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 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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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廷璆 等
选自《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第三编 笔谈与东亚文化交流
第三编 笔谈与东亚文化交流
第十一章 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在日笔谈资料研究
一、前言
笔谈一词，最早见于北宋沈括《梦溪笔谈》自序：“予退处林下，深居绝过从，思平日与客言者，时纪一事于笔，则若有所晤言，萧然移日。所与谈者，唯笔砚而已，谓之笔谈。”[1]此处所谓笔谈，乃以笔砚随时记录之意。后来则称以文字交换意见或发表意见为笔谈。《现代汉语词典》“笔谈”条列有如下三项释义：
（1）两人对面在纸上写字交换意见，代替谈话。
（2）用书面发表意见代替谈话。
（3）笔记（多用于书名）:《梦溪笔谈》。[2]
本文所称笔谈，即用笔写字、代替口头语言进行沟通的交流方式，亦称笔话、笔语，乃东亚汉字文化圈内不同地域不同语言的人们相互交流的方法之一。这种方法的交流在近代以前尤为普遍，甚至日本江户时期的儒学者常与朝鲜通信使用汉字笔谈的方式来争论儒学问题，来自安南的使节与朝鲜使节互赠汉诗等，可以说，笔谈乃近代以前东亚文化交流的主要手段之一。
由于笔谈诉诸文字，主要用毛笔书写在纸上，虽然大多已经散佚，但仍有一些笔谈得以保存，流传至今，在中国、日本、韩国、越南等汉字文化圈的图书馆、档案馆以及民间私人文书中，时而可以发现不少笔谈记录。
王晓秋教授曾指出笔谈资料的三个特点：一是原始性和真实性，二是内容的多样性与广泛性，三是互动性和趣味性。[3]笔者曾编校整理《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4]，收录何如璋、张斯桂、黄遵宪、沈文荧等首届驻日公使馆员与日本友人及朝鲜修信使的笔谈资料五种，从中可以读出明治初期以东京为舞台的东亚文化交流画卷。本文在综合梳理上述五种笔谈资料的基础上，从笔谈资料与外交、汉诗酬唱、诗文切磋、资料提供等视角，对笔谈资料与东亚文化交流的诸问题进行探讨。
笔谈乃东亚文人相互交流的第一手资料，具有史料的唯一性与连续性，能够超越时空留存于世。由此而言，笔谈资料是一座研究东亚外交及文化交流的宝库，值得我们从各个角度去探讨。由于同属汉字文化圈，东亚各国笔谈资料丰富，涉及面广，其在东亚文化交流史上的价值不可低估。
通过对这些庞大的笔谈资料展开系统而深入的综合研究，不仅可以拓宽和深化东亚文化交流的研究领域，而且还能更好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在汉字文化圈内的软实力，对新世纪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汉语及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及现实意义。
二、《中日修好条规》的签订与首届驻日公使的赴日
众所周知，中日两国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具有两千多年的交流史。而两国近代外交关系的建立，则肇始于1871年签订的《中日修好条规》。
1870年（同治九年，明治三年），日本政府派遣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等人来华，要求订约通商。总理衙门担心日本在条约中援引欧美各国对华立约条款，故援引《礼记·学记》中“大信不约”之语，予以拒绝，而李鸿章与曾国藩则力主与日订约。1871年6月，日本任命大藏卿伊达宗城为钦差全权大臣、外务大丞柳原前光为副使，来华议约。尽管明治新政府为美、英、法等国的不平等条约所束缚，却企图援引西方列强之例，将不平等特权列入条约。李鸿章则在曾国藩的提议下，坚决不肯将“一体均沾”的字样写入条文。经过长达数月的交涉，最终于9月13日（农历七月二十九日，下同），双方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全称《大清国大日本修好条规》）。虽然明治政府以为条约有欠妥之处，于翌年5月派遣柳原前光再次来华，要求改约，但李鸿章坚决不允。明治政府见清廷态度坚决，成约难以更改，乃于1873年3月，命外务大臣副岛种臣来华换约。[5]
《中日修好条规》共计十八条，其中包括如下几条重要内容：
第一条 嗣后大清国、大日本国倍敦和谊，与天壤无穷。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
第二条 两国既经通好，自必互相关切。若他国偶有不公及轻藐之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以敦友谊。
第四条 两国均可派秉权大臣，并携带眷属随员，驻扎京师。或长行居住，或随时往来，经过内地各处，所有费用均系自备。其租赁地基房屋作为大臣等公馆，并行李往来及专差送文等事，均须妥为照料。
第六条 嗣后两国往来公文，中国用汉文，日本国用日本文，须副以译汉文，或只用汉文，亦从其便。（《同治条约》卷二十）
第一条乃对所属领土互不侵犯之规定，此后中日两国在围绕琉球归属进行交涉时，何如璋、黄遵宪等公使馆员曾屡加引用。第二条被欧美各国驻日公使疑为中日结盟，招致不满。第四条乃为互派使节之规定，而第六条对于往来公文使用汉文之规定，对近代中日交流具有深远意义。
根据条规，明治政府于1874年2月派遣柳原前光为公使来华驻扎。由于该年发生日本入侵台湾事件，清廷派遣驻日公使之事稍有推迟。
1877年1月15日（光绪二年十二月二日），清廷任命翰林院侍讲何如璋为出使日本国钦差大臣、即选知府张斯桂为副使，因日本爆发西南战争，赴任被迫延期。据何如璋《使东述略》记载，8月17日（七月初九）由军机处颁发敕书及国书，9月10日（八月初四）离京。9月14日（八月初八）抵达天津，拜谒李鸿章，“语使事颇详”，并会晤继任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10月25日（九月十九日）抵达上海吴淞口，继而赴南京面见南洋通商大臣沈葆桢，请派兵船东渡，沈葆桢乃命“海安”号护送。11月23日（十月十九日），奏报出洋日期及所带随行人员，11月26日（十月二十二日）晚，偕副使张斯桂、参赞官黄遵宪等人登上“海安”号兵船。翌日，船出吴淞，11月30日（十月二十六日）抵达日本长崎，中日双方各放礼炮二十一响，互为敬意。后泊神户，一行登岸，日人观者如堵，“汉官威仪，见所未见，日人间从西京、大阪百十里来观者”。一行游览大阪、京都、神户后，于12月16日（十一月十二日）抵达横滨，宿外务省准备之行馆。20日，何如璋派黄遵宪赴东京，面见外务卿寺岛宗则，22日何如璋偕副使张斯桂入京，会晤外务卿寺岛宗则、外务大辅鲛岛尚信，“钞国书稿示之”。[6]
另据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照会资料[7]，公使何如璋、副使张斯桂于1877年12月19日（光绪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向外务卿寺岛宗则发出抵日后的第一号照会：
大清钦差大臣何、副使张为照会事
本大臣奉使贵国，于我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二日自上海起行，二十六日到长崎，十一月初三日到神户，十二日到横滨，接见神奈川县令并贵外务省一等属官，情意殷勤，具征两国格外和睦，本大臣实深感悦。
兹本大臣于日内陆续搬运行李上岸，暂在贵出张所居住数日，所有随带官员、亲属、仆役等共五十人先开清单，送被查照。除在横滨一面租房，与理事等官分驻外，特遣参赞黄遵宪、洋员麦嘉缔先到东京租赁公馆，望贵外务省妥为照料。一俟租定后，本大臣当即束装来京与贵大臣把晤，藉亲懿范，以笃和衷，本大臣不胜欣幸之至。
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
大日本国外务省卿寺岛
光绪三年拾壹月拾伍日
该照会对公使一行的出发及抵日时间进行了详细通报，并言将派遣参赞黄遵宪及洋员麦嘉缔赴东京租赁公馆。此外，该照会还附有下列“国书抄稿”及一行名单：
一、国书抄稿
大清国大皇帝问大日本国大皇帝好。朕诞膺天命，寅绍丕基，眷念友邦，言归于好。兹特简二品顶戴升用翰林院侍讲何如璋为钦差出使大臣、三品顶戴即选知府张斯桂为副使，往驻贵国都城，并令亲赍国书，以表真心和好之据。朕知何如璋等和平通达，办理交涉事件，必能悉臻妥协。惟冀推诚相信，得以永臻友睦，共享升平，朕有厚望焉。
大清光绪三年七月初五日
二、名单
参赞官：黄遵宪
洋 员：麦嘉缔
正领事官：范锡朋
副理事官：余 隽
翻译官：沈鼎钟、张宗良、潘任邦、冯昭炜
随 员：沈文荧、陈文史、廖锡恩、吴广霈、张鸿淇、陈衍范、何定求、任敬和、刘坤
亲 属：何其毅、张子菁、施积型、张德耀、罗贞意又共其仆役二十八人
12月24日，外务卿寺岛宗则将国书抄稿及一行名单抄送给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并约定28日上午11时向明治天皇递交国书。[8]
12月28日（十一月二十四日）上午，何如璋偕张斯桂、黄遵宪在外务卿、宫内卿、式部头（按：皇宫典礼长）的引导下，向明治天皇递交国书，“使臣口宣诵词毕，参赞捧授国书，使臣捧递日主”（《使东述略》）。下午，拜会太政官三条实美、岩仓具视以及参议大久保利通等人。
1878年1月15日（光绪三年十二月十三日），黄遵宪租下位于东京芝山增上寺内的月界院作为公使馆公馆，并于1月23日（十二月二十一日）自横滨的出张所搬入。虽然四周幽静，环境优美，但由于空间太过逼仄，最终于该年11月，公使馆迁至位于永田町的原华族会馆新址。本书所收的笔谈，不少即以此二处为舞台而展开。
公使馆在月界院安置妥当后，何如璋、张斯桂于1878年2月7日（光绪四年正月初六）向外务卿寺岛宗则发出第七号照会：
大清钦差大臣何、副使张为照会事
本大臣于东京择定芝山月界院作为公署，于光绪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自横滨移驻，所带官员、亲属、通事、并仆役人等，自应开单，恳饬地方官知照。因在我国度岁之期、故未及行照会，旋于光绪四年正月初一日接到尊函，具悉厚意。兹合将单送来，即烦贵大臣饬地方官查照可也。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
计单
右照会
大日本国外务省卿 寺岛
光绪肆年正月初陆日
官员
参赞官：黄遵宪
洋 员：麦嘉缔
翻译官：沈鼎钟
翻译官：冯昭炜
随 员：沈文荧
随 员：陈文史
随 员：廖锡恩
随 员：张鸿淇
随 员：陈衍范
随 员：何定求
随 员：任敬和
随 员：刘 坤
亲 属：何其毅、张子菁、施积型、张德耀
通 事：鉅鹿赫泰（日本国长崎县人）
又通共仆役二十六人：
范升、朱升、江天育、张德、宋全有、吴升、纪贵、郎升、郑福、洪仁、梁玉、古金、江林玉、黄三、薛坤、费德、王裕三、邹顺、马升、王升、叶仁、薛贵、陈龙。
初村盛四郎（年十七岁，日本国长崎县人），
汤日常次郎（年二十六岁，日本国广岛县人）
石川兼吉（年二十岁，日本国东京府人）
该照会通报了公使何如璋与副使张斯桂所带官员、亲属、通事及仆役等详细清单，与前述第一号照会相比，名单中已无赴任横滨及长崎的理事官范锡朋及余隽等人，而增加了日人通事及仆役26人（包括3名日本人）。
另外，前述翻译官中，沈鼎钟、张宗良及后任的杨枢皆为西文翻译官，而东文翻译官冯昭炜后调任驻神户领事，留在东京的潘任邦亦于1878年8月因病归国，何如璋等人的活动大多需要通过从天津带去的日本通事鉅鹿赫泰（又名鉅鹿赫太郎，中文名魏梨门、魏鲤门等）进行翻译，因此首届驻日公使馆始终面临着严重的翻译不足问题[9]。这也从客观上促使当时的公使馆员在与日本文人的交流时，并非完全借助口译，而是更多地使用笔谈（又称笔语、笔话）。
另一方面，对于首届中华使节的到来，明治初期的日本文人表现出空前的热情，诚如汉学家石川鸿斋在黄遵宪《日本杂事诗》跋中所述：“入境以来，执经者，问字者，乞诗者，户外屦满，肩趾相接，果人人得其意而去”[10]，造访公使馆的日本人络绎不绝。何如璋、黄遵宪、沈文荧等公使馆员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与日本友人频频笔谈，上至天文，下至地理，诗词格律，典章制度，语言文字，风土习惯，可谓无所不谈，极尽其欢，揭开了中日近代外交的序幕，谱写了波澜壮阔的中日文化交流画卷。
三、笔谈的主要参加者及笔谈资料的收藏情况
本书所收笔谈资料的参加者，主要是来自中国、日本、朝鲜三国的文人，他们自幼受过良好的汉学教育，通晓中国经典，能够使用汉文这一“汉字文化圈”内的通用文字自由交流，以克服语言不通所造成的巨大障碍，甚至常常赋诗酬唱，以增加彼此间的感情。下面就参考相关数据，对本书笔谈的主要参加者以及笔谈数据的整理收藏情况予以说明。
（一）中国人
参加本书各编笔谈的中国人，除了驻日公使馆员外，还有明治初期旅居东京的民间文人，以及短期游历日本的观光者。
1.驻日公使馆员
虽然本书收录了不少公使何如璋、副使张斯桂的有关笔谈，但总体而言，首届驻日公使馆员之中参加笔谈最多者，应属参赞官黄遵宪及随员沈文荧。
何如璋（1838—1891），乳名行扬，字衍信，号子峨，别号璞山[11]，广东大埔人。1861年中举，1868年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授翰林院编修，1875年升翰林院侍讲，1877年加二品顶戴充出使日本钦差大臣，成为中国首任驻日公使。1882年任满归国，补授翰林院侍讲学士，次年任福建船政大臣，补授詹事府少詹士。1884年中法马江海战爆发，福建水师战败，遭革职遣戍张家口。1888年释回故里，主持潮州韩山书院，1891年病逝。著有《使东杂咏》、《使东述略》、《袖海楼诗草》、《管子析疑》等，除《管子析疑》三十六卷抄本现藏于上海图书馆外，其他诗文稿大都收入吴振清、吴裕贤编校整理《何如璋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张斯桂（1817—1888），字鲁生，浙江慈溪（今宁波市）人。1855年开始担任清廷引进的第一艘现代海轮“宝顺轮”船长，在山东、江苏、浙江等沿海屡败海盗，战绩卓越。1862年在李鸿章军营任职，次年充曾国藩幕僚。1863年为丁韪良（W.A.P Martin）汉译《万国公法》作序，以春秋列国比拟中国与欧美诸国，并强调只有通过自我改革才能实现国家振兴，对中日两国知识界产生深远影响。1874年日本以台湾土著人误杀琉球船民为借口，悍然发动侵台战争，张斯桂随钦差大臣沈葆桢赴台交涉。后由沈葆桢极力举荐，得以步入外交舞台。1877年以三品顶戴候选知府出任钦差副使大臣，1882年任满回国选授直隶广平府知府，1888年卒于官。著有《使东诗录》、《游艺斋杂著》等。[12]
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号人境庐主人、观日道人、东海公等，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人。1876年中举，1877年以五品衔即选知县任首届驻日公使馆参赞官，1882年调任驻旧金山总领事，1890年任驻英二等参赞，1891年任驻新加坡总领事，1894年奉召回国，任江宁洋务局总办。1898年任湖南长宝盐法道，后署理湖南按察使，协助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同年以三品京堂派充出使日本钦差大臣，因戊戌变法失败而遭放归故里，1905年病逝。著有《日本杂事诗》、《日本国志》、《人境庐诗草》等，其著作大都由陈铮先生编入《黄遵宪全集》（中华书局2005年版），其中第五编“笔谈”即收录了黄遵宪与大河内辉声、宫岛诚一郎、冈千仞、增田贡、金宏集等的笔谈数据。
沈文荧（1838—1880？），字梅史，号春萍馆，浙江余姚人，擅诗词书画，通音律。据其1878年3月3日与大河内辉声笔谈及1879年12月11日与增田贡笔谈可知，同治年间太平军攻占余姚时，曾率民兵抗击。后北上应礼部试，1865年投身陕西提督雷正绾帐下，转战关外，跋涉于天山葱岭之间。1877年以正五品陕西省候补直隶州知州任公使馆随员，1879年底丁忧回国，旋即去世。著有《春萍馆诗草》、《春萍馆外集》、《名石斋古文稿》等。
此外，参加本书笔谈的首届公使馆员尚有廖锡恩（字枢仙）、潘任邦（字勉骞）、何定求（字子纶）、刘寿铿（字小彭）、梁居实（号诗五）、黄遵楷（号幼达）、杨枢（字星垣）、任敬和（字谦斋）、陈衍范（号访仲）、刘坤（字静臣）等人。
2.旅居日本的民间文人
除上述公使馆员等正式外交使节外，明治初年的东京还活跃着一群中国民间文人，包括《大河内文书》中频繁出现的浙江慈溪王氏兄弟——王仁乾、王治本、王藩清以及张滋昉、冯雪卿等人，他们自明治初期即长期旅居日本，虽在本国名不见经传，却颇受日本友人厚爱，频频出入贵族豪门，或教授汉语，或侍宴酬唱，或题字赠画，或作序评诗，成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民间力量。
王仁乾（1853—？），字惕斋，浙江慈溪人。1870年赴日，主要经营书店，专售汉籍和文具。1877年末于浅草黑船町开设“凌云阁”，翌年初迁至筑地入船町。直至清末一直旅居日本。著有《无师自通东语录》，为我国最早的日语学习工具书。[13]
王治本（1835—1908），字维能，号桼园，又作漆园，别号梦蝶道人，浙江慈溪人，王仁乾族兄。1877年应日本汉学家广部精之邀赴日，先后任日清社、同人社汉语教师，后自创诗社“闻香社”，与大河内辉声交情深厚。据《大河内文书》，1878年9月初被聘为公使馆试用的“学习翻译生”，代为起草文书，并翻译日本诗文。1879年1月调任神户领事馆随员，旋即归国参加科举考试，4月复来日，寓居大河内辉声家，任其汉诗文教师。后多次漫游日本各地，1906年归国，两年后卒于故里。著有《栖栖行馆诗稿》、《舟江杂诗》等，此外尚有大量笔谈及为日本人所撰的序跋存世。[14]
王藩清，生卒年不详，字体芳，号琴仙，浙江慈溪人，王治本表弟，秀才及第。1877年7月赴日，初任日清社汉语教师，后以文为生，工书画，善音律。著有《翰墨遗余香》、《清国王琴仙书画状》、《桃园结义三杰帖》等。
张滋昉（1839—1900），《大河内文书》中作“张鼒昉”，字袖海，号浮查散人，北京大兴人。1879年赴长崎，翌年赴东京，先后在兴亚会支那语学校、庆应义塾大学、东京外国语学校、中国驻日公使馆东文学堂、东京帝国大学等任教。1899年回国，翌年殁于上海。
冯雪卿（1844—1926），名沄，字雪卿，号卧云，以字行，浙江慈溪人。青年时游沪，从钱塘吴鞠潭学书，画则师嘉兴朱梦庐，与任伯年、胡铁梅、舒萍桥友善。1875年以后，历游鄂、湘、川、粤诸省，嗣又东渡日本，受聘东亚语学校，长期教授中国书画及汉语。
除此之外，本书笔谈中所见寓居日本的汉土人士还有叶松石、卫铸生、周幼梅、陈曼寿等人。
3.游历日本之文人
明治初期，尚有一些文人或应邀或自费游历日本，留下了一些与日本友人的笔谈资料，其中尤以王韬和李筱圃最为著名。
王韬（1828—1897），字紫诠、兰卿，号仲弢、天南遁叟、弢园老民、蘅华馆主等，江苏苏州人，近代著名思想家，著有《普法战纪》、《弢园文录外编》、《弢园尺牍》、《西学原始考》等。1879年4月至8月，王韬应日本文人邀请，游历日本长达四个月，先后考察了东京、横滨、大阪、神户等地，撰成《扶桑游记》三卷。所到之处，受到日本友人的盛情款待和热情欢迎，本书笔谈数据之中，王韬名字频繁出现，足见其在日本影响之深且广。
李筱圃，生卒年不详，江苏扬州人，曾任江西省吉安府莲花厅抚民同知。于1880年5月4日自上海出发，7日抵达长崎，先后游历长崎、神户、大阪、京都、横滨、东京等地，6月16日归国。王锡祺所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中收有一部题为《日本纪游》的东游日记，作者却作“阙名”。日本已故山形大学教授佐藤三郎先生根据《大河内文书》“庚辰笔话”中的笔谈资料，考证出《日本纪游》的作者即为李筱圃[15]。20世纪80年代钟叔河先生主编《走向世界丛书》时，曾将《日本纪游》收录其中，作者标明为李筱圃。[16]
（二）日本人
自1877年11月底初抵日本，至1882年3月任期届满，何如璋、张斯桂、黄遵宪等驻日四年有余，由于能与日本文人通过笔谈自由交流，得以克服因语言不通而造成的沟通障碍。据黄遵宪自称：“遵宪来东，士大夫通汉学者十知其八九”[17]，可见与日本汉学家交流之广泛。参与本书笔谈的日本人士众多，不胜枚举，而各编笔谈资料的整理者大河内辉声、宫岛诚一郎、石川鸿斋、冈千仞、增田贡，可谓其中的杰出代表。
大河内辉声（1848—1882），又称源辉声、源桂阁，本姓松平，幼名恭三郎，名辉声、辉照，号桂阁，幕末高崎藩（今群马县南部）藩主。曾任幕府陆军奉行助理，1869年为藩知事，1871年因废藩离任，后为华族。
1878年2月25日，在王治本及沈文荧的引荐下，大河内首次拜晤公使何如璋。自此，大河内频繁造访公使馆，风雨无阻，殆无虚日。有时带来的是旧藩主（如越前丸冈藩藩主有马道纯、大和高取藩藩主植邨家壶等），他们大都在废藩置县后被封华族，远离政治，专事风雅；有时带来的则是旧臣（如松井强哉、高木正贤、谷山之忠、山田则明、宫部襄等）；更多的时候则是与石川鸿斋、龟谷省轩等汉学家老友聚首公使馆，同何如璋、黄遵宪、沈文荧等人尽情笔谈，以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笔谈中，大河内屡屡尊称仅仅年长十岁的公使何如璋为“慈爹”，就充分体现出其对中华文明的顶礼膜拜之情。
值得注意的是，大河内在与中国文人交流时，即使对方会说日文或带有翻译，也明确表示更愿利用笔谈。如1878年2月25日大河内首次造访公使馆即言：“自今以后，每访两公使，不宜待魏少年之陪侍，却为笔话之妨害。”1878年3月1日作《钦差大臣公署初谒作寄梅史沈君一律》诗曰：“不假辩官三寸舌，只挥名士一枝毫。莫言东海几蛮语，叙谈通情何可劳。”1878年6月16日又言：“弟口讷不喜口谈，惟以一枝笔换千万无量语言”[18]。其目的是尽量留下清人墨宝，作为大河内家永世纪念。甚至在给中国友人写信时，大河内也不忘最后附上一笔“尊覆赐此余白”，并为对方回信留出充足空间，以便更好保存这些来往信函。
每当在公使馆见到新的面孔，大河内都会要求与对方笔谈。而每次笔谈之后，大河内都会精心整理，用红笔对笔谈中的人物、地点、动作、摆设、酬唱、信函等进行细致的补充说明。为便于分辨笔谈作者，大河内用红笔写上对方的一个名字，如以“如”字代何如璋，“斯”代张斯桂，“公”代黄公度，“梅”代沈梅史，“桼”代王桼园，“桂”代源桂阁，“鸿”代石川鸿斋，“省”代龟谷省轩等。另外，对于每次笔谈（大河内皆用“笔话”二字），皆按年月日进行编号，精心整理，装裱成册，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笔谈具体场景提供了极大便利。
据大河内生前好友龟谷省轩所撰《大河内桂阁君墓碑》:“君天资敏捷，善文辞，工笔札，有诗数卷，清韩笔话百卷藏于家”，这些笔谈后皆移至大河内家的菩提寺——位于埼玉县新座市野火止的平林寺内。而据已故早稻田大学教授实藤惠秀先生统计，现存笔谈共计73卷71册，包括笔谈原件以及实藤惠秀与佐藤三郎先生根据笔谈原件抄录者（以下简称“实藤抄本”）[19]。实藤先生将这些笔谈资料通称为《大河内文书》，今主要藏于日本大东文化大学图书馆及早稻田大学图书馆。1968年，实藤惠秀、郑子瑜两先生将其中的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部分整理刊行，名曰《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早稻田大学东洋文学研究会1968年版）。后郑子瑜先生又对《笔谈遗稿》进行修订，最新改订本《与日本友人大河内辉声等笔谈》收入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卷（中华书局2005年版）。
本书[20]第一编“与大河内辉声等笔谈资料”主要根据《大河内文书》中的“戊寅笔话”（原有26卷，现存25卷，缺第24卷，其中第6卷及第15卷为实藤抄本）、“己卯笔话”（原有16卷，现存15—16卷，缺第1—14卷，其中第16卷为实藤抄本，与庚辰笔话第一卷合为一册）、“庚辰笔话”（原有10卷，现存9卷，缺第10卷，其中第1.4卷为实藤抄本）编校整理，除吸收了前述《笔谈遗稿》中的相关成果外，还补充了何如璋、张斯桂、沈文荧、王桼园及其他公使馆员与大河内等日本友人的大量笔谈资料。
宫岛诚一郎（1838—1911），字栗香，号养浩堂，幕末米泽藩（今山形县南部）藩士。自幼接受汉学训练，被誉为神童，曾任藩校“兴让馆”助教。幕末曾作为米泽藩的情报人员被派往江户及京都等地，戊辰战争期间，为谋求东北列藩联盟而东奔西走。明治维新后曾任左院议官、修史馆御用挂、宫内省御用挂、宫内省华族局主事补、爵位局主事补等，1896年被敕选为贵族院议员。着有《国宪编纂起原》、《养浩堂诗集》等。
据笔谈资料可知，宫岛初次访问位于芝山月界院的公使馆，是1878年2月15日，该日与公使何如璋、副使张斯桂进行了长时间笔谈。而宫岛与黄遵宪的初次晤谈，则为4月19日，两人一见倾心，相见恨晚。尤其是该年11月，公使馆迁至华族会馆新址后，由于宫岛家离公使馆只有一街之隔，交往更加密切。其间情形，诚如宫岛在《养浩堂诗集》序所言：“黄参赞公度，与余交莫逆”，而黄遵宪后来也在《续怀人诗》其七怀念宫岛时咏道：“一龛灯火最相亲，日日车声碾曲尘”（《人境庐诗草》卷七），足见两人往来频繁，交情深厚。值得注意的是，宫岛一方面通过与何如璋、黄遵宪、沈文荧等公使馆员诗文交流，增进感情；另一方面却又利用与公使馆员的笔谈，暗中为明治政府提供有关琉球归属交涉等方面的情报。
宫岛与首届驻日公使何如璋及继任公使黎庶昌等人，皆有大量笔谈，这些笔谈资料今多藏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及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数据室，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编有《宫岛诚一郎文书目录》，国立国会图书馆编有《宫岛诚一郎关系文书目录》，以方便研究者利用。此外，神户大学国际文化学部教授鱼住和晃先生也收集了不少笔谈原件的照片及其复印资料，编有《宫岛家文书收录数据目录》。[21]
由于宫岛不像大河内那样每次笔谈后立即整理，因此《宫岛文书》中的笔谈原件散乱情况相当严重。1882年5月9日，宫岛在整理笔谈资料时就曾慨叹：“以上清使笔谈，偶然存箧底者，收录以净书。其不存者，加倍之。诚可惜！诚可惜！”[22]可知早在首届公使馆员任期届满的1882年，就有一半笔谈已经散佚。
1893年，宫岛将与何如璋、黄遵宪等首届公使馆员的笔谈资料重新整理誊录，编为五卷，今第二卷封面尚有宫岛长子、著名书法家宫岛大八（号咏士）的题签《栗香大人与支人之问答录》[23]。《问答录》记录了自1878年2月15日初晤公使何如璋、副使张斯桂至1882年3月于横滨送别何如璋、张斯桂、黄遵宪的全部过程，可谓经宫岛本人系统整理的最为完整的笔谈数据。而宫岛与何如璋、黄遵宪等人的一些笔谈原件，则散见于早稻田大学图书馆及国立国会图书馆所藏的宫岛文书内。陈捷博士曾将宫岛与黄遵宪的笔谈部分，整理为《与日本友人宫岛诚一郎等笔谈》，收入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卷（中华书局2005年版）。
本书第二编“与宫岛诚一郎等笔谈资料”即以早稻田大学所藏《宫岛诚一郎文书》中的《问答录》为底本，并据笔谈原件及其他相关数据，对宫岛诚一郎与何如璋、张斯桂、黄遵宪、沈文荧等人的笔谈数据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编校整理。
石川鸿斋（1833—1918），名英，字君华，号鸿斋、芝山外史，三河国（今爱知县）丰桥人。著名汉学家，工诗画，着有《日本文章规范》、《鸿斋文钞》等四十余部。
由于石川鸿斋住在芝山月界院公使馆附近，1878年春便携知恩院大教正彻定、天德寺少教正义应二僧来访。开始，何如璋、张斯桂、黄遵宪等人皆误以为石川亦沙门中人，鸿斋乃作诗自辩，众人相继唱和，以为笑谈，后石川将此诗文酬唱编为一书，名曰《芝山一笑》。名字由来，据王治本序：“夫曰芝山，详其地也；曰一笑，白其诬也。”
《芝山一笑》由日本东京文升堂于1878年8月28日刊行，乃近代以来第一部公使馆员与日人之间唱和的诗文专集。虽然封面题签曰“清钦差大臣何如璋、同钦差副大臣张斯桂、日本石川鸿斋赠答”，但实际上收录了何如璋、张斯桂、黄遵宪、沈文荧、刘寿铿、廖锡恩、潘任邦、何定求等八位公使馆员及寓日文人王治本、王藩清与石川鸿斋间的酬唱问答，并附有秦苏山、青木可咲、太田晴斋、西岛睡庵以及黄遵宪、沈文荧等人的诗评。卷首有沈文荧、王治本、源辉声、清泽秀等人所作序文，卷尾有彻定、义应、冈千仞的跋文以及藤原忠负、桂香、西岛俊、小野愿、青木可咲、松井操、增田贡、龟谷行、森鲁直等人的诗文题识。虽然龟谷省轩在题识中指出，这些诗文酬唱“大率一时仓猝之作，未暇求其工致”，但诚如沈文荧序中所言，“贤士大夫，联骑骈毂，往来过从，欢若一家，觞酒豆肉，言笑宴宴，此盖千古以来所未有也。”尚有其重要价值。
《芝山一笑》不同于本书所收的其他各编，并非纯粹的笔谈数据，但由于诗文酬唱亦属当时文人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其内容大多可与其他笔谈数据互证互补，故一并收录于本书。
冈千仞（1833—1914），名千仞，字振衣、天爵，通称启辅，号鹿门，仙台藩人，明治时期著名汉学家、史学家。早年求学于藩校养贤堂及江户昌平黉，博通经史。因勤王有功，历任修史馆编修、东京书籍馆干事等职。后因不满藩阀专制而辞官，以教导学生及著述自娱，着有《尊攘纪事》、《北游诗草》、《观光纪游》、《米利坚志》、《法兰西志》等三百余卷。
冈千仞与何如璋、黄遵宪等公使馆员，以及游历日本的文人王韬等均有密切交往，其日记及稿本等今藏于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特别文库室，包括冈千仞自身整理的《莲池笔谭》、《清燕笔话》手稿本，以及与黄遵宪的笔谈原件。这些笔谈资料已由陈捷博士整理发表于《日本女子大学纪要》（人间社会学部）第12期（2001年），其中有关黄遵宪的笔谈部分，则收入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卷（中华书局2005年版）。本书第四编则以此为基础，收录了1878年8月1日、9月20日以及1979年3月的全部三次笔谈，并据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原件进行了校订。
增田贡（1825—1899），名允孝，号岳阳，骏河国田中藩（今静冈县藤枝市一带）人，明治时期汉学家。曾任藩校日知馆教授、田中藩家老等，维新后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汉文教谕。着有《清史揽要》、《满清史略》、《唐宋八大家丛话》等。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特别数据室藏有增田岳阳自身整理的《清使笔语》卷三及卷四手稿本（卷一及卷二已佚），所记与王韬等交流颇多，可补《扶桑游记》之遗漏。与《大河内文书》不同，《清使笔语》已将笔谈中的粗鄙内容全部删除，恰如增田1879年8月23日笔谈所言：“酒间谐谑，属鄙猥之言，舍旃不载。”
《清使笔语》卷三、卷四的全部内容，已由陈捷博士整理发表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编《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43期（2003年3月），部分内容则收入《黄遵宪全集》上卷（中华书局2005年版）。本书以此为基础，并根据增田手稿本以及王韬的《扶桑游记》进行了校订。
（三）朝鲜人
除了中日两国文人的笔谈之外，本书还收录了朝鲜修信使金宏集与何如璋、黄遵宪的笔谈。
金宏集（1842—1896），本名金弘集，为避清高宗讳而改为金宏集，字敬能，号道园。1880年作为修信使访日，带回黄遵宪的《朝鲜策略》，成为朝鲜开化运动的积极推进者。后任左议政，三度出任总理大臣，推动官制改革、断发令及废除科举等，1896年被民众所杀，谥号忠献。
1880年8月，朝鲜任命礼曹参议金宏集为修信使。一行共有58人，包括别遣汉学堂上李容肃、军官前中军尹雄烈、书记司宪府监察李祖渊、书记前郎厅姜玮等，其中有不少人为日后的朝鲜开化运动做出了重要贡献。一行于1880年8月11日抵达东京，滞留近一个月，与于9月8日（八月四日）离开东京，9月15日（八月十一日）返回釜山港。
在日期间，金宏集与何如璋、黄遵宪共进行了6次笔谈，为弥补笔谈不能尽意之憾，何如璋命黄遵宪撰写《朝鲜策略》以赠之，这些笔谈资料（“大清钦使笔谈”）及《朝鲜策略》皆收录于金宏集的《修信使日记》。笔谈原件今已不存，《修信使日记》则有两个版本：其一为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辑的《韩国史料丛书》第九卷所收之翻刻本[24]，其二为高丽大学中央图书馆编《金弘集遗稿》所收《修信使日记》[25]，乃影印高丽大学中央图书馆所藏之抄本。本编以《金弘集遗稿》所收《修信使日记》影印本为底本，参校国内所整理的有关何如璋、黄遵宪与金宏集的笔谈数据。
以上是有关本书[26]笔谈主要参加者及笔谈资料情况的介绍，至于笔谈中出现的其他人物，请参考各编注释；而有关编校时的注意事项，则请参阅各编的“编校说明”。
四、笔谈资料的文献价值
如上所述，中日韩东亚三国文人，以东京为舞台，以笔谈为手段，以汉诗汉文为纽带，展开了多种方式的文化交流。其情其景，宛如一幅幅画卷，跨越一百四十年左右的时空，一一呈现在我们面前。
毋庸置疑，本书所收的笔谈数据具有巨大的文献价值，它不仅可为近年来陆续刊行的《黄遵宪全集》、《何如璋集》等补充大量文献资料，而且还是我们研究何如璋、张斯桂、黄遵宪、沈文荧等首届驻日公使馆员外交、思想、文学、史学、学术、生活等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堪称明治初期东亚外交及文化交流研究的资料宝库。
（一）笔谈资料与外交
1.笔谈资料与琉球归属交涉
首届驻日公使何如璋面临的最大外交课题，便是琉球的归属交涉问题。
琉球群岛位于中国台湾省和日本之间，作为独立王国存世五百余年。1372年，明太祖朱元璋派杨载招抚琉球的中山、山北、山南三国，三国开始朝贡，成为明王朝的藩属国。自此直至清末的五百年间，中国共向琉球派遣册封使24次，其中明代16次，清代8次，一直维持者宗主国与藩属国的册封朝贡关系。1609年，日本萨摩藩主岛津家久出兵入侵琉球，掳走国王尚宁，一方面对琉球加强控制，另一方面又允许其继续对清朝纳贡，由此形成对中日的“两属”局面。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强制推行“琉球处分”，于1872年废除琉球国而设琉球藩，要求琉球停止向中国朝贡。琉球国王派使者向清廷求援，由此展开中日之间有关琉球归属的外交交涉。
本书所收的笔谈数据之中，《大河内文书》中的笔谈倾向于追求所谓风雅之交，远离政治外交。与此相对，《宫岛文书》中的笔谈则带有某种搜集情报的功能，将其与宫岛有关琉球的私人日记《养浩堂私记》[27]加以比照，其特色更加明显。《养浩堂私记》详细地记录了有关琉球归属交涉时的内幕，可作为本书第二编的背景说明。一方面，宫岛通过诗文酬酢，与何如璋、黄遵宪、沈文荧等公使馆员结成了深情厚谊；另一方面宫岛又充分利用这种私交身份，将所获的清廷有关琉球交涉的最新情报，迅速传达给大久保利通、岩仓具视等明治高官，成为明治政府掌握清廷动态的主要线索之一。[28]
由于宫岛具有深厚的汉文修养，利用笔谈等方式可与何如璋、黄遵宪等人自由交流，日本外务省曾考虑让他负责对华接待工作，据宫岛《养浩堂私记》卷二：“顷者，外务省有内谕，愿采用余为清国应接之差”云云，但宫岛经过斟酌后认为：“予亦自左院废院以来，深考时势，轻举妄动，贪一时之荣利，素非所好。况今日与清国公使谈话，乃两国交欢之始，仅皮肤之谈而已。其心术如何，却在闲谈交际之中，今若公开供职于外务省，他日有事之时，却不免嫌忌。”[29]与大久保利通商量后，谢绝了外务省的工作。大久保告诉宫岛：“闲谈之交际，反而可为政府谋求利益”，并要求宫岛“今后只管注意两国之协和，致力于两国和平。”就这样，此后宫岛利用其与公使馆成员个人私交甚厚的特殊身份，主动充当起为明治政府提供清政府动态的情报员的角色。
《养浩堂私记》最早记述公使馆员对琉球问题的态度始于1878年12月1日：“十二月一日，访清公使何如璋笔谈，颇有关系于东洋，不啻琉球一事，以记之”（原文为汉文）。笔谈中，何如璋主要谈到俄国南下所带来的威胁，主张中、日、朝应携手防俄。最后，何如璋才附加指出：
顷者照贵外务，告琉球之事，外务未有答。中东本宜唇齿相依，此球在中东之间颇好，若有谬落外人之手，则忽为东洋祸根，今之时不可不有两便之法，如何？[30]
对此，宫岛批注曰：“此般何公使始言琉球之事，盖球人诉何公使乎？”而据《大河内文书》，十日前的11月21日，琉球使馆曾派尚姓和毛姓使者造访公使馆[31]。
其实，早在公使一行路过神户时，就曾有琉球使者马兼才（亦称与那原良杰、与那原亲方）求见，带来琉球国王尚泰密敕，伏地痛哭，恳请公使出手救琉球[32]。
此处所谓照会，乃指10月7日（九月十二日），为抗议明治政府阻止琉球向中国进贡，何如璋向日本外务卿寺岛宗则提出的照会，其中使用了较为强烈的措辞：“今忽闻贵国禁止琉球进贡我国，我政府闻之，以为日本堂堂大国，谅不肯背邻交欺弱国，为此不信不义、无情无理之事。”[33]日本政府故意回避阻止琉球向中国进贡、企图吞并琉球的事实，而指责何如璋上述措辞为“假想之暴言”[34]，要求向日方作出道歉，一时中日交涉陷入僵局。[35]
1879年2月26日，何如璋再次照会日本外务省，要求重开交涉，但外务省不予理睬，反而进一步加快吞并琉球的步伐。对于明治政府的强行措施，何如璋一方面向李鸿章及总理衙门报告，另一方面也利用宫岛的特殊身份，作为与明治政府交涉的一个窗口。为此，特派黄遵宪与沈文荧造访久病初愈的宫岛，据《养浩堂私记》卷二记载：“三月一日[36]，清使馆黄参赞遵宪、沈知州文荧来访，笔话颇剧谈球事，余答辩太苦”（原文为汉文），足见当时的紧张气氛。
笔谈中，沈文荧提出因日本将要实行“废琉置县”，因此公使馆员皆准备撤出日本，返回本国。进而黄遵宪指出：
郡县之说，新闻纸所言不足尽凭。然贵政府若有事于球，非蔑球也，是轻我也。我两国修好条规第一条即言：“两国所属邦土，务各以礼相待，不可互有侵越。”条规可废，何必修好？故必绝聘问，罢互市。吾辈不得不归也。”[37]
黄遵宪援引《修好条规》第一条，驳斥日本吞并琉球是对中国邦土的侵犯。沈文荧还威胁道：“今贵邦政府贪其地而不顾理之是非，将来用兵而致祸患，仆甚不解其惑也。”暗示中方对此可能付诸武力。
3月10日，宫岛将此笔谈呈递给右大臣岩仓具视，岩仓态度未有改变，告之如下：
庙堂之议，今日已定。今若踟蹰此事，则先年大久保之施行，亦不成前后顺序，如此则除断然废藩、如内地一般施政外，别无他策。此笔谈非谈寻常文事，于国事颇有巨大干系，作为内部机密，惟可示以主管参议一人，烦请誊写一部。
对此，宫岛要求岩仓为其保守秘密：“若此事外露，则有失清人交际之道，万请予以保守机密。”[38]
3月11日，日本政府派遣松田道之率领警察和军队奔赴琉球，27日松田抵达琉球，宣布废除琉球藩而设置冲绳县，要求31日前接管琉球王宫“首里城”。4月4日，明治政府通告全国实行“废琉置县”，5日任命锅岛直彬为冲绳县首任县令。5月27日，将琉球国王尚泰移居东京，琉球王国遂至灭亡。
正当中日两国琉球交涉陷入僵局之时，1879年6月，美国前总统格兰特（Ulysses Simpson Grant，1822—1885）周游世界，途经中国前往日本，李鸿章便委托其居中调停。格兰特6月2日从北京出发，21日到达长崎，7月3日抵达横滨。而宫岛则通过与沈文荧的频繁笔谈，最早获取了格兰特受清廷委托居中调停的情报。
6月20日，宫岛访问何如璋，感到何公使对于日方的废琉置县“不能心平气和”（《养浩堂私记》卷二）。7月18日[39]，宫岛再次来到公使馆，沈文荧笔谈中不小心透露出格兰特来日的目的：“彼驻北京一月，我政府托球事于彼，彼来贵邦，为我作排解，仆辈望之。”对此宫岛内心大喜，在《养浩堂私记》中写道：
以上笔谈事件，颇为紧要，就中美国格兰特受清国之托，为其周旋球事，实乃紧要中之紧要，若非沈氏之雅量，绝不至对外泄漏。若黄遵宪为其机要枢纽之人，从未透露过有关格兰特调停之片言只语。
得知这一秘密情报后，宫岛迫不及待地报告右大臣岩仓具视。
岩仓右府大喜，曰：今格兰特将琉球之事奏陈圣上，又忠告政府，然不知其乃受清廷之请愿而为其周旋。今得此言，实需仔细考虑，则我须先采取措施。[40]
7月12日，明治政府指派伊藤博文、西乡从道、吉田清成为接待使，陪同格兰特参观日光、箱根等地。其间，伊藤等人劝说格兰特放弃支持中国的立场。8月19日返京后，岩仓具视、大隈重信、吉田清成又多次拜访格兰特下榻的延辽馆，反复陈述日方对琉球问题的态度。
8月16日，宫岛再次访问公使馆，与沈文荧笔谈。其目的是“此时格兰特自日光归，想必有事告清公使者，欲试探其间情况”。但沈文荧告诉他：“既彼居间，且俟其复音。刻下亦无事，俟彼回来再看。”20日，宫岛“面见岩仓右府，详谈沈文荧之密话，且听其机密之政略。”[41]虽然“机密之政略”为何，我们不得而知，但岩仓一定在对宫岛继续获取公使馆机密问题上，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后来，中日双方为琉球分岛方案移至北京展开激烈交涉，宫岛与何如璋、黄遵宪等人的笔谈之中又恢复了往日的友好气氛。
当然，宫岛的这种努力一直持续到何如璋的离任之时。1882年2月16日，就在何如璋应召回国之前，宫岛提出了明治政府非常关注的问题。
宫岛：临别一言，如公与我则可谓千载之知己也。顷仆与一亲友深虑两国利害，说某大臣。大臣深嘉纳之，曰以琉球一事，决不至开祸端。于贵国也，此事不在世人所知，敢告之阁下。
子峨：两国绝不因此小事开大争端，我政府亦是此意。[42]
据《养浩堂私记》，此处所谓亲友乃指吉井友实，某大臣则指岩仓具视。宫岛在何如璋离任之际，渴望了解清政府对于日本吞并琉球后采取武力的可能性。何如璋则断然告诉宫岛，清廷不会为此大动干戈。对此，宫岛诚一郎在其《养浩堂私记》卷二末尾特地记道：
上述临别一言，实为关系两国之重大事件也。苟使何公使归国后注意此点，则两国苍生所得幸福岂鲜少哉！余五年之间，区区心曲，以结私交，所忧虑者，在此一点，此事关系外交机密，特戒泄漏。虽说宫岛不愿中日两国兵戈相见，但在琉球归属交涉过程中，却利用与公使馆员频繁笔谈的机会，千方百计刺探中方机密，将其迅速报告明治政府。何如璋归国之后，宫岛在与第二任驻日公使黎庶昌诗文交往之际，继续就琉球交涉为明治政府提供情报，给中国外交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43]
在研究明治初期的笔谈资料时，我们对此不可不察。
2.笔谈资料与朝鲜开国
1876年朝鲜被迫与日本签订《江华条约》，由此揭开了两国近代外交的序幕。自此直至1882年，李朝政府先后向日本派遣了四次修信使。尤其是于1880年派遣的以金宏集为首的第二次修信使，对近代朝鲜的开化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金宏集一行于1880年8月1日（六月二十六日）离开釜山，8月11日（七月六日）抵达东京。先后在日本滞留近一个月，于9月15日（八月十一日）返回釜山港。修信使的此行目的，主要是为解决如仁川开港、釜山关税赔偿、禁止谷物输出等两国间悬而未决的一些问题，并借机考察明治初期日本的开化情况。然而，由于金宏集并未携带“全权委任状”以及明治政府的交涉态度缺乏诚意，致使此行在外交上并未取得有效进展[44]，而金宏集在与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副使张斯桂、参赞黄遵宪等人的交流中，就关税问题及国际形势等交换了意见，学习到西洋的《万国公法》及势力均衡等有关知识，并带回黄遵宪的《朝鲜策略》，对其后的开化运动产生深远影响。金宏集的《修信使日记》及《宫岛文书》中的笔谈数据，为我们了解《朝鲜策略》的诞生过程提供了便利。
修信使抵达东京后十天即8月20日（七月十五日），何如璋派参赞黄遵宪与翻译杨枢前往一行下榻的浅草本愿寺，拜会金宏集。见面伊始，黄遵宪便转达了何如璋急于会晤金宏集之意。金宏集答复翌日便去拜见何公使。接着，黄遵宪阐述了他对中朝关系及国际形势的看法：“朝廷与贵国休戚相关，忧乐与共。近来时势，泰西诸国日见凌逼，我两国尤宜益加亲密。”[45]金宏集同意黄遵宪对国际时势的精辟分析，表示希望得到中国的庇护。
次日，金宏集前往公使馆拜会何如璋。寒暄完毕后，何如璋单刀直入地问金宏集来日的目的，金宏集仅作简单回答。8月23日（七月十八日），何如璋与张斯桂来到金宏集寓所回访，询问金宏集有关谒见明治天皇的日期以及与明治政府会谈、订约的情况。何如璋向金宏集介绍了日本与西洋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情形，并表示将设法取得日本与西方列强议改的约稿，以供金宏集作参考。
8月26日（七月二十一日），金宏集再次来到公使馆，与何如璋会谈。此前，金宏集已经阅读了何如璋提供的日本与西方列强议改的条约稿，因此谈话围绕着“通商”进行。何如璋力劝朝鲜对外通商，说明只要关税能够自主，此乃“有益无损之事”，并详细地介绍了西方的关税保护办法。此外，何如璋再次谈到俄国南下所带来的巨大威胁，并提出联合美国、实行对外通商的对策。对此，金宏集认为要改变推行多年的闭关锁国政策，实非容易之事，便回答道：“敝国事务，未可遽议交涉。”会谈之后，何如璋担心笔谈不能尽意，便命黄遵宪起草《朝鲜策略》一文。
9月6日（八月初二），黄遵宪携带刚刚完稿的《朝鲜策略》，来到金宏集寓所，金宏集对此表示感谢：“见示册子，万万感铭，胜似逢场笔话多矣。”黄遵宪还说，对于“禁输出米”和“定税则”二事，何公使尚有一二意见，但来不及在《朝鲜策略》中阐述，并就通商及关税自主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对于金宏集所言“我国读书人，皆以为通商为不可”，黄遵宪回答道：“今日尚欲闭关，可谓不达时务之甚！仆策中既详及之，请归而与当局有力者，力主持之，扶危正倾，是在君子！”
9月7日（八月初三），金宏集来公使馆辞行，临别之际，何如璋告知俄国海军大臣率领的十五艘军舰已停泊在珲春，形势紧张，建议朝鲜联合日本、美国，以抵御俄国。何如璋还告诉金宏集：“近日情形甚急，如阁下归国，众论稍通，请飞函告我，当相谋一善法也。”对此，金宏集爽然答应。
9月8日（八月初四），金宏集一行离开日本返国复命。通过与何如璋、黄遵宪等人的笔谈，金宏集对朝鲜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并发现朝鲜面临着许多重大问题，回国后须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
《朝鲜策略》的主要内容是，外交方面为防止俄国南下，朝鲜应“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以图自强而已”。而在内政方面，则应通过“结约、通商、富国、练兵”以自强，这充分地体现了黄遵宪对明治初期日本社会的观察与思考。[46]
1880年9月，金宏集将黄遵宪的《朝鲜策略》带回国后，立即上呈给高宗。11月3日（十月一日），金宏集被擢升为吏曹参议。1881年2月，朝鲜仿照中国制度，设立统理机务衙门，下设交邻、军事、边政、通商、机械、船舰、语学等司，迈出了内政改革的第一步。同月，金宏集被任命为统理机务衙门经理。其后，朝鲜于1882年分别与美、英、德等国缔结修好通商条约。
由此可见，金宏集在日本与何如璋、黄遵宪的笔谈及其带回的《朝鲜策略》，对十九世纪后期的朝鲜开国产生了深远影响。[47]
（三）笔谈资料与文化交流
王宝平教授曾将甲午战争前的中日文化交流归纳为以下四种形式：1.笔谈，2.唱和，3.序跋，4.书信[48]。可以说，正是这种以汉字为纽带的跨越国界的风雅之交，构成了汉字文化圈内文化交流的一道道亮丽风景。
本书所收的笔谈资料，囊括了上述笔谈、唱和、序跋、书信全部四种形式，包含大量的汉诗酬唱、诗文切磋、序文跋语、采风问俗、学术探讨、日常琐事等。由于涉及面极为广泛，全面而系统的研究且待来日，今仅择其要而言之。
1.汉诗酬唱
由于清廷派驻日本的外交官员大多是文人学者，能诗善文，因此公使馆员与日本汉学家之间的汉诗酬唱，就成为聚会时不可或缺的一道风景。
如1878年4月16日，大河内辉声邀请何如璋、张斯桂、黄遵宪等公使馆员，与日本友人加藤樱老、内村绥所等人一道，来到东京著名的赏花胜地——墨江（即隅田川）的向岛赏花。席间，饮酒赏乐，酬唱不断，何如璋、张斯桂、黄遵宪、廖锡恩、王治本、王藩清、大河内皆有诗作，诚如何如璋和诗所言“飞觞不惜醉蒲桃，海外看花第一遭”，堪称中日交流史上的一大佳话。
另如1878年6月14日，宫岛诚一郎设家宴招待何如璋、张斯桂、黄遵宪、沈文荧等公使馆员，并邀请重野成斋、三浦安、青山延寿等汉学家同席。席间，宫岛即兴赋诗，沈文荧、黄遵宪、何如璋继而唱和，其中尤以黄遵宪的和诗最具代表：
舌难传语笔新通，笔舌澜翻意未穷。
不作佉卢蟹行字，一堂酬唱喜同风。[49]
这种用汉字笔谈，赋汉诗传情，正是汉字文化圈内文人雅会的独特风景。
1880年8月29日，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邀请朝鲜修信使金宏集、李祖渊、姜玮，及何如璋、黄遵宪等人相聚于东京飞鸟山暧依村庄。据《宫岛文书》中的笔谈数据记载，此日“三国文士，欢饮挥毫，正午来会，到晚始散”，颇为热闹。在此三国文人欢聚、尽情交流的值得纪念时刻，黄遵宪趁着酒兴作诗曰：
满堂宾客，三国之产，更无一人，红髯碧眼，
纸笔云飞，笙歌雨沸，皆我亚洲，自为风气；
人生难得，对酒当歌，今我不乐，复当如何？
纵横战国，此乐难得，奚怪有人，闭关谢客。[50]
诗中充分表达了作者对东亚三国文人欢聚一堂的兴奋之情，并流露出对“红髯碧眼”的西方列强欺凌东亚的不满。席间，宫岛诚一郎还与姜玮连手创作《散步暧依村庄赋》诗一首：
素心兰馥郁，可以订交情。（宫岛）
一去沧溟滴，何由急远程？（姜玮）[51]
可见，汉诗酬唱已成为三国文士尽情交流、增进感情的重要推进剂。
2.诗文切磋
无论是王治本与大河内辉声，还是黄遵宪与宫岛诚一郎，都是通过诗文切磋，互相帮助，结成了莫逆之交。可以说，大河内定稿的每一首诗，都是王治本精心删改的产物；而宫岛诗集的编辑，也凝聚着公使馆员的心血。
据笔谈资料可知，宫岛诚一郎常将自己的诗文稿送至公使馆成员传阅，恳请为其批改评点，何如璋、张斯桂、黄遵宪、沈文荧，以及应邀赴日作短暂游历的王韬，都曾参与过评点工作。在黄遵宪等人的协助下，宫岛于1882年将自己的诗集编成《养浩堂诗集》五卷刊行。在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宫岛诚一郎文书》中，收入两种尚未刊行的手稿本《养浩堂诗集》，一为“《养浩堂诗集》乾、坤，黄、沈二氏点削”[52]；一为“《养浩堂诗集》一、二，黄公度、沈梅史、王紫诠评阅”[53]。翻阅后可以发现，较之沈文荧、王韬等人的评阅，黄遵宪对宫岛诗文的修改远要认真仔细，其评语也多切中要害。下面就据笔谈资料，稍举数例说明。
1879年10月24日，黄遵宪致函宫岛诚一郎，对其诗作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意见，认为此二本诗作皆不宜编入诗集，可谓出自挚友的肺腑之言：
大稿经一再读过，此二本殊少佳作，披沙拣金，偶一见宝耳。谬以鄙见，辄为删弃，其余未动笔者，仆皆以为可删，然未敢自信，冀吾子更请他人阅之耳。狂妄之罪，不敢求谅，惟恃至爱，乃敢出此言也。[54]
1880年1月31日，黄遵宪又致函宫岛，以中国古代著名诗人杜甫、陆游之例，告诫宫岛诗作必须去芜存精：
大著拜读一过，此卷尚少名篇，以工部诗圣，亦以中年以后为佳，可知少作未易存耳。《四库目》论陆放翁，讥其作诗太多，故伤冗滥，通人当知其意，无俟仆喋喋也。[55]
黄遵宪一方面对宫岛的诗文创作要求甚严，另一方面对于自己的作品，也虚心向宫岛诚一郎等日本友人求教。来日两年后，黄遵宪撰就《日本杂事诗》，请宫岛等日本汉学家代为修改。如1879年4月16日，宫岛拜访公使馆时，黄遵宪将《日本杂事诗》上卷50首抄录后，请求宫岛改正其中的错误，宫岛谦虚地回答道：“仆才薄识卑，何以遽望改削君之诗，若有事实谬误者，则少改之耳。”对此，黄遵宪则说道：
是诗数日间我兄改定，亟以次卷呈上，仆俟兄阅毕后，以示青山、龟谷二子，仆是诗恐贻方家之笑，然意在纪事，故拙亦不辞。仆居此，多有知其不工者，若执此种为诗以律敝国人，以为大概如此，则敝国文士便当攘臂而起，诟骂仆不置也。
（中略）
望痛改之，极斥之，仆读君诗，尚谬评如此，况君施于仆乎。仆平生无他长，唯可闻近，能服善，区区所窃自许者。再俟一月，当比别钞一册存尊处，有友来都可请正。[56]
据本书笔谈数据可知，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在完成后，曾请宫岛诚一郎、青山延寿、龟谷省轩、冈千仞等日本友人为其修改。
《日本杂事诗》于1879年刊行后，受到中日两国文人学者的极大赞誉，石川鸿斋在《日本杂事诗跋》中惊叹道：“上自神代，下及近世，其间时世沿革，政体殊异，山川风土，服饰技艺之微，悉网罗无遗。而词彩绚烂，咀英嚼华，字字征实，无一假借”，并对黄遵宪的才能佩服之至：“公度来日未及二年，而三千年之史，八大洲之事详确如此，自非读书十行俱下，能如此乎？”我们在称赞黄遵宪博学多才、虚心好学的同时，也不应忘记宫岛诚一郎、青山延寿、龟谷省轩、冈千仞等日本汉学家们所给予的帮助。
3.提供资料
众所周知，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乃近代中国人研究日本的名著，其初稿则编纂于驻日期间。然而黄遵宪任参赞官只有四年多时间，又不通日本语言，因此要编纂一部像《日本国志》（四十卷五十万言）这样包罗日本历史各个方面的史书，殊非易事。特别是在典章制度方面，因史料匮乏，甚至令日本史学家亦望而却步，知难而退。冈千仞就曾告诉黄遵宪说：“此事水户史官所欲为而不能为，盖无足以供史料者也。蒲生君亦有此志，中途而止，亦坐无史料耳”[57]，黄遵宪亦在《日本杂事诗》中叹道：
“兵刑志外征文献，深恨人无褚少孙”。即使如此，黄遵宪还是决心效仿褚少孙续补《史记》，完成《日本国志》的编撰工作。
可以说，正因为黄遵宪周围聚集了一大批硕学鸿儒，可以随时为他提供各种帮助，才得以克服因语言不通而造成的巨大障碍。黄遵宪之所以能够完成《日本国志》这部巨著的撰写工作，是与这些汉学家的鼎力相助密不可分的。据本书的笔谈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在黄遵宪编撰《日本国志》的过程中，曾得到宫岛诚一郎、青山延寿、石川鸿斋、龟谷省轩、重野安绎、冈千仞等汉学家的有力帮助。他们都曾在修史馆任职，具有很高的史学素养，熟悉相关史料，通过笔谈可以随时为黄遵宪解疑释难，提供帮助。对此笔者曾撰文论之，不再赘述。[58]
4.其他
除了上述交流外，笔谈资料中尚有大量介绍中国文化的记录。如《大河内文书》中，何如璋、沈文荧、王治本等皆向日本友人详细介绍过清代的科举取士制度。另外，1881年12月12日，何如璋还应宫岛诚一郎之请，介绍清朝的爵赏制度，为宫岛制定日本宫内勋爵制度提供了参考。
1878年9月6日，黄遵宪还在与石川鸿斋、大河内辉声等日本友人的笔谈中，极力推荐《红楼梦》:
《红楼梦》乃开天辟地、从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说，当与日月争光，万古不磨者。恨贵邦人不通中语，不能尽得其妙也。
（中略）
论其文章，直与《左》、《国》、《史》、《汉》并妙。[59]
这是中国人首次向外国人公开推介《红楼梦》，将其定义为“开天辟地、从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说”，堪与《左传》、《国语》、《史记》、《汉书》等古典名著并驾齐驱，给予高度评价。
本书所收各编笔谈资料，还有大量关于中日双方生活风俗的记载，涉及碑帖、围棋、饮食、服饰等方方面面，为我们研究中日民俗提供了宝贵资料。
总之，笔谈数据是一座研究近代中日甚至东亚文化交流的丰富宝藏，需要我们从各个角度去探讨。
（本文除前言部分外，乃刘雨珍编校《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撰写的“前言”，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第十二章 黄遵宪《朝鲜策略》中的日本因素
一、前言
黄遵宪（1848—1905）的朝鲜观主要见于1880年所撰的《朝鲜策略》一文，《朝鲜策略》不仅对朝鲜的开化运动产生深远影响，而且宣告近代东亚社会进入了一个全所未有的新局面，对近代东亚的国际政治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朝鲜策略》诞生于1880年（中国光绪六年，日本明治十三年，朝鲜高宗十七年）的清朝驻日公使馆，它是由中国驻日参赞黄遵宪奉公使何如璋（1838—1891）之命，为面临列强武力叩关、但依然闭关锁国的朝鲜而撰写的重要策略性文章，是中韩两国年轻外交官黄遵宪与金宏集[60]（1842—1896）聚首东京的结果，也可谓中日韩三国近代文化交流的直接产物，在东亚文化交流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迄今中日韩三国有关《朝鲜策略》的研究多集中于朝鲜开化史、中日
韩关系史、国际政治等几个方面[61]。本文则从近代中日韩三国文化交流的视角出发，利用新发现的何如璋、黄遵宪、金宏集、宫岛诚一郎等人的有关笔谈资料，对《朝鲜策略》中所体现的外交思想及自强策略展开论述。本文共分四章，第一章利用笔谈资料，梳理中日韩近代文化交流与《朝鲜策略》诞生的前后经过，第二章论述《朝鲜策略》中所展现的防俄联亚的外交思想，第三章探讨迄今为止尚未研究的《朝鲜策略》自强策与黄遵宪的日本研究名著《日本国志》的内在联系，第四章阐明《朝鲜策略》的影响与意义。
二、《朝鲜策略》的诞生背景
1876年朝鲜被迫与日本签订《江华条约》，由此揭开了两国近代外交及文化交流的序幕。自此直至1882年，李朝政府先后向日本派遣了四次修信使。尤其是于1880年派遣的第二次修信使，对近代朝鲜的开化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62]
1880年8月，李朝政府任命礼曹参议金宏集为修信使。一行共有58人，包括别遣汉学堂上李容肃、军官前中军尹雄烈、书记司宪府监察李祖渊、书记前郎厅姜玮等，其中有不少人为日后的朝鲜开化运动做出了重要贡献。[63]
修信使一行于1880年7月5日（旧历五月二十八日，下同）辞别高宗，8月1日（六月二十六日）乘坐日本汽船“千岁丸”离开釜山，8月11日（七月六日）抵达东京。先后在日本滞留近一个月，于9月8日（八月四日）离开东京，9月15日（八月十一日）返回釜山港。修信使的此行目的，主要是为解决如仁川开港、釜山关税赔偿、禁止谷物输出等两国间悬而未决的一些问题，并借机考察明治初期日本的开化情况。然而，由于金宏集并未携带“全权委任状”以及明治政府的交涉态度缺乏诚意，致使此行在外交上并未取得有效进展[64]，而金宏集在与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副使张斯桂、参赞黄遵宪等人的交流中，就关税问题及国际形势等交换了意见，学习到西洋的万国公法及势力均衡等有关知识，并带回黄遵宪的《朝鲜策略》，对其后的开化运动产生深远影响。以下就据金宏集的《修信使日记》[65]及《宫岛诚一郎文书》[66]中有关何如璋、黄遵宪、金宏集与宫岛诚一郎等人之间的笔谈记录，对《朝鲜策略》诞生前后的具体情形稍作梳理。
修信使抵达东京后十天即8月20日（七月十五日），何如璋派参赞黄遵宪与翻译杨枢前往一行下榻的浅草本愿寺，拜会金宏集。见面伊始，黄遵宪便转达了何如璋急于会晤金宏集之意：“今日初见，春风蔼然，使人起敬，第不知滞留此间，为多少日？钦使何公，亟欲图晤，从容半日，畅彼此怀抱，不审何日乃得暇？使仆敬请命。”金宏集立即表示，翌日便去拜见何公使。接着，黄遵宪阐述了他对中朝关系及国际形势的看法：“朝廷与贵国，休戚相关，忧乐与共。近来时势，泰西诸国，日见凌逼，我两国尤宜益加亲密。”并指出：“方今大势，实为四千年来之所未有，尧舜禹汤之所未及料，执古人之方，以药今日之疾，未见其可。”金宏集同意黄遵宪对国际时势的精辟分析，表示希望得到中国的庇护：“敝国僻在一隅，从古不与外国毗连。今则海舶迭来，应接戛戛，而国小力弱，未易使彼知畏而退，甚切忧闷。然所恃者，惟中朝庇护之力。”黄遵宪欣赏金宏集对中国的态度，但并不赞同其依赖中国庇护的意见，指出：“今日之急务，在力图自强而已。”对此金宏集深表赞同：“自强二字，至矣尽矣，敢不敬服？”[67]
次日，金宏集前往公使馆拜会何如璋。寒暄完毕后，何如璋表示：“我朝与贵国，义同一家。今日海外相逢，尤为亲密，彼此均不拘形迹。”接着单刀直入地问金宏集来日的目的：“使节之来，闻有大事三，不知既与日本外务言之否？”对此，金宏集仅作了简单的回答：“使事，概为报聘，书契中有定税一事而已。”黄遵宪立即劝道：“钦使何公，于商务能悉其利弊；于日本事能知其情伪。有所疑难，望一切与商。我两国如同一家，阁下必能鉴此。”金宏集则解释说：“仆来此，大小事，专仰钦使指导，而形迹亦不能存嫌，所以稍迟迟，庶谅此意。”接着，黄遵宪开门见山地问及朝鲜与日本所签订的条约稿：“贵国与日本所缔条约，仆未见。汉文稿能饬人抄惠一份，感谢不已。”[68]金宏集表示愿意照办，并表示非常仰慕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希望一见，且问及执笔中的《日本国志》将有多少卷。黄遵宪答应赠送《日本杂事诗》数部与金宏集，并告诉《日本国志》系与何如璋同著，卷帙浩博，预计将达三十卷，但未完稿。
8月23日（七月十八日），何如璋与张斯桂来到金宏集寓所回访，询问金宏集有关谒见明治天皇的日期以及与明治政府会谈、订约的情况。何如璋向金宏集介绍了日本与西洋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情形：“近日此间方拟与泰西各国议改条约，其议改之意，在管理寓商及通商税则各事。其稿极详细，亦极公平，大略系西洋各国通行之章程，若各国通商均照此行，固无所损也。”[69]并表示将设法取得日本与西方列强议改的约稿，以供金宏集作参考。
笔谈中，何如璋问金宏集有关俄国人的最新动向：“顷俄人在贵国图们江口一带，经营布置，究竟情形如何？”金宏集对此却毫无所知，便向何请教应付的办法。何如璋告诉金宏集可采取均势之法：“近日西洋各国，有均势之法。若一国与强国邻，惧有后患，则联各国，以图牵制，此亦目前不得已应接之一法。”[70]
8月26日（七月二十一日），金宏集再次来到公使馆，与何如璋会谈。此前，金宏集已经阅读了何如璋提供的日本与西方列强议改的条约稿，因此谈话围绕着“通商”进行。何如璋力劝朝鲜对外通商，说明只要关税能够自主，此乃“有益无损之事”，并详细地介绍了西方的关税保护办法。此外，何如璋再次谈到俄国南下所带来的巨大威胁：“现西人竞言功利，而俄人横暴，如战国虎狼之秦。闻其近年于图们江口一带，极意经营，且本年又增设水师于东海。此事大为可虑，迟则生变。我朝与贵国，谊同手足一家，殊难漠然也。”并提出联合美国、实行对外通商的对策：“愚见俄时颇急，现海内各国，惟美系民主之国，又国势富实，其与列国通好，尚讲信义，不甚图占便宜。此时彼来善求通商，若能仿此间议改之约稿，与之缔立条规，彼必欣愿。如此，则他国欲来通商者，亦必照美国之约，不能独卖，则一切通商之权利，均操在我，虽与万国交涉，亦有益无损之事，此万世一时之机会，不可失也。”对此，金宏集认为要改变推行多年的闭关锁国政策，实非容易之事，便回答道：“敝国事务，未可遽议交涉。”[71]会谈之后，何如璋担心笔谈不能尽意，便命黄遵宪起草《朝鲜策略》一文。
8月29日（七月二十四日），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1842—1917）邀请金宏集、李祖渊、姜玮，及何如璋、黄遵宪等人相聚于东京飞鸟山暧依村庄[72]。据一同参加聚会的宫岛诚一郎的笔谈资料记载，此日“三国文士，欢饮挥毫，正午来会，到晚始散”，情形颇为热闹。金宏集对前日陪同一行参观浅草文库的宫岛表示感谢，何如璋则称赞宫岛“深重同洲之谊，所虑深且远”。宫岛回答道：“仆自何公使之东来，相交尤厚且久矣。其意专在联络三国而兴起亚洲。今先生之来，若同此志，则可谓快极！”[73]自从何如璋、黄遵宪等来日以后，宫岛经常来往使馆，或切磋诗文，或讨论时事，推心置腹，无所不谈。宫岛悉心保存的与何如璋、黄遵宪等公使馆员们的大量笔谈资料，为我们研究东亚近代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资料。[74]
在此三国文人欢聚、尽情交流的值得纪念时刻，黄遵宪趁着酒兴作诗道：
满堂宾客，三国之产，更无一人，红髯碧眼，
纸笔云飞，笙歌雨沸，皆我亚洲，自为风气；
人生难得，对酒当歌，今我不乐，复当如何？
纵横战国，此乐难得，奚怪有人，闭关谢客。[75]
落款曰“庚辰八月黄遵宪醉书应栗香先生属，时在暧依村庄。”诗中充分表达了作者对东亚三国文人欢聚一堂的兴奋之情，并流露出对“红髯碧眼”的西方列强欺凌东亚的不满。[76]
宫岛还拿出自己的汉诗稿《养浩堂诗集》，请金宏集在卷末题跋。金宏集难以推辞，回答说：“尊意难孤，谨当于卷尾书数字署名，以为他日替面之契矣。”9月1日（七月二十七日），宫岛再次来访时，金宏集欣然为其撰写了跋文。[77]
席间，宫岛还与姜玮联手创作《散步暧依村庄赋》诗一首：
素心兰馥郁，可以订交情。（诚一启承）
一去沧溟滴，何由急远程？（姜玮转结）
兴犹未尽的姜玮又“续题求正”、作诗一首曰：
燕去无遗影，人归有远情。
此心朝暮遇，不必恨修程。[78]
可见当日三国文士欢聚一堂的气氛极为融洽。
此外，《大河内文书》中的“韩人笔话”一卷，还保留着大河内辉声及龟谷省轩等与金宏集、李容肃、李祖渊、姜玮等人的笔谈记录，笔谈日期分别为8月17日、18日、19日、31日以及9月5日、6日等。[79]
9月6日（八月初二），黄遵宪携带刚刚完稿的《朝鲜策略》，来到金宏集寓所，说道：“仆平素与何公使商略贵国急务，非一朝一夕，今辄以其意见，书之于策，凡数千言。知阁下行期逼促，恐一二见面，不达其意，故迩来费数日之力草，虽谨冒渎尊严上呈，其中过激之言，千万乞恕，鉴其愚而怜其诚，是祷。”金宏集对此表示感谢：“见示册子，万万感铭，胜似逢场笔话多矣。”黄遵宪还说，对于“禁输出米”和“定税则”二事，何公使尚有一二意见，但来不及在《朝鲜策略》中阐述，并就通商及关税自主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对于金宏集所言“我国读书人，皆以为通商为不可”，黄遵宪回答道：“今日尚欲闭关，可谓不达时务之甚！仆策中既详及之，请归而与当局有力者，力主持之，扶危正倾，是在君子！”[80]
9月7日（八月初三），金宏集来公使馆辞行，临别之际，何如璋告知俄国海军大臣率领的十五艘军舰已停泊在珲春，形势紧张，建议朝鲜联合日本、美国，以抵御俄国。何如璋还告诉金宏集：“近日情形甚急，如阁下归国，众论稍通，请飞函告我，当相谋一善法也。”[81]对此，金宏集爽然答应。
9月8日（八月初四），金宏集一行离开日本返国复命。通过与何如璋、黄遵宪等人的笔谈，金宏集对朝鲜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并发现朝鲜面临着许多重大问题。此后，金宏集及其带回的《朝鲜策略》对19世纪后期的朝鲜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82]
三、《朝鲜策略》与黄遵宪的东亚联合思想
（一） 《朝鲜策略》的外交思想
《朝鲜策略》的中心思想，简而言之，即为防止俄国南下入侵，建议朝鲜采取“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以图自强”的外交政策。文章开篇即分析来自俄国的威胁：
地球之上有莫大之国焉，曰俄罗斯。其幅员之广，跨有三洲，陆军精兵百余万，海军巨舰二百余艘。顾以立国在北，天寒地瘠，故狡然思启其封疆，以利社稷。自先世彼得王以来，新拓疆土既逾十倍。至于今王，更有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其在中亚细亚，回鹘诸部蚕食殆尽。天下皆知其志之不小，往往合纵以相拒。土耳其一国，俄久欲并之，以英法合力维持，俄卒不得逞其志。[83]
文中指出俄国“有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系借用贾谊《过秦论》中的名句[84]，将当时不断对外扩张的俄国比作战国时期终灭六国的强秦，阐述其对亚洲各国所构成的巨大威胁：
俄既不能西略，乃幡然变计，欲肆其东封。十余年来，得桦太洲于日本，得黑龙江之东于中国，又屯戍图们江口，据高屋建瓴之势。其经之营之，不遗余力者，欲得志于亚细亚耳。朝鲜一土，实居亚细亚要冲，为形胜之所必争。朝鲜危，则中东之势日亟。俄欲掠地，必自朝鲜始矣。（中略）然则策朝鲜今日之急务，莫急于防俄。防俄之策如之何？曰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以图自强而已。
文中分析道，仅仅十余年间，就从日本手中获得桦太、从中国手中攫取黑龙江以东大片土地的俄国，下一步的侵略对象必然是朝鲜，因此朝鲜所面临的最大课题就是防俄。而防俄的基本策略，就是“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以图自强而已”。
接着，黄遵宪分别阐述了“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这一外交思想的具体内容：
1）亲中国
《朝鲜策略》首先指出，中国东西北三面与俄国接壤，地大物博，占据亚洲形胜，“天下以为能制俄者莫中国若”。并从地理位置、文化政教相近等角度，论述了中朝之间的友好情谊及历史上形成的宗藩关系，指出朝鲜“非独文字同、政教同、情谊亲睦”，且“形势毗连，拱卫神京，有如左臂，休戚相关而患难与共。”朝鲜危，则会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安全，因此朝鲜一旦有事，中国必会竭力保护。黄遵宪认为，朝鲜亲中国，是防止俄日入侵的最根本的有效措施，“务使天下之人晓然于朝鲜与我谊同一家，大义已明，声援自壮。俄人知其势之不孤而稍存顾忌，日人量其力之不足敌而可与连和”。从后来的自强策中我们亦可看出，黄遵宪所说的“亲中国”，其目的还是欲加强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
2）结日本
《朝鲜策略》指出，从地理角度来看，除中国之外，日本与朝鲜最近，“日本苟或失地，八道不足自保；朝鲜一有变故，九州、四国亦恐非日本能有。故日本与朝鲜实有辅车相依之势”。日本、朝鲜同时面临来自俄国的巨大威胁，因此黄遵宪力劝朝鲜应从维护亚洲大局的角度，与日本结盟，捐弃前嫌，化敌为友，共御强俄。
在《朝鲜策略》中，黄遵宪还以问答论难的方式，与反对者展开辩论，反复强调指出：明治维新后日本虽有倡导征韩论者，但目前力量不足，加之中国示意力在必争，故日本必有所顾忌。再则，朝鲜的保国之道，不在闭关拒盟，而在于发展自身的实力。
3）联美国
《朝鲜策略》对美国抱有一种幻想，认为美国刚刚独立，没有领土野心，“其与中国立约十余年来，无纤芥之隙。而与日本往来，诱之以通商，劝之以练兵，助之以改约，尤天下万国之所共知者。”在黄遵宪看来，美国处处表现出作为民主国家的雍容大度。又因其“商务独盛”，故特别希望东亚保持和平局面，有利其开展贸易。《朝鲜策略》劝朝鲜主动与其订约，并“引之为友邦之国”。
当然，上述防俄联亚的思想，并非黄遵宪所独有，更应视作首届驻日公使馆员们的共同认识。
（二）何如璋“防俄联亚思想”的形成及其影响
1880年11月18日（十月十六日），何如璋在致总署函中曾指出：
先是，朝鲜金使之将来，如璋欲劝令外交，荷蒙总署指示，又素知北洋李爵相屡经致书劝谕，而近来南洋岘庄知府亦主此议。因于其来也，危词巽语，面为开导，渠颇觉悟。复虑言语未通，不能尽意，中亦有如璋碍难尽言者，因命参赞黄遵宪作一《朝鲜策略》，设为问答论难之辞，先告以防俄，而防俄在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以图自强。即今所谓册子是也。[85]
由此可知，《朝鲜策略》是在公使何如璋的授意下由黄遵宪执笔而成的，其中所提出的“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的防俄思想，自然也就反映出何如璋的外交思想。只是何如璋作为公使身份，不便公开抛头露面，因此《朝鲜策略》最终才以“广东黄遵宪私拟”的私人撰写名义转呈朝鲜国王。何如璋本人则在致总署函的附件中，提交《主持朝鲜外交议》，强调要加强与朝鲜的宗藩关系。[86]
那么，何如璋的上述防俄联亚思想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早在该年5月21日（四月十三日），何如璋在致总署函中，便“合一切传闻之词”而作出“窃以为高丽之患，不在日本，而在俄罗斯”的论断[87]。而从当时何如璋附记的《与日外务卿寺岛问答节略》中可以看出，其防俄思想相当程度上受到英国驻日公使巴夏礼（ Harry Smith Parkes，1828—1885）以及日本外务卿寺岛正则（1832—1893）等人的影响。[88]
另据《宫岛诚一郎文书》中的有关笔谈资料，早在明治11年（1878
年）12月1日，何如璋就在与宫岛诚一郎的笔谈时，大谈东亚形势，指出将来亚细亚的最大威胁来自俄国。由于当时中国正就伊犁问题与俄国展开交涉，笔谈中何如璋告诉宫岛：“今朝廷派钦差大臣于俄国，以当其事，其人姓崇名厚”。清政府派遣崇厚作为钦差大臣前往俄国谈判归还伊犁问题，是在1878年6月22日。
当时围绕俄国对亚洲所形成的威胁，何如璋坦陈了自己的看法：
诚曰：将来亚细亚之大势如何？
何曰：熟察亚洲大局，将来为我大害者，非英、非德、非澳，唯一俄国也。俄真虎狼之国。其作祸先发端于朝鲜，朝鲜一跌，中土则危；中土危，则贵国亦危，不可不思也。
诚曰：朝鲜近状如何？
何曰：固守旧法，不好通商。视我中土，颇极谨恪，奈何力不足敌俄。
诚曰：今朝鲜不好通商，其势不免固陋。然我之防俄，籍以为干城，却似为得策，如何？
何曰：不然。防俄之策，却在劝彼使为通商。劝其通商，宜以英法人为之。何也？英法通商而入朝鲜，俄必与之拮抗。若使英法牵制俄国，则中东之祸庶得少迟。故曰亚洲安危在朝鲜，朝鲜一跌，则亚洲之势忽变，诚可寒心。近俄国新胜土鲁古（土耳其——引者），非唯英惧之，德亦实惧之。可知伯（柏）林之一会，英德通策以平均俄之力也。俄所得既不足偿其所失，不得不发愤于外，此般亚汗（阿富汗——引者）之战，无乃非其兆乎？今英国开亚汗之战，其力固难保不败，如英败则欧洲大局立失平均，于是乎俄纵强暴之势，骎骎然转方以迫我亚洲，我亚洲陷危地也必矣。此事决不出十年。及今之时，精练军舰、甲兵，以待他日之变，犹可及也。[89]
由此可知，早在1878年底，何如璋就将俄国视为最大的威胁，并言及朝鲜一国不足以抵抗俄国，需要引进英法势力以达到抗衡俄国的目的，这可谓《朝鲜策略》外交思想的最早体现。
四个月后的1879年3月2日，就在中日两国为琉球归属问题展开激烈交涉时，黄遵宪与宫岛诚一郎也曾谈到联亚抗俄的问题：
公度：我政府隐忍台役，即为维持亚洲大局起见。近日李爵相且驰书朝鲜，告以日本之可亲，俄人之可畏，且欲合纵两大，驱逐诸小，勿辱欧人之辱也。今贵国必欲绝好，吾亦无可奈何，不得已而应之。言及此，岂惟慨叹，实痛哭流涕之事也。李伯相之贻朝鲜书，即何公使以告伯相者。伯相之书：何公使到日本，知日本于朝鲜非能利土地人民，实欲联络亚洲大局云。
宫岛：过日窃与何公使论亚洲之大局，颇有益于敝国，想当有益 于贵邦。今俄国之势隐然并吞亚洲（黄遵宪旁注：朝鲜亦在其中）。贵邦危则敝国亦危，敝国危则贵邦亦或危。今日之势，唇齿相持，维持亚洲也。可不深畏乎！（下略）[90]
由上述笔谈资料可知，无论公使何如璋、还是参赞黄遵宪，都抱着“联络亚洲大局”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又影响到李鸿章对朝鲜政策的最终决策。
（三）黄遵宪的东亚联合思想
那么，除了上述何如璋影响的因素之外，黄遵宪自身的东亚联合思想又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呢？
早在1879年刊行的《日本杂事诗》初版本中，有感于日本在1875年签订的《桦太·千岛交换条约》中以牺牲桦太而换取千岛群岛一事，黄遵宪就曾表达过对日本北方领土安全的担忧：
一洲桦太半狉榛，瓯脱中居两国邻。
罗刹黑风忽吹去，北门管钥付何人？[91]
黄遵宪认为，日本把桦太（库页岛）交给俄国，就等于将北方大门的钥匙交由俄国人控制。而俄国得到桦太后，就可进一步巩固其在远东的侵略基地，为其日后南下入侵打下基础。因此，黄遵宪提醒日本要警惕沙俄的侵略野心。
另外，黄遵宪在应邀参加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开学典礼时，曾作诗献给有栖川炽仁亲王，表达了自己对于亚洲各国辅车相依、共同富强的美好愿望：
同在亚细亚，自昔邻封辑。譬若辅车依，譬若犄角立。
所恃各富强，乃能相辅弼。同类争奋兴，外侮自潜匿。
解甲歌太平，传之千万亿。[92]
诗中，黄遵宪将中日两国比作唇亡齿寒、辅车相依的关系，希望两国共同富强，维护亚洲的和平。
黄遵宪的这种希望东亚联合的美好愿望，即使在甲午战争失败、日本要求中国签定屈辱的《马关条约》之时，也没有完全破灭。在题为《马关纪事》的诗中，黄遵宪写道：
既遣和戎使，翻贻骄倨书。改书追玉玺，绝使复轴车。
唇齿相关谊，干戈百战余。所期捐细故，盟好复如初。（其一）
蕞尔句骊国，群知国必亡。本图防北狄，迁怒及西皇。
患转深蝉雀，威终让虎狼。弟兄同御侮，莫更祸萧墙。（其五）[93]
第一首虽然前半部分讽刺日本拒绝中国使者的高傲态度，但后半部分还是期待着两国兵戎相见后，作为唇齿相依的近邻，“所期捐细故，盟好复如初”，能够捐弃前嫌，和平共处。
第五首吟诵甲午战争后的朝鲜半岛局势，本来希望共同联合起来，防止北部沙俄的入侵，不意日本迁怒于中国，挑起战端。黄遵宪担心这种“螳螂捕蝉、不知黄雀在后”的做法，最终会使拥有虎狼之心的俄国坐收渔翁之利。因此他希望“弟兄同御侮，莫更祸萧墙”，东亚应该像弟兄一样，不要自我残杀，而应团结起来。
虽然黄遵宪留下了《悲平壤》、《东沟行》、《哀旅顺》、《哭威海》、《台湾行》（均见《人境庐诗草》卷八）等大量有关甲午战败的悲愤之作，但由上述《马关纪事》组诗可以看出，黄遵宪自始至终都抱有东亚联合起来防俄抗俄的这一思想。
可惜，此后的历史证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所推行的大陆政策走的却是吞并琉球，侵占朝鲜，进而侵略中国的道路，与黄遵宪的美好愿望完全背道而驰。作为明治初期的年轻外交官，黄遵宪对此缺乏足够的警惕和认识，不可不谓是一大遗憾。
四、《朝鲜策略》的自强策及其与《日本国志》的关联
如果说黄遵宪的上述外交策略，还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公使何如璋的外交思想的话，那么，关于朝鲜国内的自强策略，则可以说更多地体现出黄遵宪自身对近代中日韩三国进行仔细观察与努力思考的结果。由前述黄遵宪与金宏集的笔谈可知，《朝鲜策略》的撰写时期，正值黄遵宪编纂《日本国志》的初稿时期，因此《朝鲜策略》中所提出的“结约、通商、富国、练兵”等自强策略，也就充分反映了黄遵宪本人对明治初期日本社会的观察与思考。这种对明治日本观察与思考的成果，一方面直接反映在《朝鲜策略》的自强策略之中，另一方面又在1887年完稿的《日本国志》中得到进一步的深入和发展。以往有关《朝鲜策略》的研究，几乎都集中在探讨其外交思想，本章则对《朝鲜策略》中所展现的自强思想与《日本国志》的内在联系进行探讨。
黄遵宪来日后的第二年即1878年，目睹了明治维新后所日本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在与日本友人广泛开展交流，以及对日本社会进行深入调查的基础上，萌生出撰写《日本国志》的念头。但由于此项工作规模宏大，需要耗费大量时日，于是作为前期准备工作，黄遵宪首先于1879年夏完成了《日本杂事诗》初版本154首的撰写工作。金宏集一行来日之际，黄遵宪正全力以赴投入《日本国志》的资料搜集及初稿编辑工作。至1882年3月黄遵宪驻日任期届满，调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时，黄遵宪曾在赠别日本友人的诗中咏道：“海外偏留文字缘，新诗脱口每争传。草完明治维新史，吟到中华以外天。”[94]前者所谓“新诗”乃指《日本杂事诗》，后者“明治维新史”则指《日本国志》。但驻美3年半时间，由于各种事务繁忙，无暇对原稿进行修改。直到1885年秋，黄遵宪乞假回乡，决心完成《日本国志》的编纂事业，经过两年呕心沥血的艰苦努力，终于在1887年夏完成了近代中国的日本研究名著《日本国志》，并于1895年底正式刊行[95]。
《日本国志》共40卷50余万言，除卷首中东年表外，全书共分12志，计国统志3卷，邻交志5卷，天文志1卷，地理志3卷，职官志2卷，食货志6卷，兵志6卷，刑法志5卷，学术志2卷，礼俗志4卷，物产志2卷，工艺志1卷。作者采用中国传统史书中的典志体裁，从各个角度对日本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系统而深入的介绍和研究，堪称一部研究日本的百科全书。特别是在介绍明治维新的制度改革方面，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官制、文化等各个层面，故黄遵宪亦称其为一部“明治维新史”。在介绍总结明治维新经验的同时，黄遵宪还史论结合，以“外史氏”名义共撰写评论31篇，在与中国的现状进行多角度对照比较的基础上，提出一系列先进的改革主张。
如前所述，黄遵宪为朝鲜所筹划的“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外交思想，其最终目的也就在于促使朝鲜对外开放，以图自强。而在黄遵宪提出的国内自强策中，最先提出的就是要立朝鲜自强之根本：
群疑既释，国事一定，于亲中国则稍变旧章，于结日本则亟守条规，于联美国则急缔善约，而即奏请陪臣常驻北京，又遣使居东京，或遣使往华盛顿，以通信息；而即奏请推广凤凰厅贸易，令华商乘船来釜山、元山津、仁川港各口通商，以防日本商人之垄断，又令国民来长崎、横滨，以习懋迁；而即奏请海陆诸军袭用中国龙旗为全国旗帜，又遣学生往京师同文馆习西语，往直隶淮军习兵，往上海制造局学造器，往福州船政局学造船，凡日本之船厂、炮局、军营，皆可往学；凡西人之天文、算法、化学、矿学、地学，皆可往学。或以釜山等处开学校，延西人教习，以广武备。诚如是，而朝鲜自强之基基此矣。[96]
以上所建议采取的措施，归根结底，就是要将朝鲜置于中国的保护之下，积极地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实现工业现代化，以立自强根基。黄遵宪认为，实行这种对外开放方针后，在“结约、通商、富国、练兵”等方面都是大有益处的。以下就分别考察一下《朝鲜策略》中所提出的“结约、通商、富国、练兵”等自强策略与《日本国志》的关联。
1.结约
首先，黄遵宪在《朝鲜策略》中，以中日两国皆是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威逼下被迫开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惨痛教训来警告朝鲜，力劝其在和平时期主动与西方立约通商：
盖于无事时结公平条约，一利也。中东两国与泰西所缔条约，皆非万国公例，其侵我自主之权，夺我自然之利，亏损过多，此固由未谙外情，抑亦威逼势劫使之然也。今朝鲜趁无事之时，与外人结约，彼不能多所要挟。即曰欧亚两土风俗不同、法律不同，难遽令外来商人归地方管辖，然第与之声明归领事官暂管，随时由我酌改，又为之定立领事权限，彼无所护符，即不敢多事；而其他决毒药输入之源，杜教士蔓延之祸，皆可妥与商量，明示限制。此自强之基一也。[97]
虽然黄遵宪对于当时西方列强的侵略野心认识尚有不足，以为朝鲜在无事时期与外国缔结条约，可以少受一些外人的要挟。但文中，黄遵宪也深刻认识到“领事裁判权”对中日两国社会的深刻影响。在《日本国志》“邻交志”下，黄遵宪首先介绍了日本与西方的交流史，然后对西方的治外法权进行了猛烈抨击：
泰西诸国，互相往来，凡此国商民，寓彼国者，悉归彼国地方官管辖，其领事官不过约束之，照料之而已。唯在亚细亚，理事得己国法审断己民，西人谓之治外法权，谓所治之地之外，而有行法之权也。（中略）而今日治外法权之毒，乃遍及于亚细亚。余考南京旧约，犹不过曰设领事官管理商贾事宜、与地方官公文往来而已，未尝曰有犯事者归彼惩办也。盖欧西之人，皆知治外法权为天下不均不平之政，故立约之始，犹不敢施之于我。迨戊午岁与日本定约，遂因而及我，载在盟府，至于今而横恣之状，有不忍言者。当日本立约时，幕府官吏未谙外情，任其鼓弄，而美国公使为定约稿，犹谆谆告之曰：此治外法权，两国皆有所不便，而今日不得不尔，愿贵国数年后急改之。其后岩仓、大久保出使，深知其弊，亟亟议改，而他国皆谓日本法律不可治外人，迁延以至于今。夫天下万国，无论强弱，无论大小，苟为自主，则践我之土即应守我之令。今乃举十数国之法律，并行于开港市场一隅之地，明明为我管辖之土，有化外之民干犯禁令，掉臂游行，是岂徒卧榻之侧，容人酣睡乎？[98]
文中，黄遵宪首先阐释了治外法权的定义，在简单介绍了西方治外法权的历史之后，指出“今日治外法权之毒，乃遍及于亚细亚”，并痛斥治外法权为“天下不均不平之政”，阐述其对中日两国之危害，并介绍明治维新后日本派遣岩仓使节团为修改条约而周游列国、但均遭拒绝的例子。由此可见，黄遵宪对朝鲜提出限制领事裁判权的对策，是为了防止朝鲜步中国和日本的后尘，免遭同样困境。
2.通商
其次，黄遵宪在《朝鲜策略》中强调指出通商有利于国家自强：
于通商亦有利焉。我亚细亚居天地正带，物产甚富。中国自唐宋以来，设市舶司，与人通商，所用金钱，皆从外国输入，数百年来，不可胜数。至于近日，金钱稍有流出，则以食鸦片烟之故也。日本受通商之害，则以易洋服、用洋货之故也。苟使不食洋药，不用洋货，则通商皆有利无害。朝鲜一国虽曰贫瘠，然其地产金银、产稻麦、产牛皮，物产固未尝不饶。吾稽去岁与日本通商之数，输入之货值六十二万，输出之货值六十八万，是岁得七八万矣。苟使善为经营，稍稍拓充，于百姓似可得利，而关税所入，又可稍补国用。此又自强之基也。[99]
黄遵宪指出，造成中国近来金银外流，是由于吸食鸦片之故。而日本受通商之害，则由于易洋服用洋货之故，因此，朝鲜若能戒鸦片，不用洋货，则通商有利而无害。他劝朝鲜发展本民族的商品生产来抵抗外国商品的输入。
在《日本国志》“食货志”六“商务”条中，黄遵宪着重阐明西方国家的商品输出导致金钱流出海外的严重危害：
逮夫今日，乃有祸患百倍于聚敛，至于民穷材尽，虽有圣贤，实莫如何者，是则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所不及料、所不及言者也。是何也？曰：金钱流出海外也。晚近之世，弱肉强食，以力服人者，乃不取其土地，不贪其人民，威迫势劫，与之立约，但求取他人之材，以供我用，如狐媚蛊人，日吸精血；如短蜮射影，日中其荼毒。以有尽之材，填无穷之欲，日朘月削，祸深于割地数杯、于输币百倍，于聚敛又不待言也。既明效大验者，印度则亡矣，埃及则弱矣，土耳其则危矣。欧洲大国，皆知其然，比惶惶然，合君臣上下，聚族而谋之。[100]
黄遵宪认为，抵御外国资本主义商品输入的最好办法，就是鼓励本国人民发展商品生产，并提出以下三种办法：
1）生财之道——加强本国产品的竞争力，争取扩大本国商品的出口额。“欲我国之产，广输于人国；则日讨国人，以训农，以惠工，于是有生财之道。”
2）抵御之术——尽量使本国产品能够满足本国市场的需要，以抵御外国商品的输入。“欲我国所需者，悉出于我国；不必需者，禁之绝之。必需者移种以植之，效法以制之。于是乎有抵御之术。”
3）保护之法——通过加重对进口税来限制外国商品的输入。“欲他国之产，勿入于我国，则重征进口货税，使物价翔贵，人无所利；于是乎有保护之法。”
黄遵宪进一步指出，如果不即使采取以上措施以抵抗外国商品输入，堵塞金银外流，则“十数年后，元气剥削，必将胥一国而为人奴矣。”通过对明治五年至十三年金银输出输入的比较，指出“日本与诸大国驰骋，而十年之间，流出金钱，乃逾亿万之多，其何以支？痛念兄弟之国，窘急若此，不禁为之太息而流涕也。”
3.富国
接着，黄遵宪在《朝鲜策略》中阐述通商可以富国的道理：
于富国亦有利焉。英国三岛止产煤炭，法国止产葡萄，秘鲁止产金银，皆以富闻于天下。他若印度之丝茶，古巴之糖，日本之棉，皆古无而今有，以人力创兴之，竟得大利。朝鲜土尚膏腴，物亦饶有，其人亦多聪明、善工作。（中略）苟使从事于西学，尽力以务材，尽力于训农，尽力于惠工，所有者广植之，所无者移种之，将来亦可为富国。又况地产金银，人所共知，若得西人开矿之法，随地寻觅，随时采掘，地不爱宝，民无游手，利益更无穹也。此又自强之基也。[101]
文中以英国、法国、秘鲁、印度、古巴、日本为例，来说明通商可以富国。黄遵宪指出：朝鲜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气候适宜，人民聪明勤勉，且矿藏丰富。力劝朝鲜采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开矿兴利，大力发展生产，实行“务材”、“训农”、“惠工”和鼓励种植的新政策，繁荣经济。
这种思想，在《日本国志》“物产志”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黄遵宪深刻认识到物产的兴衰关系到国家的强弱：
今海外各国，汲汲求富，君臣上下，并力一心，期所以繁殖物产者，若伊尹吕尚之谋，若孙吴之用兵，若商鞅之行法，其竭志尽力，与邻国争竞，则有甲弛乙张，此起彼仆者。其微析于秋毫，其末甚于锥刀，其相倾相轧之甚，其间不能以容发。
故其在国中也，则日讨国人，朝夕申儆，教以务材、力农、蓄工，于己所有者，设法以护之，加意以精之；于己所无者，移种以植之，加法以效之。广开农尚工诸学校，以教人有异种奇植，新器妙术，则摸其形绘其图，译其法而广传之。[102]
黄遵宪所提倡的“殖物产”，并非仅仅是发展农业生产，它既是蓄工之本，又是商业之源。他认为必须积极吸收外国先进技术和经验，还必须广开农商工学校，向国人传授各方面的科学技术知识。
4.练兵
最后，黄遵宪在《朝鲜策略》中强调指出，当今世界，日新月异，必须讲修武备，考求新法，实行军队现代化：
于练兵亦有利焉。（中略）今强邻交迫，日要挟我，日侮慢我。同一乘舟，昔以风帆，今以火轮；同一行车，昔以骡马，今以铁道；同一邮递，昔以驿传，今以电线；同一兵器，昔以弓矢，今以枪炮。使两军有事，彼有而我无，彼精而我粗，不及交绥，而胜负利钝之势既判焉矣！朝鲜既喜外交，风气日开，见闻日广，既知甲胄戈矛之不可恃，帆樯桨橹之无可用，则知讲修武备，考求新法，可以固疆圉、壮屏藩。此又自强之基也。[103]
在《日本国志》“兵志一”中，黄遵宪指出处于弱肉强食的激烈竞争环境下，必须使军队尽快实现近代化，以抵御西方列强的武力侵略：
况于今日之列国弱肉强食，耽耽虎视者乎。欧洲各国，数十年来，竞强角力，迭争雄霸，虽使车四出，敦雍容，而今日玉帛，明日兵戎，包藏祸心，均不可测。各国深识之士，处长治久安之局，不可终恃，皆谓非练兵无以弭兵，非备战无以止战。于是筑坚垒，造巨舰，铸大炮，日讨国人，朝夕训练，务使外人莫敢侮。东戎巴邱，则西城白帝，务使犬牙交错之国，度权量力，相视而莫敢发。
嗟夫！今日之事，苟欲禁暴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非讲武不可矣，非讲武不可矣。[104]
黄遵宪认为，在西方资本主义商品大量输入，帝国主义列强到处扩张侵略，占领殖民地，掠夺资源，奴役弱小国家人民的当今世界，要想求得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发展军事，建立强大的国防力量来抵御外来侵略。据此，黄遵宪提出向日本学习，改革兵制，采用西法练兵，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近代化常备军。在《日本国志》“兵志”中，黄遵宪指出“日本维新以来，颇汲汲于武事”，并详细地介绍了明治政府改革兵制的过程。
以上所述黄遵宪为朝鲜提出的自强策略，概括起来，就是希望朝鲜对外实行开放，主动与西方各国订约通商，尽量减少条约中的不平等因素，争取获得较大的主动权。对内则厉行改革，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发展民族经济，加强国防，最终实现自立自强。如此则不但可以避免如波兰、越南、印度、土耳其受瓜分之危，而且欧亚诸大国，必欲与之合纵拒俄，此时朝鲜将会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些自强思想虽然在《朝鲜策略》中还只是雏形，未能形成一种体系，但在1887年完稿的《日本国志》中，却得到极大的充实和完善。然而，黄遵宪撰成《日本国志》后，虽然将稿本抄写四份，一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一送李鸿章，一送张之洞，自存一份[105]，却并未得到清廷的应有重视。直到1895年底左右，《日本国志》才终于得以正式刊行。此时清廷已在甲午战争败于日本，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屈辱求和，出于对日本的了解以及改革自强的需要，人们开始认识到《日本国志》的巨大价值。据黄遵宪回忆，当时任总理衙门章京的袁昶曾喟叹道：若是《日本国志》能够早流布的话，就可省去对日赔款的二亿两银子！[106]
五、《朝鲜策略》的影响及其意义
1880年9月，金宏集将黄遵宪的《朝鲜策略》带回国后，立即上呈给高宗。10月2日，二人之间进行了如下对话：
金：清使亦以自强相勉矣。
国王：自强是富强之谓乎？
金：非但富强为自强，修我政教，保我民国，使外衅无从以生，此实富强之第一先务也。
国王：清使亦以俄罗斯为忧，而于我国事多有相助之意否？
金：臣见清使，几次所言，皆此事，为我国恳恳不已也。[107]
以上对话表明，黄遵宪在《朝鲜策略》中所提出的防俄联亚及自强思想等中心思想，已经引起高宗的高度重视。其后，高宗将其交给大臣们传阅讨论，得到了群臣的积极评价。李朝政府的最终结论是：
俄罗斯国处在北，虎视眈眈，天下畏之如虎，厥惟久矣。近年以来，每因中国及外各国文字，常以是为国忧。朝鲜壤界相接，安不知受其弊乎！今前修信使还，赍来中国人黄君册子，其言所谓《朝鲜策略》，自问自答，设疑设难，忧深虑远者，比前日所见各国文字，益加详密。虽未知其言皆当，亦安知非大加讲究于安不忘危之义乎！[108]
10月19日（九月十六日），金宏集自朝鲜致函何如璋，中言：“又黄公所赠《策略》一通，代为筹画，靡不用极，谨已一一归禀。敝廷莫不感诵大德，异声同叹。现众论虽未可曰通悟，殊不比往时矣。”[109]不久，黄遵宪在公使馆会见朝鲜国王特派密使李东仁时，李汇报说：“朝鲜朝议，现今一变。”[110]
1880年11月3日（十月一日），金宏集被擢升为吏曹参议。1881年2月，朝鲜仿照中国制度，设立统理机务衙门，下设交邻、军事、边政、通商、机械、船舰、语学等司，迈出了内政改革的第一步。同月，金宏集被任命为统理机务衙门经理。其后，朝鲜于1882年分别与美、英、德等国缔结修好通商条约。所有这些，都说明《朝鲜策略》对近代朝鲜的开化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
然而，《朝鲜策略》在获得李朝君臣积极评价的同时，也受到了守旧派的猛烈攻击。就在金宏集升任吏曹参议之日，兵曹正郎刘元植上疏曰：
朱夫子上接孔、孟，亲炙周、程，道炳千载，师表百世，虽蛮貊之邦，莫不遵奉为大贤。夫黄遵宪中国人，必无不知朱子之为斯文尊师。今于遣词之际，何患无证！乃以如彼耶稣、天主之秽，肆然凭据乎？[111]
朱子学在朝鲜被定为国教，而《朝鲜策略》在解释美国宗教问题时言：“至于美国所行乃耶稣教，与天主教根源虽同，党派各异，犹吾教之有朱、陆也。”
刘元植认为，面对如此“凶惨之句”，金宏集本应当面斥责，不应该欣然接受。他要求国王采取断然措施，但国王只是批示了“省疏具悉”四个字。次日，李朝政府宣布刘元植“阳托卫正之说，阴怀逞邪之计，摘出他国人文字，先诽讪朝廷，污蔑士林”，决定将其发配到边远地区。
1881年3月25日（二月二十六日），李晚孙等一万多名儒生聚集京城，向高宗伏阙请愿。他们联名上书道：
伏见修信使金宏集所赍来黄遵宪私拟一册之流传者，不觉发竖胆掉，继之以痛哭流涕也。[112]
这封名为《岭南儒生李晚孙等万人联疏》的请愿书攻击金宏集将《朝鲜策略》带回国内，同时攻击黄遵宪从事西学，尽力于“致材”、“劝农”、“通工”等主张。请愿书称：“材用农工，自有先王之良法美规。（中略）何尝舍先王之道，而从事于别样妙术耶！”请愿书痛斥黄遵宪曰：
彼遵宪者，自称中国之产，而为日本说客，为耶稣善神，甘坐乱贼之嚆矢，自归禽兽之同科。古今天下，宁有是理！[113]
要求国王发配一切传播西学的人士，销毁一切有关西学的书籍，“益明孔、孟、程、朱之教。”但是，高宗并未采纳李晚孙等人的意见，认为他们是断章取义，而误解了黄遵宪的意思，并在批语中驳斥了儒生们的迂腐无聊之见：“辟邪卫正，若借此而又烦疏举，是谤讪朝廷，岂何待之以士子而不之严处乎！”
4月7日（三月十九日），又有黄载显、洪时中二人上疏攻击《朝鲜策略》，要求将搜出后付之一炬。高宗将二人的奏章交付廷议。领议政李最应等一批大臣要求严惩，结果二人被发配到远恶岛屿。其后，李晚孙也被捕，被减死发配远恶岛屿，未篱安置。
上述有关是否应该接受《朝鲜策略》的争论，实际上是朝鲜是要对外开放还是继续闭关锁国的争论。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传统的闭关锁国已不可能，朝鲜的开化运动势不可挡。1881年5月，李朝政府派遣鱼允中、洪英殖等人作为绅士游览团来日考察。7月15日，黄遵宪访问宫岛诚一郎时，二人曾作如下笔谈：
宫岛：韩人数姓来都下，[鱼允中、洪英殖]，君相见否？曾闻李万孙为激昂之论，顷捕缚之，不知果真乎？
公度：频见韩人。仆尝读李万孙论，既赏其文章，复叹其人殊有忠爱之气，以为可惜在不达时变耳。前见韩人议论及此，仆劝韩廷拔用此人。自来倡锁港之论者，一变即为用夷之人。今日贵国显官即有前日放火焚英使馆脱走之人，因知李万孙辈将来大可用也。[114]
在此，黄遵宪一方面对李晚（万）孙的文章表示欣赏，认为有“忠爱之气”，另一方面又对他“不达时变”感到可惜。尽管如此，黄遵宪还是劝说朝鲜政府提拔他，认为它“将来大可用”，表现出其不记私仇的博大胸襟和超人气度。
六、结语
1891年，黄遵宪在英国伦敦任驻英参赞时，曾撰《续怀人诗》十六首（《人境庐诗草》卷七），用以怀念出使日本、美国期间所结识的各国人士，其十三曰：
绕朝赠策送君归，魏绛和戎众共疑。
骂我倭奴兼汉贼，函关难闭一丸泥。[115]
此诗虽《人境庐诗草笺注》本及《黄遵宪全集》本中的自注皆只有简单的五个字：“朝鲜金宏集”，然据高崇信、尤炳圻校点本《人境庐诗草》，其后还附有如下一段文字：“光绪六年，曾上书译署，请将朝鲜废为郡县，以绝后患，不从。又请遣专使主持其外交，廷议又以朝鲜政事向系自主，尼之。及金宏集使日本，余为作《朝鲜策》（原文如此），令携之归，劝其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彼国君臣集众密议，而闻者哗噪，或上书诋金为秦桧，并弹射及余，谓习圣教而变夷言，盖受倭奴之指使，而为祆教说法云”。[116]可知黄遵宪对《朝鲜策略》所引起的巨大反响十分熟知。诗中用典颇多，不易理解，现分别稍作说明。
首句“绕朝赠策”语出《左传》文公十三年，春秋时期晋国大夫士会逃亡秦国，为秦所用。晋人患秦之用士会，乃使魏邑的寿馀假装叛魏而入秦，以诱士会返晋。计谋得逞，士会欲行，秦国大夫绕朝赠之以策，曰：“子无谓秦无人，吾谋适不用也。”[117]此处用来比喻金宏集临行回国之际，黄遵宪赠之以《朝鲜策略》一事。
第二句“魏绛和戎”则语出《左传》襄公四年。魏绛为春秋时期晋国大夫，山戎前来媾和，晋悼公初不同意。于是魏绛陈述媾和有五利，提出与山戎媾和，致力中原，最终得到晋悼公的采纳[118]。显然，此处用以指《朝鲜策略》中所提出的“结日本，联美国”等外交主张。
第三句“倭奴”与“汉贼”，钱仲联在《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分别引《新唐书》东夷传“日本，古倭奴也。”及《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119]误。此处应指黄遵宪被骂为日本的走狗及中国的卖国贼之意。
末句“函关”指函谷关，难闭一丸泥，语出《后汉书》隈嚣传，王元说服隈嚣用兵坚守函谷关，以拒刘秀[120]。此处则谓朝鲜深处当时的国际环境，要想做到闭关锁国，实在是难上加难。
应该说，本诗及自注的内容将当时黄遵宪对朝鲜的态度展现得一览无余。虽然送给金宏集的《朝鲜策略》招致了朝鲜国内不少守旧派的强烈反对，但在早先一步放眼看世界的黄遵宪看来，闭关锁国绝不可行，朝鲜应打开国门，对外开展多方外交，对内则锐意改革，以图自强。由此意义而言，《朝鲜策略》无论是对于朝鲜的对外开放还是内政改革来说，都是一部具有深远意义的策略性文章，在东亚文化交流史上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
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由于何如璋、黄遵宪的“东亚联合思想”受其所处环境的日本因素所制约，尚带有较强的文人外交官的时代烙印，未能深入洞察明治日本所具有的侵略本质，给历史留下了巨大遗憾。
（本文为2007年9月9—10日由南开大学和大东文化大学主办的“近代化过程中东亚三国的相互认识”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大会论文，后收入李卓主编，刘岳兵、张玉来副主编：《近代化过程中东亚三国的相互认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6—446页，收入本书时有增补。）
第十三章 《大河内文书》刊行的文化史意义
2014年底，“东亚笔谈文献整理与研究”入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课题负责人：现浙江大学王勇教授，项目号：14ZDB070）。以此为契机，笔谈研究在中国开始崭露头角，诸多成果应运而生。[121]而在文献整理方面最受瞩目的成果，当属王宝平教授主编的《日本藏晚清中日朝笔谈资料：大河内文书》全八册。[122]
如书名所示，本书为收录大河内辉声与明治前期赴日的中国人、朝鲜修信使之间笔谈资料《大河内文书》的全纪录。该资料从前就在研究者之间广为流传，而这一次编者将大东文化大学图书馆、早稻田大学图书馆、高崎市赖政神社所藏的笔谈原本（部分为抄本）委托日本的专业公司制成彩色图片。本书全八册共计3785页，不仅仅是笔谈项目的中间成果，更是受惠于中国国家出版基金的重大工作，对学界大有益处。
大河内辉声（1848—1882）为原高崎藩主，姓源，亦称松平，号桂阁、墨水逸人。万延元（1860）年，由于其父大河内辉听去世，13岁的辉声继承了家督之位，于庆应三（1867）年被任命为陆军奉行助理，向法国军官夏诺安（Charles Sulpice Jules Chanoine，1835—1915）学习战术。废藩置县后成为华族，居住在浅草今户町的宅邸桂林荘中，沉迷于风雅之趣。明治十一（1878）年2月25日，始与位于芝增上寺月界院的清国公使馆中的公使何如璋、副使张斯桂笔谈交往，频繁拜访公使馆，开展与中国人的笔谈。正如改年2月28日创作的七言律诗之颈联“不假辩官三寸舌，只挥名士一枝毫”（《大河内文书》第三册，第1362页）所述，与翻译（辩官）相比，大河内更喜欢用笔谈进行交流。包括孩子和杂役在内，只要见到陌生面孔，就请求用笔谈进行交流。而且，为了便于理解当时笔谈的情况，大河内在回到家以后，会用红笔对笔谈者的姓名、地点、场景等进行细致地说明，编号之后精心保存起来。他也在笔谈中反复强调，这一目的是为了将笔谈记录作为传家宝留给后代。
发现这一规模庞大的笔谈资料，并将其首先介绍给学界的，是已故早稻田大学教授实藤惠秀。1964年，实藤惠秀教授将其中部分笔谈编译为《大河内文书——明治日中文化人的交游》（平凡社东洋文库），使得笔谈资料广为人知。其后，又与郑子瑜共同编著，刊行了《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早稻田大学东洋文学研究会1968年版），2005年中华书局出版《黄遵宪全集》时，将郑先生的最新改订版以《与日本友人大河内辉声等笔谈》为题收录其中。
正如大河内本人对朝鲜修信使所说，“仆藏清人笔话帖，已百有余卷”（《大河内文书》，第八册，第3647页），笔谈资料原有100卷以上，现存仅78卷76册。具体为，大东文化大学图书馆51卷50册，早稻田大学图书馆16卷16册，赖政神社6卷6册，实藤抄本5卷4册。以下对此笔谈资料进行简要梳理。
一、《罗源帖》:1875（明治八、乙亥）年9月3日至翌年8月22日，大河内辉声与来日画家罗雪谷之间的笔谈记录，现存十六卷。罗雪谷为清末画家，广东人，名清，字壶水，号罗浮山樵、雪谷道人。1871年赴日，1876年回国。
二、《丁丑笔话》:1877（明治十、丁丑）年7月7日至12月31日间的笔谈记录，现存七卷。笔谈者为大河内辉声与王治本、王藩清、王仁乾等赴日的民间文人。
三、《戊寅笔话》:1878（明治十一、戊寅）年1月2日至12月15日间的笔谈记录。现存25卷，缺第24卷。第6卷与第15卷的笔谈原本佚失，仅存实藤抄本。其笔谈者，日方除大河内辉声外，主要有石川鸿斋、龟谷省轩、增田岳阳、青山延寿、加藤樱老、森春涛等汉学家。中方除何如璋、张斯桂、黄遵宪、沈文荧等公使馆员外，上文提到的王治本、王藩清、王仁乾等民间文人也参与其中。
四、《己卯笔话》:1879（明治十二、己卯）年12月12日至12月31日间的笔谈记录。原有16卷，现仅存第15卷原本及第16卷实藤抄本两卷。笔谈者为大河内辉声、石川鸿斋、龟谷省轩等人与黄遵宪、沈文荧等公使馆员，以及上文提到的王治本、王藩清、王仁乾等民间文人。
五、《庚辰笔话》:1880（明治十三、庚辰）年1月日至5月26日间的笔谈记录。现存第一卷为实藤抄本，第二卷至第九卷为笔谈原本。笔谈者为大河内辉声、石川鸿斋、龟谷省轩等人与黄遵宪、沈文荧等公使馆员，以及上文提到的王治本、王藩清、王仁乾等民间文人。
六、《桼园笔话》:1880（明治十三、庚辰）年5月10日至翌年10月13日间的笔谈记录。17卷17册。笔谈者主要为大河内辉声与王治本（号桼园）。
七、《韩人笔话》:1卷1册。1880（明治十三、庚辰）年8月27日至9月6日间的笔谈记录。笔谈者为大河内辉声、龟谷省轩、石川鸿斋、王治本与赴日朝鲜修信使金宏集、随员李容肃、李祖渊、姜玮等。
八、《书画笔话》:1卷1册。以王治本为大河内辉声修改后的诗作为主。
在本书的开头，王宝平教授撰写长文“近代中日笔谈文献之瑰宝——《大河内文书》前言”，详细介绍了《大河内文书》一名的由来及本书的结构、发现者实藤惠秀教授、《大河内文书》的主人大河内辉声、笔谈的主要场所，以及《大河内文书》的特色、研究史概要、本书的出版经过等。另外，在第八册卷末，附有附录一“《大河内文书》佚存一览表”、附录二“《大河内文书》细目”、附录三“笔谈者小传及索引”，记载了诸多利于使用本笔谈录的指南信息。正如编者在序言中指出，虽说笔谈中一部分已然佚失，但在现存的笔谈中，论资料的庞大、整理的细致、内容的丰富、参加人数众多等方面，未有出《大河内文书》其右者。相信本书的刊行，定会对东亚文化交流的研究推进产生极大贡献。
翻阅本书后，便觉上述《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这一题目尚有美中不足之感。实际上，根据附录三的统计，在《大河内文书》中登场的中国笔谈者包含公使馆员及民间人士在内共58名，朝鲜修信使5名，日本参加人数总计共68名。其中不仅有石川鸿斋、冈千仞、增田贡、重野安绎、龟谷省轩、青山延寿、森春涛、依田学海、鹫津毅堂等有名的汉学家，还有与大河内辉声同为旧藩主的松平春岳、本多正讷，以及榎本武扬、胜海舟等幕臣，可见交流范围之广。在抛开政治纯粹进行文人交流这一点上，与《宫岛诚一郎文书》性质截然不同，在考察近代东亚文化交流上，显然是极为珍贵的资料。
例如，1878年4月16日，大河内招待来日不久的何如璋、张斯桂、黄遵宪等公使馆员在向岛赏花，日方陪同是加藤樱老和内邨绥所，众人享受日本料理与雅乐演奏，进行汉诗唱和等，气氛十分热烈。《戊寅笔话》第九卷第58话中，当日的笔谈占有相当的篇幅，正如何如璋公使吟咏的“海外看花第一遭”（《大河内文书》第四册，第1618页），本次赏花大会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其后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关于赏花的诗二首，关于梅若之墓的诗一首，都被认为是基于当日的体验写作的。
此外，在1878年9月6日的笔谈中，黄遵宪向石川鸿斋和大河内辉声盛赞了《红楼梦》，称“红楼梦乃开天辟地，从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说，当与日月争光，万古不磨者。（中略）论其文章，直与左、国、史、汉并妙”（《大河内文书》第五册，第1179页），将其置于与《左传》、《国语》、《史记》、《汉书》比肩的至高地位上。这一轶事作为最早向外国人介绍《红楼梦》的事例而闻名，黄遵宪在140年前，已然对《红楼梦》的文学价值进行高度评价，这一慧眼不得不让人叹服。
另外，在《韩人笔话》中，大河内辉声写道，“仆秘藏贵邦学士权菊轩氏与邦儒石川丈山笔话之帖，及邦儒林春斋与贵邦信使笔话之牒。仆欲历阁下之清鉴，赐跋文之撰”（《大河内文书》第八册，第3621—3622页）。秘藏权菊轩与石川丈山之笔谈，以及林春斋与朝鲜修信使之笔谈，请新修信使金宏集提跋文这一笔谈内容，显然是日韩文化交流史的珍贵记录。
实藤惠秀在《大河内文书》（平凡社东洋文库）的扉页上写道，“此乃明治时代，日本人与中国人开展笔谈的珍贵记录。谈文，论诗，询问民俗，尽述风流。是中国崇拜的最后写照，包含日中友好的诸多问题”，本书不仅仅是对近代中日，对于整个东亚的文化交流研究来说，亦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笔者于2010年底，曾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刊行《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上下两册[123]，收录了《与大河内辉声等笔谈》等六种笔谈资料。其中第一编《与大河内辉声等笔谈》不仅以压倒性的分量占有整体的五分之三，即便如此，翻刻完毕的也不足《大河内文书》的四分之一。期待通过笔谈课题的深入，全书的翻刻完成以及相关研究的下一步进展。
（原文为日文，题为「近代東アジアの筆談資料に不可欠な貴重資料——『大河内文書』刊行の文化史的意義」，载2018年10月发行的《东方》第452期，第28—31页，蒋静瑶译。）
注释
注释
[1]沈括撰、胡道静校注：《梦溪笔谈校证》，上海出版公司，1956年版，第3页。
[2]《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六次修订版。
[3]王晓秋：《海外文字缘——清代中日笔谈交流研究》，载香港浸会大学编《人文中国学报》第十六期，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08—609页。
[4]刘雨珍编校：《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上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5]参见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一章“中日始订修好条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9—44页。
[6]参见吴振清、吴裕贤编校整理：《何如璋集》卷二所收《使东述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5—82页。
[7]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清国钦差出使以来照会覆》。
[8]参见日本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文书》第十卷，日本国际联合协会1949年版，188—190页。然《日本外交文书》所引文字稍有不同，即国书钞稿中“二品顶戴升用翰林院侍讲”作“二品顶载 用翰林院侍讲用”，“三品顶戴”作“三品顶载”，名单中参赞官前尚有“正使 何如璋，副使 张斯桂”，“余隽”作“余携”，“任敬和”作“仁敬和”，无“又共其仆役二十八人”等字。
[9]参见王宝平：《甲午战前中国驻日翻译官考》，载《日语学习与研究》2007年第五期；阎立：《清末中国的对日政策与日语认识》第五章“清国首届驻日公使馆团与日语”，日本东方书店，2009年版，187—241页。
[10]钟叔河：《日本杂事诗广注》，《走向世界丛书》第五辑，岳麓书社，1985年版，793页。
[11]以上字号据吴振清、吴裕贤编校整理《何如璋集》“前言”，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学界著述多作“何如璋，字子峨”，而据1878年2月25日何如璋与大河内辉声笔谈原件中所作的自我介绍：“仆名如璋，字璞山，号子峨。”（见本书第一编“戊寅笔话”第三卷第23话），另据1878年10月15日何子纶与增田贡笔谈：“家兄号子峨”（见本书第五编二），可知“子峨”确非何如璋之字，乃其号也。
[12]详见龚缨晏：《张斯桂：从宁波走向世界的先行者》，载《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第21卷第六期，2008年11月。
[13]参见中国宁波网2010年7月1日《慈城发现100多年前出版的日语词典》。
[14]参见王宝平：《清季东渡文人王治本序跋辑存》，载《文献》2009年10月第四期。
[15]佐藤三郎：《关于〈日本纪游〉的作者》，载日本历史学会编：《日本历史》总143期，1960年5月。
[16]李筱圃：《日本纪游》（王晓秋标点、史鹏校订），见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五辑，岳麓书社，1985年版。
[17]黄遵宪：《中学习字本序》，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第241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18]引文皆见刘雨珍编校：《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第一编“与大河内辉声等笔谈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19]参见实藤惠秀、郑子瑜编校：《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实藤惠秀序”，收入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卷，中华书局2005年版，554—558页。
[20]刘雨珍编校：《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上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1]神户大学国际文化学部纪要《国际文化学研究》第三号，1994年11月。
[22]见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宫岛诚一郎文书》C12“清国公使笔谈”。
[23]见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宫岛诚一郎文书》C7，目录题作《栗香大人与支那人之问答录》。
[24]国史编纂委员会编：《韩国史料丛书》第九卷《修信使日记卷二（朝鲜策略）》，1985年版，160—171页。
[25]高丽大学中央图书馆编：《金弘集遗稿》所收《修信使日记》，高丽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306—313页。
[26]刘雨珍编校：《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上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7]《养浩堂私记》十册，见鱼住和晃：《宫岛家文书收录资料目录》（神户大学国际文化学部纪要《国际文化学研究》第三号，1994年11月）所收“一、缩微胶卷收录资料”之“2.《养浩堂私记》十册，宫岛诚一郎撰，手抄本”。
[28]详见刘雨珍：《〈宫岛诚一郎文书〉中的琉球交涉史料》，载中国史学会、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黄遵宪研究新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52—365页。收入本书第五编第一章。
[29]以下引用《养浩堂私记》，除标明原文为汉文外，均为作者自译。
[30]刘雨珍编校：《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69页。
[31]“桂阁：而那琉球先生姓名如何？公度：皆其使馆之官，一尚姓，一毛姓。桂阁：两人官系何职？公度：毛法司，尚耳目。”刘雨珍编校：《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72页。
[32]黄遵宪《续怀人诗》其一五：“东方南海妃呼稀，身是流离手采薇。深夜骊龙都睡熟，记君痛哭赋《无衣》。”自注曰：“琉球马兼才。初使日本，泊舟神户。夜四鼓，有斜簪颓髻、衣裳褴褛者，径入舟，即伏地痛哭，知为琉球人。又操土音，不解所谓。时复摇手，虑有倭人闻之。既出一纸，则国王密敕，为言今日阻贡，行且废藩，终必亡国。令其求救于使臣者也。”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30页。
[33]《日本外交文书》第十一卷125「十月七日 清国公使ヨリ寺島外務卿宛」，第271页。
[34]《日本外交文书》第十一卷126「十一月二十一日 寺島外務卿ヨリ清国公使宛」，第272页。
[35]详见米庆余：《琉球历史研究》第七章“中日交涉琉球归属问题”，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6]笔谈原件（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宫岛诚一郎文书》C9）之注记及《问答录》皆作“三月二日”。
[37]刘雨珍编校：《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74页。
[38]《养浩堂私记》卷二。
[39]《问答录》作8月4日。
[40]《养浩堂私记》卷二。
[41]《养浩堂私记》卷二。
[42]刘雨珍编校：《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94—595页。
[43]参见伊原泽周著：《从“笔谈外交”到“以史为鉴”——中日近代关系史研究》第一编第二章“论黎庶昌的对日外交——以琉球、朝鲜为中心”，中华书局，2003年版。
[44]参见河宇凤著、森山茂德译：《开港时期修信使的日本认识》，宫岛博史、金容德编：《近代交流史与相互认识Ⅰ》，日韩共同研究丛书2，（日）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1年版。
[45]刘雨珍编校：《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02页。
[46]详见刘雨珍：《黄遵宪〈朝鲜策略〉中的日本因素》，载李卓主编：《近代化过程中东亚三国的相互认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6—446页。
[47]参见郑海麟：《黄遵宪与近代中国》第三章“从《朝鲜策略》看黄遵宪的外交思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杨天石：《黄遵宪的〈朝鲜策略〉及其风波》，载《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3期。
[48]王宝平：《日本典籍清人序跋集》代前言“清季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视角”，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
[49]刘雨珍编校：《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53页。
[50]刘雨珍编校：《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52页。
[51]刘雨珍编校：《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52页。
[52]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宫岛诚一郎文书》E—27。
[53]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宫岛诚一郎文书》E—109。
[54]刘雨珍编校：《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06—507页。
[55]刘雨珍编校：《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32页。
[56]刘雨珍编校：《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80页。
[57]刘雨珍编校：《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上，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12—213页。
[58]详见刘雨珍：《日本国志》“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参见本书第四编第十六章及第十七章。
[59]刘雨珍编校：《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上，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12—213页。
[60]金宏集：又作“金弘集”，因其自身在与何如璋、黄遵宪等笔谈资料中皆作“金宏集”，故本文统一作“金宏集”。
[61]中国方面的主要研究论著有郑海麟：《黄遵宪与近代中国》第三章“从《朝鲜策略》看黄遵宪的外交思想”，三联书店1988年版；杨天石：《黄遵宪的〈朝鲜策略〉及其风波》，载《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3期，后收入杨天石著：《海外访史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夏晓虹：《揭示一段沉埋多年的历史真相——黄遵宪撰写〈朝鲜策略〉的缘起》，载《中华读书报》2000年8月16日版；魏明枢：《论黄遵宪的〈朝鲜策略〉》，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7卷第3期，2004年5月。日本方面的主要研究论著则有平野健一郎：《黄遵宪〈朝鲜策略〉异本校合——近代初期东亚国际政治中文化的交错》，载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国际政治研究》第129号，2002年2月。
[62]有关此四次修信使的活动行程及意义，参见河宇凤著、森山茂德译：《开港时期修信使的日本认识》，宫岛博史、金容德编：《近代交流史与相互认识Ⅰ》，日韩共同研究丛书2，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1年版。
[63]参见前注河宇凤著、森山茂德译：《开港时期修信使的日本认识》。
[64]参见前注河宇凤著、森山茂德译：《开港时期修信使的日本认识》。
[65]参见刘雨珍编校：《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第六编“与朝鲜修信使金宏集笔谈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66]参见刘雨珍编校：《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第二编“与宫岛诚一郎等笔谈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67]刘雨珍编校：《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02页。
[68]刘雨珍编校：《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03页。
[69]刘雨珍编校：《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04页
[70]刘雨珍编校：《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05页。
[71]刘雨珍编校：《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06—707页。
[72]暧依村庄为日本近代著名实业家涩泽荣一（1840—1931）的别墅，故址在今东京都北区飞鸟山公园内，现建有涩泽史料馆。
[73]刘雨珍编校：《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52页。
[74]关于宫岛诚一郎与黄遵宪等人的交友情况，详见本书第四编第十四章。
[75]刘雨珍编校：《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52页。
[76]1882年2月4日，宫岛诚一郎为任期届满、即将离日的何如璋、黄遵宪设宴饯别时，黄遵宪亦作诗道：“天下英雄君操耳，高谈雄辩四筵惊。红髯碧眼正横甚，要与诸君为弟兄。”此处亦表达了作者对红髯碧眼横行一世局面的不满，以及希望亚洲联合起来的美好愿望。参见刘雨珍编校：《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91页。
[77]跋文曰：“余得晤栗香先生数次，襟度渊雅，英华袭人，今读其《养浩堂集》，可谓诗若其人，不觉心折。临行书此，以志景仰。‘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为君一诵，黯然而已。鸡林归客金宏集拜识。”参见刘雨珍编校：《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55页。
[78]刘雨珍编校：《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52页。
[79]参见王宝平主编：《日本藏晚清中日朝笔谈资料：大河内文书》第八册所收“韩人笔话”，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
[80]刘雨珍编校：《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06—707页。
[81]刘雨珍编校：《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12页。
[82]参见郑海麟：《黄遵宪与近代中国》第三章“从《朝鲜策略》看黄遵宪的外交思想”（三联书店1988年版），及杨天石：《黄遵宪的〈朝鲜策略〉及其风波》（《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3期）等。
[83]《朝鲜策略》常见主要版本有：1.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修信使记录》，《韩国史料丛书》第九卷，1958年版；2.高丽大学中央图书馆编：《金弘集遗稿》，高丽大学出版部1976年版；3.赵一文译注《朝鲜策略》，建国大学校出版部；3.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文书》第十三卷 第389—394 页。关于《朝鲜策略》的各种版本，参见平野健一郎：《黄遵宪〈朝鲜策略〉异本 校合——近代初期东亚国际政治中文化的交错》，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国际政治研究》第129号，2002年2月。以下本文所引《朝鲜策略》据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51—258页。以下引文除特别注明外，均引自《朝鲜策略》。
[84]“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贾谊《过秦论》见《史记》陈涉世家，《汉书》陈胜传，《文选》卷51。
[85]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二卷，第438页。
[86]《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二卷，第439页。
[87]《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二卷，第403—405页。
[88]《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二卷，第403—405页。
[89]刘雨珍编校：《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68页。
[90]刘雨珍编校：《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75页。
[91]《日本杂事诗》其二十二（《人境庐诗草笺注》附录一，第1104页）。
[92]《陆军官学校开校礼成赋呈有栖川炽仁亲王》（黄遵宪著，钱仲联笺注：《人境庐诗草笺注》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41页。以下引用《人境庐诗草》时均据此版本，不特一一注明）。
[93]《马关纪事》（《人境庐诗草笺注》卷八，第676—681页）。
[94]《奉命为美国三富兰西士果总领事留别日本诸君子》其三（《人境庐诗草笺注》卷四，第337—342页）。
[95]关于《日本国志》的编纂过程及影响等，请参见刘雨珍：《日本国志》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以下引用《日本国志》原文时皆据此版本，不特一一注明。
[96]《黄遵宪全集》上，第255—256页。
[97]《黄遵宪全集》上，第256页。
[98]《日本国志》卷七“邻交志”下一，第88—89页。
[99]《黄遵宪全集》上，第256页。
[100]《日本国志》卷二十“食货志”六，第231页。
[101]《黄遵宪全集》上，第256页。
[102]《日本国志》卷三十八“物产志”一，第395页。
[103]《黄遵宪全集》上，第256—257页。
[104]《日本国志》卷二十一兵志一，第233页。
[105]钱仲联“黄公度先生年谱”光绪十三年条，《人境庐诗草笺注》第1195页。
[106]黄遵宪：《三哀诗·袁爽秋京卿》:“马关定约后，公来谒大吏。（中略）公言行箧中，携有《日本志》，此书早流布，直可省岁币。我已外史达，人实高阁置。我笑不任咎，公更发深喟。”（《人境庐诗草》卷十）
[107]《李朝实录》高宗卷十七，第128页。
[108]《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二卷，第445—446页。
[109]《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二卷，第452页。
[110]《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二卷，第437页。
[111]《李朝实录》高宗卷十七，第177页。
[112]《李朝实录》高宗卷十七，第183页。
[113]《李朝实录》高宗卷十七，第183—184页。
[114]刘雨珍编校：《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74页。
[115]《人境庐诗草笺注》，第586页。
[116]《黄遵宪全集》上，第130页。
[117]《左传》文公十三年：晋人患秦之用士会也，（中略）乃使魏寿馀伪以魏叛者、以诱士会，执其帑于晋，使夜逸。请自归于秦，秦伯许之。履士会之足于朝。秦伯师于河西，魏人在东。寿余曰：“请东人之能与夫二三有司言者，吾与之先。”使士会。士会辞曰：“晋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为戮，无益于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归尔帑者，有如河。”乃行。绕朝赠之以策，曰：“子无谓秦无人，吾谋适不用也。”关于策之解释，分为“马鞭”与“策书”两种，杜预注：“策，马檛。临别授之马檛，并示己所策以展情。”孔颖达疏：“服虔云：绕朝以策书赠士会。”
[118]《左传》襄公四年：（晋悼）公曰：“然则莫如和戎乎？”（魏绛）对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一也。边鄙不耸，民狎其野，穑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晋，四邻振动，诸侯威怀，三也。以德绥戎，师徒不勤，甲兵不顿，四也。鉴于后羿，而用德度，远至迩安，五也。君其图之！”公说，使魏绛盟诸戎，修民事，田以时。
[119]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卷七，第586页。
[120]《后汉书》隈嚣传：元遂说嚣曰：“今天水完富，士马最强，北收西河、上郡，东收三辅之地，案秦旧迹，表里河山。元请以一丸泥为大王东封函谷关，此万世一时也。”
[121]王勇主编，谢咏副主编：《东亚的笔谈研究》，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122]王宝平主编：《日本藏晚清中日朝笔谈资料：大河内文书》全八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
[123]刘雨珍编校：《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上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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