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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造假丑闻令日本制造业经历转型之痛
- 四、造假丑闻令日本制造业经历转型之痛
  - “神钢造假”具有企业自身的个体原因。
  - 传统日本制造业的根基其实已发生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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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廷璆等

四、造假丑闻令日本制造业经历转型之痛

2017年底，日本制造业领域爆出了一系列造假丑闻，尤其是日产汽车车检二十年造假、神户制钢篡改数据的十年造假，对日本制造业长期以来的质量神话形成巨大冲击。其实，近年来日本制造企业丑闻事件也早已司空见惯。仅2015年以来，就相继发生了东芝会计造假、东洋橡胶工业篡改抗震数据、旭化成捏造建筑打桩数据、三菱汽车伪造燃效数据、铃木汽车人为杜撰燃效数据，等等。一系列“不祥事”令长期津津乐道于“质量第一”的日本制造遭遇尴尬，其企业形象和品牌力必将受到重创。

毋庸置疑，一系列案件中的每个个案都会有不同的个体原因，但作为整体而言，其共性原因更是不容忽视的事实，那就是泡沫经济崩溃以来，传统日本企业的根基已经被动摇，而长期以来的企业转型也积累了诸多问题。造假丑闻正是日本制造业的转型之痛。

“神钢造假”具有企业自身的个体原因。

无论是日产与斯巴鲁的车检问题，还是三菱汽车与铃木的数据造假，每个企业被曝光问题其实都有其自身诸多的个体原因。以神钢为例，它首先受企业自身经营状况所影响。

创建于1905年的神户制钢所，迄今已有102年经营史。作为“百年老店”，神钢一直在标榜其企业伦理精神。2000年，它再次修订《企业伦理纲领》，重申要向客户“提供可以信赖的技术、产品和服务”。对于此次造假，神钢解释为“是生产车间为了赶工期、完成进度和生产目标才出此下策”。然而，只要分析一下公司经营近况，就可以发现很多深层问题。

其一，近年来神钢营业收入持续下滑，已从2008年21772亿日元，下跌至2016年的16958亿，而且，近两年还连续出现了200亿日元以上巨亏，主因是全球资源市场价格暴跌的影响。其二，“出事”部门是铝及铝部件、铜产品业务，这恰恰曾被视为神钢的“救命稻草”，是其盈利支柱所在。而且最近，由于汽车、飞机等商品在普遍进行轻量化措施，铝材需求呈大增之势。因此，为确保盈利源不受损，管理层明知数据有问题，也要遮掩而图蒙混过关。其三，企业内部治理也有严重问题。由于推行多元化战略，除钢铁之外，它广泛涉足焊接、铝铜、机械、工程技术以及电力等领域，但各业务部门之间的关联性相去甚远，导致了内部信息沟通交流不畅，造成闭塞隔阂。其四，研发投入不足也是重要原因，它直接导致企业技术进步受阻。2016年，神钢研发销售占比仅为1.6%，远不及日本制造业平均4.3%的水平。此外，来自竞争对手的压力“山大”，如古河斯凯与住友轻金属工业合并成立了UACJ集团，这对神钢发展形成巨大威胁。

数据造假的“破坏力”极强，因为神钢涉及上下游企业以及交易客户多达6000多家，直接威胁到诸多领域的产业链安全。而且，这一丑闻也对“日本制造”的质量神话形成致命一击，除了所有使用其材料或部件的企业均将被殃及之外，作为一线大牌企业的神钢也代表了整个日本制造业。

传统日本制造业的根基其实已发生巨变

其实，造成日本制造业丑闻不断发生还有共性和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过去曾支撑日本制造业不断改善、走向强盛的产业和社会环境以及社会基础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其一，泡沫经济崩溃之后，20世纪60、70年代曾在日本蓬勃兴起的企业家精神也跟着走向衰退，如今，像松下幸之助、丰田喜一郎、盛田昭夫、本田宗一郎等领军创业人物，可以说已经非常鲜见。而日本制造业自泡沫崩溃开始，也在整体趋势上从过去那种进攻型转向防守型态势，这正如日本家电行业一度出现集体性败退的景象。

其二，传统生产方式也在向新生产方式转型。曾领先世界的日本生产方式，自20世纪90年代也走向衰落——曾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归纳为日本制造模式竞争力源泉的“精益生产方式”（TPS），遭遇到全球模块化浪潮的猛烈冲击。德国大众推出了平台化新战略、美国苹果公司建构起全球产业链，这些新商业模式均对日本制造形成重压，曾号称拥有“磨合型”优势的日本制造业，一度陷入了模式发展困境。如手机行业出现所谓“孤岛化”趋势，很快就几乎全军覆没；曾占全球半壁江山的半导体产业，也出现竞争力大幅衰退的趋势；即便是最后一块“高地”的汽车产业，丰田、日产、本田等巨头也纷纷被迫实施战略转型，它们逐步放弃了过去具有封闭性特征的垂直一体化生产体制，开始走向平台化战略。正如丰田汽车新近才推出的TNGA平台，其模块化转型比大众汽车整整迟到了20年。

其三，近年来日本基础研究水平也出现下滑趋势，理工科学生也呈现减少之势，各种专业人才开始转向短缺。而且，大学和企业也似乎不再热衷于基础科学，而是更看重短期效果，甚至也出现了“小保方”造假事件，于是，基础科学研究呈现了整体滑坡的趋势。日本诺贝尔获得者大隅良典发出了如此担心，今后“日本人可能不会再得诺贝尔奖”。这是日本科学基础研究发展现状的真实写照。

最后，日本制造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转型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近年来日本企业也更加强调股东利益，越加类似于欧美企业模式。过去，企业经营层更重视长期经营，为此会不断强调质量管理。但如今，过去那种非常普及的、一点一滴式的质量改善活动（QC）已经难觅其踪。企业高管更加关注各种财务报表，千方百计地追求利润上升。这正如小松公司原会长坂根正弘所指出的，“质量问题已很难再提交董事会层面讨论”，而是更多的“放权给基层处理”。

其次，企业用工体制发生巨变，从根本上瓦解了质量改善的基础动力。1995年，日本大企业联合会经团联提出了“新日本式经营”。这之后，曾被OECD盛赞的“日本三大经营神器”——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和企业内工会已经黯淡无光。非正式员工的队伍日渐庞大，如今已逼近全部就业人口的40%左右。作为派遣员工，他们很难再对企业形成强烈的归属感，对企业技术进步、产品质量等已经毫无兴趣可言。即便是那些正式员工，也因企业经营业绩下滑或经营模式转型而面临更大的被解雇风险，其参与企业质量管理活动的热情大为减退。此外，被称作“团块”一代的原有熟练技术人员也已大量退休。因此，从“人的因素”来看，日本企业质量水平滑坡也是必然的。

再次，全球化经营的深化也带来了日本管理者走向趋同世界的特征，而且，部分超大企业还形成了经营者傲慢态度。以神户制钢所为例，早在1999年该公司就曝出向特殊股东输送利益的丑闻，2003年又被曝工厂排放污染问题、2006年工厂排水土壤污染问题等，但该公司历任高层并没有引以为戒，强化企业风险危机管理，而是不断采取隐瞒掩盖手段，没有把社会责任和监督置于应有高度。无独有偶，几乎与神钢同时曝光车检丑闻的日产汽车，最初记者会上西川广人社长甚至没有表现出“谢罪”态度。《日本经济新闻》甚至还披露出，“日产遭曝光后仍由无资格人员进行车检”。

今天，人类社会已经步入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革命的新时代，一场更深刻的生产方式革命以及新的商业模式正在呼之欲出，继续躺在过去的光环之下显然已经难以适应时代的召唤。

（本章内容刊载在《现代日本经济》2018年第4期《日本制造业新特征及其转型之痛》）

四、造假丑闻令日本制造业经历转型之痛

四、造假丑闻令日本制造业经历转型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