔画师沈南蘋客长崎，赖山阳闻其名走访之，阻风三日夜，及至而南蘋已归，以为平生恨事。”（《人境庐诗草》卷七）诗中将宫岛视为一龛灯火下最为相亲的朋友，互相来往，从未间断。
从笔谈资料中还可看出，宫岛诚一郎经常将自己的诗稿，送至公使馆成员传阅，恳请为其批改评点，何如璋、张斯桂、黄遵宪、沈文荧，以及应邀赴日作短暂游历的王韬，都曾参与过评点工作。在黄遵宪等人的协助下，宫岛于1882年将自己的诗集编成《养浩堂诗集》五卷刊行（明治壬午新镌文库藏版），卷首依次有三条实美、何如璋、黄遵宪、沈文荧四篇序及作者自撰《例言六则》，卷末有胜安芳（海舟）、黎庶昌二人的序文。
黄遵宪与宫岛诚一郎的笔谈资料内容丰富，感情真挚，是我们研究黄遵宪的文学、史学、外交、思想等方面的珍贵资料，同时也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参考。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述黄遵宪与宫岛诚一郎的交友关系：一、宫岛不断为明治政府高官提供有关秘密情报。二、两人互相切磋诗文。黄遵宪为宫岛悉心修订其《养浩堂诗集》，并请求宫岛为其修改《日本杂事诗》。三、宫岛为编纂《日本国志》提供有关资料。下面就分别加以论述。
二、宫岛为明治政府高官秘密提供有关情报
我们在考察黄遵宪与宫岛诚一郎的交友关系时，首先不可忽视的一点，就是宫岛充分利用与何如璋、黄遵宪等公使馆员的私交身份，将所获取的清廷有关琉球交涉的最新情报，迅速传达给大久保利通、岩仓具视等明治高官，成为明治政府掌握清廷动态的主要线索之一。由于宫岛具有深厚的汉文修养，利用笔谈等方式可与何如璋、黄遵宪等人自由交流，日本外务省曾考虑让他负责对华接待工作，但宫岛认为：“今日与清国公使谈话，乃两国交欢之始，仅皮肤之谈而已。其心术如何，却在闲谈交际之中，今若公开供职于外务省，他日有事之时，却不免嫌忌。”与大久保利通商量后，谢绝了外务省的工作。大久保告诉宫岛：“闲谈之交际，反而可为政府谋求利益”，并要求宫岛“今后只管注意两国之协和，致力于两国和平。”（《养浩堂私记》卷二）就这样，此后宫岛利用其与公使馆成员个人私交甚厚的特殊身份，主动充当起为明治政府提供清政府动态的情报员的角色。宫岛自撰的《养浩堂私记》就详细记录了琉球归属交涉时的情形。
宫岛于1878年2月15日首次拜访公使馆，2月28日何如璋回访宫岛，两人皆进行了长时间笔谈。而据《养浩堂私记》卷二记载：“三月二日，与寺岛外务卿，会集于吉井议官宅，同阅清公使笔谈。同十四日，向大久保参议呈阅笔谈一条。”由此可知，宫岛将与何如璋公使的笔谈向明治政府的高官寺岛宗则、吉井友实、大久保利通等人作了详细汇报。1878年5月14日，大久保利通遭暗杀后，宫岛又继续与右大臣岩仓具视保持联络，不断地向其提供公使馆的最新情报。
对于宫岛的这种身份，何如璋、黄遵宪等人似乎也有所察觉，甚至可以说公使馆也在利用宫岛的这种特殊身份，作为与明治政府交涉的一个窗口。这在当时中日两国政府非常敏感的琉球归属交涉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显著。
宫岛在《养浩堂私记》中最早记述公使馆员对琉球问题的态度始于1878年12月1日：“十二月一日，访清公使何如璋笔谈，颇有关系于东洋，不啻琉球一事，以记之。”（《养浩堂私记》卷二）此次笔谈中，何如璋主要谈到俄国南下所带来的危胁，主张中、日、朝应携手防俄。最后，何如璋才附加指出：“顷照外务，告琉球之事，外务未有答。”此处所谓照会，乃指10月7日（光绪四年九月十二日），为抗议明治政府阻止琉球向中国进贡，何如璋向日本外务卿寺岛宗则提出的照会，其中使用了较为强烈的措辞：“今忽闻贵国禁止琉球进贡我国，我政府闻之，以为日本堂堂大国，谅不肯背邻交欺弱国，为此不信不义、无情无理之事。”[5]日本政府却故意回避阻止琉球向中国进贡、企图吞并琉球的事实，而指责何如璋上述措辞为“假想之暴言”，要求向日方作出道歉，一时中日交涉陷入僵局。[6]
1879年2月26日，何如璋再次照会日本外务省，要求重新开始交涉琉球问题，但外务省不予理睬，反而进一步加快吞并琉球的步伐。
对于明治政府的强行措施，何如璋一方面向李鸿章及总理衙门报告，另一方面也向日方暗示，为抗议日方吞并琉球的暴行，公使馆员准备撤回中国。为此，派遣黄遵宪与沈文荧特去拜访久病初愈的宫岛诚一郎，据《养浩堂私记》卷二记载：“三月一日，清使馆黄参赞遵宪、沈知州文荧来访，笔话颇剧谈球事，余答辩太苦。”由此可见当时的紧张气氛。
笔谈中，首先沈文荧提出因日本将要实行“废琉置县”，因此公使馆员皆准备撤出日本，返回本国。进而黄遵宪指出：“贵政府若有事于球，非蔑球也，是轻我也。我两国《修好条规》第一条即言：两国所属邦土，务各以礼相让，不可互有侵越。条规可废，何必修好，故必绝聘问，罢互市，吾辈不得不归。”引用《中日修好条规》第一条，驳斥日本吞并琉球是对中国邦土的侵犯。沈文荧还威胁道：“今贵邦政府贪其地而不顾理之是非，将来用兵而致祸患，仆不解其惑也。”暗示中方对此可能付诸武力。[7]
3月10日，宫岛将此笔谈呈递给右大臣岩仓具视，岩仓告之曰：“庙堂之议已定”，态度未有改变。3月11日，日本政府派遣松田道之率领警察和军队奔赴琉球，27日松田抵达琉球，宣布废除琉球藩而设置冲绳县（“废琉置县”），要求31日前接管琉球王宫“首里城”。4月4日，明治政府通告全国实行“废琉置县”，5日任命锅岛直彬为冲绳县首任县令。5月27日，将琉球国王尚泰移居东京，琉球王国终于灭亡。黄遵宪曾作《琉求歌》以记之。（《人境庐诗草》卷三）
正当琉球交涉陷入僵局之时，1879年6月，美国前总统格兰特（U.S.Grant）周游世界途经中国前往日本，李鸿章便委托其居中调停。格兰特6月2日从北京出发，21日到达长崎，7月3日抵达横滨。而宫岛诚一郎则通过与沈文荧的频繁笔谈，最早获取了格兰特受清廷委托居中调停的情报。
6月20日，宫岛拜访何如璋，感到何对于日方的废琉置县“不能心平气和”。7月18日，宫岛再次来到公使馆，沈文荧笔谈中不小心透露出格兰特来日的目的：“彼驻北京一月，我政府与彼议论琉球事，彼来贵邦，为我排解，仆辈俟之。”对此宫岛内心大喜，他在《养浩堂私记》中写道：“以上笔谈事件，颇为紧要，就中美国格兰特受清国之托，为其周旋球事，实属紧要中之紧要，若非沈氏之雅量，绝不置对外泄漏。若黄遵宪为其机要枢纽之人，从未透露过有关格兰特调停之片言只语。”
得知这一秘密情报后，宫岛诚一郎迫不及待地报告右大臣岩仓具视，“岩仓右府大喜，曰：今格兰特将琉球之事奏陈圣上，又忠告政府，然不知其乃受清廷之请愿而为其周旋。今得此言，实需仔细考虑，则我须先采取措施。”（《养浩堂私记》卷二）7月12日，明治政府指派伊藤博文、西乡从道、吉田清成为接待使，陪同格兰特参观日光。其间，伊藤等人劝说格兰特放弃支持中国的立场。8月19日返京后，岩仓具视、大隈重信、吉田清成又多次拜访格兰特下榻的延辽馆，反复陈述日方对琉球问题的态度，经过日方的多次外交努力，终于使得格兰特改变了当初对李鸿章作出的为中国主持公道的承诺。
8月18日，宫岛再次访问公使馆，与沈文荧笔谈。其目的是“此时格兰特自日光归，想必有事告清公使者，”而欲试探“其间形状。”但沈文荧告诉他：“既彼居间，且俟其复音。刻下亦无事，俟彼回来再看。”[8]20日，宫岛“面见岩仓右府，详谈沈文荧之密话，且听其机密之政略。”（《养浩堂私记》卷二）虽然“机密之政略”为何，我们不得而知，但岩仓一定对宫岛继续获取公使馆机密问题上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
宫岛的这种努力在《养浩堂私记》中随处可见，甚至一直持绽到何如璋的离任之时。1882年2月26日，就在何如璋应召回国之前，宫岛提出了明治政府非常关注的问题。
诚曰：临别一言，如公与我则可谓千载知己矣。顷者，仆与一友人深虑两国利害，说某大臣。大臣深纳之，曰固以球一事，开两国祸端，余不喜也。此事唯我知之，请阁下一言。
何曰：两国绝不因此小事而开大争端，我政府亦是此意。
此处所谓友人指吉井友实，某大臣则指岩仓具视，宫岛在何如璋离任之际，渴望了解清政府对于日本吞并琉球后采取武力的可能性。何如璋则断然告诉宫岛，清廷不会为此大动干戈。对此，宫岛诚一郎特在其《养浩堂私记》卷二最后部分记述道：“上述临别一言，实为关系两国之处重大事件。苟使何公使归国，注意此点，则两国苍生所得幸福岂鲜少哉！余五年之间，区区心曲，以结私交，所忧虑者，在此一点，此事关系外交机密，特戒泄漏。”虽说宫岛不愿中日两国兵戈相见，但在琉球交涉过程中，却千方百计地刺探中方机密，并迅速报告日本政府，给当时的中国外交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由上述资料可知，宫岛诚一郎与何如璋、黄遵宪等公使馆成员的交往，与纯粹追求风雅之交的大河内辉声相比，具有明显的不同性质。一方面，宫岛通过诗文交流，与公使馆成员结成了深厚友谊；另一方面他又充分利用其私交的特殊身份，不断向明治政府提供有关公使馆及清朝政府的最新消息，这也反映出明治初期在两国复杂关系的背景下，真正的友好交流是何等之难！
三、相互间的诗文切磋
然而抛开上述琉球交涉中各为其主的立场外，黄遵宪还是与宫岛诚一郎通过切磋诗文，互相帮助，结成了莫逆之交。宫岛经常将自己的诗文稿，送至公使馆成员传阅，恳请为其批改评点，何如璋、张斯桂、黄遵宪、沈文荧，以及应邀赴日作短暂游历的王韬，都曾参与过评点工作，据佐藤保教授研究，比起其他诸人，黄遵宪的评语可谓最为具体、最为严厉。[9]而宫岛对于黄遵宪的批评，也表示心悦诚服，可见两人友情非同一般。如前所述，在黄遵宪等人的协助下，宫岛于1882年将自己的诗集编成《养浩堂诗集》五卷刊行。在早稻田大学收藏的《宫岛诚一郎文书》中，收入两种尚未刊行的手稿本《养浩堂诗集》，一为“《养浩堂诗集》乾、坤，黄、沈二氏点削”[10]，一为“《养浩堂诗集》一、二，黄公度、沈梅史、王紫诠评阅”[11]翻阅后可以发现，较之沈文荧、王韬等人的评阅，黄遵宪对宫岛诗文的修改远要认真仔细，其评语也多切中要害。下面就稍加举例说明。
1879年10月10日（光绪五年九月十日），黄遵宪致函宫岛诚一郎，对其诗作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意见，认为此二本诗作皆不宜编入诗集，可谓出自挚友的肺腑之言：
大稿经一再读过，此二本殊少佳作，披沙拣金，偶一见宝耳。谬以鄙见，辄为删弃，其余未动笔者，仆皆以为可删，然未敢自信，冀吾子更请他人阅之耳。狂妄之罪，不敢求谅，惟恃至爱，乃敢出此言也。[12]
另外，1880年1月31日（光绪五年十二月二十日），黄遵宪又致函宫岛，以中国古代著名诗人杜甫、陆游之例，告诫宫岛诗作必须去芜存精：
大著拜读一过，此卷尚少名篇，以工部诗圣，亦以中年以后为佳，可知少作未易存耳。四库目论陆放翁，讥其作诗太多，故伤冗滥，通人当知其意，无俟仆喋喋也。[13]
黄遵宪一方面对宫岛的诗文创作要求甚严，另一方面对于自己的作品，也虚心向宫岛诚一郎等日本友人求教。来日二年后，黄遵宪完成了《日本杂事诗》，曾请宫岛等日本汉学家代为修改。如1879年4月16日，宫岛拜访公使馆时，黄遵宪将《日本杂事诗》上卷50首抄录后，请求宫岛改正其中的错误，宫岛谦虚地回答道：“仆才薄识卑，何以遽望改削君之诗，若有事实谬误者，则少改之耳。”对此，黄遵宪则说道：
是诗数日间我兄改定，亟以次卷呈上，仆俟兄阅毕后，以示青山、龟谷二子，仆是诗恐贻方家之笑，然意在纪事，故拙亦不辞。仆居此，多有知其不工者，若执此种为诗以律敝国人，以为大概如此，则敝国文士便当攘臂而起，诟骂仆不置也。（中略）望痛改之，极斥之，仆读君诗，尚谬评如此，况君施于仆乎。仆平生无他长，唯可闻近，能服善，区区所窃自许者。再俟一月，当比别钞一册存尊处，有友来都可请正。[14]
由此可见，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在完成后，曾请宫岛诚一郎、青山延寿、龟谷省轩等日本友人为其修改。为了尽量减少其中的错误，黄遵宪还希望来宫岛诚一郎处的友人都能提出修改意见。
《日本杂事诗》于1879年刊行后，受到中日两国文人学者的极大赞誉，日本汉学家石川英在《日本杂事诗跋》中惊叹道：“上自神代，下及近世，其间时世沿革，政体殊异，山川风土，服饰技艺之微，悉网罗无遗。而词彩绚烂，咀英嚼华，字字征实，无一假借”，并对黄遵宪的才能佩服之至：“公度来日未及二年，而三千年之史，八大洲之事详确如此，自非读书十行俱下，能如此乎？”我们在称赞黄遵宪博学多才、虚心好学的同时，也不应忘记宫岛诚一郎等日本汉学家们所给予的帮助。
四、宫岛为《日本国志》提供资料
据薛福成序，黄遵宪撰《日本国志》“采书至二百余种”，这些书籍包括中日两国的正史、野史、笔记、杂录等。而有关明治维新时期的资料，则主要采自明治政府的太政官布告以及各省官年报。黄遵宪驻日前后只有四年有余，又不通日本语言，因此要编纂一部包罗日本历史各个方面的史书，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典章制度方面，因史料匮乏，甚至令日本史学家亦望而却步，知难而退。日本友人冈千仞就曾告诉黄遵宪说：“此事水户史官所欲为而不能为，盖无足以供史料者也。蒲生君亦有此志，中途而止，亦坐无史料耳。”[15]黄遵宪亦在《日本杂事诗》中叹道：“兵刑志外征文献，深恨人无褚少孙。”然而，黄遵宪还是决心效仿褚少孙续补《史记》，完成《日本国志》的编撰工作。
幸好黄遵宪周围聚集了一大批硕学鸿儒，可以随时为他提供各种帮助。据黄遵宪自称，“遵宪来东，士大夫通汉学者十知其八九”[16]，可见当时与日本汉学家交流之广泛。黄遵宪在任驻日参赞的四年多时间，由于能与这些汉学家们通过作诗唱和或笔谈来进行交流，得以克服因语言不通而造成的巨大障碍。可以说，黄遵宪之所以能够完成《日本国志》这部巨著的撰写工作，是与这些汉学家的鼎力相助密不可分的，宫岛诚一郎就是其中之一。[17]
由于黄遵宪与宫岛交情深厚，黄驻日期间，宫岛又先后任职于修史馆与宫内省，因此有条件为黄遵宪《日本国志》的写作提供资料协助。
如1879年（明治十二年）3月31日，黄遵宪致函宫岛说：“德行自藤惺窝、文章自物徂徕以下诸公，乞条其名字、籍贯、所著之书，一一以告，汉学、宋学又当分别，文与诗又分举为妙也”[18]。藤惺窝即藤原惺窝，江户朱子学的开创者；物徂徕即荻生徂徕，江户古文辞学派的代表。毋庸置疑，黄遵宪是在为撰写《日本国志·学术志》中的汉学部分而请求宫岛提供有养资料。
又如，1880年（明治十三年）5月，黄遵宪在与宫岛笔谈中，介绍正在编撰的《日本国志》情况：
仆近日编《日本史志》，必至今年年尾乃能脱稿，分十三目，书约三十卷，一卷三十叶左右。其目曰：国势，邻交（上下篇），天文，地舆（有图），食货（为目者六），刑法，兵制（为目二），文学（为目三），礼俗（为目十二），物产，职官，政治，工艺（十一）。有礼俗志一篇，中分十二目，有曰朝会，有曰祭祀者，此二事缺焉不详，阁下方官宫内省，必能缕悉之，幸于暇时，别纸条示，感戴不尽。[19]
据此可知，黄遵宪计划于年内完成《日本国志》的编撰工作。将当时构想与后来成稿相比，可以发现略有不同，如十三目后减为十二志（无政治），三十卷后增至四十卷，另外如国势、地舆、兵制、文学，后亦改名为国统、地理、兵、学术诸志。但我们也可从笔谈中发现，此时黄遵宪已经初步设计好各志的细目。
由于当时宫岛正任职于宫内省，因此黄遽宪特地就《礼俗志》中有关朝会和祭祀问题请求帮助。随后，黄遵宪便开列了有关朝会和祭祀的十一项疑问，请求宫岛根据现行制度予以回答[20]，并特别指出：“以上所问，据现今所行而答，其古时制度，且略而弗道。阁下若有不及尽知者，祈转询之友人，是所至祷。”
对此，宫岛回答道：“朝会、祭祀件，东迁后因假定皇居，未有确制，不可以直告之。如古制则详于邦典，现行规程则现于式部寮编纂之。阁下若求之，则应徐请之，比尊著告成，仆为编成一部以奉赠也。此事豫申宫内卿而着手，未可望急效也。”表示愿意为黄遵宪提供帮助。
不久，宫岛将有关朝会、祭祀的暂行规定《现行假例》交给黄遵宪。8月14日，黄遵宪致函宫岛：“收到见惠朝会、祭祀《现行假例》一本，俟暇趋谢。”并言：“前承赐朝会典礼，详密整赡，拜谢无已。”[21]
今阅《日本国志·礼俗志》有关朝会、祭祀记载，其中朝会包括新年朝贺、新年宴会、纪元节宴会、天长节宴会、每月赐宴等，祭祀包括新年祭、元始祭、祈年祭、春秋季皇灵祭、新尝祭、祭祢庙、祭陵等条目，分门别类，条理分明。而在最后的小注部分，黄遵宪写道：“以上今礼，从宫内书记询问得之，名曰《现行例假》，谓暂时所行，非典制也。”（《礼俗志》一）显然，此处所谓宫内书记是指宫岛诚一郎，所言《现行例假》即前述宫岛所提供者。
然而，宫岛并非能为黄遵宪提供所需的一切资料，尤其是有关军事机密的内容，更是无法满足黄的要求。如1881年（明治十四年），黄遵宪提出《兵志》中的海军一节，因需要海军船舰表、海军兵学校、海军新设规程局以及海军每年经费等有关资料，请当时任职于海军省的宫岛诚一郎胞弟小森泽长政（小森泽家养子）帮忙提供。但是，不久宫岛转来小森泽婉言回绝的口信，“秘史之职，事无大小，非受省卿之命，则不能私告”，要求黄遵宪直接照会海军省书记。今《兵志》海军部分，较之陆军，内容要简略得多，其原因大概在此。
五、结语
1882年3月，公使何如璋任期届满，应召回国，参赞黄遵宪则调任驻旧金山总领事。宫岛诚一郎等日本友人忙于筹备送别宴会，并亲赴横滨分别为二人送行。在离开日本之际，黄遵宪作《奉命为美国三副兰西士果总领事留别日本诸君子》五首，对驻日四年多的生活进行了回顾，其中既有对明治政府强行吞并琉球的强烈不满：“如何瓯脱区区地，竟有违言为小球”（其一），又有对离开日本依依不舍的惜别之情：“一日得闲便山水，十分难别是樱花”（兾四）。宫岛诚一郎也一一次韵，诗中称赞黄遵宪道：“渤海初浮星使舟，知君参赞果名流”（其一），“佳篇上梓人争诵，新史盈箱手自编”（其三），并表达了对黄遵宪的美好祝愿：“期君早遂经时志，海陆兼营两火轮”（其五）。[22]
1891年1月19日（光绪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黄遵宪由伦敦公使馆致书宫岛，对于日本四年多的外交官生活进行了回顾，信中充满了对日本友人及山水的怀念之情：[23]
仆居麴町者四载，梦魂来往，时复恋恋。虽其后游美利驾，客英吉利、法兰西，此皆四部洲中所推为表海雄风、泱泱大国者。然以论朋友游宴之乐，山川风物之美，盖不逮日本远甚，仆竟认并州作故乡矣。春秋佳日，举头东望，墨江之樱，木下川之松，龟井户之藤，小西湖之柳，蒲田之梅，泷川之枫，一若裙屐杂沓，随诸君子觞咏于其间，风流可味，以是知我两国文字同，风俗同，其友好敬爱，出于天然，岂？
碧眼紫髯人所能比并乎 维新以来，庙堂诸公，洞究时变，步武西法，二十年来，遂臻美善，仆于《日本志》中，极称道之。至于今年，遂开国会，一洗从前东方诸国封建政体。仆于三万余里海外闻之，亟举觞遥贺，况其国人乎？喜可知也。
足下年来何所为，颇有造述否？诗稿日积，当如牛腰。（中略）江户诗人如小野湖山、森槐南，想俱无恙，仆于日本文士，相知者多，
不能偻指一一数，特举一老辈一后生，以况其余，见俱为我致意。
信中，黄遵宪回顾自己作为外交官辗转日本、美国、欧洲，然而最令其怀念的还是具有“朋友游宴之乐，山川风物之美”的日本，并对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取得飞速进步表示庆贺。黄遵宪信中引用著名唐诗“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刘皂《旅次朔方》），将日本比作自己的第二故乡，由此可见其对驻日生活的眷恋之情。而其中与宫岛诚一郎等日本友人的友好交流，则无疑是黄遵宪一生美好回忆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然而，我们也必须注意到，由于中日两国当时面临着非常复杂的外交问题，宫岛诚一郎在与何如璋、黄遵宪及其后出使的黎庶昌等人开展友好交流的同时，亦曾极力利用与公使馆成员的私人交情，在琉球交涉及朝鲜问题上，千方百计地为明治政府搜集有关情报。虽然黄遵宪本人能够较好地处理这种公私有别的交友关系，但部分使臣如首届公使官随员沈文荧、第二届公使黎庶昌等人，往往在闲谈中不经意间泄露了重大的外交机密，给中国外交带来了损失[24]。由此可见，与当今世界外交官们的职业外交相比，虽然近代初期他们这种具有儒者风范的文人交友堪称风雅，但要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知心知己该是何等之难！
（附记：本研究为2001年度住友财团资助项目“关于黄遵宪与明治初期日本人笔谈记录的调查研究”的部分成果，曾口头发表于2001年8月6日—8日由北京市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主办、中国日本史学会、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等协办的“黄遵宪与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后以《论黄遵宪与宫岛诚一郎的交友》为题，收入王晓秋、陈应年主编：《黄遵宪与近代中日文化交流》，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9—72页。）
第十五章 黄遵宪《日本杂事诗》源流述论
一、前言
《日本杂事诗》是近代中国著名诗人、外交家、改良思想家黄遵宪研究日本的代表作之一，与他的另一部巨著《日本国志》并称为近代中国人研究日本的双璧。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号人境庐主人、观日道人、东海公等，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人。1876年中举，1877年11月随首届驻日公使何如璋赴日，作为公使馆的参赞官，除了协助何如璋处理当时中日间存在的各种外交问题如琉球问题、朝鲜问题外，还广交日本友人，积极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并在公务之余，对日本社会进行深入调查，仔细观察，于1879年冬撰成《日本杂事诗》，由总理衙门交同文馆以聚珍板刊印。
《日本杂事诗》初版本上下二卷共收诗154首，分别从国势、天文、地理、政治、文学、风俗、服饰、技艺、物产等各个方面，以诗夹注的形式对日本进行了系统而形象的描述。就内容而言，它堪称呼黄遵宪完成于1887年、40卷50余万言的煌煌巨著《日本国志》的姐妹篇。所不同的是，《日本杂事诗》是采用七言绝句形式的文学作品，而《日本国志》则是采用中国传统史书中“志”这一形式的历史书籍，从这方面来看，二者相辅相成而又相映成趣。
《日本杂事诗》刊行后，受到中日两国诗人们的极大赞誉，日本汉学家石川英在《日本杂事诗》跋中惊叹道：“公度来日未及二年，而三千年之史，八大洲之事详确如此，自非读书十行俱下，能如此乎？”[25]另外当时应日本报社之邀，作为民间文人首次赴日的清末著名改良思想家王韬，看到《日本杂事诗》稿本后，也对此大加赞赏，“读未终篇，击节者再”[26]，恳请将稿本带回香港，在其主持的《循环日报》社用活字板排印。此后它曾在中日两国被多次翻刻刊印，1890年黄遵宪任驻英公使馆参赞期间，于闲暇之余，对初版本（以下简称“原本”）进行大规模的修订补充，将原诗的154首增至200首，于1897年4月在长沙刊印，是为“定本”。戊戌变法期间，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中将《日本杂事诗》与《日本国志》一道，推荐为了解外国的必读书籍之一，由此可见，它对于近代中国人认识和理解日本，曾起过积极的启蒙和推动作用。
笔者在进行《日本杂事诗》日文版译注的连载工作中[27]，感到《日本杂事诗》虽然内容丰富，记事翔实，含英咀华，不乏佳作，但也有不少诗歌平仄不甚协调，且多用日语固有词汇，虽具异国情调，却不易理解，与一般的七言绝句大异其趣。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该从何种角度来进行说明呢？笔者以为，只有正本溯源，深入探讨有关《日本杂事诗》的源流问题，才能找到较为满意的答案。由于以前论述《日本杂事诗》的有关文章，鲜有关于这方面的探讨，偶有提及，也总是蜻蜓点水，语焉不详，未能展开深入论述。笔者不揣浅陋，拟对此问题作一初步考察，不妥之处，望请方家批评指正。
二、《日本杂事诗》名称的由来
关于《日本杂事诗》的成书经过，黄遵宪在“定本”自序中写道：
余于丁丑之冬，奉使随槎。既居东二年，稍与其士大夫游，读其书，习其事，拟草《日本国志》一书，网罗旧闻，参考新政，辄取其杂事，衍为小注，丳之以诗，即今所行《杂事诗》也。[28]
1877年（清光绪三年、日本明治十年）11月，首届驻日公使何如璋、副使张斯桂一行三十余人，奉命出使日本，前一年刚刚中举、年近而立的黄遵宪也作为参赞官一同赴任。来日后的两年间，黄遵宪与日本友人广泛交往，对日本社会进行仔细观察，目睹了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巨大变化，于是萌生出撰写《日本国志》的念头，由于此项工作规模宏大，需要耗费大量时日，于是作为前期准备工作，黄遵宪首先撰写了这部《日本杂事诗》。
《日本杂事诗》以诗夹注，以注释诗，诗和注相辅相成，互不可缺。当然，撰写这种形式的作品，在首届驻日公使馆中不只黄遵宪一人，如公使何如璋就曾作《使东杂咏》67首，记述了受命以来直至东京上任之间的情形，字里行间充满着作为首届驻日公使的强烈使命感，而副使张斯桂所作的《使东诗录》40首，则记述了作者对日本的一些散漫印象。前者采用的是七言绝句，而后者既有绝句，又有律诗，前者皆附诗注，后者诗注绝少。[29]较之这两部作品，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吟诵的范围更加广泛，对日本的研究更加系统深入，具有更高的史料和文学价值，因而倍受时人喜爱。
那么，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书名究竟源于何处呢？对此，我们可从原本第72首（定本第77首）诗注中找到一丝线索，虽然黄遵宪在定本中将这个原注删除掉，但作为《日本杂事诗》书名由来的主要证据，还是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现引用如下：
余素不能为绝句。此卷意在隶事，乃仿《南宋杂事诗》、《滦阳杂咏》之例，排比为之，东人见之，不转笑为东施效颦者幾希。[30]
据此，我们可以得知，在撰写“意在隶事”的《日本杂事诗》时，黄遵宪主要效仿的是《南宋杂事诗》和《滦阳杂咏》，且就书名本身而言，很明显它沿用的是前者《南宋杂事诗》的命名方式。在位于广东梅州市梅江区的黄遵宪故居人境庐纪念馆里，至今收藏着黄遵宪遗留下来的书籍共计八千余册，《南宋杂事诗》便是其中之一，[31]由此可见，黄遵宪对《南宋杂事诗》应该是非常熟知的。
《南宋杂事诗》共七卷，为清朝沈嘉辙、吴焯、陈芝光、符曾、赵昱、厉鹗、赵信等同撰，对于该书的撰写动机及其特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道：
是书以其乡为南宋故都，故捃摭轶闻，每人各为诗百首，而以所引典故注于每首之下，意主纪事，不在修词，故警句颇多，而牵缀填砌之处亦复不少。然采据浩博，所引书几及千种，一字一句，悉有根柢，萃说部之菁华，采词家之腴润，一代故实，巨细兼该，颇为有资于考证，盖不徒以文章论矣。[32]（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
由于沈嘉辙、吴焯等人同属南宋故都杭州一带的出身，因此他们搜集各种轶闻，每人撰诗一卷各一百首，并将所引的典故附注于下，撰成《南宋杂事诗》七卷。如开卷第一首：“茏葱佳气俪山川，南渡开基大宝传，为有文章京样好，中兴留得几遗篇。”便从南渡开始吟咏，作者沈嘉辙在诗注中引用了《宋会要》《方舆胜览》《玉海》等大量古籍，旁征博引，对南渡当时的情形作了详细说明。[33]虽然《南宋杂事诗》中的诗大都如此，“意主纪事，不在修词”，若无诗注，很难理解原诗的全部内涵，作为文学作品似乎难说是上乘之作，但由于引书繁多，“采据浩博”，为后人对南宋的认识提供了有力的史料基础，这就形成了《南宋杂事诗》的体制特征。而正是这种以诗夹注的形式，直接影响到黄遵宪《日本杂事诗》的创作，如王韬便在《日本杂事诗》序中说道：
又以政事之暇，问俗采风，著《日本杂事诗》二卷，都一百五十四首。叙述风土，纪载方言，错综事迹，感慨古今；或一诗但纪一事，或数诗合为一诗，皆足以资考证。大抵意主纪事，不在修词，其间寓劝惩，明美刺，存微旨，而采据浩博，搜辑详明，方诸古人，实未多让。[34]
其中，“意主纪事，不在修词”，“采据浩博”，与前述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说法如出一辙。可以推断，王韬的上述评语是完全套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南宋杂事诗》的评价的。
至于前引诗注中黄遵宪所述的另一部书籍《滦阳杂咏》，今据《四库全书》集部158别集类以及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第10辑所收本，书名均作《滦京杂咏》，《滦阳杂咏》之名或许出于黄遵宪误记。《滦京杂咏》为元人杨允孚所撰，允孚字和吉，吉水人，生平不详，据罗大已为《滦京杂咏》所作的跋文称：“杨君以布衣袱被，岁走万里，穷西北之胜，凡山川物产典章风俗，无不以咏歌纪之。”可见杨允孚虽未曾做过高官，但喜爱周游祖国名山胜水，并将所见所闻，吟咏于诗。关于《滦京杂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道：
其诗凡一百八首，题曰百咏，盖举成数，其曰滦京者，以滦河经上都城南，故元时亦有此称。诗中所记元一代避暑行幸之典，多史所未详，其诗下自注，亦皆赅悉。[35]
由此可知，《滦京杂咏》收录了七言绝句一百零八首，并附有注释，主要描绘了元代上都滦京的避暑、行幸等情形。虽然提要评价其诗注“亦皆赅悉”，但翻阅《滦京杂咏》后便可发现，较之前述的《南宋杂事诗》，它的诗注要简略得多。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黄遵宪《日本杂事诗》的体例主要来自于《南宋杂事诗》和《滦京杂咏》，而《日本杂事诗》一书的命名，更是直接来源于前者《南宋杂事诗》。
三、《日本杂事诗》与海外竹枝词
然而，如果我们把视野进一步扩展开来，从更加广泛的范围来看，《日本杂事诗》的源流当然不止于此，应该说，它具有更深的文学渊源，那就是与海外竹枝词的关系。
关于这一点，黄遵宪在《日本杂事诗》的最后一首诗及诗注（原本第154首、定本第200首）中作了详细说明，原诗如下：
纪事只闻筹海篇，徵文空诵送僧诗；
未曾遍读《吾妻镜》，惭付和歌唱竹枝。[36]
诗的前二句对中国的日本研究进行了回顾，而最后一句“惭付和歌唱竹枝”，则表明由于作者不谙日本和歌，便用中国传统的竹枝词形式创作《日本杂事诗》，用以描绘日本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
竹枝词本是巴渝地区的民歌，唱时以笛、鼓伴奏，同时起舞，声音婉转动人。崔令钦《教坊记·曲名篇》中载有《竹枝子》之名，可见唐玄宗时就曾被谱成乐曲。中唐诗人顾况曾有《竹枝词》之作，但真正独具慧眼地将竹枝词发扬光大的应数同为中唐诗人的刘禹锡（772—842）。
刘禹锡在任夔州刺史时，依调填词，根据民歌创作《竹枝词》十一首，诗的内容基本上是歌唱巴蜀的风土人情、男女爱情等。如著名的“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就是模拟民歌，借景抒情的千古杰作。诗人巧用“晴”与“情”的谐音，一语双关，成功地刻划出一位初恋少女含蓄而又微妙的恋情。这些新诗受民歌影响，大都采用七言绝句形式，且不拘泥于平仄，因此刘禹锡称之为“变风”之始（《竹枝词》引）。刘禹锡的好友、著名诗人白居易也曾创作竹枝词，但正如《词谱》所述，“刘白竹枝词，俱拗体七言绝句”（《词谱·竹枝词注》），他们所创作的竹枝词中多有平仄不调者。后世诗人便多借竹枝词形式，用以描绘各地的风土人情。[37]由于竹枝多用七言绝句形式，通俗易懂，音调轻快，不但记录了大量中国域内的风俗事物，而且还记载了不少域外的风土人情，具有很高的文学和历史价值。前述的《南宋杂事诗》及《滦京杂咏》便属于此列。
对于中国历代吟诵日本风俗的竹枝词，黄遵宪在该诗的原注中作了详明的阐述，虽然诗注较长，但它是我们了解《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创作动机及性质的重大线索，兹摘录于下：
《山海经》已述倭国事，而历代史志，于舆地风土，十不一真。专书惟有《筹海图编》，然所述萨摩事，亦影响耳。（《明史·艺文志》有李言恭《日本考》五卷，侯继高《日本风土记》四卷，书皆不行于世。余从友人处假有《风土记》钞本，不著撰人，未审是侯本否？书极陋，不足观。）唐人以下，送日本僧诗至多，曾不及风俗。日本旧已有史，因海禁严，中土不得著于录。惟朱竹坨收《吾妻镜》一部，故不能详。士大夫足迹不至其地，至者又不读其书，谬悠无足怪也。宋濂有《日东曲》十首，《昭代丛书》有沙起云《日本杂咏》十六首。宋诗自言问之海东僧，僧不能答，亦可知矣。起云诗仅言长崎风民风，文又甚陋。至尤西堂《外国竹枝词》，日本仅止二首。然述丰太阁事，已谬不可言。日本与我仅隔衣带水，彼述我事，积屋充栋，而我所记载彼，第以供一噱，余甚惜之。今从大使后，择其大要，草《日本国志》成四十卷，复举杂事，以国势、天文、地理、政治、文学、风俗、服饰、技艺、物产为次，衍为小注，丳之以诗。余虽不文，然考于书，徵于士大夫，误则又改，故非向壁揣摩之谭也。第不通方言，终虑多谬，愿后来者订正之耳。[38]
由于这是《日本杂事诗》的最后部分，因此在诗注中，黄遵宪对中国的日本研究作了总体回顾，并对自己创作《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的动机作了详细说明。
《山海经·海内北经》言：“盖国在钜燕南，倭北，倭属燕”，是为中国史书对日本的最早记载。以后，历代中国正史都有关于日本的记述。但真正意义上研究日本专著的诞生，还要到明朝。明万历、嘉靖年间，由于倭寇的大量入侵，明人感觉有必要对日本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在这种背景下，涌现出不少研究日本的专门著作，诗注中所述郑若曾的《筹海图编》和李言恭、郝杰的《日本考》就是其中颇有影响的代表之作。另外，诗注中所指出的李言恭《日本考》与侯继高《日本风土记》虽然作者有异，实则内容相同，属于一书二刻，据研究，当是京官李言恭根据前线指挥官侯继高著作易名重刊的结果。[39]
虽然唐宋时期有不少日本僧人来华，中国诗人也与他们多有酬赠唱和之作。然而明代以前，有关日本的诗歌并未见采用竹枝词的形式，如著名的欧阳修《日本刀歌》便是以长篇歌行体的形式而创作的。最早利用竹枝词形式吟诵有关日本风土人情的，正如黄遵宪所述，始于明初的著名文学家宋濂。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明初朝廷祭祀、朝会、诏谕、封赐等文章，大都出自他的手笔，被誉为“开国文臣”之首。同时，我们在他的文集中，也可发现不少他为日本人所作的文章，有的是为日本高僧作的碑铭，有的是为日人诗集作的序跋。在这种交流过程中，宋濂从当时的日本人处了解到不少有关日本的知识，创作了《赋日东曲》10首。按严绍盪先生分类，这十首诗歌内容包括王都形胜、富士景色、古老传说、佛教盛事、中华文物等五个方面。[40]如其中第六首咏日本的杨贵妃传说道：
玉环妖血污寰中，岂有灵祠祝鬼雄。
莫是仙山真飘渺，雪膏花貌主珠宫。
（自注：国有杨贵妃祠）[41]
由于《长恨歌》在日本的广泛影响，日本各地都流传着马嵬兵变中杨贵妃未死，最终逃亡日本的故事，由此衍生出许多有关杨贵妃的传说。如名古屋的热田神社便流传道，杨贵妃本为热田明神的化身，由于唐玄宗妄图征服日本，热田明神便化作杨贵妃，去迷惑唐玄宗，挫败了玄宗的侵日之志，从前社殿后面有一座五轮塔，即为杨贵妃墓。
有关日本杨贵妃传说产生的具体原因及其演变过程，笔者曾作过详细论述，在此不再赘述。[42]总之，宋濂由日本友人处听到日本有关祭祀杨贵妃灵祠的传说，从而创作了这首诗。
关于沙起云《日本杂咏》16首的创作背景，作者在自序中说道：
日本为海外诸国之胜，舟楫辐辏，其中山水奇绝，景况佳好，不可尽悉，偶占绝句十六首，聊记岁序、民风之盛。[43]
由上述记叙看来，与宋濂根据道听途说创作《赋日东曲》不同，沙起云可能亲自去过日本，《日本杂咏》是建立在作者在日本的实际生活体验基础上而创作的作品。如其中描写中元时的日本风俗时写道：
一年佳节是中元，老幼挑灯立墓墩。
火炬灿空星斗动，家家坐队不关门。
中元佳节，男女老少一同挑灯出门，祭祀祖先，灯火灿烂辉煌，与闪烁的星星交相辉映，诗中表达了日本纯朴的民风和浓厚的节日气氛。当然，如黄遵宪所述，此处的民风大概是指长崎一带，沙起云足迹也未能遍及日本。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尤侗的《外国竹枝词》。尤侗（1618—1704），字展成，号西堂道人。康熙十八年举博学宏儒，授翰林院检讨，并任侍讲。他在撰修《明史·外国传》时，虽然对郑和船队下西洋有所记载，但对于所经各地的风土人情却叙述较少，有感于此，他特撰竹枝词，以补正史之不足，并由其子尤珍为之作注。
《外国竹枝词》100首，另有土谣10首，共110首。始自朝鲜、日本、流球等东亚地区，沿海路到缅甸、真腊、爪哇、暹罗等东南亚地区，远至天竺、欧罗巴，再沿陆路经哈密、吐鲁番、于阗等西域各地，范围之广，几乎遍及当时所知的整个世界。有关日本的诗歌共有两首，一首咏丰臣秀吉，一首咏圣德太子。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被黄遵宪讥为“谬不可言”的第一首：
日出天皇号至尊，五畿七道附庸臣。
空传历代吾妻镜，太阁遂归木下人。
隋时，致书自称日出处天子。国中称天皇，以尊为号。有五畿七道三岛，附庸国百余。吾妻镜记本国君臣事略，吾妻、岛名也。木下入为平秀吉，万历中，篡夺倭国，自号为太阁王。[44]
诗注的前半部分，引用《隋书·倭国传》中圣德太子致隋炀帝书“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部分，并无不妥。但后半部分如将泛指关东地区的吾妻说成是岛名，将丰臣秀吉说成是篡夺倭国王位，皆与事实不符，难怪黄遵宪要批评道“谬不可言”。
尤侗为补正史记载之不足，撰写《外国竹枝词》，但由于他本人足未出国，所以他的外国知识只能借助于有关资料记载，有些地方缺乏真实，也是在所难免的，对此我们当然不能求全责备。
当然，上述有关日本的竹枝词，根本谈不上对日本的系统研究，来日以后，黄遵宪发现日本人研究中国的著作汗牛充栋，而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却停留在传说中的海外三神山基础上，两者相差过于悬殊，不由得感慨万端，他在《日本国志》自叙中说道：
以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己自封，于外事向不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邹衍之谈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诞不足论议也者，可不谓狭隘欤。[45]
由于长时间的闭关锁国，使得中国的士大夫们沉浸在夜郎自大、固步自封的自满情绪中，对于外来的世界漠不关心。远隔重洋的欧美且不用说，就连相隔一衣带水的日本，也把它看作是传说中的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正是这种狭隘的心理，导致近代中国的落后，而黄遵宪则很早意识到这一点，这也是他立志研究日本的原因之一。
《日本杂事诗》虽然在形式上，与这些上述这些作品一样，都是采用海外竹枝词的方式，然而在内容上，《日本杂事诗》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文学艺术、风土人情、甚至技艺物产，无不成诵，远远超过了所有的同类作品。
幸好，到了清朝末期，随着中国海禁的渐开，中国与海外各国的交往也不断增加，如同黄遵宪一样，许多文人奉使出访，或到外国讲学游历时，每到一处，都仔细观察，采风问俗，用竹枝词的形式记下了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开阔了国人的眼界，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内涵。据王慎之、王子今辑《清代海外竹枝词》[46]，收录康熙20年（1681年）尤侗至清末郁华等人的海外见闻竹枝词18种1370首，其中记述日本者约占一半，达9种900多首，除前述的何如璋《使东杂咏》、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外，还有四明浮槎客《东洋神户日本竹枝词》100首、濯足扶桑客《增注东洋诗史》150首（原名《日本竹枝词》）、姚鹏图《扶桑百八吟》108首、郭则云《江户竹枝词》100首、陈道华《日京竹枝词》100首、单士里《日本竹枝词》16首、郁华《东京杂事诗》73首等。[47]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中国现代著名文学家郁达夫，在1916年留学日本时，也曾创作过《日本竹枝词》12首，其诗序云：
明治初，黄公度有《日本杂事诗》之作，数千年历史风教网括无遗，义至博也。然近年世变重繁，民风移易，迥非昔比，古有其传，今无其继，非法也。于是乎《日本谣》作矣。[48]
由此可知，郁达夫的《日本竹枝词》乃是仿照黄遵宪《日本杂事诗》而作，虽然《日本杂事诗》博大精深，但由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为了继承黄遵宪《日本杂事诗》的优良传统，郁达夫创作了《日本竹枝词》（《日本谣》）12首。
郁达夫的这些《日本竹枝词》，就其内容而言，分别吟咏灯笼、百人一首、菖蒲汤、净琉璃、《源氏物语》、活动写真（电影）、《复活》、女子高师、买花女、爱克斯光线、荒川夜樱、吉原初见世等，虽然描绘了一些当时的风俗近事，但无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远远无法与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相比。而且在诗注方面，郁达夫只是片言只语地作简单说明，远不如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诗注那样翔实渊博。
除了郁达夫的《日本竹枝词》外，台湾的乐恕人也曾作《新日本杂事诗》（台北大华晚报社，1965年版），这就表明近代以来许多赴日的中国人，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曾不同程度地模仿过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创作出有关日本的竹枝词。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日本杂事诗》在同类作品中的显著地位，以及给后来作品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四、《日本杂事诗》与明治汉诗人的竹枝词
以上我们主要从中国海外竹枝词的角度探讨了《日本杂事诗》的渊源关系。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日本杂事诗》既然是黄遵宪驻日期间的作品，那么同时期的日本汉诗人又是如何描写维新后日异变化的明治社会的呢？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与它们有着何种联系呢？下面再就这个问题谈谈笔者的一些看法。
据木下彪《明治诗话》言，明治初期日本汉诗创作盛况空前，达到一个新的高峰，超过了日本历史上的其他任何时期。[49]赋诗言志，不仅是少数汉学家们的专利，就连许多下级武士出身的政治家也多有抒情言志之作，如大久保利通、副岛种臣等人都擅长汉诗，并与黄遵宪等驻日公使馆的文人有过唱和之作。当然，这种汉诗的繁荣主要是由于德川幕府将朱子学列为官学，各地藩校注重汉学教育的结果。然而，由于幕府推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只是允许中国人和荷兰人来长崎进行贸易，限制了中日文人之间的相互交往，这对江户时代的日本汉学家们来说，不可不谓是巨大的遗憾。
直到1871年（清同治十年，日本明治四年），中日签订《修好条约》，规定互派使节后，中日文人正式恢复交流，上述局面才得以打开。对于首届中华使节的到来，日本文人表现出空前的热情，据石川英《日本杂事诗》跋：“入境以来，执经者，问字者，乞诗者，户外屦满，肩趾相接，果人人得其意而去”，登门造访者络绎不绝。尤其是风华正茂的黄遵宪在公使馆里最富文才，更成了日本人的崇拜对象，每天都忙得不亦乐乎。其中情形，正如王韬在《日本杂事诗》序中所描写的那样：
既副皇华之选，日本人士耳其名，仰之如泰山北斗，执贽求见者户外屦满。而君为之提唱风雅，于所呈诗文，率悉心指其疵谬所在。每一篇出，群奉为金科玉律，此日本开国以来所未有也。[50]
对于日本友人携来的诗文，黄遵宪或为其修改，或为其作序，悉心指点，不厌其烦。如对于宫岛诚一郎的《养浩堂诗集》，黄遵宪费力最多，批改也最为严厉。[51]
另一方面，黄遵宪也拿出自己的《日本杂事诗》原稿，恳请日本友人批评改正。这些日本诗人学者，或提供资料，或改正错误，对黄遵宪的日本研究工作帮助极大。可以说，黄遵宪之所以能够完成《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这两部巨著的撰写工作，是与他们的鼎力相助密不可分的。
总之，黄遵宪在任驻日参赞的4年多时间，由于能与精通汉文的汉学家们，通过作诗唱和或笔谈来进行交流，由此克服了因语言不通而造成的巨大障碍，因而这段时光，成了黄遵宪14余年外交生涯中最愉快而难忘的回忆。
直到1890年，黄遵宪任驻英公使馆参赞时，还念念不忘这些日本友人，相继作了《续怀人诗》10首，以表达对他们的思念之情。其中怀念大沼厚等友人的诗写道：
袖中各有赠行诗，向岛花红水碧时。
只恨书空作唐字，独无炼石补天词。
大沼厚、南摩纲纪、龟谷行、岩谷修、蒲生重章、青山延寿、小野长愿、森鲁直、冈千仞、鲈元邦，皆诗人也。壬午春，余往美洲，设饯于墨江酒楼，各赋诗送行，多有和余流别韵者。……别后时时念之。[52]
这里所列的都是黄遵宪的好友，也是当时知名的汉学家。1881年1月，黄遵宪调任旧金山总领事时，他们在隅田川畔的中江酒楼，设宴饯别，席上，黄遵宪作《奉命为三富兰西士果总领事，留别日本诸君子》5首（《人境庐诗草》卷四），宫岛诚一郎等日本友人皆有次韵唱和之作。
关于以竹枝词方式描绘明治初期东京状况的作品，我们先看看前面黄遵宪所列举的著名汉诗人大沼枕山所创作的《东京词》。
大沼枕山（1818—1891），名厚，字子寿，号枕山，是活跃于江户末期至明治初期之间的日本著名汉诗人。幼从学于叔父鹫津松隐，后学诗于菊池五山，并参加著名诗人梁川星岩的玉池诗社，渐有诗名。后于下谷仲御徒町设下谷诗社，教育弟子。学诗者无论上下贵贱之别，云集门下，称雄诗坛达三十余年。枕山诗主宋诗，崇尚陆放翁，最擅咏物。著有《历代咏史百律》、《日本咏史百律》、《咏史绝句》、《江户名胜诗》、《东京词》等。[53]
《东京词》刊行于明治二年（1869）十月，共计七言绝句30首，乃津田信全仿照市川宽斋的《北里歌》，请当时著名的书法家10人各写3首，画家10人各画3幅，以书画集的形式刊印而成。津田信全在该书的跋文中写道：
枕山先生顷者作东京词三十绝，其旨柔婉，其辞清丽，实有刘宾客、温方山之妙趣矣。大都家家传诵，洛阳之纸殆将贵矣。[54]
信全高度评价了枕山的《东京词》，说它柔婉清丽，实得唐代诗人刘禹锡、温庭筠妙趣，由于它生动地描绘了明治初期东京的情景，致使人人争相传诵，洛阳为之纸贵，可见《东京词》受到时人的高度喜爱。
关于《东京词》的内容，正如日野龙夫所说：“作者的用意多在于揶揄讽刺浅薄的文明开化的风俗，但并非全部作品都是如此，从中也可发现积极肯定新文明的一些诗歌。”[55]下面我们先来看看第一首，这是当时吟诵明治维新以后东京风情的最初汉诗作品：
天子迁都布宠华，东京儿女美如花。
须知鸭水输欧渡，多少簪绅不顾家。
明治元年（1868）7月17日，天皇下诏将江户改为东京，9月20日车驾由京都出发，10月13日抵达东京，以江户城为皇居，改称东京城。随着天子迁都的实施，许多公绅贵族也都云集东京，由于失去了幕府时期严禁狎妓的束缚，新政府的高官贵族包括以前的公家缙绅们，公然出入柳桥及新桥等花柳街巷，沉湎于富贵温柔之乡，将旧都抛至九霄云外。
诗中第三句中的“鸭水”，指的流经京都的鸭川，“欧渡”则指出东京隅田川畔群鸥竞飞的渡口，此处实则化用了《伊氏物语》中的有名故事。平安时代的多情才子在原业平风流倜傥，放荡不羁，最终被赶出京城，奔赴东国。当他路过角田河（今东京隅田川）边时，看见白色的小鸟在天空飞舞，便问船夫小鸟的名字，船夫答道“都鸟”（中文名“赤味鸥”），听到这带有“都”字的鸟名，日暮途远的在原业平感慨万千，禁不住思念远在京城的妻子，咏道：“都鸟都鸟诚如言，借问伊人可平安？”，舟中人闻之泪流不断。[56]大沼枕山则在诗中借用上述典故，用来讽刺那些沉湎于东京的玩乐，而忘记了从前旧都的高官贵族们。
下面再来看看描写维新后东京街头日趋变化的第十首：
城隅邸址半为空，广狭分区课众功。
尘海何能变桑土，旋看平地起蚕丛。
幕府灭亡以后，树倒猢狲散，各藩诸侯及幕臣纷纷撤离东京，回到各地家乡，那些幕府时期喧嚣热闹的各个藩邸也都人去楼空，衰败不堪。明治二年（1869）8月，太政官发出布告，奖励人们利用藩邸旧宅的土地种茶养蚕，并将土地划成小块，免费出租。虽然这项政策在两年后的明治四年八月被废除，但这两年期间，东京街头上处处可见茶田和桑田，“沧海桑田”变成了地地道道的现实。“蚕丛”本为传说中蜀国的开国之君，李白《送友人入蜀》诗云：“且说蚕丛路，崎岖不易行”，则指入蜀的崎岖山路，而此诗以“蚕丛”对“桑土”，形象地刻划出明治维新后东京沧海桑田般的异常变化。
与此诗所咏内容一样，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第49首也发出过同样的感慨：
新绿在树残红稀，荒园菜花春既归；
堂前燕子亦飞去，金屋主人多半非。
德川氏时，旧藩邸宅，皆在东京，广厦杰阁，今皆没入官。或改官舍，或为民居。其荒凉者，鞠为茂草矣。因记杜工部诗曰：“王侯邸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甚切近事也。[57]
明治十年（1877）赴日的黄遵宪，当然没能看到处处宅第变桑田的景象，但触目所见，也是荒草萋萋，一片萧条。诗的三、四句，显然是化用了著名的杜牧《乌衣巷》诗中的后半部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人寻常百姓家”，用以表达明治维新以后旧藩邸宅的日渐衰微，而且黄遵宪还在诗注中，引用了杜甫《秋兴》其四中的诗句“王侯邸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表现物是人非的人生感慨，题材风格皆与前述的枕山诗极为相近。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山内容堂的《墨水竹枝》，容堂被木下彪评为“各藩诸侯中最富诗才者”。[58]
山内容堂（1827—1872），名丰信，号容堂，江户末期至明治初期高知藩藩主。明治维新前夕因主张公武联合著称，后于庆应3年听从后藤象二郎意见而建议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奉还大政，此后致力于保全德川权力，但终未能遂愿。明治维新后在新政府中历任议定、内国事务局总督、刑法官知事、学校知事、制度寮总裁、上局议长等。明治2年7月受到麝香之间祗候的优待，隐居浅草桥场别邸，过着悠悠自适的生活，明治5年6月病逝。[59]
山内容堂《墨水竹枝》十二首，吟诵的是文明开化后的东京风情，前面已经说过，墨水即现在的隅田川。其中描写柳桥风情的诗如此写道：
水楼宴罢烛光微，一队红妆带醉归。
纤手烦张蛇眼伞，二州桥畔雨霏霏。[60]
红妆指柳桥的艺妓们，二州桥即如今的两国桥。蛇眼伞，日语读作“じゃのめがさ”，为日本江户时期开始使用的伞，伞面为红色或蓝色，中间有一个白环，撑开后呈蛇眼状，故名。此处蛇眼伞乃是日语固有词汇，容堂不加改动，作为汉语词汇用于诗中。木下彪赞叹它甚为雅驯，不露痕迹，同时又举出，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也曾用相同手法，这就是原本的第91首诗：
末知散布趁农闲，买捌来寻屋小间；
铭酒御茶闲话后，相邀一饱鸭南蛮。
街市曰“末知”，读若“买基”。铺店悬幌子居卖曰“大问屋”，贩卖曰“买捌所”，贱买曰“大安卖”，零卖曰“小间物屋”，易钱曰“两替屋”，制衣曰“仕立屋”，酒曰“铭酒”（铭同名），茶曰“御茶”（御为日本通用之字，义若尊字，又日本书函、函外题名，必曰某某殿、某某样，亦尊之之词，皆不知何所仿也，附注于此。）饭店曰“御茶渍”，鸡子曰“玉子”，草器曰“荒物类”，以油煎鱼虾曰“天夫罗”，和面以肉曰“鸭南蛮”，菜蔬曰“八百屋”……凡右所录，彼皆笔之书者。[61]
此诗每句皆镶嵌着日语的固有词汇，虽然这些词汇，对于现今通晓日语的人们来说，也许不难理解，但在当时，如果没有作者的诗注，人们是很难读懂的。至于最后一句中的“鸭南蛮”，即用野鸭肉做的“葱花鸭肉汤面”，木下彪称其可与容堂的“蛇眼伞”相媲美，堪称绝妙一对。[62]
虽然我们难以断定两者之间的直接承袭关系，但至少可以指出，明治初期日本汉诗中所洋溢的这种风格，对黄遵宪的创作曾经产生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如黄遵宪在《日本杂事诗》自序中就曾如此说道：
余所交多旧学家，微言刺讥，咨嗟太息，充溢于吾耳。虽自守居国不非大夫之义，而新旧同异之见，时露于诗中。及阅历日深，闻见日拓，颇悉穷变通久之理，乃信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故所作《日本国志》序论，往往与诗意相乖背。[63]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黄遵宪的另一位日本友人大河内辉声（1848—1882）对《日本杂事诗》的评价。今埼玉县新座市野火止的平林寺内，树有一座圆柱形石碑，碑面刻着黄遵宪亲笔书写的“日本杂事诗最初稿冢”九个大字，碑后是大河内辉声撰写的《葬诗冢碑阴志》，对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予以极其高度的评价：
公度姓黄氏，名遵宪，清国粤东嘉应州举人，明治丁丑随使来东京，署参赞官，惟隽敏旷达，有智略，能文章。退食之暇，披览我载籍，咨询我故老，采风闻俗，搜求逸事，著《日本杂事诗》百余首。一日过访，携稿出示，余披诵之，每七绝一首，括记一事，后系以注，考记详该，上自国俗遗风，下至民情琐事，无不编入咏歌。盖较《江户繁昌志》《扶桑见闻记》尤加详焉。而出自异国人之载笔，不更有难哉。[64]
大河内辉声指出，黄遵宪为撰写《日本杂事诗》，披览日本载籍，咨询日本故老，采风闻俗，搜求逸事，《日本杂事诗》中所描绘的日本风俗，甚至超过了寺门静轩的《江户繁昌记》。我们在赞叹其刻苦努力的同时，也可以推测黄遵宪在创作《日本杂事诗》的过程中，一定会积极地吸收一些日本友人的成果。应该说，不但在内容方面，而且在形式和手法方面，与当时的日本人的汉诗及汉文作品，必定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内在联系。
五、结语
以上本文从分别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对黄遵宪《日本杂事诗》的源流作了初步考察，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杂事诗》的书名和体制实际上来源于《南宋杂事诗》，而它更深的渊源便是以外国尤其是以日本为题材的竹枝词，竹枝词本为民歌，后世诗人推而广之，用它来吟诵外国的山川草木、风土人情。黄遵宪有感于中国研究日本的匮乏落后，便借用竹枝词这种形式，在赴日后不到两年的短暂时间内，创作出内容丰富的《日本杂事诗》，为日后的《日本国志》创作积累了大量的史料素材。在创作《日本杂事诗》的过程中，黄遵宪与日本友人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增进了对于明治初期的日本汉诗的理解，将其成果吸收到《日本杂事诗》的创作之中。由于篇幅关系，对于《日本杂事诗》与明治初期汉诗之间关系的论证未能充分展开，笔者今后还拟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原载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日本研究论集》第三期，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3月，第350—369页。）
第十六章 黄遵宪《日本国志》述论
一、前言
1871年（清同治十年，日本明治四年），中日签订《修好条规》，规定互派使节，由此揭开了近代中日外交及文化交流的序幕。此后，国人纷纷东渡，或出使，或观光，或视察，或留学，在对日本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撰写出大量的日本研究书籍，其中影响最为深远、最为人们所熟知的著作，当属黄遵宪的《日本国志》。
《日本国志》共40卷50余万言，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而深入地研究日本的百科全书式著作，曾被誉为“数百年来鲜有之作”（薛福成《日本国志序》[65]），甲午战争后又被“海内奉为瑰宝”（狄葆贤《平等阁诗话》[66]）。它不仅在戊戌维新运动中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且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国内外学界有关《日本国志》研究颇多，已取得丰硕成果。[67]以下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本人的一些调查研究成果，分别就《日本国志》的编纂过程、编纂动机、体例特征、主要协助者及其影响、版本等问题展开论述。
二、《日本国志》的编纂过程
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号人境庐主人、观日道人、东海公等，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人，曾任驻日参赞、驻旧金山总领事、驻英参赞、驻新加坡总领事、湖南长宝盐法道兼署按察使等职，是近代中国著名诗人、外交家、史学家和维新思想家。除《日本国志》外，还著有《人境庐诗草》11卷、《日本杂事诗》2卷。
早在青少年时代，黄遵宪就怀有远大抱负，立志“要抟扶摇羊角直上九万里”。[68]他不愿意过着那种埋头破屋，皓首穷经式的世儒生活，主张经世致用，认为“儒生不出门，勿论当世事，识时贵知今，通情贵阅世”[69]，欲走出书斋，放眼认识外面的新世界，曾作诗曰：“噫嘻乎儒生读书不识羞，动誇虎头燕颔径取万户侯。万户侯耳岂足道，乌知今日裨瀛大海还有大九州”。[70]所有这一切，都成为他日后中举后即放弃举业，长年出使海外的思想基础。
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黄遵宪开始究心时务，“取《万国公报》及製造局所出之书尽读之”。[71]他还游历广州、香港、烟台、天津等沿海城市，开阔了眼界，扩大了视野。生于列强入侵、外患频仍之秋，黄遵宪逐渐认识到“非留心外交，恐难安内”，与张荫桓等时务派人士“抵掌论当世之务”，被李鸿章誉为“霸才”。[72]
1876年8月，经历了科场“三战三北”之痛的黄遵宪参加顺天乡试，终于考中了举人。是年12月，清廷任命翰林院侍讲、广东大埔人何如璋为出使日本钦差大臣，由于何如璋赏识黄遵宪的才华，加之与黄的父亲是世交，便邀黄一同出使日本。从此，黄遵宪开始了长达10余年的外交官生涯。
1877年（光绪三年，明治十年）11月，黄遵宪随首届驻日公使何如璋抵达日本。作为参赞官，黄遵宪在协助何如璋处理当时中日间存在的各种外交问题，如琉球归属问题及朝鲜问题上，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针对明治政府出兵台湾、吞并琉球的扩张政策，黄遵宪充分认识到琉球所奿有的战略地位，代何如璋上书总署，主张力保琉球社稷，为中国营造一个安全的环境。对于朝鲜当时所面临的美日叩关的危机局面，黄遵宪特撰《朝鲜策略》一文，建议其“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以图自强”，对朝鲜的开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73]
另一方面，黄遵宪也极力主张中日两国应友好相处，共御外侮，为亚洲的稳定和繁荣共同努力。在《陆军官学校开校礼成赋呈有栖川炽仁亲王》一诗中，黄遵宪阐述了中日唇齿相依的近邻关係，表达了两国应世代友好的良好愿望：“同在亚细亚，自昔邻封辑。譬若辅车依，譬若犄角立。所恃各富强，乃能相辅弼。同类争奋兴，外侮自潜匿。解甲歌太平，传之千万亿”（《人境庐诗草》卷三）。
与此同时，黄遵宪还广交日本友人，积极开展文化交流活动。由于德川幕府长期推行锁国政策，江户时期日本文人很难与中国文人进行直接交流。因此，对于首届中华使节的到来，日本文人表现出空前的热情，“入境以来，执经者，问字者，乞诗者，户外屦满，肩趾相接，果人人得其意而去”（石川英《日本杂事诗跋》[74]），登门造访者络绎不绝。尤其是年届而立、风华正茂的黄遵宪，在公使馆中最富文才，更成为日本友人的结交对象，每天都忙得不亦乐乎。其中情形，正如王韬在《日本杂事诗序》中所描述的那样：“既副皇华之选，日本人士耳其名，仰之如泰山北斗，执贽求见者户外屦满。而君为之提唱风雅，于所呈诗文，率悉心指其疵谬所在。每一篇出，群奉为金科玉律，此日本开国以来所未有也”。[75]对于日本友人携来的诗文，黄遵宪或为其修改，或为其作序作跋，悉心指点，不厌其烦。
在与日本友人交往的过程中，黄遵宪也开始了自己的日本研究。其间情形，正如他后来在《日本杂事诗》定本自序中所述：
余于丁丑之冬，奉使随槎。既居东二年，稍与其士大夫游，读其书，习其事，拟草《日本国志》一书，网罗旧闻，参考新政，辄取其杂事，衍为小注，丳之以诗，即今所行杂事诗是也。[76]
来日后的二年间，黄遵宪一方面与日本友人广泛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另一方面对日本社会进行仔细观察，深入调查，他目睹了日本明治维新后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于是萌生了撰写《日本国志》的念头。由于此项工作规模宏大，需要耗费大量时日，于是作为前期准备工作，黄遵宪首先撰写了《日本杂事诗》。
《日本杂事诗》于1879年7月由总理衙门以同文馆聚珍板刊印，初版本上下二卷共收诗154首，分别从国势、天文、地理、政治、文学、风俗、服饰、技艺、物产等各个方面，以诗夹注的形式对日本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系统而形象的描述。就内容而言，《日本杂事诗》堪称《日本国志》的姐妹篇，所不同的是，《日本杂事诗》是采用七言绝句形式的文学作品，而《日本国志》则是采用中国传统史书中典志体裁的史学著作，由此而言，二者相辅相成而又相映成趣。
《日本杂事诗》刊行后，受到中日两国文人学者的极大赞誉，日本汉学家石川英在《日本杂事诗跋》中惊叹道：“上自神代，下及近世，其间时世沿革，政体殊异，山川风土，服饰技艺之微，悉网罗无遗。而词彩绚烂，咀英嚼华，字字征实，无一假借”，并对黄遵宪的才能佩服之至：“公度来日未及二年，而三千年之史，八大洲之事详确如此，自非读书十行俱下，能如此乎？”[77]
经过数年的艰苦努力，黄遵宪终于完成了《日本国志》的初稿。1882年（光绪八年，明治十五年）3月，黄遵宪驻日任期届满，奉命调任旧金山总领事，他在赠别日本友人诗中咏道：“海外偏留文字缘，新诗脱口每争传。草完明治维新史，吟到中华以外天”。[78]诗中所谓“新诗”是指日本友人广为传诵的《日本杂事诗》，而所谓草完的“明治维新史”，则是指已经完成初稿的《日本国志》。
然而，在其后驻美的三年半时间，由于公事繁忙，黄遵宪无暇对《日本国志》初稿进行修改。1885年秋，黄遵宪由美乞假回乡，决心完成《日本国志》的编撰事业，因而谢绝了新任驻美公使张荫桓及两广总督张之洞之召，“家居有暇，乃闭门发箧，重事编纂”（《日本国志叙》）。经过近两年呕心沥血的艰苦努力，1887年夏，黄遵宪终于完成了这部前后费时8载、洋洋50余万言的巨著。为此，他特作《日本国志书成志感》（《人境庐诗草》卷五）一诗，以抒发自己的激动之情：
湖海归来气未除，忧天热血几时摅？
千秋鉴借《吾妻镜》，四壁图悬人境庐。
改制世方尊白统，罪言我窃比《黄书》。
频年风雨鸡鸣夕，洒泪挑灯自卷舒。[79]
诗中，黄遵宪将《日本国志》比作日本的史籍《吾妻镜》，以及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的《黄书》，明确表示欲借鉴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对中国进行改革的远大志向。
《日本国志》撰成后，黄遵宪将稿本抄写四份，一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一送李鸿章，一送张之洞，自存一份。[80]1890年（光绪十六年），黄遵宪将《日本国志》书稿交付羊城富文斋刊刻，但此年并未出版。1894年（光绪二十年），黄又将书稿邮至巴黎，请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薛福成作序。直到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底左右，《日本国志》才终于得以正式刊行，此时离黄遵宪完成书稿已逾八载。就这样，从酝酿伊始到正式出版，《日本国志》前后竟然费时16年之久。
三、《日本国志》的编纂动机
《日本国志》共40卷50余万言，除卷首中东年表外，全书共分12志，计国统志3卷，邻交志5卷，天文志1卷，地理志3卷，职官志2卷，食货志6卷，兵志6卷，刑法志5卷，学术志2卷，礼俗志4卷，物产志2卷，工艺志1卷。作者采用中国传统史书中专门叙述典章制度的典志体裁，从各个角度对日本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系统而深入的介绍和研究，称得上是一部研究日本的百科全书。特别是在介绍明治维新的制度改革方面，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官制、文化等各个层面，故黄遵宪亦称其为一部“明治维新史”。在介绍总结明治维新经验的同时，黄遵宪还史论结合，与中国的现状进行多角度对照比较，提出一系列先进的改革主张。
黄遵宪为何要编纂《日本国志》这部煌煌巨著呢？笔者认为，其动机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参赞官的使命感
据《清史稿·职官志六》记载：“使臣掌国际交涉，参赞佐之”，规定参赞的主要职责主要是辅佐公使处理各种外交事务。然而，黄遵宪却认为，除此之外，身为参赞官，自己还负有仞事日本研究的历史使命。在《日本国志叙》中，黄遵宪明确表示：“今之参赞官即古之小行人，外史氏之职也”，并引用《周礼·秋官·小行人》:“小行人之职，使适四方，以其万民之利害为一书，礼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顺逆为一书，以反名于王”；以及《周礼·春官·外史氏》:“外史氏掌五帝三王之书，掌四方之志”，来具体说明自己的职责。黄遵宪认为，古昔盛时，就“已遣輶轩使者于四方，采其歌谣，询其风俗，又命小行人编之为书，俾外史氏掌之，所以重邦交，考国俗者”，而如今，由于出使大臣忙于各种外交大事，无暇著述，于是采风问俗的工作自然而然地落在身为僚属的自己身上，“不从事于采风问俗，何以副朝廷咨诹询谋之意？”故而将之视为参赞官义不容辞的使命。
（二）对中国人缺乏了解日本的强烈不满
黄遵宪来日后，发现日本人研究中国的著作汗牛充栋，而中国人对日本却缺乏最基本的常识，不由得感慨万端，他在《日本国志叙》中写道：
以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己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邹衍之谈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诞不足论议也者，可不谓狭隘欤！[81]
长期的闭关锁国，使得中国的士大夫们陶醉在天朝至上、固步自封的自满情绪中，对于外部世界一直漠不关心。远隔重洋的欧美且不用说，就连仅隔一衣带水的日本，也将其视作传说中的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有感于此，黄遵宪认为有必要对日本进行全方位的介绍研究，以弥补国人对日认识的不足。
虽然鸦片战争后，为抵抗外来侵略，有志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着手研究外国，诞生了徐继畲的《瀛寰志略》及魏源的《海国图志》等富有影响的著作。然而，诚如薛福成所言，它们“于西洋绝远之国，尚能志其崖略；独于日本，考证阙如。或稍述之，而惝恍疏阔，竟不能稽其世系疆域，犹似古之所谓三神山者之可望不可至也。”（《日本国志序》）如徐继畲的《瀛寰志略》虽于卷一叙述东洋二国日本与琉球，但竟称日本是由对马、长崎、萨马（按：萨摩之译音，今鹿儿岛）三岛组成，并用地图标出，足见当时国人的日本地理知识何等肤浅。而魏源的《海国图志》亦只是罗列前人的有关记述而已。
与此相比，《日本国志》乃是黄遵宪亲自考察日本的结晶，所据材料皆为作者驻日四年间多方蒐集而成，自然与徐、魏的著作不可同日而语。对此，黄遵宪也颇为自信，曾致函日本友人宫岛诚一郎，称《日本国志》“翔实有体，盖出《海国图志》、《瀛寰志略》之上。”[82]
（三）明治维新观的转变
黄遵宪来日后，虽然亲身经历了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但他对于明治维新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由怀疑到认同，再到赞美的转变过程。对此，黄遵宪在《日本杂事诗》定本自序中回忆道：
余所交多旧学家，微言刺讥，咨嗟太息，充溢于吾耳。虽自守居国不非大夫之义，而新旧同异之见，时露于诗中。及阅历日深，闻见日拓，颇悉穷变通久之理，乃信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故所作《日本国志》序论，往往与诗意相乖背。久而游美洲，见欧人，其政治学术，竟与日本无大異。今年日本已开议院矣，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时与彼国穹官硕学言及东事，辄敛手推服无异辞。[83]
由于黄遵宪来日当初，结交的友人多为汉学家，受他们对明治维新“微言刺讥，咨嗟太息”的影响，《日本杂事诗》初版本中“新旧同异之见，时露于诗中”，甚至作诗讥讽维新后的民风衰败。[84]
但随着他“阅历日深，闻见日拓”，来日后期黄遵宪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认识到正是因为日本革故鼎新，引进西方的各项先进制度，才能做到“卓然能自树立”，进而坚信中国走向变法也是势在必然。他曾对何如璋说：“中国必变从西法，其变法也，或如日本之自强，或如埃及之被逼，或如印度之受辖，或如波兰之瓜分，则吾不敢知，要之必变”，并且预言：“三十年后，其言比验”。1880年前后，日本自由民权运动方兴未艾，黄遵宪“初闻颇惊怪，既而取卢梭、孟德斯鸠之说读之，心志为之一变，以为太平盛世必在民主”，这种思想转变使他认识到必须把明治维新的改革经验介绍到中国，为中国的改革提供宝贵的借鉴，这也是促使他着手编纂《日本国志》的动机之一。
后来黄遵宪出使美英，在与欧美人的接触中，发现它们对日本明治维新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赞不绝口，更加深了他对明治维新的高度评价。因此，黄遵宪于1890年在英国伦敦公使馆，对《日本杂事诗》进行大幅度修订，删除了初版本中讥讽明治维新之作，补充了吟诵各种新制度的诗歌，诗的数量由154首增至200首，并以其作为定本。
（四）对日本不断扩张的高度警戒
明治维新后，日本积极推行富国强兵政策，一方面殖产兴业，对内发展经济，另一方面开疆拓土，对外不断扩张，1874年入侵台湾，1879年强占琉球，进而窥视朝鲜，对中国构成威胁。正如梁启超所言，黄遵宪著《日本国志》，其用意之一就在于警告国人“日本维新之效成且霸，而首先受其衝者为吾中国”。
在《日本杂事诗》定本自序中，黄遵宪回顾道：维新之初，人们对于日本的走向议论纷纭，有人认为是“外强中干，张脈僨兴”，无法维持多久；也有人认为能“以小生巨，遂霸天下”。而黄遵宪则以其高度敏锐的洞察力，发现“日本维新以来，颇汲汲于武事”（《兵志》一），认为日本“颇有以小生巨，遂霸天下之志”（《地理志》一），因此极为详细地介绍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采用西方兵制，设立陆海二军的过程，并在《兵志》中著录了有关明治日本军事的最新统计表37个，包括“明治十三年征兵表”、“六管镇台表”、“陆军编制表”、“陆军军费出入表”及海军“船舰表”等，以期多角度地把握明治初期日本的军备发展情况。
1894年春，薛福成读罢《日本国志》，对中日两国的前途颇感不安，指出两国“自今以后，或因同坏而世为仇雠，有吴越相倾之势；或因同盟而互为唇齿，有吴蜀相援之形。时变递嬗，迁流靡定，惟势所适，未敢悬揣”（《日本国志序》），批评国人对日本缺乏相应的了解：“使稽其制而阙焉弗详，觇其政而瞢然罔省，此究心时务、闳览劬学之士所深耻也”，并盛赞黄遵宪“可谓闳览劬学之士”。[85]
不久，甲午战争爆发，由于清廷统治者的腐败以及对日认识的不足，致使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被迫与日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屈辱求和。据黄遵宪回忆，当时任总理衙门章京的袁昶曾喟叹道：若是《日本国志》能够早流布的话，就可省去对日赔款的二亿两银子！[86]虽属事后夸大之辞，但也一语道破《日本国志》所具有的远见卓识及其觇国价值。
四、《日本国志》的体例特征
《日本国志》虽然采用传统的典志体裁，但有不少地方推陈出新，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作为近代中国人编纂的第一部系统研究日本的大型史籍，《日本国志》在体例上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名从主人，实事求是黄遵宪摒弃了中国传统史书推崇“华夷之辩”的妄自尊大态度，而采取实事求是、平等相待的叙述立场。在《日本国志·凡例》中，黄遵宪批评“以内辞尊本国，北称索虏，南号岛夷”的传统史笔乃“狭陋之见”，反对将他国之君无端“易其名号”，主张“史家纪述，务从实录”。在《日本国志》中，按照《谷梁传》中的“名从主人”原则，“曰皇曰帝，概从旧称”，且官名、地名、事物名称，亦“皆以日本为主，不假别称。”
同时，在《邻交志》中，黄遵宪也批评了日本史学家德川光国的《大日本史》及青山延光的《日本纪事本末》为尊崇日本国体，摒弃汉魏时期朝贡封拜事，而将中日交流断自隋唐的态度，指出“史家旧习，尊己侮人，索虏岛夷，互相嘲骂。丽国列日本于东夷传，日本史亦列隋唐为元蕃传；中国称为倭王，彼亦书隋主唐主。譬之乡邻交骂，于事何益？”，同时提出自己的著述立场：“今此篇谨遵条约睦邻国书之意，参采中国日本诸书，纪事务实，不为偏袒，曰皇曰帝，亦不贬损，所以破儒者拘墟之见，祛文人浮誇之习也”（《邻交志》一）。这种“纪事务实，不为偏袒”，亦即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态度，作为《日本国志》的总体指导思想而贯穿始终。
（二）详今略古，详近略远
与《通典》《通志》等传统典志书籍不同，《日本国志》并不注重详述日本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史，而是将主要笔墨放在叙述明治维新后发生的巨大变化，特别是效仿西方推行的各项制度改革上。在《日本国志·凡例》中，黄遵宪指出：“检昨日之历以用之近日则妄，执古方以药今病则谬，故杰俊贵识时。（中略）日本变法以来，革故鼎新，旧日政令，百不存一，今所撰录，皆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他还表示：“考古即所以通今”（《日本国志叙》），主张发挥史书的经世致用作用。由此可见，黄遵宪编纂《日本国志》的意图之一，就是想通过详细介绍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近代化道路的具体历程，为中国的改革和施政提供一部生动的参考教材。
例如，《日本国志》中的职官、食货、兵志、刑法诸志，只在开篇略述其沿革史，然后便对明治维新后日本模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有关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军事制度、法律制度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作了极为详尽的介绍，同时“借端伸论，又六万余言”（张之洞《咨文》引），通过许多注解和评论来阐发自己的见解，为中国的改革提出建议。如《刑法志》五卷，仅用数百字简述日本自古以来的法制概况，其余篇幅皆用于全文译载明治十三年（1880年）七月（原书作明治十四年二月）公布的《治罪法》480条及《刑法》430条。其目的就是希望中国能够参考这两部法典，编成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新宪法。[87]
（三）史论结合，中外比较
《日本国志》仿《史记》“太史公曰”之例，每志前后都附有“外史氏曰”的评论，用以阐发作者的思想见解。据笔者统计，全书共有“外史氏曰”的评论31篇。另外，正文之中也常常加以长短不一的双行小注，以对正文的内容进行补充、考证或者分析。
这些评论和小注，有的是对日本的历史规律进行总结分析，有的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详加介绍考察，但更多的是对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所采取的各种政策措施进行研究剖析，并与中国的实际情况加以对照，提出一些有益的建议，给人以很大启迪。
例如，在编完《国统志》后，黄遵宪对日本历史进行了总结，认为日本历史的“治乱之由”有四：“一在外戚擅权，移太政于关白”“一在将门擅权，变郡县为封建”“一在处士横议，变封建为郡县”“一在庶人议政，倡国主为共和”（《国统志》三）。
又如，《邻交志》下在叙述日本与洋的交流史后，黄遵宪笔锋一转，对治外法权展开了猛烈抨击。他批评西方列强明知治外法权“为天下不均不平之政”，但仍在亚洲极力推行，致使“今日治外法权之毒，乃遍及于亚细亚”（《邻交志》下一），并提出废除治外法权的具体设想。
“外史氏曰”的评论最多见于《食货志》，共计7篇。《食货志》共分6卷，详细介绍明治维新后日本的户籍、租税、国计、国债、货币、商务等情况。通过考忟研究，黄遵宪将西人治国理财之道，归纳为审户口、核租税、筹国计、考国债、权货币、稽商务六点，认为“六者兼得，则理财之道得而国富矣；六者交失，则理财之道失而国贫矣”（《食货志》一）。他还联系当时中国的经济现状，进行了广泛的比较研究。如关于税收制度，黄遵宪发现与中国“取之过轻，征之又不如额”的税收状况相较，日本及欧美的税收明显要繁重得多，然“询之欧罗巴人，亦终无一人怨其国之横征暴敛”。由此认识到国家税收的重要性，指出：“世人徒见英俄法美船舰之多，金帛之富，而不知其岁入租税至七千万磅之多。假使中国岁入得有此数，必今日常税骤增五六倍，即铁甲轮路，一切富强之具，咄嗟而办，亦复何难！正为岁入不足之故，无论外务，即内国政令，亦不得不苟且敷衍，能静而不能动，谓非取之过轻之故欤？”（《食货志》二）文中大胆批评清朝政府所采取的过轻的税收政策，提出了仿效欧美加大税收的必要性。
（四）以表辅之，一目瞭然
在《日本国志·凡例》中，黄遵宪指出：“物非图则不明，事非表则不详”，因而书中频繁使用各种数字或文字统计表格，“以便阅者解带，触目了然”，使读者能够简洁明了地把握维新后的各种新变化。据笔者统计，《日本国志》收录的各类统计表多达130个，其中《食货志》有表40，居首位；以下依次为《兵志》37，《物产志》21，《地理志》19，《职官志》11，《天文志》1，《学术志》1。
另外，鉴于本书“编年纪月，不得不用日本年号，惟日本史中国颇少传”（《凡例》），黄遵宪特于卷首编辑了《中东年表》，将日本自崇神天皇元年（汉武帝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至明治十四年（清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的中日纪元，逐年列成对照年表，以方便中国读者对照参考。
虽然黄遵宪言“今所撰地理志，以图附志”（《凡例》），但所刊各本皆未见《地理志》后载有附图。据黄遵宪回忆，驻日期间，“《日本国志》初属稿时，地理志附数图。（一兵制分管之图，一学校分区之图，一裁判所分设之图，一物产图）既定体制，拟草稿，遂托陆军参谋部木村某以精铜刻板，与之订约，并交去百金。”木村名曰信卿，时任陆军步兵少佐，黄遵宪委托他及其同僚制作四幅地图，其中包括六管镇台及分营、炮台之位置、名界等，但由于后来内部有人告发，“谓其卖国，以险要形胜输之中国使署，遽锒铛下狱，扃禁甚严”[88]，木村受到处分，所绘之图，亦被没收。[89]
1897年，《日本国志》改刻本发行之际，黄遵宪觉得“《志》中《凡例》
有附图之语，自不能略而不备也”[90]，打算将图补上。他曾从日本彿馆购得日本地图300份，但由于所载郡邑过于繁密，并不理想，故未补入。他还委托日本友人多方购买，然终未能遂愿[91]。今《日本国志》仅有表而无图，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
五、《日本国志》的主要协助者
据薛福成序，黄遵宪撰《日本国志》“采书至二百余种”，这些书籍包括中日两国的正史、野史、笔记、杂录等。其中日本史籍有德川光国的《大日本史》、赖山阳的《日本政记》《日本外史》、岩垣松苗的《国史略》、蒲生秀实的《山陵志》《职官法》，以及《日本书纪》《续日本书纪》《日本后纪》《文德天皇实录》《日本三代实录》《怀风藻》《扶桑集》《扶桑略记》《凌云集》《延喜式》《类聚三代格》《吾妻镜》《徂徕集》《江户繁昌记》等。[92]另据最新研究，《礼俗志》中不少条目多采自江户时期汉学家村濑栲亭的汉文著作《艺苑日涉》。[93]
而有关明治维新后的资料，据黄遵宪介绍，“所据多布告之书，及各官省年报”[94]，可知主要采自明治政府的太政官布告以及各省官年报。另据考证，《地理志》所据材料，则采自地理寮地志课冢本明毅等编撰的《日本地志提要》。[95]
由于黄遵宪没有具体记载所引资料的来源，书中亦未列出引用书目，因此给《日本国志》资料来源的考证辨析工作带来诸多不便，需要我们今后进行更加细致的调查研究。
黄遵宪驻日前后只有四年有余，又不通日本语言，因此要编纂一部包罗日本历史各个方面的史书，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典章制度方面，因史料匮乏，甚至令日本史学家亦望而却步，知难而退。日本友人冈千仞就曾告诉黄遵宪说：“此事水户史官所欲为而不能为，盖无足以供史料者也。蒲生君平亦有此志，中途而止，亦坐无史料耳”[96]，黄遵宪亦在《日本杂事诗》中叹道：“兵刑志外征文献，深恨人无褚少孙”[97]。然而，黄遵宪还是决心效仿褚少孙续补《史记》，完成《日本国志》的编撰工作。
当然，在撰写《日本国志》的过程中，黄遵宪亦曾面临重重困难。他将这些困难概括为以下三点（《凡例》）。
第一，采辑之难：“日本古无志书，近世源光国作《大日本史》，仅成兵、刑二志，蒲生秀实欲作氏族、食货诸志，有志而未就，新井君美集中有田制、货币考诸叙，亦有目而无书，此皆汉文之史而残阙不全，则考古难；维新以来，礼仪典章，颇彬彬矣，然各官省之职制、章程、条教、号令，虽颇足征引，而概用和文，不可胜译，则征今亦难。此采辑之难也。”[98]
第二，编纂之难：“以他国之人，寓居日浅，语言不达，应对为烦，则询访难；以外国之地，襄助乏人，浏览所及，缮录为劳，则抄撮亦难。此编纂之难也。”
第三，校雠之难：“既非耳目经见之书，又多名称僻异之处，而其中食物之名，有以和文译汉文者，有以英文译和文再译汉文者，或同字而异文，或有音而无义，则校雠亦颇为难。”[99]
上述种种困难，使得黄遵宪有时感到力不从心，“搁笔仰屋，时欲中辍”（《凡例》），甚至曾对日本友人说“此事大难，恐不成书”[100]。
幸好黄遵宪周围聚集了一大批硕学鸿儒，可以随时为他提供各种帮助。据黄遵宪自称，“遵宪来东，士大夫通汉学者十知其八九”[101]，可见当时与日本汉学家交流之广泛。[102]黄遵宪在任驻日参赞的四年多时间，由于能与这些汉学家们通过作诗唱和或笔谈来进行交流，得以克服因语言不通而造成的巨大障碍。可以说，黄遵宪之所以能够完成《日本国志》这部巨著的撰写工作，是与他们的鼎力相助密不可分的。
就现有史料可以看出，黄遵宪在编纂《日本国志》的过程中，主要得到了宫岛诚一郎、青山延寿、石川鸿斋、龟谷省轩等人的大力协助。[103]他们都曾在修史馆任职，具有很高的史学素养，熟悉相关史料，通过笔谈可以随时为黄遵宪解疑释难，提供帮助。下面就利用一些笔谈资料，分别予以论述。[104]
1.宫岛诚一郎
宫岛诚一郎（9838—1911），号栗香、养浩堂等，曾供职于左院、修史局、宫内省等，后被敕选为贵族院议员，著有《国宪编纂起原》、《养浩堂诗集》等。宫岛与首届公使何如璋、第二届公使黎庶昌、以及黄遵宪，杨守敬等人皆交情深厚，他们先后都参加过宫岛《养浩堂诗集》的俾改、评点、序跋工作，其中尤其以黄遵宪用力最深。[105]
正如宫岛在其《养浩堂诗集》序中所述：“黄参赞公度，与余交莫逆”，二人交情非同一般。黄遵宪亦在诗中咏道：“一龛灯火最相亲，日日车声碾麴尘”[106]，将宫岛视为一龛灯火下最为相亲的挚友。宫岛所居的麴町与公使馆仅一街之隔，二人来往频繁，关系非常密切。
由于黄遵宪与宫岛交情深厚，黄驻日期间，宫岛又先后任职于修史馆与宫内省，因此能够为黄遵宪《日本国志》的写作提供资料协助。
如1879年（明治十二年）3月31日，黄遵宪致函宫岛说：“德行自藤惺窝、文章自物徂徕以下诸公，乞条其名字、籍贯、所著之书，一一以告，汉学、宋学又当分别，文与诗又分举为妙也”[107]。藤惺窝即藤原惺窝，江户朱子学的开创者；物徂徕即荻生徂徕，江户古文辞学派的代表。毋庸置疑，黄遵宪是在为撰写《日本国志·学术志》中的汉学部分而请求宫岛提供有关资料。
又如，1880年（明治十三年）5月，黄遵宪在与宫岛笔谈中，介绍正在编撰的《日本国志》情况：
公度：近日作《日本史志》，必至今年年尾，乃能脱稿。分十三目，书约三十卷。
宫岛：先生独力犹为此事乎？且有公事，应多忙。吾辈突然访高馆，费贵闲，甚无心。一卷何十叶？
公度：独力为之。每脱一稿，则何大使润色之。一卷三十叶左右。
其目曰：国势、邻交（上下）、天文、地舆（有图）、食货（为目者六）、刑法、兵（为目二）、文学（为目三）、礼俗（为目十二）、物产、礼乐、工艺（十一）。有《礼俗志》一篇，中分十二目。有曰朝会，有曰祭祀者，此二事缺欠焉不详。阁下方官宫内省，必能缕悉之。幸于暇时别纸条示，感戴不尽。[108]
据此可知，黄遵宪计划于年内完成《日本国志》的编撰工作。将当时构想与后来成稿相比，可以发现略有不同，如十三目后减为十二志（无政治），三十卷后增至四十卷，另外如国势、地舆、兵制、文学，后亦改名为国统、地理、兵、学术诸志。但我们也可从笔谈中发现，此时黄遵宪已经初步设计好各志的细目。
由于当时宫岛正任职于宫内省，因此黄遵宪特地就《礼俗志》中有关朝会和祭祀问题请求帮助。随后，黄遵宪便开列了有关朝会和祭祀的十一项疑问，请求宫岛根据现行制度予以回答：
一问朝会日期。如天长节之类。
一问常朝仪式。
一问朝会时尚有卤簿否？
一问朝会时仪式。
一问宫中女官参朝仪式。
一问天子亲祭之神。
一问遣使祭告之神。
一问祭祀仪式。
一问祭祀时供设品物。
一问祭祀时祝辞。
一问臣庶家祭祀仪式。[109]
并特别指出：“以上所问，据现今所行而答，其古时制度，且略而弗道。阁下若有不及尽知者，祈转询之友人，是所至祷。”
对此，宫岛回答道：“朝会祭祀许之。现以假皇居，未有确制。古制则详于邦典，阁下应悉知。朝会规则现于式部寮议定之，阁下若求之，则缓求之。比阁下尊著渐成，必应定制。虽然，大抵假定之制度有之，仆为阁下徐应编纂之。”[110]表示愿意为黄遵宪提供帮助。
不久，宫岛将有关朝会、祭祀的暂行规定《现行假例》交给黄遵宪。8月14日，黄遵宪致函宫岛：“收到见惠《朝会祭祀现行假例》一本，俟暇趋谢。”并言：“前承赐《朝会典礼》，详密整赡，拜谢无已！”[111]
今阅《日本国志·礼俗志》有关朝会、祭祀记载，其中朝会包括新年朝贺、新年宴会、纪元节宴会、天长节宴会、每月赐宴等，祭祀包括新年祭、元始祭、祈年祭、春秋季皇灵祭、新尝祭、祭祢庙、祭陵等条目，分门别类，条理分明。而在最后的小注部分，黄遵宪写道：“以上今礼，从宫内书记询问得之，名曰《现行例假》，谓暂时所行，非典制也。”（《礼俗志》一）显然，此处所谓宫内书记是指宫岛诚一郎，所言《现行例假》即前述宫岛所提供者。
然而，宫岛并非能为黄遵宪提供所需的一切资料，尤其是有关军事机密的内容，更是无法满足黄的要求。如1881年（明治十四年）7月17日，黄遵宪致函宫岛：
仆所撰《日本志》将近脱稿，中有海军一门，因海军尚无年报，拉杂采辑，虑不免有误，且尚有一、二询请之事，因念令弟小森泽君今官海军，仆亦叨有一面之识，不揣冒昧，敬以奉恳。[112]
信中提出《兵志》中的海军一节，因需要海军船舰表、海军兵学校、海军新设规程局以及海军每年经费等有关资料，请当时任职于海军省的宫岛诚一郎胞弟小森泽长政（小森泽家养子）帮忙提供如下信息：
一、今送到海军船舰表共四纸，中有错误者祈为改正，有疏漏者祈为补入。
一、问海军兵学校规则，明治四年正月十日太政官布告者，今犹用否？若有新规则，可以借示否？
一、海军新设规程局，敢问所司何事？
一、问海军兵卒（专指下卒）规则可借示否？兵卒每月给俸一元七十钱，有等第否？
一、问海军每岁经费何项用多少？可示其大概否？[113]
宫岛8月2日回函，转达小森泽婉言回绝此事之意：
所示海军船舰表并军兵学校其馀数件，仆已领命。弟小森泽长政现奉职东海镇守府，常在横滨总辖诸舰。阁下所云，仆已转致。顷弟从横滨来，曰所云件件仔细检查，此等之事，固当明告者。但秘史之职，事无大小，非受省卿之命，则不能私告。若转照之本省书记，则知之亦甚容易耳。俄、德二公使亦有此公问，已经一一明告。弟之言如此，便以告阁下。[114]
但是，不久宫岛转来小森泽婉言回绝的口信：“秘史之职，事无大小，非受省卿之命，则不能私告”，要求黄遵宪直接照会海军省书记，并说对德、俄两国公使也持同样态度。
今《兵志》海军部分，较之陆军，内容要简单得多，其原因大概在此。
2.
青山延寿
青山延寿（1820—1906），字季卿，号铁枪，生于史学世家，著有《皇朝金鉴》、《大日本史地理志稿》、《读史杂咏》、《读史偶笔》、《铁枪文集》等。父延于，兄延光，皆为水户史学的著名学者。1878年，黄遵宪为其《皇朝金鉴》佼序，对青山父子的史学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
日本之史，以汉文纪事者，莫善于《大日本史》，而其书实出水户藩士之手。水户藩号多贤，有青山云龙氏者，世以史学鸣，其伯子延先（按：“光”之误），继《日本史》后，为《纪事本末》一书，而史体始备。余来日本，即闻青山氏名，后得与其季子延寿交。延寿官于史馆，平生所著述，多涉国史，与之征文考献，无能出其右者。[115]
由此可知，黄遵宪所交的日本友人之中，以青山延寿对日本史学造诣最深。
1878年（明治十一年）3月23日，青山延寿访问公使馆，与何如璋、黄遵宪等举行笔谈，以下是何如璋与青山之间的问答：
如璋：君在史馆现编何书？贵国史有各志否？如有成书，乞惠示一观为快。
青山：仆在史馆，搜索史料，是其任也。如撰修则在编修职，今仆所任，辑各藩史料也。《大日本史》有十一志略已就绪，兵志、刑法志已刻成，其他校合未毕也。[116]
据此可知，青山在史馆的工作主要是搜集史料。笔谈中，青山还介绍说，《大日本史》11志（按：实为10志）当时只刊行了兵、刑二志，其他尚未校合完毕。《大日本史》10志（神祇、氏族、职官、国郡、食货、礼乐、兵、刑、阴阳、佛事）最终全部刊行完毕，还须待到1906年（明治三十九年），因此黄遵宪编纂《日本国志》时，除兵、刑二志外，其余诸志皆未能参照。
青山延寿学识渊博，家藏史书极为丰富，可以推断，与其交流，是黄遵宪获取有关日本史志知识的重要途径之一。
3.石川鸿斋
石川鸿斋（1833—1918），名英，字君华，号鸿斋、芝山外史等，三河丰桥人，工诗文，亦擅山水人物画。著有《精注唐宋八大家文》《日本八大家文读本》《日本外史纂论》《芝山一笑》等。1879年黄遵宪撰成《日本杂事诗》，石川曾为之题跋。二人来往密切，笔谈频繁。如1878年（明治十一年）6月16日的笔谈：
公度：《大日本史》有纪传而无表志，欲考典章，必于志乎。仆急急欲得如史志诸书览之，恨其不知也。
鸿斋：《日本外史》初卷有引书标目，仆不悉记，请在馆中示之耳。
公度：各史所引书目，多和文者，仆意欲得汉文者耳。[117]
由于《大日本史》表志部分此时尚未刊行，黄遵宪请石川为其推荐有关日本典章的史志书籍。对此，石川介绍说赖山阳的《日本外史》中列有引书目录，而黄遵宪更希望阅读用汉文撰写的日本史料。
又如该年11月21日的笔谈中，黄遵宪请石川代为翻译岩垣松苗的《国史略》:
公度：此篇自“政体”以下，祈代为译汉，但何以酬劳，祈足下自度，与王桼园言之。
鸿斋：政体以来迄尾译之欤？
公度：是书译毕，他尚有烦君者。一切纸笔之费，仆以为不如计篇数，如每十篇需多少，足下自审度之可也。
鸿斋：此文鄙拙，译之不甚佳，惟贯串意而已。仆尘事多端，请限今年毕业。
公度：是文虽鄙，阁下熟史，以意润色贯穿之可也。他日携归，可为君刊行之。
（中略）
公度：仆阅史，喜阅志，故求足下先为此。
鸿斋：译新闻纸布令者，有其人乎？未否？
公度：此间本有翻译冯姓者为之，然仆观之，不译亦知其事也。通西人语言文字者多，通日本语言文字者少。[118]
笔谈中，黄遵宪不仅委托石川翻译《国史略》的部分章节，而且提出译毕后，还有其他史籍需要石川继续帮忙，可见石川为黄遵宪采集资料提供了极大帮助。
另外，由此笔谈可知，对于当时报纸刊登的各种布告，黄遵宪无需借助翻译，便可大致看懂。因明治初期的新闻布告，尚保留较浓的汉文色彩，这也给不通日语的黄遵宪的资料采集工作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便利。
4.龟谷省轩
龟谷省轩（1838—1913），名行，字子省，号省轩，擅长诗文，曾任太政官少史、修史庶务、记录局长等职，后辞职专心从事著述，除《省轩文稿》
外，还著有《论语管见》、《论语汇纂》、《咏史乐府》、《近世义烈传》等。黄遵宪曾对日本友人说：“仆来此，最亲慕者，龟谷子一人”，足见其对龟谷非常推崇。
1879年（明治十二年）12月18日，黄遵宪与龟谷笔谈，其中内容多涉及《日本国志》的编纂问题：
省轩：阁下近来有何著述？
公度：近来方编《日本国志》，恐至明年此时方能脱稿，为目十有二：
曰国统，曰邻交，曰天文，曰地舆，曰职官，曰食货，曰兵，曰刑，曰学术，曰礼俗，曰物产，曰工艺，成书约有五六十卷。
省轩：所引之书已具否？弟有所知，亦应言之。
公度：其不备不全者，当一一请教。虽然，仆之此书，期于有用，故详近而略古，详大而略小，所据多布告之书，及各官省年报也。[119]
据此笔谈可知，黄遵宪对于《日本国志》篇目的构想最早形成于此时。12目中除地舆后改为地理志外，其他篇名与后来成书完全相同，只是卷数略有减少而已。另外，黄遵宪所言“所据多布告之书，及各官省年报也”，也为我们研究《日本国志》的资料来源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笔谈中，龟谷还向黄遵宪介绍了伊藤东涯的《制度通》，羽仓胜堂的《甘雨亭丛书》以及蒲生秀实、新井白石等的有关著作，增强了黄遵宪有关日本史学的知识。
以上据现有笔谈史料，主要介绍了宫岛诚一郎、青山延寿、石川鸿斋、龟谷省轩对黄遵宪编纂《日本国志》的协助情况。除此之外，当时其他汉学家如重野安绎、冈千仞等人，也都曾给予黄遵宪有力的帮助。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关于《日本国志》的作者，现在一般皆认为由黄遵宪独自编撰而成，但黄本人曾数次言及《日本国志》乃与公使何如璋共同编辑，事实究竟如何？我们有必要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如1880年7月25日（光绪六年六月十九日），黄遵宪致函王韬时说：“顷随何星使后，共编《日本志》，而卷帙浩博，明年乃能卒业”。[120]同年8月21日（七月十六日），黄遵宪在与朝鲜修信使金宏集的笔谈中，再次言及与何如璋共同编辑《日本国志》事：“《日本志》仆与何公同为之，卷帙浩博，可为三十卷，姑未清草”。[121]由此看来，《日本国志》似乎仅非黄遵宪个人所为，公使何如璋亦曾参与其中。
那么，何如璋究竟参与了哪些工作呢？据同年5月黄遵宪与宫岛诚一郎的前述笔谈，便可知编撰工作实际上仍由黄遵宪独力进行，何如璋只是负责初稿的润色工作。笔谈中宫岛问道：“先生独力为此事乎？”黄答曰：“独力为之。每脱一稿，则何大使润色之”。[122]
当然，作为公使，何如璋亦为《日本国志》的编纂提供了诸多方便。可以设想，要想完成如此庞大的煌煌巨著，没有公使的大力支持，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作为有力的协助者和支持者，何如璋可谓功莫大焉，但若仅以上述材料为据，将何如璋作为《日本国志》的合著者，显然是不妥当的。
六、《日本国志》的影响
《日本国志》于光绪十三年（1887）撰成后，黄遵宪曾向李鸿章和张之洞各送一部，二人皆对此书给予了高度评价，如李鸿章在《禀批》中称其“博稽深考，于彼国改法从西原委，订证尤为赅备，意在于酌古之中，为匡时之具，故自抒心得，设论恢奇，深协觇国采风之旨”，指示“应如所请，即由本大臣备咨并原书两函，驿寄总理各国事物衙门备览”。[123]张之洞亦在《咨文》中称其“条例精详，纲目备举，寄意深远，致功甚勤，且于外洋各国风俗政事，俱能会通参考，具见究心时务”，认为此书“实为出使日本者必不可少之书目”。[124]光绪二十年（1894），薛福成在《日本国志序》中也对此书大加称赞：“此奇作也，数百年来鲜有为之者”。[125]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日本国志》书稿一直没有刊行于世，因此未能产生广泛影响。
《日本国志》的正式出版大约是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底。此时适逢甲午战败不久，昔日“天朝大国”竟然败给了“蕞尔小岛”的日本，国人深感震惊。出于认识和了解日本的需要，《日本国志》开始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成为人们了解日本的必读书籍，以致被“海内奉为瑰宝。由是诵说之士，抵掌而谈域外之观，不致如堕五里雾中”（狄葆贤《平等阁诗话》[126]）。
光绪二十二年（1896）十一月，梁启超撰《日本国志后序》，以半喜半悔的口吻慨叹道：“中国人寡知日本者也。黄子公度，撰《日本国志》，梁启超读之，欣懌咏叹黄子：乃今知日本，乃今知日本之所以强，赖黄子也。又懑愤责黄子曰：乃今知中国，乃今知中国之所以弱，在黄子成书十年，久谦让不流通，令中国人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患不悚，以至今日也”。[127]梁启超指出，《日本国志》撰成后未能立即流布，致使国人对日本一直缺乏了解和警惕，“不鉴不备，不患不悚”，最终导致甲午战败、秿弱积贫的悲痛局面，这与前述袁昶的喟叹大致相同，应是当时有识之士的共同感受。
文中，梁启超称赞《日本国志》“于日本之政事、人民、土地及维新变政之由，若如其闺闼而数米盐，别白黑而诵昭穆也”，认为虽然该书撰写于十年以前，但“其于今日之事，若烛照而数计也”。[128]
其后，梁启超将《后序》发表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二月二十一日出版的《时务报》第21册中，为《日本国志》的传播起了极好的宣传作用。是年，黄遵宪在《日本国志》的改刻本中，撤去李鸿章的《禀批》及张之洞的《咨文》，而将梁吿超的《后序》补入。当时，《日本国志》刊印700部，其中500部是通过《时务报》馆发售。另外，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及《读西学书法》中，将《日本国志》列为重点书目，推荐给维新派人士。后来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时，又将《日本国志》指定为学员的必读书籍。由于梁启超的大力宣传，《日本国志》引起维新派人士的高度重视，对戊戌变法维新运动起了极夯的推动作用。
与那些走马观花式的日本闻见录不同，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是近代中国第一部对明治维新系统而深入地进行研究的著作，并对改革中国的现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因此，维新运动中深受到维新派知识分子的欢迎。维新运动高潮的1898年，《日本国志》就曾三次刊刻，足见其影响之大之广。
不仅如此，《日本国志》还受到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以及光绪皇帝的高度重视，为戊戌变法提供了重要的理诺指导。据研究，康有为戊戌奏稿以及《日本变政考》中言及效法日本之论，不少地方就是直接取材于《日本国志》。[129]
康有为极力鼓吹效仿日本实行变法，引起了光绪皇帝对《日本国志》的极大兴趣。戊戌变法前夕，光绪皇帝两次催促翁同龢进呈《日本国志》，据翁戊戌年正月二十三日日记记载：“上向臣索黄遵宪《日本国志》，臣对未洽，颇致诘难”，次日又曰：“是日以《日本志》两部进呈”。[130]可见光绪皇帝对此书的高度重视。
七、《日本国志》的版本
《日本国志》光绪十三年（1887）完稿后，虽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交羊城富文斋刊刻，初刻本及改刻本扉页亦皆署有“光绪十六年羊城富文斋刊版”字样，但实际上该年并未刊行。光绪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公历1891年1月19日），黄遵宪自伦敦使署致函日本友人宫岛诚一郎，言及《日本国志》虽已完稿，然“所恨东西奔走，无暇付梓”，即为明证。
光绪二十年（1894）春，黄遵宪任新加坡总领事期间，曾将《日本国志》稿本邮至巴黎使馆，请时任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的薛福成作序。薛序作于该年旧历三月，初刻本即有收录，可知《日本国志》的出版应在此之后。
那么，《日本国志》的正式出版究竟在何时呢？笔者认为，初刻本应刊行于光绪二十一年冬，即1895年底至1896年初。因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有黄遵宪亲笔题签的《日本国志》初刻本，签曰：
此为初刻未校之本，而吾友索观者甚众。伯严考功（按：陈三立）谓《无邪堂答问》与此均近世奇作；爽秋观察（按：袁昶）言自有《职方外纪》以来弟一书；善余大兄（按：陈庆年）更推为国朝大著作，足与梅定九《历算全书》、顾宛溪《方舆纪要》鼎足而三，面乞函催，需之甚殷，辄先赠一部，并求为删校，再行刊定。遵宪于八年精力聚于此书，美恶不能自知，但能免诸君子阿好之讥，则幸甚矣。乙未腊月八日遵宪自识。
笔者推测，此本《日本国志》乃黄遵宪刻好不久即赠给好友陈庆年（1863—1929）的初刻未校本，乙未腊月八日为公历1896年1月22日。该书卷一末尾题曰：“光绪乙未十二月廿九日乙未除夕夜”（1896年2月12日）、卷二末尾题曰：“光绪廿一年十二月除夕校未完，廿二年正月丙申朔补成之，灯下记”，盖为陈庆年接黄遵宪赠书，校后所留下的题记。由此可见，《日本国志》的初版时间应为光绪21年冬，即1895年底至 1896年初之间。
《日本国志》初版发行，正值甲午战败，中国陷入空前的民族危机之际。此后为适应国人了解日本、变法维新的迫切需要，《日本国志》曾多次翻刻。据调查统计，迄今为止，《日本国志》的主要版本有以下八种：[131]
（一）羊城富文斋初刻本（1895底至1896初）。刊头署“光绪十六年羊城富文斋刊版”，卷首有李鸿章《禀批》，张之洞《咨文》，薛福成《序》，每页12行，每行24字，共10册。
（二）羊城富文斋改刻本（1897年）。刊头亦署“光绪十六年羊城富文斋刊版”，然卷首撤去李鸿章《禀批》，张之洞《咨文》，卷末补入梁启超撰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十一月的《后序》。因黄遵宪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三月初一日（4月2日）、廿一日（4月22日）、四月十一日（5月21日）三次致函汪康年，言及《日本国志》改写十数页寄往广东梁诗五，催其速印一事。七月廿七日（9月4日）致函汪康年则言，近得梁诗五函，所补《日本国志》已寄到报馆，请汪代为抽换装订后发售。故知此改刻本约刊行于1897年夏秋之间。[132]
由于初稿完成后十年来黄遵宪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因此改刻本中黄遵宪作了较大的改订。改动十数页，增补了数千字，其目的是为适应维新运动新的形势需要。另有近百处进行了文字上的润色。[133]
（三）
浙江书局重刊本（1898年）。版本、形式、内容同初刻本，刊头署“光绪二十四年浙江书局重刊”，共10册。
（四）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本（1898年）。据羊城富文斋改刻本以铅字翻印，刊头署“光绪二十四年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印”，分别有10册本、8册本、6册本、4册本。
（五）汇文书局本（1898年）。内容、形式同羊城富文斋改刻本，刊头署“光绪二十四年汇文书局秋刊印”，木刻版，共12册。
（六）上海书局石印本（1901年）。内容同羊城富文斋改刻本，刊头署“光绪辛丑秋月上海书局石印”，三十二开纸铅字刊印，分4册本和5册本。
（七）丽泽学会石印本（9902年）。内容据羊城富文斋改刻本，扉页题“光绪壬寅夏日丽泽学会校印”，以四十八开纸印，即为《五洲列国志汇》本。
（八）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74年）。此版本据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本影印，分上、下两册，大三十二开纸印出。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0辑第96种。
此外，各地图书馆还藏有不少抄本，如上海图书馆的袁昶抄本，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的盛宣怀抄本等。
虽然如上所述，《日本国志》版本繁多，然而经黄遵宪亲自改订者，唯有上述羊城富文斋改刻本一种，其余或据初刻本，或据改刻本。
本书影印即以羊城富文斋改刻本为底本，为节省篇幅，将原书四页缩小为一页，版心及格式仍保持不变。原改刻本中黄遵宪所撤去的李鸿章《禀批》与张之洞《咨文》，现作为附录补入书后。另外，为方便读者阅览利用，本书最后还编有人名索引。
由于笔者水平有限，加之时间紧迫，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本文为影印本《日本国志》撰写的“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26页，该书为王宝平主编：《晚清东游日记汇编》之一。以《黄遵宪〈日本国志〉述论》（上）为题刊载于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日本研究论集》第六期，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第222—239页；以《黄遵宪〈日本国志〉述论》（下）为题刊载于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日本研究论集》第七期，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213—231页。）
第十七章 黄遵宪《日本国志》的编纂与明治前期的日本汉学家
一、前言
据薛福成序，黄遵宪编纂《日本国志》时“采书至二百余种”[134]，这些书籍包括中日两国的正史、野史、笔记、杂录等。其中日本史籍有德川光国的《大日本史》、青山延光的《国史纪事本末》、赖山阳的《日本政记》《日本外史》、岩垣松苗的《国史略》、蒲生君平的《山陵志》《职官志》，以及《日本书纪》《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文德天皇实录》《日本三代实录》《怀风藻》《扶桑集》《扶桑略记》《凌云集》《延喜式》《类聚三代格》《吾妻镜》《徂徕集》《江户繁昌记》等[135]。另据研究，《礼俗志》中不少条目多采自江户时期汉学家村濑栲亭的汉文著作《艺苑日涉》[136]。而有关明治维新后的资料，据黄遵宪介绍，“所据多布告之书，及各官省年报”[137]，可知主要采自明治政府的太政官布告以及各省官年报。据考证，《地理志》所据材料，多采自地理寮地志课冢本明毅等编撰的《日本地志提要》[138]。
由于黄遵宪没有具体记载所引资料的来源，书中亦未列出引用书目，因此给《日本国志》资料来源的考证辨析工作带来诸多不便，需要我们今后进行更加细致的调查研究。近年来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的王宝平教授在此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考辨工作。[139]
黄遵宪驻日前后只有四年有余，又不通日本语言，因此要编纂一部包罗日本历史各个方面的史书，确非易事。特别是典章制度方面，因史料匮乏，甚至令日本史学家亦望而却步，知难而退。日本友人冈千仞就曾告诉黄遵宪说：“此事水户史官所欲为而不能为，盖无足以供史料者也。蒲生君亦有此志，中途而止，亦坐无史料耳”[140]，黄遵宪亦在《日本杂事诗》（卷一第74首）中慨叹：“兵刑志外征文献，深恨人无褚少孙”[141]。然而，黄遵宪还是决心效仿褚少孙续补《史记》，完成《日本国志》的编纂工作。
当然，在撰写《日本国志》的过程中，黄遵宪亦曾面临重重困难。他将这些困难概括为以下三点（《日本国志·凡例》）。
第一，采辑之难：“日本古无志书，近世源光国作《大日本史》，仅成兵、刑二志，蒲生秀实欲作氏族、食货诸志，有志而未就。（自注：仅有《职官》一志，已刊行。）新井君美集中有田制、货币考诸叙，亦有目而无书，此皆汉文之史而残阙不完，则考古难；维新以来，礼仪典章颇彬彬矣，然各官省之职制、章程、条教、号令，虽颇足征引，而概用和文，（自注：即日本文，以汉字及日本自联缀而成者也，日本每自称为和国。）不可胜译，则征今亦难。此采辑之难也。”
第二，编纂之难：“以他国之人，寓居日浅，语言不达，应对为烦，则询访难；以外国之地，襄助乏人，浏览所及，缮录为劳，则抄撮亦难。此编纂之难也。”
第三，校雠之难：“既非耳目经见之书，又多名称僻异之处，而其中事物之名，有以和文译汉文者，有以英文译和文、再译汉文者，或同字而异文，或有音而无义，则校雠亦颇为难。”[142]
上述种种困难，使得黄遵宪有时感到力不从心，“搁笔仰屋，时欲中辍”（《日本国志·凡例》），甚至曾对日本友人说“此事大难，恐不成书”[143]。
幸好黄遵宪周围聚集了一大批硕学鸿儒，可以随时为他提供各种帮助。据黄遵宪自称：“遵宪来东，士夫通汉学者十知其八九”（《中学习字本序》[144]），足见其与日本汉学家交流之广泛。仅《人境庐诗草》中所咏及的日本友人，便有石川鸿斋、伊藤博文、榎本武扬、大山岩、浅田惟常、重野安绎、宫本小一、大沼厚、南摩纲纪、龟谷省轩、岩谷修、蒲生重章、青山延寿、小野长愿、森鲁直、冈千仞、鲈元邦、宫岛诚一郎、秋月种树、日下部东作等二十余名，他们多为活跃在明治前期的著名政治家或汉学家。据蔡毅教授统计，《黄遵宪全集》中所记载的与其交流的明治时期的日本人名多达79人[145]。黄遵宪在任驻日参赞的四年多时间，由于能与日本汉学家们通过作诗唱和或笔谈来进行交流，得以克服因语言不通而造成的巨大障碍。可以说，黄遵宪之所以能够完成《日本国志》这部巨著的撰写工作，是与他们的鼎力相助密不可分的。
就现有史料可以看出，黄遵宪在编纂《日本国志》的过程中，主要得到了宫岛诚一郎、青山延寿、石川鸿斋、龟谷省轩等人的大力协助。[146]他们都曾在修史馆任职，具有很高的史学素养，熟悉相关史料，通过笔谈可以随时为黄遵宪解疑释难，提供帮助。下面就利用一些近年来整理发表的一些笔谈资料，分别予以论述。[147]
二、黄遵宪与宫岛诚一郎
宫岛诚一郎（1838—1911），号栗香、养浩堂等，曾供职于左院、修史馆，后任职宫内省，被敕选为贵族院议员，著有《国宪编纂起原》、《养浩堂诗集》等。宫岛与首届公使何如璋、第二届公使黎庶昌、以及黄遵宪，杨守敬等人皆交情深厚，他们先后都参加过宫岛《养浩堂诗集》的修改、评点、序跋工作，其中尤以黄遵宪用力最深。[148]
正如宫岛在其《养浩堂诗集》序中所述，“黄参赞公度，与余交莫逆”，二人交情非同一般。黄遵宪亦在诗中咏道：“一龛灯火最相亲，日日车声辗麴尘” （《人境庐诗草》卷七“续怀人诗”其八[149]），将宫岛视为一龛灯火下最为相亲的挚友。宫岛所居的麴町与公使馆仅一街之隔，二人来往频繁，关系非常密切。
由于黄遵宪与宫岛交情深厚，黄驻日期间，宫岛又先后任职于修史馆与宫内省，因此能够为黄遵宪《日本国志》的写作提供资料协助。
如1879年（明治十二年）3月31日，黄遵宪致函宫岛说：“德行自藤惺窝、文章自物徂徕以下诸公，乞条其名字、籍贯、所著之书，一一以告，汉学、宋学又当分别，文与诗又分举为妙也。”[150]藤惺窝即藤原惺窝，江户朱子学的开创者；物徂徕即荻生徂徕，江户古文辞学派的代表。毋庸置疑，黄遵宪是在为撰写《日本国志·学术志》中的汉学部分而请求宫岛提供有关资料。
又如，1880年（明治十三年）五月，黄遵宪在与宫岛笔谈中，介绍正在编撰的《日本国志》情况：
公度：近日作《日本史志》，必至今年年尾乃能脱稿。分十三目，书约三十卷。
宫岛：先生独力犹为此事乎？且有公事，应多忙。吾辈突然访高馆，费贵闲，甚无心。一卷何十叶？
公度：独力为之。每脱一稿，则何大使润色之。一卷三十叶左右。其目曰：国势、邻交（上下）、天文、地舆（有图）、食货（为目者六）、刑法、兵（为目二）、文学（为目三）、礼俗（为目十二）、物产、礼乐、工艺（十一）。有《礼俗志》一篇，中分十二目，有曰朝会，有曰祭祀者，此二事缺欠焉不详，阁下方官宫内省，必能缕悉之。幸于暇时别纸条示，感戴不尽。[151]
据此可知，黄遵宪计划于年内完成《日本国志》的编撰工作，何如璋曾为其润色原稿。将当时构想与后来成稿相比，可以发现略有不同，如国势、地舆、文学，后改名为国统、地理、学术诸志。但我们也可从笔谈中发现，此时黄遵宪已经初步设计好各志的细目。
由于当时宫岛正任职于宫内省，因此黄遵宪特地就《礼俗志》中有关朝会和祭祀问题请求帮助。随后，黄遵宪便开列了有关朝会和祭祀的十一项疑问，请求宫岛根据现行制度予以回答：
一问朝会日期。如天长节之类。
一问常朝仪式。
一问朝会时尚有卤簿否？
一问朝会时仪式。
一问宫中女官参朝仪式。
一问天子亲祭之神。
一问遣使祭告之神。
一问祭祀仪式。
一问祭祀时供设品物。
一问祭祀时祝辞。
一问臣庶家祭祀仪式。[152]
并特别指出：“以上所问，据现今所行而答，其古时制度，且略而弗道。阁下若有不及尽知者，祈转询之友人，是所至祷。”[153]
对此，宫岛回答道：“朝会祭祀许之。现以假皇居，未有确制。古制则详于邦典，阁下应悉知。朝会规则现于式部寮议定之，阁下若求之，则缓求之。比阁下尊著渐成，必应定制。虽然，大抵假定之制度有之，仆为阁下徐应编纂之。”[154]表示愿意为黄遵宪提供帮助。
不久，宫岛将有关朝会、祭祀的暂行规定《现行假例》交给黄遵宪。8月，黄遵宪致函宫岛：“收到见惠《朝会祭祀现行假例》一本，俟暇趋谢。”并言：“前承赐《朝会典礼》，详密整赡，拜谢无已”[155]。
今阅《日本国志·礼俗志》有关朝会、祭祀记载，其中朝会包括新年朝贺、新年宴会、纪元节宴会、天长节宴会、每月赐宴等，祭祀包括新年祭、元始祭、祈年祭、春秋季皇灵祭、新尝祭、祭祢庙、祭陵等条目，分门别类，条理分明。而在最后的小注部分，黄遵宪写道：“以上今礼，从宫内书记询问得之，名曰《现行例假》，谓暂时所行，非典制也”（《礼俗志》一[156]）。显然，此处所谓宫内书记是指宫岛诚一郎，所言《现行例假》即前述宫岛所提供者。
然而，宫岛并非能为黄遵宪提供所需的一切资料，尤其是有关军事机密的内容，更是无法满足黄的要求。如1881年（明治十四年）7月17日，黄遵宪致书宫岛曰：
仆所撰《日本志》将近脱稿，中有海军一门，因海军尚无年报，拉杂采辑，虑不免有误，且尚有一二讯请之事，因念令弟小森泽君今官海军，仆亦叨有一面之识，不揣冒昧，敬以奉恳。[157]
信中提出《兵志》中的海军一节，因需要海军船舰表、海军兵学校、海军新设规程局以及海军每年经费等有关资料，请当时任职于海军省的宫岛诚一郎胞弟小森泽长政（小森泽家养子）帮忙提供如下信息：
一、今送到海军船舰表共四纸，中有错误者祈为改正，有疏漏者祈为补入。
一、问海军兵学校规则，明知四年正月十日太政官布告者，今犹用否？若有新规则，可以借示否？
一、海军新设规程局，敢问所司何事？
一、问海军兵卒（专指下卒）规则可借示否？兵卒每月给俸一元七十钱，有等第否？
一、问海军每岁经费何项用多少？可示其大概否？[158]
宫岛8月2日回函，转达小森泽婉言回绝此事之意：
所示海军船舰表并军兵学校其余数件，仆已领命。弟小森泽长政现奉职东海镇守府，常在横滨总辖诸舰。阁下所云，仆已转致。顷弟从横滨来，曰所云件件仔细检查，此等之事，固当明告者。但秘史之职，事无大小，非受省卿之命，则不能私告。若转照之本省书记，则知之亦甚容易耳。俄、德二公使亦有此公问，已经一一明告。弟之言如此，便以告阁下。[159]
由此可知，小森泽长政任职东海镇守府，在横滨总辖诸舰。没有上级命令，无法透露有关情况，要求黄遵宪直接照会海军省书记，并言对待俄、德二公使的有关询问，亦是如此作答。
今阅《兵志》海军部分，较之陆军，内容要简略得多，其原因大概在此。
三、黄遵宪与青山延寿
青山延寿（1820—1906），字季卿，号铁枪，生于水户史学世家，明治五年（1872）移居东京，后供职于修史馆，明治十二年（1879）请辞，专心著述。著有《皇朝金鉴》、《大日本史地理志稿》、《读史杂咏》、《读史偶笔》、《战略新编》、《铁枪文集》等。父延于曾任江户彰考馆及水户弘道馆总裁，四子延光、延昌、延之、延寿，皆为著名学者，其中延光、延寿尤为突出。
1878年，黄遵宪为延寿《皇朝金鉴》作序，对青山父子的史学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
日本之史，以汉文纪事者，莫善于《大日本史》，而其书实出水户藩士之手。水户藩号多贤，有青山云龙氏者，世以史学鸣，其伯子延先（按：“光”之误），继《日本史》后，为《纪事本末》一书，而史体始备。余来日本，即闻青山氏名，后得与其季子延寿交。延寿官于史馆，平生所著述，多涉国史，与之征文考献，无能出其右者。[160]
由此可知，黄遵宪所交的日本友人之中，以青山延寿对日本史学造诣最深。
另外，在《日本杂事诗》中，黄遵宪也屡次言及青山一家的史学贡献。如在卷一第20首中咏道：“萨摩材武名天下，水户文章世不如。几辈磨刀上马去，一家修史闭门居。”赞扬材武以萨摩藩为胜，而文章则以水户藩为最，并在自注中言道：“余老友青山延寿，是藩人。父延于，兄延光，世治史学，具有典型。”[161]又如在前述卷一第74首的自注中，黄遵宪介绍日本汉文史学著作时说：“汉文之史有六部，国史为编年体，水户藩源光国始作《大日本史》，是为纪传。又有水户藩臣青山延光作《日本纪事本末》，三体备矣。”[162]而黄遵宪在《日本国志》的编纂过程中，也引用了青山延光《国史纪事本末》的有关记述。[163]位于梅州的黄遵宪故居人境庐，现至今仍藏有《国史纪事本末》十九册。[164]
1878年（明治十一年）3月23日，青山延寿访问公使馆，与何如璋、黄遵宪等举行笔谈，以下是何如璋与青山之间的问答：
如璋：阅君前日与公度诸人笔谈，识议甚高，且家传史学著作极富，读所著今只编年、后序，已见一斑，拜服之至！
青山：仆家世业文字，实无识见过人，惟父兄所著书皆以汉文，无一书和文者，是其所以异他人者。（后略）
如璋：君在史馆现编何书？贵国史有各志否？如有成书，乞惠示一观为快。
青山：仆在史馆，搜索史料，是其任也。如撰修则在编修职，今仆所任，辑各藩史料也。《大日本史》有十一志略已就绪，兵志、刑法志已刻成，其他校合未毕也。”[165]
据此可知，作为水户史学世家，青山延寿的父亲延于、兄长延光皆以汉文著作传世，而延寿在史馆的工作主要是搜集史料。笔谈中，青山延寿还介绍说，《大日本史》11志（笔者按：实为10志）当时只刊行了兵、刑二志，其他尚未校合完毕。《大日本史》10志（神祇、氏族、职官、国郡、食货、礼乐、兵、刑法、阴阳、佛事）最终全部刊行完毕，还须待到1906年（明治三十九年），因此黄遵宪编纂《日本国志》时，除兵、刑二志外，其余诸志皆未能参照。
当日笔谈中，黄遵宪还问及青山延寿的读书爱好及修史馆待遇等事。
公度：自史馆散直后，在家何以消遣？尤爱读何书？
青山：散直以后读书消遣，惟仆性鄙野，日从尘事，为能专心于书也。
（中略）
公度：何以为生涯？史馆之俸能赡一家耶？
青山：史馆之俸大足为生涯。仆前在东京府俸倍今日，以故得起松风楼也。[166]
由此可知，虽然修史馆之俸禄较之东京府约少一半，但也足以养家糊口。
青山延寿学识渊博，家藏史书极为丰富，可以推断，与其交流，是黄遵宪获取有关日本史志知识的重要途径之一。
四、黄遵宪与石川鸿斋
石川鸿斋（1833—1918），名英，字君华，号鸿斋、芝山外史等，三河丰桥人，工诗文，亦擅山水人物画。著有《精注唐宋八大家文》《日本八大家文读本》《日本外史纂论》《芝山一笑》等，《芝山一笑》就是石川鸿斋与何如璋、黄遵宪等人的交流纪录。1879年黄遵宪撰成《日本杂事诗》，石川曾为之题跋。二人来往密切，笔谈频繁。如1878年（明治十一年）6月16日的笔谈：
公度：贵国典章，闻《礼仪类典》五百余册，恨非汉文，《大日本史》之十二志又未刊行，有何书可以供读否？敢问。
鸿斋：全书无。仆处古书无可证者，间有之者，皆敝国之文。史书《大日本史》既尽矣，其他糟粕耳。以敝文所志，间有数卷中仅仅得一二段耳，未备也。
公度：《大日本史》有纪传而无表志。欲考典章，必于志乎。仆急急欲得如史志诸书览之，恨其不知也。
鸿斋：《日本外史》初卷有引书标目，仆不悉记，请在馆中示之耳。
公度：各史所引书目多和文者，仆意欲得汉文者耳。[167]
据此可知，黄遵宪对日本的典章制度颇感兴趣，由于德川光国奉敕编纂的《礼仪类典》并非汉文，且《大日本史》表志部分此时又未刊行，黄遵宪请石川为其推荐有关日本典章的史志书籍。对此，石川介绍说赖山阳的《日本外史》中列有引书目录，而黄遵宪更希望阅读用汉文撰写的日本史料。
又如该年11月21日的笔谈中，黄遵宪请石川代为翻译岩垣松苗的《国史略》:
公度：此篇自“政体”以下，祈代为译汉，但何以酬劳，祈足下自度，与王桼园言之。
鸿斋：政体以来迄尾译之欤？
公度：是书译毕，他尚有烦君者。一切纸笔之费，仆以为不如计篇数，如每十篇需多少，足下自审度之可也。
鸿斋：此文鄙拙，译之不甚佳，惟贯串意而已。仆尘事多端，请限今年毕业。
公度：是文虽鄙，阁下熟史，以意润色贯穿之可也。（中略）
公度：仆阅史，喜阅志，故求足下先为此。
鸿斋：译新闻纸布令者，有其人乎？未否？
公度：此间本有翻译冯姓者为之，然仆观之，不译亦知其事也。通西人语言文字者多，通日本语言文字者少。[168]
笔谈中，黄遵宪不仅委托石川翻译《国史略》的部分章节，而且提出译毕后，还有其他史籍需要石川继续帮忙，可见石川为黄遵宪采集资料提供了极大帮助。
另外，由此笔谈可知，对于当时报纸刊登的各种布告，黄遵宪无需借助翻译，便可大致看懂。因明治初期的新闻布告，尚保留较浓的汉文色彩，这也给不通日语的黄遵宪的资料采集工作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便利。
五、黄遵宪与龟谷省轩
龟谷省轩（1838—1913），名行，字子省，号省轩，擅长诗文，曾任太政官少史、修史庶务、记录局长等职，后辞职专心从事著述，除《省轩文稿》外，还著有《论语管见》《论语汇纂》《咏史乐府》《近世义烈传》等。
1879年（明治十二年）12月18日，黄遵宪在与石川鸿斋的笔谈中，流露出对龟谷省轩的推崇之意：
鸿斋：今日有约，与龟谷访阁下。龟谷今在公使处。此人博学奇才，仆日本人为友者，唯此而已。
公度：仆最赏其诗文，向读其诗文，曾评曰：“二十年后必有负天下盛名。”
鸿斋：如重野川田，一时得显官，然腹笥空寂无一物。其他皆不足论。如龟谷真英杰，取人失澹然（按：《黄遵宪全集》作“澹台”，据《笔谈遗稿》改），其谓之乎？
公度：仆来此，最钦慕者，龟谷子一人。重野川田氏之文，再过十年，亦如今日，盖无复进境矣。龟谷未可量也。[169]
黄遵宪与石川鸿斋对当时修史馆的重镇重野安绎（1827—1910）及川田甕江（1830—1896）评价似乎并不太高，反而极力推崇龟谷，特别是从黄遵宪在笔谈中所言“仆来此，最钦慕者，龟谷子一人”，足见其对龟谷评价该之高。其实，早在1878年8月1日的笔谈中，黄遵宪就曾对冈千仞盛赞道：“同坐龟谷氏，他日必以诗名世者也。”[170]
1879年（明治十二年）12月18日，黄遵宪与龟谷笔谈，其中内容多涉及《日本国志》的编纂问题：
省轩：阁下近来有何著述？
公度：近来方编《日本国志》，恐至明年此时方能脱稿，为目十
有二：
曰国统，曰邻交，曰天文，曰地舆，曰职官，曰食货，曰兵，曰刑，曰学术，曰礼俗，曰物产，曰工艺，成书约有五六十卷。
省轩：所引之书已具否？弟有所知，亦应言之。
公度：其不（按：《黄遵宪全集》作“之”，据《笔谈遗稿》改）备不全者，当一一请教。虽然，仆之此书，期于有用，故详近而略古，详大而略小，所据多布告之书，及各官省年报也。
省轩：弟曾在史官，欲为国家早一代大典，网罗十馀函，分门数十，其书未成，弟亦罢官。寻皇城系祝融，草木举付乌有，诚可慨叹也。惟有《职官表》一册仅存，后之史官，冒为己著，其实弟成之也。
公度：是大可惜！今日内务省出版之书，层出不穷，无一人为此事，亦一大憾事。《大日本史》只有兵刑二志，蒲生氏《职官志》亦可补其缺，以外则寂寥无闻矣。诚得有志之士数人，编为巨典，仿《通考》（按：《黄遵宪全集》作“《通政》”，据《笔谈遗稿》改）、《通典》，则二千年来典章文献，不至无用，仆日夕引领望之，曾与今史馆诸公重野川田氏言之，不知其能否也。
省轩：敝土先辈，眼孔甚小，无及见之者。独伊藤东涯著《制度通》，公见之否？
公度：未见。源君美有此意，仆见其序，不见其书。此后则止有蒲氏君平而已。
省轩：此书宜（按：《黄遵宪全集》作“直”，据《笔谈遗稿》改）购一部。
公度：此刻史馆有塙田守巳？
省轩：塙忠敞今官史局，其父保巳（按：“巳”乃“己”字之笔误）
以盲著书。
公度：有保巳一书为底稿，尚可为此。过二三十年，恐益无人为之，典章文献，终恐寥落矣。
省轩：羽仓胜堂（按：“板仓胜明”之误）著《甘雨亭丛书》，亦塙之类也，卷数未满五十。[171]
（中略）
省轩：白石著书百馀部，多有用书。
公度：恨其多和文，而外间又不流传。东京书籍馆（按：《黄遵宪全集》无“馆”字，据《笔谈遗稿》加）所收，不足此数。
省轩：《白石诗草》，仆藏之。[172]
据上述笔谈可知，黄遵宪对于《日本国志》篇目的构想最早形成于1879年。12目中除地舆后改为地理志外，其他篇名与后来成书完全相同，只是卷数略有减少而已。另外，黄遵宪所言“所据多布告之书，及各官省年报也”，也为我们研究《日本国志》的资料来源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笔谈中，龟谷还向黄遵宪介绍了塙保己一（1746—1821）的《群书类从》、蒲生重章（1833—1901）的《职官志》、伊藤东涯（1670—1736）的《制度通》、板仓胜明（1809—1857）的《甘雨亭丛书》以及蒲生君平（1768—1813）、新井白石（1657—1725）等的有关著作，增强了黄遵宪有关日本史学的知识。
六、结语
以上据现有笔谈史料，主要论述了宫岛诚一郎、青山延寿、石川鸿斋、龟谷省轩对黄遵宪编纂《日本国志》的协助情况。由此可言，黄遵宪之所以能够完成皇皇巨著《日本国志》的编纂工作，与这些明治前期日本汉学家们的鼎力相助确实密不可分。当然，黄遵宪也为他们删改诗文，作序作跋，受到广大日本汉学家的尊敬和信赖。他们之间的友好交流，共同谱写出一曲明治前期中日文化交流的新篇章。
（本文为2006年9月9—10日由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复旦大学日文系、中日韩东亚比较文化国际会议、日本全国大学国语国文学会共同主办的“东亚文化的继承与扬弃——东亚共同体文化基盘形成之探讨”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提交论文，后收入胡令远、徐静波、庞志春主编：《东亚文明：共振与更生》，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41—153页。）
注释
注释
[1]有关宫岛诚一郎与何如璋、黄遵宪等的笔谈资料主要散见于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日本国会图书馆以及善邻书院、神户大学国际文化学部等处，其中绝大部分收藏于早稻田大学图书馆，并编有目录（收藏于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编《宫岛诚一郎文书目录》，1997年3月）。另，国内外有关黄遵宪与宫岛诚一郎的交友主要有以下一些研究，佐藤保：《黄遵宪与宫岛诚一郎——〈养浩堂诗集〉札记》（《御茶水女子大学中国文学会报》第10号，1991年4月）；笕久美子：《黄遵宪与宫岛诚一郎——日清政府官僚文人交游的一个轨迹》（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报》第五十期，1995年3月）；杨天石：《黄遵宪与宫岛诚一郎——东京宫岛吉亮先生家藏资料研究之一》（收入杨天石著：《海外访史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9月）；张伟雄著：《文人外交官的明治日本——中国首届驻日公使团的异文化体验》，日本柏书房，1999年3月）；刘雨珍：《关于黄遵宪与宫岛诚一郎交友的综合考察——以〈宫岛诚一郎文书〉为线索》（日本山梨学院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社会科学研究》第二十六期，2001年1月）；伊原泽周著：《从“笔谈外交”到“以史为鉴”——中日近代关系史研究》（中华书局，2003年1月）。
[2]参见鱼住和晃：《宫岛咏士——人与艺术》第一章“明治的先觉者宫岛诚一郎”，（日）二玄社，1990年版。
[3]详见鱼住和晃：《宫岛咏士——人与艺术》，（日）二玄社，1990年版。
[4]黄遵宪著，钱仲联笺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45页。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29页）将末句“挈舟空访沈南苹”误作“拿舟空访沈南频”。
[5]《日本外交文书》第11卷，第271页。
[6]详见米庆余：《琉球历史研究》第七章“中日交涉琉球归属问题”，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6月。
[7]见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宫岛诚一郎文书”C—7，“栗香大人与支那人问答录”（以下简称《问答录》）明治十二年三月二日，两者相差一日，应《问答录》乃宫岛1893年宫岛重新整理而成，当以《养浩堂私记》为准。
[8]《问答录》1979年8月18日。
[9]佐藤保：《黄遵宪与宫岛诚一郎——〈养浩堂诗集〉札记》，《御茶水女子大学中国文学会报》第10号，1991年4月。
[10]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宫岛诚一郎文书”E—27。
[11]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宫岛诚一郎文书”E—109。
[12]见刘雨珍：《黄遵宪致宫岛诚一郎书柬辑略》，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日本研究论集》第五辑，2001年3月。
[13]同上注。
[14]见刘雨珍：《黄遵宪致宫岛诚一郎书柬辑略》，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日本研究论集》第五辑，2001年3月。
[15]郑子瑜、实藤惠秀编：《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早稻田大学东洋文学研究会，1968年版，第321页，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十辑。
[16]黄遵宪：《中学习字本序》，收入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41页。
[17]刘雨珍编校：《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上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78页。
[18]《问答录》明治十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19]《问答录》明治十三年五月，以下同。
[20]十一项问题如下：一问，朝会日期（如天长节之类）。一问，常朝仪式。一问，朝会时尚有卤簿否？一问，朝会时仪式。一问，宫中女官参朝仪式。一问，天子亲祭之神。一问，遣使祭告之神。一问，祭祀仺式。一问，祭祀时供设品物。一问，祭祀时祝辞。一问，臣庶家祭祀仪式。
[21]《问答录》明治十三年八月十四日。
[22]见刘雨珍：《黄遵宪致宫岛诚一郎书柬辑略》，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日本研究论集》第五辑，2001年3月。
[23]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44页。
[24]关于第二届公使黎庶昌与宫岛诚一郎的交友，请参照伊原泽周著：《从“笔谈外交”到“以史为鉴”——中日近代关系史研究》第一编第二章“论黎庶昌的对日外交——以琉球、朝鲜为中心”，中华书局，2003年版。
[25]钟叔河：《日本杂事诗[广注]》，《走向世界丛书》第五辑，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794页。
[26]王韬：《日本杂事诗序》，钟叔河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五辑，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575页。
[27]译注参见《黄遵宪〈日本杂事诗〉译注稿》1—4（笕久美子、林香奈、刘雨珍等译注），连载于神户大学中文研究会编：《未名》第13—16期，1995年3月—1998年3月。截至2018年3月，连载已持续23期。
[28]钟叔河：《日本杂事诗[广注]》，《走向世界丛书》第五辑，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571页。
[29]《使东杂咏》及《使东诗录》均收入《走向世界丛书》第五辑，岳麓书社，1985年版。
[30]钟叔河：《日本杂事诗[广注]》，《走向世界丛书》第五辑，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674页。
[31]笔者造访人境庐时，承蒙该管理所所长饶金才先生惠赠由其编撰的《黄遵宪藏书陈列目 录》，在此谨表感谢。《南宋杂事诗》一书见于该目录的第217号。
[32]《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91，集部总集类存目1。
[33]《南宋杂事诗》七卷，收入《四库全书》集部415总集类。
[34]钟叔河：《日本杂事诗[广注]》，《走向世界丛书》第五辑，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574页。
[35]《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68，集部别集类2。
[36]钟叔河：《日本杂事诗[广注]》，《走向世界丛书》第五辑，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789页。
[37]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竹枝词”条。
[38]钟叔河：《日本杂事诗[广注]》，《走向世界丛书》第五辑，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789—790页。
[39]参见汪向荣：《关于〈日本考〉》，《中日关系史文献论考》所收，岳麓书社，1985年。
[40]严绍璗：《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00—301页。
[41]宋濂著、黄灵庚编辑校点：《宋濂全集》（四）卷一百二《萝山诗集》四《赋日东曲十首问海上僧僧多不能答时辛丑冬十月也》，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408页。
[42]刘雨珍：《杨贵妃渡日传说》，收入王勇·中西进主编：《中日文化史交流大系10·人物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参见本书第二编第二章。
[43]《日本杂咏》一卷，见《昭代丛书》甲集第四帙。
[44]《外国竹枝词》一卷，见《丛书集成新编》97“史地类”。
[45]黄遵宪：《日本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
[46]王慎之、王子今辑：《清代海外竹枝词》，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47]参见胡双宝：《〈清代海外竹枝词〉里的近代日本》，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日本学》第5辑，1995年6月。
[48]浙江文艺出版社编：《郁达夫诗全编》，1989年12月，第24—25页。
[49]木下彪：《明治诗话》，（日）文中堂，1948年版，第355页。
[50]王韬《日本杂事诗》序，见钟叔河：《日本杂事诗[广注]》，《走向世界丛书》第五辑，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574页。
[51]参见夏晓虹：《黄遵宪王韬遗留日本文字辑述》，载《清华汉学研究》第一辑，1995年。
[52]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53]近藤春雄：《日本汉文学大事典》，明治书院，1989年版。
[54]转引自木下彪：《明治诗话》，（日）文中堂，1948年版，第38页。
[55]日野龙夫注：江户诗人选集《成岛柳北·大沼枕山》，岩波书店，1990年版。
[56]原歌如下：“名にしおはばいざこと問はむ都鳥我が思ふ人は在りやなしやと。”详见渡边实校注：《伊氏物语》第九段，新潮社，1976年版，第23页。
[57]钟叔河：《日本杂事诗[广注]》，《走向世界丛书》第五辑，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638页。
[58]木下彪：《明治诗话》，（日）文中堂，1948年版，第61页。
[59]吉川弘文馆版：《日本史大辞典》，1993年版。
[60]木下彪：《明治诗话》，（日）文中堂，1948年版，第61页。
[61]钟叔河：《日本杂事诗[广注]》，《走向世界丛书》第五辑，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742页。
[62]木下彪：《明治诗话》，（日）文中堂，1948年版，第61页。
[63]钟叔河：《日本杂事诗[广注]》，《走向世界丛书》第五辑，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571页。
[64]碑文拓本见黄遵宪著，实藤惠秀、丰田穰译：《日本杂事诗》，东洋文库111，（日）平凡社，1968年版，第16页。
[65]黄遵宪：《日本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66]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274页。
[67]主要研究论文及著作有王晓秋：《黄遵宪〈日本国志〉初探》，《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3期，后收入王晓秋：《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7月；盛邦和：《黄遵宪史学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10月；郑海麟：《黄遵宪与近代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6月；张伟雄：《文人外交官的明治日本》，日本柏书房，1999年3月。
[68]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一《庚午中秋夜始识罗少珊（文仲）于矮屋中，遂偕诗五共登明远楼看月，少珊有诗，作此追和，时癸酉孟秋也》，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03页。
[69]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一《感怀》，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70]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一《和周朗山（琨）见赠之作》，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83—84页。
[71]见钱仲联：“黄公度先生年谱”同治九年条，《人境庐诗草笺注》（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174页。
[72]见钱仲联：“黄公度先生年谱”光绪二年条，《人境庐诗草笺注》（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同上书第1180页。
[73]参见郑海麟：《黄遵宪与近代中国》第二章“黄遵宪与明治前期的中日关系”、第三章“从《朝鲜策略》看黄遵宪的外交思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
[74]钟叔河：《日本杂事诗[广注]》，收入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五辑，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793页。
[75]钟叔河：《日本杂事诗[广注]》，收入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五辑，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574页。
[76]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下）附录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095页。
[77]钟叔河：《日本杂事诗[广注]》，收入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五辑，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794页。
[78]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四《奉命为美国三富兰西士果总领事留别日本诸君子》其三，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40页。
[79]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43—444页。
[80]“黄公度先生年谱”光绪十三年条，《人境庐诗草笺注》（下）第1195页。
[81]黄遵宪：《日本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82]此函原件现存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宫岛诚一郎文书”341，收入刘雨珍：《黄遵宪致宫岛诚一郎书柬辑录》，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日本研究论集》第5辑，2001年3月。后收入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43—344页。
[83]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下）附录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095页。
[84]如初版本第十九首作：“夕阳红树散鸡豚，荞麦青青又一村。茅屋数家篱犬卧，不知何处有桃源。”黄遵宪自注曰：“（前略）今东京、横滨、神户，民半狡黠异常矣。”见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影印初版本），朝华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页。
[85]黄遵宪：《日本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86]黄遵宪：《三哀诗·袁爽秋京卿》:“马关定约后，公来谒大吏。（中略）公言行箧中，携有《日本志》，此书早流布，直可省岁币。我已外史达，人实高阁置。我笑不任咎，公更发深喟。”（《人境庐诗草》卷十）
[87]参见李贵莲：《近代初期中国法的变革与日本的影响》，收入刘俊文、池田温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2·法制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
[88]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三月廿一日黄遵宪《致汪康年书》，收入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05页。
[89]据明治十四年（1880年）九月五日《东京日日新闻》所载陆军裁判所判决书，当时参与地图制作者除木村信卿外，还有参谋本部地图课涩江信夫、木下孟宽、若林平三郎以及铜版师青野才平等人，因涩江惧怕查处而中途告发，事遂败露。涩江因故逝获免，木村被判“闭门半年后停官”。
[90]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三月廿一日黄遵宪《致汪康年书》，收入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05页。
[91]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四月十九日（5月20日）黄遵宪《致汪康年书》:“前托购日本图，如能多购几样（各样先购一本），再择其善者印数百分较为妥善。近日由日本使馆购得三百份，详载郡邑，过于繁密。弟意如有着色分画今之府县，古之藩国，并将镇台分管、学制分区、裁判分所注者最善。可问古城君有无此本也。”（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07—408页）
[92]郑海麟：《黄遵宪与近代中国》，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62—163页。
[93]王宝平：《黄遵宪〈日本国志〉源流考》，收入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编：《江户·明治时期的日中文化交流》，（日）农文协出版社，2000年版。
[94]郑子瑜、实藤惠秀编：《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第284页，早稻田大学东洋文学研究会，1968年5月，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0辑。
[95]王宝平：《黄遵宪与姚文栋——〈日本国志〉中雷同现象考》，收入胡令远、徐静波编《近代以来中日文化关系的回顾与展望》，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第九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
[96]刘雨珍编校：《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10页。
[97]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121页。
[98]黄遵宪：《日本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99]黄遵宪：《日本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100]刘雨珍编校：《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10页。
[101]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41页。
[102]仅《人境庐诗草》中所咏及的日本友人，便有石川鸿斋、伊藤博文、榎本武扬、大山岩、浅田惟常、重野安绎、宫本小一、大沼厚、南摩纲纪、龟谷省轩、岩谷修、蒲生重章、青山延寿、小野长愿、森鲁直、冈千仞、鲈元邦、宫岛诚一郎、秋月种树、日下部东作等二十余名，他们多为明治初期日本著名的政治家、汉学家。
[103]参见伊原泽周《〈日本国志〉编写的探讨——以黄遵宪初次东渡为中心》，载《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
[104]当时一些日本友人将与何如璋、黄遵宪等公使馆成员的笔谈资料详加整理，妥善保存，成为今日我们研究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宝贵资料。如原高崎藩藩主大河内辉声（1848—1882）所保存的大量笔谈资料《大河内文书》，其中有关黄遵宪部分，经郑子瑜、实藤惠秀两先生悉心整理，曾以《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名义刊行，嘉惠后人研究者甚多。近年来又发现宫岛诚一郎与何如璋、黄遵宪等的笔谈资料，参见刘雨珍：《黄遵宪致宫岛诚一郎书柬辑录》，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日本研究论集》第5辑，2001年3月。
[105]参见刘雨珍：《关于黄遵宪与宫岛诚一郎交友的综合考察——以〈宫岛诚一郎文书〉为中心》，（日）山梨学院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社会科学研究》第26期，2001年1月。
[106]《续怀人诗》其八，《人境庐诗草》卷七。
[107]刘雨珍编校：《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78页。
[108]刘雨珍编校：《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38页。
[109]刘雨珍编校：《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38页。
[110]刘雨珍编校：《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38—539页。
[111]刘雨珍编校：《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51页。
[112]刘雨珍编校：《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75页。
[113]刘雨珍编校：《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75页。
[114]刘雨珍编校：《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76页。
[115]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65页。
[116]刘雨珍编校：《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上），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1页。
[117]刘雨珍编校：《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上），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8页。
[118]刘雨珍编校：《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上），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1页。
[119]刘雨珍编校：《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上），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29页。
[120]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20页。
[121]刘雨珍编校：《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03页。
[122]刘雨珍编校：《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38页。
[123]黄遵宪：《日本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34页。
[124]黄遵宪：《日本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34页。
[125]黄遵宪：《日本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126]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274页。
[127]黄遵宪：《日本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33页。
[128]黄遵宪：《日本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33页。
[129]参见郑海麟：《黄遵宪与近代中国》第六章第九节“《日本国志》对戊戌变法的影响”，三联书店，1988年版。
[130]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第一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521页。
[131]参见盛邦和：《黄遵宪史学研究》第三章第二节“《日本国志》的版本问题”，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以及郑海麟：《黄遵宪与近代中国》第六章第三节“《日本国志》的版本问题及与同时代的几部日本研究书的比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
[132]四次信函有关内容如下：1.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一日信函：“该本《日本志》十数页已收到，即乞交书店换刻改装”；2.三月廿一日信函：“知《日本志》概送尊处，应改之十数篇，已寄粤省梁诗五，催其速印，印就寄到。即请饬人改订，并撤去李批张咨，（中略）补入卓如后序，即由报馆发售。现又属印七百份，除二百份自以送人外，余概存报馆”；3.四月十一日信函：“梁诗五处如寄到《日本志》改本，乞即改订代售”；七月廿七日信函：“近得梁诗五函，知所补《日本国志》既寄到报馆，请穰兄查照三月间寄函，代为抽换装订。发售之价，每部三元，弟自收回二元。”见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74、178、180、181页。
[133]参见盛邦和：《黄遵宪史学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113页。
[134]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下，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818页。
[135]郑海麟：《黄遵宪与近代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61—162页。
[136]王宝平：《黄遵宪〈日本国志〉源流考》，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编：《江户·明治时期的日中文化交流》，（日）农文协出版社，2000年版。后收入王宝平：《清代中日学术交流研究》，（日）汲古书院，2005年版。
[137]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692页。
[138]王宝平：《黄遵宪与姚文栋——〈日本国志〉中雷同现象考》，复旦大学《日本研究集刊》1999年第一期。后收入胡令远、徐静波编：《近代以来中日文化关系的回顾与展望》，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第九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39]除上述论著外，还可参见王宝平：《黄遵宪〈日本国志〉征引书目考释》，《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3卷第5期，2003年9月。修订版收入《中日文史交流论集——佐藤保先生古稀纪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
[140]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710页。
[141]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0页。
[142]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下，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821页。
[143]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710页。
[144]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41页。
[145]蔡毅：《黄遵宪与日本汉诗》，载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报》第七十一册，2006年4月，第60页。中文版收入蔡毅著：《日本汉诗论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02页。
[146]参见（日）伊原泽周：《〈日本国志〉编写的探讨——以黄遵宪初次东渡为中心》，载《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后收入伊原泽周著：《从“笔谈外交”到“以史为鉴”——中日近代关系史探研》第一编第四章，中华书局，2003年版。
[147]当时一些日本友人将与何如璋、黄遵宪等公使馆成员的笔谈资料详加整理，妥善保存，成为今日我们研究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宝贵资料。如原高崎藩藩主大河内辉声（1848—1882）所保存的大量笔谈资料《大河内文书》，其中有关黄遵宪部分，经郑子瑜、实藤惠秀两先生悉心整理，曾以《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名义刊行，嘉惠后人甚多。（郑子瑜、实藤惠秀编：《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早稻田大学东洋文学研究会，1968年版，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0辑。改订版题为《与日本友人大河内辉声等笔谈》收入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中华书局，2005年版。）近年来又发现宫岛诚一郎与何如璋、黄遵宪等的笔谈资料，参见刘雨珍：《黄遵宪致宫岛诚一郎书柬辑录》，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日本研究论集》第5集，2001年3月。后收入嘉应学院黄遵宪研究所选编（张永芳、李玲责任选编）:《黄遵宪研究资料选编》第二辑“辑佚资料”第311—331页，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2年版；以及吴振清、徐勇、王家祥编校整理：《黄遵宪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31页、第414—428页。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五编“笔谈”，除上述《与日本友人大河内辉声等笔谈》外，还收入由陈捷博士整理的《与日本友人宫岛诚一郎等笔谈》、《与日本友人冈千仞等笔谈》、《与日本友人增田贡等笔谈》等笔谈资料。
[148]关于黄遵宪与宫岛诚一郎交友的全貌，参见刘雨珍：《黄遵宪与宫岛诚一郎交友考——以〈宫岛诚一郎文书〉中的笔谈资料为中心》，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编：《日本研究论集》第九集，2004年9月。参见本书第四编第一章。
[149]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29页。
[150]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78页。
[151]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764—765页。
[152]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765页。
[153]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765页。
[154]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765页。
[155]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22页。
[156]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下，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434页。
[157]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31页。
[158]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31页。
[159]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32页。
[160]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65页。
[161]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3—14页。
[162]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0页。按：《黄遵宪全集》误作“《国史》”，误。国史乃指古代日本用汉文撰写的六部史书即“六国史”（《日本书纪》《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文德天皇实录》《日本三代实录》）。另《国事纪事本末》此处引作“《日本纪事本末》”，应为黄遵宪所改。
[163]参见王宝平：《黄遵宪〈日本国志〉源流考——与〈国事纪事本末〉的关联》，四天王寺国际佛教大学日中交流史研究会编：《〈日本国志〉研究——礼俗志「神道」——》，2003年7月。后收入王宝平：《清代中日学术交流研究》，（日）汲古书院，2005年版。
[164]见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下，中华书局，2005年版，附录五“人境庐黄遵宪藏书目录”No.289，第1614页。
[165]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76页。
[166]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77页。
[167]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634—635页。
[168]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680页。
[169]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中华书局，2005年版，《黄遵宪全集》第690页。
[170]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中华书局，2005年版，《黄遵宪全集》第789页。
[171]《黄遵宪全集》及《笔谈遗稿》均作“羽仓胜堂”，应为“板仓胜明”之笔误。板仓胜明（1809—1857），江户后期安中藩藩主。《甘雨亭丛书》辑于1845—1867年间，包括正篇5集，别篇2集。正篇收入日本儒学家汉文著作，别篇则包括和歌及和文，共计56册。然世所流传者如《丛书集成续编》本一般仅收正篇48册，即此处所谓“卷数未满五十”者也。
[172]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692—6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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