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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经济面临的新考验
- 三、日本经济面临的新考验
- 📚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全套 18 卷）

作者：吴廷璆等

三、日本经济面临的新考验

“央行独舞”的安倍经济改革还是取得了一些成绩，最明显的就是大企业盈利和就业状况的改善，当然，这也与世界经济变动以及少子老龄化形势愈加严重等因素密切相关。然而，就在这个关键节点，用工荒问题、日本制造业曝出系列丑闻问题等，均成为日本经济遭受的新考验。

“用工荒”开始考验日本经济^[1]

2017年6月，占日本快递市场半壁江山的雅玛多运输日前突然宣布，将全面上调基本运费5%—20%。上调原因是人手严重短缺。

受到人手短缺困扰的不止快递业。数据显示，七成中小企业深感“人手不足”，不少超市、餐厅不得不缩短营业时间甚至闭店，一场用工荒正席卷日本。政府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4月日本有效求职倍率攀升至1.48倍，创下1972年2月以来的最高值。

克服日趋严重的少子老龄化趋势，是日本历届政府的重要课题。本届政府推出的《机器人新战略》《2017年经济增长战略》草案等，均提出以“机器人替代”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还特别指出，少子老龄化的社会特征，恰好可让日本不必担心新技术带来的失业问题。野村综合研究所与牛津大学2015年的研究表明，人工智能及机器人可替代日本49%的工作。麦肯锡的一项研究也显示，日本是引进机器人余地最大的国家。

《日本经济新闻》调查显示，2017年度日本国内设备投资将同比大增13.6%。运营“7—11”便利店的日本柒和伊控股将投资8070亿日元（约合74亿美元），是2016年度的2.1倍。^[2]受此影响，日本产业机器人订单连续出现两位数增长。一些酒店、餐厅、物流中心等纷纷导入机器人、无人机等新技术。

但是，机器人替代并非当前日本用工荒的对症良药。出于成本等考虑，承担全社会七成就业的日本中小企业中，仅18%表示将实施信息技术化投资。此外，在物流网等新技术普及背景下，日本国内专业人才缺口问题日益凸显，预计到2030年，缺口规模将达59万。更为关键的是，此次用工荒呈现一些新的特点。

其一，造成此次用工荒的主因是需求扩大，而非劳动力供给不足。1995年以来，日本生产年龄人口（15—64岁）已从峰值8720万降至2015年的7730万，20年减少了近千万。但其劳动供给并未同步减少，日本劳动人口（就业者+失业者）在一度下行之后，2005年降速趋缓，自2012年甚至连续4年增长。

其二，当下的用工荒存在结构性失业问题。上述有效求职倍率因行业不同而迥异。例如，倍率最高的建设采掘业为3.54，护理行业为3.13，运输行业是2.09；相反，楼宇管理、机械加工以及一般事务却低于1。2016年日本失业人数虽大幅下降，但结构性失业率甚至超过完全失业率。

其三，正式与非正式员工的工资差距也是造成此次用工荒的重要原因。日本正式员工平均工资比非正式员工高出50%以上，很多企业为降低用工成本不断扩大非正式员工聘用。到2016年，非正式员工占比已高达37.5%。为压缩临时工的收入以减少社保负担，一些企业还刻意控制临时工的工作时间，人为加剧了用工短缺。

因此，机器人替代充其量只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手段，日本经济若想摆脱用工荒，还需从结构性改革着手。

“日本制造”也开始走下神坛^[3]

2017年下半年，日本制造业因一系列造假案件集中爆发而为世界所瞩目，素以质量取胜的“日本制造”品牌形象遭遇重创。以神户制钢为例，从10月8日宣布铝材及其制品与铜制品数据造假，客户涉及200家；到20日为止，其业务领域已扩展到主营业务钢铁、不锈钢等几乎所有材料领域，问题部门也从国内工厂蔓延至海外子公司，所涉及客户也增加到国内外500家；而另据帝国数据银行调查显示，神户制钢所的海内外业务客户多达6123家，伴随着今后调查逐步深入，其涉及范围将进一步扩大。

神户制钢所数据造假丑闻不断发酵，目前已有包括丰田、波音等500多个客户受到了问题产品供应链的影响。就在舆论渐渐归于平静之际，神户制钢所近日又发现4起疑似篡改数据的案例，社长川崎博宣布，公司将成立一个独立的审查委员会，并于2017年底前提交调查结果。

神户制钢所造假丑闻其实只是日本制造业存在的丑闻之一。10月初，日产就因曝出车检作弊而被迫召回110万台汽车。之前，东芝、高田、旭化成、三菱汽车等知名企业也被曝出一连串各式弊案，几乎让以高品质著称的“日本制造”神话化为泡影。

为了业绩好看可能是不少问题企业选择作弊的症结所在。就百年老店神户制钢所造假而言，表面上看也是源于其经营业绩的巨大压力，试图通过数据造假以遏制连续亏损的经营颓势。但从根本上看，还是企业内部管理出现了问题。由于公司实施多元化战略，除传统钢铁业务之外，公司还涉足于焊接、铝铜、机械等多个领域。由于这些业务之间的关联性相去甚远，导致内部信息沟通交流不畅，再加上研发经费投入严重不足，最终导致问题爆发。

一连串问题企业的出现，反映出的根本问题是：长期以来支撑日本制造业走强的社会根基趋于瓦解。首先，20世纪曾在日本蓬勃兴起的企业家精神已渐渐消失，类似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本田宗一郎似的领军人物，现在已经变得罕见，日本制造业整体上已经从进攻型转向防守态势。

其次，日本一度领先世界的生产组织方式也已落伍。一方面，辉煌一时的精益生产方式正受到苹果商业模式的狂轰滥炸；另一方面，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革命正孕育着新的生产方式革命，这些新趋势对刚刚走出技术孤岛化误区的日本企业形成了新的考验。

再次，日本企业的整体基础研究水平也在不断下降，相关人才呈现短缺，大学和企业不再愿向很难迅速产生效益的基础科学投入经费，从事基础研究的年轻人也变得越来越少。

从企业经营管理层面上看，由于企业纷纷转向重视股东利益的欧美模式，经营层慢慢将过去倾力构筑长期经营的体制转向了唯利益论，更加关注各种短期财务报表，质量管理意识趋于淡薄。正如小松公司原会长坂根正弘所指出的，“质量问题已经很少能提交董事会讨论”，更多的是“交给基层负责人处理”。另外，日本用工体制转型也加剧了执行传统质量管理体系的难度，不同于终身雇佣制，占总人数已近40%的非正式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大打折扣。伴随着熟练技术人员的大批退休，日本企业质量管理水平出现普遍滑坡。

总之，传统体制趋于瓦解，适应时代潮流的新体制又尚未建成，这可能是日本制造开始走下“神坛”的根本原因。

长景气也治不了通缩顽症^[4]

2018年初，日本政府公布的新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第四季度实际GDP年化季环比增长0.5%，日本经济实现八个季度连续增长，创下了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以来的最长连续增长纪录。从关键经济指标来看，日本经济形势呈现向好态势。完全失业率降至2.8%的历史低点，企业整体盈利水平正稳步提高。日本政府称，历时5年的经济复苏，已超过二战后复苏持续时间第二长的“伊奘诺景气”。

然而，日本经济虽然创下新一轮长景气周期，但日本却并未走出长达25年的长期通缩。日本央行一直在为实现2%的通胀目标努力，预计要到2019年才能实现，日本已经数次推迟这一目标实现的时间。

通缩久治不愈，从本质上讲，原因是结构性的，直接原因在于内需不足，进而导致消费不振。近年来，日本家庭部门收入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家庭的实际收入不升反降，2016年劳动家庭平均实际月收入为45.9万日元（100日元约合5.9元人民币），比10年前减少了2.1万日元；劳动分配率从1977年的76%跌至当前61%的历史低位。企业获利后，不愿分配于工资，而是扩大留存，走向海外市场。此外，由于对日本财政充满了担忧，导致人们对未来普遍缺乏信心，从而严重抑制了消费。

不仅如此，日趋严峻的少子老龄化进一步加剧了日本的通缩态势。一方面，它仍在不断推高财政压力，社会保障费目前已占日本政策经费过半，而且每年还以超过5000亿日元的速度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少子老龄化致使劳动力人数急剧下降，日本的劳动人口比1995年减少了1100万，这也导致日本经济从需求不足转向供给不足，而劳动投入的减少，势必制约潜在的经济增长率。

实际上，从桥本内阁时代开始，历届日本政府就试图加大改革以摆脱通缩困境。穷尽手段而效果有限，主要是因为政策方向和力度存在问题。目前的“安倍经济学”系列改革措施也未能真正启动深层结构改革，只是严重依赖央行的货币宽松措施，同时扩大财政支出刺激经济。这些措施虽然在推动日本经济走向缓慢复苏，但也付出了极大代价，不仅使日本财政危机风险不断积累，还导致了新的经济隐患——央行“爆表”的金融风险。

面对金融政策触顶以及财政重建的巨大压力，日本今后的经济改革重心将被迫转向增长战略和结构改革。劳动改革或成其重要的改革突破口，不仅能提升劳动效率，还可扩大劳动投入、推升潜在经济增长率，同时也能提高实际工资，最终扩大消费需求。社会保障与税收体制的一体化改革也将成为重点。此外，还将出台相关产业政策以引导企业投资，推进新技术革命。只是，面对积重难返的结构性问题，必须撬动既得利益者的奶酪，改革能否成功，取决于此。

国债等金融市场走向僵化^[5]

2018年2月16日，安倍政府表示将再次任命第一届任期已满的黑田继续担任日本银行行长。而再次当选日本央行行长的黑田东彦不久表示，在实现2%的通胀目标前不会缩小宽松规模，但这一表态被更多解读为意在“避免引发市场混乱”。事实上，日本央行金融政策委员会已开始探讨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副作用及相关风险，黑田本人去年在一次演讲中也出人意料地提及反转利率的概念，说明他也认可当前政策的局限性。

日本超宽松货币政策的负面作用在其国债市场表现明显。自2013年以来，日本央行主要以购入国债的形式向市场“大量注水”，此举令日本国债交易缩水过半，日平均成交量从35万亿日元（100日元约合6元人民币）规模一路震荡下跌至15万亿日元水平。国债市场逐渐变得死气沉沉，甚至被称为“僵尸市场”。

日本国债市场发达，在债券市场占比达80%以上，换手率和流动性等关键指标均颇具活力，对经济运行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债市场的沉闷让日本金融风险大幅上升。

首先，国债的流动性大幅下降。以前日本国债市场以商业银行、人寿保险等金融机构为主体，2012年它们持有占比曾超过63%，如今只分别有17%和22%；反观日本央行，日前持有国债规模是2012年的约4倍，持有占比超过41%。这些躺在央行账户的国债不再进入市场流通，很快将面对“无债可买”的局面。

其次，国债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被摧毁。2016年9月，日本央行引进了以“长短期利率作为诱导目标”的新宽松政策框架，其两条核心内容是10年期国债利率维持在0%、短期利率控制在负0.1%。这种垄断式政策诱导严重扭曲了市场机制，使之难以发挥资源配置作用。

再次，国债金融中介功能被大大削弱，商业银行及年金保险机构很难再以国债为担保进行融资或资本运营，央行的强行介入以及利率控制使国债金融功能消失殆尽。

最后，国债市场衰退的最大隐患在于它推升了央行的退出风险。央行挤走了原来的国债市场主体，意味着其一旦决定出手国债，将面对没有接盘者的巨大风险。与此同时，日本一些原有国债市场主体纷纷转向海外融资，标志性事件是2016年6月东京三菱日联银行宣布放弃财务省颁发的国债交易特别资格。此外，启动加息更将威胁央行自身的财务基础稳定，因为其自有资本仅为7万亿日元，比率仅1%。

其实，日本能否顺利退出量宽，关键取决于财政纪律和央行独立性。日本已形成严重依赖央行宽松政策的扩张型财政体制：“2020年实现基础财政收支黑字化”的财政重建计划早已被事实搁浅，财政纪律趋于松懈，本应在2015年实施的消费增税计划两度推延，5年间的财政支出增加了160万亿日元，宽松政策被市场批评为在“为财政融资”。与反转利率背道而驰，央行的“再通胀学派”色彩事实上愈加浓厚，不仅其独立性饱受质疑，更让人担心，日本金融风险是否会成为2018年的“黑天鹅”事件。

注释

[1]张玉来：《机器人治不了日本“用工荒”》，《人民日报》经济透视（22版），2017年6月14日。

[2]『国内設備投資、今年度13.7%増伸び最高本社調査』、『日本経済新聞』2017年5月27日1面。

[3]张玉来：《“日本制造”走下“神坛”?》，《人民日报》经济透视（22版），2017年11月6日。

[4]张玉来：《日本：长景气何以治不了通缩》，《人民日报》经济透视（22版），2018年2月22日。

[5]张玉来：《日本国债市场或将“无债可买”》，《人民日报》经济透视（22版），2018年3月30日。

三、日本经济面临的新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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