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 鹿飞 
文章目录[隐藏]
作者：吴廷璆 等
选自《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第八章 大正时代的文化精神
第八章 大正时代的文化精神
大正时代被称为“明治与昭和之间的峡谷”[1]，意思是说与变动激烈的明治时代和躁动疯狂的昭和前期相比，大正时代显得波澜不惊。但是就文化而言，如果把明治、大正、昭和前期比作一套三明治，那么作为夹心的大正时代就会散发出自身的“品味”。大正文化是从明治时代到战败为止日本文化史上健康成长的小阳春。
一、大正时代政治思想述论
1. “新时代”的社会文化氛围
1912年7月30日，已经成为明治时代日本民族符号的明治天皇死去，大正天皇践祚，为明治时代画上了句号。对于明治人来说，明治天皇是一个矛盾的存在，既是明治日本的精神象征，也是压抑国民精神生活的超凡的存在，因而人们在悼念明治天皇的同时也在轻松地呼吸着新鲜、自由的空气。当时的夏目漱石道出了这种感受：“这时我似乎觉得，明治精神随天皇而开始，又随天皇而告终。”[2]臣民们悲切茫然地匍匐在皇宫二重桥前，似乎一时间失去了目标和信念。然而就在明治天皇驾崩的隔日，《万朝报》即发文宣示：“我等新人已不是明治人，而是大正人，我们的舞台是大正……所谓武士道是封建遗存，其名甚是不祥……于大正之新时代，提起武士道、军人政治，我等决不能听之任之……山县（有朋）、桂（太郎）、井上（馨）、松方（正义）等老臣已经是‘明治的遗物’”，而作为大正的新事业，“必须要开辟以天皇为中心的民主主义政治。”[3]这段议论意在吐故纳新，就像明治时代催促“天保钱”退出历史舞台一样，要求“明治遗物”让出舞台，从而使日本弃旧布新，建立并不奢华的“天皇制民主主义”。《万朝报》的议论可谓先知先觉，大正文化的历程果真遵循着驱逐“明治遗物”的目标发展。
大正时代开始，不仅仅是天皇的更替，社会文化也出现了新动向。[4]明治天皇的标准像威严而慈祥，雄跨白马的形象俨然一副超人的权威，而大正天皇却是患脑病的虚弱之体极少现身，对日本人说来他无益也无害，很少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与大正天皇的身体状况相反，大正时代却是充满活力的时代。
日俄战争的胜利实现了明治维新以来几十年的大国梦想，然而胜利所得似乎与付出不成比例，民众对艰苦生活强烈不满甚至愤怒，加之对外目标也暂告一段落，因而人们将目光和能量转向国内。种种社会变化，又到了日本人文化选择的迷离时期，结果是激发了日本人对社会变革的向往，催生了大正民主运动的兴起。
刚刚进入大正时代的翌年，就发生了大正政变、护宪运动，在明治时代被压抑的民主思想的能量空前释放，同时显示了民众的激情和力量，明治时代确立起来的藩阀政权的堡垒逐渐趋于崩溃。加之，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几乎是兵不血刃，却夺取到极大的利益，促使日本资本主义快速发展，民众也开始享受着相对暂短的和平时期的自由。上述社会状况为大正时期的文化定下了基调，其间各种社会思潮风行日本舆论界。
明治人是靠国家精神支撑的，而大正时代人们开始认真地思考个人独立的精神世界，这种转换势必会在思想上有所反映。夏目漱石早在1905年发表的《我是猫》中就有一段妙文揶揄作为“明治精神”基调的大和魂，代表了部分文人的思考路径，值得抄录于此：“大和魂！一个日本人这样呼喊以后，发出了痨病鬼式的一声咳嗽……大和魂！一个报混子说。大和魂！一个扒手说……东乡大将具有大和魂，鱼铺子掌柜阿银也具有大和魂。投机者、骗子手、杀人犯也都具有大和魂……谁都挂在嘴上，可谁也没有见过。谁都听人说过，可谁也没碰上过。大和魂，大和魂，其天狗之类欤？”[5]
大正时代的文化精英们抛开了国家至上和唯本民族独尊的思想，成就了大政时代的思想解放，他们敞开胸怀重新将目光投向外部世界、投向欧美思想的前沿。
大正文化的基调，可以说是资产阶级提倡的德谟克拉西思想，它反映了一种真正近代社会市民精神。虽然大正民主思想没能彻底抹去明治时代留下的封建社会色彩，但毕竟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民主等近代思想文化传布到日本。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大正民主思想居然源于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趁火打劫的夺取殖民地的行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作为协约国一员参战，而协约国对同盟国作战的口号是“以民主主义扫灭军国主义”。同为军国主义的日本为夺取殖民地也接受了这个口号，于是民主主义成为日本国内进步势力攻击专制统治的思想武器，这大概是日本统治者始料不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造成了德国军国主义和沙俄帝政的崩溃，德国走向共和，而俄国则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在世界专制主义溃败的背景下，民主主义在日本各阶层中得到普遍的支持，资产阶级提倡的自由民主思想成为大正文化的基调。
资产阶级兴起的自由民主主义风潮，得到了普通民众的支持。在大正政变、护宪运动、普选运动、米骚动等社会运动中充分显示了民众的力量，这与明治时代的臣民任凭藩阀政府肆意操纵政治的状况大不相同。这种趋势也逐渐扩展到日本的中小城市以至于农村，原来在明治时代被少数新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推崇的自由民主思想在加速向日本全社会辐射。
大正时代还有一个亮点是出现一批知识人开始探索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使日本成为当时仅次于苏俄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大国，并渗透到社会科学甚至文学等各个领域。这种进步思想在日本命运多舛，始终是统治者残酷镇压的对象，无论是明治、大正还是昭和时代唯有社会主义者在不断地流血。也正是因为曾遭受专制主义的残酷镇压，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社会主义思想始终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而且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日本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占据着主流地位。
在明治时代人们对西洋文化和日本传统文化认识的分歧，出现过较为激烈的思想文化冲突，而到大正时代，把外来文化作为异文化的意识明显淡漠了，这种内外障碍的解除，使得日本接受外来思想文化更加自然流畅。而且随着日本与世界关系的不断密切，世界流行的文化经常可以在第一时间传入日本，甚至东京的舞女跳着与美国同样的舞步。
2.民主政治文化理念
在上述社会大环境之下，人们被压抑日久的思想突然爆发，大正时代可以说是“主义”盛行的时代。德谟克拉西是大正文化的基础，而自由主义又是大正德谟克拉西的精神支撑。按照日本学者的话说：“‘大正自由主义’……是德谟克拉西德精神的核心。”[6]顾名思义，对于个人来说，自由就是排除来自外部的压制，自己决定自己的信仰、言论等思想行为。
自由主义思想支撑下的社会民主运动在明治时代的自由民权运动中已经显现出来，但那时只限于在政争中下野的政治家和极少数思想精英们的“演剧”，因而在从武士变身形成的“有司专政”的藩阀政府的强力利诱和镇压下偃旗息鼓。而大正时代，随着日本资本主义发展日渐羽翼丰满，资产阶级开始形成一股独立的社会政治力量，他们结成政党，并吸引着普通民众、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农民等，兴起了反对专制政治的社会民主运动。
大正时代之初，从明治时代承受了种种社会危机：“大逆事件”显露出的政治危机、东京市电六千人的大罢工反映了民众生活的困窘。在对外方面，因吞并朝鲜而招致朝鲜独立运动的抵抗；又因辛亥革命日本趁火打劫出兵中国，为此军部要求增设两个师团。对此，政府和资产阶级为保证与其他帝国主义在经济竞争中的优势，反对为军备扩张而增税，并向政党捐资以遏制军部的专横。对此，军方抬出军阀巨头桂太郎出面组阁，从而进一步刺激了反对之声。第三次桂内阁试图解散反对军部的议会，但民众示威声援议会，甚至袭击支持桂内阁的报社，焚毁警署、岗楼等，“倒桂运动”波及京都、大阪、神户、广岛等重要城市。虽有大正天皇通过诏敕制止政争，但短命的第三次桂内阁（1912年12月21日—1913年2月11日）最终仍没能逃脱总辞职的结局。这是首次以民众的力量倒阁成功，意义重大，它宣告了仅仅依靠天皇的权威而没有议会为基础的政府终难一手遮天，也显示了民众政治热情的能量，这是日本近代史上值得特书的一笔，也预示了大正时代社会文化的前景。
民主势力和民众与军阀政治几经较量，结果于1915年成立了以陆军大将寺内正毅为首相的内阁，重新建立起军阀专制政治。作为对专制政治的抵制，以民本主义为旗帜，营造了大正民主文化的社会氛围。
大正民主运动包括了以两次拥护宪政运动（1913年和1924年）为线索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与藩阀军阀官僚势力对抗的除政党势力之外，还聚集了实业家、学者、新闻界人士和一般民众。它不仅仅是一场政治运动，还对大正社会文化产生了诸多影响。早在日俄战争结束后不久，民众就曾经因为不满日俄条约而进行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反政府运动，但后来逐渐演变为反对专制、支持民主政治的运动。
在大正时期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主义思想中，美浓部达吉和吉野作造可称双璧。
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美浓部达吉（1873—1948）是位法学者，曾留学德国海德堡大学和英法等国。主要著作有：《国法学》《日本国法学》《宪法及宪法史研究》等。美浓部达吉的著名理论就是“天皇机关说”，主张主权与治权的分离。主权属于国家所有，而治权则是天皇监督行使。天皇是国家的最高机关，但要受到国家组织和宪法的制约，而且宪法要朝着更加理性的方向改变，即要逐渐建立对国家负责的政府和大众参与的政治。
1912年美浓部出版《宪法讲话》，在提倡“天皇机关说”的同时，批判穗积八束一派的国家主义宪法学说是：“借国体论鼓吹专制思想，压制国民之权利，要求国民绝对服从，在立宪政治掩饰之下，其实是要实行专制政治。”[7]美浓部达吉的理论招致了担当东京大学宪法讲座的穗积八束及其弟子上衫慎吉一派的猛烈攻击[8]。先是上衫慎吉在《太阳》杂志上发表文章用“神权主义天皇观”对美浓部进行颇带政治性的攻击，指责美浓部的“天皇机关说”是无视国体、排除万世一系天皇统治的异端邪说。美浓部也在《太阳》上发文回应，阐述了“天皇机关说”的大要，即：日本的主权属于在法律上具有人格（法人）的国家这一团体，天皇是作为国家的最高行政机关而行使权力，因而国家权力的主体是国家而不是君主。由此，否定了“天皇主权说”，为后来的政党政治奠定了理论基础。
双方的论战结果是“天皇机关说”得到了普遍的认可，成为当时的主流学说，上衫慎吉败北。穗积八束在给加藤弘之的信中承认：“目前反对‘天皇机关说’者，除阁下之外，只有本人和上衫了。”[9]美浓部的著作在日本流传广、影响大，被作为宪法课程的指定教材。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大正元年是这场争论的一个新的起点，即美浓部的《宪法讲话》成书和穗积八束的去世，恰巧都在这一年，这似乎也寓意着大正时代思想纠偏的新趋向（1935年他的“天皇机关说”被指控为对天皇的不敬，美浓部最终被迫辞去贵族院议员职务，形同软禁，即便如此也还是遭遇右翼行刺，他的著述也遭明令禁止出售）。
如果说美浓部达吉是在运用法学理论抑制天皇专制主义统治，那么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吉野作造（1878—1933）就是在以他的民本主义宣传广义的民主原则。吉野作造对明治时代国家中心主义造成的国家强大化和个人矮小化的两个极端的现状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并认为真正伟大的国家，作为个人的国民也必须是伟大的，这可以视为吉野民本主义思想体系的基石。吉野于1916年在《中央公论》上发表长篇论文《从宪政本意之解说论其有始有终之途径》，倡导民本主义，批判军阀官僚独裁政治，为德谟克拉西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吉野提出：“作为国家根本法则的宪法，必须包含三项规定，即保障人民权利、三权分立主义、民选议院制度。”[10]民本主义原理在于，大凡近代国家无论主权在君还是在民，政治的目的都应该是为民众谋求利益和幸福，政策的决定也应遵从民意。民本主义的目标是，“政治必须依据一般民众的意志而实施”[11]。具体而言则主张给予普通民众广泛参政权的普选权，并主张必须将民意代表机关的议会作为政治基石。为此就要建立政党内阁制和普选制，使议会变为国家政治的中心。民本主义顺应时代的潮流，深得资产阶级和市民阶层拥护。吉野还呼吁放弃穷兵黩武的对外侵略政策，并指出：富国强兵的口号将被“人类文化的进步向上”替代，“把‘富国强兵’作为国家生活唯一理想的时代已经终结”[12]，从而将国家的地位相对化。
1918年9月政友会总裁原敬组成日本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党内阁，日本政治生活充满革新风气，普选运动民众化，工会组织激增。吉野作造于1918年11月24日出席在东京神田南明俱乐部举行的一次演讲会，成为新时代的宠儿，德谟克拉西也达到高潮。学生和市民群众簇拥着吉野乘坐的轿车高呼“吉野博士万岁”“德谟克拉西万岁”。同年12月以吉野作造、福田德三、麻生久等人为核心，包括新渡户稻造、大山郁夫、朝永三十郎、三宅雪岭、森户辰男等在内的23位大学教授和舆论界人士结成“黎明会”，之后桑木严翼、阿部次郎、左右田喜一郎等大正哲学界重镇也纷纷入会。他们庆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认为这次战争“是自由主义、进步主义、民本主义对专制主义、保守主义、军国主义的战争，今后全世界的国民依赖于此光辉的捷报与和平，开始具有了迈入文明生活的希望”[13]。他们提出三大纲领：1、从学理上阐明日本国家之本，发挥日本在世界人文发达中之使命；2、扑灭逆世界大势而行的顽固思想；3、顺应战后世界之新趋势，促进国民生活的安定和充实。[14]黎明会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时代的新思想，可谓当时日本思想前沿，也顺应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民主主义潮流。
然而，大正德谟克拉西，尤其是吉野所主张的民本主义有一个无法调和的悖论。民本主义，实际上是西文democracy（德谟克拉西，民主主义）的译语。之所以译作民本主义，是有意区别于主张提倡“主权在民”的西洋的民主主义，以避免与天皇制的日本国体发生正面冲突。由此也可窥见，在强固的君主制度下，很难提出彻底的民主主义主张，因而吉野的民本主义的最终目标边界，也只能设定在扩大选举权范围、尊重民意等不触动天皇制的要求。不敢触动日本天皇制国体，成为民本主义思想运动的致命伤。再有，大正政治民主运动虽然重新点燃了明治时代熄灭的自由民权思想，但它推动的政党政治的支持者主要是资产阶级和城市知识分子。虽然也有广泛的民众背景，但民众并没有被有效地组织起来，因而所担当的角色也不过是舆论工具。上述弱点就注定了这场运动不可能实现主权在民的真正健康的议会民主政治。
民本主义思想受到局限，但毕竟对元老、藩阀、军部等专制势力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得到了因财产限制而被剥夺选举权的广大民众的支持，民本主义思想也成为议会辩论中批评专制主义时频繁使用的理论依据。
3.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
在上述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平行线上，出现了更为激烈的以彻底改造日本社会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思想。大正的社会主义思想并非凭空出来，而是有深刻的社会背景。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日本成为暴发户，国家的骤富又成就了一些企业和个人爆发户，然而正是这批暴发户，制造出大规模的贫困阶层。对此，社会主义者依据马克思唯物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学说，清晰地分析了大正时代日本资本主义矛盾表面化的现实，并给出了解决社会问题的对策。社会主义者们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核心问题，因而在激烈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也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温和的民本主义等资产阶级改革思想，不过是维持劳资协调现状的主张。
堺利彦（1870—1933）在日本普及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功不可没。1903年他与幸德秋水等人创立平民社、出版《平民新闻》，宣传反战思想。1906年2月组建日本社会党，1908年6月因“赤旗事件”[15]入狱。1910年9月出狱后，因大逆事件暂时停止公开的社会活动。1914年创办文学刊物《丝瓜花》静观形势，1915年便改刊名为《新社会》，开始重新研究介绍社会主义思想，并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和普选运动。1922年日本共产党成立，堺利彦为首任委员长，之后全力从事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活动。早在1902年他就翻译了《共产党宣言》，1912年出版考斯基的《社会主义伦理学》，同年翻译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除上述译著之外，堺利彦还与森近运平合著《社会主义纲要》（1907年11月），运用社会形态发展理论论证了人类社会必将走向社会主义的方向，是当时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重要代表作。该书虽然与片山潜的《我的社会主义》（1903年6月）、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1903年7月）并称明治时代社会主义三大名著，但一般认为《社会主义纲要》论述的系统性超过了后两部著作。[16]
然而，由于社会主义思想对日本社会的批判边际远远超过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主义者，因而从传入日本之初，统治者就无时不在伺机镇压社会主义者。继“赤旗事件”后，1910年5月统治者又以谋杀天皇的罪名逮捕幸德秋水等一批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并于1911年1月判处幸德秋水等12人死刑，另有12人被判处无期徒刑，此即“大逆事件”。恐怖镇压后，社会主义运动一度进入“寒冬时期”。然而，这并不是最终的结局，面对反动政府的残酷镇压，一部分社会主义者开始反省以往的活动策略是否符合社会现实，日本社会主义者阵营内原来主张“议会政策论”派的片山潜等人逐渐走上革命道路。在国内阶级对立激化、国外俄国十月革命等背景下，1920年日本社会主义同盟成立，1921年有爱会改组为日本劳动总同盟，成为日本规模最大的全国性工会组织，1922年日本农民组合成立，几乎同时全国部落民解放运动组织“水平社”成立，同年日本共产党成立。这一切显示着日本文化史上全新的无产阶级文化呼之欲出。
值得注意的是与社会主义思想运动相携并进的还有无政府主义思想和运动，而且这两者往往二位一体。这可以从赤旗事件中“直接行动派”社会主义者们的旗帜和口号中得到证实。1908年6月在迎接山口义三出狱的集会上，社会主义者们打出的旗帜是“无政府共产”，呼喊的口号是“无政府主义万岁”。幸德秋水、大衫荣等可谓社会主义者中倡导无政府主义的代表。幸德秋水1907年发表《我的思想变化》一文，全面阐释了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想观点，1911年因“大逆事件”被处以死刑，因而大衫荣的影响时间更长一些。
大衫荣（1885—1923）学生时代学业优秀，但性格叛逆，1902年接受海老名弹正洗礼入信基督教，后因海老名弹正支持日俄战争而弃教。1906年2月参加日本社会党，随即因参加反对电车费涨价运动被捕，被保释后11月翻译发表了克鲁泡特金的《告新兵诸君》，宣传无政府主义。直到赤旗事件已数次被捕入狱。1912年10月与荒畑寒村创办文艺思想刊物《近代思想》，打破了社会主义运动的窒息局面。1913年又与荒村创办“工团主义研究会”。十月革命以后，1918年5月创办《劳动新闻》，直接参与工人运动，并参加“米骚动”。1919年3月组织革命工运团体“北风会”，成为无政府主义运动和工团主义运动的据点。1922年12月还参加了在柏林举行的国际无政府主义大会。关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大衫荣认为：无政府主义不是非现实的理想，而是来源于现实生活的科学理论，不过这种理论更倾向于理想。大衫荣的理想社会是建立各团体之间意见容易达成一致的自治联合制度，团体内部的个人之间也是如此。[17]与他所主张的政治理想相适应，在经济制度上他主张具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的制度。[18]直到1923年遇害，大衫荣一直是活跃在第一线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家与社会活动家。他的理论与实践对日本天皇专制统治的威胁是显而易见的。无政府主义者对统治者权威进行激烈的言论挑战的同时，还时常伴随着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比较过激的行动。对统治者过分的刺激，不仅使自身惨遭迫害，而且连同社会主义运动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4.法西斯主义的登场
与上述各种进步和革命思想相对，大正时代国家主义也仍然很活跃。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18年11月起，因军需订货戛然而止，日本物价暴跌，尤其是钢铁和军需产业。1920年又逢世界性经济危机，致使日本社会矛盾激化，劳资纠纷激增，出现万人以上的大罢工。1920年在东京上野举行了日本历史上第一次“五一”集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在华盛顿会议和凡尔赛会议上得到了诸多权益，但同时也受到欧美国家限制，英国宣布中止英日同盟，日本的侵略扩张一时间受到遏制。与此同时，1919年在朝鲜和中国分别爆发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三一运动”和“五四运动”。日本帝国主义焦头烂额，陷入国际困境。法西斯主义正是利用了日本的内外困境，一方面反对“软弱”的政党和民主政治，另一方面也反对科学社会主义思想。
无论是在意大利还是在德国，法西斯主义都是在社会动荡中，利用广大民众对秩序的诉求而蛊惑视听，并建立集权专制的法西斯统治的。在日本也不例外，上述内外形势刺激了国家主义的升级，诸如大正赤心团（1918）、大日本国粹会（1919）、赤化防止团（1920）等法西斯团体相继形成。尤其是大川周明、北一辉等人结成的老壮会（1918年）、犹存社（1919）对后来昭和时代日本军国主义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国家主义本来是明治时代之初针对来自欧美列强的侵略而生成的建国理念，之后逐渐发展到日本是黄种人阻止白种人侵略的保护神的意识，由此产生了以日本为主导的所谓的泛亚细亚主义。他们认为在亚洲只有日本保持了独立，而且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世界一流强国，因而要想拯救亚洲就必须普及日本精神。
1919年北一辉（1883—1937）[19]写了《日本改造法案大纲》[20]，主要内容可分为三个部分或者说是三个步骤：第一、利用天皇大权通过政变改造国家机构；第二、提出建立新的国家统治机构和国家社会主义政策；第三、建立统治广阔地域的大帝国。他认为只有国民在天皇大权之下形成大同团结才能度过危机，因而为此要“清君侧”，即进行铲除妨碍天皇与国民结合的军阀、财阀、政党、华族等势力的政变，甚至提出停止执行宪法三年，总之是必须要实现天皇亲政。在对外问题上主张以武力“解放亚洲”的侵略主义思想。这一时期的法西斯主义著作还有权藤成卿的《自治民范》（1919）、安冈正笃的《日本精神之研究》（1924）、大川周明的《日本及日本人之道》（1926）等，极力宣传日本精神和日本主义思想。与法西斯主义思想遥相呼应，还出现了刺杀财阀安田善次郎和内阁首相原敬（均发生在1921）等一系列恐怖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舆论界针对日本的不断扩张，出现了防患日本的“黄祸论”，并于1924年通过了排日移民法案。法西斯主义者们趁机煽动国民，大肆宣传法西斯思想。这种思潮即是后来以天皇为中心的军部统治和日本妄图称霸亚洲及世界的八纮一宇梦幻的源头。
日本法西斯思想的兴起在世界上并不落后，从法西斯团体出现的时间看，与1919年3月墨索里尼建立的“法西斯战斗团”（又称黑衫党）几乎同时，有的甚至早于意大利法西斯的出现。从出现法西斯理论著述的时间看，1919年北一辉撰写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更早于1925年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日本法西斯思想还处于初级阶段[21]，而且法西斯主义与当时大正民主潮流格格不入，因而在大正时期对日本社会并没能产生太大的影响。然而到昭和时代法西斯主义在日本社会肆虐，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成为“二二六事件”等法西斯主义以恐怖政变夺取政权的“圣典”。
在上述各种政治思想中，日本最终选择了法西斯主义。然而，大正的进步思想并非仅仅是一个历史的插曲。大正时代的思想文化精英们摒弃了明治中后期甚嚣尘上的国家至上和唯本民族独尊的思想，成就了大政时代的思想解放，他们敞开胸怀重新将目光投向外部世界、投向欧美思想的前沿。而这种风气为战后思想家所继承，形成了战后日本又一次新的思想启蒙。
二、哲学前沿与人文思潮
明治时代无疑是日本广泛摄取西洋学术的高峰期，但是基本上属于比较机械的移植阶段，经过潜心学习消化，到大正时代西洋学术开始在日本扎根，并开始融入日本人的学问体系。明治时代的教育普及提高了民众的知识和智力水准，这也正是学术进步的土壤。明治学术多表现为国家权力支撑的官学，比如东京帝国大学（1877）、京都帝国大学（1897）、东北帝国大学（1907）、九州帝国大学（1911）等官立“四帝大”，拥有诸多专业和相应的研究设施和研究经费，阵容齐整，教学与科研并进，是明治时代学术的主要承担者。到大正时期，私立大学在教育和学术研究方面也逐渐达到了与官立大学相抗衡的水平。此外，与大学并存的研究机构也在不断加强，1879年文部省设立的“东京学士会院”于1906年改组为西洋研究院式的“帝国学士院”，正式开通了与国际学术界交流的渠道。
与上述大学和专门研究机构的专业化相对称，学问也开始迅速走向民众。明治后期已经有博文馆出版各类大型丛书，其中1898年到1908年连续出版的《帝国百科全书》几乎网罗了人文社会科学和理工科类所有领域，诸如：哲学、美学、历史学、文学、教育学、心理学、宗教学、伦理学、音乐、美术、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理工科类则囊括了数理化各科，甚至生理学、植物学等等，可谓名副其实的百科全书。此外还有1893年到1898年连续出版的日本传统文学丛书《帝国文库》等等。进入大正时代以后，又有《有朋堂文库》等多种丛书出版。上述丛书的出版以低廉的价格网罗了人类知识的各个领域，把学问送到民间百姓家，不啻为一次新的知识启蒙运动。
1.新康德主义哲学
哲学是日本近代人文科学中起步较早的学科，可以说明治时代的启蒙思想就是在移植西洋哲学中展开的。如果说大正时代的政治思想核心是民本主义，那么大正时代的哲学核心则是新康德主义[22]。康德哲学于19世纪70年代在德国的复兴，是对唯物论和经验论的一种反拨，有其时代的要求。当时德意志完成统一步伐，并开始快速发展成为欧洲后来居上的新型帝国。而从日俄战争到大正时代的日本，正如俾斯麦时代踌躇满志的德意志，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的憧憬。再加之明治中期以后日本就在诸多领域以德国为榜样，于是在德国兴盛一时的新康德主义便顺理成章地流入日本，并占据了哲学界的主流地位。
大正时代正是桑木严翼（1874―1946）、朝永三十郎（1871―1951）、左右田喜一郎（1881―1927）、西田几多郎等一批哲学家活跃的时代。“这个时代也是新康德学派的全盛时代，当时日本年轻的哲学家都在学习新康德派。”[23]大正的哲学思想是从桑木严翼等人移植新康德派哲学开始的。桑木出身东大，曾一度在京都大学任教，后留学德国期间倾倒于康德派的批判哲学。回国后执教于东大，讲授哲学和哲学史。桑木于1917年出版《康德与现代哲学》一书，标志着日本对新康德主义哲学研究的开始。桑木依据新康德主义中西南学派的理论，强调哲学研究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独立于‘我’之外的实在”，而应该研究“物与我的关系”，并提出理性才是建立价值观的基础。
新康德派哲学引起人们的关心，还有赖于西田几多郎的《现代理想主义的哲学》（1917）一书。西田以新康德学派、胡塞尔的现象学和柏格森的直观哲学为中心，论证了现代哲学主流是浪漫主义的。西田的这种理解也代表着大正时期的哲学倾向。与此相关，桑木严翼也曾在其《现代思潮十讲》中，从19世纪孔德的实证主义谈起，言及功利主义和新实在论，其结论是：现代思潮一定是脱离实证主义的理想主义，而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的新康德主义就是理想主义的代表。日本新康德主义阵营的著述还有朝永三十郎的《在近世“我”的自觉史》等。另有左右田喜一郎著《经济哲学的诸问题》《文化价值与极限概念》，运用李凯尔特的方法分别尝试建立经济哲学和文化科学。由此，新康德派哲学成为当时日本学院派哲学的主流，后述“文化主义”等人文思潮的盛行可以说就是新康德主义的日本版。需要说明的是，对新康德学派的吸收也并非仅仅是被动接受，西田几多郎就在与新康德派哲学的对话与质疑中，论述了自己的哲学主张。1917年西田继《善的研究》之后，出版了作为西田哲学又一基础的《自觉中的直观与反省》，其“核心内容即是与新康德派李凯尔特的交锋”[24]。
新康德派哲学反对科学决定论，认为科学认识是有限界的，因而也对实证主义和唯物论提出质疑，实际上是站在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对立面，再观照后述人文思潮，不难看出这种哲学的资产阶级立场。另一方面，这种哲学提倡以注重个人理性来充实自我，这就在客观上显现出摒弃国家观念的意向。这种哲学指导下的个人主义特征是：限定在不与国家权力发生冲突的范围内，同时也回避与既成的统治体制发生关系。[25]应该承认新康德主义哲学对大正时代人们的自由思考风气发挥了积极作用。
与上述来自德国的属于学院派的新康德学派相对，大正时代还存在着来自英美的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在野哲学派别。英美派哲学的扛鼎人物是留学美国归来的田中王堂（1867—1932）。田中依据美国哲学家詹姆士和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发表《从书斋到街头》《哲人主义》等文章，与桑木严翼等东大学院派哲学家们展开论战。田中将自己的哲学自命为“市井哲学”，他提倡生活的哲学，主张彻底的民主主义，并认为彻底的民主主义必须依赖彻底的个人主义。另一位自称“市井哲学家”的在野哲学骁将长谷川如是闲（1875—1969），站在经验主义的立场对新康德学派的唯心主义哲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长谷川如是闲认为德国唯心论哲学游离现实生活，是一种错误的观念。田中王堂和长谷川如是闲分别活跃于《中央公论》和《朝日新闻》等报刊，频频发表评论，这种站在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立场，反学院派官学、反唯心主义的倾向，似乎更符合大正德谟克拉西的时代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由岩波书店从1915年开始出版面向社会的大型《哲学丛书》。丛书由西田几多郎、桑木严翼、夏目漱石、三宅雪岭等为顾问，执笔者都是当时哲学大家，诸如阿部次郎著《伦理学的根本问题》、田边元著《最近的自然科学》、石原谦著《宗教哲学》、安倍能成著《西洋古代中世哲学史》等等。这套丛书的出版，促成了一股哲学热，使哲学走出象牙之塔而向民众普及。
2.理想主义新思潮
大正民主运动反映了日本政治文化的重大变化，回顾日俄战争之前的明治时代，强调国家至上的国家主义几乎被日本人毫无置疑地接受了，可以说国家主义是社会政治的核心。民本主义强调政治的目的在于人民的幸福，无疑是对把国家利益绝对化的国家主义的一种反拨，提示出追求个人幸福的诉求。与此同时吸引人们眼球的还有与新康德主义等哲学思想联袂登场的以人为主题的人格主义、文化主义、人道主义等人文思潮，也对日本社会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阿部次郎（1883—1559）提出：“所谓人格主义，至少在关系到人的生活方面，人格的成长和发展是至上的价值，与此第一义的价值相关联，它将规定其他所有的价值意义和等级。”[26]可见，阿部已经将“人格主义”看作评判其他所有价值的终极标准，从而对作为日本国家伦理基础的“国家至上主义”以及对外扩张主义提出了质疑。换言之，与国家相比，人格的价值更应处于优先位置。
桑木严翼使用的同类概念称为“文化主义”，桑木解释说：文化是与自然相对的概念，即是与人类活动“现实性”相对的“理想的”生活和事业。文化是“人的能力的自由发展”，是以“人格的自我观念”为基础的，反对将自然界和动物间生存竞争的原理引入人类社会，否定强制规定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专制主义，并以文化主义反对扰乱和平的军国主义。用桑木的话说：“我所说的文化主义，用现今流行语言或可称做‘德谟克拉西’、或是包括永久和平、国际联盟、改造世界等诸端。”[27]总之，桑木意在拒绝国家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些思想虽非旗帜鲜明地对抗国家主义，但的确是在阐释着与国家主义完全不同的文化理念。
大正时代还出现了人道主义的践行者。作为白桦派的人道主义者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受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影响，为宣倡同胞之爱、人类之爱，建立了体现人文关怀的“新村”[28]，以实现劳动平等与兼爱的理想社会之梦。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不仅谈及同胞之爱，而且将其升华为超越国家民族的人类之爱，是作为“世界人”在提倡人类大爱。左翼作家江口涣（1887—1975）还针对当时文学领域以国家和民族为单位，把民族特质作为最高价值的倾向，提出：今后的方向是“世界人主义文学”[29]。
上述诸种主张或受国际民主潮流的影响，或出于对人性本身的探求，虽然使用的话语不尽相同，但他们的诉求不约而同地将批评的对象聚焦于国家主义。长谷川如是闲更针对“本国绝对至高无上”的道德判断提出，国家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都应该实行人道主义。这是对明治时代无限制的“国家膨胀论”和“力的福音”等自国本位的自私政治理念的深度反省。不过，由于这些思潮并没有提出彻底否定国家主义的理论，因而似乎也没能彻底动摇国家主义的基础，然而对国家主义的种种质疑，毕竟使人们从新的视角来审视国家主义是否是最合理的目标。
如前所述，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以及持有人格主义、文化主义、人道主义的知识分子群，在弱化国家权威的同时，提高了民众的社会地位。他们主张通过给予民众参政权，使民众成为公正的政治监督者，并期待民众成为支持民主政治的灵魂，政治道义的判定者。但是，他们虽然承认民众是政治的监督者，但对民众超出此界限的诉求却采取了拒绝的态度，即否定民众作为主动者或者说是政治生活主体的地位。尤其是站在人格主义、文化主义、人道主义等理想主义的立场上，对民众为争取自身生存幸福权利而采取的敌对行动，显示出排斥的立场。他们认为应该将“少数贤达”作为政治的指导者。吉野就认为，最好的政治是“以民众政治为基础的贵族政治”，并称此为“哲人主义”“天才主义”。
阿部次郎的人格主义和桑木严翼的文化主义，也是以物质主义、自然主义为批评目标而提倡“人格价值”和“文化价值”的，这种重视观念的理想主义很难顾及民众在现实生活中的社会、经济等方面的需求。受新康德派影响提出文化主义主张的左右田喜一郎甚至认为：“真正的民主主义”应该是努力在特权与非特权阶级之间进行“文化价值”规范上的协调，而且“真正的民主主义”必须是“建立在差别主义之上的民主主义”，从实现“文化价值”的角度看，阶级的对立只不过是“形而下”的差别。
可见无论是民本主义还是各类文化主义的背后都隐含着“知识贵族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一方面需要民众作为民主主义的同盟军参与政治，而另一方面又不能对民众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需求作出回应，从而成为“形而上”的画饼，这便造成了文化知识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的隔阂。如此一来，这批民主主义者在批评专制政治的同时，也没能真正与民众结成政治和文化上的同盟。他们自闭于“知识贵族”的小天地，成为悬在空中的漂浮势力，大大削弱了自身自由民主主张的社会效应，也缩短了自己的政治文化生命。
3.人文思潮的扩散
在大正德谟克拉西的社会氛围中，除上述在远离政治温文尔雅的精神气氛中谈论人文问题的观念型知识贵族主义之外，还活跃着一批旨在真正理解民众物质和情感需求的知识分子。长谷川如是闲指出了当时的一种文化现象，即当时已经形成了以所有欲和支配欲为基础的少数者阶级的“现代文化”，而在这个“现代文化”中，民众的“生活事实”被完全排除在外。为此长谷川主张，文化必须以民众的“生活事实”“生活意识”为依托，即“民众化”是至关重要的。[30]这种立足于民众的文化观念顺应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工人运动和社会运动骤然激增的现实。社会各界也以不同的方式反映了这种趋向，大衫荣等人提出了“民众艺术论”，而大西克礼（1888—1959，美学家）在“文艺的民本主义”的论题下探讨了无产阶级艺术的问题[31]。有岛五郎对“第四阶级”（时指无产阶级）的独立文化更是充满期待，认为：学者和思想家们试图通过学说来指导第四阶级成长的思维方式完全是“僭越行为”，第四阶级完全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32]
由民俗学家柳宗悦（1889—1961）和柳田国男（1875—1962）倡导的“民艺”运动也反映了尊重民众的趋向。顾名思义“民艺”即民间工艺和技艺。“民艺”运动提倡人类的创造力，反对民间器具等工艺品的批量生产，以此来保持不知名的身怀绝技的民间艺人们的技艺，其实这也是通过艺术美感的效果来保存民众日常生活的感受。“民艺”提倡保护工匠们的人格尊严，把他们的劳动看作是一种艺术创造。通过“民艺”运动，大量反映传统民间工艺技术的作品被收藏于博物馆，诸如木雕、金属皮革、各类纺织印染、烧瓷、竹器等等，供专家研究和游客欣赏。可以说这个运动为后来日本保存传统工艺起到了重要作用，以至于在今天日本高度现代化的大城市仍然还能看到不少“民艺”作坊。这些作坊的作品也经常出现在日本的电视节目中，成为日本传统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大正时代还有一种通过学术研究切实颠覆“神皇一统”而讨回人之尊严的思想，或可称为“学术人文”思想。这里只想提示一下津田左右吉（1873-1961）“去神存人”的“记纪”研究成果。在大正民主主义运动的社会背景下，历史学也开始注重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并逐渐构建起文化史的方法论。津田左右吉开创了以文学作品为素材，进行国民思想研究的新领域。津田的主要著作有：《神代史的新研究》（1913）、《古事记及日本书纪的研究》（1919）、《日本神代史的研究》（1924）、《上代日本的社会及思想》等一系列著作，并同时集成《文学中所表现的我国国民思想研究——贵族文学的时代》。津田的“记纪”研究直指“日本神国说”，提出：“‘记纪’中的上代史至少是神功皇后以前的部分，不能当做严密意义上的历史，那以后的部分作为趣味的物语之类的插话也不能看做是事实，这些条目下所记载的歌谣绝不是那么久远的古作。”[33]由此逐渐剥下了被“记纪”神化为神代史的日本古史的面纱，使得日本古代史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津田还对本居宣长等人的神代史观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认为以“记纪”神话中的创世之说、大国主命让国、天孙降临和神武天皇东征等一系列故事构成的天皇是天照大神后裔的说法，不是历史事实，而是宫廷有目的蓄意制造的虚拟世界，从而建构起日本古代史实证研究的基础。“津田史学”对“记纪文化”发出的质疑和向“天皇神权”的挑战，对明治以来通过捏造建立起来的神国史观，无异于釜底抽薪，因而其影响远远超出历史学研究的范围。津田史学是对日本古代历史文化领域的一次总结算，“是启蒙思想史学的体现者”[34]，甚至可以认为是对美浓部达吉弱化天皇权威理论的曲折支撑。从这个角度说，原本属于史学领域的津田“记纪”研究，在大正时代的学术、政治领域和人文思潮中都是一个耀眼的亮点。
由上述可知，大正文化在经历着一个关键性的转型，其间表象与具象、理念与现实、文化贵族主义与民众文化主义，多方交织混杂，其中诸多思想又难以解决自身理论所存在的悖论。也正因如此，大正时代的自由民主与人文思潮没有本身的归宿，“自由、文化、民主诸神仅只留下瞬间的‘微苦笑’便离去”了[35]，因而不得不在昭和时代的动荡期重新经历一场全社会的文化倒退。
三、教育传媒与文化生活
1.自由教育的兴起
从政府一方看，大正时代的教育仍然执行着明治时代以培养帝国忠顺臣民为指导思想的《学校令》[36]的国家主义“教化统制”方针，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反而有所加强。日本政府为统制思想、宣扬国体，于1917年9月设置了独立于文部省之外、直属内阁的“临时教育会议”。“会议”对大学教育的态度是：“今后之大学在于存国风之美，以其中本邦特有之国家思想之磅礴，整备真正帝国之大学的资质，务使达到愈加完善之境”，为此“必需专意于人格之陶冶及国家思想之涵养”。[37]显然政府的这种方针与大正文化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将大学教育的目的定位在国家至上主义，与大学本身应该具有的自由气氛南辕北辙，因而遭到抵抗应在情理之中。
1920年发生了“森户事件”。东京帝国大学副教授森户辰男于《经济学研究》创刊号上发表《克鲁泡特金的社会思想研究》，被在上杉慎吉指导下的“兴国同志会”看做是超出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研究的范围，是“威胁国体的危险思想”。森户随即受到停职处分，杂志署名编辑大内兵卫副教授被起诉，同年10月22日大审院以“紊乱朝宪”罪判处森户禁锢三个月、罚金40元，判处大内禁锢1月、罚金20元，两人均被取消在东京帝国大学的职位。然而，对思想的镇压并没有使大学得到政府所希望的安定，几乎就在“森户事件”发生的同时，相继出现了东大“新人会”、早稻田大学的“民人同盟”和“建设者同盟”等大学生思想结社，被认为是宣告了“知识界的黎明”。
与上述政府的教育统制相比，大正时代的自由教育运动有声有色，尤其引人注目。
20世纪初伴随着欧美资产阶级的不断成长，杜威在教育界掀起了一场新的自由主义教育思潮，主张立足于自由民主思想、尊重儿童等受教育者的人权、尊重经验主义的自由学习。对此，早在1906年留学欧美归来任东大教授的谷本富（1867—1946）就将这种教育理念带回日本。谷本在《新教育讲义》中提倡“自学辅导主义”的教育方式，在教育界引起极大反响，并出现了积极的实践者。
1907年兵库县女子师范学校主事及川平治（1875—1939）依据杜威的教育思想，在其所属的明石村附属小学推行名为“分班式动的教育”的自由教育示范，即根据学童的个性和能力差异等诸多因素，实行分班教育，还提出“学习即生活”的新的教育理念，从而将历来以教师为中心的注入式教育，变为学童中心主义。“及川式”教育吸引了大批来取经者，大正初期每年来校参观者达万人，成为新教育运动的滥觞。及川自己虽然只有师范学校的学历，但却成为当时日本自由教育运动的创始人。继及川之后，中村春二（1877—1924）于1912年在东京郊外创立了成蹊实务学校，采取尊重个性的自发主义教育理念，彻底摒弃传统教育方式。成蹊实务学校引起了教育界的关注，被认为是反映大正德谟克拉西时代潮流的新型学校。此外，还有奈良女子高等师范附属小学主事木下竹次（1872—1946）提倡“合科学习法”，即为消除机械地分科学习的传统，提倡在小学低年级使用以生活中常见的事物为中心、将各门科目有机结合为一体的教材，由此使学生在提高实际生活能力的同时学习知识。从1920年起木下在附属小学实践他的教育理论，引起不小的反响，甚至学校所在地的奈良也成为自由教育的中心地区。
自由主义教育思潮风靡大正初年的教育界，新的教育主张和实践相继出现，到1921年新教育运动发展到高峰期，出现了号称“八大教育主张”的各种教育理论。这些理论是：及川平治的“动的教育论”、稻毛金七“创造教育论”、樋口长市“自学教育论”、手冢岸卫“自由教育论”、片上申“文艺教育论”、千叶命吉“一切冲动皆满足论”、河野清丸“自动教育论”、小原国芳“全人教育论”。[38]仅从这些理论命题也可窥见大正时期日本教育界“求新求用”的风尚，可以说是大正德谟克拉西风潮的典型反映。
“八大教育主张”进一步催生了诸多以新教育理念为指导的新兴学校，并在20年代扩散到全国。其中1921年4月羽仁元子创立的自由学园和西村伊作、与谢野晶子等人创立的文化学院颇具特色，两校自由和文化的校名显现着大正时代的社会风气。羽仁元子（1873—1947）中学时代即受洗入信基督教，1901年成为日本第一位职业女性新闻记者，与报纸新闻社同事结婚后退职，1903年发行《妇人之友》杂志。自由学园是不受文部省管辖的七年制女子中等教育学校，办学方针崇尚自主、自由、自治和创造性。文化学院是男女同校的初中学校，办学口号是“确立自由和个人”。文化学院教育的最大亮点是诸多文化教育界名流来校授业，除西村伊作、与谢野晶子亲自授课外，受聘来校讲课的有：有岛武郎、岛崎藤村、正宗白鸟、美浓部达吉、桑木严翼、长谷川如是闲、菊池宽、芥川龙之介等人，足见文化学院的“文化品位”。文化学院不仅教学新潮，其男女混校而且同桌的形式，在当时的日本是空前的，因而被看作是“异端学校”。这种异端在政治上也有所表现，1940年“建国2600年纪念”
之际，西村却提出“哪一年之类的事不值得特别庆祝”，因此类问题西村多次受到审查，终于因讲义内容触犯“不敬罪”而遭拘禁。1941年文化学院也因“不符合大日本帝国国是”而被强制关闭，1946年才得恢复。[39]
上述诸般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虽然名目繁多、风格各异，但确有共同之处，即尊重学生个性、关心生活实践、促动自主学习，这是对学校教育游离生活状况的反省。这场普及到全国的新教育运动可以看做是在大正相对自由的社会气氛下，对明治时代沉闷呆滞的国家主义教育的反抗，尤其是开发学生个性，促动学生独立思考的教育方针，在客观上是对“教育敕语”奴性教育桎梏的反叛。然而，进入昭和时代，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以后，随着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不断猖獗和对外侵略步伐的加速，“日本教育的春天”被全面扼杀，学校教育完全被编入战争体制，成为培养战争工具的兵营。
2.传播媒体的发达
大正时代的报纸空前发达，究其原因，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消息吸引广大读者之外，报社大多形成股份公司，其经营性质已经成为牟利的经济行为。另一个最基本的原因还应归功于明治时代基础教育的普及，可以说对文字新闻信息的需求几乎扩大到全体成年日本人。由此，报纸的发行量比起明治时代形成了重大突破，以《大阪每日新闻》发行量的增长速度为例，大正元年的1912年发行数量为28万份、1916年为46万份、1921年为71万份、1924年为111万份、1926年（大正15年即昭和元年）为123万份。[40]当时影响全国的大报还有：《报知新闻》《东京日日》《东京朝日》《国民》《时事新报》《万朝报》[41]《大和》《读卖》等等。随着报纸发行量的扩张，商业广告收入不断增加，这样可以不再依赖于他人的资金资助。经济的独立带来经营方式和办报方针的独立，由此才有可能做到新闻自由，建立自身在新闻观点等方面的特色和独立性，这是报纸商业化带来的一个本质性的变化。报社不再对投资人负责，而是要考虑读者的需求灵活办报，在坚持报道第一原则下，充分注重社会问题和文娱体育等事项，从而使报纸无论在经营方面，还是社会效益方面都进入良性循环阶段。除全国性的报纸杂志外，大学也开始发行报纸，如庆应义塾大学发行的《三田新闻》、东京帝国大学的《帝国大学新闻》等，整个大正时期国立、公立、私立大学的学生报纸不断出现。
大正思想的百花齐放刺激了杂志的迅速发展，诸多刊物与思想互为激励而相映成趣。如前所述，《太阳》杂志成为上杉慎吉与美浓部达吉的论争战场，而《中央公论》成为吉野作造一派的宣传阵地。
以知识界为读者群的综合性刊物《中央公论》，站在大正民主运动宣传的前列，几乎每期都请吉野作造为杂志撰写文章，为《中央公论》赢得了“指导性言论媒介的声誉”，因而“取代了《太阳》杂志，在思想界占据主导地位”[42]。此外大正民主运动还促生《改造》（1918）、《解放》（1919）等刊物后来居上，《改造》创刊不久便与《中央公论》占据了两大综合杂志的地位。此外，1919年创刊的《我等》、1923年创刊的《文艺春秋》、《经济往来》（1936年改名为《日本评论》）、《日本及日本人》等也占有一席之地。
大正及昭和初期各种思想、主义也都在发行自己的刊物，宣传自己的主张。引人注目的是左翼社会主义和站在对立立场上的右翼的刊物。
较早发行的社会主义刊物是堺利彦创办的《新社会》（1915年，之后两次改名为《新社会评论》《社会主义》），之后左翼思想家们发行的刊物激增，如：《近代思想》（1915）、《文明批评》（1916）、《青服》（1916）、《社会问题研究》（1919）、《社会主义研究》（1919）、《播种人》（1921）、《马克思主义》（1924）、《文艺战线》（1924）、《劳动新闻》（1925）、《无产者新闻》（1925）、《劳农》（1927）、《赤旗》（1928）、《无产阶级科学》（1929）等等。1925年公布《治安维持法》之后，对言论控制更加严酷，左翼经常受到干扰，以至于时常陷入无法按期出版等状态。
与社会主义正相对立的右翼团体也纷纷创办刊物，如黑龙会的《亚细亚时论》（1917年改名为《黑龙》）、国本社的《国本》（1922）等。1923年关东大地震之后随着法西斯主义的渐行猖獗，新创刊物迅速增加，如：青天会的《日本》、国本社的《国本新闻》、大川周明等行地社的《日本》、日本国家社会党的《维新日本》、新日本国民同盟的《锦旗国民军》、日本国家社会主义全国协议会的《前进》、皇道会的《皇道》、明伦会的《明伦》、日本国家社会主义学盟的《国家社会主义》等等，到1935年右翼报刊杂志达到90种。[43]
于上述政治性刊物之外，面向普通大众的知识娱乐性启蒙杂志也在大正时代大行其道。其中讲谈社可谓创办此类刊物的大户，除明治时代创刊的《雄辩》《讲谈俱乐部》之外，大正时代创刊的另有《少年俱乐部》（1914）、《趣味俱乐部》（1916）、《妇女俱乐部》（1920）、《现代》（1920）、《少女俱乐部》（1923）、《国王》（1925）、《幼年俱乐部》（1926）等面向特定人群的七种杂志，合称“讲谈九刊”。其中《国王》创刊号销售74万册，翌年达到150万册[44]，昭和初期讲谈社杂志发行总量“达到600万册，占日本杂志市场的70%—80%”[45]，被称为“杂志王国”。此外，另有博文馆以青少年为读者对象发行的娱乐性杂志《新青年》，以侦探小说、漫画等时尚的内容和诙谐的风格深得读者喜爱。
随着大正时代女性逐渐走出家庭，专门以女性为读者的刊物也成为一大类别，除上述讲谈社几种外，影响较大的还有诸如：1916年中央公论社创刊的《妇人公论》、1922年改造社创刊的《女性改造》等，都比明治时代创刊的《妇人世界》等刊物具有明显的进步性。此外还有《妇女界》（1913）、《妇人界》（1917）、《妇女之友》（1917）、《妇人画报》（1922）等。这些刊物促成了新的女性文化的形成。
上述罗列的报纸刊物的爆发之势，可以反映出诸多当时的社会信息。比如，社会政治热点和变化的过程，当然社会媒体的发达不仅可以宣传自由民主，也可以用于右翼团体宣传法西斯主义，这柄双刃剑的双刃同样锋利。再比如，媒体的发达带来了信息传播速度的空前迅捷和传播范围空前广阔，无论是城市农村还是国内国外，读一份报纸便可一目了然。媒体的发达促成了更大规模的大众化社会信息共享，从而为各类思想运动、民众生活内容的更新、大众消费文化的流行搭建起宽阔的平台。
大正末年又一种新媒体无线广播技术登陆日本。世界上第一家广播电台开始播音是美国匹兹堡广播电台于1920年11月开始的，1922年已拥有收音机200万台。日本受此刺激在1925年3月也开始了无线电台的播送。这一新工具可以说是传媒领域的一次革命性的突破。时任东京放送局总裁的后藤新平列举了电台广播的四项新功能：第一是文化的机会均等；第二是家庭生活的革新，合家围坐在收音机旁，享受家庭生活的团栾；第三是实现教育的社会化，改眼为耳每天都可摄入各种学问知识；第四是促进国内外各类经济信息的快捷化。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印象中，电台广播不亚于当代人对互联网的青睬。然而，在广播电台建立之初就受到严格的控制，后藤新平就表示过他的担忧：“如此文明的利器，必须要给予最周密科学的注意，极力避免混乱和误用，若利用方法失当，反而会招致不测之祸。对此必须时常铭记在心。”[46]后藤新平的担心不幸被言中，不过这个“不测之祸”并不是电台变成了《中央公论》那样的“麻烦制造者”，而是在侵略战争中成为鼓噪战争的机器，为日本民族招致灭顶之灾。这又一次告诫人们，脱离文化的“文明的滥用”会造成何等惨痛的悲剧。
所有媒体进入昭和时代都逐渐受到来自政府的管制，甚至遭受右翼势力的破坏，及至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传媒界已无言论自由可言。到1939年提出停刊的报纸杂志达500多家，“从1940年起内务省还根据《新闻事业令》，加紧进行‘一县一纸’（每个县只存一种报纸）的合并措施……除东京、大阪两大城市外，各地均实现了‘一县一纸’”[47]。更具象征意义的事件是，大正时代以来以自由民主和社会进步为己任的《中央公论》和《改造》杂志，虽然已经“转向”，但还是出现编辑或作者遭笔祸事件，军部终于“忍无可忍”，于1944年解散了中央公论社和改造社，《中央公论》和《改造》杂志于同年7月被东条内阁勒令停刊。在日本军部控制下，媒体只剩下了为战争服务的一个声音，“异端之声”彻底沉默到战败。
3.生活文化的更新
明治时代日本人的臣民意识，到大正时代开始向国民意识和个人主义转变。夏目漱石在1914年的一次讲演中通俗地解释说：“走街串巷卖豆腐的小贩绝不是为了国家，其目的是为得到自己的衣食之资。”并认为于太平之世“没有必要不厌其烦地吵嚷着国家”，而更应该重视“德义心高尚的个人主义”[48]。漱石还站在批判军国主义的立场上提出，战争除了破坏文明之外，不会有任何成果。漱石的议论在民众中也的确多有反映，甚至出现逃避征兵的现象，理由是服兵役乃浪费时间、妨碍实现人生目标，而且兵营内了无趣味，因而讨厌军队中机器般划一的共同生活。这种厌倦兵营生活者已非少数，当时的流行歌曲唱到：“我撇下双亲妻儿来当兵，哭泣三年而归，家屋却在漏雨。”[49]可见大正青年已经不想再为弘扬明治精神而无怨无悔地为皇国“奉公”，他们觉悟到自身应有的价值，因而要自由安排自己的正常生活。换言之，他们要抛弃为“国家文明”而甘为“臣民”的身份，憧憬为追求“国民文化”而为“国民”的自由人生。
国民正常生活意识与媒体发达等诸多因素的聚合，促动了一轮国民生活的向上和流行文化的空前繁荣。其间西洋文化又一次涌入日本，向社会民众生活中渗透，带动了诸如饮食、住房、穿着等生活方式的变化。明治时代西餐虽然已经比较普及，但还不足以成为普通日本人的日常主食，而到大正时代日本人日常饮食的菜谱中开始出现洋式风味的炸肉排、炸肉饼、扒牛排、咖喱饭等[50]。不过与西洋料理搭配的主食却不是面包，而是日本传统主食的米饭，这也可看作是外来饮食的日本化吧。
明治末年到大正时代引导服装潮流的“三越模式”颇引人注目[51]。所谓“三越模式”是以百货商场为依托的规模经营，以引领新潮时装为目标。“三越模式”突出一个新字，比如服装展示会上的时装隔日就可以零售，服装之外的各类百货商品也是品种繁多。此外，商场内还配有轻食快餐店、照相室等设施，场内更有乐队演奏西洋音乐。三越百货随着自身实力的增强开始制造时尚，比如请专业画家设计和服的图案，不断挖掘日本传统绘画中的浮世绘、琳派风格等构图，用于和服绸缎的图案，变传统为时尚的同时创出了文化市场化的途径。“三越模式”成为流行文化的发源地，以至于当时出现“今日帝剧[52]，明日三越”的流行语。此外，高岛屋（1919）、伊势丹（1922）等百货业巨头也都创建于大正时代。
大正时代政府为解决住房问题，开始推进住宅合理化、标准化计划，主要是推广带有近代设备的公寓式住宅。诸如：公寓建筑采用钢筋预制板材料、通过水泵供水并有净化装置、设有垃圾通道等。公寓区内还配备有食堂和浴池等公共设施。此类公寓中的高端住宅，被称为“文化住宅”，成为新中间层文化的象征。“文化住宅”的内涵不仅仅是指建筑外在的西洋化，而是考虑了住宅的综合合理化。比如：房屋采用玻璃门窗采光充足的同时也起到了保暖的作用；房内设有客厅；为出行方便，地点多选在铁路沿线，而大正时代也正是日本铁路修建的高峰期，为开发此类住宅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像这样工作场所与个人生活场所的分离，有利于促进工作意识与生活意识的分离。“文化住宅”确实改变了一部分日本人的传统生活方式，显现出它的文化功能。
随着报刊、书籍、电影等媒体实现规模化经营和生产，使日本开始进入文化产业化阶段，由此也造就了一个大众文化消费的时代。大正时代的文化消费生活是空前的，诸如：照相机、留声机、电影都进入了大众消费阶段。在引导生活新潮的银座，身着时髦舶来服装的摩登男女川流不息奔向他们的目的地——上演爵士乐的音乐厅或放映时髦影片的电影院。这些流行文化逐渐向偏远地区蔓延，并扩散到全国。随着交通的不断发达，旅游观光也成为时尚。
大正时代更惹人眼球的是出现了“职业女性”的概念。在上述社会观念和生活文化的变动中，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发生了变化，她们开始走出家庭，担当以往只有男子才能担当的社会角色。当然明治时代就已经出现大量的廉价工厂女工，但是大正时代的女性职业开始扩展。诸如：巴士售票员、餐厅和咖啡屋的服务员、事务员、电影明星等等，更有前述羽仁元子出任职业记者，创办刊物。总之，职业女性已经得到社会承认。[53]
伴随着女性步入社会，新的独立的女性文化也自然闪亮登场。进入社会的女性自有她们的风采，她们身着洋式职业装，留着入时的西洋式发型，模仿西洋人的化妆。这种装束上的移风易俗不仅仅是外在审美情趣的变化，它还具有精神解放的积极意义。职业女性对服饰的需求，刺激了新的产业出现。前述“三越模式”与此不无关系，化妆品产业的发展也自不待言。与服装相配套的女性美容院也开始盛行，位于银座的资生堂推出了为女性提供洋装、美容、美发三位一体的综合整体设计服务，并邀请美国美容师来日本各地做演讲和现场技术展示，使西洋美容理念和技术普及到全日本。另外，电影女明星的出现也为这场女性消费文化推波助澜。随着电影开始启用女演员，便不断出现女明星，并取代了男明星的地位，这种变化在增加电影吸引力的同时，还出现了“女明星文化”。从明星的服装、发型、化妆到影片插曲等诸多元素一起展示了“女明星文化”的光彩，并招来大批追星族的效仿。“女明星文化”不断成为社会的公共话题，并引导着女性流行文化的潮流。
总之：“宏观而言，如果明治是生产文明，那么就能看到消费文化是大正的特色。生活文化的需要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发展……从文明生活转向文化生活。”[54]
四、大正文化小议
至此，可以对大正文化做一下盘点了。学界对大正时代在日本历史上所处地位的认识，历来都是不确定的，随着评价主体和角度的不同可能会做出迥异的判断。即便是日本的进步学者，也多认为大正时代的历史地位不及明治时代。笔者无意加入这场争论，而只是想从文化史的角度对大正时代做一宏观上的价值判断。以明治时代作为参照系，来对大正文化作出判断，这在方法论上应该没有什么不妥之处。那么据此可以抽象出这样一个命题：如果说明治时代的主题是“文明开化”，那么大正时代的主题就是“文化更新”。
综观明治时代，近代物质文明飞速进步，而于精神文化方面却没能深刻理解西洋社会文化的真谛。其实明治时代崇拜西洋之风的浅薄，当时就曾遭到永井荷风的严厉批评。荷风认为：崇拜西洋不在于西洋的物质文明，而在于植根在西洋人胸中的根本思想，甚至认为明治时代欧洲文明的输入“实在是丑恶之极”“明治的生活趋向浅薄恶俗”[55]。荷风批评明治现代化浅薄的观点是不错的。
现在可以比照明治时代大致梳理出大正时代较为明显的文化特征了。首先，明治时代是以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等物质指标为主导的推进物质文明的时代，而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生长刚刚起步就被“皇统文化”阉割了；而大正时代知识精英们通过对明治时代跛行现代化道路的反思，真正把文化的现代化置于应有的重要位置。其次，如果说明治时代是以国家为中心的时代，那么大正时代一大批知识人则认为明治时代达到了追求新文明国家的目标，因而抛弃了明治时代极端狭隘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将眼光更多地投向了世界和实现个人价值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第三，大正文化不再囿于明治时代以“皇统文化”为核心而虚构出来的“日本国体精神”的束缚，而是提倡现实理性，引导国民迈向精神解放的目标。这是一个聚精会神探索近代文化的时代，是以人为本的文化兴盛的时代。此外，就社会文化担当者而言，明治时代是官僚和半官半学体制派知识人统治和活跃的时代，而大正时代社会文化担当者的主体向体制外知识分子转移，而且普通市民也加入了这个行列。
当然，大正时代仍然存在着极端西化与泥古传统的争论。谷崎润一郎就对西洋崇拜得五体投地，以至于因景仰西洋而宁可成为外国人，甚至埋骨外国。[56]而另一个极端则有远藤吉三郎激烈抨击并讽刺全盘西化主义：“吃生鱼片的日本人是野蛮，吃鲜红滴血牛肉的西洋人是文明；多神信仰是野蛮，一神信仰是文明”[57]，远藤认为这是浅薄的“西洋中毒”。不过总体看，大正时代的文化倾向与明治时代相比，已经较少两个极端了。
总之，在从明治时代到第二次大战战败的日本文化史上，也只有大正时代才真正显现出“现代文化”的景象。大正文化的自由民主风气使日本充满了希望，如果这股清新闪亮的文化景象继续下去的话，很有可能使日本免遭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毒害而放弃侵略战争的思维逻辑。然而遗憾的是，为日本带来社会进步曙光的大正文化，尤其是民主主义思想和运动与自由民权运动一样，仅只昙花一现，日本最终选择了黑暗，令人扼腕。究其原因，可作如下解释。
上述对大正文化的肯定判断是基于大正时代出现的新的文化倾向，而实际上大正文化并非阳光普照。
首先，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兵不血刃获取巨大利益，资本主义经济空前发展、膨胀，成为经济暴发户，因而在文化上也显露出暴发户的轻薄和张狂，尤其是在对外问题上，各类右翼思想即属此类。
其次，大正时代，尤其是1923年关东大地震时期，大规模虐杀朝鲜人、大杉荣被杀[58]、虎门事件[59]等各类恐怖事件屡屡发生，致使政治生活变得阴沉窒息。
第三，守旧势力仍然固守着国家主义的巢穴，“以‘思想善导’为目的的官制文化运动和组织运动也非常活跃，随着右翼的抬头，为昭和法西斯主义作了准备。”[60]关东大地震使日本经济遭受重创，造成了昭和初期的经济恐慌，致使社会动荡，文化专制随之渐趋嚣张。
最后，以德谟克拉西为主导的各类欧洲思想突然大量涌入日本，恰似四季的花卉同时开放，令人目不暇接。时代没有给予日本人充分消化这些思想的时间，这使得本来就不太擅长纯观念思辨的日本人，似在云里雾里，因而仅仅成就了一些理想主义的梦想家。
我们不妨稍加设想，如果日本沿着大正文化的路径前行，或许会走向相对民主、和平的发展道路。这种假设并非没有意义，至少可以昭示人们，疯狂的昭和时代并非是日本的必经之路。观照今天的日本，高速发展时代已然逝去，就像昭和初期大正文化趋向末路，一批在朝右翼政治家与在野的右翼社会势力上下呼应，似乎又开始了新一轮昭和式的疯狂，而日本的有识之士群体似乎也正在酝酿着反击。这种为设计未来日本社会走向的博弈，又把人们带到酷似昭和前期的历史节点。这也许就是大正文化留给今天日本人的重要启示吧。
（本章第一节原载《南昌航空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第二、三、四节原载《日本近现代文化史》）
【注释】
[1] 生松敬三：《大正期的思想与文化》，青木书店1971年，第5页。
[2] 中野久夫等：《大正的日本人》，鹈鹕社1981年，第126页。
[3] 《万朝报》1912年8月1日。
[4] 实际上许多社会事物在20世纪之交，尤其是日俄战争之后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因而为叙述方便和顺应事物发展逻辑，本章有些内容会追溯到明治末期。
[5] 夏目漱石著、刘振瀛译：《我是猫》，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188—189页。
[6] 石田一良编：《日本思想史概论》，吉川弘文馆2001年，第301页。
[7] 开国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明治文化史5·学术编》，洋洋社1954年，第666页。
[8] 穗积八束直到1912年去世前，始终在病床上支援上衫慎吉。
[9] 开国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明治文化史5·学术编》，第667页。
[10] 吉野作造：《论宪政本义及其有始有终完成之途径》，《中央公论》1916年1月。
[11] 《吉野作造博士民主主义论集》第1卷，新纪元社1946年，第45页。
[12] 吉野作造：《国家生活之一新》，《中央公论》1920年1月。
[13] 生松敬三：《大正期的思想与文化》，第81页。
[14] 儿玉幸多：《图说日本文化史大系12》，小学馆1967年，第153—154页。
[15] 镇压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事件，大衫荣、荒畑寒村、山川均、堺利彦等14人被捕。
[16] 宋成有：《新编日本近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85页。
[17] 大杉荣：《个人主义者与政治运动》，《大杉荣全集1》，世界文库1963年。
[18] 陈秀武：《日本大正时期政治思潮与知识分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78页。
[19] 北一辉曾参与中国革命，并与幸德秋水等社会主义者有过接触，其一生的思想和行动十分复杂。
[20] 北一辉：《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桥川文三编：《现代日本思想大系31》，筑摩书房1965年。
[21] 崔新京：《略论日本法西斯思想的形成》，载《日本研究》2001年第4期。
[22] 在日本主要吸纳了新康德主义中西南学派的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等人的学说。
[23] 门胁卓尔：《日本对新康德派的受容》，载《理想》1989年7月。
[24] 门胁卓尔：《日本对新康德派的受容》。
[25] 参阅新岛繁：《大正期的思想与文学》，载《文学》1957年4月。
[26] 阿部次郎：《作为人生批评原理的人格主义的见地》，载《中央公论》1921年1月。
[27] 石田一良编：《日本文化概论》，吉川弘文馆1981年，第493—494页。
[28] 武者小路于1918年在宫崎县儿汤郡木城村建立的理想主义的农业共同体，被当时的社会主义者称为乌托邦、“桃源乡”。
[29] 江口涣：《否定传统主义的价值》，载《日本近代文学大系58》，角川书店1972年。
[30] 参阅石田一良：《日本文化史概论》，第499—500页。
[31] 参阅大西克礼：《关于文艺上的民本主义》，载《帝国文学》1918年9月。
[32] 参阅有岛五郎：《一纸宣言》，载《改造》1922年1月。
[33] 津田左右吉：《文学中所表现的我国国民思想的研究1》，岩波书店1980年，第49页。
[34] 芳贺登：《批判近代日本史学思想史》，柏书房1974年，第168页。
[35] 中野久夫等：《大正的日本人》，鹈鹕社1981年，第11页。
[36] 指1886年明治政府公布的《帝国大学令》《小学校令》《师范学校令》等一系列有关教育的法令，广义上说还包括此后公布的《高等学校令》《实业学校令》《私立学校令》等诸多有关学校教育的法令。
[37] 儿玉幸多：《图说日本文化史大系12》，第170页。
[38] 可参阅小原国芳等：《八大教育主张》，玉川大学出版部1976年。
[39] 关于两校概况可参阅中野久夫等：《大正的日本人》，第73—77页。
[40] 南博编：《大正文化》，劲草书房1965年，第121页。
[41] 1892年创刊，是明治和大正时期影响很广的报纸，但1923年关东大地震中损失惨重，之后逐渐衰落，1940年因“战时新闻整备计划”被“废刊”。
[42] 山本文雄编著、诸葛蔚东译：《日本大众传媒史》，第123页。
[43] 参阅儿玉幸多：《图说日本文化史大系12》，第182、186页。
[44] 参阅山本文雄编著、诸葛卫东译：《日本大众传媒史》，第122页。
[45] 山本文雄编著、诸葛卫东译：《日本大众传媒史》，第148页。
[46] 南博编：《大正文化》，第244—245页。
[47] 孙继强：《侵华战争期间日本报界的“转向”》，载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编：《日本研究论集2006》，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
[48] 夏目漱石：《我的个人主义》，载《夏目漱石全集》第12卷，角川书店1961年。
[49] 南博编：《大正文化》，第151页。
[50] 这些菜品至今仍然是日本大众餐馆和学校公司食堂的常见快餐。
[51] 三越百货源于三井家族于1673年开业的三越绸缎庄，1908年效仿英国兴建西洋式三层楼的百货商场，成为日本百货行业的先驱。
[52] 指1911年建造，具有欧派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帝国剧场，是当时一大文化景观，场内也有食堂和小吃店等设施。
[53] 有关大正女性文化的概貌可参阅南博编：《大正文化》，第255—263页。
[54] 南博编：《大正文化》，第7页。
[55] 永井荷风：《新归朝者日记》，载《现代日本思想大系32》，筑摩书房1965年。
[56] 参阅谷崎润一郎：《独探》，载《谷崎润一郎全集》第三卷，中央公论社1981年。
[57] 远藤吉三郎：《西洋中毒》，大空社1997年，第13页。
[58] 在关东大地震期间镇压朝鲜人和社会主义者的恐怖中，大杉荣夫妻及外甥三人被东京宪兵队以“不敬谋反罪”逮捕，并全部被甘粕正彦大尉杀害。
[59] 1923年12月无政府主义者难波大助在虎门附近刺杀当时的摄政亲王裕仁未遂事件。
[60] 南博编：《大正文化》，第8—9页。
📚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全套 18 卷）
- 日本现代外交史论
- 日本儒学史论
- 日本社会史论
- 日外文化交流史论
- 日本近现代教育政策研究
- 战后日本能源安全保障研究
- 日本经济转型与治理变革论
- 日本近现代经济政策史
- 日本近现代农业政策研究
- 日本经济产业解析
- 中日文学与文化交流史研究
- 日本现代政治史论
- 近代中日思想文化交涉史研究
- 日本东亚政策研究
- 空海《文镜秘府论》与中日文化交流
- 日本的苏联及中东政策研究
- 日本史通论
- 日本近世与近代文化史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