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廷璆 等

选自《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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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近世日本论

第三章 近世日本论

一 安土·桃山时代（1573—1603）

16世纪后半期，日本从长期纷乱割据的南北朝、战国时代开始走向封建统一国家的局面。由于战国大名们各自谋求领国的富强，开发农田水利，把工商业者集中在自己的军镇（城下町），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提高了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力。织田信长（1534—1582）和丰臣秀吉（1536—1598）凭借经济和军事的优势，加紧对战国诸大名的征服，镇压农民起义，逐步实现了全日本的统一。

1.织田、丰臣统一日本

织田信长

战国时代在各大名领地里商品经济发展，商人、农民经济力量日益增强，但封建割据、分裂混战不仅破坏农业生产，加重农民的负担，且由于各国间关卡林立，货币和量制不统一，阻塞了商品流通。因此农民、商人都反对割据，渴望统一。封建主们面对农民起义和市民的斗争，也企图集中力量，排除异己，建立全国性的中央政权。16世纪中叶，抱有这种野心和实力的战国大名，关东有北条氏，中部地方有上杉、武田、朝仓诸氏，中国（山阴、山阳两道）地方有毛利氏，四国有长曾我部等，但实际上掌握主动权的是一个较小的大名——尾张（爱知县）的织田信长。尾张地处农业先进的浓尾平原（名古屋地区），旧势力弱，小自耕农阶层发达。织田信长一面充实经济实力，一面加强政治军事力量，推行“兵农分离”政策，将领国内名主、武士编入自己的家臣团，组成一支以使用长枪为主、配备步枪队的常备兵。他采取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的策略。永禄三年（1560）在尾张的桶狭间（今爱知县丰明市西南）以奇袭击溃10倍兵力的劲敌守护大名今川义元（1519—1560）。为巩固后方，信长将今川的领地让给三河国（爱知县南部）大名松平家康（德川家康，1542—1616），然后消灭阻碍他占领京都的美浓（岐阜县）领主斋藤龙兴，筑岐阜城，成为织田的军镇。永禄十一年（1568）失去权力的室町幕府和天皇都要求信长攻入京都，恢复朝廷和幕府的地位。信长便借拥立足利义昭做幕府将军的名义，率部入京，掌握了政权。

永禄十二年（1569年），织田迫使自由城市堺屈服。这时，农业发达的近畿地方和堺、京都、奈良等富庶城市都已在他手中。他的步枪队是一支无可匹敌的劲旅，元龟二年（1571）焚毁了守旧势力堡垒的比叡山延历寺；两年后迫使不满于傀儡地位而企图和一些大名联合反对织田的足利义昭投降，罢黜其将军职，室町幕府灭亡。

织田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有二：首先是承认从自耕小农收取地租的寄生地主的存在，因此织田军队有能力离开本根据地长期进行征服政争。其次是掌握了畿内附近的富裕地方。还包括拥有了步枪、大炮等新武器，确保军事上的胜利。此外，织田对战国期的主要社会矛盾——自下起来冲破封建制的民众运动与自上加强封建制的领主运动，以后者胜利的形式来解决。

织田在统一过程中残酷镇压一向宗农民起义。1571至1574年他先后镇压了伊势长岛和越前的起义，屠杀几万人。天正八年（1580）攻下大阪本愿寺，又遣部将柴田胜家（1530—1583）扑灭加贺起义，与此同时，继续同各国大名争战。天正三年（1575）他联合松平家康，在长筱（三河境内）击溃日本中部最强大名武田胜赖的军队，总计平定26国。天正四年（1576）在琵琶湖畔近江安土修筑了安土城，作为统治的根据地。天正十年（1582），全国统一已指日可待，但就在这年6月2日，他在京都的本能寺遭部下明智光秀（1526—1582）的袭击，被迫剖腹自杀。

丰臣秀吉

信长死后，统一事业为部将羽柴秀吉（1536—1598）所继承。秀吉是尾张国（今爱知县）一农民之子，自幼侍奉织田信长，能力出众。天正元年（1573）因多次战功，被擢为大名，与柴田胜家、明智光秀同为信长的得力部将。天正十年（1582）本能寺之变时，他正在备中国（今冈山县）同毛利辉元（1553—1625）作战，闻讯后即同辉元讲和，回师京都。山崎（兵库县西南）之役打败明智光秀，光秀在败走近江途中遭农民袭击自杀，距信长死11天。天正十一年（1583）起，秀吉逐次剪除异己，首先发动近江贱岳之战，消灭织田家臣柴田胜家。并从这一年兴建大阪城（今大阪市），强制各大名离开领地，连同堺市商人一并移居这里，将大阪作为自己称霸全国的根据地。1584年迫使雄踞关东的德川家康臣服，从而上升到织田信长继承者的地位。同年进军四国，迫令战国大名长曾我部元亲以全境投降。

天正十三年（1585），秀吉征服了最后一个守旧势力堡垒和歌山县的高野山（佛教真言宗的根据地）和纪伊的根来寺。同年迫朝廷授之以关白之职。1586年任太政大臣，更受天皇赐姓为“丰臣”。天正十五年（1587）进攻九州，大名岛津义久投降。这一年秀吉在京都建成宏大富丽的官邸聚乐第，围以城濠，宛如宫苑。天正十六年（1588）他在这里迎来后阳成天皇，召织田信长次子信雄、德川家康等一起表演了向天皇誓忠的一幕。

天正十八年（1590）秀吉出征关东，讨伐北条氏一族，包围小田原城，迫北条氏政（1538—1590）自杀，并使东北的伊达政宗（1565—1636）臣服，然后北进，平定奥羽地方。至此全国统一。文禄二年（1593）他又使战国时代统治虾夷地区（北海道）南部的松前氏归顺，北海道南部地区遂正式划归日本版图。

织、丰政权的统治体制

织田信长在其统一过程中，为提高权势，先则利用足利将军家，继则利用天皇权威。丰臣秀吉因自己原有的家臣数量不大，在统一过程中加入家臣队伍的多半是过去的同僚和前辈大名，加之取得政权时间过短，所以并没有创建自己的幕府，没有取得将军衔，而只是以“关白”名义，君临各大名之上。

丰臣政权的中央机构：在关白之下设五“奉行”，执行政务，由前田玄以（1539—1602）、浅野长政（1547—1611）、增田长盛（1545—1615）、石田三成（1560—1600）、长束正家（？—1600）担任，这五人都是丰臣秀吉一手培养起来的亲信。另任命五名实力雄厚的大名为五“大老”，作为他的政策顾问，无疑这是一种怀柔手段。五大老是德川家康（1542—1616）、前田利家（1538—1599）、宇喜多秀家（1573—1655）、毛利辉元（1553—1625）、小早川隆景（1533—1597），后来改小早川隆景为上杉景胜（1555—1623）。

为加强中央集权，丰臣秀吉对大名实行严密控制。他把自己一族和近臣安置在重要地区，如把养子秀次（1568—1595）安置在尾张的清州，弟秀长（1541—1591）安置在大和的郡山，把石田三成安置在近江的佐和山等等，从而把近畿地方巩固起来。与此同时，把那些不可靠的大名调离原来领地，如把原在东海地方拥有巨大势力的德川家康调到关东地方，以便防止大名们盘踞原领地独立。作为严密控制大名的办法，他还命令各大名让他们的妻子常住京都、大阪和伏见，作变相人质，并规定大名之间未经批准，不得通婚。

2.丰臣秀吉的统治

土地政策与“兵农分离”

丰臣秀吉将全国土地集中在手里后，一部分作为直辖领地，另外大部分土地则封赐各大名，称为知行国（封地），受封者有统治知行国的特权。当时拥有土地的多少是用稻米产量的石数来表示的。天正十七年（1589）的全国稻谷总产量为1580万石（壹岐、对马除外）。那年丰臣的直辖地为46国、产稻200万石，占总产量的九分之一强，封赐各大名的领地则占总产量的九分之八，其中最大的大名德川氏领地产稻约250万石，上杉氏和毛利氏各100万石。在土地领有方面丰臣虽不占绝对优势，但他同时直辖堺、京都、大阪、博多等商工业最发达的城市和贸易港，还控制佐渡、生野等金、银矿，因此他的经济实力远远胜过各大名。

由于大名知行制的确立和全国范围内“本百姓”（自耕农）小农经济的出现，从此在日本形成了马克思所说的“纯粹封建性的土地占有组织和发达的小农经济”^[1]。这种单婚小家族——小农经营体比复合大家族——家内奴隶制经营体优越得多，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丰臣政权对这种小农经济的出现首先加以承认。

这种小农经济是与秀吉实行的土地政策分不开的。织田信长死后不久秀吉就开始施行“太阁检地”，文禄三年（1594）正式规定全国划一的土地制度：将过去不统一的一间的长度定为6尺3寸；360步一反改为300步一反；田地分为上、中、下、下下四等，各规定标准产量——石数，即上田为1.5石，中田为1.3石，下田为1.1石，下下田另行规定；以标准升“京升”^[2]统一各地区不相同的旧升；以标准产量的石数的三分之二收取年贡；尽量贯彻“一地一作人”^[3]的原则。以上是“太阁检地”的主要内容。丰臣秀吉对检地的贯彻非常坚决，在给地方的“朱印状”（盖有红色将军官印的执照）中明确指示：不管是城主、土豪还是百姓，凡敢反抗检地者，全部杀掉，即使整个一乡或两乡也当如此。^[4]

太阁检地在兵农分离体制方面是以编成军队为目的的一大土地改革，同时也是根本否定古代封建制即本领（世袭私领）制的一大事业。因为本领是土地私人所有的最强烈的形式，而太阁检地是把本领收为公有，以领主本国为根据，将全国领地集中在秀吉手中，连旧家臣的知行地都属于秀吉所赐的“恩领”。^[5]

在检地的同时，天正十六年（1588）丰臣秀吉借口铸造大佛需用钉锯，发出《刀狩令》，没收民间所有的“长刀、腰刀、弓箭、长枪、步枪及其他武器”。下令后一月，仅在加贺江沼郡就没收了长刀1013把、腰刀1540把、枪矛160支。实行刀狩是害怕农民“拥有不必要的武器，一旦难纳年贡，势必发动起义”^[6]；同时也为使检地顺利进行，并通过它达到“兵农分离”的目的。天正十九年（1591）8月丰臣氏发布《身份统制令》，^[7]进一步明确实行“兵农分离”到确立身份制的政策。这就是禁止农民转变为武士，强制耕作，即使大名领地改变了，农民也不得擅离原村，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还规定手工业者和商人也不得变更职业。相反，武士则失掉土著性，须跟随主君移动，集中住在大名城下，成为镇压人民的职业军人。这样，以（武）士为统治阶级，农、工、商为被统治阶级的“四民”封建等级制便确立了。

商工业政策

织、丰政权的集权统一政策，在商工业领域也有鲜明反映。为促进商业发达和城市繁荣，织田信长曾规定了“乐市”“乐座”之制。这是战国大名本已采用的政策，织田更予以推进，在建筑清州、岐阜、安土等城下町时，规定凡制定城下町条例必须加进此项。天正五年（1577）6月，他为安土城下町制定《乐市乐座令》13条。该令的基本内容是否定“座”的特权，奖励商人来此定居，免除土木工程的徭役负担，消除对“德政”的不安，保障治安、免除房屋税等等。丰臣秀吉也继承了这个政策，如天正十三年（1585）对京都诸座下令废止座头职等中间剥削权，1587年下令废止奈良、大和郡山的一部分座，1591年下令废止以京都、奈良的座组织为一般原则。但是乐市、乐座并非意味交易上的完全自由，从政治上说，推行这个政策主旨是把商工业者从寺社、庄园领主的隶属下解放出来，使其处于织田、丰臣控制下，确保商业利益，加强自己的权力。例如丰臣筑大阪城时曾强制把一部分堺和京都市民移住大阪；许多城市变为丰臣氏的直辖地，不承认城市自治，町人的自治组织被统治城市的机关取而代之。

交通政策和货币政策也是织田、丰臣发展商工业政策的一部分。织田曾于永禄十一年（1568）撤销其势力范围内的关卡（“关所”），禁征“关钱”。此举既为打击关卡的设立者寺社和庄园领主的势力，又为便于商人自由往来，发展商工业。丰臣继此政策，迄1586年止，废除了全国的关卡。织田作为整顿交通设施的一部分，修补道路，架设桥梁，丰臣则统一1里为36町。稳定通货是发展商业所必需，信长于永禄十二年（1569）公布了《择钱令》^[8]，规定“善钱”（良币）、“恶钱”（劣币）的交换比率，秀吉更改铸统一货币，同时开发石见、佐野、生野等金银矿。为发展海外贸易，秀吉于天正十六年（1588）发布《海贼取缔令》。文禄元年（1592）实行“朱印船贸易”，授予长崎、京都、堺的商人以朱印状（幕府特许证），以资保护。还统一了度量衡制，其规定有的一直沿用至今。

对天主教的政策

丰臣秀吉的天主教政策也以加强中央集权为主旨。织田信长为利用天主教对抗一向宗农民起义和获得贸易利益，对天主教曾采取保护政策。秀吉最初也采取了同一政策，但天正十五年（1587）他在征服九州时看到外国教士对九州部分大名的强烈影响和长崎成为教会领地的情况，大为吃惊，恐危及自己统治。尤恐天主教在农民中传播会招致一向宗起义那样的后果，所以立即将长崎收为直辖地，禁天主教传教，驱逐外国教士出境。他虽然放逐了传教士，但这时还是承认人民对天主教的信仰，允许葡萄牙人通商。及至庆长元年（1596），一艘西班牙船只漂流到土佐海岸，秀吉察悉西方国家有利用传教侵略日本的野心^[9]，便把传教士和日人信徒26人在长崎处死。这就是日本镇压天主教的开端。

秀吉的这种政策还利用所谓“神国”思想来煽起人民的排外情绪，他宣称，日本的国土及其上一切事物都是神创造、成长和保护的。天正十七年（1587）的天主教禁令中说，“日本是神国，不许天主教国家传播邪教”，“天主教国家的人以日本人为门徒，破坏神社佛阁，这是前代未闻的”。1591年秀吉写信给葡领东印度总督说，“我国是神国，神是万物的根源”。^[10]

信长、秀吉经过一系列的征服战争，结束了群雄割据的战国纷乱局面，实现了国家的统一，摧毁了庄园制度，这些对尔后日本经济文化发展都有很大作用。作为历史人物，他们都是镇压人民的凶手，但同时又不失为封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

3.安土·桃山时代的文化

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统治时期的文化通称为“安土·桃山文化”，在文化史上这个时代被叫作“安土·桃山时代”（1573—1603）。安土在今滋贺县，1576年织田信长在此建城。桃山在今京都南郊伏见区，16世纪后半期丰臣秀吉在此掌握政权约20年，因这里多桃树，故有桃山之称。这个时代的文化特点是佛教影响减弱，世俗性和现实性突出。

建筑方面

从前的佛寺神社被新兴大封建主的城郭殿馆代替了。在式样上，左右对称的结构除神社、佛阁外，一律排除，而是采用非对称的、迷路构造。其代表性建筑物有信长的安土城，秀吉的聚乐第、大阪城、伏见城及姬路城等。安土城是元龟四年（1576）建于近江，即现在琵琶湖东岸，建筑规模巨大，城上有7层的天守阁（望楼），各层房间和柱都用金箔装饰，现已毁坏，只山脚下的总见寺还保存着。聚乐第是秀吉在京都的邸宅，1587年建成，但1595年遭彻底破坏，建筑物大部分移到状见城，现存的有大德寺唐门、西本愿寺飞云阁等。大阪城在大阪市东区马场町，1583年建成，周围约12公里，有高石墙和深壕，规模宏大。伏见城在京都市伏见区东伏见山，1594年建成，后被江户幕府破坏，部分建筑移到大德寺、西本愿寺。这些城郭是军事堡垒，内有大封建主的邸宅和政厅。书院式的邸宅被称为“居馆”，内部装饰豪华，隔扇和墙壁上都画着金碧辉煌的绘画。随着茶道的流行，茶室（数寄屋）建筑也发达起来。茶室建筑以简素、幽静、狭小为特征，一般都以大自然为背景，镶嵌于自然之中，体现了闲寂朴素的茶道精神。

绘画方面

这时期的绘画世俗性很强，题材上已全无佛教色彩，多描绘花鸟、自然景色和社会风俗，说明画家对生活的关心。但也可以看出，许多并非一般的花卉鸟兽画，所画的大多是象征祥瑞的鸟兽之王。例如狩野永德的《唐狮子屏风》（高2.25米），显示王者的权威。书院正面和天守阁上层一般都画着中国古代圣贤像。庶民的风俗画也很流行，这表示庶民阶级逐渐强大起来，并占领了文化领域。当时佛教衰退，儒教兴起，所以以儒教为主题的画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在形式上，以“和汉融合”的水墨画为主，其代表画派是狩野正信创始的狩野派。以土佐光信为创始人的土佐派则主要画大和绘，但已失去了平安时代那样大和绘的纯粹性，水墨画的调子加重，有受狩野派影响之趋势。桃山时代的狩野派画家有：狩野永德（1543—1590）、狩野山乐（1559—1635）、狩野山雪（1590—1651）。此外还有桃山时代最伟大的画家长谷川等伯（1539—1610）。

戏剧方面

随着町人的成长，城市里兴起民众戏剧。如上所述，说唱牛若丸和净琉璃姬故事的古净琉璃早在室町后期就已出现，此时同木偶戏结合发展。另外，作为日本一种独特形式的戏剧，至今仍保持着生命的歌舞伎，正是由这个时代出云（岛根县）一名巫女阿国创始的。

同这个时代武士、町人生活密切的茶道十分盛行。茶道于室町前期由入明禅僧提倡，传播于武士间，仪式繁细，流派滋出。到此时由堺市的商人千利休（1521—1591）集其大成，排除形式，发展了重视精神（和敬清寂、茶禅一味）的“佗茶”^[11]趣味。

4.丰臣秀吉侵略朝鲜

文禄之役

作为军事封建领主魁首的丰臣秀吉不满足于对日本人民的统治，进而想迫使朝鲜（1589）、菲律宾（1591）、（中国）台湾（1593）琉球前来朝贡，梦想统治中国大陆和朝鲜。他侵略朝鲜是想把尚未驯服的封建大名引向国外，以稳固自己的统治，镇压人民的反抗；同时也是为满足特权商人的欲望，适应原始资本积累的掠夺性。

丰臣秀吉侵略中国和朝鲜的野心早已有之，^[12]而首次将它公开是在天正十三年（1585）。^[13]天正十八年（1590）冬他致书朝鲜国王，公然宣称他要“长驱直入大明国，易吾朝之风俗于400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威逼朝鲜臣服，充当侵略中国的急先锋。^[14]中朝两国有着传统的友谊，丰臣秀吉的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被朝鲜拒绝。天正十九年（1591）他将关白之职让给养子丰臣秀次，自称“太阁”，设本营于九州肥前海滨的名护屋，^[15]作侵略准备。文禄元年（1592）3月，派宇喜多秀家为侵略军总头目，堺市豪商家出身的小西行长（？—1600）、加藤清正（1562—1611）为先锋，派遣近16万陆军渡海作战，于釜山登陆；同时派遣九鬼嘉隆、藤堂高虎指挥的9000名水军袭击朝鲜沿海各地。

经长期内战，日本封建大名们积累了相当丰富的作战经验，兼以军队集中，使用步枪，所以日军战斗力较强。相反，朝鲜李氏朝廷积弱，国王李昖又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不能组织军队进行有效的抵抗。日本陆军在两个月内就占领了京城、开城、平壤三大都城。至7月，加藤清正部队到达图们江岸的会宁。李昖一再退却，逃到义州。丰臣秀吉为初战的胜利冲昏了头脑，5月攻占京城后便叫嚣要迁都北京，由日本天皇统治中国，将北京周围10“国”之地献为御用，赐公卿以俸禄，赐其部下以10倍于原有的领地，甚至命丰臣秀次为大唐（中国）关白，日本关白由羽柴秀保或宇喜多秀家担任，朝鲜则交给羽柴秀胜或宇喜多秀家统治，气焰十分嚣张。

李舜臣与李如松的抗击日军

日本陆军虽然一时得逞，但5月以来水军在半岛南部沿岸水域却连续遭到以朝鲜杰出爱国水军将领李舜臣指挥的以龟船^[16]舰队为主力的朝鲜水军的沉重打击，尤其7月8日在闲山岛前海海战中，日本的庞大舰队几乎全部被消灭。从此日本水军完全丧失了制海权，使侵略者原来水陆并进夺取义州的企图被迫落空。

侵略军在朝鲜杀人如麻，激起朝鲜人民的义愤，各地纷纷自发地组织起人民武装“义兵”队，英勇斗争，抗击敌人。郭再祐、郑仁弘部队活跃于庆尚右道，赵宪部队活跃于忠清道，高敬命部队活跃于全罗道，金千镒部队活跃于中部地区。各地义兵战斗力不断增强，不只能保卫家乡，且能解放本道，广泛向其他道出击，大量消灭敌人。

应朝鲜政府之请，明朝派遣的援朝军自7月起陆续抵朝，投入战斗。但第一批5000援军7月间在进攻平壤之战中因副总兵祖承训轻敌失利，先锋史儒战死，承训败回。12月底，经略宋应昌和提督李如松所部第二批4万援军入朝，旋即于1593年1月初再次发动平壤战役，向盘踞这里的小西行长部队猛烈进攻，明军“无不以一当十”^[17]，经一昼夜血战，收复平壤，继而解放开城。小西行长部队退守京城，加藤清正部队也从北部撤回。1月下旬，李如松率部向京城挺进，由于误信假情报，军至碧蹄馆（京城北30里处）中敌埋伏，激战终日，退驻开城。但此后李部却能够成功地断敌龙山饷道，焚其仓粟。

日本的反战运动

平壤之役是日军从胜转败的转折点。丰臣秀吉发动的这场不义之战在国内军内也不得人心。葡萄牙传教士路易·福洛易斯（Luis Frois， 1532—1597）在谈到他在北九州耳闻目睹的情况时曾说：人们非常厌恶征集壮丁，认为那无异于去送死。妇女们在抽泣。因为她们预感到要被迫守寡。不安和叹息充满全国。一种预言也传开了，说秀吉的征服事业必将失败，日本国内必将掀起叛乱。^[18]反对战争的不止北九州居民，在古都奈良，兴福寺多闻院僧人英俊获悉战争动员已经开始后，便预计这次战争不会有好结果。当侵略军正在蹂躏朝鲜国土时，他在日记中表示对朝鲜人民“无限同情”。农民拒纳军粮，反对侵略战争。关东常陆（茨城县）农民拒纳军粮，使正欲渡海的该国大名佐竹义宣军队处于“奄奄待毙”状态。在军内，官兵、民夫大量逃亡和哗变。一份资料记载，锅岛部队从前线逃回的有57名，这些都是主力战斗部队的官兵，“搬运伕并未计算在内”。当时兵士逃亡如此严重，以致丰臣秀吉不得不命令在各地设立缉捕逃亡者的岗哨（“人番留所”）。侵略战争发动不到3个月，集结在肥前平户的岛津部队中，以梅北国兼为首700名官兵拒绝渡海作战并举行哗变。^[19]

平壤战败后，日军厌战反战情绪弥漫。留在名护屋本营的羽前大名最上光义在写给家里的信中讲道：“日本人早就想逃出京城，都这样想：当和尚也好，只要能留下一条命。我也在盼望，能在活着的时候重新踏上故国芳香的土地，哪怕喝上一杯家乡水也好。”^[20]当时日军士气既如此，又加以兵员伤亡过半（京城内外只剩53000人）^[21]，粮秣奇缺，疠疫流行，日军统帅部自知京城难保，4月18日撤出京城南遁，龟缩到东南沿海一带。明军入城并分路追击，收复汉江以南千余里，朝鲜国土绝大部分遂告光复。

日明之间的媾和谈判早已开始。6月，身在名护屋的丰臣秀吉还以战胜者自居，提出明朝以公主嫁给日皇、恢复两国贸易、归还占据朝鲜的四道及京城、朝鲜王子一人到日本当人质、朝鲜誓不反日及其他等七项无理条件。^[22]明朝的谈判使节沈惟敬本是一个内奸和无赖，同日使小西如安合谋，回北京后一字不提丰臣秀吉的七项条件，反说丰臣恭顺，“恳求内附”。明万历帝信以为真，企图以满足丰臣秀吉虚荣心的办法使他“谨修臣职”。1596年遂遣正副使赴大阪，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丰臣大怒，和议破裂，战事再起。^[23]

庆长之役

庆长二年（1597）1月，丰臣秀吉复派兵14万登陆釜山北犯。这次侵略军自始就士气不振，8个月后才到达京城附近。但不久被明将麻贵所部击败，退到南部沿海狭小地带，负隅顽抗。次年秋，丰臣秀吉病死，日军开始撤退。11月，日本水军在半岛东南露梁海面上受到中朝联合水师的截击，损失极重，逃到岸上的也遭毁灭性打击，死万余人。^[24]明援朝水师提督陈璘所部、年逾70的老将邓子龙，“意气弥厉”，“直前奋击”，不幸乘船起火，英勇牺牲。朝鲜水师统帅李舜臣为救援子龙，也中弹牺牲。^[25]到年底以前，日本陆军陆续撤回日本。

二 德川前期（1603—1680）

1.江户幕府的建立

关原之战

天正十八年（1590），德川家康^[26]被丰臣秀吉转封在关东，以江户（今东京）为居城。庆长三年（1598）秀吉死，儿子秀赖年幼，在大阪城由五大老之一的诸侯（即“大名”，以下同此）前田利家辅佐。家康根据秀吉遗嘱，以五大老首席身份在伏见^[27]主持大政，这时他已是位至内大臣，拥有公定土地年产量250万石^[28]领地的最大诸侯。随着秀吉老臣间的分裂表面化，^[29]家康利用婚姻及结盟政策，拉拢各方诸侯，操纵派系对立，加紧篡夺政权的活动。庆长四年（1599），前田死，石田三成见家康野心愈大，^[30]便联络毛利辉元、宇喜多秀家、上杉景胜及小西行长等，策划剪除家康。

结果遭到家康的打击，石田三成反被幽居在近江（今滋贺县）佐和山自己的封地不出，表示顺从。家康玩弄阴谋，鼓动上杉景胜在会津（今福岛县）举兵，自己借口讨伐上杉，带领福岛正则、细川忠兴、加藤清正及前田利家等组成的东军由大阪下关东。石田三成乘机推毛利辉元为盟主，联合关西方面诸侯小早川秀秋及岛津义弘等组成西军，举兵攻略伏见，进取美浓（今岐阜县南部）。家康立即召回征讨上杉景胜的军队，于庆长五年（1600）9月15日同石田方面的西军决战于美浓的关原。西军兵力和地理条件都占优势，但缺乏主将，内部不统一，小早川秀秋又突然倒戈，石田三成被俘，结果家康大胜。这一战役前后持续了两个月，双方互相攻讦对方不忠于丰臣。

幕府的建立

德川家康夺得霸权后，立即杀了石田和小西，流放宇喜多，没收或削减西军毛利、上杉等的领地，^[31]大封东军将领，掌握了全国实权。

庆长八年（1603），家康效法源氏及足利氏，迫使皇室封他为右大臣和征夷大将军，在江户开设幕府。此时丰臣秀赖成了实际只领有摄津、河内及和泉等三国（今兵库、大阪的一部分地区）收入65万石的一个诸侯。但他在法律上仍是秀吉的继承者，丰臣氏一族君臣的潜力还很大。大阪更是当时日本最富庶、重要的都市，丰臣旧部战败后集中在这里，准备再起。家康为统一全国，积极经营10年。

庆长十九年（1614）冬，炮制了“方广寺钟铭事件”^[32]，发动两次向大阪进攻的战役。第二年（元和元年）5月占领大阪，迫使秀赖母子自杀，消灭了丰臣氏一族。

在此之前，家康在掌政后两年的庆长十年（1605），便让位给儿子德川秀忠，自己隐居于旧根据地骏府（今静冈市），遥制江户幕府，决定大计。大阪战役后第二年（1616）家康死。^[33]幕府经第二、三两代将军统治，确立了德川时代政治经济的基本体制。

2.德川幕府的集权政治

统治体制——幕藩制

德川封建集权国家，全国人民被置于将军和各领地（“藩”或“国”）大名^[34]的支配下。江户幕府拥有收入占全国农民上缴租米1/4（约680万石）的直辖领地（“天领”），^[35]以其中一部分领地（约260万石）分封给直属它的家臣武士“旗本”及“御家人”，^[36]称为“给知”，其余归将军一族掌握。除将军直辖领地外，约70%的土地分封给全国270个大名，大名各拥有万石到120万石的领地。他们将领地上的年贡分给自己的陪臣，陪臣又授予“家来”（家臣）以俸米。大名受将军控制，对幕府负担政治、经济及军事的义务，但他们在自己领地（藩国）上是最高的专制君主，拥有财政、军事、司法和行政的权力。

将军和武士阶层通过领地与禄米的层层分封授受，结成了君臣、主从关系。大名、旗本及御家人对将军负担繁重的公役和军役，^[37]宣誓忠诚。陪臣、武士、家来等也同样要对将军及各自的“主君”服役尽忠。整个统治阶级就是由将军、大名一直到“足轻”（步卒）的大小武士所构成。

幕府为控制全国大名，将亲藩和谱代安置在关东、近畿及东海要地，外样大名则务使移住东北、中国（本州山阴、山阳两道）、九州等边远地区，还使各藩领地交错，以收互相牵制之效。大阪战役后，幕府制定了一国一城制，藩领内除大名的居城（藩都）外，所有城堡一律拆毁。

幕府的主要财源是从它直辖领地农民剥削来的贡租。此外它还支配着全国重要的都市和矿山，^[38]独占国内主要市场（江户、大阪）和对外贸易的利润，集中诸藩采集的金、银、铜矿石，作为铸币原料和重要输出商品，由此逐步控制全国的经济命脉。

整个德川时代，全国大名虽各自保持割据状态，但由于幕府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占绝对优势，德川幕府基本上保持了260年的安定局面，实行了中央集权专制统治。

政治机构

幕府的政治机构最初沿袭德川家康在三河（今爱知县东部）地方时一个小领主衙署的规模，体制简单。二代将军德川秀忠时起，随着生产与统一事业的进展，任用儒官林罗山，整顿幕府官制。将军下设“大老”“老中”“若年寄”等职。“大老”是特任执政官，非常职，由谱代大名中选任。“老中”或称“年寄”，是常任执政官，相当于内阁，名额4至6人，按月轮值主持大政，即负责掌管皇室、公卿、大名、寺社和外交事务，由谱代大名选任。“若年寄”和老中共参幕政，分掌旗本、御家人及江户市政，名额5至6人，也由谱代大名选任。老中下设三“奉行”，即“寺社奉行”“江户町奉行”“勘定奉行”。“寺社奉行”四人，掌管寺院神社及寺社领地的行政、司法，处理关东8国以外幕领的诉讼。“江户町奉行”2人，分掌江户南北两区的行政、司法。“勘定奉行”4至5人，管辖幕领内郡代和代官及一般行政、财政。三奉行分别由谱代大名及旗本选任。以上各高官都轮流执政，重要事件协商处理，以防一部分人篡夺中央权力。

监察（特务）机关有老中下属的“大目付”（监视大名及幕府高官），若年寄所属的“目付”（监视旗本以下幕府官吏武士，兼管江户城内警政的官职）等。超越两奉行以上职权的重大案件由老中、三奉行、大目付等组成的“评定所”（幕府的最高司法机关）协议审处。

京都及幕领各地方的行政，由幕府任命。其中以“京都所司代”权职最重，他担任幕府对皇室、公卿及西部各藩大名的监督和当地的司法、行政。二条城（将军在京都的行营）、骏府（静冈）及大阪三要地各设城代，任军事警卫，大名城主外出则代行政务。京都、大阪两地还设置“町奉行"（相当市长）。其他幕府直辖要地设置“奉行”或“郡代”、“代官”等，处理行政及司法。

各藩大名以领地贡租的一半作为藩政的财源，其余充作家臣武士的俸米。藩主为实行集权，利用农民对地方武士的反抗斗争，逐步收缴封地，使原来掌管封地（“地方知行”）的家臣武士集居城下町，限制其直接支配封地，以实物俸禄制代替封地制。藩的政治组织略如幕府。总理藩政的重臣称“家老”（相当幕府的老中，世袭职，一藩有数人或10余人），也采取轮值协议执政的制度。家老下设郡、町、寺社等“奉行”。郡奉行专管农村司法行政，町奉行掌市镇（城下町）的司法行政，勘定奉行管理藩的财政。此外并设相当评定所的审判机关——大目付、目付（侦缉）及其他奉行等职。藩主身旁设有“用人”若干名，掌管庶务、会计。

军事组织

幕府军队由幕领的诸藩所属武士组成，封建国家本来就是一种军事组织，军政统一。如上所述，幕府授各藩大名以领地（“知行地”），大名则须按领地收入额，负担相应的军役，这是封建政治的根本原则。统治阶级官职不分文武，幕府首脑（将军）和诸藩大名（亦称藩主）战时就是中央和地方的军队统帅，老中（统辖大名）和若年寄（统率旗本、御家人）同时也是军队的总副参谋长。常备军称“番方”（值勤警卫军），又称“三番组”，即“大番组”、“书院番组”和“小姓番组”，由旗本及其子弟编成。

大番12组，警卫江户城、京都二条城及大阪城等，战时任先锋，由老中统领；书院番10组，警卫幕府，巡逻地方，侍卫将军，战时作战；小姓番8组，宿值府内，巡逻全市，平战两时护卫将军，与书院番都由若年寄统率。

番方警卫军编制；每组设“番头”1人、“组头”1人（大番为4人）、番士50人。另有称谓“同心”“与力”的下级武士30人。

御家人编成徒士组、步枪百人组等约30组，任务与三番组略同。幕府根据俸禄的高低，规定旗本的兵役义务；宽永年间（1624—1643）每收入500石出兵役13名，当时旗本的采邑共260万石，应出兵员约67600名。加上御家人（担任各番组的“与力”“同心”等职的）约17000余名，已超过所谓“旗本八万骑”之数。按规定，一个收租10万石的大名应负担兵役2155名，^[39]所以任何势力联合不了40个这样的大名，是无法对抗幕府的兵力的。而且幕府的总兵力还应加上谱代大名的武装力量，因此它的强大远远凌驾于各藩之上。

武家统制

幕府形式上尊奉皇室，装成将军是由天皇册封、幕政是由朝廷委托的假象。实际上把天皇当作傀儡，利用它来对付诸藩，凡反幕者就可作为“朝敌”来镇压。幕府给皇室和全国寺院神社的租米只分别占全国公定土地年产量的0.5%和1.2%，皇室岁入仅3万石（实际相当米8千石，银302贯多），全部公卿贵族的收入总共不到5万石，整个朝廷连同其他收入仅40万至50万石，远不及一个大诸侯。皇室既靠幕府供养，只能事事听命幕府，讨好将军，有如《本朝通鉴》所说：“朝廷赖武家而愈尊，武家仰朝廷而愈隆。”^[40]

幕府颁布了《禁中及公家诸法度》17条，规定天皇只许从事学问，诵读《群书治要》^[41]、《禁秘抄》^[42]，吟咏和歌，不得过问政治。幕府在京都筑“二条城”^[43]，作为将军的行辕。设置官吏，派遣密探，监视皇室公卿和关西诸侯。法制严别公武，武士官职由幕府授予，革除朝廷授官于武家之制。^[44]由此，彻底隔断皇室和武士的联系。天皇如触犯幕府，随时可被废黜。德川时代朝幕之间，就是这样一种凌驾于天皇之上的权力关系。

为强化武家统制，庆长二十年（1615）颁布了《武家诸法度》^[45]，违者处以禁闭、“改易”（减封、转封、除封，没收家禄和城邑，贬为平民），甚至赐死的严刑。宽永十二年（1635）修订本法为21条，更明定大名“参觐交代”的制度，大名必须隔年到江户谒见将军，一年值勤幕府，一年驻守领地，妻子留江户作人质。同时派遣特务（有巡见使、隐者、目付等职称）于各藩侦察地方动静，加强对大名的控制。

幕府和诸藩豢养数十万武士，镇压人民及维持德川军事封建国家。这些大小武士，从丰臣秀吉实行兵农分离后，就完全脱离生产。旗本和一部分御家人虽由将军封给领地，但规定必须居住江户，将自己领地委给地方官经营，地位低的也住在城市里，成为领取俸米（有折成货币的）、游手好闲、欺压百姓的特权阶层。

3.德川前期的经济与社会制度

封建领主制经济

德川时代，日本的社会生产形态是一种封建的小农经济。16世纪末，日本1600万人口中，80%以上是农民。通过丰臣秀吉检地和兵农分离政策，封建中期开始衰落的庄园被彻底摧毁，土地所有关系和统治关系被整顿为自耕农直接向领主缴纳实物年贡的贡米制。到德川时代，又经几次检地，确立了农民对土地的占有权，消灭了贵族和武士领有土地与农民的根基，使幕藩完全控制了广大农村。从此农村中的基本生产关系成为领主对农民直接的剥削关系，^[46]农民为领主耕种一小块世袭份地。当时农民每户占地都在5反以下。^[47]这种农民被称为“本百姓”，它在整个德川时代是一个不断分化的自耕农阶层。^[48]领主从农民剥削50%（“五公五民”）到70%（“七公三民”）的实物地租（“本途物成”），还加上各种杂税（“小物成”）、劳役。农民在领主的代官、村吏重重压榨下，不仅自己被紧缚在土地上，并且连种植、生活的自由都被剥夺，事实上等于农奴。^[49]

明治维新前德川幕藩体制正是建立在这一封建农奴制的小农经济基础上。根据德川家康的谋臣本多正信的话：“收农民的贡赋，要不使他们死，也不使他们活。”^[50]这充分表现了纯封建土地所有权的本质。商品经济发展的京都、大阪和东海道平原地带，本百姓有雇佣“水吞”“小前”（无地贫农）等长工耕作土地的。其他后进地区，具有乡士（在乡武士）身份的土豪地富，则拥有称为“谱代下人”“名子”“被官”等世袭的农奴，征收其劳役地租。

社会组织

当时农村中还保留着公社关系的残余；农民公有山林、草地，农忙期有进行劳动互助的“结”及兼有宗教信仰的互助性质的“讲”等组织。农民以“寄合”（聚合）的形式，商议本村大事，制定村规，选举村吏，保证全村交纳年贡，共同举行祭神，兴办工程等，违反村规要受“村八分”（全村对他断交）的惩罚。这样的农村，又多具有农村自治体的形态，但贫农都不许参加自治组织。

幕藩领主巧妙地利用这种农村共同体，作为封建统治的工具。各村由形式上从自治体选出的“地方三役”^[51]管辖。庆长八年（1603），为加强统治农民，保证贡租收入，实行了“十人组”^[52]制度。又将若干村组成乡组，任大庄屋（乡长）统治属村，以若干乡组组成郡，设郡奉行。幕府和各藩就是这样自上而下地统治了全国农民。

幕府为了保障财源和巩固封建统治基础，对农民设置重重限制，实行残酷的超经济强制。宽永二十年（1643）下令严禁土地买卖，犯者判徒刑后流放。以后更禁分田给子孙、禁种经济作物，禁农民迁徙、转业，甚至干涉到农民的衣食住等生活细节。庆安二年（1649），幕府制定了统治农民，旨在榨取其全部剩余劳动的法令《庆安告示》32条，典型地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残酷掠夺压迫农民的用心。^[53]

城市的工匠和商人统称为“町人”，按行业住在一定的地域。町（市镇、街区），和村一样，近于一种自治体。有房地的可参加町政，租赁房地的则无此资格。全町司法警察权由武士出身的“町奉行”主管，町内的日常行政事务由“町年寄”（长老）、“町名主”（市、镇董）等有财力的商工业头目处理。町也实行五人组制度。市民负有种种连坐责任。町人租用地产须交纳“地子钱”（租金），经营工商业要交纳“运上金”（营业税）、“冥加金”（牌照税），负担比农民的年贡轻，受干涉也少。手工业者因没有资金，力量不及商人，大多负有为领主做短工的义务（也有出钱代工的）。幕藩领主为维护封建秩序，严格限制商业资本的发展，宣扬“贵谷贱货”，实行重农轻商政策，多方干涉町人的活动。

身份等级制度

在纯封建的小农经济基础上，以将军为最高权力，通过禄位制和主从关系，由幕府和各藩的大小封建领主——武士阶层用武力分割统治全国人民的政治形态，称为幕藩制。

幕藩体制的社会，阶级统治以严格的身份制为支柱。从战国时代大名领国制形成后，兵农分离和一系列法令政策的实施，社会各阶层不能自由迁移。到了18世纪，所谓士、农、工、商即“四民”^[54]的身份区别逐步固定，各阶层内部又细分为种种等级。^[55]身份制由父家长世袭的家族制度牢牢地保持着。法律规定，每个人从母胎里就被确定了自己的族籍，出生后被闭锁在狭隘的身份等级的圈子里，不论本人能力和表现怎样，也永不能越出自己所世袭的阶层。四民中，士是统治阶级的基干部分，有担任官职、受领俸禄、称姓^[56]、佩刀^[57]以及对平民的“无礼”者“斩舍御免”（格杀勿论）等特权。在父家长制下，家长权限最大，家人须绝对服从。武士的俸禄由长子继承，不许分家产。^[58]家庭里男尊女卑，夫妇、父子、长幼之间，身份差别都很森严。妇女被置于隶属男子的地位。

在被统治阶级中，农民（百姓）的阶级身份复杂，分别为高持和无高两种。^[59]高持又称“总百姓”即有地者，包括少数称为“石持”“名主”“庄屋”等的地主富农，及农村中大量存在称为“本百姓”“乡士”等的自耕农（实际是幕藩领主的农奴），称为“草分”（垦荒地者）、“根生”（土生土长的）等中小农，称为“分附”^[60]的依附农民。无高，即无地的贫、雇、佃农和农奴，包括“水吞”（贫雇农）、“家抱百姓”（家奴）、“被官”、“下人”（家仆）、“庭子”（奴仆所生子，可买卖）等隶属农民。这些农民阶层在德川前期还都保持着浓厚的封建身份关系。

町人，即工商业者也有复杂的门第和身份差别。门第高的有世袭市镇董的资格，还可从领主取得减免租税的特权。町人的家族关系和武士、农民略同，但个人发展机会较多。丁稚（学徒）七八岁就厮养在店主家受奴役，长大了当手代（店伙），逐步升作番头（掌柜）。店主的子弟也同徒弟一样被使唤或送到外店当学徒，学技术。满师后服役多年的老店伙，也可能得到店主帮助，允许使用本商号的招牌独立开业，成为分店或分号后，和店主仍得永远保持家族般的主从关系，不得违抗店主的意志。

被列在四民之外社会最底层的贱民，称为“秽多”“非人”。这是一种历史上因犯罪、被贬黜等缘故遗留下来的最下层世袭身份。他们在政治上毫无权利，被指定集体居住在郊区村落一角，从事被当时社会视为最卑贱的职业（屠宰、掘墓、卖艺、制革、刑吏、狱卒等）。他们世代遭受残酷的待遇，因此，贱民为争取解放的斗争，直至今天还以部落解放运动的形式继续着。

如上所述，德川时代的阶级组织保持着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幕府以强大的武力和专制统治为背景，将广大人民闭锁在身份制的桎梏中。同时幕府还压制着王室、诸侯和武士，这就使阶级间充满着尖锐的矛盾。列宁曾指出，等级是以社会划分为阶级为前提的，等级是阶级差别的一种形式。通过德川时代日本社会的身份等级现象，可以清楚地看出劳动人民经历着多么残酷的奴役，整个封建时期领主和农奴两大阶级是怎样进行死活斗争的。

幕藩体制的确立，大体上完成于宽永年间（1624—1643）。这一时期，幕府对皇室贵族的控制，对武士、寺院的管理，对农民的统治政策，各项法制已基本制定。下述镇压农民和天主教徒的起义以及彻底推行锁国政策等，都是这个封建专制时期发生的事。

4.德川前期的文化

独尊朱子学

儒家思想古来就是日本封建社会精神支柱之一，儒学本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儒学的中心思想是人生价值（人贵于物）的观点。它肯定人们生活和道德的价值，肯定现实生活的精神，从不悲观厌世，更没有出世和轮回等宗教思想。它主张追求知识，吸取文化遗产，习惯于反思和总结经验。这是儒学的积极部分。但它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讲天人合一，顺应自然，宣扬“性命义理”之学。在人际关系上继承孔孟“道统”，讲等级贵贱、家庭本位、中庸之道、恪守成规、追求功名等，被宋人称为“道学”（亦称“理学”）。这是儒学的消极部分。

儒学在宋代为朱熹一派集大成，朱子学在坚持唯心主义世界观，维护封建秩序，并使之合理化，以至阻滞中国社会发展方面有其严重缺点；但在探讨“理气关系”“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等问题时，提出了深刻的辩证法观点；同时在重视气节操守，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对理论思维与民族意识的发展有过积极的影响。

镰仓时代朱子学随禅宗传到日本。最初在京都公卿和五山禅僧间传播。南北朝、战国时代，他们避乱到地方，依托大名武将，利用朱子学作为封建礼教正统观念的依据，影响武士和人民。当时日本朱子学尚未独立，仍包含在佛教中。到江户时代，幕府为维护等级制，使朱子学脱佛为儒。1600年德川家康召播磨国禅僧藤原惺窝（1561—1619）到江户还俗，创儒学京学派，与其门徒林罗山（1583—1697）以朱子学名儒身份，先后受重用，为诸侯公卿讲四书。

惺窝到江户，便推重宋学，主张“人伦皆真”，否定佛教出世观，排佛归儒。但真正创立日本朱子学的是林罗山。罗山以京都一禅僧崇儒排佛，入惺窝之门后，涉猎诸子百家，其学不但越出朱子学的窠臼，且结合当时日本政情，有所创发。他为克服日本战国时代“下克上”的封建危机，力尊程朱三纲五常、大义名分思想，^[61]但对理学不适于幕藩统治的则加以修正。如忠孝关系上，中国儒学向重孝，^[62]罗山则主张“忠孝不得兼，宁舍孝而重忠”^[63]。他赞同汤武放伐论，予幕府讨伐丰臣遗族以论据。在宗教问题上，他排佛、耶而与神道结合，认为“（神道）即王道也、儒道也、圣贤之道也”^[64]。因此获得德川家康的特别信赖，任他为侍讲，顾问幕政，参与法制、外交文书的拟定。宽永七年（1630）三代将军德川家光赐上野忍冈地基一段，令罗山建立圣堂（孔庙）和学塾，教育幕臣子弟，林家世袭儒官。元禄三年（1690）五代将军纲吉移筑圣堂学塾于汤岛昌平坂，命林家三代孙凤冈为大学头，主持这一幕府的最高学府（称昌平黉）。^[65]林家从此世袭主管文教的职位，朱子学成为官学。

朱子学在日本的传播

德川时代以前，朱子学已在地方广泛传播。战国大名朝仓氏的根据地越前（今福井县东部）是当时的儒学中心，儒学、国学家清原宣贤（1475—1550）倾向朱熹，多次讲学。周防（今山口县）7国守护大名大内义隆（1507—1551）也振兴儒学，招聘博士、禅僧、讲释经书，还派人到朝鲜去求《朱子新注五经》。在西日本方面，以桂庵玄树（1427—1508）为首的儒僧开创日本朱子学的萨南派。以土佐（高知县）南村梅轩为中心的海南派主张儒禅一致，但倾向道学。关东地方，相传镰仓时代武将足利义兼（？—1199）创立的足利学校（在木县足利市昌平町）是当时日本唯一的学校，藏书丰富，迄明治期各地学子还云集于此，培养出许多儒家学者。

自从文明十三年（1481）桂庵玄树在萨摩翻印《大学章句》以后，各种儒书先后出版。文龟元年（1501）桂庵又出版了《四书五经古注和新注的作者及句读》，统一了四书集注的和点（用日语读汉文时插在汉文中的日文和符号），为朱子学的广泛传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德川时代，藤原惺窝、林罗山以后，朱子学分化为进步与保守两派思想，前者以贝原益轩为代表，具有主气的唯物倾向，后者以山崎闇斋为代表，具有主理的唯心倾向。

贝原益轩（1630—1714），福冈藩医，由阳明学转向朱子学，晚年对朱子学发生怀疑动摇，批判朱熹“理先气后”说，主张气一元论。他反对朱熹的“居敬”说，重视其“穷理”说。益轩喜好科技医药之术，自称所学为“民生日用之学”。属于这一派的有新井白石及怀德堂学派的中井竹山、山片蟠桃等人，幕末佐久间象山等也属于这一派。

山崎闇斋（1618—1682），京都寺僧，转向朱子学，极崇程朱持敬之说，弟子有浅间斋、三宅尚斋等6000人。幕末，闇斋融合神道教与朱熹大义名分论，创立一种儒教化的“垂加神道”新教派。认为神道教和儒教在“仁政”起源上根本思想一致，企图折中两者，论证武家政治（霸道）和公家政治（王道）相同，所以幕府统治是正当的。在此基础上，他鼓吹“天人唯一”“内外之辨”和绝对尊王的皇国思想，使神道教蒙上浓厚的理学气味和国粹主义色彩。所谓崎门学派至幕末维新后，尚有横井小楠、元田永孚等。他们与国学、水户学等高唱“万世一系”的国体论，在推动尊王攘夷运动及与军国主义结合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德川时代地方上出现了尊奉儒学的“明君”，以及许多教授朱子学的藩校。如宽永初建立的名古屋学问所、宽永十八年（1641）建立的冈山藩校、元禄十年（1697）建立的米泽藩兴让馆等。水户藩德川光国（1628—1700）聘请明末遗臣朱舜水为宾师，建立了尊王攘夷的水户学思想体系。此外，还有尾张藩主德川义直、会津藩主保科正元、备前冈山藩主池田光政、土佐藩的家老野中兼山等，他们都依据儒学改革藩政，在倡导程朱理学，巩固藩政方面发挥了作用。

封建教育的宣扬

德川时代朱子学影响最深广的是宣扬理学的封建教育。不用说当时日本普遍的学校——足利学校，连社会上普遍的教育场所——庙塾（寺子屋）里使用的训蒙读物也几乎都充满这些内容。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各种。

（1）儿童读物：宣扬“三纲五常”一类思想，有《大和小学》、《本朝三字经》、《和俗童子训》及《民家童蒙解》等几十种。^[66]

（2）妇女读物：鼓吹“贤妻良母”“贞女烈妇”，用“七出”^[67]的法纪使妇女遵守“三从四德”的有《女论语》《女大学》《女中庸》《女五常训》《女仁义物语》《本朝烈女传》等几十种。《女实语教》^[68]中说：“父母有如天地，公婆有如日月，丈夫有如君主，妇人有如从仆；朝夕孝敬父母，恭敬侍奉翁姑：夫妇切勿争吵，宁屈理而从夫；若不慎守三从，焉能避免五障，^[69]若无报四恩^[70]心，谁能保八苦^[71]身？女为地狱之使，断绝成佛种子；面貌虽似菩萨，居心实同夜叉^[72]。”

（3）武士读物：有《武士训》《武教小学》《士道要论》等几十种。

（4）农工商读物：搬弄理学中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有《大和俗训》《民家重量记》《町人囊》（《商人须知》）等几十种。河村瑞轩的《农家训》说：“《论语》曰：‘耕也，馁在其中矣。’……要知士民本属下贱，身在土地，也喜农作，可谓知身分……不可有丝毫作乱之意……念及守护（神）冥冥之祐护，欲报其恩德，即应尊重朝廷，谨守法律，不因年贡课役，心存芥蒂，不为害于人。……虽君王不仁，政道苛刻，亦勿怨嗟。”^[73]西川求林斋的《百姓囊》说：“农民应以质朴为本，不犯国主之禁……凡世间乐，全在苦中，愈畏苦，苦愈多……不避苦，不求乐，苦自成乐。”^[74]常盘贞尚的《民家重量记》宣扬宿命论说：“大胜小，强胜弱……行道得德，作恶招殃……生死贫富，四季不移，此为天命。项羽之勇，灭于乌江；孔明之谋，志终不遂，此人力不如天命。”^[75]

（5）宣扬忠孝节义的读物：忠义方面，有《皇和表忠录》《赤穗义人录》《烈士报仇录》等十几种。孝义方面，有宣扬孔孟孝道的《大倭二十四孝》^[76]、《肥前国孝子传》、《本朝孝子传》^[77]等十几种。宣扬贞烈的方面，有《本朝女鉴》^[78]、《大东妇女贞烈记》《古今烈女》《本朝烈女传》等十几种。

此外，中国倡导封建伦理思想的《朱子家训》^[79]在日本流传很广，也为日本封建教育的确立起了重大的作用。

朱子学在日本的广泛传播一面强化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导致其守旧锁国；一面由于尊王思想的树立，削弱了幕府的武家统制，推动了维新开国。

后期武士道思想

封建社会领主和武士间的主从关系，本无严格约束。平安时代有“兵（军人）之道”，镰仓时代有“弓马之道”“武道”等词，就其实质讲，“武艺有之，武道则未之有也”^[80]。镰仓后期，统治阶级要求武士忠诚、信义、廉耻、节俭、寡欲，这些儒家封建德目同禅宗、朱子学结合起来，进一步在武士中发生作用。早期武士道思想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至德川时代，由于中江藤树、山鹿素行、贝原益轩、大道寺友山、山本常朝等^[81]儒学家辈出，鼓吹“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并撰写论著，使武士道理论化、系统化，终于统治了整个日本武士的思想。

在日本，武士道常被认为是“纯日本思想”的“重要要素”^[82]，但实际上武士道理论的祖师山鹿素行最初就是林罗山下面一个朱子学派。^[83]他鼓吹的“圣学”，就是指孔子所说的天下之“五达道”和“三达德”^[84]，也就是儒教伦理观的核心——“五常三德”思想。山鹿在《士道》里说，“孔孟之教人曰‘守死善道’，曰‘舍生取义’，曰‘杀身成仁’。夫死生者，人之大事也。至道义之当守，生不足恋，死不足顾，况富贵贫贱，饮食色情之有害志乎。”^[85]，这段话充分说出了“士道”和朱子学的关系。

山鹿素行的弟子大道寺友山，进一步发挥了儒学为君主“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同时开始把武士道日本化。他在《武道初心集》一书中说：“武士临战场，决不当顾家室。出阵应有战死之决心，以生命付诸一掷，方得名誉。与敌骑决胜负，将被敌取首级时，敌必正色问我姓名，即应朗报己名，莞尔授颈，不可有懊丧畏缩之态。负致命伤时，若尚有气力，必向番头、组头或同伙^[86]报告，不露痛苦，处以冷静无事之色，方不失为武士第一要义。”^[87]

在这些思想影响下，武士道内容增加了盲目狭隘的复仇主义。山鹿出仕过的播磨国（今兵库县）小藩赤穗，于1703年1月30日发生了所谓“赤穗义士”47人，报主仇后被处集体切腹，从容就义的事件。^[88]这种“全死节”的山鹿思想的发扬，成为武士道精神的典范，它成为以后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欺骗人民进行野蛮统治与侵略的重要工具。

5.德川前期的对外关系

对中、朝和南洋的贸易

德川幕府成立初期，为获得贸易利润，充实财力，准备消灭丰臣遗族及异己势力的内战，以树立全国统一的专制政权，继续采取织田·丰臣时期的开放政策，鼓励海外贸易。1615年发给赴日的广东、南京商船朱印状，予以贸易自由，并托明船带信给福建总督，向明朝提出讲和恢复勘合贸易的要求，以谋结束丰臣秀吉以来对中朝两国的敌对状态。明朝因倭寇及丰臣的侵扰，对日十分警惕，且国内形势不稳，厉行海禁，拒绝幕府要求。但中日两国民间贸易一直未断。中国商船每年都有几十艘到长崎、平户等九州诸港。庆长十四年（1609），幕府和朝鲜缔结《己酉条约》，恢复了国交，重新通过对马岛藩主宗氏展开日朝贸易和友好关系。^[89]位于日本西南的琉球国，与日本有往来，但一直受中国王朝册封，坐收中、日、南洋三角地带贸易之利，拒绝丰臣侵朝时要它交纳兵粮的胁迫。江户幕府成立后，也没有派遣使节。于是家康借口琉球亲明，于1609年派鹿儿岛萨摩藩主岛津家久出兵侵略，迫使其从属岛津藩。此后，琉球每逢德川将军新立，便遣使致敬。但岛津氏仍让琉球保持独立国地位，继续向明、清派遣贡使，接受册封，默认它为外国，且不许琉球王室日本化，^[90]还多方设法让琉球增加入贡明、清的次数。琉球成了当时日中贸易的中继站。东南亚方面，德川家康于1601年以来，就写信给安南、柬埔寨、暹罗等国王，要求通商，幕吏、大名和豪商们也同南海诸国政府交换书信礼物。

家康执行对外贸易政策的结果，日本同东南亚和西欧各国的贸易有显著发展。由于明朝的锁国，日本和大陆不能直接贸易，但对前往南洋各地的商人，幕府实行了官许贸易制，将盖官印的特许证——“朱印状”发给日本和外国往来于南洋与日本之间的商船主。史称这种获得特许权的商船为“御朱印船”^[91]。朱印船多数是由九州的大名及豪商幕吏、外国人所有。输出日本的金、银、铜、硫黄、樟脑、米、麦、刀剑、文具、扇子、漆器、家庭用具等，输入丝绸、布匹，呢绒、苏木、鹿皮、染料、香料、铅、锡、糖、药材等南洋和中国的物产，对日本经济影响很大。当时日本在造船、航海的技术方面都不及西欧各国，也没有海军保护，但日本盛产可用作货币的白银，所以对外贸易发达。和当时的华侨一样，在南洋居住的日本人逐渐增多。17世纪初，东南亚各国，除华侨集中的唐人街外，也出现了日本町（城镇）。^[92]居民大都是日本的商人、海员、佣兵、仆役，此外还有一部分不堪剥削压迫而流亡海外的日本人，以后更有不少被流放或外逃的日本天主教徒及被拐卖的奴隶等。这种日本侨民集居在日本街，由当地统治者授予某些自治权和治外法权。它的头领是居民选举出来的，有一定势力。^[93]这种东南亚各国的日本市镇到日本锁国后，同本国完全隔绝，日侨和当地居民通婚、杂居，逐渐同化而趋于消灭。此外，侨居在我国台湾、澳门，印尼的爪哇，马来亚的马六甲等地的日本人，则始终同当地人分散杂居，没有日本町和治外法权，很早就和当地居民同化。^[94]

对西方各国的贸易

16世纪中叶以来，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在远东积极展开殖民和商业活动。葡人趁中日交往隔绝，在澳门和长崎间垄断了中国生丝和日本白银的交易，赚取5至10倍的暴利。^[95]这方面的贸易一直掌握在丰臣氏和西部诸藩之手，且有耶稣会教士介入，早为幕府所嫉视。17世纪后，新教国英、荷势力东渐，^[96]庆长五年（1600）荷兰商船遇难漂至日本，航海长英人威廉为德川家康留任为通商顾问，改名三浦按针（1564—1620）。^[97]荷、英商船先后于1609和1613年来日本，获得在长崎的平户岛设商行自由贸易及享受治外法权的待遇。后来还在江户、大阪、浦贺、骏府、堺、长崎设立分行及代销店，贸易旺盛。两国商品和西葡大致相同，不外是幕藩领主们需要的枪炮、火药、铅等军需品和豪商需要的呢绒、生丝、绸缎及棉纱棉布等。幕府为抵制葡商操纵生丝贸易，于庆长九年（1604）实行生丝特许证制^[98]，由幕府统制生丝贸易。对西班牙宣布不实行这一制度（1612年），对荷、英则更给以内地贸易的自由，由此葡商在日本势力一蹶不振。当时英商着重马来方面的香料贸易，对中日的贸易被荷兰人排挤，元和九年（1623）终于关闭了平户的商行，专力经略印度。随着日本禁教和锁国，荷兰成为西方唯一独占日本贸易的国家。

对天主教的政策

德川家康的对外政策，基本上沿袭丰臣时代禁教与贸易平衡的方针。但家康要发展经济，为招徕西方商人和航海、造船及开采银矿的技术家，不依靠教士是困难的，所以禁教不但不彻底，而且他自己就在鼓励传教。文禄四年（1599）家康还在伏见城代行政务时，就委托被俘的西班牙教士耶罗尼摩（Jeronimde Jesus）进行同吕宋（当时西班牙的殖民地菲律宾）通好，为日本招聘技师，并允许他在江户建立方济各会的教堂。由此天主教各宗，向关东方面发展。庆长十四年（1609）家康还委托西班牙原任吕宋总督罗德利哥（DonRodrigo de Vivero）和京都商人同去新西班牙（Nueva Hispania，当时西班牙的殖民地墨西哥）交涉通商。^[99]仙台藩主伊达政宗（1567—1636）更公开宣布传教自由，庆长十八年（1613）派家臣支仓常长为使节，随方济各会教士路易·梭特罗（Luis Sotelho）乘自造大帆船横渡太平洋及大西洋，经墨西哥、西班牙到罗马，谒见西班牙王和教皇，要求通商。^[100]

在德川家康统治期间，由于对国外商品和技术的需要，使天主教传教顺利。庆长八年（1603）在日传教士达129名，受洗人数1605年为793名，次年一跃为8000名。据教会的报告，庆长十五年（1610）日本全国天主教徒已达70万名。^[101]

6.幕府的禁教与锁国

幕府与天主教的矛盾

天主教在日本传教事业的发展逐渐扩大了教会和幕府间的矛盾。从幕府的立场看，天主教在两个方面是和幕府统治根本对立的。首先，天主教教义上坚持上帝是最高权威，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和以将军为最高主宰、严分身份等级的幕藩体制完全不同；天主教排斥异教，否定神佛信仰，认为上帝是天地万物之主，应该服从上帝，而不应该服从父母、主人、君主。这对自称“神国”的日本和被尊为“东照大神化身”^[102]的德川统治者来说，更不能容忍；此外，天主教反对日本武士的切腹、多妻制，都直接和日本统治阶级的传统对立。其次，教会活动的性质也日益增加幕府的恐惧。西方殖民主义者一贯利用天主教会充当它侵略扩张的工具，这是当时日本人在东南亚目睹的事实。早在16世纪中叶，九州地方信仰天主教的诸侯大村纯忠将领地横濑浦向葡萄牙人开港（1562年），不久又将领地长崎、茂木献给耶稣会（1580年）。耶稣会将长崎和澳门间葡商生丝贸易的一部分利润和教会领地上的租赋作为教会的财源，开展教会活动。虽经丰臣的禁教，但到德川时代前期，大量信徒形成坚强组织。教会通过商人把武器供给南方诸侯，这对正谋建立强大统一政权的德川幕府，不能不是严重的威胁。而当时新教国英、荷商人为压倒竞争者，不断中伤西、葡，说两国教士在利用教民征服日本。幕府联想到不久前佛教一向宗领导长达11年的农民起义（1570—1580），深恐丰臣氏遗族及反德川势力利用天主教徒的组织力量发动暴乱。同时天主教徒在受到权力的镇压时那种不怕死的行为使幕府畏惧，深恐“把日本变为魔国”，于是决心采取强力措施来扑灭天主教。

禁教的实行

幕府为消灭丰臣遗族，决定禁绝天主教的活动。当时幕府已可由信奉新教的荷、英商人保证外贸的利润，所以对天主教的主要支持者西、葡两国在日本的势力不予重视。庆长十七年（1612）3月，断然发出禁教令，以幕府直辖领地的都市（静冈、江户、京都、长崎）为对象，1613年又下令全国禁教。幕府的“教谕书”指出：“日本，神国、佛国也。基督教徒党传邪法，谋政变以夺国，违法令，谤神佛，礼拜罪入（指耶稣），崇信有加，应予严禁。”^[103]同时在京都、伏见、大阪、堺等地破坏教堂，逮捕教民，强迫改宗。庆长十九年（1614），各地诸侯对教士和教徒全面镇压。同年9月，明石（神户附近）地方有名的丰臣派天主教诸侯高山右近等148名教徒拒绝改宗，被判处流放到马尼拉。京都、长崎、大阪等地拒绝改宗的，捆缚在草席和蒲包里，露出脑袋游街。妇女被裸体示众，或送往妓院当妓女。这些对教徒的人身侮辱和剥夺身份是日本封建社会惯用的野蛮刑罚。据帕·杰斯的《日本天主教史》说，有些男女教徒毫不留恋地将自己包在蒲包里，挤进犯人行列，表示舍身殉教决心。当时信徒中武士多，特别在西南诸藩，这也许是禁教初期幕府采用身份刑的理由。^[104]幕府发现消灭大阪丰臣势力的两次决战（1614年冬、1615年夏）中，教徒参加丰臣一方，于是决心禁绝天主教，以肃清反幕力量。诸侯慑于幕府威势，怕蒙丰臣派罪名，相继出具改宗字据，转而镇压天主教。诸侯的家臣、武士、农民，也根据主从关系，分别向所属上司提出“不背主义”字据，作为改宗理由。各级武士还得层层向上司递交保证部下及家属非教徒或改宗的证明。由此幕府掌握了对全国武士和人民思想的统治实权。

“大殉教”

元和二年（1616）4月，德川家康死，他在死前消灭了丰臣遗族一家。8月，幕府对各诸侯颁发了所谓“元和二年禁教令”，要全国上下直到农民，铲除教会、严禁信教，除明船外，信教的外国商船一律只限在平户、长崎两地经商。荷英两国人则不准在内地经商、居住。这一命令把禁教和统制外贸结合起来，已经显露了锁国的开始。幕府所以在这时加强禁教，无非为防止家康死后可能发生的内乱，以“耶稣为夷狄之邪法”作借口，威胁各地诸侯彻底归顺“神国”日本的将军秀忠。幕府这一禁令，使禁教进入一新阶段，对教会的迫害扩大到一般教徒身上。规定窝藏教士的人，火刑处死，没收家产。由五人组作连环保。于是九州地方不少教徒乃至暗中支持他们的人陆续被捕杀。1620年，一艘从马尼拉回日本的朱印船被英荷商船队在台湾海峡捕获，报告了幕府，船上载有两名西班牙籍教士，连同船长日人平山被百般拷问，两年后（1622）在长崎受火刑，船员12名被斩首。事后不到一个月，幕府又在长崎集体屠杀外国教士。日本教徒及被牵连的朝鲜人、中国人55人，世称“大殉教”。^[105]

各地诸侯为保全身份地位，都对教徒进行迫害。估计从元和五年（1619）到宽永十二年（1635），被处刑的日本教徒为数约达28万人。刑罚极其残忍，结果大部教徒被迫改宗。但仍有一部分坚持信仰，参加称为“组”、“讲”及“众会”等秘密的信教组织。这些教徒被捕处刑时，还迷信“抵抗而被杀就不算殉教”的教条，毫不抵抗地死去。由此幕府更加感到天主教的危险，宽永五年（1628）起，越发加强禁教，甚至实施“踏绘”^[106]的办法。但迫害愈厉害，反抗力量也愈大，不久就在长崎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岛原起义。

宽永禁令

德川幕府的对外政策由积极的贸易开放转变为闭关锁国，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天主教问题，这涉及从思想意识直至政治和国防的重大关系，必须加以禁绝，包括断绝日本和海外的交通，已如上述。其次是贸易统制问题，这关系到幕藩封建统治的基础。对外贸易发达必然促进国内工商业繁荣，从而破坏自给自足的领主经济。加以西南诸侯和豪商经营外贸日趋富强，也威胁幕府安全，因此必须统制外贸。幕府为保证其封建剥削体系，必须在小农经营的条件下，榨取实物地租，通过货币经济，促进农业的再生产。幕府于1630年起积极建设三都（京都、江户、大阪），扶植特权商人，奖励各地商业性国产物的生产，使三都起中央市场的作用，^[107]由此控制了全国经济。与此同时，开始实行全面锁国，逐步限制并独占了对外贸易。

幕府的锁国政策是逐步展开的。如上所述，1616年即所谓元和二年禁令只是禁止外船（除明船外）在平户、长崎两港以外靠岸。1620年，禁日人搭乘外船航海及输出武器；1622年屠杀外籍及日本教士后，次年驱逐葡人出境；1624年禁止西班牙人来日通商。宽永十、十一年（1633—1634），幕府发布第一、第二两次锁国令，实行“奉书船”^[108]制度。规定除持有特许证的船外，严禁日人日船出国。同时，严格统制外贸，外船来日本，立刻受监视，限期交易，到期离境，丝价由长崎确定（其他商品按生丝标准定价），禁止官吏直接购买外货，还严令拘捕西、葡籍（南蛮人）教士，规定告发教士者的奖励办法。结果朱印船贸易只为幕府特许商角仓、茶屋（京都）、末吉（大阪）、三浦按针等七家独占。生丝特许证制由堺、长崎、京都及江户、大阪的商人加强了统制。宽永十二年（1635）发布第三次锁国令，禁止包括特许船在内一切日船驶往海外，侨外日人归国者，不问理由一律处死。宽永十三年（1636）发布第四次锁国令，除第一次禁令内容外，又增加了西、葡人在长崎所生子女及收留或匿救这些混血儿童的人一律处死的罚则，以及加强搜捕外籍教士的规定。这样，随着禁教而加强的外贸统制逐步严厉，经过岛原起义的镇压，最后完成了德川锁国的体制。锁国体制的成立意味着国家垄断海外贸易关系的形成，它和日本对朝鲜、琉球、阿伊努（北海道）的华夷秩序建立一起，成为幕藩体制国际关系的准则。

肥前领主对农民与教徒的迫害

九州肥前（长崎）的岛原半岛原是战国时代天主教诸侯有马晴信的旧领地，有着不少热烈信仰的教徒和关原、大阪等战役后躲避幕府追究流落此地的浪人。^[109]德川初期，由于藩主有马直纯禁教无效，幕府于1616年将岛原转封给松仓重政，有马的武士都成为农民。重政到任后，为巩固权势，7年间筑起坚固的岛原城堡和市街港湾。为取悦幕府，领地收入仅4.3万石的重政，却为兴建江户城而要求承担10万石的劳役，^[110]使农民疲于奔命。元和七年（1630），他丈量本藩耕地，清理出比原有石数多出60%的地亩，课以高达收获量6成的年贡，^[111]并苛征杂税，盘剥农民。同年重政死，其子胜家变本加厉，对农户经济作物、手工生产品及工具等都课税，甚至牛马驮货、生炉子、装窗户、安葬、生子等等，无不要捐税。对无力完纳的，便处酷刑，如拉走妻儿，将孕妇扔进水牢或裸体倒挂。更有一种名为“蓑衣舞”的刑罚，^[112]使岛原人民无法活下去。

岛原南面的天草岛，本是天主教诸侯小西行长旧领地。关原之战，小西灭亡后，幕府把天草划归唐津（佐贺县西北）藩主寺泽领有。这里是天主教在日本的发祥地，^[113]丰臣禁教后还将神学校、修道院等移来，传播西洋文化。寺泽领得此地后，立刻丈量出比原来多出两倍的耕地，增征许多捐税，在岛西北筑富冈城堡，从唐津派官来这里统治。

岛原新领主父子两代除掠夺农民外，疯狂镇压天主教民。从元和四年（1627）起，松仓一族镇压教徒达八年，用种种酷刑（灌凉水、铁笼烤、烙印、拶指、洞里倒挂、针扎、竹锯肢体、沸水煮），^[114]实行最残暴的恐怖迫害，受难者达数千人。天草岛上领主寺泽父子迫害教民也极残酷。与此同时，教徒秘密组织（组、讲、会等）也遍布全岛，进行了沉默的抵抗。

岛原起义

岛原、天草两地自1634年以来，天灾不断，农民吃树皮草根充饥，多次向藩府借米，两家领主毫不过问，只用严刑逼租。宽永十四年（1637） 10月，岛原南端津村的农民与三右卫门请求缓付没有交齐的一部分租谷，松仓的家臣田中宗夫立刻将右卫门的怀孕的妻子囚入水牢，她已到临产期，泡在水里六昼夜，婴儿出生便断了气。右卫门和亲友群众被这种暴行逼得忍无可忍，汇合了七八百人包围并放火烧了田中的邸宅。田中逃进城堡，百姓追到城堡外，烧了市街。右卫门妻家就在对岸天草岛上，天草的农民也愤而参加起义。^[115]由此看来，事件从开始就是一场农民针对领主苛政的反封建斗争。

群众推举了一位勇敢而有才智的16岁青年天草时贞（四郎）^[116]做首领。他到全岛各地宣传，农民们和被杀教民的遗族都聚集山中、海岛开会，宣誓起义。一些多年受苦的庄屋（村长）、旧藩浪人武士，在起义中发挥了核心作用。10月22日，岛原藩2名捕吏带兵25人到有马村，逮捕2个教徒家属。有马村代官（藩吏）林兵右卫门探悉该村农民佐志木左卫门礼拜天主像，大怒，破门而入，烧掉画像，同时将他因拖欠年贡捕去抵押的女儿，脱下衣服，用火把拷问。在场的四五个农民，愤而用农具杀死了林兵右卫门。于是浪人武士善右卫门宣告，“立刻杀掉各村藩吏”。岛原南部各乡纷纷响应，杀藩吏，烧寺庙，10月25日开始了武装暴动。

10月26日，起义军2000多人粉碎了藩署派来镇压的军队，包围了富冈城，在天草四郎的领导下，两地大部分地区已为起义军所控制。参加起义的群众十分广泛，岛原南部13乡全人口的80%参加。其中6乡不论男女老幼一齐参加起义军。^[117]从阶级成分看，除农民外，还有手工业者和藩主的奴仆，有天主教徒，也有佛教徒。一些上层农民，如上述的庄屋（村吏）、因失去旧藩主而沦为农民的浪人武士，担任了起义军的指挥。当时被围困在岛原城内的藩吏，飞报幕府和正在江户的藩主松仓胜家，并向邻藩求救。但各藩都观望不前，将军德川家光接报，惊呼这次起义“如昔之一向宗”，忙令正在江户的一些西南藩主赶回本藩，防止蔓延，并调兵遣将前往镇压。

11月中旬，天草的起义军3.7万人（包括妇女儿童）正在攻打富冈城，得悉幕方大军就到，退入岛原南端的旧城堡——原城。12月9日幕军包围原城，3次发动总攻击。起义军用火枪木石反击，当时特产的“有马步枪”命中率很高，幕军伤亡很大，幕府专使板仓重昌在1638年元旦的总攻中被击毙。正月初三，幕府宰臣松平信纲赶到岛原，调集各藩军12万余人，加紧围攻原城，同时勾结荷兰军舰，从海上炮轰原城，但始终没有攻克。

由于起义军长期困守孤城，终于粮弹告竭，只能吃草根树皮。2月21日，起义军实行反攻，因双方力量悬殊，没有成功。2月17日幕军全面总攻，起义军一边祈祷进入天国，一边拼死抵抗。28日幕藩军队付出了死1700人、伤万余人的代价才攻陷原城，时贞以下主要人员全部战死，被俘义军包括婴儿母子全部被残酷杀害。岛原天草义军在日本农民革命史上写下了英勇悲壮的一页。^[118]

岛原起义是幕藩体制确立时期发生的大规模农民武装起义。它是由幕藩领主妄图把农业先进地区业已大量存在的小自耕农重新沦为农奴的倒行逆施引起的，是以备受封建压榨的农民和浪人武士为骨干，借助天主教组织，反对幕藩统治的一次大起义。这次起义震动了幕藩领主的统治，幕府动员18个藩十几万人的兵力，仅幕府就耗损40万两军费。

岛原起义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农民革命。农民摒弃过去天主教宣扬的忍从、殉教等不抵抗思想，努力传播通过武装斗争，建立地上“神国”的思想。这是对封建制度的一次巨大冲击，是有鲜明的反封建性质的革命斗争。

锁国的完成

通过岛原起义，德川幕府不单认识到对外贸易对封建经济的威胁，而且更理解到外来宗教对幕藩统治的威胁，由此实行持续200多年的锁国体制。宽永十六年（1639）幕府发布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锁国令。全面禁止外船来日，命各藩检查航行船只，提高密告外船走私入境者以3倍的奖金，并禁绝国外教会对日本教民的一切联系与影响。宽永十八年（1641），将同基督教传教无关的荷兰人一律转移到长崎的出岛，^[119]限制外文书籍进口，连朱印船贸易也禁止了。日商受重大损失而破产。锁国后，幕府只限长崎一港，准许中国、荷兰船舶通航，独占了与日本的贸易。由此日本的外交和贸易全部被置于幕府统制下。输入品中占重要位置的生丝交易则被持有生丝特许证的豪商集团（“丝割符仲间”）独占。

锁国时因贸易额没有限制，所以奢侈品的输入，金银铜外流的趋势，长期没有变化。但金银铜的产量渐减，继续外流会减少国内通货，贞享二年（1685）后，不断限制贸易额并取缔走私。正德五年（1715），幕府颁布《海舶互市新例》（正德新令），对贸易限制做了全面安排。规定每年中国船限30艘，银6000贯^[120]；荷兰船限2艘，银3000贯。这一限额一直实施到元禄年间（1688—1703）。此后，金银生产减少，国内产业发达，丝、糖、工艺品等重要进口货渐能自给，外贸额自然下降。

整个锁国时代（1633—1857），幕府强迫天主教徒改宗佛教。如上所述，每个日本人都必须固定一个寺庙作为他的“檀那寺”^[121]，由寺院证明他是某一佛教宗派的信徒。寺院掌握了信徒的“改宗户籍”^[122]，成为幕府统治人民的工具之一。当时称这样的制度为“寺请”或“檀家”制度。

锁国的历史影响

17世纪西欧殖民主义者东侵，印度、印尼、马来亚、菲律宾等国相继沦为殖民地。东亚还保持独立的中日两国，国内商品货币经济都开始发达，阶级分化，反封建斗争逐渐高涨。统治阶级一方面加强中央集权，抑制商品经济，镇压人民斗争，同时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文化活动，特别是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结合，采取了严厉防范的方针。对外贸易，一般都由政府独占，作为国家财源之一。为此取缔国内外走私商人，形成了一套锁国政策。中日两国所不同的是，明清两代统治者使官营贸易表现为传统的朝贡形式，其他往来一律禁绝。日本的锁国则采取积极防止旧教国的侵略，禁绝天主教，取缔海盗和独占海外贸易。两者都是封建集权国家为克服内外矛盾，维护统治而执行的闭关自守政策。

日本锁国的后果如何？论者见解不一。有的从侵略者的角度出发，惋惜锁国使日本成为一个“蓑虫”（龟缩网里的虫）。露出头来时，世界大势已定，坐失瓜分殖民地的机会。^[123]有的从文化史观出发，指出：日本人由于锁国，以致未能汲取欧洲理性主义的精神，日本民族也就因缺乏科学精神而致战败。^[124]似乎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只是因为锁国妨碍了科学发展。有的认为锁国政策有“自卫”的一面，并且认为东亚国家沦为殖民地较晚，是由于坚持锁国，特别是日本因锁国而使幕府得以维持两个半世纪的独立统一的政权。因长期的和平，多少给日本以封建生产力发达的条件。但锁国也招致日本在国际上的孤立，坐失早日转向近代化的机会，“都市文化由于资产阶级精神的发展受阻，以致形成一种夜郎自大，缺乏民族积极性的‘岛国根性’，这正是闭关社会所不可避免的特有的畸形性”^[125]。

我们认为，对于日本幕藩统治阶级，锁国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在当时日本国内外条件下，不锁国便很难维持封建自然经济的基础和不受殖民主义的侵略。同时幕府由于严格控制对外贸易，还迫使国内商工业完全屈从于封建势力，加强对劳动人民的剥削，防止武士同农民结合起来进行反抗。但是，锁国本身必定严重阻碍商工业的发展，堵塞西方科学技术和进步思想的输入，延缓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生，使日本的近代化比西方足足落后了两个多世纪。明治维新不得不披着“尊王攘夷”的袍笏登场，日本资本主义制度也就无法摆脱封建残余的长期困扰。

三 德川中期（1680—1716）

1.商品生产的发展

农业

德川幕府结束战国时代以来的兵乱，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劳动人民在较安定的环境里进行生产。幕藩为巩固其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封建统治，保证贡赋的收入，竭力扶植自耕农（本百姓）的发展，抑制土豪地主富农的势力，除严禁土地永世买卖及分田给子孙外，还采取禁止人身买卖和使用家奴，允许农民控告领主乃至移住其他领地等措施。又多次令禁农民逃亡，防止土地荒废。庆安三年（1650），幕府向全国农民发布了《庆安告谕》，对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提出了32条严格限制，包括干涉农民种植经济作物，要求每人衣食住行极端节约。尽管这样苛刻的限制，商品经济仍在全国逐渐发展，出现了商业性农业，生产力也在提高。万治三年（1660）发明脚踏水车，17世纪末，开始使用2至4个齿的“备中镐”，不靠畜力也能深耕。还发明和普及了“千齿脱粒器”（千齿扱），比旧时竹制或铁制的“脱粒筷子”提高效率2至10倍。^[126]不久，又发明筛谷用的“千石筛”（千斛簁）。肥料方面，除传统的草肥、堆肥、灰肥、厩肥及粪尿等自然肥料外，农民还购用油渣、干燥鱼肥等肥田。为消灭虫害，已开始使用鲸油、石灰作除虫剂。栽培技术也有提高，如选择病虫害较少的稻种，实行轮种法和双季稻栽培等。17世纪初期，出现了日本最早的农书《清良记》，以后陆续出版了《百姓传记》（1682）、《会津农书》（1690）等。元禄九年（1696），宫崎安贞参考中国《农政全书》和本草书，并总结日本农民的生产经验，出版了《农业全书》，使先进技术广为传播。^[127]德川时代成为近代以前日本农学最发展的时期，基于上述原因，单位面积产量有了提高。每一反稻米产量，1594年上等水田平均为1石3斗，到1686年则为1石5斗了。^[128]

幕藩统治者为增加年贡来源，积极开垦土地，通过代官（地方官）、村吏等招农民包垦荒地，栽培经济作物牟利，新开地称新田，以别于本田。因年贡较轻，农民乐于耕作。本百姓的次子、三子、贫农和农奴们也有独立开垦小块耕地的。到18世纪前半期，增长为300万町步。^[129]产量由德川前期的1800万石，一个世纪内增至2600万石。^[130]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使一部分农民除年贡和自己生活资料外，将剩余生产品商品化，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繁荣创造了条件。由于城市中武士、町人消费的增加，大名武士们只靠年贡和劳役地租，日益不能满足其生活之需。为此就得出卖年贡米谷和其他产品，换取必需的东西和货币。实物贡租的运输和买卖，从17世纪末起，以三都为中心大量进行。因而商品货币经济迅速发展，幕藩领主通过特权商人把领地的物产销售到市场，农民也必须把生产物换取日用品和货币。商人又向农民收购产品，以牟取利润。由此，农村自然经济日益被商品经济侵蚀，开始瓦解。封建领主虽一直想保持自给自足的经济原则，不许农民种植年贡（粮食为主）以外的产物，但由于领主生活和财政的需要，不得不奖励栽培一些五谷（米、麦、粟、忝、豆）以外的所谓“四木三草”^[131]和菜、棉等，并初步形成地区性分工，出现了许多特产区，使农业生产日益商品化。尤以棉、蚕、烟草和油菜籽的生产发展最快。棉花生产集中在畿内和东海地区，如在摄津（今大阪府及兵库县一部分）平野乡，到1706年土地的62.8%已种植棉花，卖给大阪及乡镇的商人，在那里加工后再卖给全国各地。^[132]养蚕则集中于关东和东山地区。^[133]17世纪蚕丝产量增加1倍，到18世纪初已达到国内自给。^[134]灯火材料所需的油菜籽和蜡树，主要在中部及其以西地区栽培。大豆盛产于本州东北。18世纪初，还开始种植马铃薯、菜豆、西瓜、花生、胡萝卜等。商品作物的种植，需要购买特殊的肥料和农具，于是农民要出售生产物换货币来购置，促使农产品进一步商品化。

除棉和油菜籽外，米由农民交年贡和自食，所剩的都作为商品出售。领主收入的年贡米也商品化了。包括皇室和幕府的许多领地，采用“三分之一（指年贡一部分）缴银制”。各地知行地虽采取缴米制，但实际大多缴纳货币。

手工业

经济作物的种植，促进手工业的发展。德川前期，手工业中心在城市，工匠从事小商品生产，以满足幕藩领主和城市武士消费的需要。17世纪末起，以经济作物为原料的农村手工业有了显著的发展。

手工业中纺织业最发达，其中又以丝织业最先发展。例如京都的西阵、九州的博多、关东的桐生以及丹波、近江、八王子、米泽等地都以生产精美的丝织品著称。棉织业在盛产棉花的大阪附近，以河内、摄津、和泉、大和等地为中心。越前（今福井县）、美浓（今岐阜县）、土佐（今高知县）则是新兴造纸业中心。其他如尾张（今爱知县）、肥前（今佐贺、长崎县）的陶瓷，京都的漆器，野田、铫子（千叶县的市）的酱酒，滩（今神户市的一区）、池田、伊丹（今大阪的市）的酿酒等，闻名全国，行销各地。

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农工产品的商品化，日益使农村卷入商品货币经济的漩涡。幕藩的贡租和农民的剩余物都必须换成货币，才能解决日益复杂的生活要求。幕藩从17世纪后半起，为财政的需要，开始对地方农业、手工业产品实行初期专卖制。藩都近郊可产销日用品，其他地方农民也可将产品交换必需品。各村镇设置了生产农民非自给必需品的机构。地方名产称为“特产物”（又称“国产”“物产”），根据地域分工，由藩当局和大商人合力经营生产。进入18世纪，畿内先进地区，一些从事商品生产和高利贷致富购地的新兴地主、上层农民通过租佃土地兼作包买商人，一部分小自耕农和农奴也在小商品生产者化的过程中，达到身份的独立。特产物生产的发展具有两个特征：一是产地相互间发生分化和分工，例如以长野为首的养蚕业，先后在结城、福岛、信达地方建立了蚕种业。由于17世纪末奖励产丝，西阵生丝需量增加及地方丝织业的扩大，促进养蚕业发展，各地农村生丝大量流入都市，开始和京都丝织业中心西阵抗衡。二是都市的手工业技术传到地方，如西阵丝织技术传入桐生，大阪的炼铜技术移植到秋田铜山。

2.城商经济的发展与农村阶级关系的分化

城市的繁荣

元和元年（1615）德川幕府公布“一国一城令”，幕藩领主把武士集中到幕府和藩都的城堡周围——“城下町”（军镇），并把商人和手工业者聚集到城下，使城市规模扩大。以这些新兴的“城下町”为主，加上过去发展起来的“门前町”（寺社门前形成的市镇）、“港町”、“宿驿町”等商业城市，到17世纪末，全国已有大小城市300个以上。^[135]城市中除少数富商外，大部分是工匠、徒工、商人，还有一些小商贩和搬运工。江户、大阪、京都是全国性城市，江户为幕府所在，又是全国最大的消费城市。元禄六年（1693）市民353588人，1731年增至553000人，加上武士（将军、大名及其家臣）与仆人约50万，人口达100万，据说超过当时的伦敦，居世界第一位。^[136]大阪为全国商业中心，1692年人口达345524人。京都为皇室所在地，又是仅次于大阪的工商业城市，1715年城内外人口358987人。^[137]各藩的藩都规模小些，其中最大的有金泽、名古屋等，后者1692年人口约达10万（一般市民67734人、武士及其佣仆约3万）。^[138]

以大阪为中心的全国市场的形成是与大阪、江户、京都等大消费城市的形成，手工业高度发展以及全国性社会分工等条件分不开的，商品经济发达促使城市繁荣，同时城市繁荣又成为商品经济的巨大推动力。

德川时期，商品流通首先是通过领主的贡租商品化进行的。诸侯和武士必须把贡租和俸禄换成货币，才能维持他们的城市生活，支付往来江户“参觐交代”的费用。不少大名还必须把贡租运到江户或大阪出售。1732年运到大阪的稻米已达300万至350万俵。^[139]经营大名贡租和武士俸禄的商业机构，如江户的“札差”^[140]、大坂的“藏屋敷”^[141]、“挂屋”^[142]等应运而生。这些与领主关系密切的大商人也经营民间产品，还以大名和武士的年贡与俸禄为抵押，兼营高利贷，积累了大量财富。

17世纪末，商品流通开始超过藩国范围，投入市场的品种增多，各藩经济联系进一步加强。18世纪初，以大阪、江户、京都、兵库、堺、大津、长崎等商业城市为中心，逐步向全国性市场发展。1714年，由全国各地运入大阪的商品已有119种，价值28.6万余贯。^[143]其中许多商品再转运到江户和各地，以致大阪被称为“天下的厨房”，成为全国性商品交易的枢纽。“问屋”（批发行）商人在全国性商品流通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他们通过中间商人，一手包办了商品的收购、运输、保管和贩卖，控制经济作物和手工业生产，经营项目也日渐专业化。这些批发商组成同业公会，维护他们的商业特权。1694年，在江户组成了“10帮批发商公会”^[144]，大阪组成“24帮批发商公会”^[145]，这些批发商公会得到幕府承认，加强了与封建势力的勾结。此外，战国时期兴起的行商——近江商人和富山卖药商人依然在全国性商品流通中发挥作用。从17世纪末开始，由于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乡商人”（农村商人）逐渐兴起。他们也以批发行的方式控制农民的生产，与城市商人争夺商业利益。由于这些商人的活动，在以后全国性商业网的形成中，起了一部分作用。

交通的发达

全国性交通的发达，对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民族市场的形成有重大作用。早在德川初期，为实行“参觐交代”，修建了以江户为中心，通向各地的5条干道。其中以太平洋沿岸的东海道（江户—京都）为最重要。此外，有中山道（江户—滋贺的草津，与东海道会合）、日光大道（江户—日光）、奥州大道（江户—福岛的白河）和甲州大道（江户—长野的下诹访），通称“五街道”（大道），以东海道53“次”（宿驿）为始，沿大道设置驿站，各站有特许旅馆（“本阵”）。民间也开设客栈（旅笼）、小客店（“木赁屋”，旅客带米自炊的小旅馆）。幕府并从沿大道各村镇征用人马到驿站，供官府运输，作为一种课役制（助乡役）。^[146]以江户为中心，大道各要地设关卡（“关所”）构成环形警备圈。各藩也在藩境设关，防止物产外流。5条大道虽主要为“参觐交代”和幕府对全国的政治、军事统治服务，对民用加以限制，但它的修筑，尤其是与之相连接的支路（幕藩为通向5条大道修筑的大道，日本称“胁往还”，如水户路、北陆路、中国路等）

的整顿，都有利于打破自然经济造成的隔绝状态，促进全国性的经济往来。政治中心的江户和生产较后进的关东地区日用品都依靠关西经济中心大阪供应。承担商品运输的主要是海上运输。其中以大阪至江户的南海路最发达，有称作“菱垣驳船”（以船上安装菱形篱笆得名，每船载二三百吨）和“樽（酒桶）驳船”（以主要运酒得名，载重同前）的两大航运业，他们组织了行会，互相竞争。^[147]17世纪末以后，有北海道及东北地方到大阪和大阪到长崎的西海路、下关到松前的北海路、奥州到江户的东海路等先后兴起，形成以江户、大阪为中心的沿海交通线。

货币金融的活跃

商品经济发展中，货币被大量使用，全国性的信贷制度从17世纪后期开始建立。当时通用金、银、铜三种钱币。幕府设金、银、钱（铜）“三货”的铸造厂（“座”），征收税金，另铸有少量真（黄铜）钱及铁钱。幕府独占了铸币权，禁止私铸钱币。各藩发行了名目繁多的“藩钞”，据废藩置县时（1871）调查，德川时代的“藩钞”，多达1694种。^[148]有244藩发行了这种不兑现纸币。由于商品经济发达，幕府不断改铸劣质货币，币价经常变动，加之关东用金币、关西用银币作价值尺度，^[149]币制很复杂，因而出现了货币本身兑换和买卖的必要。拥有大量资金称作“两替商”（货币兑换商）的钱庄，以大商户为对象，办理存款、贷款、票据和汇兑等，从事与今天银行相类似的业务。大阪、江户都出现了这样的钱庄。1662年，大阪拥有实力的大钱庄（本两替）选出10人组成的同业公会，称为“十人两替”，在其统辖下，据说已有钱庄120或200家。^[150]就这样，由以普通商人为对象的“两替”商和以幕藩领主为对象的“藏屋敷”、“挂屋”

及“札差”，构成了全国的信贷系统。它们除经营信贷外，大多兼营商业及高利贷。幕藩都利用两替商从事金融活动，从中谋利，弥补财政。

“货币挖掘封建制度的基础，并从内部侵蚀封建制度。”^[151]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瓦解幕藩体制，使阶级关系发生变化。

如上所述，商品经济是由领主贡租商品化开始发展起来的，封建领主为满足其日益增长的需要，不断提高年贡额，除征收土地收获的一半以上作为年贡外，又以“口米”“欠米”等名目增征一至二成的年贡实物附加税。对山林、草原和河海的产品征收称为“小物成”（或称“小年贡”）的杂税。按18世纪中期写成的《地方要集录》记载，“小年贡”的名目多达163种。^[152]有时领主竟提前征收2至3年的贡租。

小农经济本不稳定，领主加重剥削使小农经济更脆弱。日益卷入商品货币关系，也使小农破产的可能性增加。

农村阶级关系的分化

由于商品作物的增加，以及部分贡租改由货币交纳和购买肥料的需要，商品货币经济在生产和消费两方面逐渐渗入农民生活，侵蚀农村的自然经济。荻生徂徕（1666—1728）在《政谈》中说：“过去，各地除特殊情况用钱之外，买东西都不用钱，而用米麦……听说近来，从元禄（1688—1703）时起，乡下也用钱买东西了。”^[153]18世纪20年代，仙台藩耕种一町步的农户，全年支出33贯589文中，货币支出为20贯936文，其中14贯919文是生活费支出。^[154]

农村被卷入商品货币经济后，封建的自然经济进一步瓦解，加速了本百姓的两极分化。一部分富裕农民在“荒年农民艰苦之时，以低价购置良田、山林房屋等……而此类富有之民，五十家、百家之中即有一二家”。^[155]他们多半发展为兼有地主、村吏、商人三重身份的“豪农”，向农民放高利贷，将当绝的田地再佃给农民，收取佃租，成为典地地主。于是在领主土地所有制下，产生了典地佃耕（质地小作）关系。^[156]破产农民一部分流入城市，大部分沦为“水吞”、“小前”（无地贫农、佃农及雇农），身受领主和地主的双重剥削。马克思说：“高利贷有两重作用，第一，总的说来，它同商人财产并列，形成独立的货币财产；第二，它把劳动条件占为己有，也就是说，使旧劳动条件的所有者破产，因此它对形成产业资本的前提是一个有力的杠杆。”^[157]在日本则不同，封建势力强大，压制生产自由。又由于长期锁国，对外贸易备受限制，商业高利贷资本不能向工业资本发展，唯有凭借幕藩领主权力，经营实物年贡的买卖，保证领主的贡赋和家臣武士的消费，在此基础上剥削农民、手工业者乃至武士们。所以这种寄生于领主经济上的商人，宁愿保留封建制，阻碍生产方式瓦解。如上所述，幕府为维持封建小农经济，以确保收入来源，虽颁布禁止买卖土地永为私有的法令，但贫苦农民迫于生计，仍不能不典当土地、向富者借高利贷，一旦当绝，就沦为佃农，所以典当实无异买卖。武阳隐士的《世事见闻录》写道：“当今贫富不均优劣差异如此之甚，富裕者一人，其周围贫苦农民达二三十人。”到17世纪末，在近畿种棉地区，佃户已占自耕农的一半。1702年，在尾张藩（今爱知县）的尾浓江领地，120189家农户中，有土地的是90048户，没有土地的是28041户。^[158]

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农村手工业的发展。贫苦农民仅靠土地收入难以生活，必须靠出售家庭手工业产品，增加货币收入，才能度日。农民的家庭手工业渐渐被卷入商品流通中。到18世纪初，手工业的社会分工日趋完备，商品经济更加发达，自然经济在开始瓦解。

总之，18世纪中期以前，在闭关自守和强力的封建束缚下，商品生产在各地发展。元禄、享保年间（1688—1735），农村阶级关系在迅速分化。但从全国范围看，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而且尚未达到对封建体制发生重大破坏的程度。^[159]

3.幕藩财政的困难与町人思想的成长

幕藩财政困难与武士的贫困

18世纪初，以京都、大阪、江户为中心，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特别是当它渗入农村后，对于向农民征收实物贡租并把它商品化来维持财政的幕府是最大的威胁。首先，因为商品经济发展的成果（例如商业性农业发展创造的剩余部分）不能作为幕藩领主的收入加以剥夺，反之，由于商品经济发展，城市生活费用增大，幕藩财政支出，把德川初期积蓄都消耗掉了。而且收入不能同它相适应，收支失去平衡，财政发生危机。其次，由于幕府和大名、武士的礼仪、服饰及娱乐享受日益繁缛奢侈，刺激物价上涨，幕藩财政逐渐困难。幕府年收入46.7万两，支出却达140万两以上。^[160]幕领的代官或中饱年贡，或受贿降低租率。元禄时定额平均为35%—38%的租率，享保时降低到平均28%。依靠禄米养家的武士，生活日益窘迫，有的聚集要求上层救济。1640年，会津藩士联合向藩主呼吁，设置了“拜借金”制度。^[161]随着财政的困难，统治层内的矛盾尖锐化，集中表现在诸侯家骚乱。宽文九年（1668）。九州的岛原藩主高力氏，由于武士也征课赋役，激起武士、商工业者、农民在领内发动暴乱，因而被剥夺武士身份（改易）。宽文十一年（1671）的伊达骚乱、延宝七年（1679）的越后骚乱等，都是由于大名宠信暴发户新权贵（“出来出头人”），压榨武士，因而遭武士的反抗。幕府也于庆安四年（1651）连续发生藩主松平定政事件^[162]和“庆安之变”^[163]，暴露了幕政的破绽。

由于物价上涨，旗本中“有许多人值夜勤没有被子”^[164]。著名儒家室鸠巢自白说：“本人等现在没米吃，只好向藏宿（即札差——引者）借钱赊米度日。”^[165]各藩大名由于财政困难，以所谓“借知”名义，削减家臣俸禄，使武士生活更困难。18世纪初，太宰春台写道：“许多大名，无论大小都低三下四地向商人借钱，只靠江户、京都、大阪和其他各地富商的援助才能维持生活。从农民那里征来的年贡，全都用来还商人的借款……还常被指责，要为赔礼而摆设宴席招待高利贷者。有的大名则无故给高利贷者俸禄，使加入家臣行列。”^[166]这段记录生动地说明了领主和武士已经“部分地由于货币的缘故而在社会上处于依靠地位”^[167]。

幕府为救济武士，享保四年（1719）公布法令，宣布不管旗本、御家人向高利贷商人借款的诉讼，令相互协商解决。这实际上是使武士赖债合法化。江户商业公会——“12帮批发行”向町奉行^[168]提出抗议，一般商人债主则打着纸旗拥向武士家宅，张榜揭贴要求还债，迫使幕府不得不撤销这项法令。

各藩财政更困难，大名们按规定须在江户和领地两处各设邸宅，他们和大批武士在藩地过着奢侈生活，还得隔年去江户参觐，在外要担负幕府临时性徭役。因此，各藩比幕府更早陷于穷困。例如，佐贺藩元禄十一年（1698）亏银1万余贯，1703年欠款达23万余贯；萨摩藩享保四年（1719）亏银2900贯，濒于破产境地。

商人势力的抬头

同武士贫困化相反，城乡批发商、兑换商、高利贷者积累了大量货币财富。正如太宰春台说的，“金银之富，悉为商人所藏”^[169]。17世纪末，大阪巨商鸿池善右卫门一家收入就相当于10个藩领地的收益。鸿池发明清酒酿造法，他的酒不仅大阪，还运到江户。他还经营大阪至江户的海运业及金融业，终成大阪最大的金融商。^[170]他和三井、住友等家族，在全国重要都市设立分店，逐渐扩大其商业势力和资本的支配。住友当初在京都经营药材和书店，宽永初年迁到大阪经营铜生意，元禄年间开发别子铜矿成功发财。三井出身于伊势松阪，1686年以京都为根据地向大阪、江户发展，主要经营绸缎布匹和金融业。此外还有京都的大丸和名古屋的松阪屋也是当时的巨商。井原西鹤在1638年写的小说《日本永代藏》中，把鸿池、住友、三井等巨商作为新的富豪典型提出来。与此同时，元禄年间，结成江户10帮、大阪24帮批发商公会，不久发展为全国性商业同盟，甚至由此决定全国商品的价格，开始奠定民族市场的基础。当时领主在政治上虽尚保持其独立割据，但经济上已被卷入全国经济之中。幕府和各藩的财政都为富商所左右。例如，鸿池善右卫门一手操纵30余藩的经济，仅他的分店主人就有70人接受藩主的俸禄，他和平野屋、天王寺屋等富豪的生活，几乎与大名不相上下。^[171]所以本多利明指出，“外表虽为日本国中武家之领地，但实则为富家之所领”^[172]。豪商们把资金用高利贷借给武士、农民，投资开垦新田，逐渐把封建经济控制在自己手中，大大提高了商人的权力和社会地位，使旧日的身份制和封建关系松弛，如大阪巨商淀屋，除经营木材批发外，还操纵米、鱼和蔬菜市场，向他贷款的大名就有33个。^[173]据说财产达1亿2千万两之多。^[174]元禄时代淀屋辰五郎凭他的财富，无视幕府法令，经常穿着不许商人穿的里外全白的衣服，甚至穿着幕府赏赐的礼服出没花街柳巷。

町人思想的成长

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町人阶层愈不甘心于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因而在元禄前后提出了人性解放，追求自由和四民平等的主张。其表现之一，就是对商人在社会上作用的肯定。如出身长崎通事（译员）的学者西川如见（1648—1724）在《町人囊》说，商人虽位于四民之末，但它能滋润天下万物，^[175]对于天子、诸侯等都是有用的。这种思想不仅商人出身的作家中有，而且在儒者中也有。如古学派的山鹿素行说，百工乃天下之要，认为商业活动是社会所必需的。荻生徂徕说：“农者耕田，养育世人；工者作器，供给世人；商者互通有无，助于世人……缺一则国土不存矣。”^[176]这些显然是对商人社会作用的肯定，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人的政治要求。

町人思想成长的第二种表现是，否定封建社会的尊卑观念。例如近松门左卫门说：“武士不为贵，商人亦不贱，所贵者唯丹心耳！”^[177]西川如见说：“人类毕竟无尊卑之理，微贱者虽身居陋屋，心却在万人之上。”^[178]心学创始人石田梅岩（1685—1744）更明确地站在商人立场，认为商人行业不应鄙视，它不为私利私欲，而有公益性质。经商有助于天下，商人的利益不可耻。^[179]他说：“《大学》谓，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以修身为本，而修身岂有士农工商之别？”^[180]阳明学派的中江藤树（1608—1648）也认为，人“虽有五等之位，尊卑大小之别，但其身却毫无差别”^[181]。因此，“万民皆是天地之子，人人皆为兄弟”^[182]。他的门人熊泽藩山（1615—1691）发展了他的思想，说：“人，皆为天地之子孙，岂有卑贱者？”^[183]这些阳明学派对封建等级的否定，比之完全站在商人立场上的石田梅岩，尽管在思想上还有差距，但在反映商人要求的愿望方面，却有着一致性。这说明商人在经济领域内已成长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

町人思想成长的第三种表现是，要求与武士阶级平等观念的产生。在石田梅岩看来，“营利，乃商人之道”。“如果说营利为‘欲’而不是‘道’，那么孔子又是如何使子贡为其弟子的呢？子贡以孔子之道用于买卖，他不营利岂能致富？商人的营利与士之食禄相同，不营利，有如士之无禄。”^[184]这就把商人的营利行为与武士的受禄等同起来了。因而他主张：“士农工商有助天下之治，无四民则无助。治四民为君职，助君为四民之职。士为有位之臣，农为草莽之臣，商工为市井之臣。”^[185]这种思想是对封建“四民”等级的否定。此外，井原西鹤著《世间胸算用》（《世上如意算盘》）中，还提出了“在任何一国，没有金钱，便谈不到自由”的思想。^[186]近松在其戏曲作品中，通过登场人物，轻蔑地讥讽了统治阶级。如《情死天网岛》的剧中人就宣称：“这里的商人虽说不带刀，但这里大批的新银光泽，也足够把刀刃扭弯。”《夕雾阿波鸣门》中的人物更说出：“即使不指名大小，也要使那些大官和少爷们不敢吭气。这些人比起京都、大阪商人的谁家也不如，即使是武士，也别想我输给他。”^[187]

4.元禄文化

德川中期，随着地方性经济逐渐发展为全国性的市场，文化方面兴起了取代贵族、武士文化的町人文化。这种以城市工商业者生活趣味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反映了町人的成长和市民阶层新的自觉，多少具有反封建的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倾向。但由于奢侈颓唐的城市生活是建筑在封建领主武士勾结商人高利贷者残酷剥削农民基础上的，所以适合町人要求的文化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一文化发展的高潮时期是五代将军纲吉（1646—1709）执政的元禄年间（1688—1703），所以称为“元禄文化”，但广义上一般是指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初期的文化。

文学艺术

（1）诗歌 由前代的连歌发展为俳谐的诗体。^[188]德川初期，松永贞德（1571—1653）将和歌、连歌中不用的“徘言”（俗语、汉语）纳入俳句，他和大阪歌人西山宗因（1605—1682）的歌风一样，都很自由阔达，博得市民的赞赏。到元禄时代，由武士成为市民的松尾芭蕉（1644—1694）开创了蕉风俳谐，从语言到内容都打破传统的制约，把俳谐推向高雅的艺术境界，而且让发句单独使用，成了由17字音组成的短歌，广泛流传市民中。芭蕉为了创作俳谐，曾游历各地，深入体验生活，出现了像《古池蛙跃入水声》那样有名的诗句。他写下《奥州小路》等俳文（带俳句味的散文）纪行和《猿蓑》等大量俳句集。

（2）小说 出现称为“浮世草子”（当代风俗写实小说）的一种现实主义民众文学。它由“御伽草子”^[189]和“假名草子”^[190]发展而来，大阪商人平山藤五自号井原西鹤（1642—1693），开创了这一新形式。正像这种小说以“浮世”（当代社会生活）命名一样，它以町人社会为主题。西鹤站在商人立场刻画市民的心理，嘲笑武士的道德。他认为人的创意与努力，比传统的权威重要；肯定人的欲望和爱情，着眼于商人享乐、营利和蓄财的活动。他以“好色”为名，大胆描绘人们对物欲和性欲的追求。如《好色一代男》《好色五人女》《日本永代藏》《世间胸算用》等，就是反映当时市民社会生活的所谓“町人文学”。

（3）戏剧 创造和发展了“人形净瑠璃”（木偶说唱戏）。日本民间古来就有木偶剧这种艺术，后来由于新的乐器“三味线”（三弦）的使用，产生了木偶剧与说唱故事——净瑠璃^[191]相结合的“人形净瑠璃”。这种民间艺术形成于16世纪元禄以后，由于大阪农民出身的说唱艺人竹本义大夫（1651—1714）做出了表现力非凡的乐曲“义大夫小调”，又由于当代戏曲作家近松门左卫门（1653—1724）写出了许多优秀的说唱脚本，如《国姓爷合战》^[192]《曾根崎心中》^[193]等，使这种艺术达到极盛。后因歌舞伎发展，趋于衰落。18世纪末，大坂植村文乐轩复兴了用义大夫小调演唱净瑠璃的木偶剧，他的弟子在1872年创办了“文乐座”。从此，净瑠璃木偶剧这一古典艺术以“文乐”之名流传至今。

“歌舞伎”（舞蹈戏剧）^[194]，在元禄年间已从原来以舞蹈为主的民间艺术，发展成歌舞剧。同时出现了轰动一时的名演员，如京都的坂田藤十郎（1647—1709）和江户的市川团十郎（1660—1704）。近松门左卫门常为他们写脚本，以后配上了“净瑠璃”“长呗”等乐曲，成为融合舞蹈、音乐、戏剧、绘画的综合艺术。剧场也从原来简易的舞台，发展为设有楼座包厢的大型剧场，成为都市市民最大的文化娱乐场所。

（4）工艺美术 产生了一种色彩鲜艳、图案抽象的新风格。当时为幕府和宫廷服务的狩野、土佐两派御用画，已失去它的生命力，由京都商人出身的俵屋宗达（？—1643）和下一代的尾形光琳（1658—1716）开创了深受商人喜爱的色彩华丽的风俗装饰画，如光琳的代表作《燕子花图屏风》和《红白梅图屏风》等。1681年江户刺绣工人家庭出身的菱川师宣（1618—1694）开创了“浮世绘”（流行风俗画），以妇女、演员、力士为题材，而美人画最为著称。这种画通过木版刻印，广泛普及于民间。此外，尾形光琳及其弟尾形乾山合创的彩瓷；柿右卫门（1590—1660）学习中国的“红绘法”，创造一种名“伊万里烧”的彩色瓷器；京都商人阿弥光悦（1558—1637）始作、尾形光琳加以完成的优美的泥金画漆器；京都宫崎友禅创始的绚丽多彩的友禅印花绸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工艺美术品。

（5）建筑 还具有桃山时代豪华的遗物，如日光的东照宫（德川家康的庙）就是壮丽庙式建筑的典型。京都的桂离宫和修学院离宫属于幽雅的茶室建筑，为上层武士和豪商所欣赏。民间则流行武家书斋型的旧建筑样式，并出现了歌舞伎剧场等大建筑物。

自然科学

由于生产实践的探索和总结，这个时期日本创造和发展了本民族的科学技术。这个时期的自然科学总的来讲，合理精神发达，人的思想从迷信和咒术中解放出来，通过实践对自然加深了认识。具体表现在实学——经验科学的发达。实学与虚学（空的理论）相对而言，是一种具有现实性、实证性的学问。

在医学、药学方面，日本学者已开始摒弃中国宋代以来医学中以阴阳五行来说明生病原因的唯心主义偏向，提倡“亲验实试”。如贝原益轩（1630—1714）不仅是对德川封建统治思想提出大胆怀疑的思想家，而且是一个注重调查研究的本草植物学家。他以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为蓝本，细心采集调查了日本300多种动植物和矿物，并于1708年总结整理完稿，1709年出版了《大和本草》16卷。其中记载了千余种本草（中药）的性能、特征和效用，开拓了日本的本草学。同一时期的另一个本草学者稻生若水（1655—1715）也对日本的动植物和矿物做了广泛的调查，并在收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编纂总数达360卷的《庶物类纂》，从而奠定了日本本草学的基础。后来他的门人丹羽正伯等人，又将这部巨著增补为1054卷，使日本的本草学有了更大的发展。

农业科学方面，更能体现出这个时代的精神，17世纪中叶出现了最早的农书——《清良记》（作者不详），是用向领主讲述农业经营的形式写成的。但到了元禄年间，宫崎安贞（1623—1697），在畿内、伊势、志摩等地进行调查和自己农事体验的基础上，编著了《农业全书》（1697），成为当时日本农学的代表作。全书共10卷，分为总论、五谷、菜蔬等类，并由贝原益轩校订，加上附录1卷，为日本后世农书的典范。

除上述两部普遍性的农书外，还出现了许多地方性的农书：① 《百姓传记》，就东海地方的水稻栽培概述了气象、土质、农具、肥料等。②《会津农书》，记述了寒冷、后进地区会津地方的水稻栽培。③ 《才藏记》，记述了纪州地方棉花栽培的知识。④ 《耕稼春秋》，根据加贺石川郡平原地区的水稻耕作，企图引进较高的技术。

与农业有直接关系的天文、历法和数学，在此期间也有新的发展。9世纪以来，日本一直沿用中国唐代的宣明历，但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与天象有一定差误的这种历法已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于是日本的历学者安井算哲（后改姓涩川，号春海，1639—1715）便在中国元代授时历的基础上，根据自己多年对天体的实测，创造了适合日本实际情况的“贞享历”，于贞享元年（1684）为幕府正式采用。这样，日本便第一次产生了本国的历书。另外，日本的数学家吉田光由（1596—1672）写了《尘劫记》，这是1627年在改编中国明末算术的基础上产生的通俗日用数学书。后来，“大和算家”关孝和（1642—1708）著述了《发微算法》，进一步发展了代数方程式、微分积分原理和正多角形的算法等等。它不仅集和算之大成，在当时世界数学领域内也是难得的成就。

学术思想

（1）哲学 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不仅同市民生活直接有关的文艺科技呈现了新气象，同时在幕府保护下，长期影响着武士和平民的儒家思想，也从内部产生了批判和改造它的动向，出现了几个朱子学的反对派。

①阳明学 儒者中江藤树批评朱子的“知先于行”思想流于空洞说理，坚持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但阳明的“行”只是指“一念”上的自我修养，受禅宗“顿悟”（指“破除杂念，顿然觉悟”之意）说的影响，和社会实践毫无共同之处。据说藤树晚年读阳明书，“悟”而弃武士籍，从事教育。其弟子熊泽蕃山反对幕府的僭越和参觐交代制的浪费，主张武士移居农村采邑，实行农兵制，为尊皇思想做了准备。因而触怒幕府及藩主，被幽禁于古河，数十年而无忧色。

阳明学派以主观唯心主义思想鼓励武士杀身报主，这种愚勇精神本质上是封建反动的。但明治维新前后，他们代表下层武士和平民的利益，同代表封建领主的上层武士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产生过积极的作用。如大盐中斋（即大盐平八郎）、吉田松阴等都是发动起义的阳明学派志士。

②古学 古学派打着复古汉学的旗帜，提倡实践的道德，从朱子学里解放出来。朱子学是代表封建地主阶级的正统思想，古学派则是代表中小地主阶级的异端思想。这一派的创始人山鹿素行早在1665年就认为朱子学和阳明学都不是孔孟的真精神，提出直接追踪孔孟经典，恢复先秦儒学本来面目的主张（《圣教要录》）。因而他被幕府流放到赤穗藩。另一个创始人京都町人出身的伊藤仁斋也从同样立场著《论语古义》的注释书7卷，反对朱子学。朱子学主张有德者能治国，仁斋则认为可以脱离政治来树立道德，以“人情”讲解道德。著名学者荻生徂徕也主张政治和道德分开，以科学态度治学，反对朱子学派的空谈性理，坚持学习历史或“事实”。他看出幕藩体制的危机，但无法认识，只能根据儒家经典，讲求“经世之学”（经国济世的学问）。在《政谈》一书中，他指出改革幕藩政治是匡时救世的要务，但改革必先研究古文辞、阐明古代典章制度，然后通过将军的“作为”，重建“先王之道”的封建秩序。这种思想方法阻碍了古学派的前进。其弟子太宰春台更关心政治经济，思想开阔，主张促进商品货币经济，顺应了当时的潮流。

③前期国学 国学派继承了古学派的复古主义精神，但把重点转向日本古文学和神学。这一学派在中世纪研究日本古典文学——和歌的基础上，力求从宋明理学、佛教道德和中国传统文学形式（“汉意”）中解放，恢复日本古文学所独具的本性，发露真实的感情（“情”“大和心”）。大阪的僧人契冲（1640—1701）精研并注释古代和歌集成的《万叶集》，主张根据日本古语的原义，排斥从来儒佛道德观对和歌的解释，确立了国学的方法。但作为独立的学派则始于荷田春满。

（2）史学 德川时代日本史学有显著的进步，尽管当时学问受官学（朱子学）统治，但和早中期封建社会被神话、帝王家谱或故事充塞的史书相比，则后期封建社会的“近世史学”已多少具有合理主义和实证的精神。

林罗山及春斋、春德父子著《本朝通鉴》^[195]，站在儒学大义名分立场，拥护武家政权。林罗山以继承中国史学传统——《春秋》“据事直书，而善恶自见”的态度自居，虽标榜以六经为本立论，却努力搜集诸侯、神社、旧家族的遗文日记等作为依据，表现尊重事实；在有关国际的史事上，参照中、朝两国史籍；神道观上，力辟神佛混合的“本地垂迹”说，使它理性化，对神代的叙述，只罗列系谱，不表示看法。林家史学总的是在封建理学和武家史观的指导下，重视史实，讲求考证，排斥宗教（佛耶）迷信，关心政治制度和沿革地理，倾向实践，具有一定的客观精神。

德川时代另一修史事业是水户藩主德川光国（1628—1700）和一部分朱子学派儒者主持编纂《大日本史》。^[196]光国于明历三年（1657）设史局“彰考馆”，继续200余年，才完成了这部巨著。《大日本史》着重史实考证，对史料典据注释严谨。全书标榜朱子学的正统论，强调“大义名分”^[197]观点。这种尊王斥霸的精神，以后成为“水户学”的学风，由此影响了幕末的维新运动。

元禄时代的政治家新井白石（1657—1725）^[198]，“不论在自传文学或作为近代学术性研究的国语学、国史学及洋学方面，都做了创造性的开拓工作。他力求摆脱不敢正视现实的排外自大思想，以达到日本人在世界地位上实事求是的自我认识”^[199]。白石在史学上的贡献，首先在敢于从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中发现其演变的阶段性。他在《读史余论》中，按照日本封建时代政治变革的性质，提出了“王朝九变而为武家之世，武家之世五变而至德川氏”的历史理论，将今天史学中上古、中世等概念都用于历史时期的划分，这和单纯编年体或记事本末体的旧历史编纂学大不相同。其次，对史料力主求真求博。他不但引用参考了日本大量的史料，还利用中国、朝鲜史书中有关日本的记载，甚至从西方国家采择资料。再次，他解释史料，突破过去用汉文解释的旧习，阐明日本古今语音的变化，以至某些东西方国家语言成为国语的过程。最后，白石的《古史通》等书，表现了他史学思想的合理性——逻辑性。他批判了从前儒家道家的历史观，说：“史者，据实记事，以为世之鉴戒者也。”^[200]他也反对神道教的解释历史，说：“神者人也，我国习俗，凡所尊敬之人皆为神。”他把神代史中的神话看作人事，不盲从曲解。因此受到水户家的排斥，终至被幕府辞退。由此看来，日本史学在明治维新前已因白石的出现而达到接近突破封建史学的水平。

宗教

首先是儒学的日本化。山崎闇斋（前述）初学朱子学，后受伊势神宫神官度会延佳和主张神儒一致的神道家吉川惟足的影响，倡导一种儒学和神道折中的垂加神道（垂加是山崎的别号）。它以阴阳五行之理为经，居敬穷理之说为纬，将其权威求诸《日本书纪》神代卷的尊信；旨在守护皇室。主张“天御中主尊”相当于朱子学的“理”，由此出发，和“气”的“阴阳”一起产生万物的“理”就是“天御中尊”。因此，由祈祷和祓禊（祓除不祥）清净内心，“五伦”即明，“齐家治国平天下”即成。

其次是佛教日本化。佛教本来是一种追求彼岸世界的宗教，一切众生受到生即死、死即生的永远轮回规律的束缚。人的死只是反复无穷的六道（地狱、饿鬼、畜生、人、阿修罗、天界）生死轮回过程之一，而摆脱这种轮回的是涅槃。在当时幕藩制时代的社会里，人们强烈希望的是家庭这一个集团的现世繁荣，从而导致崇拜祖先和祈求现世家庭成员的幸福。在以家庭社会为基础的崇拜祖先、追求现世利益的民众宗教面前，佛教屈服了，变样了。现在祖先被当作佛，从而被佛（祖先）保护的、祭祀佛（祖先）的家庭在教义上获得了重要的意义。这当然会受到以家庭为单位而成立的身份等级制社会——国家的肯定。当时著名的僧侣，如曹洞宗的铃木正三（1597—1655）、净土真宗的浅井了意（？—1691）、临济宗的盘珪永（1622—1693）和白隐慧鹤（1685—1786）等都宣扬孝敬父母和精励家业。这样，本来否定家庭的佛教在教义上彻底发生变化——支持家庭和祖先成佛，构成了日本近代民众佛教的特征。

人民生活

这个时期经济富裕起来，民众服装流行“小袖”（狭袖和服），其材料、附属品、图案、色调多样化。过去连中级武士的姑娘也穿露小腿的衣服，这时一般民众的姑娘穿着美丽宽大的和服了。由于米的大量生产和蔬菜的发展，饮食丰富，长期来一日两餐从17世纪中叶以后变成一日三餐了。许多糕点上市，地方名产出现，如江户浅草的缠腰布、八丁堀松屋的甜脆饼等。三都（江户、京都、大阪）的茶店、饭馆也出现了。过去连武士也只住铺席子的土地房间，现在房间都铺地板，正房里大多铺草垫。由于棉制品的发展，棉睡衣及棉被代替了麻和稻草的卧具。取暖用的木炭商品化，普及一般家庭。又由于菜油大量生产，许多民众能够过明亮的夜生活了。

日本的文艺复兴时代问题

如上所述，元禄前后町人中出现某些变革社会的思想，德川时代文化同欧洲早期资产阶级文化的某些倾向具有一定的共同性，因此，有的学者主张日本也有过西欧那种文艺复兴时代。^[201]福本和夫更把元禄文化前后190年（1661—1850）规定为日本的文艺复兴时代，即晚于西欧360年发生。日本究竟发生过文艺复兴运动没有？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德川时代日本人的意识形态里，确定出现了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类似的现象。由于商品经济发达，町人抬头，元禄前后出现了市民阶级的新文化。它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对于古典文化的重视。有如欧洲人文主义者恢复和传播在中世纪被忘却的古代文化遗产，摆脱经院哲学和教会封建文学传统那样，德川时代的古学和国学，也表现了这种精神。古学派反对官学朱子学，主张直接追踪孔孟经典，恢复先秦儒学的本来面目；国学派重视古语的研究，反对儒家及佛教对《万叶集》中和歌作的道德性解释，提出按照古语解说古典，恢复被儒佛歪曲了的古代精神。这种复古主义——要求回到《万叶集》《源氏物语》的人性时代，与西方人文主义者“回到希腊去”的口号多少相近，两者同样发露了否定中世道德宗教训诫解放人性的心声。

（2）人文主义精神的发扬。批判中世纪神学对人类思想自由发展的障碍，倡导反封建的人文主义精神，争取资产阶级的利益，这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又一个方面。古典学派反对朱子学的理气二元论，倡导一元论的哲学，主张以人情讲道德；国学派反对封建道德说教的儒学，力主尊重自然和心理。在文学上，本居宣长提倡“人情”，强调古代日本人一如神的意志那样生活，要从那里寻求人生的理想。井原西鹤描写性爱与市民现实生活，否定儒学道德，以享乐为人生要义。近松门左卫门的作品同情战胜道学恢复人性的人们。风流小说、滑稽小说讥笑讽刺教主、圣人、武士、腐儒的描述，都似乎与西方人文主义一息相通。

（3）自然科学的进步与唯物主义自然哲学的出现。日本在18世纪兰学兴起前，古医术、本草学、和算及天文历学在中国传统科学影响下有发展，但未达到认识自然、打破儒学世界观的程度。哲学也只停止在关于“天”的古代宗教观念和物活论的思想上。欧洲文化传入后， 18世纪20年代起，幕府采取“殖产兴业”政策，经过兰学者们研究，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现了平贺源内的应用科学，安藤昌益对儒、佛、国学的激烈批判，山片蟠桃（1748—1821）的无神论，经世论者等重商主义政策和人类平等的先进思想，新井白石开创了科学态度研究历史的风气。

德川时代尽管出现上述与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类似的现象，但文艺复兴本质上是早期资产阶级反封建主斗争的反映。确定文艺复兴的标准，不仅在有无文化繁荣和追索古典文明的风气，而且在是否存在资本主义萌芽和早期资产阶级反封建思想斗争的事实。

德川时代中后期，日本资本主义萌芽既不成熟，市民阶级的力量又远没有14至16世纪西欧资产阶级那样强大。恩格斯指出：“欧洲式文艺复兴的时代是以封建制度普遍解体和城市兴起为基础的。”^[202]当时日本的町人，虽有称得上巨富的人，但极少发展为产业资本。他们只是依附于幕藩体制，根本没有同封建势力抗衡的力量。在闭关锁国下，没有海外贸易的条件。不仅与西方从事产业资本和海上活动、具有手工业工场基础的早期资产阶级（大商工业者、银行家）不同，就是与日本室町时代依靠海外贸易致富的堺和博多的町人也不能相比。

其次，由于町人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上不成熟，因而政治上没有成为变革社会的力量。如果说他们有进步性，那么只是在封建统治范围内，为自身争得一定的社会地位而已。元禄时代虽也出现了井原、近松、松尾这些具有新思想的作家，但他们的作品与欧洲文艺复兴的作家比起来，显得苍白无力和先天不足。井原的小说只是站在商人立场嘲笑封建道德，肯定人的欲望与爱情，认为人的创意与努力，比传统的权威重要。这与欧洲早期资产阶级将批判锋芒直指封建统治是不同的。

最后，德川时代日本町人思想的局限性。表现在任何意识领域中，理性的色彩还很薄弱，除了个别思想家，看不到什么完整的新思想，大多仍与道德论杂糅。即使山片蟠桃的无神论，也没有脱离儒学影响。国学者中本居宣长等攻击佛教，却自陷于神道的鼓吹。这是由于德川时代日本市民阶级的力量还远没有欧洲那样强大，封建统治势力还很顽固。宽政异学之禁等镇压不断加紧，人性解放的主张不得不通过隐蔽的形式提出。町人中多数或对“弃捐令”吞声饮泣，或把朱子学作为处世哲学。他们面对黑暗，缺乏斗争气力。古典文化的探求和市民文艺的发达，只被引向满足富商巨贾官能享乐的方面。文学描写町人营利和处世方法，暴露出他们聚财以供游荡挥霍的心愿。这正是德川时代武士巨商奢侈淫逸，小生产者日趋贫困的反映。可见朝气蓬勃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不能见于后进国的日本，绝不是偶然的。

四 德川后期（1716—1845）

1.农民市民运动的高涨与享保改革

幕藩统治的腐败

17世纪后半期，幕府政治集中于挽救幕藩财政困难和防止武士浪人的背离，但封建经济破绽百出，商品经济发展势不可遏，用行政措施弥缝，显然是徒劳的。幕府以为恢复德川前期安定局面，照搬“古法”，便能解决危机，结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四代将军家纲（1651—1679）时，由于对大名旗本整饬纪律，判处“改易”、减封、没收俸禄者达26件、80万石，五代将军纲吉（1680—1708）时，更增至46件、161万石。在这种“武断政策”下，许多失去领主的陪臣武士生活无着，沦为失籍浪人（“牢人”）。庆安四年（1651），江户连续发生了浪人由井正雪、丸桥忠弥等的反幕事件，市内各处“游侠”（旗本奴、町奴）闹事，成为当时一大问题。幕府为防止浪人继续产生，放宽了武家“临终立嗣”制。^[203]以后大名、旗本无后嗣，可由义子继承，不再剥夺其武士家格。

元禄时代（1688—1703）五代将军纲吉执政，他罢免了贪污专权的大老酒井忠清，打击门阀势力，先后任命近侍牧野成贞（1681）、柳泽吉保（1688）为侧用人，整顿幕府机构，制订礼法，实行将军集权专制，史称“侧用人政治”。^[204]由于纲吉尊重儒学，登用林信笃、木下顺庵，荻生徂徕等儒者，^[205]表扬地方上的孝子节妇，罗致室町时代以来有名门家世的人世袭“高家”^[206]之职，企图用儒家思想和繁文缛节来纠正武家政治积弊。但依靠三纲五常的说教、仪式、服制的文饰，不但解决不了政治经济问题，相反，形式化的礼仪需要庞大的耗费。纲吉不仅热衷于朱子学，还迷信佛教，听信僧侣愚弄。说他没有子女是前世多杀的报应，须切戒杀生，尤其因纲吉生于戌年，所以要特别爱护狗。幕府为此颁发《爱护生类令》^[207]，于是百姓因杀伤狗及其他禽兽而被处死刑、流放的不断发生，终致大家不敢养狗。幕府便向市民征税，建立大批狗舍来收容，群众气得骂纲吉为“犬公方”（狗将军）。

由于幕府腐败，奢侈成风，使财政失调。纲吉任命勘定奉行荻原重秀改革财政，荻原利用职权，听凭特权商人建议，于元禄八年（1695）起改铸货币，降低成色，^[208]使幕府获利达500万两，暂得弥补财政。而铸币商（金银座）乘机发财，荻原仅在宝永年间（1704—1710）受金银座特权商的贿赂达26万两，其他赃品不计。因这时货币不是信用货币，仅按金银块价格流通（铸币者只凭个人信用，保证金银块的质量），致货币滥发，币价大跌，引起物价高涨，民不堪苦，幕藩财政更困难。于是增税乃至以“征借”为名，减低陪臣武士俸禄，如1646年长州等藩减俸十分之二。但这种做法也是有限度的，幕藩只得用贡米作抵当，向京、阪商人借款。家臣武士更艰苦，武士靠副业维生的愈多了。

第六、七代将军家宣、家继统治时期（1709—1715），幕政由侧用人间部诠房和儒臣新井白石执掌。白石制止了奢侈浪费，厉行俭约，改铸了元禄时代滥发的劣币，平抑物价。还罢免荻原重秀，处罚勾结荻原牟取暴利的银座头目，进而取缔钱业行会。但新币发行后，同旧币的交换比率不当，缺乏市场信用，经济仍十分混乱。为防止金银流出，1715年制定《海舶互市新例》，统制对外贸易，每年限制中国、荷兰商船进口和白银出口，又废除对朝鲜使节赠送的厚礼。此外，白石还计划发展养蚕、开矿的政策。但他的改革主要为提高幕府的权威，许多政策流于形式，对幕藩统治的根本问题——农村问题无法解决，这些努力成效自然有限。

封建剥削的加强与农民斗争

商品货币经济侵蚀农村，不但引起农民生活的变化，而且由于贡租苛重，商人高利贷兼并土地，寄生地主制发展，农民的土地经营愈加零细化，贫困农民不断沦为佃农、雇农，享保年间（1716—1735）佃农已达农村人口的一半。^[209]幕藩为克服财政困难，继续铸造劣币，滥发不兑现的“藩札”；对农村提高年贡额，并丈量土地，增加固定产额的租率。他们向农民提前一年征收年贡（“前纳”）甚至提前征收第三年的年贡（“前前纳”），加重剥削。地主对富农则征收“用金”（摊派）。

17、18世纪间（元禄、享保期），典地农民日多，本百姓为不再失地，要求领主减少剥削，到处发生斗争。他们结合在农村共同体之下，要求领主减少年贡课役。幕藩规定农村有控诉事件须由村长逐级上告，但地方官总不理会，最后往往只得由担任村吏的自耕农带领群众或代表全村人民越级控诉。这种斗争形式称为“代表越级请愿”。^[210]17世纪中叶，松木长操和佐仓宗吾领导的农民斗争即其著例。松木是若狭（今福井县西部）地方一个16岁的庄屋（村长），1640年他代表本村农民反对增征大豆为年贡，向藩厅请愿。他英勇不屈，坚持斗争12年，最后在临刑前仍鼓励人民群众斗争到底。^[211]还有，至今日本人民中仍有口皆碑的佐仓宗吾的传说，也反映了当时农民斗争的情况。约17世纪中期，下总（今千叶县）佐仓藩上岩桥村农民，本名木内惣（总）五郎，通称佐仓宗吾，代表200余村农民向幕府执政拦轿控诉领主堀田横征暴敛，要求减轻负担。无效，宗吾一人向将军直诉，终被接受，但宗吾夫妇和4个儿子都被处死。据说宗吾被缚上刑架时，还怒斥领主。日本文学史上留下很多歌颂宗吾的作品，如《地藏堂通夜物语》《花雪佐仓曙》等，为游方僧所咏唱或上演于歌舞伎中。此外还有《宗吾郎实录》《佐仓义民传》等史料传世。

这一时期普遍存在的农民逃散和强诉，主要是提出经济要求，但当强诉无效时便实行暴力——起义。据统计，德川时代的农民起义，1599至1867年的270多年间，约有1240次，^[212]其中1052次发生在18世纪以后，中间有3次高潮，即享保（1716—1735）、天明（1781—1788）和天保（1830—1843）年间的起义，分别为90次、114次、157次。

城市贫民的斗争

与农民运动相呼应，城市中兴起的市民运动，则成为冲击幕藩制的另一支力量。幕藩领主通过货币改革、垄断和专卖特产品、强制商人捐献等方式，压榨城市市民。而大商人则通过收买官吏、囤积货物、操纵物价等手段，把负担转嫁给占城市人口三分之二的、被称为“租房户”或“租地户”的下层市民，即临时工、手工工匠、仆役和小商贩等。尤其当荒年米价暴涨时，下层市民的生活就更难维持，城市市民与幕藩领主及与其相勾结的特权大商人的矛盾愈演愈烈。早在延宝三年（1675）4月，江户市民就向町奉行所展开了请愿斗争，提出“因米价上涨无法生活，要求借米”，迫使町奉行所允诺借米4万俵。^[213]正德三年（1713）6月，江户市民又向町奉行所提出申诉，要求采取措施降低米价，并制止奸商囤积。享保十七年（1732），发生“享保大饥馑”，江户米价暴涨，而与幕府勾结的米商高间传兵卫却囤积米谷，高价出售。江户市民要求幕府增加拨给江户的米量，取消由特定的批发商垄断稻米贩卖的办法，但未被采纳。享保十八年（1733）1月26日夜，不愿坐以待毙的2000余下层市民，高呼“拿米来！”“不许囤积！”等口号，冲进高间传兵卫的住宅和仓库，捣毁财物，撕碎账簿。在幕府将军身边发生如此大规模的群众斗争，终于迫使政府在3天后下令准许稻米自由买卖，满足了市民的要求。^[214]

不断高涨的农民、市民运动，出现联合斗争的趋势。元文三年（1738）12月16日，但马藩生野银矿，1000余矿工及家属起义，反对官吏与奸商勾结，减少矿工收入。但马全藩农民也于12月28日武装起义。幕府慌忙调集12个藩的军队前往镇压。因史料所限，虽未发现矿工与农民直接联系的事实，但它预示了两者联合斗争势头的不可避免。

德川中期后，农民起义的锋芒除直指幕藩领主外，也指向了“名主”或“庄屋”等村吏和地主富商。这说明商品经济发展，推进了农村阶级分化，贫苦农民身受领主、地主、商业高利贷资本的重重压榨。幕藩领主则依靠大商人和地主镇压城乡贫苦大众的斗争。市民与农民的斗争呼应，共同冲击着幕藩体制，使日本封建社会在18世纪晚期逐渐走向崩溃。

农民思想家安藤昌益

随着农民、市民斗争的发展，日本出现了杰出的农民思想家安藤昌益。昌益字良中，生于武士家庭。中年在今青森县研究医学、本草学、行医。昌益的生卒年月，目前还没有确说，^[215]但根据他著述的出版年代，可知其活动时间是在18世纪中叶。他曾遨游国内各地，包括当时日本对外门户长崎，接触社会各方面，甚至对荷兰也有所了解。著有《自然真营道》和《统道真传》等书。前者为101卷（93册），大部毁于关东地震，今存仅15卷（15册）。后者凡5卷（5册），相当于前者的摘要。他是一个不被封建文人重视的思想家，但他却是一个反映农民阶级要求和愿望的杰出人物。

唯物论者昌益，主张物质第一性。他认为天地万物“无非一气所生，无非一气所满。自然转（天）定（地）人物中，唯一气充塞而无间”^[216]。这就否定了朱子学派主张客观唯心主义的理气二元论，同时也是对阳明学派主观唯心论的批判。

他在《自然真营道》中，建立了一套独特的社会发展史观。他认为人类最早出现的是一种平等地生产劳动的“直耕”社会，即“自然世”。自从产生了剥削阶级及其代言人——儒家（圣人）、释迦等“盗天道”者后，就进入了“法世”的阶级社会。他坚决主张，应从“法世”回到“自然世”。他认为，无论神佛宗教，以及儒、老、阴阳五行之说，都不是“自然之真道”，“真道在于‘直耕’”，即农民自食其力，而神佛儒老之说，则不过是“盗道之私”。为彻底摧毁封建意识，昌益更在《统道真传》中以“纠圣失”“纠儒失”“纠佛失”等观点明确的卷名，对宗教迷信和儒学予以坚决的揭露和批判。

昌益痛斥孔孟之徒为“乱世”的“不讲贪食者”，鄙弃儒家经典，认其“无一语合自然之真道”；“孔丘，一生之书说、辩教，皆为私法，非自然之道，妄失也”。^[217]孟子则“说尧舜之仁义道德，贪食众人之直耕，是又盗道也……孟子之书言，悉私失，无一合于道者。故皆弃之不足评也”^[218]。

昌益视儒家的仁义道德为“四恶之根”，孔孟之道为偷换“自然世”的“私法”。他说：“圣人教言，信者应乎仁义礼智四德，无信则四德无用矣。此乃盗失也。仁者罪人之根，礼者乱人之根，义者杀人之根，智者盗之根，若纳信于此四恶之根中，则四恶益甚，妄善大矣。”^[219]无情地剥下了所谓“仁义道德”的外衣。

作为反封建的农民革命思想家安藤昌益，彻底否定封建社会，说“此乃禽兽之世也”^[220]。他在否定四民等级社会的前提下，提出了“直耕者”农民至上的思想。他认为，只有农民才是养育天下人之父母，“农者，直耕直织，安食安衣，无欲无乱，自然之转（天）子也……以之置于士下，践踏己之养父于足下，乃圣人之罪”^[221]。这种把农民视为“天子”的思想，就是对四民等级制度的否定，又是对农民阶级的肯定，恢复了被剥削制度所颠倒了的社会关系。

昌益把他理想中曾存在于古代的社会称为“自然世”，那是一种“无富无贫，无上无下，男女无上下之别”的平等社会。在这种“自然世”中，“原野田地之人出谷物，山里人出薪材，海浜出鱼、薪材、鱼盐、米谷互易而得。浜、山、平里之人伦，与薪、饭、菜之用均自然安食安衣”^[222]。昌益的这种设想正是那种“没有阶级差别，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高高在上和社会成员作对的国家政权的一种社会”^[223]。但是，由于建立这样一种社会的物质条件在那时还远没有成熟，代表农民思想的昌益又处于那样闭锁孤立的环境里，当然不能指出怎样从法世转向自然世的道路，以致使他的伟大革命思想不得不以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而告终。他的著作也不得不和他的理想一样，被埋没了近一个半世纪而没有为人们所觉察。^[224]

吉宗独裁与节约令

幕府为巩固动摇的统治，整顿元禄以来商品经济发展所搅乱的封建体制，防止农村阶级进一步分化，摆脱财政危机，需要采取新的对策。

享保元年（1716），德川吉宗就任八代将军，在他执政期间进行了一些改革，因这些改革大部分是在享保年间（1716—1735）进行的，史称“享保改革”。这是德川时代三次改革中的第一次。改革的主要内容如下：

吉宗就职后，免去前代幕政的中心人物新井白石，任命水野忠之为掌管财政的“老中”。提出“一切循祖法”，恢复德川前期将军的独裁统治。

为加强镇压人民，吉宗提倡尚武，振兴德川家康后中断了的武士狩猎、练武。翻译发行清代范的《六谕衍义》^[225]，作为民间教材及字帖，向人民灌输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幕府还设“目安箱”^[226]，制订《公事方御定书》^[227]，使处理违警及刑事诉讼有法可循。

为解决财政困难，首先节约开支，简化繁缛的礼仪，七代将军家继的葬礼比以前简化得多了，其后的法事也是如此。吉宗就任将军不久，家光的灵庙烧毁了，但没有重建，与家纲的庙合祭。享保七年（1722）实行“献米制”，命令各大名每万石俸禄献米百石，代之以减免其留居江户参觐期间为半年，即半年在府（江户），一年半在国（领地）。这样，才勉强发出旗本、御家人的禄米，偿还积欠商人的债款，暂时缓和了财政危机。这个制度继续了10年，至享保十六年（1731）撤销，恢复原参觐制度。

享保三年（1718）颁布《新金银通用令》，着手通货整顿。其内容是今后各种物价用新金银（正德金银）计算和交易，以前通用的各种通货在五年内换成新金银。这种新的通货政策，给元禄以来不断发展的经济泼了冷水，带来了经济的衰退，因为各种旧通货兑换新金银是在显著收缩通货的方针下进行的，货币量减少则货币、商品流通的速度缓慢。然而元文元年（1736）以大量比较劣质的元文金银换取少量良质的正德金银，并发行大量铜钱、铁钱，给经济带来了好转。

享保八年（1723），实行官职津贴（足高）制，规定低俸者就任高位官职时，发给官职津贴。例如，俸禄千石的人担任3000石俸禄的官职时，另外补贴2000石，离职后津贴即取消。这样，既节约了开支，又能选拔人才，制止官僚主义。

享保九年（1724），向各大名、旗本发出节约令，从书信、赠答、婚丧以至日常饮食、妇女服饰，都做了详细规定。对一般武士和平民的节约令，涉及更广泛的生活面。

节约令施行的另一个结果是，阻碍了商业发展，打击了商人，正如江户浪人学者山下幸内给吉宗上书所批评的，“节约政策是产生贫困的根源”。由于实行节约政策，“工匠做什么都卖不出去，日子不好过”。^[228]节约没有使财政好转，终至连武士的俸禄也发不出去。

享保改革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即法制的整顿——制作法令集和编纂法典。吉宗时制作了《宽保告示集成》（1617—1743年的法令）、《撰要类集》（享保期江户法令）。编成《诉讼处理御定书》2卷，这是一部以刑法为中心的法典，供官吏参考。

掠夺农民的新制度

幕府为增加收入，最大限度掠夺农业生产的全部成果，享保七年（1722）起，征收年贡时实行“定租制”（固定租率制），取消过去每年秋季检查收成丰歉以确定租率的“勘查制”（检见制）。其办法是选择收成变化较小的地区过去10年平均收获量定出租率。过去的年贡各地虽有不同，大体上为四公六民，即税率为收获量的40%，从享保十年起提高为收获量的60%，即六公四民，但由于农民到处掀起反抗，享保十三年（1728）定为五公五民，并规定非遇荒年，全村减产三成以上不减免。定租期满后，重新检查农作物，另定租率，产量增加时年贡也相应提高。

幕府实行“定租制”，目的是增加税收，所以督促代官尽力征收贡租。但元文二年（1737）神尾春央任“勘定奉行”后，又全面恢复实行“勘查制”。他不按幕府初期查田定级（土地分上、中、下三级，按级定税）征收年贡，而是以土地实收量按五公五民征税。这样，农业生产力提高的果实被掠夺殆尽。

定租制对拥有肥沃土地的地主有利，对耕种多为贫瘠土地的农民不利。实行新的勘查制后，农民更加贫困，进一步促进了农村阶级分化。幕府拉拢地主，允许“苗字带刀”（即准许平民称姓佩刀），提高地主在农村中的威信，阻止农民的反抗斗争。

开垦新田与增产兴业

幕府增加收入的另一措施是开垦新田。享保七年（1722），幕府奖励在幕领或与它交错的地带开垦新田。规定幕府垦地虽为藩领，贡租亦归幕府征收，商人出资开垦者，其贡租十分之一归开垦者称为“町人请负新田”，允许他们将与投资相应的利润以地租形式收回，这就公认地主制的形式。当时著名的新田有武藏野、摄津川江、越后的紫云寺沼泽等新田。

开垦新田的目的是扩大税源，幕府于享保十一年（1726）制定征收新田年贡的规定——《新田丈量条项》。将享保以前开垦的新田贡租提高到与“本田”（一般土地）同等的税额，对于火田（焚烧野草开垦的田地）和山坡田，也都列入征收年贡的对象。还积极检查“隐田”，千方百计增加贡租。商人出资开垦新田，许多人便成为地主。

在开垦新田的同时，幕府还致力“增产兴业”，奖励种植经济作物，并推行当时主要靠输入的药材、人参、甘蔗等的栽培，以增税收。

此外，吉宗重视对生产有用的实学，令被称为甘薯先生的青木昆阳（1698—1769）学习荷语与兰学。享保五年（1720）缓和对洋书的禁令，准许输入与基督教无关的自然科学书籍、西洋船舶、武器、望远镜、仪器及药种等。还在江户设立天文台，鼓励与农业有关的历学研究，下令在江户小石川药园种植药草等。

吉宗的改革，使幕府的财政暂时得到改善，物价一时也趋平稳。但改革本身包含着各种矛盾，而这些矛盾在幕藩体制下是无法解决的。

在幕藩领主经济中，米具有中心商品的作用，米价与其他物价的关系直接影响领主及其家臣们的生活。享保十五年（1730）起，米价一再跌落，其他物价则不下降，这对于把年贡米换成货币作为唯一财源的领主及其家臣武士们的生活威胁很大。因此，调整米价成为幕府的重要政策。为防止米价跌落，幕府除自己大量买米、囤米外，奖励各大名、商人也来买米、囤米，并限制向江户、大阪运米，或默许投机商买空卖空。此外，在大阪设置官办的米谷交易所（堂岛米市场），企图通过它操纵、管理米价。

享保十七年（1732）近畿以西发生虫灾歉收，米价猛涨，结果1733年江户发生饥民捣毁米店的暴动。第二年丰收，米价又跌。1735年幕府规定了“法定米价”，但亦无效。因为幕府调整米价，实行买米、囤米，需要大量资本，只能依赖大商人，准许米商成立行会，并给予行会特权，米商因此得肆意投机操纵。另外，也由于米的生产、贡租的分配上，封建主一味诛求，没有固定政策，以致米价涨落无常，使农民、市民、下级武士的生活极不安定。幕府依靠增加贡税、徭役来维持其不断增长的需要，但由于他们的经济也受商人高利贷支配，所以幕藩财政基础愈不巩固。

享保改革的历史意义

享保改革并没有解决幕藩体制的深刻矛盾，反更加深了矛盾。例如当时面临最重要的商品货币经济急剧发展的问题，已经证明单纯复古政策抑制不了它。因此，改革表现为一方面统制、压抑商业资本，另一方面又与之妥协并利用它，结果造成商品货币经济更发达。在对待商业资本侵蚀农村、农民丧失土地的问题上，尽管一再禁止土地买卖、分割，抑制商人势力，而事实上却听任土地典当、租佃、默认兼并，并鼓励商人投资开垦新田。幕府既宣布不受理旗本、御家人欠商人债款的诉讼，似乎是对商业高利贷资本的压迫。但另一方面又承认商人组织行会，给予经济垄断权，企图通过行会组织统制和利用商业资本，结果反招致商人操纵市场。增产兴业也是依靠批发商人来吸收其经营成果，事实上默认商业发展和批发商、经纪商势力的增大。

享保改革后期，由于它适应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已引起封建经济组织和社会秩序的变化，一时取得成效，延长了幕府的寿命。也就是说，由于它适应社会经济的变化，甚至与之妥协，扩大了幕府存在的基础。

总之，享保改革具有加强幕藩体制复古、抑制商业资本的一面，同时又具有适应现实的一面。如任用人才，奖励实学，发展生产，与商业资本妥协并进而利用。所以，内田银藏认为“吉宗的时代是德川时代最光辉的时代”^[229]，但改革必然招致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幕藩体制矛盾的进一步扩大。它虽然在最大限度掠夺生产发展成果方面取得成效，一时解救了幕府的财政危机，但它同时又促使社会阶级矛盾更激化，引起了广大农民愈加强烈的反抗。

2.幕藩体制的动摇与宽政改革

田沼的增产兴业政策

继吉宗之后，明和四年至天明六年（1767—1786），田沼意次（1719—1788）、意知（1749—1784）父子分任老中和若年寄，执掌幕政，推进吉宗改革后期的增产兴业政策。首先是继续开垦新田事业，安永六年（1777）颁布新田开发令鼓励江户、大阪商人出资，排干下总（今千叶县北部）印旛、手贺等湖沼，进行造田，但因洪水而未成功。开发虾夷地（北海道）也是新田开发计划之一，当初曾订立过一个年产量600多万石的庞大开垦计划，但因当时技术水平的限制，计划没有实现。其次，发展经济作物，甚至贵重药材人参等的种植，经营专卖事业。奖励开发矿山，设立铜座、铁座、黄铜座、朱座、银座^[230]、石灰会所等专卖机构，指定御用商人对这些矿产实行专卖。此外，还准许工商业者成立各种“株仲间”（特权行会），由幕府征收称为“运上金”或“冥加金”的营业税。行会人数有限制，新参加的必须出重价购买特权，这种特权被称为“株”。因为行会间禁止竞争，更抑制行会外竞争者，所以它阻碍工商业的发展。在这种政策下，幕府勾结特权商人垄断了三都的生产事业，获取巨利。天明年间（1781—1788）仅大阪一地就发展了130多个行业的“株仲间”。

幕府的专卖事业和特权行会的政策，目的全在攫取商品货币经济利益。例如，关西产的油料作物一律须运交大阪行庄处理，禁止农村榨油买卖，甚至对农民的零星副业也要征税，所以农民及农村商人生活很苦。

在对外贸易方面，同过去限制输入品不同，奖励向中国输出铜和海产品——海参、干鲍、鱼翅及海带等，设法输入金银。还企图同出现在北海道周围的俄国人进行贸易；派人对虾夷地（今北海道）进行调查，准备开发，^[231]但这些都因田沼被免职而没有实现。

在物价政策方面，采取压制各种商品价格及米价保持回升的政策。宝历十一年（1761）禁止开空米票（指大名为需要现金而开出的空头米票），它会使米价下降。与禁止空米票的同一天，开始实行御用金（摊派金）政策，计划向大阪富商征收170多万两御用金。幕府将这笔钱分摊借给大阪各城镇，后者将其中三分之二购进米，剩下的三分之一借给大名。这样可以防止米价下降，同时解决大名的财政困难，但实际上征得御用金不到70万两。天明五年（1785）又向大阪商人征收御用金。次年更向全国居民征收御用金，从而引起了各界的不满，田沼政权终于倒台。

田沼政策的特质及其失败

田沼的政策是根据当时的现实情况制定的，因为商品经济已发展到单靠复古主义政策不能应付了，田沼认识到当时商业高利贷资本对幕藩财政的支配力量，采取了勾结、利用商业资本的方针。通过商业高利贷资本，攫取农民商品经济发展的新成果，以解救幕藩的财政危机。他企图在封建体制所允许的范围内，把幕藩制的社会基础向货币经济方面扩大。

田沼政策虽有适应现实的一些特点，但由于他是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上来发展生产的，结果必然导致商品经济与幕藩体制间的矛盾进一步扩大和加深。田沼一方面坚持向农民征收实物贡租，一方面让特权商人支配商品流通机构，攫取农民商品经济的新成果。结果是特权商人势力增大，广大生产者除受封建剥削外，还受特权商人垄断经济作物，压价购买，更加贫困化。田沼意次一伙却卖官鬻爵，过着奢侈颓废的生活。天明四年（1784）意知受贿食言，被纳贿的武士杀死，意次地位也日趋动摇。^[232]

天明饥馑与农民暴动

田沼执政期间，连续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明和七至九年（1770—1772），江户、大阪大火。与此同时，江户、东海道、九州、奥羽洪水，江户更受暴风袭击。安永二年（1773）流行传染病。安永七年（1778），京都、日向洪水。安永七至八年（1778—1779），伊豆大岛火山喷发。1779年鹿儿岛樱岛火山喷火。天明三年（1783）浅间山火山爆发，熔岩飞溅十余国，死者达2万余人。同年起，从关东到东北、奥羽，连续发生大雨、大风、霜冻等，继续几年，受害严重，出现了“天明饥馑”。天明三至四年（1783—1784）津轻郡（青森县西北部）饿死者达12万人，据说全家死亡变成空室者3.5万余户。仙台藩饿死者14至15万人。天明四年春，因传染病死亡者也很多，饿死者则达30万人。^[233]

这时的农民，已不是芝麻似的散漫和被任意压榨的对象了。当他们再也无法忍受下去时，便团结一致，拿起竹枪、镰刀，举起席旗进行战斗。用幕府老中松平定信的话说：“出告示，民众也不听，反加诽谤，凡事下凌上。”^[234]当时的社会，正如米泽藩藩医所说：“稍有变故，人心即生动荡，向农民征税稍苛，便滋生事端。连年到处出现党徒，日光方平息，又出山县大贰^[235]。大阪有骚动，佐渡即不稳。伊势起纠葛，越后便喧嚣，天下渐呈动乱之兆。为国主者自警之日来临矣。”^[236]

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宝历五至六年（1755—1756），秋田等地因滥发纸币，物价高涨，爆发起义20次。明和一至二年（1764—1765），关东幕府领地爆发了岛原起义以来最大的农民战争。它起因于幕府向农民征苛税，20万农民进江户，最后为幕军残酷镇压。80年代发生严重天灾，农民起义成为封建制度真正的威胁。天明三年（1783）达30次，天明六至七年（1786—1787），分别达20至30余次，是仅次于维新前夕起义的高峰时期。1786年备后福山藩2万农民起义，在秘密组织——太平组领导下，同领主军作战，农民没有一人牺牲而取得完全胜利。

城市贫民的暴动与田沼政治的没落

城镇的市民暴动，以明和五年（1768）新潟的暴动最突出。新潟市民为反对米价高涨，领主苛税，赶走了町奉行（市、镇长）以下的幕吏，由新兴商人执掌市政达2月之久。建立自卫组织，廉价售米给贫苦市民，并降低典当利息，成为这一时期城镇市民暴动的典型。

天明六至七年（1786—1787），由于商人乘天灾饥馑，抬高米价，城市贫民起义、暴动，几遍全日本，其中以江户市民暴动的规模最大。暴动从1787年5月18日开始，由5000多人组成的起义队伍分成24组，捣毁本所、深川两区附近的所有粮店、仓库和富人住宅。20日暴动扩大到赤坂、四谷、青山等区。21日更波及芝、高轮、日本桥、浅草一带。22日遍及全市，捣毁粮店980家以上，酒店、典当业达8000家，整整4天，幕府统治完全瘫痪。当时人认为，这次暴动甚于享保十八年百倍（《梦语》），实“江户建城以来未曾有之事变”。

田沼政权在城乡起义暴动打击下，陷于四面楚歌，统治阶级群起攻击。天明六年（1786）8月田沼被免职。10个月后，保守派代表人物奥州白河藩主松平定信^[237]出任老中，1788年升为家齐的宰臣，担当幕政。

强化封建小农经济与压抑商品经济

松平定信出任老中时的情况是：农村阶级分化加剧，破产农民不断流入城市；特权高利贷商人财势日益增长，市民生活贫困；武士债台高筑，幕藩财政更加拮据。在城乡人民暴动压力下，幕府被迫拿出20万两，高价买米配售市民，但仍无济于事，连旗本俸米都不断拖欠。定信为解救危机，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史称“宽政改革”。

宽政改革的重点是稳定封建小农经济。由于田沼时代农村阶级分化剧烈，农业人口减少，贡租收入难以保证，定信采取了如下的农村政策：（1）强制外出农民还乡。1788年12月后陆续对农民外流较多的东北及关东地方发布禁止农民外出作工令。规定外出作工者，须经领主许可，期限一年，到期必须归农。对还乡者，发给旅费及农具资金。（2）禁止堕胎、溺婴，发给抚育幼儿费。（但宽政后，农村人口仍少增加，所以德川时代日本人口始终未超出2500万至3000万。）（3）设立“人足寄场”即劳动收容所于江户石川岛（1790年2月）。收容捕来的所谓“浮浪之徒”，包括流入城市的农民、城市贫民或刑满无家可归者，强制劳动，学习技艺3至6年后，使就业或归农。这一制度也具有维持社会治安的作用。（4）设立义仓。在各地把军用米作为种子和调节米价用，贮入社仓，也用以备荒，称为“围米（常平仓）制”。（5）限制种植经济作物。为保证领主贡租收入，除米、油菜籽及棉花外，一律禁种。

在稳定农村经济的基础上，1770年起，便加紧征收贡租。当时定信指示地方官吏：“税重不会给农民造成困难，宽延则使村纪松弛；实衰微之根源。”继而命令对已实施定免法（定租制）地方贡租较轻者，改为检见法（勘查制）。经勘查增租后，再按新增标准定租。这种横征暴敛，激起农民的激烈斗争。

对于城市经济，定信采取了与田沼扶植特权商人、发展并垄断工商业等方针完全相反的政策。他压抑商品经济，企图倒退到自然经济。首先撤销田沼时代为实行专卖制而设立的人参座、铁座、黄铜座及批发行对油菜籽、棉籽油的垄断，撤销大阪原棉定期交易所（棉花投机机构），排除商业高利贷资本势力，由幕府直接统制商品流通。为解决幕藩财政困难。定信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厉行节约。1987年8月发布3年俭约令。1789年3月又发布禁奢令，规定细则，严禁武士、人民服饰华美及制作买卖奢侈品。同年5月又发布5年俭约令，半减幕府支出，府内费用也削减三分之一。^[238]（2）废弃债务。为救济武士，1789年9月发布《弃捐令》，强迫“札差”商人高利贷放弃6年前的债权，减轻5年以内的债息，分期偿还。^[239]但这完全不能解决武士的根本问题。（3）物价、货币的调节。为制止涨价，1789年发布降价令，并加强10帮批发商公会。又为稳定货币行情，停止铸钱，收买铜钱，禁向江户运输钱币，但收效不大。为贯彻这些措施，布置密探，实行特务政治。（4）最后是肃正纲纪，要求官吏廉洁务实，反对贿赂和贪污挪用公款。

禁止异学与坚持锁国

在思想文化上，幕府任柴野粟山、冈田寒泉、古贺精里等史称“宽政三博士”及尾藤二洲为儒官，定朱子学为正学，贬其他学派为“异学”，禁止在幕府的昌平坂学问所讲授异学，言论出版受到严重限制。镇压反对朱子学及批判幕府者。天明八年（1788），朋诚堂喜三二，因写《文武两道万石筛》讽刺改革，受到“谨慎”^[240]处分。宽政元年（1789），恋川春町因绘图小说《鹦鹉学吞文武两道》受罚病死（一说自杀）。宽政二年（1790）公布出版管理法，规定凡出版新书，必须由“奉行所”（市政府）批准。宽政三年（1791）民间小说家山东京传被诬为违反“洒落本”（花柳文学）禁令而受处分。宽政四年（1792），洋学者林子平^[241]因著《三国通览图说》《海国兵谈》，提出海防的紧要，却被指责为“谈论外夷无稽之谈，动摇人心”、以“处士横议”罪被处禁闭。这种封建专制的思想文化统制，就是江户史上所谓“宽政异学之禁”。

松平定信对外厉行锁国，就在林子平处刑后4个月，俄帝遣使腊克斯曼（Adam $ Laxman，1766—1796），借送还日本漂流民大黑屋幸太夫（1751—1828）为名，到北海道根室要求通商，定信令他回国。次年即命诸侯加强沿海警备。定信断言：“国家长久之基，在无外船出入。”对长崎贸易，认为“运来无用之玩具，换走有用之铜，非长远之计”，企图将贸易减半，并令外贸港口长崎的市民归农。

宽政改革的成果

宽政改革不是在风平浪静中进行的。以农民为主力的广大人民不断掀起反抗，统治阶级内部也出现了反对派。上层权贵们不满定信的节约禁奢政策，以将军家齐生父一桥治济为首的一派和定信发生对立。正在这时，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开始逼近日本，国内矛盾和外部侵略使统治阶级日感危机的来临。宽政五年（1793）7月，松平定信被解除老中职，宽政改革前后7年告终。

宽政复古主义的各项改革政策没有解决幕藩体制的根本矛盾，只是凭借幕府专制权力作的表面修改。作为改革最重要的经济政策，完全无视现实，遭到各方面强烈抵抗，没有取得成效。无论是对物价的统制，改铸货币，对“札差”的“弃捐令”，都不是用一纸法令所能解决的。因为经过田沼时代成长起来的商业高利贷资本势力，已经不是强制所能处理的了。不过，宽政改革在整理财政上多少取得一些成就，暂时解决了幕府长期的财政赤字问题。因此，使幕府寿命又得以延长30年。

3.资本主义因素与生产关系的变化

全国市场的出现

德川中期以后，商品经济显著发展，以大阪、江户、京都为中心，形成了全国商品经济网。如松前的海产品运往九州出售，萨摩的红糖被贩运到奥羽（本州东北地方）。但在18世纪以前，这些还主要是在消费生活方面。到19世纪初，由于城乡分工扩大，各地区商品生产已发展到流通领域的相互结合。例如，秋田藩的棉纺业，原棉由大阪沿西行航路运来，在秋田纺纱织布，然后运往藩外出售。这种生产活动，冲破了各藩的闭锁性，创造了走向全国市场的条件，并在这一基础上展开了对外贸易。田沼意次时，幕府就企图垄断向清朝出口海产品的事业。在北海道同俄国进行官方贸易，民间商人则与俄船勾结走私。淡路的海运业者，高田屋嘉兵卫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开辟了北海道的渔场，还把本州产品走私到北海道。稍后，加贺的钱屋五兵卫也借北方海上走私致富。九州南部也有从海上同中国进行走私贸易的。

商品经济发展的另一个表现是，畿内农村不仅商业性农业，而且农村加工业也发展起来。过去农村只把原料作为商品来生产，现在接受大阪及各乡镇的加工订货了。

农村手工业最初是作为农家的副业开始的。也就是由于农村被卷入商品经济中，农村的阶级分化在进行，土地被兼并的佃农只靠耕种不足维生，他们事实上已成为失去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少数小生产者在市场竞争中发财，雇用工人成为资本家。地主富农除向佃户收地租外，还放高利贷或开设酿酒、酱油等作坊，雇用贫困的小生产者，经营商品生产。商人通过“问屋”（批发商）包买农村手工业产品进行贩卖。他们预付定金，到期收购。有的贷给农民原料，使农民加工，然后以微薄的加工费（一般给实物）收买农民的成品；再进一步，则除原料之外还预借生产工具。例如棉织业，由商人供给棉纱、织机等，生产者只出卖劳动力，加工费也改用货币支付的工资形式。这种批发商对农村家庭手工业的控制，称为“前贷制”的包买制度。这一新的经营方式，也就是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初形态。

随着全国各地商品经济的发展，各地区形成了与大阪中心市场相对的独立市场，如18世纪后半期至19世纪初江户经济区形成。于是大阪作为全国中心市场的地位下降。地区市场的形成还表现在18世纪中叶各藩的领国市场的独立。因米价便宜日用品贵而财政陷于困境的各藩，努力开发可能获得金银正货的各种商品。这些商品不经大阪商人之手在各领国间流通。地区市场的出现，标志着日本民族市场在逐步形成。

手工业工场的出现

从行庄制家庭工业进一步发展，资本家在作坊里安装许多织机，生产者集合到作坊里工作。例如棉丝纺织业中，资本家招雇“机织下女”用分工合作方法集体作业。19世纪初，以丝织业为首，纺织、造纸、酿酒等行业都出现了由许多工人分工制造同一产品的手工业工场。例如京都的西阵、群马县的桐生、木县的足利等地都出现了拥有丝织机十数台的大“织屋”（机房），还有为“织屋”提供劳动者的专业户。不仅纺织业，其他行业也出现了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工场是资本主义生产在封建制度下所能发展的最高阶段。幕末日本除少数手工业中心外，工业的发展水平还不算高。

生产关系的变化

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农村自然经济逐步瓦解，从德川时代中期开始的农村的阶级分化，到19世纪初有了新的发展。

农村工业的成长，出现了前贷制家庭手工业，这一发展是农村经济分解，也就是封建社会瓦解的开始。这些农村工业，多半是由进行商业、高利贷活动并兼并土地的地主所经营，也有从各藩城市来的商人。有的商人从领主那里承办开垦新田事业，成为新垦土地的地主。随着家庭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过渡，这些商人有的变成了手工业工场主，即前期工业资本家了。

这些地主、商人和工场主，一方面受着领主的保护，剥削农民、手工业者和工场工人，与领主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但另一方面，他们本身也受领主的压迫和剥削。因为农业以产米为主，商品作物种植一直受幕藩限制，土地不能买卖，工人不能任意招募。加之内有藩国割据，外有锁国干预，原料和商品贩运处处与封建领主发生矛盾。这就是他们要求推翻幕府统治，进行明治维新的根本原因。

商品经济渗入农村，加速了农村的阶级分化。极少数的“本百姓”聚集了更多的土地和货币，出现了雇工耕种的富农和经营地主、富商、手工业工场主；另一方面，一部分“本百姓”破产，丧失土地沦为“水吞”“小前”等贫雇农、佃农，或成为受“前贷制批发行资本家”剥削的小生产者、短工等。到19世纪中叶，家庭手工业中雇佣劳动者过的已不是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一部分或全部生活资料必须依靠出卖劳动力，换取生活必需品或货币工资，过半无产者的生活了。虽然从数量上看，维新前仍是自耕农和家庭手工业者居多数，但两极分化已逐年在加剧。

4.新思想的发展与天保改革

兰学的发展及其历史局限性

兰学^[242]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近代科学，它对日本生产力的发展和反封建思想的产生都起过重大作用。约在18世纪中叶，日本、朝鲜的知识界，包括一部分通事（译员），在长崎出岛同荷兰商人接触，吸收近代西方科学知识。将军吉宗出于财政需要，奖励实学，开洋书（特别是汉泽的）之禁，派人学习荷语及自然科学。结果，幕府医官野吕元丈（1693—1761）写成《荷兰本草和解》12卷（1750）；日本实验医学先驱者山胁东洋（1705—1762）通过人体解剖，纠正旧说，写出《脏志》一书（1754）。当他发现解剖结果同荷兰解剖学书一致时，指出“履实者万里同符”，论证实践经验的必要。幕府儒官青木昆阳（1698—1769）研究荷语，出版了《荷兰文字略考》。1774年青木的弟子西医前野良泽（1723—1803）和杉田玄白（1734—1817）又据解剖尸体的经验，译出荷译德国《解体（解剖）新书》附图谱共5卷，引起日本科学史上一大革新。在地理学方面，早在1708年，幕臣学者新井白石著《西洋纪闻》，后又写《采览异言》，^[243]此两书在否定西方道德、宗教价值的同时，承认其物质文明的优越性，影响以后日本人的西洋观很深。西川如见（1648—1724）著《华夷通商考》。^[244] 1812年，伊能忠敬（1745—1818）用测量器费时20年测绘的《大日本沿海舆地全图》，几接近今日科学水平。药学者兼俗文学家平贺源内（1728—1779）游长崎后，努力钻研科学，实验种植甘蔗、药草、制糖，发现石棉，还研究荷兰的制陶术。平贺以其唯物主义的态度，嘲骂徒事空谈、盲目崇华的“腐儒”。在天文学方面，长崎的译员本木荣之进（本木良永， 1735—1794）写了《天地二球用法》（1774），介绍了哥白尼的地动说。1811年，幕府据天文学者高桥景保（见下）的建议，在江户设立洋书翻译局，使荷语学者仙台藩臣大槻玄泽（1757—1827）等译出法人诺埃尔·肖梅尔著《日用百科辞书》（荷译本）。^[245]这是明治前最大的翻译事业。

1823年，荷商馆医官德国科学家西博尔德（P.F.von Siebold，1796—1866）到长崎市外设诊所兼学塾，教授天文、地理、历法、医学，培养出高野长英（1804—1850）、小关三英等多数洋学者。1838年，备中藩士兰医绪方洪庵（1810—1863）游学长崎，回到大阪行医，还开设“适适斋”学塾。诊疗之余，从事教育、著述。幕末和明治初期许多志士，如大村益次郎、桥本左内、福泽谕吉等都出于他的门下。

洋学具有的科学精神，特别是民间洋学者对幕政和朱子学的批判，当然引起封建统治者的嫉视。从松平定信“宽政异学之禁”，也对准洋学一事，已足说明。1828年发生了西博尔德事件。^[246]与此事件有关的兰学者、天文地理学家高桥景保（1785—1829），在所著《英国人性情志》序中客观地介绍了英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他说：“（英国）自中古改革以来，政刑法典皆由举国付议成立，王亦不能违背。盖政法乃国家之政法，非王之政法，虽极权贵之威，亦不足以御其下。反以听从人民得益，以下民挫权贵之威为高尚，虽有君臣上下之别，其实则若无。”这在当时是不可多得的见解，但1828年因与西博尔德交换地图而被幕府问罪，死于狱中。从此日本更加强了洋学之禁。

西博尔德的弟子高野长英（1793—1841）在江户同三河田原的家老渡边华山（1793—1841）组织“尚齿会”研究洋学。1837年发生摩理逊号事件^[247]，他们闻讯后，认为当时情况下不应攘夷。长英著《梦物语》，华山著《慎机论》，主张开国。1839年被幕府投狱，两人先后自杀，史称“蛮社（洋学党）之狱”。由于这种情形，洋学对于锁国下的日本，虽扩展了人民的视野，推进日本科学技术的进步，并由此逐步打破了封建神秘的世界观，但由于当时日本资本主义萌芽还很幼弱，兰学的传播限于科技方面，又只在少数知识分子中间，因此随着幕府思想统制的加强和攘夷思想的影响，使洋学不能得到发展，特别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和革命学说更难以传入日本。除安藤昌益、高桥景保等极少数突出的思想家受过兰学进步思想的影响外，广大知识界中只能像佐久间象山（1811—1864）倡议“东洋道德，西洋艺术^[248]”那样，与当时中国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大体相同，都不能越出后进国家改良主义的限界。

经世学家与富国强兵思想

德川后期，随着商品经济发达和兰学的影响，从儒学中分化出一部分注意社会经济，企图打开封建危机的学者。早在我国清代后期经世学家魏源（1794—1856）出生百余年前，日本就出现了熊泽蕃山（1619—1691）、太宰春台（1680—1747）那样一些钻研经济问题，提出具体政策的所谓经世论者。当时“经济”还只是“经世济民”一词的略语，具有今日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综合意义，儒家从来主张重农抑商，熊泽则认为“欲行仁政于天下，不富有则徒善耳”。（《大学或问》）太宰更主张商品货币流通，开垦土地，奖励土特产的生产，积极兴利，坚持“以富国为本，国富兵亦易强”^[249]的重商主义思想。

越后浪人出身的经世论者本多利明（1744—1821）在兰学影响下，著《经世秘策》《西域物语》。他主张日本应在统一君主下，发展生产，进行对外贸易，开发诸岛（北海道、库页岛等），侵占堪察加，建设一个理想的“大日本”国。设郡县制，不论身份，凡负众望者就任为官吏。他斥责封建剥削政策，反对排外，赞美荷兰等西方国家，指出他们所以文明，是由于不是日本那样的“武国”，没有身份制和割据势力，全国统一，平民议论政治，“对政务非常审慎”。他这种观点很接近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他所主张的“大日本”国，就是要仿效荷兰这样的国家来建设。

秋田的经世济民思想家佐藤信渊（1769—1851），青年时代研究兰学，历游长崎、大阪，足迹几遍全国。晚年大量著述，宣扬空想的社会改革学说：废除诸侯武士割据及身份制，使日本成为统一君主国；土地物产国有，农工商业国营；人民分担“草、树、矿、匠、贾、佣、舟、渔”八种职业（“八民”），常备军从“八民”征集；老幼无靠者国家抚养；有才能者免费受各级教育；国务由大学毕业生担任。^[250]他认为“封建世禄之士”，身心萎靡；进行近代战争，个人武艺更失意义。农民则有勇有力，所以应采征兵制。^[251]他劝诸侯学西方军事，研究农业技术，殖产兴业。他还主张发动侵略世界的战争，“统一宇内”，“万国君长，皆为臣仆”。^[252]

佐藤与本多两人思想相通，都主张建立统一国家，向海外侵略，肯定商业资本，批判封建社会，但又不主张推翻它。这只是一种企图修正封建制度的改良思想。

出身丹后宫津藩士家的海保青陵（1755—1817）也是经世学家。他游历各地，对诸侯、町人、富农讲藩财政的商业化，武士的町人化，以及繁荣商业的术策。著有《万屋谈》《升小谈》《稽古谈》等书。他强调合理主义，说“人间没有理（以）外之事”；重视商品经济，说人生万事都是商业交易，无论诸侯和武士，领主和农民的关系，都是一种买卖关系。诸侯武士，必须用商人兴利之法使国家富裕，藩营专卖或家庭工业就是营利之法。要实行这一经济政策，必须采取“简法严刑”，加强诸侯的统治力量。^[253]

天保农民起义

从天保元年（1830）起，农业连年歉收，尤以1835、1836年为严重。全国农产品收获量不足常年的40%，东北、奥羽受害最大。而统治阶级穷奢极欲，正像大盐平八郎起义檄文说的，“达官要人之间，贿赂公行，甚至不顾道德仁义，以内室裙带之缘，奔走钻营，得膺重任。求一人一家之私肥，课领内百姓以重币。多年来百姓于年贡诸役，本已极难应付，今再遭此搜刮，民用日益枯竭……下民之怨，告诉无门，遂相率成乱”^[254]。

据黑正岩《农民起义年表》统计，天保14年时间，农民起义每年平均为11.21次，其中1833年56次，1836年67次。规模大者有：天保二年（1831）长州藩农民反对“国产会所”^[255]的暴动；天保四年（1833）姬路藩7000农民反对米价高涨的暴动；天保五年（1834）陆中、陆奥的八户领6000农民要求减轻租税反对重税的斗争（强诉）；天保七年（1836）甲州郡内因歉收米价高涨，农民掀起暴动。暴动从7月开始，起义农民手持武器，捣毁粮店、典当、绸缎庄、布庄等500所，参加起义的农民达1.8万至1.9万人。

天保十三年（1842）近江起义规模最大，4万农民反对清丈土地，手持竹枪、镰刀进行战斗。幕府勘定（财务官）市野茂三郎最后被迫答应延期清丈。当统治者质问农民为什么暴动时，农民答道：“为免遭非命……披星戴月，日夜勤耕，还不足以养父母妻子。几年来，一再丈地，更陷于穷困，今又来清丈，若听之任之，只有饿死一途。”^[256]可见农民对官府的掠夺，已到无法忍受的地步。

大盐平八郎的暴动

在城镇，市民的斗争也高涨起来，其中最重要的是天保八年（1837）大阪大盐平八郎领导的暴动。

1836年饥荒时，大阪因粮荒米价飞涨。幕府不仅不采取措施，反与奸商勾结，鱼肉人民。原为大阪东町奉行所“与力”^[257]的大盐平八郎（1793—1837）挺身发动了震撼全国的市民暴动。大盐是当时著名的阳明学者，曾设“洗心洞”塾，以知行合一说授徒。天保元年（1830）辞“与力”职，著述《古本大学刮目》及《洗心洞札记》。

天保七年（1836）饥馑时，大盐不忍睹人民痛苦，曾建议大阪东町奉行迹部良弼采取措施救济贫民，遭拒绝；又劝说富豪鸿池等，都无反应。愤慨之余，决心发动起义。

1837年2月，为救济贫民，大盐尽售藏书，赈济大阪附近33个村1万户贫民，每户1朱。^[258]同时要求农民看到天满（大盐住地）起火时，立即来援。在这之前，大盐还曾在粮荒时给渡边村部落民小头目50两救济金，约他在天满起火时，立即率村民来援。

大盐于1836年底草拟一篇檄文，用木版印刷，准备起义时散发。檄文以“四海穷困，天禄将终，小人治国，灾害并至”开始，揭发幕藩苛敛诛求，官吏腐败，人民涂炭。特别在天灾时，不惟坐视不救，反而将粮食运往江户，并操纵米价，大阪府尹滥捕购米升斗之民，纵容奸商贪官挥霍无度。“为天下计，我辈甘冒灭族之祸，结集有志，诛殃民之官吏，戮骄奢之富商，发其窝藏之金银粮米，散于无田少田之人。”并号召各地农民“火速来坂，起用有才能者入伍，共惩无道，减轻租役，重建纪纲”。最后号召农民尽毁记录贡役账册，以救穷困。檄文末尾是：“致摄（津）、河（内）、（和）泉、播（磨）各村庄屋、年寄、百姓及小前百姓”^[259]，等下层村吏及贫农们。封皮上写“发至上天降生的各村小前百姓”。他们都是受压迫最深的阶层。大盐要求摄津葱生村和大阪渡边村的部落民（贱民）参加起义，充分说明起义是一次下级武士领导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联合的反封建斗争。

起义原定于天保八年（1837）2月19日下午4时举行，但大盐弟子平山助次郎竟在17日夜半向东町奉行所告密，大盐得知，决定立即起义。当时形势显然不利于发动，如：檄文尚未发出，近郊农民不能赶到，但大盐只有这条路可走。

19日清晨，大盐在院内树立“救民”大旗，放火烧毁自宅，向近郊农民发出烽火信号，率队冲向街头。这时，起义队伍约百人，大部分是洗心洞塾生和一部分农民。当队伍到达大阪繁华区船场时，已增加到五六百人。

起义者沿途放火，捣毁素为人民痛恨的“与力”“同心”的家宅和巨商、粮商如鸿池、天王寺屋、平野屋、三井、岩城升屋等的店宅，钱谷撒满街道，任贫民取走。大火烧到第二天夜晚，毁房3000多家，占全市居民区面积的1/5。午后，起义队伍与东町奉行迹部良弼、西町奉行崛利坚率领的镇压军展开巷战。这时，近郊农民既无法联系，起义队伍孤军作战，到下午4点，终于失败。志士们大部分被捕或自杀。40天后，潜伏在大阪商人家的大盐父子也被发现。3月28日，在捕吏包围中放火自杀。^[260]

暴动后，各地斗争蜂起，1937年4月备后国（广岛县）三原郡爆发了起义。起义者打着大盐弟子的旗号，跟广岛藩军激战。同年6月，越后国（新潟县）柏崎又有自称大盐弟子的国学者生田万，散发檄文，掀起暴动，攻打幕府代官的邸宅。7月，摄津能势、川边、丰岛三郡2000农民发动起义。这些暴动都对准了幕府官吏和特权商人。只是由于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前期无产者还不成熟，反封建的意识处于朦胧状态，没有明确的政治理想和行动纲领，因而起义仅一天内被镇压。但由于事件发生在全国商业中心大阪，下层人民的领导者又是负责维持幕藩体制的原任与力和阳明学者，暴动后各地还不断起义响应，所以提高了运动的政治意义。它敲响了幕府统治的丧钟。

水野忠邦的幕政改革

以大盐起义为最高潮，1830年以来的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动摇了幕府的统治基础。天保十二年（1841），浜松藩主水野忠邦任幕府老中首席，为挽救危局，于天保十二至十四年（1841—1843），对幕政进行了改革——天保改革。天保改革的主要内容是：

（1）厉行节约，禁止奢侈。命令节减经费，取缔着用贵重服饰，买卖高级食品。虽然也要求大名、旗本和商人，其实主要为对付农民；住房三餐也迫令遵守农家古俗。在城市借口矫正风俗，审查出版物，处罚文艺作者柳亭种彦、为永春水等。对武士奖励武艺，振作士气。

（2）控制城市人口，下“归农令”。由于饥馑流入江户的农民，几占总人口30%。为此，规定除经常营业和有妻子者外，一律回乡。限制农民充当工人，降低雇农工资，其目的在加强自然经济，巩固小农经营。农村阶级分化已难抑制，法令只在阻止失地贫农转向工资劳动者，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

（3）解散特权行会（“株仲间”）。各地物产运往江户，不必通过特权行商，承认村吏、地主等兼营商品生产者的批发行自由买卖，把农民的商品经济重新纳入自己的封建统治下。

（4）整顿财政。幕府因奢侈浪费，每年财政赤字达50万两，只靠铸劣币弥补。同时，折半减免大名、旗本欠幕府的债款，或重新借钱给他们还札差的债。另一方面，对町人课重税，以挽救政府财政。

（5）上知令。天保十四年（1843），为加强幕府统治，下令大名与旗本在江户四周10里、大阪5里方圆的领地（知行地），收归幕府直辖。这一范围内的诸侯，转封他地。

嘉永四年（1851），幕府下令恢复特权行会。这时新兴商人也可加入，性质也变化了。他们已不专靠封建权力保护，而根据本身经济要求，改变政治结构。由此，为维新的经济准备了条件。

天保改革完全是按照享保、宽政改革，实行违反经济发展规律的复古保守政策，因而都不能达到目的。反之，同一时期采取了现实主义路线的萨、长等西南各藩的改革则获得成功。

藩政改革和强藩的兴起

和幕府的天保改革相反，一些经济先进地区的大名，统制并利用领内农村商品生产的收益，加强藩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此后，活跃于幕末维新时期的强藩，就是以这种改革的成果为背景的。

长州藩。天保二年（1831），长州的防府（山口县东南部）地方爆发了 10万多人的大起义，波及全藩。他们反对国产会所，要求生产和经营自由，改革农村自治，具有反封建的倾向。起义者捣毁富商、村吏的住宅，斗争不断向各地展开。1837年受大盐暴动影响，又爆发大起义。1832年藩主起用村田清风（1783—1855），他为补救藩财政亏累，1840年利用濑户内海活跃的贸易，设“驳船货站”于下关，用高利贷给通过的商船作资金，以牟取利润。组织特权行会，垄断藩内生产。为救济贫困武士，其债务由藩承担，采取37年分期归还的强硬措施。因此，村田改革仅2年多，他就在商人强烈反对声中辞职（1843）。但长州藩得以脱离困境是由于以后藩政仍继承村田的方针进行之故。^[261]

萨摩藩。全藩武士多达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大部分是直接统治农民的乡士，封建势力在西南强藩中最占优势。萨摩（今鹿儿岛县西部）地多火山，农产缺乏。调所广乡（1776—1848）进行改革，首先将欠三都商人的500万两以每年千两还4两，分250年还清，实行和赖债一样的手段。欠藩内富豪的债，则将他们提升为武士，使放弃债权。在整理债务的同时，积极增加收入。萨摩藩早就强迫琉球、奄美三岛农民种甘蔗，专卖产品中，以糖获利最大。琉球贸易构成萨摩藩特殊的财源，同时参加以大阪为中心的全国市场，使封建经济有了适应新经济形势的一面。

佐贺藩。藩主锅岛正直（1814—1871）早就加强西式军备，登用人才，奖励文武，励行俭约，限制商品流通，制止豪农与高利贷的中间剥削，加强藩的商业活动。为防止农民分化，田租三年间只许收三分之一。藩领则停付佃租债息。

土佐藩。紧缩财政，下令降物价2至5成，解散了影响涨价的特权行会13种。禁止农民商人化及商人的地主化，不准商人置地，并征收町人富农的土地，分给贫农，实行类似均田的制度，显然是维持自耕农的政策。

综观以上天保年间西南诸藩的改革，凡是成功的，都是提高商品生产，加强专卖制，统一藩内市场的。而只采取封建守旧、剥削农民政策的水户等藩就失败。当时被迫依赖三都中央市场，本藩市场又为三都特权商人所掌握的藩，由于厉行藩的专卖制，便能对中央市场采取独立行动，显示领主在幕藩体制中的自主性。有些藩则实行各藩间的贸易。这些藩国经济的独立，是通过应付民族危机进行的军事改革，即富国强兵政策、加强政治地位而取得的。为实现这些改革，上级武士显已不能发挥作用，必须起用长于理财和近代军事技术的先进人才。由此下级武士和豪农出身、熟谙经济的知识分子，逐渐参与藩政。藩的封建专制强化成为与幕府独立的新势力，幕府的势力削弱。这就是西南强藩在维新运动中日益处于举足轻重地位的原因。

5.德川后期的文化

德川时代的教育

德川时代以前，学校教育衰落，武士只能在家庭或寺院里受教育。如前所述，德川中期以后学术思想昌盛，学派林立，学校教育也随着发达起来。不用说武士受高水平的教育，就是平民识字也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德川末期在男子中有40%—50%的人识字，女子中有15%的人识字。^[262]

因身份等级制的关系，武士和平民所受的教育不同，学校也异。武士的学校教育可分为幕府直辖的学校和各藩设立的藩校。整个德川时代幕府直辖学校有21所，藩校有219所（其中187所是1751—1867年设立）。幕府直辖学校以昌平黉（也称昌平坂学问所）为代表，前述五代将军纲吉命林罗山之三代孙林凤冈为大学头，后由林家世袭主持这所学校。1790年幕府在此发布“禁止异学令”，从此成为专门传授朱子学的最高学府。该校招生对象是幕府的家臣——旗本（上级武士）和御家人（下级武士）的子弟。教学内容有经书、历史、诗文，教科书指定为孝经、四书、五经。不过至幕府末年，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昌平坂学问所的课程也进行改革，改为经科、中国史科、日本史科、刑政史科，学生可以自选。昌平黉除江户本校外，幕府直辖领地还设有分校，教育在各地任官的幕臣子弟，如长崎的明伦堂、甲府的征典馆、骏府的明新馆、佐渡的修教馆、日光的学问所等。分校也都以儒学教育为主，由本校派遣教官授课。

当初藩校较少，而且大部分是利用儒家的私塾和藩主的圣堂（孔庙）改建的。德川中期以后各藩竞相设立藩校，为本藩改革培养人才。从而教学内容和方法都和幕府直辖的昌平坂学问所有所不同，进行了许多改革。如萨摩、长州等西南诸藩重视实学，除经、史、诗文外还增设算术、医学、天文等学科，而且打破身份等级制，准许平民子弟入学。

平民的学校教育可分为寺子屋、乡校和私塾。寺子屋是平民子弟的初等学校。镰仓时代以来寺院兼有教育机关的作用，吸收武士、平民子弟入学（“入寺”），学生称为“寺子”。室町末期寺院多教平民子弟。德川中期除寺院外，儒家、浪人、医生、神官、僧侣等也设塾，仍沿用旧名“寺子屋”。寺子屋的课程主要是习字、读书、珠算，教科书用训蒙读物、“往来物”（尺牍文）等，按内容可分为教训、社会、地理、实业等科。寺子屋的开设管理者和教师（师匠），大多数为农、工、商或医生等平民百姓，农村中大多数为村长（庄屋）、村吏等上层分子。寺子屋普及时全国达1.5万所，维新后大部分改为私立学校，成为近代学校的前身。

乡校是农村里的初等教育机关，它和寺子屋不同的是，它由幕府和诸藩直接计划监督设置，或由藩内有权势的人出钱设立，或经幕府藩厅批准由民间有志之士设立。教育对象是平民子弟，不招收武士子弟。乡校重视道德教育，教学内容主要是读、写、算等日常生活必需的知识。因乡校是公费开办的，开设不多，天保年间（1829—1843）只有13所，寺子屋却有1987所。^[263]

私塾大部分是学者出资在私宅开设的高等专门教育设施，因而得名。这里不问身份出身，只要自愿都可以入学，学生年龄一般较大。德川中期以后私塾非常发达。这是由于町人势力兴起，打破了文化教育由领主、豪商垄断的局面。私塾里学风自由，不受拘束，所以极为昌盛，如伊藤仁斋的古义堂有学生3000名。私塾传授的高等专科有儒学、国学、洋学和医学等，按老师的专长和兴趣而设，且培养目标有所不同。如伊藤仁斋在京都开设的古义堂以道德教育为主，以培养“圣人”为理想；荻生徂徕的园塾以文章为主，培养从事实际研究的学者。此外三宅石庵和中井甃庵在大阪开设的怀德堂培养町人学者，绪方洪庵在大阪开设的适适斋培养西医和各种洋学家，石田梅岩的弟子手岛堵庵在京都开设的明伦舍则培养工商业者，吉田松阴在长州开设的松下村塾多出维新志士。私塾在日本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明治维新后成立的高等学校许多是在私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福泽谕吉在江户设立的庆应义塾，后来发展为庆应大学。

德川后期文学艺术的繁荣

元禄时期文艺以京都（上方）为中心，以町人为其主角。享保（1716—1735）时期起，江户日趋繁荣，文艺中心移到江户，市民的享乐气氛更浓厚起来。作品的文学水平不高，多数是庸俗趣味，但冲破封建理学的束缚，敢于说出人性和市民的心情。甚至把古圣贤和教祖当作讽刺对象，^[264]说明时代的转变和历史的进展。

小说方面，前代已见萌芽的风流小说、传奇小说、滑稽小说、言情小说及连环画合订本等，到文化、文政年间（1804—1829）日渐繁荣。风流小说^[265]，代表作有山东京传（1761—1816）的《倾城买四十八手》（嫖娼四十八着）、《通言总篱》（描写江户吉原名为“总篱”的大妓院街）等，言辞淫秽，没有文学价值。传奇小说^[266]，代表作有上田秋成（1734—1809）的《雨月物语》（描写鬼怪）。滑稽小说^[267]，描写卑俗，有的也奚落孔孟之道。代表作有十返舍一九（1765—1831）的《东海道中膝栗毛》（《东海道上行脚》）、式亭三马（1776—1822）的《浮世澡堂》和《浮世理发馆》，都以江户时代平民生活为对象。连环画合订本^[268]，代表作有柳亭种彦的《邯郸诸国物语》《偐紫田舍源氏》。言情小说^[269]，迎合社会淫靡之风，格调鄙俗。代表作有为永春水（1789—1843）的《春色梅历》《风月花情春告鸟》。

诗歌方面，自松尾芭蕉之后，俳谐日趋庸俗。到与谢芜村（1716—1783）时，以画家的才能，使俳偕具有诗中有画的风格，虽没有恢复芭蕉的素朴情调，却带有空想的倾向。19世纪初，农民出身的小林一茶（1763—1827）在流浪的生涯中，表露了对弱者的同情。

川柳^[270]，形似俳句，风格自由，以柄井川柳（1718—1790）的《柳樽》为知名。

狂歌^[271]，和以前文雅而好讲理的京都狂歌不同，此时是轻妙洒脱的江户狂歌。代表作家有唐衣桔州、四方赤良、朱乐菅江所谓“三大家”。

戏剧方面，室町时代兴起的能乐，到德川时代已固定化，成为武家的一种仪式，与市民生活隔绝。德川前期流行的歌舞伎，这时在江户更隆盛。著名的伶人有市川团十郎、泽村宗十郎、尾上菊五郎等；关西则有泽村长十郎、中村歌右卫门、濑川菊之丞等。其中团十郎及歌右卫门的称号，以后成为世袭，直至今天。剧本作者，以这时流行的历史剧作家及伶人鹤屋南北四世（1755—1829）最著名。净瑠璃剧本，在竹田出云（1691—1756）以后衰落，近松半二（1725—1783）是净瑠璃剧本最后的名作家。

绘画方面，有浮世绘（风俗画）、写生画、文人画（南画）几种。浮世绘是德川后期代御用画派（狩野、土佐）而起的，以町人生活为题材的多彩而写实的浮世绘彩色版画（锦绘、江户绘），创始人为铃木春信（1725—1770）。铃木以后，有画美人像著名的喜多川歌磨（1753—1806），画名伶像的东洲斋写乐（生卒年不明），兼长画美人、名优，特别是风景画的葛饰北斋（1760—1849），风景花鸟画的安藤广重（1797—1858）等，都留下不少名作。还出现了确立洋画理论的司马江汉（1738—1818），他从荷兰文书上铜版画学习其制作法成功，从浮世绘转向西洋画。写生画是运用西洋画的远近法、阴影法而作的写实主义绘画，创始人圆山应举（1733—1795），开创圆山派。受中国影响的南苹派的花鸟画，也是立足于写生的。文人画（南画），一般指非职业画家的画，属于中国的南画派，1720年由伊孚九传到日本。文人画不拘格局，清新奔放，受到当时社会的欢迎。折中南北宗的谷文晁（1763—1840），还采取大和绘^[272]和洋画的技法，画出不少风景画和肖像画。其弟子渡边华山（1797—1841）兼采中国和西洋的画法，画人物特著名。

学术思想

（1）后期国学 国学发创于日本古典文学的研究，由本来是外国（儒佛）思想影响下的宫廷歌学逐渐演变为日本民间固有文学的革新运动。如上所述，契冲为国学之祖，作为独立的学派始于荷田春满（1669—1736）。荷田的研究方法（必须排除“今人的心”，而由“古人的心”来理解）后为贺茂真渊（1697—1769）所发展。贺茂研究古典文学，发现了古代人的“直心”（纯情）。在他的《国意考》里，指出读万叶调的歌能体现日本古道的天地自然之理，儒佛则是凭借狡智制作的人为之教或伪善的道学装饰起来的，所以痛斥两者，力主尊重自然和人性，具有自然主义的倾向。

本居宣长（1730—1801）集国学之大成，把国学发展成为属于日本古代所有的学问，但其重点放在究明古代社会秩序的古道上。宣长思想的核心是“情”。他认为儒学从中国传到日本，儒家做出种种烦琐的规范，但那是“汉意”，和日本人的心情不同，在日本人的内心深处有日本人固有的情的世界。即使接受儒学也只是表面的，它应以纯粹的形式从昔日未被儒学污染的古代人心情——“大和心”中找出来。唯有理解古代人留下来的文章，通过它才能将“大和心”复原。于是宣长研究和歌及《源氏物语》。他主张《源氏物语》的本质，不是为“悟道”或劝善惩恶，而是为表现真实感情，将它的基础置于人性自然发露上。这是真渊学说的发展。

宣长还重视《古事记》，用30余年岁月写成《古事记传》。他相信《古事记》所记载的是事实，对他来说，《古事记》所传的“天照大神之道”及“天皇统治天下之道”曾是实有其事的世界，要从那里追求人生的理想。

平田笃胤（1776—1843）是宣长的私淑弟子，他发展了宣长的复古主义，反对儒者崇拜中国，批判“唐虞禅让”和“汤武放伐”的思想，强调日本古史上尊神忠君，爱妻育子之情就是日本胜于万国的“古道”。他又发挥“复古神道”的思想。幕末民族危机和革命浪潮下，他这种国家主义的尊王攘夷论在农村中竟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实践思想，对下级武士及豪农阶层影响很大，在倒幕维新运动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2）折中学和考证学 随着古学萱园学派^[273]的停滞不前，代之而起的是既反对徂徕古文辞学的烦琐注释，又对抗朱、王性理之学的空疏，主张折中取舍各派优劣，来理解儒家经书本义的折中学派。代表人物是片山兼山（1770—1782）和井上金峨（1732—1784）。他们折衷汉唐训诂与宋明义理，尊崇中唐、晚唐的诗，韩、柳、欧、苏的文，以清新流畅为主，力排古文辞学派。当时皆川淇园（1734—1807）也具有这一倾向。三人以后，有山本北山（1752—1812）、太田锦城（1765—1825）、松崎慊堂（1771—1894），狩谷掖斋（1775—1835）、安井息轩（1799—1876）等。他们学术上缺乏独立思考，但在古学和清代乾嘉考证学影响下，精于对文献做实证的研究，相反地忽视规律的探索。这种治学方法到明治以后，与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结合，构成日本学院派史学的基础，直至今日。

（3）史学 由于国学和考证学的发达，从事史料学和史学的学者不断涌现。塙保己一（1746—1821）搜集古书，在江户开设“和学讲谈所”，校订编成日本最大的类书或史料集成《群书类丛》正续编共25类，1500余卷。^[274]此书网罗了日本最贵重的文化史料，也是日本古今最庞大的一种丛书。又编辑了《武家名目抄》381册。^[275]

伴信友（1773—1846）著书120部。他的《比古婆衣》（根苗）一书就有正续20卷，集录了有关日本古代文史的考证。狩谷掖斋精金石文，著有《本朝度量衡考》《笺注倭名类聚抄》等书。广岛藩儒者赖山阳（1780—1832）工汉诗文，著《日本外史》。它是一种模仿《史记》列传体的武家时代史，^[276]对幕末勤王运动影响很大。又著《日本政记》16卷，它是一种史论性的编年体政治史。

五 德川末期——民族危机与封建危机（1845—1867）

1.攘夷与开国

欧美列强进入东亚

“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漩涡之中，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277]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愈来愈需要扩大海外市场和原料的来源。为此，从18世纪中叶起，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觊觎日本，首先是沙俄，它在17世纪30年代末，就向太平洋北部地区活动。它利用清军入关时机，侵占中国黑龙江下游。1711年后，俄皇彼得一世派兵探测日本北方及本州沿岸，同北海道（南部，属松前藩领）虾夷族通商。宽政四年（1792），俄使腊克斯曼到根室要求通商，为幕府所拒。文化元年（1804），俄美公司经理雷札诺夫（Resanov）到长崎要求通商，又被拒。此后，沙俄便转谋库页岛和千岛的领有权，企图侵占整个北太平洋地区。正如列宁所说：“许多世纪以来，沙皇俄国一直想夺取……亚洲大部分地区。”^[278]从这时起，日本南方也开始告警。

英国自1623年关闭平户商馆后，一直策划恢复对日贸易。1673年英船来日要求通商被拒。法国大革命后，荷兰变成法国属国，英为对抗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夺取荷兰殖民地。文化五年（1808），英舰费顿（Phaeton）号因捕荷轮闯入长崎，佐贺藩未及制止。长崎奉行松平康英引咎自杀。幕府开始加紧海防。文政年间（1818—1829），英、美捕鲸船不断出没近海，幕府于文政八年（1825）下“坚决击退外国船只令”。天保十一年（1840），英国通过鸦片战争，迫使中国开国。幕府得悉，聘军事家高岛秋帆（1795—1866）制造枪炮，改革兵制。天保十三年（1842）放宽“击退外船令”，准许给遇难外船提供饮食燃料。^[279]

法国被英军排挤出印度后，乘印度支那内争，于18世纪末侵占了越南。弘化元年（1844）法舰长到琉球那霸，出示中法《黄埔条约》抄件，要求通信、贸易、传教。琉球政府表示，本国是清朝藩属，难自做主，法国便以海军威逼日本。当时琉球还处于萨摩藩羁縻中，幕府在威吓下，采纳萨摩藩意见，接受了法国要求。^[280]

美国于19世纪初，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宣布门罗主义，称霸新大陆。天保八年（1837）美船莫利逊号以送还日本漂流民为名，开进浦贺要求通商，遭炮击退走。弘化三年（1846）美使节比得尔（James Biddle）率舰再来浦贺，要求建交，仍被幕府拒绝。

1848年美墨战争结果，美国侵占了太平洋岸墨西哥的加利福尼亚。当地金矿发现后，美国西部开发加紧。美国资产阶级不甘心英国霸占中国，企图横断太平洋，以便比英国更接近中国，开辟中美贸易。同时，由于北太平洋捕鲸业的发达，美国急于在日本沿岸获得港口。它知日本不肯轻易开国，便决定采用武力。嘉永五年（1852）11月，总统费尔摩（M.Fillmore）派东印度舰队司令培理（M.C.Perry）来日本交涉，培理率舰4艘，从诺福克（美东部海岸）出发，于1853年6月3日驶进江户湾浦贺，要求幕府接受美总统国书，浦贺奉行派员告以须先赴长崎才能谈判。培理断然拒绝说：“若不受理，舰队就开进江户与将军直接谈判，否则万一开战，美国必胜，那时可执白旗来见。”随即付来使白旗两面。幕府被迫在久里浜行馆收下美国国书，约以明年答复。培理率舰示威，并测量江户湾后，至15日始驶向琉球（与琉球约定通商，设煤库）。还遣官兵占小笠原群岛，然后离去。

沙俄闻讯，即派海军中将璞查廷（E.V.Putyatin）为特使，率4舰于嘉永六年（1853）7月到长崎，要求划定国界并通商。幕府允两三年后解决，璞因克里米亚战争将爆发而离去。幕府惊惶失措，适逢将军家庆去世，由水户藩主德川齐昭参与幕政。同年6月15日，幕府老中首座阿部正弘（1819—1857）知责任重大，不得不打破200多年来将军专断国政的惯例，把美国叩关情况报告天皇，7月1日将美国国书译本分送各藩大名和幕僚征询对策。幕藩领主和武士、豪农出身的知识分子间，在这空前危机下，议论纷纷，各持见解，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攘夷与开国的争论

随着民族危机的增长，幕末各藩藩主和武士知识分子的思想十分活跃，这种思想日益影响政治运动。早在德川前期，由于朱子学的大义名分论和国家的兴起，出现一种封建的国体论，由此发展为尊王攘夷的思想。它包含了以下三种内容：

（1）华夷论。这是从狭隘民族主义角度，主张严内外之分，宣扬日本冠绝世界各国的信念。向来日本学者称中国为（中）华，日本为（东）夷。^[281]至17世纪中叶，国学派先驱山鹿素行认为这是颠倒主客。他说：“夫中国（指日本）之水土卓尔于万邦，而人物精秀于八璆，故神明之洋洋，圣治之绵绵。”^[282]中国在政治德行方面，反多不及，故应尊崇日本的国体。以后水户学派发挥了这一思想。

（2）大义论。古来儒家主张君无德，有德者就可代天放伐（讨伐并放逐暴君）。《易经》也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思想。水户学派则认神代以来，皇统万世一系是日本君臣关系的特征，不可动摇。这种君臣大义论，成为日本尊皇思想的基础。

（3）王霸论。幕府政治将天皇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水户学则将儒家尊王贱霸的思想，运用到日本公（皇室）武（幕府）关系上，指出武家政治脱离正道。但在幕府高压下，这一思想要到明治维新前夕才能提出，并变成行动。

当日本面临民族危机时，上述国体思想诱发了对抗外国的民族自觉。最初发生的是攘夷论和开国论两种思想的争论。

攘夷论起源于尊崇日本国体的思想。它从18世纪国学者本居宣长等倡导以日本为中心的华夷思想出发，坚定主张日本国体尊贵，外族入侵，必须攘击。幕末这种思想和德川前期已不相同，既不是盲目排外，也不同于锁国政策。俄、美侵略日本后，攘夷论风靡全国，成为民族革命的旗帜。

开国论认为同外国通商是大势所趋，若不自量力，贸然攘夷，就是盲目排外。不如开国后通过贸易生产，输入近代科技文明，以谋国家开化，统一富强。力主开国论的佐久间象山（1811—1864）认为，日本要富国强兵，必须打破国禁，向西方学习，发展诸学科，“大兴器械之学，开设工场，多造大船，复航海之法”。横井小楠（1809—1869）也认为“当今之际，惟开国通商，方合古来天地合理”，非难水户学派的锁国攘夷论是无特别见识，空喊“大和魂”，误国误民。但他不想推翻幕府统治，试图通过“改造”幕府来实现日本的维新政治。尽管如此，后来仍担任明治政府的“参与”，为改革而尽力，最后被保守派杀害。吉田松阴（1830—1859）也主张开国，后来进一步主张用暴力推翻幕府。

开国论这一派较有远见，但因幕府本坚持锁国，只是屈于外国压迫才主张开国，所以不少反幕派力主攘夷，而开国论者中却有一部分人具有保守佐幕的倾向。

培理闯入江户湾，对幕府是一严重打击。幕府认识到锁国已难坚持。但公然改变政策也会丧失自己威信，不得不继续维持体面。而当时军备财政，实无法作战。^[283]

如上所述，阿部正弘向大名及幕僚征询对策，大部分诸侯都倾向攘夷，反对美国的威吓。其中德川庆胜（尾州藩）、德川庆笃（水户藩）、岛津齐彬（萨摩藩）、伊达宗城（宇和岛藩）等主张暂避战争，经充分准备后，予以拒绝。松平庆永（越前藩）、锅岛直正（佐贺藩）、毛利庆亲（长州藩）、山内丰信（土佐藩）都表示拒绝接受美国要求，并作战备。但主张拒绝的多数诸侯并不完全否定开国，只是企图由此振奋士气，充实国力，通过自主外交来开国。至于开国论者中，也不是都同意立刻接受美国通商的要求。如堀田正睦（佐仓藩）主张定一年限，许其通商，如无利益，就应终止。井伊直弼（彦根藩）则认为在长崎供给煤水、食物，但不许到内地经商，犹如日商赴爪哇借当地荷商馆进行贸易一样。这些都是培理所不能接受的。民间也出现了所谓“处士横议”，不外攘夷、开国两派意见。到了11月，幕府根据各方意见，最后表示，由于边防未固，不能妄启战端，美使再来，决定不做明确答复，采取稳妥措施，使他回国，同时做好万一准备。

日本的开国

培理于撤离日本的第二年，即安政元年（1854）1月，率舰7艘，再度驶进江户湾，到神奈川河口。幕府在美国武力威迫下，3月3日签订《日美亲善条约》（神奈川条约），约定次年在下田批准交换。条约规定：两国友好，日本开放伊豆的下田和北海道的函馆（箱馆）两港口，供给美国舰船煤、水、食品及其他需用品，价格由日方规定；优待遇难船员；美国在两港口设领事。条约第九条还规定，今后日本给予外国的一切权益无条件地适用于美国，即给美国以最惠国待遇。条约中虽没有关于自由通商的条款，但日本的大门从此被打开，开始结束闭关自守的局面。

英、俄、荷等国援美国先例，也和日本签订了类似条约。

《日英亲善条约》：安政元年（1854）闰7月，英东印度舰队司令史透林（J.Stirling）率舰队到长崎，提出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为与俄作战，要求许英舰利用日本港湾，幕府拒绝。但为补充船中所缺物品及修理船只，许开放函馆及长崎两港。8月23日订《日英亲善条约》七条。

《日俄亲善条约》：同年10月，俄使璞查廷探听到日美订约，也到下田交涉签约。12月21日正式缔结《日俄亲善条约》，规定开放函馆、下田、长崎三港，并承认千岛在择捉以南为日领，库页岛为日俄共管。

《日荷亲善条约》：荷兰在日本锁国的200年间，独占对日贸易，但仅限于出岛一处。1855年12月23日荷商馆长寇秀斯（J.H.D.Curtius）乘机和幕府订约，要求与俄美同等待遇，开长崎、下田、函馆三港，并规定放宽加于长崎荷兰人的限制。

2.开国前后的日本社会

安政期幕藩的改革

幕府在培理叩关前后，为应付外国侵略，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弘化元年（1845），备后国福山藩主阿部正弘，担任了首席老中。他笼络各藩上层，组成一个以强藩改革派藩主和武士为主的幕政核心，联合萨摩藩主岛津齐彬、水户藩主德川齐昭、福井藩主松平庆永等进行改革。他注意鸦片战争前后的国际形势，密令外交人员以最大容忍对待培理，并放松幕府独裁制；破例将对外重大问题征询皇室和诸侯；起用少壮有才学的永井尚志等。为增征年贡，整顿地方统治机构，1842年实行代官大调动，刷新人事，为使代官熟悉任地风土民情，规定任期不满10年不调动。积极开发新田，实行农民归田政策。安政二年（1855），设讲武所、海军传习所，雇用荷人教官，引进西方军事技术，充实海防，解除造船之禁，大兴海军。更从各藩招集兰学者，翻译西书，创办洋学所（后改称“藩书调所”）。^[284]吸收西洋文化，奖励近代工业。抑制物价上涨，解散同业公会。^[285]此外还肃正纲纪，厉行节约，确定出版检查制度，取缔淫秽文艺和书籍。

西南诸藩（长州、萨摩、土佐、肥前等）吸取天保改革经验教训，认清幕府衰弱无能，各自筹谋富强。它们首先在经济上摆脱幕府统制，自力更生，从依靠三都的经济构造转变为独立自主的藩领经济。其次通过军制改革，实现藩军的近代化，树立“雄藩”的地位。长州藩改革派通过扶植豪农村吏层，掌握农民的商品生产，发展市场经济；改革军制，征募农民，采取新式炮术；破除身份限制，选拔人才，在“举藩一致”的口号下大力加强藩的实力。^[286]萨摩藩以军事工业为中心，发展藩营企业和对外贸易。^[287]农业虽仍由乡士维持落后剥削方式，但由于它地处日本南端，接触外国资本最早，利于工商改革。土佐藩的政策接近长州藩，如奖励农民商品生产，改特权商人专卖为征税，实行重商主义，统制藩内外贸易，排除门阀；提拔人才，建立民兵，设铸炮厂、造船所，改革军备，力谋富强。^[288]肥前藩的政策接近萨摩藩，军事性和农奴制性较强。^[289]

安政年间幕藩改革总的特点是应付封建危机和外压，继续在幕府和自领内巩固领主土地所有制和小农经济；采重商主义政策，自上而下地适应商品经济发展趋势；加紧军事改革。处在后进中间地带的西南诸藩，由于外压，不待条件成熟就通过改革，加强政治经济力量，建立新的军队，所以在维新前形成全国最强大的政治势力。

“安政条约”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迫使日本签订“亲善”条约后，接着便要求缔结通商条约。安政三年（1856）9月，美总领事哈里斯（T.Harris）到下田设领事馆，幕府拒绝。^[290]当时中国正遭受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新的侵略，哈里斯乘机威吓幕府：英、法将乘胜来日，不如及早与美订商约。如英、法提出过高条件，美即可出面调停。^[291]幕府只得于1857年5月26日在下田和美国订立了第二个条约，规定长崎开港，美人享受领事裁判权和在开港地久居权等——《日美约定》。此后，哈里斯更胁迫幕府缔结正式商约，安政五年（1858）6月19日，终于签订了《日美修好通商条约》14条。条约规定：（1）开神奈川（横滨）、长崎、兵库（神户）、新潟、函馆五港，江户、大阪二市通商；（2）承认开港地美国人居住权和公使领事驻在权；（3）承认美国领事裁判权^[292]；（4）通商自由；（5）关税由两国协商决定。

接着，幕府又与荷、俄、英、法依次签订了同样的通商条约，总称为“安政五国条约”。从此，日本结束了200余年的锁国政治。

“安政条约”在“亲善”“友好”的名义下把日本置于半殖民地的地位。

第一，它使西方列强对日本的殖民掠夺合法化。幕末日本基本上还是落后的封建小国，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以赤裸裸的武力强迫日本开国，把日本变成其市场和原料供给地。正如培理供认的那样：“要使弱小的半开化的日本人实行通商贸易，和平的方式不行，就必须使用武力。”^[293]从此，欧美国家对殖民地一贯实施的经济掠夺和政治枷锁便紧紧加于日本人民头上。

第二，日本被迫承认西方国家在日本享有领事裁判权。居留在日本的外国人可以不服从日本的法律，不受日本法庭的审判。日本丧失了国家对外侨的司法权。

第三，日本被迫接受协定关税制。各约附则中规定日本的关税率必须同缔约国协商制定。日本出口税按照欧美列强同中国缔结的《天津条约》，值百抽五征税，进口税则规定为无税、二成、三成五分等最低的关税率，使日本失去了保护本国工商业的关税自主权。

第四，日本被迫给予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以最惠国待遇。只要有一个国家在日本享有某种权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便可同样享受。因此，最惠国待遇成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共同鱼肉日本的工具。

第五，日本还被迫允许欧美国家在日本设置“居留地”（租界），外国人在居留地内享有永久租地权和自治权。这种租借权同领事裁判权结合起来，实际就是使租界成了日本的“国中之国”，欧美列强在日本领土上的战略据点。

第六，“安政条约”没有中止日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加给日本的各项压迫和取之于日本的权益没有时间限制。日本认为需修改时，须提前一年告知缔约国，对方同意，才能“协商”修改。结果，明治政府虽进行多次改约谈判，这些不平等条约束缚日本仍达40年之久。

这就是“安政条约”强加给日本的绳索，其结果同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所处的半殖民地状况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只是程度上有所不同罢了。

“安政大狱”

就在“安政条约”签订的时候，幕府中以德川齐昭、松平庆永、岛津齐彬为盟主的改革派强藩诸侯武士，和以彦根藩主井伊直弼（1815—1860）为首的专制保守派诸侯武士（德川家臣、大名）间的斗争，围绕将军继承问题日趋尖锐化。由于将军家定病弱无子，改革派推选前水户藩主德川齐昭之子庆喜（1837—1913）为继承人。保守派则拥立纪伊藩主德川家茂。改革派利用外交问题鼓吹攘夷锁国论，攻击幕府当权保守派的妥协无能。1857年阿部正弘死，堀田正睦对缔结条约不敢负全责，于1858年1月进京奏请天皇批准。但皇室倾向改革派，堀田没有得到敕许而归。4月，保守派为维护幕府独裁，由井伊直弼出任大老，不顾皇室和各藩主的意志，推举德川家茂为将军。6月，幕府断然批准了《日美修好通商条约》。于是改革派大愤，齐昭和德川庆胜、庆喜、松平庆永指斥直弼不待敕许擅自签约是违敕。直弼答复：如与英、法开战，必蹈清朝覆辙。朝廷了解这种详情后，自会体谅允许签订，否认有违敕之理。7月，直弼乘将军家定病危，逼他下令对齐昭、庆胜、庆永及庆喜，作了严厉处分。10月25日德川家茂正式为将军。

以外交和继嗣问题为转机，天皇地位提高了。幕藩对立两派都派人到朝廷争取支持本派。各藩武士、浪人也聚集京都，要求朝廷抑制幕府的独断专行。但直弼一派坚决抗拒皇室利于改革派的措施，诬告齐昭为私利拥立庆喜，密通外夷，阴谋内乱。老中间部诠胜借口“公卿惑上”，于安政六年至七年（1858—1859），对改革派公卿、家臣及在京都的武士浪人实行大镇压，捕40余人，押送江户。同时在江户及其他地方也搜捕多人。审讯结果，于1859年8月判处志士桥本左内（松平庆永信赖的开明藩士）、吉田松阴（长州藩改革派领导者）、水户藩士茅根伊予之介、鹈饲吉左卫门及文学家赖三树三郎^[294]斩首罪，水户藩士鹈饲幸吉枭首示众，同藩藩士安岛带刀切腹。其他皇室公卿、家臣、武士、儒者、藩士、处士等多人各处流刑、徒刑。萨摩藩士西乡隆盛被逐，投水自杀未成，也被流放。知名浪士梅田云滨等死于狱中。朝廷方面，逼令公卿4人引咎辞退，并幽禁4人。改革派诸侯齐昭、庆笃、庆喜、山内丰信，幕府高官太田资始、堀田正睦、松平忠固、间部诠胜、岩濑忠胜、川路圣谟等都被处禁闭、免取、削禄、左迁。此外连坐者百余人。由此保守派肃清了全部政敌。这一“安政大狱”是日本封建末期空前的恐怖专政。幕府迫害大批有为之士，加速了自己的崩溃。井伊直弼于第二年（万延元年，1860）3月3日在樱田门被水户、萨摩两藩士刺死。11月，天皇下大赦令，赦免了大狱中幸存的受难者。^[295]

开港后日本经济的恶化

根据安政条约，安政六年（1859）7月1日开港。开港后，日本对外贸易迅速增长。1860年输出为470余万美元，输入为160余万美元。1867年，输出为1200余万美元，输入为2160余万美元。八年间输出入总值增加5倍多。生丝、茶、蚕种和棉花大量出口，造成价格上涨。以桐生地方生丝价格为例，开港后1859年10月价格较开港前平年的价格上涨了3倍。^[296]因生丝不足和价格上涨，以京都西阵为首的各地丝织业已难维持营业。为此，西阵织工曾在1859年底两次暴动。输出品价格飞涨，也影响了一般物价。米价从1857年起就开始上涨，以肥后米为例，1856年每石为80.5匁^[297]，1857年为107.5匁，1858年为133匁，1864年为229匁， 1865年更猛涨至473匁。^[298]日本金银比价为1∶5，而国际比价为1∶15，黄金价格低于国际牌价。西方商人和各国使馆人员利用差额，以墨西哥银圆套购日本黄金，攫取巨利。黄金外流，钱价下跌，也促使米、麦、盐等生活必需品涨价，造成农民、城市贫民和下级武士生活困难。

输入品以棉、毛织品为主，廉价棉布大量进口，沉重打击国内棉布生产。1861年棉花生产额下降为开港前的5%，而输入的棉布已占国内消费量的31.7%。关东真冈（栃木县东南）的棉织品业，开港前年产棉布38万反^[299]，开港后即降为12万反，不少织工失业流离。^[300]

阶级关系的新变化

开港后，农民和城市贫民生活恶化，他们反封建的斗争规模也随之扩大，带有全民族的性质。农民起义次数剧增，1860年发生43起， 1865—1867年平均每年发生55.3起，这都超过了上一次农民运动高潮期——天保年间（1830—1843）每年平均发生32.5起的数目。^[301]农民起义的性质也从全体农民起义演变为“改革世道”起义。这是以农民为基础的反抗幕藩领主制、地主制、商业高利贷资本等剥削阶级的斗争。斗争方式已不再“越诉”，而采取直接行动，摧毁地主富商住宅，要求减免租赋，自由贩卖农产品。并烧毁“检地账”，平分土地财产，从而具有比18世纪初更进一步否定领主制的土地革命倾向。

城市贫民起义的次数也显著增加。1865—1867年平均每年发生16.6起，超过了天保年间每年7.2起的数目。^[302]城市贫民捣毁暴动，大部分是反对幕藩领主和商人囤积粮食投机涨价的“米骚动”（抢粮暴动）。

开港后物价高涨，使下级武士的生活更艰难。幕藩统治者非但无法救济，反而继续用“半知”“减知”的办法克扣禄米，致使他们“怨主如仇敌”。这些下级武士本属封建社会的特权阶级，但在幕末已成为日趋没落的阶层。他们有些人从事商业、手工业，当医生、作家，有的设塾授徒，不少人甚至脱离藩籍成为浪人，实际上是在向城市小资产阶级自由职业者转化；他们又是具有一定经济文化、西方科技和政治思想的知识分子，对新事物敏感，他们已不再向幕藩体制寻求出路，而不同程度地希望从政治社会制度的改革中求生机。自天保改革以来，在萨摩、长州、水户、土佐、肥前等藩，大部分下级武士游离在各派政治势力斗争中，一部分被吸收到藩政改革事业里来。开港后，他们与代表领主门阀的上级武士的矛盾和斗争更加剧了。

开港也刺激商品生产的发展。商品经济发达下产生的新社会阶层——新兴地主富农，有的经营经济作物的栽培，有的经营制丝工业，有的作行庄制包买主和从事运输业等。农村生产者也有兼作商人的，这些商人被称为豪农豪商。^[303]幕藩领主实施领内物产专卖，勾结特权商人，垄断运输和贸易，采取压抑商品生产者的政策，日益威胁豪农豪商的切身利益，因而后者具有反封建的意识。但豪农豪商中多有兼任村吏、依附封建制度进行剥削的，少数人还买得武士身份，或任官吏，所以他们又多少害怕革命，只要求在不根本改变封建制度的范围内，发展资本主义。

在内外矛盾日益加剧的形势下，萨、长、土、肥和水户等强藩大名与幕府矛盾加深了。这些大名要求参与幕政，反对幕府的专制，推动着尊王攘夷运动的高涨。

3.尊王攘夷运动

尊攘思想的兴起

“安政大狱”打破了“强藩合议、改革幕政”的幻想，标志幕政改革的终结。具有反幕倾向的各种势力逐渐集结到“尊王攘夷”的旗帜下，幕藩改革派变成全国性的尊攘派。运动的主导力量由改革派的藩主、公卿和中上层武士转移到下级武士领导的激进武士和豪农商的“草莽志士”联盟中来。这是幕末政治斗争形势的第一次转变。

日本尊王思想渊源于德川前期。儒家山崎闇斋、浅见斋（1652—1711）本据朱子学阐明君臣大义的名分论以及中日历史上忠臣烈士事迹，倡导“尊王大义”思想。水户藩主德川光国编纂《大日本史》，强调《春秋》的“大义名分”的前期水户学，都酝含着尊王思想。另一方面，前期国学派从萌芽状态的民族主义出发，附会日本古代传说的神国思想，主张日本是神国，是世界的中心，日本人是神的子孙，是优等民族，要以“大和心”代替“汉心”（本居宣长语）。明治维新前夕，后期国学派主流平田笃胤（1776—1843）、铁胤父子认天皇绝对神圣，尊王成了国学的正统思想，与后期水户学的尊攘思想结合，具有现实的政治意义。

作为幕末政治运动指导思想的尊王攘夷论，可以追溯到朱熹“攘夷狄以尊周室”（《论语章句·宪问篇》）的学说。水户学鼻祖藤田幽谷（1774—1826）在《正名论》中说：“幕府若尊皇室，诸侯即崇幕府；诸侯若崇幕府，卿大夫即敬诸侯。夫然后上下相保，万邦协和。”^[304]他的门人会泽安1825年著《新论》，坚持富国强兵，加紧海防为藩政改革的亟务。可见“尊王”“攘夷”，都是为了加强幕藩统治，本无反对幕府的意思。但朱熹在他所著《通鉴纲目》里，为树立封建王朝正统观念，又强调王霸之辨，提出尊王斥霸的主张。幕末欧美列强侵日，幕府不但镇压改革派，更屈辱地签约，改革派对幕府的希望完全破灭，由此依靠王室、击攘外敌的呼声昂扬。维新前夕，平田笃胤父子认为王权久为将军所夺，应还政于天皇，“尊王攘夷”终于发展为勤王倒幕的思想。当然，不论水户学还是国学的尊王攘夷思想，都没有越出封建制的范畴。但到“安政大狱”发生，民族危机和阶级矛盾全面激化，这一忠君排外的封建思想跟包括豪农豪商在内的各阶层人民反封建、反侵略的迫切要求相结合，有了新的时代内容，成为各藩进步下级武士网罗各阶层势力、否定幕藩领主制、反对侵略、具有民族统一目标的口号。总的看来，反幕势力号召“尊王攘夷”，也反映了日本新的生产关系还不成熟，不能产生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民主思想。然而凡是反对现存秩序，必须具有一定的革命理论，在当时条件下，为寻求反幕府的理论根据，下级武士只能竖起比幕府地位高，且为封建主义所承认的权威，即天皇的权威。因为他们除“尊崇皇室”和“击攘夷狄”的大义名分论之外，找不出其他更合理的反抗根据，这就是下级武士“尊攘”论局限性的所在。换言之，它成为反对幕藩封建体制各派的共同政纲，也是日本资本主义不成熟的条件所决定的。

万延元年（1860）3月3日，在江户城樱田门外之变^[305]发生后，“尊王攘夷”由理论变为下级武士、浪人的实际行动。这表明原为改革派大名辅佐的下级武士、浪人和豪农豪商出身的反幕派已越过本藩大名，走上了政治第一线，展开了全国性的斗争。

尊攘派对公武合体派的斗争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严重化，在幕府和萨摩、土佐等藩大名及上层武士中，出现了调和朝廷与幕府间关系的幕藩改良主义——“公武合体”运动，它与尊王攘夷运动相对抗。

幕府保守派企图借迎娶孝明天皇的妹妹和宫作将军德川家茂（庆福）的夫人，以实现“公武结合”，争取天皇的权威来加强幕府地位。公卿中的公武合体派岩仓具视于1861年10月20日陪同和宫到江户，积极促成其事。萨摩藩主的父亲岛津久光，是个强烈的攘夷主义者，各藩志士曾寄望于他，要推举他为首反幕。但岛津久光从国内最富强的封建大名利益出发，认为尊攘派的活动是“浪人轻率之举”^[306]，对他们打破幕藩封建秩序的行动极为不满，坚决致力于“公武合体”，企图通过改良达到攘夷和改进幕藩关系以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1862年3月，岛津久光带领藩士千余人到达京都。他首先在4月23日晚派家臣刺杀正在京都郊外伏见“寺田屋”旅馆开会的萨摩藩尊攘派领导人有马新七等七人，以镇压尊攘派活动（“寺田屋之变”）。然后又带着天皇改革幕政的指示，与皇室公卿一起去江户，督促幕府吸收强藩参与幕政，实行幕政改革。当尊攘运动日趋高涨时，公武合体派企图聚集皇室、幕府和各藩大名及上级武士的力量，维护摇摇欲坠的幕藩体制，以便由他们分享最高权力。

尊攘派向公武合体派展开了斗争。在长州藩，尊攘派领导人久坂玄瑞等把公武合体派上级武士逐出藩政府。1862年7月召开的藩政会议上，使藩政府方针由“事朝廷以忠节，事幕府以信义，事祖先以孝道”的公武合体宗旨改变为“奉敕攘夷”。长州藩遂成为尊攘派的基地。^[307]

尊攘派对付公武合体派的战术是攘夷。1860年12月5日，尊攘派浪人在三田刺杀了美国使馆翻译休斯根（H.Heusken）。1862年12月12日，长州藩的久坂玄瑞、高杉晋作等人烧毁了江户的英国公使馆。各地也陆续发生杀伤外人事件。这些攘夷事件的目的是使屈服于外国的幕府陷于困境。尊攘派还用恐怖手段打击公武合体派。1862年1月15日，宇都宫藩士菊池教中等人，在江户坂下门外袭击了首席老中安藤信正，使他负伤后被迫辞职，史称“坂下门之变”。^[308]7月，尊攘志士刺杀了公武合体派公卿的家臣岛田左近及参与安政大狱的人物，又扬言将谋杀朝廷公武合体派首脑岩仓具视等人，迫使天皇罢免岩仓，任用激进的下级公卿三条实美等。8月，岛津久光在江户促成了幕政改革，^[309]回到京都，当地形势大变，政权已由尊攘派左右，他不得不悄悄地返回本藩。

尊攘派的攘夷行动和新军的组成

接受了“寺田屋之变”教训的尊攘派，认识到大名不可信赖，把希望寄托在天皇身上。各地尊攘志士又聚集到京都。1863年1月，他们在京都东山的翠红馆会合，开始打破藩国界限，共商尊攘大计。长州藩的久坂玄瑞、土佐勤王党的领导者地主兼乡士武市瑞山^[310]等人成为中心人物。信州的地主、蚕丝批发商兼酒店主人松尾多势子，把蚕丝交易所作为他们的联络地点。至此，政治中心从江户移到京都。尊攘派志士联合激进下层公卿三条实美等怂恿天皇下令幕府攘夷，实际是借此发动讨幕。幕府在群情激昂下，不得不表示接受，几经拖延，最后定于1863年5月10日实行封港攘夷。条件是“彼若开衅，当予炮击”。攘夷期限届临，长州藩尊攘派首先炮轰通过下关的美国商船和法、荷军舰，显示了日本人民反抗殖民主义者的气概。但在6月1日遭到外舰回击。美国联合英、法、荷三国，胁迫幕府处分长州藩。7月2日英国向萨摩藩交涉尊攘派在生麦杀伤英商事件^[311]决裂，炮击鹿儿岛，萨摩藩坚不屈服。站在斗争最前列的长州藩尊攘派，从中国太平天国革命被列强镇压的事实中，认清殖民主义者会报复，特别是藩内保守派与幕府及列强勾结的可能，在下关受到外舰回击后，随即建立由农民市民志愿者组成、步卒和下级武士率领、豪农商出资的新军——以“奇兵队”为首的“诸队”。^[312]这是同旧藩兵迥然不同的新型民兵，以下级武士高杉晋作为队长。这个军队虽仍由藩厅掌握，但因吸收农民、町人、手工业者参加，使用近代武器，打破了封建身份等级制，因而发挥了武士团远不能及的威力，成为尊攘派武装力量的基础。此外，还建立了以地主富商为骨干的农兵队。

4.倒幕运动

8月18日政变与下关战争

尊攘派由于萨、长两藩实行攘夷，声势大振。长州藩策动各藩志士浪人联系皇室公卿，迫使朝廷亲征外夷，压制反对者。于是朝廷于1863年8月13日宣布孝明天皇将到奈良参拜神武天皇陵，召开军事会议后祈祷攘夷。但孝明天皇仍倾向公武合体派。他表示：“权力下移，终至颠覆治国之基，朕深忧之。”^[313]1863年8月，他和上层公卿串通幕府和萨摩、会津的藩士，发动了“8月18日政变”^[314]，尊攘派毫无准备，措手不及。长州藩的久坂玄瑞、桂小五郎（木户孝允）和土佐藩的土方允元等，偕同三条实美等开明派公卿7人逃出京都，退往长州。尊攘派势力被清除出京都。^[315]

各藩尊攘派武士豪农纷纷起义，^[316]但因没有取得广大民众支持，被幕府镇压。1863年12月，天皇任命公武合体派大名一桥庆喜、松平庆永、松平容保、山内容堂、伊达忠诚、岛津久光为参预，组成参预会议，共议国策，公武合体派控制了中央政局。^[317]政变后，各藩的尊攘运动也遭挫折。土佐藩士武市瑞山等被前藩主山内容堂逮捕入狱，并在1863年5月令其切腹。土佐勤王党的其他人员坂本龙马和中冈慎太郎被迫逃离本藩。长州藩保守派卷土重来，控制了藩政，1863年底，下令限制“诸队”人数，禁止农兵队训练。聚集在长州的藩内外尊攘派急于扭转颓势，1864年6月，久留米神官出身的真木和泉及久坂玄瑞不顾高杉晋作等人反对，带兵前往京都。7月19日进攻宫廷，在右蛤御门（皇宫西门）被松平容保（幕府京都守护）指挥的会津、萨摩两藩兵击败，真木及久坂自杀（“禁门之变”）。至此尊攘运动事实上已经终结，中央和各藩的政局表面上都受公武合体派控制。

由于“禁门之变”，长州藩和尊攘派被视为叛逆。1864年7月，天皇下令幕府征伐长州藩。幕府纠集中国、四国、九州的35藩兵力，准备粉碎反幕势力的基地。英国殖民主义者决定利用这一机会对1863年5月长州炮击外船的行动实行报复，克服尊攘派阻挠对日贸易的难局，并夺取新的权益。英国于1864年8月5日联合美、法、荷舰队，以战舰17艘、炮288门、兵5000余，大举进攻关门海峡。奇兵队和人民英勇抗战，但藩政府丧失斗志，四国舰队仅3天就攻陷下关（“下关战争”）。8月13日长州藩被迫接受和议：（1）优待并供应通航海峡的外国船只；（2）不准修复和新建海峡炮台；（3）赔偿联军战费和火烧下关市区的代价300万美元，但应由发出攘夷命令的幕府负担。^[318]下关战争的结果，迫使日本对外政策从攘夷转向开国。

下关战争后，围绕对幕府征讨长州藩应持方针的问题，长州藩保守派上级武士与尊攘派的斗争激化，保守派主张向朝廷、幕府“恭顺谢罪”，而凭借“奇兵队”等“诸队”（新军）力量的高杉晋作、井上馨、伊藤博文等则力主“武备恭顺”，即表面顺从幕府，如幕府想处罚长州藩，则准备抗战。^[319]9月末的藩政会议上，“武备恭顺”主张渐占上风。但这时幕府和长州藩保守派势力抬头，保守派见势不妙，便诉诸恐怖行动，以刺客袭击井上馨，负重伤后监禁了他。高杉晋作与伊藤博文被迫逃往筑前。当11月幕府征长军逼近长州时，藩政府命令“禁门之变”的责任者3名家老自杀。藩主毛利敬亲请求宽大处分，幕府命毛利父子：（1）呈交亲笔谢罪状；（2）破毁山口城堡；（3）将三条实美等公卿送交筑前藩。毛利敬亲都接受了。其他各藩尊攘派在反动势力下都被镇压，或死或逃，幕府第一次征长战争便告结束。

长州藩转向倒幕开国

“8月18日政变”和以后一系列事件证实了久坂玄瑞在1862年的预言——“诸侯不足恃，公家不足恃”^[320]，使尊攘派认识到，依赖保守庸愚的天皇攘夷是不行的。尤其在同殖民主义者直接交锋后，更了解到不根本推翻腐朽的幕藩体制，摆脱封建束缚，发展先进科学技术，建立富强的近代民族国家，绝不能克服民族危机，只有倒幕才是挽救日本的先决条件。以后，尊攘派以中国在鸦片战争后，因积弱而被列强宰割作为教训，决定奋起自强。自强首先要振兴工商业，实行开国，扩大对外贸易，以集中政治军事资金。支持尊攘派的西南豪农富商在开港后企图发展独立自主的经济，也要求放弃盲目排外政策。在此以前，尊攘派为攘夷而尊王，攘夷是中心口号。到了此时，根本战略应由攘夷转为倒幕，并为倒幕而要求开国，于是放弃了攘夷论。就这样，尊攘派变成了倒幕派。这是幕末政治斗争形势的第二次转变。

随着人民反封建斗争的高涨，倒幕派下级武士在包括地主富商等阶层的革新势力中树立了更坚实的领导权。他们已不再仅仅依靠“草莽崛起”，而致力于依托西南各藩的“割据富强”，壮大倒幕实力。

倒幕派首先控制了长州藩，和上层豪农商结成同盟，通过他们，动员群众，组织到人民武装（诸队）中来。1864年12月，高杉晋作等潜返下关，指挥伊藤博文等率领的诸队，发动了夺取藩保守派权力的内战。濑户内海沿岸的豪农商支持新军的斗争，抵制保守派解散诸队的命令。小郡农兵队创建者豪商秋本新藏鼓励高杉晋作和兼重让藏说：“假若你们的部下不能取胜，新藏就发动农民起义，来恢复国家（指藩），无论出现任何事情，请兼重先生都不必顾及。”^[321]像这样的草莽志士（豪农商、村长、教师、僧侣、神官等）在各地发挥了很大的宣传动员作用。他们牺牲一切，为爱国倒幕组织各种民兵队，参加到新军里来。庆应元年（1865）2月，倒幕派获胜，重掌长州藩权力。

高杉晋作和木户孝允进行“割据富强”的改革。他们录用农村医生出身精通西方军事的大村益次郎（1824—1869）改革军制：一律更换新兵器；解散旧式军队，编成近代步炮兵，大名和藩士的家臣兵卒都脱籍参加；解除主从关系，更吸收农商出身青年，受新式军事训练；“奇兵队”等则作为新军基干，全部纳入藩政府控制下。另一方面，藩厅为防范群众，又组织以“世禄之士”为中心的“干城队”，并禁止组织新的农兵队，^[322]显示倒幕派武士的局限性。在改革军制的同时，从1865年10月起，藩政府新建了造船、冶铁、炼油等藩营手工业工场。^[323]早在1864年下关战争失败后，长州舆论已倾向“开国”。实行军事改革和增强军备，需要大量输入西洋武器，于是扩大商品经济和对外贸易。长州和一些外商不顾幕府禁令，进行下关至上海的秘密贸易。^[324]在此期间，长州藩与英国逐渐接近。长州藩的“庆应改革”，形式上仍像过去的藩政改革，但实际上已包含了否定幕藩体制原则，积蓄倒幕的物质力量，预示以后明治政府采取的方向。

维新前夕列强的角逐

英、法、美、俄等侵略国家并不满足于“安政条约”，他们企图在日本攫取更多的权益。文久元年（1861），沙俄为同英国争夺世界霸权，派军舰占领对马岛，无理向对马藩主提出永久租地要求，恣意建造营地。对此，马克思在1862年3月给恩格斯的信中就指出：“俄国人又占领了朝鲜沿海的一个很好的岛屿。此外他们又在爪哇（实为日本，后来马克思做了订正）^[325]实行新的‘占领’，由此你可看出，这就保证了他们在太平洋北部霸权。”^[326]

最积极图谋控制日本的是英法两国。英国首任驻日公使阿礼国（R.Alcock）坦率承认：“日本是我国在东方拥有重大权益的前哨，即使没有贸易，也不能破损这大英帝国链环的一节，若其他强国从日本退出，日本就可能成为沙皇世界帝国的一环，使太平洋处于俄国势力之下。所以为对抗俄国，英国必须保有日本。”^[327]正因为这样，1862年日本发生攘夷派杀伤英人的“生麦事件”，英国就联合法军进驻横滨，迫使幕府处刑、赔款，承认租界警备权，并由幕府为英、法建军事基地，军队至1875年才撤出。

1864年8月，英国乘幕府第一次征讨长州藩之机，为支持幕府镇压尊攘派，又联合美、法、荷四国舰队炮击下关，武装进攻长州藩。1866年列强以缓交长州藩炮击外船赔款为条件，迫使日本签订《改税协定》，并勒索了由上述四国参与日本海关事务的特权。^[328]但通过下关战争，英国看清腐朽的幕府难免被强藩支持的皇室代替，尊攘派转向倒幕后，法国积极支持幕府。英国为独占日本，便企图利用倒幕势力夺取政权，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既利于扫除法国势力，又可压制日本人民革命，英驻日公使阿礼国在离任时已提出这一方针。1865年到达日本的第二任公使巴夏礼^[329]忠实执行了这一政策。他竭力接近萨、长，售给他们舰船武器。一个出卖武器的英商格拉巴曾帮长州藩井上馨和伊藤博文赴英留学，这时英国示意愿借款给他们。^[330]1866年7月，英使馆的萨道义（E.Satow）还多方煽动西乡隆盛提早倒幕，^[331]但西乡和大久保仍力谋避免英国干涉日本的内政。

法国拿破仑第三政府企图炮制一个亲法的日本政权，幕府也蓄意勾结法国。1864年5月，派池田筑后守（长发）到巴黎，与法外务大臣铎旺鲁义签订巴黎协定，约定法国充实日本军力，压制倒幕运动。同年，法驻日公使罗休（Leon Roches）同幕府进行了下列谈判：（1）使用法资建海军兵工厂和铁厂。1864年这一协议具体化，在横须贺和横滨设两所铁厂。

（2）由法国出资建立日法联合贸易公司，垄断日本生丝出口。（3）以北海道砂山作担保，借法资购军舰武器。（4）建立幕府常备军，派海军学生赴法留学，由法国公使和军官任指导、顾问，在江户设士官学校，教练步骑炮三军，改革军制。（5）庆应二年（1866），由法国借款600万美元，在罗休指导下，对幕府内政、外交、军事、财政进行全面改革。这是一个控制日本的庞大计划，^[332]如果不是明治维新胜利，日本将很可能变成拿破仑第三的附属国。

美国由于本国南北战争紧张，对日侵略步伐似乎迟缓一些，但就在维新前日本局势最混乱时，美使馆迫使幕府以路权无偿和材料进口免税的条件，出让江户至横滨间铁路的敷设权给美国。甚至明治政府成立后，新任美使德隆格仍逼日本追认，直至被日方严正拒绝。^[333]

所有这些，清楚地说明幕末日本，面临着沦为欧美列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危险。

萨土两藩策略的转变

1863年7月，英国派遣军舰7艘驶抵鹿儿岛，要求萨藩解决生麦事件问题。^[334]谈判破裂，英舰炮击鹿儿岛。萨藩击退英舰，但自己也损失很重，鹿儿岛大半市街被毁于萨英战争。由此，萨藩认识外国武力强大。藩论转向开国，逐步接近英国，购买武器，增强军备，要求摆脱幕府对生丝贸易的垄断，独立开展对外贸易。

1864年初，幕府公武合体派的参预会议上，维护独占对外贸易的幕府与反对垄断的萨藩冲突，导致参预会议解体。这表明公武合体运动已趋没落。此后，幕府由强硬派小栗忠顺掌权，在法国公使罗休支持下，顽固维护旧体制，蔑视诸藩联合政策。^[335]罗休更策划勾结幕府再次征讨长州藩。在此局面下，萨藩以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为首的激进派逐渐占了上风，实行“割据富国”，走向倒幕。这一方案是五代友厚和松木弘安（寺岛宗泽）提出的。他们曾在萨英战争中被英俘虏，后去英国留学，并遍访欧洲各国。在对比国内外大势后，主张开国。并建议组织“商社”，与上海直接进行贸易；购买外国机械、武器；选派留学生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等。^[336]他们进而否定幕府政治，主张“天下列藩统一意志，发起国政大改革”，设立上下两议院。实际要把改革推向全国，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强藩联合政权。萨藩沿着西乡和五代等人的路线，积极展开外贸和藩际贸易；聘请外人教授制糖技术；购入外国舰船17艘（数量居各藩之首）和大量武器；实行军制改革，按英制改组军队，增强了经济和军事力量，成为倒幕派的新据点。

土佐藩一直由公武合体派掌藩政，藩主山内容堂，更坚定佐幕，但藩士中开国派吉田东洋等力谋富国强兵。倒幕派各藩又逐渐强大，山内也不得不亟谋自强。根据后藤象二郎的建议，设立开成馆，办新政。藩厅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贷款给生产者，农产品生产多样化；发展造纸、樟脑业，产品由政府专卖。还在长崎、大阪建立商馆，进行外贸；购买舰船、铸炮输入武器弹药，加强军备。由此，山内为幕府所忌，屡受惩处，在倒幕派影响下，态度转向促使幕府自发将政权归还皇室，即所谓大政奉还。

萨长同盟

萨长两藩为争夺全国政局的领导，曾存在尖锐矛盾。后来形势改变，两藩处境和认识渐趋一致，因而采取了相似的内外政策，关系逐步接近。在第一次征长战争时，担任幕军征长参谋的西乡隆盛，对幕府持异议，力主撤回征长军，从轻处理长州藩，迈开了萨长接近的第一步。1865年1月，萨长为对抗幕府独占外贸，恢复了中断的两藩贸易，联合对抗幕府。在加强萨长合作方面，发挥重大作用的是土佐藩的倒幕派坂本龙马^[337]和中冈慎太郎^[338]。经两人斡旋，1866年1月，长州的木户孝允和萨摩的西乡隆盛、小松带刀，在京都达成缔结萨长军事同盟条约六条。密约规定在幕府第二次征讨长州时，萨藩要协助长藩，并共同举兵反幕。^[339]

这时全国各地农民为反对再次征长纷纷起义，各大城市捣毁运动高涨。7月萨摩藩主岛津忠义用父亲久光名义，向关白递呈长文意见书，要求处长藩以宽典，迅息兵端，以缓争乱纷崩之局。还提出秉“公议正论”，“变革政体”，加强军备，以成“中兴大业”等意见。^[340]自此，萨长联系依靠坂本龙马“社中”的活动，从萨摩购运武器接济长藩，又从长州购运粮食接济萨藩，两藩所需武器都由英方提供。11月，木户孝允和萨摩的五代友厚，又经坂本斡旋，在下关签订《商社会谈议定书》，建立了萨长经济同盟。^[341]田中彰指出，萨长两藩以萨摩、长崎、下关为中心（可扩大到大阪）的西南日本贸易圈，有切断幕府支配的国内商业网，形成全国性市场的企图。^[342]倒幕派在政治军事联合的基础上，又增强了经济的结合，由此形成了以萨长同盟为核心的举国讨幕的局面。

日本何以没有沦为殖民地

在19世纪中，东方的后进国家都相继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保护国，唯独日本不像印度、中国那样变成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这在国内外学者中有过大量的研究和争论。笔者认为，这一问题必须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分析。

第一，19世纪50至60年代，欧美列强正处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它们对外侵略的主要目的是把世界变成一个资本主义自由市场，除沙俄和普鲁士仍热衷于领土的掠夺外，一般还没有发展到垄断和分割世界的地步。英国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印度和中国，对日本市场不很注意；法国殖民势力集中在东南亚，美国处在南北战争时期，没有横渡太平洋开辟远东殖民地的能力，这就给日本以亚洲唯一能获得独立并发展资本主义的机会。

第二，在欧美列强侵略东方的过程中，一开始就激起亚洲各国人民的抵抗，其中继鸦片战争于1850年开始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历时达15年之久；1856至1857年伊朗的反英暴动；1857年印度士兵的反英起义。所有这些民族解放运动，客观上都起了掩护日本的作用。当时英国驻日公使阿礼国承认：“亚洲任何民族，至今还没有一次不进行顽强反抗而屈服于欧洲人的。他们甚至在感到完全没有取胜希望之后，仍能顽强地继续下去……只不过是改变了斗争的形式而已。”所以他说，如果西洋各国以军事压力战胜日本，也无法使之屈从，而且“在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关系下，日本人和欧洲人的任何融洽也是不可能的”^[343]。这种侵略者的自供，清楚地表明了欧美列强领略东方各国人民坚决抵抗和沉重打击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1862年日本长州藩倒幕派首领久坂玄瑞也提出“由于中国‘长发贼’（对太平军的贬称）势盛，所以英法不敢恣意向日本用武，万一‘长发贼’向英法屈服，英法一定会入寇我国”的看法，^[344]可见，亚洲人民的革命斗争在日本被殖民地化的危机中起了巨大的遏止作用。

第三，幕末日本的民族市场基本形成，资本主义发展有了一定的基础。当时印度早成为英国殖民地，仅有的民族资本被扼杀，整个达卡成为印度纺织工人的尸骨堆；中国在列强勾结清政府共同压榨下，买办资本和地主经济统治了全国，资本主义萌芽不能有丝毫发展。中、印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在强大的国内外敌人联合镇压下分散无力。日本则以豪农豪商和下级武士为核心的资产阶级化的新兴力量在幕末已初步登上政治舞台，国内民族统一，列强无法分化。

第四，日本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坚定性和持续性。早在1861年沙俄企图占领对马岛时，当地藩主逃避，人民却奋起抗击，长州藩武士也赶来应援。青年松村安五郎组织岛民勇战，迫使俄军退出。1863年5月长州藩炮击下关外船，虽属于排外性的行动，但6月炮台为列强舰队击毁，长州藩被迫起用藩士高杉晋作，改革派掌了兵权，立刻建立民兵——“奇兵队”，步卒、农民、工商业者纷纷参加。高杉改革封建身份制的旧藩军，陆续编成猎夫、力士、僧侣、屠勇（贱民）等组成的民兵队，藩厅只得允许人民自由武装。1864年8月，四国联合舰队发动对长州藩的下关战争，全藩不分男女老少，一律上阵奋战，一向宗妇女齐集寺院为前线赶造枪弹。^[345]在幕末列强虎视眈眈的日子里，还出现过农民捉拿法国军事教官，对打击幕府出卖民族利益也具有深刻意义。此外，倒幕派一些领导人物多数有爱国思想，如西乡隆盛拒绝英国公使援助，认为借助外国势力解决日本内政问题是不光彩的。^[346]

本章第一节原载《日本史》第九章，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

第二节原载《日本史》第十章，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

第三节原载《日本史》第十一章，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

第四节原载《日本史》第十二章，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

第五节原载《日本史》第十三章，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

【注释】

[1] 《资本论》第1卷下，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785页。

[2] 京升：方4寸9分，深2寸7分，与现在的一升几乎相等。

[3] 一地一作人：以前土地的所有权很复杂，现在承认一耕地只有一个所有权，法律规定直接耕 种者拥有土地所有权，废除名主、地侍等在中间役使农民和收取实物，消灭中间剥削，促进农 民的解放。

[4] 《浅野家文书》，《日本史料集成》，第257页。

[5] 水林彪：《日本封建制的重建及其社会的确立》，山川出版社，1987年，第124页。

[6] 《小早川文书·天正16年7月8日秀吉法令》，《日本史料集成》，第258页。

[7] 《小早川文书·天正19年8月21日秀吉法令》，同上书页。

[8] 奈良时代以来，货币成色不齐，民间拒用劣钱，币价不稳，统治者屡发《择钱令》（原作《撰钱令》），并制定按成色的交换率。

[9] 西班牙圣·弗利伯号商船遭风暴漂到土佐，秀吉部下增田长盛没收其船货。有一海员说，西班牙的企图是先派传教士驯服居民，接着调兵侵略。秀吉得知后大怒。

[10] 水林彪：《封建制的再编与日本社会的确立》，《日本通史》第2卷，山川出版社，1987年，第153页。

[11] 佗茶：一种不拘形式、只讲究闲寂简素的茶道，桃山时代很流行。

[12] 1577年10月，丰臣秀吉曾告织田信长说：“君欲赏臣功，愿以朝鲜为请。臣乃用朝鲜之兵，以入于明，庶几倚君灵威，席卷明国，合三国为一，是臣之宿志也。”（赖山阳：《校刻日本外史》第15卷第7页，1893。）

[13] 藤木久志：《织田·丰臣政权》，小学馆《日本历史》第15卷，1977年，第185页。

[14] 《史料日本史》，近世编，吉川弘文馆，1964年，第59页。

[15] 今佐贺县东松浦郡北端镇西町。

[16] 龟船形似乌龟，甲板铁制，其上作十字路，便于往来。甲板下两舷各置大枪六挺，船头船尾各置大枪一挺。櫂手亦在甲板之下，进退轻捷。船上还备有大炮、弩炮、巨弓，既用于海战，亦用于破城。龟船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第一流战舰。

[17] 《明史》第238卷，中华书局，1974年，第6194页。

[18] 藤木久志：《织田·丰臣政权》，《日本历史》第15卷，小学馆，第333—334页。

[19] 同上。

[20] 《日本历史》第7卷，读卖新闻社，1965年，第172页。

[21] 日本参谋本部：《日本战史》朝鲜之役篇，偕行社，1924年，第251页。

[22] 《史料日本史》近世篇，第63页。

[23] 关于和议经过，有些问题中日史料内容悬殊，有待进一步考证。

[24] 朝鲜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朝鲜通史》，吉林人民出版社，中译本，1973年，第781页。

[25] 《明史》第247卷，中华书局，第6412页。

[26] 德川家康原为三河国（今爱知县）一个小诸侯，因助织田信长有功，扩张势力，逐步领有甲斐（今山梨县）信浓（今长野县）之地。

[27] 伏见是京都南郊战略要地。

[28] 公定年产米量当时称“石高”。日本在1582—1875年政府清丈耕地时确定凡诸侯领地、武士禄米的数额和农村米谷的产量都以“石高”表示，“石高”数额往往高于实际收获量。

[29] 丰臣秀吉侵朝时，老将之间就发生派系对立。一派以五奉行中的石田三成和侵朝主将小西行长为首，代表近畿先进地区小农生产和商品货币经济势力的官僚层；一派以另一侵朝主将加藤清正及秀吉的功臣福岛正则为首，代表九州、中国等后进地区封建农奴主势力的武将层。在对待侵朝战争问题上，前者结托五大老中的前田利家和毛利辉元，主张同朝鲜讲和；后者结托德川家康，主张战争。以后逐渐发展到全国大名都卷入了这两派的斗争。

[30] 1560年正月，家康在大阪城楼接受诸侯们的参贺，石田三成认为丰臣的将领有归顺家康的趋势。

[31] 战后被消灭的诸侯（大名）91家，被灭封的4家，没收公定土地年产量约642万石的领地。

[32] 方广寺钟铭事件：秀吉在京都东山建立的方广寺因地震倒塌，幕府借口祷求秀吉的冥福，命 秀赖再建，迫使耗去巨资。钟铸成后又诬称钟铭上“国家安康”一语有诅咒（腰斩）家康的意 思，向丰臣氏大兴问罪之师。

[33] 德川家康事迹参见北岛正元：《德川家康》（中央公论社版）、中村孝也：《德川家康》（至文堂版）。

[34] “藩”即皇室分封给臣下的领地，意指诸侯有屏藩（捍卫）王室的作用。日本德川中期儒学发达，模仿中国，称大名为诸侯，其领国为“藩”。后通称拥有公定年产米量万石以上领地的诸侯为“大名”。大名按照人们和将军家关系亲疏，分为亲藩（将军同族），谱代（关原之战前臣属德川氏的世代家臣）及外样（关原战后归顺德川氏）三等。大名的名额常变动，江户中期约有270家。

[35] “天领”散在关东、东海、近畿一带，初期只限于丰臣赐给德川家康的领地。关原战役后，增加了幕府没收自反对派大名的领地、丈量出农民漏报的土地以及幕府的新垦地。

[36] 旗本：封地收入万石以下，准许谒见将军的直属家臣（“直参”）。御家人：只给禄米，不分给领地，没有谒见将军资格的武士。

[37] 公役：包括“参觐交代”、警卫要地、负担幕府兴办各种土木工程的课役等。军役：指战时按租赋收入多少，分担供应兵员、武器的任务。

[38] 幕府直辖的都市有大阪、京都、奈良、伏见、山田、骏府、甲府、长崎、堺等。矿山有佐渡、伊豆、石见等金、银、铜矿区。

[39] 根据庆安二年（1649）军役表，见《德川禁令考》第1帙，第90页。

[40] 伊东多三郎：《江户幕府的成立与武家的政治观》，《历史学研究》，第131—132号。

[41] 《群书治要》：631年唐魏征等奉敕撰，汇摘群书有关帝王治术，足资劝诫的篇章，50卷。

[42] 《禁秘抄》：13世纪初顺德天皇用汉文记述宫廷行事、仪礼、掌故的书，共29项，2卷。

[43] 二条城，1603年德川家康所建，是历代德川将军到京都坐镇的城堡，殿宇雕绘辉煌，明治维新后改为天皇离宫。

[44] 德川时代以前，朝廷对武士有官位授予权。德川幕府《禁中及公家诸法度》（1615）第7条规定，武士官位脱离公家官位而完全独立，由幕府授予。（《德川禁令考》卷1）

[45] 《武家诸法度》是大名以下武士应遵的法律，共13条，严定武士身份等级，大名参觐交代时随从兵额，鼓励大名修炼文武，自奉俭约，禁止新筑城堡、结党营私、隐藏罪犯、擅兴兵革及大名间私缔婚约等事。（参见《德川禁令考》卷3）

[46] 永原庆二：《日本经济史》，有斐阁，第103—116页。

[47] 羽仁五郎：《幕末的社会经济形态、阶级关系及阶级斗争》，《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岩波书店，1932年，第19—20页。

[48] 本百姓是德川时代登记在土地清丈册上，占地自营，按期缴纳贡赋的农民。它是幕藩体制的主要经济基础，外观上是自耕农，但它的经济地位极不稳定，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达在不断分化，少数成为富农、地主，多数沦为贫雇农。

[49] 当时农民的地位有如19世纪初幕府执政（老中）松平定信所著《国本论》所说：“至今有五公五民、六公四民、七公三民之说，贡赋之多，更难数计。场圃有赋，家屋有赋……又榷布、榷酒、榛、柞、椒、麻之类，悉使上贡……收获时官吏数十百人巡行阡陌，途远必宿民家……民畏之如狼虎……虽在农忙，逢役即弃耒耜，负粮糈，经十百里而不得一文，反被杖殴怒骂。”（《日本经世大典》第13卷，第336—339页）

[50] 《落穗集》，《日本经济丛书》第2卷，第238页。

[51] “地方三役”是农村中的三种基层官吏，形式上由农民选出，管理村政，实际上是政府在农村基层的爪牙。三役中“名主”（又称庄屋，相当村长），每村1—2名，多半是有财势的地富，初为世袭，后改为选举产生；“组头”，辅佐名主，每村若干人；“百姓代”，代表村民办理交纳租税、指派徭役等事。

[52] “十人组”（以后改为“五人组”）：幕藩将村民每10户编为一组，迫使保证组内农民按期交租，取缔“盗贼”。发生欠租、盗窃等事，全组要负连坐责任。有如我国宋代王安石设置的“保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国民党的“保甲制”。

[53] 这一法令发布后，直至幕末统治着日本农民。它强制农民严遵法令、事村长如父母、日夜操作、不得怠惰，它规定“妇女不仅白昼，还须继以夜工。妻子事夫不勤、爱闲谈上街者应退婚”。农民不得购买薪柴、烟、酒、茶叶，不许着用棉麻以外衣料，不许饱食，更不应多食大米，只许吃杂粮。它用如下的话威吓农民：“必须交清年贡，否则借米2袋，5年本息就达15袋，终至卖出妻室子女，直至卖身。凡勤俭致富者，邻里尊重，代代享福。无家产者，阖村蔑视，困于饥寒，沦为盗匪则处刑死，双亲悲痛，同族受辱；犯法者本人入狱，还须传询村民。……”（《德川禁令考》卷43）

[54] 士、农、工、商，总称“四民”。本出于我国周代儒家用语，不完全适用于当时日本的情况。日本封建社会的士就是武士，农包括贫雇农到地主富农，工、商地位差别不大，统称町人（市民）。另外，统治阶级中的皇族、公家（公卿贵族）、僧侣、神官及被统治阶级中最底层的贱民（秽多、非人）等，都不在四民之列。

[55] 例如，武士分“侍”、“徒”及“中间”（又作“仲间”，义为“从卒”“伙伴”）三等。收入仅5万石的鲭江藩（越前），属于“侍”的家老到从士就多至63级。“徒”以下分为12级。属于徒以下的人，路上遇见上级的侍，就是在雨天也得拜伏路旁。

[56] 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只有统治阶级（贵族、武士）才有姓，平民、女子都不许有姓，仅有名。统治阶级中姓氏的使用极为严格。

[57] 武士通常佩带双刀，大刀杀敌，小刀（胁差）自裁（切腹）。

[58] 长子以下兄弟，除作人家养子或分居外，终身依赖长子，被称为“受照顾者”，生活地位都低。

[59] “高”指登记在丈地册上所有地应交租的收获量。

[60] 分附百姓指江户时代后进地区农家第二、三男及同族的名子、下人等依附性强的佃农。

[61] 王家骅：《日中儒学之比较》，《东亚中的日本历史》第5卷，六兴出版社，1988年，第154—157页。

[62] 儒家以孝悌忠信为四德，而孝为始（《大戴礼记》）

[63] 朱谦之：《日本的朱子学》，三联书店，1958年，第155页。

[64] 《藤原惺窝、林罗山》，《日本思想大系》第28卷，岩波书店，1980年，第192页。

[65] 昌平黉于1692年由林家学塾改为官立“昌平坂学问所”。宽政二年（1790）幕府从这里发出“禁止异学令”，定朱子学为任官考试主科，其他学问都斥为异端。明治维新后，学问所改为昌平学校，即东京大学的前身。

[66] 《日本教育文库》学校篇，同文馆，1913年，第450页。

[67] “七出”：本是我国儒学经典规定的“休妻”（丈夫离弃妻子）的七条依据，即妻犯无子、淫佚、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妒忌、恶疾七条之一，可以离弃。

[68] 作者不详，见《日本教育文库》教科书篇，第118—120页。

[69] “五障”：佛教认女子成佛有五种障碍，见《法华经·提婆达多品》。

[70] “四恩”：佛教认为人们应报答父母恩、众生恩、国王恩、三宝（佛、法、僧）恩。

[71] “八苦”：佛教认为人生有生、老、病、死、爱别离（与所爱者别离）、怨憎会（与所怨恨者聚会）、求不得、五盛阴（盛聚众苦）八种苦。

[72] “夜叉”：梵语yaksa的音译，意为丑恶食人的魔鬼。

[73] 《日本教育文库》训诫篇下，第1，第4—5页。

[74] 《日本教育文库》训诫篇下，第220页。

[75] 《日本教育文库》训诫篇下，第21页。

[76] 1665年江户僧浅井了意著，全书24卷，大倭即“大日本”之意。“二十四孝”本是元代郭居敬集二十四古人孝行辑录，日本在室町时代就译成通俗图绘的童话集，德川时代浅井等仿效编写日本的孝子传。

[77] 两书分别由林罗山之子林春斋及孙林信笃编撰。

[78] 《本朝女鉴》12卷，1661年浅井了意撰。

[79] 《朱子家训》是明末清初江苏昆山人朱柏庐（1617—1683）的《治家格言》。

[80] 清原贞雄：《国史与日本精神之显现》，1942年，第237页。

[81] 中江藤树（1608—1648），德川前期儒家，著《文武问答》，鼓吹“无畏为仁义之勇”。山鹿素行（1622—1685），德川前期儒家兼军事学家，被称为武士道理论的组织者，著有《士道》《武教小学》等。贝原益轩，著有《文武训》等。大道寺友山（1639—1730），江户时代兵法家，山鹿之弟子，著有《武道初心集》《岩渊夜话》《落穗集》。山本常朝（1659—1721），佐贺锅岛藩士，著有《叶隐》，宣扬为藩主决死尽忠的精神。《叶隐》与大道寺的《武道初心集》同被称为武士道书的“双璧”。

[82] 高须芳次郎《近世日本儒学史》，1943年，第251页。

[83] 山鹿以后对思孟二程发生怀疑，成为“古学派”的先驱，但始终崇拜孔子和朱熹。

[84] 据高须同上书第254页，按《礼记·中庸》引孔子的话：“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五达德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85] 《士道·明心术篇》，《山鹿素行集》，收入《大日本思想全集》卷3，第150—151页。

[86] 番头相当连长，组头相当排长，同伙相当同班排的士兵。

[87] 《武道初心集·臣职篇》，《日本国粹全书》第9辑，第71页。

[88] 赤穗藩主浅野长矩因事被幕府处（自杀）刑，1703年1月30日夜，藩士大石良雄、吉田忠左卫门等47人为主复仇，袭击江户本所松坂町吉良义央的邸宅。后被定罪全体切腹，引起了儒家的狂热赞扬。室鸠巢著《赤穗义人录》2卷，记述此事。今天流行日本的歌舞伎传统剧目《忠臣藏》及一系列文艺作品，就是以歌颂这一武士道典范为题材的。

[89] 日朝贸易一向由对马藩主按朝鲜政府许可的数目（每年约20艘）派日船赴朝鲜釜山经营贸易，朝船不到日本。

[90] 德川时代前后，琉球王室一直宣称自古属于中国，1609年虽被岛津藩征服，仍继续和明、清往来。岛津藩也禁止琉球人用日本名、穿和服，使节到鹿儿岛时，不让看到日本的年号、人名、书籍、器物等。（见《鹿儿岛县史》第2卷）日本史学家认为这是鹿儿岛藩主企图利用琉球同中国贸易牟利的策略，也是德川家康保持安定繁荣的长远计划。（小叶田淳：《近世社会》，《新日本史大系》第4卷，第101—104、176页，朝仓书店；北岛正元：《江户幕府》，小学馆，1977年，第289—293页。）

[91] 朱印船据说是1592年丰臣秀吉创始的。日商船在幕府特许下，利用季节风从长崎出发，到高砂（台湾）、吕宋（菲）、东京、顺化、广南、交趾、占城（越）、柬埔寨、暹罗（泰国）等地贸易。大船有达800吨、搭乘300人的。据统计，1604—1633年的29年间，共发出朱印状幕府贸易特许证148件，出国海员达8万人。

[92] 南洋“日本町”，主要有菲律宾的马尼拉，越南的会安（岘港附近）和沱，柬埔寨的金边，泰国的阿输陀（即那沙旺府）等。人数多的如马尼拉郊外的圣米格尔，达到3000人。

[93] 如泰国阿输陀日本町的头领山田长政（？—1630）得势时，军队里有日人800多名，山田因军功被封为太守。1630年因内乱被杀。日本町被毁。

[94] 岩生成一：《南洋日本町研究》。

[95] 天文十六年（1547）日本派出最后一艘遣明船后，中（明）日勘合贸易停止。1570年后由葡商操纵了日本银与中国丝的交换。（朝尾直弘：《锁国》第60—64页，小学馆）。

[96] 1581年荷兰通过资产阶级革命脱离西班牙，建立联邦共和国。1588年英荷海军联合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由此英荷取代西葡在东方的商业霸权。英荷分别于1600及1602年在印度及印尼设立东印度公司，进行殖民侵略，荷兰还一度侵占我台湾。

[97] 荷商船利夫德（Lifde）号遇难漂流到九州大分县杵臼湾，家康留荷兰人船员耶扬子（Jan Joosten）（William Adams），。 和英人航海长威廉 为通商顾问使招徕英荷与日本通商 幕府给两人在江户住宅，威廉还得到三浦半岛（横须贺市）收入250石贡租的领地，故姓三浦。“按针”，日语领港、航海长之意。（冈田章雄：《三浦按针》，创元社，1948）

[98] 生丝特许证制（“丝割符制”）：幕府规定由京都、堺市、长崎、江户、大阪等地十几家特权商人组成蚕丝购销行会，发给特许证（割符），由行会确定丝价，从葡商统购生丝，然后分配给各地商人。

[99] 辻善之助：《增订海外交通史话》，内外书籍株式会社，1930年，第495—498页。

[100] 支仓常长横渡太平洋3个月到墨西哥西岸，又陆路到东岸，渡大西洋到西班牙见国王菲利浦三世，要求西班牙和仙台藩通商。然后到罗马，谒见教皇。归途仍横渡太平洋，为时7年，史称“庆长遣欧使节”。支仓虽因日本已开始禁教未达目的，但距今370年前完成如此大规模的航海是值得注意的。

[101] 北岛正元：《江户幕府》，小学馆：《日本历史》第16卷，第276页。

[102] 德川家康为使自己神格化，死前遗嘱为自己建神社，死后由天皇尊称他为“东照大权现”，即东照大神化身，在日光等多处建“东照宫”，让子孙信徒世代祭祀。

[103] 摘自僧崇传（幕府执掌外交、宗教的事务官）《逐教士文》，大意见《天宽日记》，收入《德川禁令考》，第5帙，卷41。

[104] 朝尾直弘：《锁国》（小学馆《日本历史》第17卷，1977年，第155—156页）。据当时幕府发到各藩的文件，有处以“改易”“逐出骏府（今静冈市，德川家康隐居地）”字样。“改易”是江户时代刑罚之一，处武士以没收俸禄、房屋、剥夺身份，仅次于“切腹”。

[105] 元和八年（1622）的“元和大殉教”，西班牙人教士7人、意大利人神父1人、日本教士13人、出租房屋给教士的日人3人和朝鲜人1人，共25人被处火刑。火刑柱前处斩者30人。

[106] 踏绘：将画着耶稣、圣马利亚的木板放在官吏面前，迫使人们踩踏，来审查是否天主教徒的一种制度。九州地方每年一次，查非教徒者，须经寺庙证明其为佛教徒。

[107] 特别对大阪，由幕府出资扶植，承认大部分巨商设立垄断性行会的特权。大阪人口从1625年的27万人到1634年猛增至40万人（永原庆二《日本经济史》，有斐阁，1975年，第119—120页）。

[108] 指持有幕府发给长崎奉行（相当市长）的“奉书”（上旨下达的文件），特许出国航行的日本船。

[109] 浪人又作“牢人”，脱离领主、失去封地或俸禄的武士。

[110] 《德川实纪》（国史大系）宽永七年11月16日条。

[111] 中村质：《岛原之乱和锁国》，《岩波讲座·日本历史》第9卷，1975年，第231页。

[112] 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驻日本平户商行长库克·巴克尔的陈述：“他（胜家）又下令将送不出租的人……用蓑衣捆在颈和身上，用绳反绑双手，然后在蓑衣上点火，受刑的人不仅烧伤，也有烧死的。有的乱跳碰地而死，有的跳水淹死。这种惨剧叫作‘蓑衣舞’。”（中川清次郎：《西力东渐本末》，东大出版会，1943年，第235—236页。）

[113] 战国时代教会就设有天草学林。1592年起用西洋印刷机印出活版图书，如《伊索寓言》故事书及辞典等（称天草版本），成为日本天主教文化的中心。

[114] 岛原云仙活火山有沸滚的琉磺泉，投入即死。

[115] 这是岛原起义的导火线。事件经过详见《黑田长兴一世之纪》，朝尾直弘《锁国》，小学馆《日本历史》第17卷，1977年，第288页。

[116] 天草四郎本是小西行长旧臣天主教浪士益田甚兵卫之子。关于他，当时就流传着很多神话似的传说。参见冈田章雄：《天草时贞》，吉川弘文馆，1960年。

[117] 《日本民众的历史》第3卷，三省堂，1974年，第305页。

[118] 参见朝尾直弘：《岛原之乱》，小学馆《日本历史》第17卷，第279—314页。我国当时史料也记载了日本对天主教的迫害和岛原起义的事迹，见《南明野史》（附录《鲁监国载略》），黄宗羲：《海外恸哭记》、戴名世：《日本风土记》等。清朝禁天主教及迫害天主教徒方法显然受到日本的影响。

[119] 幕府于1634年令长崎富商25名在长崎市南端填海筑成一扇形小岛，名“出岛”，让葡商集中岛上。葡人被逐后，1641年迫使居留平户的荷商迁来岛上，锁国后这里成为日本唯一的外贸港口。

[120] 一贯，重3.75公斤，相当银75两。6000贯，相当银45万两。

[121] 檀那：施主的意思，檀那寺指属于施主所归依的寺院。

[122] 改宗户籍：改宗人户口册。

[123] 德富苏峰：《近世国民史·锁国篇》。

[124] 和辻哲郎：《锁国——日本的悲剧》，筑摩书房，1964年。

[125] 北岛正元：《日本史概说》第2卷，岩波书店，1971年，第113—114页。

[126] 小叶田淳：《近世社会》，朝仓书店，1955年，第219页。

[127] 中村吉治：《日本经济史》，角川书店，1955年，第200页。

[128] 楫西光速：《日本资本主义的形成》第1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64年，第59页。

[129] 永原庆二：《日本经济史》，有斐阁，1957年，第129页。

[130] 藤间生大等：《日本史概说》上册，河出书房，1956年，第266页。

[131] “四木三草”：江户时代工艺作物的漆、桑、楮、茶称四木，麻、兰、红花称三草。

[132] 楫西光速：《日本资本主义的形成》第1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64年，第67页。

[133] 东山地区包括滋贺、岐阜、长野、福岛、宫城、岩手、山形、青森等县。

[134] 土屋乔雄：《近世农村经济史论》，第120页。

[135] 儿玉幸多、太石慎三郎《日本历史的观点》第3卷，日本图书公司，1974年，第214页。

[136] 沼田次郎：《日本全史》第7卷，东大出版会，1962年，第50页。

[137] 沼田次郎：《日本全史》第7卷，东大出版会，1962年，第5页。

[138] 沼田次郎：《日本全史》第7卷，东大出版会，1962年，第51页。

[139] 楫西光速：《日本资本主义的形成》第1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64年，第23页。俵是装米的稻草包，一俵装米4斗或3.8斗，其容量各藩规定不同。

[140] 札差：为幕藩及武士保管、贩卖租米兼营货款汇兑的大商人。“札”是代替粟证的牌子，“差”指将牌子“插”在米袋上。这种营业一度形成特权商行会制。

[141] 藏屋敷：各藩驻大阪，保管出纳贩卖租米、禄米和其他物品的仓库和营业机构，置藏元、挂屋等职。17世纪中叶后，由商人代营，并经营借贷。

[142] 挂屋：大阪金融业者，代幕府征税、保管、出纳、运输各藩的租米、物资兼代理财务、借贷等。

[143] 楫西光速：《日本资本主义的形成》第2卷，第25页。

[144] 10帮批发商公会（十组问屋仲间），由经营棉、漆器、内店（店内营业，售绸缎、布、线、妇女用品等）、药、钉、纸、酒等十帮批发商组成。

[145] 24帮批发商公会（24组问屋仲间），由经营棉花、食油、铁钉、纸店、漆器、杂货、瓷器、药材、席子、干菜店、五金、估衣、磨刀面、刀、枪、铁丝、烟叶、帆布、戒指、干鱼、木鱼、伞等24帮批发商组成。

[146] 助乡役，本为辅助宿驿人马不足而设，据1694年规定，凡领主俸禄每100石，须摊派搬运工2人、马2匹。后逐年增加，至1780年时，每100石出工多达300—400名。农村徭役过重，终于各地爆发了助乡起义。

[147] 当初樽驳船垄断运酒，其他货物由菱垣驳船垄断，后来因樽驳船运输迅速，运费低廉，其他货物也运输了。这样双方产生激烈竞争，几次签订载货协定仍不遵守，最后还是樽驳船占优势，直到幕末。

[148] 岛田隆等：《日本经济史》，山川出版社，1978年，第160页。

[149] 当时金币采用定位币制（以金币作各种货币价格的标准），银币还是称量币制（以银块重量作币价标准）。1601年铸一定品位的银币，作法定标准。1609年定各种钱币的交换比率为金1两=银5两=铜线4000文。以后比率常有变动。

[150] 沼田次郎：《日本全史》第7卷，第62页。

[151] 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产阶级的形成》，见《德国农民战争》中译本，人民出版社， 1962年，第163页。

[152] 野村兼太郎：《日本经济史》，庆应出版社，1938年，第112页。

[153] 引自本庄荣治郎：《近世的日本》，有斐阁，1954年，第41页。

[154] 沼田次郎：《日本全史》第7卷，第79页。

[155] 熊泽藩山《集义外书》，引自吕野荣太郎：《日本经济史》，庆应出版社，1938年，第42页。

[156] 永原庆二《日本经济史》，有斐阁，第130—132、142—145页。

[157]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1975年，第689—690页。

[158] 守屋典郎：《日本经济史》，三联书店，1963年，第5页。

[159] 土屋乔雄：《日本经济史》，弘文堂，1964年，第32页。

[160] 据新井白石：《焚薪记》。

[161] 由幕藩对武士陪臣的贷款称为“拜借金”，一般无息。

[162] 三河苅谷藩主松平定政请幕府救济贫困武士未成，愤而退还领地，出家行乞江户，使幕府丧失威信。

[163] 庆安之变：庆安四年（1651）江户军学者由井正雪组织门徒、浪人、豪农等3000人倒幕，事泄被杀。遗书中有“天下制法无道，上下困穷，为有心者所悲”等语。

[164] 《兼山秘策》一，正德元年5月13日状。引自沼田次郎《日本全史》第7卷，第13页。

[165] 《兼山秘策》五，享保七年6月3日状。沼田次郎《日本全史》第7卷，第23页。

[166] 太宰春台：《经济录》。

[167] 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产阶级的形成》，见《德国农民战争》中译本，附录4，第162页。

[168] 相当于市长。

[169] 太宰春台：《经济录》卷5。

[170] 《日本经济丛书》第12卷，第78页。

[171] 《大阪市史》第5卷，第543页。

[172] 本多利明：《西域物语》卷下。

[173] 加田哲二：《武士的穷困和商人的勃兴》，1961年，第92页。

[174] 笠原一男：《日本历史》第3卷，评论社，1976年，第139页。

[175] 内田繁隆：《日本政治社会思想史》，前野书店，1963年，第80页。

[176] 引自源了圆：《德川思想小史》，中央公论社，1974年，第75页。

[177] 《夕雾阿波鸣门》，引自奈良本辰也：《日本近世的思想和文化》，岩波书店，1978年，第41页。

[178] 《町人囊》，引自家永三郎：《日本人的思想发展》，理论社，1956年，第15页。

[179] 水林彪：《封建制的再编与日本社会的确立》，《日本通史》第2卷，山川出版社，1987年，第383页。

[180] 古川哲史：《日本思想史》，角川书店，1954年，第224页。

[181] 古川哲史《日本思想史》，角川书店，1954年，第190—191页。

[182] 源了园：《德川思想小史》，第49页。

[183] 源了园：《德川思想小史》，第52页。

[184] 加田哲二：《武士的穷困和商人的勃兴》，第135页。

[185] 同上。

[186] 加田哲二：《武士的穷困和商人的勃兴》，第137页。

[187] 作品描写名妓夕雾失恋的悲剧。阿波，旧国名，今德岛县，鸣门即鸣门海峡。见内田繁隆：《日本政治社会思想史》，第86页。

[188] 连歌由俳句（又称发句，即首句）和联句组成，一般是100句为一首，由2人以上分别以上下句唱和。古代，它为宫廷贵族、僧侣和武士所习赏，内容卑俗诙谐。室町时代山崎宗鉴（1465—1540顷）开始取材于纯朴的民众生活感情，虽含诙谐，却不重辞藻，由此创造出一种新诗歌的体裁——俳谐（带诙谐味的和歌）。

[189] 御伽草子是室町至德川初期流行的，以妇女和少年为对象的短篇小说。内容有神话、传说等，先是图画，后来写成文学，带有启蒙教育意味。

[190] 假名草子是桃山时期到德川初期流行的用平易的假名文写的拟古文体短篇小说。内容有：恋爱、因果报应、妖怪、教训等故事。这种文艺继承了“御伽草子”的传统。

[191] 净瑠璃：用有关女神净瑠璃姬的神话（一说为三河国公主净瑠璃与平安末期武将牛若丸即源义经恋爱故事）为主题，和以三味线（三弦）弹唱的说书。

[192] 假想郑成功率日本武士抗清得胜的故事。

[193] 描写大阪曾根崎区一店伙和妓女含冤情死的故事。

[194] 歌舞伎，起源于桃山时代（1603年）出云神社女巫阿国在京都演出的念佛舞，以后逐渐发展为日本旧剧歌舞伎，扮演江户及其前代的史事传说。演员表演动作、说白，辅以音乐，歌者在旁伴唱。初为女子演出，幕府认为败坏风俗，改由男子扮演，称为“若众歌舞伎”。

[195] 《本朝通鉴》是汉文体日本国史，自神代至德川前期后阳成天皇（1587—1611在位）止，分前、正、后三编，共273卷。详近略远，主要叙述10至16世纪期间的历史。始于1644年，完成于1670年。当时全书没有付印，直至明治时代才出版。

[196] 《大日本史》也是汉文体日本国史。由德川光国延揽安积澹泊等儒者，据中国正史体裁（纪传体），编成起自神武天皇，迄于南北朝末后小松天皇的历史，共397卷。

[197] 春秋时代孔子提出正名思想：“名不正则言不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评论是非，遵守相应的等级名分，符合正理（大义）。日本朱子学者根据大义名分论，坚主南朝是正统。

[198] 新井白石名君美，号白石，由其师木下顺庵荐举为德川家儒臣后，辅佐将军家宣，以儒学和日本古典研究为指导，改革幕政。掌权7年后，为门阀势力所排斥。

[199] 羽仁五郎：《白石、谕吉》第130页。

[200] 《古史通》，读法凡例。

[201] 关于各派的论点，在福田德三的《日本文艺复兴史论》（东西书房，1967年，第102—115页）中，有较详的介绍和分析。又参见冈仓觉三：《日本的觉醒》（1904，纽约，英文版）第49页，村冈博译，岩波书店，1940年。

[202]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93页。

[203] 原作“末期养子制”，德川时代武家为避免绝嗣而被剥夺武士身份，临终时得请立义子继承家格的制度。

[204] 侧用人是将军侧近的侍臣，担任将军和老中、若年寄之间的联络，位低于若年寄，但得到将军的信任，便容易掌权。

[205] 纲吉不但命林信笃、柳泽吉保等讲经书，还自己主讲四书、易经，多达200余次。

[206] 高家是德川幕府官职名，掌管典礼，如幕府仪式、朝幕间礼仪、参拜神社等。

[207] 《爱护生类令》，1687年连续颁布2次，纲吉在世时实行20余年。

[208] 荻原将金币掺银铜，银币掺铜锡，铜钱掺铁锡。改铸后滥发这种恶币，造成通货膨胀。

[209] 田中丘隅：《民间省要》，《日本经济丛书》第1卷，第280—284页。

[210] 林基：《百姓一揆的传统》，新评论社，1955年。

[211] 井上清，深谷进等：《日本农民运动史》，三联书店，1957年，第4页。

[212] 沼田次郎：《日本全史》第7卷，第198—199页。

[213] 小野正雄：《江户的捣毁暴动》，佐佐木润之介：《日本民众的历史》第4卷，三省堂，1974年，第48页。

[214] 小野正雄：《江户的捣毁暴动》，佐佐木润之介：《日本民众的历史》第4卷，三省堂，1974年，第55—59页。

[215] 据最近研究结果，昌益生于元禄16年（1703），死于宝历12年（1762）。见寺尾五郎：《安藤昌益的斗争》，农山渔村文化协会，1978年，第7—8页。

[216] 《自然真营道》卷5，《日本思想大系》第45卷《安藤昌益》（佐藤信渊著），岩波书店，1977年，第189页。

[217] 《统道真传》纠圣失卷，奈良本辰也译注本上，岩波书店，1966年，第42—43页。

[218] 《统道真传》纠佛失卷，奈良本辰也译注本上，第92—94页。

[219] 《统道真传》纠圣失卷，译注本上，第40页。

[220] 同上。

[221] 《统道真传》纠圣失卷，译注本上，第40页。

[222] 引见羽仁五郎：《明治维新》，岩波书店，1959年，第48页。

[223]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14页。

[224] 昌益的手稿直到1899年才由日本学者狩野亨吉公之于世，因此对当时社会影响不能不是很小的。

[225] 《六谕衍义》：六谕，清世祖顺治九年（1652）颁布教化人民的六条准则。衍义，说明意义。

[226] “目安”原义是明白易懂的准则，也用作诉状之意。“目安箱”即检举箱，这里有民间投书揭发弊政的意见箱的作用。

[227] “公事方”是江户幕府执掌警察、司法的官署。“公事方御定书”简称“御定书”，为德川幕府的法典，2卷，八代将军吉宗制定。上卷是关于幕吏的执务、警察行政、行刑的规定，下卷是关于刑法、诉讼法的规定。下卷俗称“御定书百条”。

[228] 沼田次郎：《日本全史》第7卷，第20页。

[229] 内田银藏：《近世之日本》，1938年，第79—93页。

[230] 座是中世纪工商业者、交通运输业者、艺人等依靠官方而组织的特权行会团体或官营专卖机构。加入者有独占贩卖、免税等特权。江户时代有作为官营造币厂的金座、银座。朱即银朱，汞和硫的化合物，用以制作红色颜料及药品。

[231] 田沼根据仙台医生工藤平助（研究“赤狄”即沙俄经营堪察加地方的情况，著《赤虾夷风说考》一书）的建议，计划吸取荷兰造船技术，开发北海道。

[232] 辻善之助：《田沼时代》，日本学术普及会，1936年。

[233] 土屋乔雄、小野道雄：《近世日本农村经济史论》。

[234] 天明七年松平定信上书，见《日本历史讲座》第4卷，河出书房，第71页。

[235] 山县大贰（1725—1767）与竹内式部发起尊王运动，反幕府，主张王政复古，被幕府处死。

[236] 天明七年松平定信上书，见《日本历史讲座》第4卷，河出书房，第71页。

[237] 松平定信（1758—1829），将军吉宗之孙，号白河乐翁，在白河本藩救灾、理财、恢复封建秩序方面受到幕府的重视。

[238] 有关俭约令分别见《御触书（告示）天明集成》22及《御触书天保集成》89。

[239] 《日本财政经济史料》卷3。

[240] “谨慎”是德川时代科于武士、官吏的轻刑之一，指幽居家中，白天禁止外出。

[241] 林子平（1738—1793），江户经世学家，勤研史地，熟悉海外情况，著有《三国通览图说》1卷和《海国兵谈》16卷，论述国防问题。两书都因立论求实，触幕府之忌，书版被毁，本人也被遣送仙台胞兄家禁锢，次年死。

[242] 日本锁国时代通过荷兰传入的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叫作兰学。

[243] 两书都是新井白石从被捕意大利教士西多契（G.B.Sidotti）及荷舰长等处了解当时世界地理、形势、西洋宗教、语言、学术等写成。《采览异言》还参照了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并对《西洋纪闻》做了修改（1713）。《西洋纪闻》在锁国期间未能公开，直到明治时始出版。

[244] 《华夷通商考》2卷，1695年刊，1705年订正增补。叙述通商的外国名及物产。

[245] 原书1709年出版，荷译本于1810年输入日本。日译本名《厚生新编》，稿本68册，1839年完成，抄发各藩，静冈葵文库藏本于1937年出版。

[246] 幕府天文局官吏高桥景保于西博尔德回国之际，为得到他的藏书《拿破仑战记》及荷领东印度地图，用伊能忠敬绘制的日本地图缩图和间宫林藏的《东鞑纪行》《北夷纪行》抄本同西博尔德交换。事发，高桥以叛国罪被处死，家族及弟子多人被捕流放、削籍。这是幕府对兰学者镇压的先声。

[247] 摩理逊号事件：1837年美国船摩理逊号来到浦贺要求通商，受到日本的炮击而退去。

[248] 这里的艺术是指科技，见佐久间象山的《省侃录》。

[249] 《经济录》卷5《食货》。

[250] 见《垂统法秘录》、《复古法》和《货权法》等篇。

[251] 见《梦语》和《存华挫夷论》。

[252] 《混同秘策》，泷本诚一：《佐藤信渊家学全集》，岩波书店，1926年。

[253] 岛崎隆夫等校注：《佐藤信渊》《日本思想大系》45卷，岩波书店，1970年。森铣三：《佐藤信渊——疑问的人物》，今日问题社。

[254] 《日本经济大典》第45卷所收。

[255] 国产会所又称产物役所，是诸侯为奖励藩内生产，向藩外专卖土特产品的机构。

[256] 青木惠郎：《日本农民运动史》第1卷，日本评论社，1963年，第392页。

[257] “与力”和“同心”同是奉行所下属官吏，协助奉行执行政务，与力为世袭制，大盐继承祖父为东町奉行所的与力。

[258] 朱：江户时代货币单位，两的十六分之一。

[259] 庄屋、年寄都相当于村长或管事人，小前百姓相当于贫民。

[260] 幸田成友：《大盐平八郎》。

[261] 芝原拓自：《明治维新的权力基盘》，御茶之水书房，1976年。

[262] 王桂编著：《日本教育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85页。

[263] 王桂编著：《日本教育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91页。

[264] 如风流小说中有描述孔子、老子及释迦三人在李白的茶厅中玩弄妓女的《圣妓院》一书。

[265] 风流小说（洒落本）：江产中期描写妓院生活的诙谐小说，接近前代的“黄表纸”（黄色封面的连环画册，交杂风流讽刺气息的通俗文学）。

[266] 传奇小说（读本），有图画的小说，以历史传说武士道及幻想为题材，受佛教因果报应、儒学劝善惩恶思想影响较深。

[267] 滑稽小说（滑稽本），由洒落本分化出来的一种文学，以滑稽讽刺为主旨。

[268] 连环画合订本（合卷本），由五叶一册连环画合订而成的妇女儿童读物，以图画为主。由“黄表纸”演变而来。

[269] 言情小说（人情本），写男女性爱。

[270] 川柳，形式和俳句相同，写世态人情。最初由柄井川柳评点，故名。

[271] 狂歌，谐谑的短歌。

[272] 大和绘，又作倭绘，以日本事物为题材，具有日本情调的世俗画，与称为“唐绘”“汉画”的水墨画相对而言。

[273] 由荻生徂徕所创的古学萱园学派，德川中期后分化为道德论——继承者服部南部（1683—1759）和经世论——继承者太宰春台两派，前者趋于隐逸趣味，甚至放荡不羁；后者主张封建制度的改良。

[274] 《群书类从》从1779年起逐编刊行，1822年正续编完成，共1852册。明治39至40年增补出版了《续群书类从》1.185卷16册。

[275] 《武家名目抄》，有关镰仓时代以后武家各种名称典故的解说，是研究日本武家制度的重要工具书。

[276] 《日本外史》叙述从源平两氏到德川氏，权归武门的由来，其中楠木正成勤王及南朝正统等论点，发挥了激情的尊王思想。

[277]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545页。

[278] 列宁：《论单独讲和》，《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25页。

[279] 井原仪：《德川时代通史》，第643—646页。

[280] 沼田次郎：《日本与西洋》，（《琉球开国问题之发生》条），平凡社，1971年，第282—287页。

[281] 春秋时代以来，儒家就自称具备儒家文化（道德、礼乐）的中国为“中华”“华夏”。中国文化以外的国家为“化外”，其民为“夷狄”。以这种文化伦理为标准，定出国家民族、内外、上下之别。到宋代，因汉族与少数民族对立关系，这种“华夷内外”之辨的对外观念更加强烈，日本也受其影响。德川时代，日本儒者往往以“（东）夷”自居。幕末，古学与国家派排斥这种崇拜中国的“汉意”思想，强调日本胜于中国的自尊心，开始纠正上述观点。

[282] 山鹿素行：《中朝事实·序言》。

[283] 据1849年浦贺奉行的报告，江户关门的防备，沿海大炮约百门，不足当夷船2艘。每炮炮弹仅10枚，其中还有只有炮而无弹的。1853年7月，勘定奉行（财政长官）川路圣谟写信给水户藩出身主持海防的大吏藤田东湖，申述幕府财政，“目前如同外国作战，难支持一年”，要求对美使谈判，务求慎妥，此外别无他法。并希望转请主张攘夷的德川齐昭（水户藩主）谅解。

[284] 藩书调所，原为讲授兰学的学校，后扩大为翻译、讲授和研究西方语文、科技、军事的学术教育机构，相当我国清末的译学馆。1858年允许陪臣武士入学，集中全国人才，培养西方文化知识。1862年改为开成所，实施西方教育制度。维新后成为东京帝国大学一组成部分。

[285] 维新史料编纂事务局，《维新史》，第2卷，第117—120页，1940年。

[286] 关顺也：《藩政改革与明治维新》，第126—127，136—137页，有斐阁，1956年。

[287] 《鹿儿岛县志史》第3卷第1编。

[288] 池田敬正：《藩政改革与明治维新（高知藩）》，《社会经济史学》第22卷第5—6号。

[289] 藤野保：《佐贺藩的封建领地存在形态》，《历史学研究》第198号。

[290] 哈里斯（1804—1878）原在中国经商，1852年代理美驻宁波领事。经培理推荐，任美驻日总领事，力促将军缔结通商条约成功。首任美驻日公使（1859—1862）。

[291] 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中译本第300—305页。

[292] 领事对驻在国的本国人民行使本国法律制裁权的制度，严格的意义上，它不同于治外法权（Extraterritoriality），即在外国不受该国统治权支配的特权（只限元首、使节及驻军享有），但事实上两者常被混用。（石井孝《日本开国史》，吉川弘文馆，1922年，第346页。）

[293] 引自平野义太郎：《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理论社，1956年，第24页。

[294] 赖三树三郎（1825—1859），史学家赖山阳第三子，勤王家，工诗文。

[295] 参考《井伊家史料》、《公用方秘录》（收入《大日本维新史料》类纂之部），岛田三郎：《开国结末井伊扫部头直弼传》，吉田常吉《井伊直弼》（《人物丛书》113）。

[296] 山崎隆三：《幕末维新期的经济变动》，《岩波讲座日本历史》近世5，岩波书店，1977年，第145页。

[297] 匁：德川时代日本金币一两的六十分之一。

[298] 北岛正元：《日本史概说》第3卷第454页。

[299] 一反：长2丈8尺，宽9寸。

[300] 山崎隆三：《幕末维新期的经济变动》，《岩波讲座日本历史》近世5，岩波书店，1977年，第145页。

[301] 森安彦：《农民起义、农村骚动、城市暴动历年平均数表》，见儿玉幸多：《日本历史的观点》第3卷，第317页。

[302] 同上。

[303] 幕末农村兼营工商业的新兴地主富农阶层；豪商指兼为地主的商业者，二者都兼具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性质，维新时有两面性。参看庄司吉之助：《明治维新的经济构造》，御茶水书房，1954年，第276页。

[304] 尾藤正英：《尊王攘夷思想》，《岩波讲座日本历史》近世5，第47页。

[305] 水户、萨摩两藩18名浪士刺杀井伊直弼的事件。

[306] 田中彰：《幕府的崩溃》，《岩波讲座日本历史》近世5，第318页。

[307] 关顺也：《藩政改革与明治维新》，有斐阁，1956年，第128页。

[308] 菊池教中通称佐野屋孝兵卫，当过江户批发商，开港后回原籍成为新兴地主。参见泽本孟虎：《坂下门义举录》。

[309] 幕政改革有三项：1.将军进京议定国是；2.以沿海五大藩（萨摩、长州、土佐、仙台、加贺）为五大老，采取防御夷狄的措施；3.任命一桥庆喜和松平庆永为将军的监护人和大老。

[310] 武市半平太（1829—1865）号瑞山，土佐勤王党领袖。“8·18政变”后切腹自杀。

[311] 1962年8月21日（新历9月14日）萨摩藩主岛津久光一行从江户回藩途中，在横滨附近的生麦村遇骑马郊游回来的英国人理查森等四人，他们闪在路边让路，不料理查森的马冲向久光的队伍，他被藩士杀死，另两个重伤，一个逃回横滨，这就是所谓生麦事件。

[312] 诸队指幕末长州藩倒幕派组织的非正规藩兵（民兵），以奇兵队为首成为反列强和守旧派的核心力量。参看关顺也，《藩政改革与明治维新》，第128—132页。

[313] 《岩仓公实记》上卷，引自远山茂树：《明治维新》，第120页。

[314] 公武合体派策划于8月18日未明，命在京诸大名入朝，宣读延期去奈良的诏敕，在萨、会两藩大军压力下，令三条实美等尊攘派公卿10余人禁入宫廷（三条等7人因逃奔长州被革职），并免去长州藩警卫宫廷之责。

[315] 日本史上又称这一事件为“七卿落”（七公卿的亡命）。

[316] 如8月土佐尊攘派浪人吉村寅太郎等在大和的山中，10月筑前平野国臣（福冈藩士）等在但马的生野，1864年3月，水户藤田小四郎在筑波山，都先后起兵反抗，最后失败，被幕府处死。

[317] 坂田吉雄：《明治维新史》，未来社，1960年，第161页。

[318] 石井孝：《在明治维新的幕后》，岩波书店，1982年，第40—41页。

[319] 井上清：《日本现代史·明治维新》，东大出版会，1954年，第228页。

[320] 1862年1月，久坂玄瑞给武市瑞山的信，引自远山茂树：《明治维新》，第112页。

[321] 原口清：《幕末政争の考察》，《历史学研究》第142期。

[322] 池田敬正：《幕府诸藩的动摇和改革》，《岩波讲座日本历史》近世5，第187页。

[323] 石井孝：《学术批判·明治维新论》，第190页。

[324] 石井孝：《在明治维新的幕后》，第46—47页。

[3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22—223页。

[326]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2年3月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20页。

[327] 井上清：《条约改正》，岩波书店，1963年，第6页。

[328] 《改税协定》规定日本进出口税一律改为从量的5%征税，不受价格影响。（安政条约规定进出口税一般征20%）使国家税收大减，严重阻碍民族工业发展。四国共管海关，使日本进一步失去关税自主权。

[329] 巴夏礼（H.S.Parkes，1828—1885）1841年来华，任英使领馆翻译。广州代领事，制造亚罗号 事件。1860年参加英法联军及广州市英伪政权，后助清镇压太平天国。1865至1883年任中朝两国公使。在日本任内，支持萨长两藩，与法使对立，维新政权中参与日本外交的指导。

[330] 《伊藤博文传》上。

[331] 井上清：《日本现代史》卷1《明治维新》第257页，《一个外交官在日本》。

[332] 石井孝：《幕末日法间的经济关系》，《历史学研究》第6卷第1—2号。

[333] 《幕末维新史料集成》第2卷，外务省编：《大日本外交文书》第2卷。

[334] 石井孝：《在明治维新的幕后》，第86—87页。

[335] 石井孝：《在明治维新的幕后》，第64页。

[336] 石井孝：《在明治维新的幕后》，第65—74页。

[337] 坂本龙马出身商人、乡士，本是土佐藩尊攘派领导人，“8月18日政变”后逃离本藩，依附萨摩藩。后在长崎建立称为“社中”（社团）的政治性商业组织，经营海运，以后发展为海军兼海运业的“海援队”，为西南各藩“割据富强”做出贡献。1867年海援队得萨摩藩认可，翌年10月坂本被幕吏暗杀，海援队也告解散。

[338] 中冈慎太郎出身地主、乡士，参加武市瑞山领导的勤王党，后又组织土佐藩讨幕的陆援队。“8月18日政变”后，以长州为据点，继续反幕，1867年被幕吏暗杀。

[339] 远山茂树：《明治维新》，第174页。

[340] 《岛津家国事鞅掌史料》，引自井上清：《日本现代史》第一卷《明治维新》，东大出版会，1954年，第244页。

[341] 田中彰：《幕府的崩溃》，《岩波讲座·日本历史》近世5，第330—332页。

[342] 田中彰：《幕末萨长交易的研究》，《史学杂志》69篇第4号。

[343] 井上清：《日本历史》中册，中译本，第505—506页。

[344] 久坂玄瑞：《解腕痴言》，引自井上清：《日本现代史》第一卷《明治维新》，第205页。

[345] 《防长回天史》，6。

[346] 井上清：《日本历史》中册，中译本，第5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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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本现代外交史论
2. 日本儒学史论
3. 日本社会史论
4. 日外文化交流史论
5. 日本近现代教育政策研究
6. 战后日本能源安全保障研究
7. 日本经济转型与治理变革论
8. 日本近现代经济政策史
9. 日本近现代农业政策研究
10. 日本经济产业解析
11. 中日文学与文化交流史研究
12. 日本现代政治史论
13. 近代中日思想文化交涉史研究
14. 日本东亚政策研究
15. 空海《文镜秘府论》与中日文化交流
16. 日本的苏联及中东政策研究
17. 日本史通论
18. 日本近世与近代文化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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