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 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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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廷璆 等
选自《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第一章 中日古代交流论
第一章 中日古代交流论
一 从日本考古学论徐福的东渡
1.徐福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徐福其人其事，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后来《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都有记载。这些史籍的可靠性毋庸置疑，特别是《史记》被历代史学者奉为“正史之始”，从未有人对其所述有所怀疑。再从这四部正史的编撰者司马迁、班固、范晔、陈寿的严谨治学态度，渊博的学术修养和处理史料的方法来看，更不容许怀疑。所以有关徐福的记载应可信赖，《史记》记载徐福事，有如下数处。
（1）《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条：
既已，齐人徐巿（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1]
（2）《秦始皇本纪》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条：
侯生、卢生……亡去。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以闻。”[2]
（3）《秦始皇本纪》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条：
始皇出游……十一月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疑山。……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琊。方士徐巿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始皇梦与海神战，如人状。问占梦，博士曰：“水神不可见，以大鱼鲛龙为候；今上祷祠备谨，而有此恶神，当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赍捕巨鱼具，而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自琅琊北至荣成山，弗见，至之罘，见巨鱼，射杀一鱼，逐并海西。至平原津而病。[3]
以上《史记》叙述了徐福的整个故事要约如下：（1）徐福上书求仙药，秦始皇同意他的请求，派他率领童男童女入海求仙。（2）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得悉方士侯生、卢生等都逃亡，并诽谤自己时，大怒，认为徐福花巨费始终未见求到仙药，也是欺骗自己而逃亡了。（3）但当秦始皇巡幸琅琊时徐福突然求见，说仙药可得，但为大鲛所阻，需派武装同行。秦始皇同意请求，便派武装随同出海。这里《史记》没有记述徐福一行往哪里去，只说去三神山求药，也没有说一去不归。关于三神山，《史记》的《封禅书》中说：
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4]
然而，司马迁在《淮南衡山列传》中又将故事发展如下：
昔，秦绝圣人之道……又使徐福入海求神异物，还。为伪辞曰：“臣见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愿请延年益寿药。”神曰：“汝秦王之礼薄，得观而不得取。”即从臣东南至蓬莱山，见芝成宫阙；有使者铜色而龙形，光上照天。于是臣再拜，问曰：“宜何资以献？”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与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悦，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5]
这里必须注意的是，徐福虽然在平原广泽做王了，但没有具体说明什么地方。《汉书·伍被传》中也有类似记载，不过比《史记》简单，也没有明指何处。
然而，《三国志·吴书·吴主传》黄龙二年（203）条记载：
春正月……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澶洲。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6]
这里陈寿把徐福所去的地方指名为澶洲。沈莹的《临海水土志》说：“夷洲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7]从其地理位置来看，夷洲、澶洲也许是台湾或琉球，不是日本。
《后汉书·东夷传》传承了《三国志》的说法，把徐福所止之地也当作夷洲、澶洲：
会稽海外有东鳀人，分为二十余国。又有夷洲及澶洲，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不得。徐福畏诛，不敢还，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数万家。[8]
陈寿的《三国志》成书比范晔的《后汉书》早一百五十多年，所以《后汉书》沿袭《三国志》的记载不足为奇。但是由于范晔把这一段徐福的记事放在《东夷传·倭传》的后面，使人把夷洲、澶洲误认为日本列岛，成为其讹传的根源。
这样看来，《史记》和《汉书》不必说，就是《后汉书》和《三国志》也只说徐福所止之地是夷洲、澶洲，没有与日本列岛联系起来。再者，日本列岛中没有夷洲、澶洲的地名，何况《旧唐书》以前的史学者都把日本称为“倭”，没有把夷洲、澶洲当作日本的。所以说，根据中国正史所载，徐福确有其人其事，但没有说他所止之地是日本。
然而，后周明教大师义楚的类书《六帖》（即《义楚六帖》）卷二十一《国城州市部》第四十三中有一节记事：
日本国亦名倭国，在海中。秦时徐福将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止此国也。今人物一如长安。又显德五年（958）岁在戊午，有日本国传瑜伽大教弘顺大师赐紫宽辅又云：“本国都城南五百余里有峰山（吉野山）……又东北千余里有山，名富士，亦名蓬莱。其山竣，三面是海，一朵上耸，顶有火烟；日中，上有诸宝流下，夜则却上，常闻音乐，徐福止此，谓蓬莱。至今，子孙皆曰秦氏。”[9]
这里义楚把徐福所止之地明指为日本。义楚这样说当然是有根据的，其来源正如文中所说，是据日本僧宽辅（义楚之友）所说。可见五代时中日民间就已有徐福到日本的传说了。
至宋代，欧阳修在《日本刀歌》中进一步加以肯定：
昆夷道远不复通，世传切玉谁能穷。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鱼皮装贴香木鞘，黄白间杂
与铜。百金传入好事手，佩服可以禳妖凶。传闻其国居大岛，土壤沃饶风俗好。其先徐福诈秦民，采药淹留童丱老。百工五种与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前朝贡献屡往来，士人往往工词藻，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苍波浩无荡通津。令人感激坐流涕，锈涩短刀何足云。[10]
欧阳修是个文学家、史学家，决不会信口开河，一定有所根据，那就是民间传说。可见至宋代，徐福所止之地是日本的传说已广泛流传了，否则欧阳修不会将它写入诗歌。
至明代，连史书上也正式记载夷、澶二洲就是日本了。明·陈仁锡编著《皇明世法录》卷七十九《日本考》：
先时秦遣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仙不得，惧诛，止夷澶二洲称秦王，国号倭。故中国总呼之曰“徐倭”。[11]
从而可知，中国民间流传徐福东渡日本是起于五代，盛于宋代，至明代列入史书。日本方面，最早的史书《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对徐福之事只字未提，这说明在8世纪，至少到《日本书纪》撰成的元正天皇养老四年（720）以前，日本还没有流传徐福东渡的传说。如《义楚六帖》所说，义楚的日本友人宽辅于村上天皇天德二年（958）来中国时说徐福止于蓬莱即富士山，所以此时日本才有徐福东渡的传说。
1297年南宋禅僧无学祖元应镰仓幕府将军北条时宗之请去日本，在日本写了一首《徐福祠献晋诗》：
先生采药未曾回，故国山河几度埃；
今日一香聊远寄，老僧亦为避秦来。
可见祖元到日本时，和歌山县新宫市的徐福祠就已经存在了。
《蕉坚稿》载有日本入明僧绝海中津和明太祖朱元璋的唱和诗也是以徐福祠为主题的。绝海中津的唱诗是：
熊野峰前徐福祠，满山药草雨余肥；
只今海上波涛稳，万里好风须早归。
朱元璋的和诗是：
熊野峰前血食祠，松根琥珀亦应肥；
当年徐福求仙药，直到如今更不归。[12]
日本把徐福传说正式写入史书的是1339年成书的北畠亲房的《神皇正统记》：
（孝灵天皇）四十一五年乙卯，秦始皇即位。始皇好神仙，求长生不老药于日本；日本欲得彼国之五帝三王遗书，始皇乃悉送之。其后三十五年，彼国焚书坑儒，孔子全经遂存于日本。
这个记载，一见便知是根据欧阳修的《日本刀歌》的。以上我们从文献对徐福东渡的传说作了求证，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徐福确有其人其事，正史上虽然没有记载入海后所止之地是日本，但中日两国民间一致传说徐福到了日本列岛，特别是日本，古来就对徐福传说有兴趣，很自然地把它和日本联系起来。主要原因是史前时代的日本从未开化社会到文明社会有赖于中国移民，而徐福则是古代中国移民的代表人物。关于这一段历史，实际上就是中日关系史或中日文化交流史的一部分，需要深入研究。可惜中国文献缺少记载，日本文献上更是空白，必须从考古学求证。同时以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为指导，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推理。历史研究绝不许臆测和假设，非据有大量确凿真实的史料不可轻易下结论，徐福研究也是如此。
2.弥生文化与大陆文化
弥生文化的形成及其特征
日本的石器时代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所谓无土器文化时代，属于旧石器时代，其基本特征是使用打制石器，还没有土器，生活的主要手段是狩猎和捕鱼。后期所谓绳纹文化时代（公元前七八千年至公元前3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其基本特征是采集经济（至末期才出现原始农业），使用土器和磨制石器，种类逐渐增多，居住建筑简单，有植物质衣料、圆木舟和家犬，流行拔齿的风俗，社会处于母系氏族共同体的阶段。这个绳纹文化于一百多年前被一个外籍学者发现。
1877年6月18日东京大学动物学教授美国人莫斯（Morse，Edward$ Sylvester 1838—1925）从横滨登陆乘火车到东京时，从车窗发现了大森区的贝冢，不久进行发掘。从大森贝冢出土的，以土器为首，有首饰、骨针、骨角器、石器、人骨及大量贝壳。特别在土器上呈现绳索的纹样，因而叫作“绳纹土器”，这个时代叫作绳纹时代。大森贝冢的发现，揭开了日本原始时代的帷幕。
莫斯发现大森贝冢七年之后，由日本人自己发掘了弥生土器，揭开了日本金石并用时代——弥生时代的帷幕。1884年3月2日，东京大学人类学者坪井正五郎、白井光太郎、有坂
藏三人发掘调查了东京大学北侧根津谷（今东京都文京区弥生町）的山丘上的贝冢。除大量绳纹土器外，他们还发现了一个壶形土器。它的形状比绳纹土器美，装饰极简单，而质料很薄，后来因其在弥生町发现，被命名为“弥生式土器”。其后全国各地纷纷发现弥生式土器，许多考古学家特别是森本六尔对它进行了深入研究，弄清了弥生式土器的时代是日本最早的农耕社会。
1936年和1943年先后发现了奈良唐古遗迹与静冈登吕遗迹（1949年正式有计划发掘），证实弥生时代是一个进行水稻耕作的金石并用时代。其年代相当于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后3世纪，上承绳纹时代（石器时代）下接古坟时代（铁器时代）。
弥生文化和绳纹文化之间有密切联系。大约伊势湾沿岸以东即东日本的弥生土器，与该地区的晚期绳纹土器比较，烧成、土质、图案、整形法及一部分器形相类似，有直接间接的关系。中部山区、南关东、仙台平原虽有个性的图案和器形，但与先行的晚期绳纹土器的地域色彩比较，大致是重复的。在西日本，以北九州为中心的板付式土器（一种前期弥生土器）往往与该地区晚期绳纹土器系统的夜臼式土器伴随出土，两者相比较，器形有明显差异，但成形、整形、技法、图案构思和施纹法、烧成法、土质等有一部分相同。所以即使在弥生土器的发祥地西日本，弥生土器也是在绳纹土器的传统上形成的。由此可知，弥生土器是在日本形成的，它作为生活用具与生活有密切关系。同样，弥生文化是在日本形成的文化，但弥生文化是在大陆文化强烈影响下，在昔日生活变革过程中诞生的。[13]
弥生文化从成立一开始就具备了水稻耕作、金属器、大陆系磨制石器、纺织技术等新的文化要素，显然是受大陆文化强烈影响。再者，我们若从弥生文化最初是在北九州形成，弥生时代初期流行的支石墓和韩国的支石墓是同一系统以及弥生时代前半期舶载的青铜利器也在朝鲜广泛出土等事实来看，新文化的直接移入途径是朝鲜，特别是一衣带水的韩国。
弥生文化是农耕金属文化，水稻耕作这一新的生产形态是弥生时代人们的生活基础。金属的使用，促进了弥生文化的发达，也就是说，赋予弥生文化特征的各种要素都与农耕生活有关联，支持其存在，助长其发展。若具体举出其特征，则有如下几点。
（1）弥生时代尽管还不能忽视狩猎捕鱼的重要性，但水稻耕作一贯是其经济基础。它从利用低湿地的简单的前期水田经营发展到投入大量劳动力建立人工灌溉设施的后期登吕型水田经营。
（2）简朴划一的弥生式土器为土器生产的分工创造条件。又由于粮食的剩余，使社会分工成为可能。共同体之间的分工有一定的发达。造船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与大陆文化的交流及国际分工，这点从族长阶层舶载物资的丰富可以证明。
（3）石制、土制纺锤及木制织机的出现（唐古、登吕等遗迹出土）以及男劳动集中于农业，使绳纹时代的性分工得以进一步强化。
（4）青铜器（如作为宝器的铜矛、铜戈、铜剑和铜铎等）、铁制工具及作为武器的铁剑、铁戈、铁镞等的使用，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这个时代木制农具被广泛使用，石器至末期才被淘汰。
（5）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生产稳定，人们确立了定居生活。又由于土地开垦、人口增加和剩余产品增多，使部分的阶级分化成为可能，终于出现了部落、部落联盟甚至像邪马台那样的雏形国家。
大陆文化的要素
水稻究竟通过什么路线传入日本，这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过去滨田耕作主张北来说，即中国→朝鲜→韩国→日本九州；柳田国男则主张南来说，即中国→南岛→九州。现在这些说法已成过去，从长江下游传到日本的东进说比较有说服力。东进说又分为直接渡来说和间接渡来说二种。前者是从长江下游直接传到朝鲜和日本，为安藤广太郎所提倡；后者是从山东半岛一带经由朝鲜西部到达日本，为冈崎敬、坪井清足、佐藤敏也所提倡。直接东进说在考古学上的线索是石庖丁（一种类似石镰刀的摘稻穗的工具），因为九州发现的石庖丁与长江下游的石庖丁形状一致，但东亚使用石庖丁长达数千年，无法确定正确的时间幅度，不能压倒间接东进说。而且长江下游出土的古代米有日本型（粳米）和印度型（籼米）两种，若从中国直接传来，弥生时代的米也应当是粳籼两种，但北九州没有发现过印度型的籼米，不仅弥生初期，整个弥生期都是如此。[14]这可以解释为印度型籼米传到朝鲜因不适应气候而枯死，只保存着日本型粳米。[15]
我们认为水稻从山东半岛经由朝鲜南部到达日本这条路线比较合理。据李江浙的《大费育稻考》[16]，山东栖霞杨家圈遗址证明五千多年前该地已盛产稻米。再者“日本之倭人本是中国大费禺京之倭人的移民及其后裔。在这个基础上，联系燕齐移民于朝鲜半岛以及燕昭王时远路由海上至燕都蓟城献‘龙膏’的海岛居民和久居朝鲜半岛东南端的燕齐移民及其后裔称‘秦韩’之事，可知经朝鲜南端海域通往日本的航路，在徐福以前很久便早已经开通。”[17]这样看来，水稻从山东半岛经朝鲜南部至日本是可能的。
大正九年（1920）在韩国庆尚南道金海郡会岘里的金海贝冢第七B层发现了炭化米。[18]这是韩国有关水稻的考古资料。这粒炭化米现由九州大学农学部育种学教室保管，它的年代推定为公元1世纪，正当弥生中期。[19]可见朝鲜水稻耕作在弥生时代就已进行了，从而从韩国传入日本完全有了可能。再者金海贝冢石棺群、瓮棺群北侧有变形支石墓（没有支石的支石墓），而北九州一带的变形支石墓也是和石棺、瓮棺在一起的，所以北九州的变形支石墓当然是随同水稻由韩国传入日本的。[20]还有石庖丁，从弥生前期末到中期在北九州往往伴随板付式土器出土。这种石庖丁用辉绿凝灰岩制成，比较大型，从正反两面穿孔，其原型也可在朝鲜南部求得。朝鲜南部出土的石庖丁尽管与华中的一样是割稻穗的，而日本弥生文化的石庖丁不仅割稻，还割大小麦等。再从其他磨制石器的配套来考虑，弥生前期的石器系统与其认为是华中的，不如认为是经由朝鲜半岛传来的。[21]
还有一个线索可能证明水稻经由朝鲜南部传入日本。韩国釜山西郊发现的槐亭洞遗迹中有涂以丹彩的体长的瓮形土器出土，把它称为槐亭洞I式土器，而日本福冈县板付遗迹有一种夜臼式土器（最后的一种绳纹土器）与板付式土器（最早的一种弥生土器）一起出土。这种夜臼式土器的B型中有涂丹的体长的瓮形土器，它与槐亭洞遗迹的瓮形土器一致。这种丹彩长形瓮，实在是运稻的容器。夜臼式土器不能理解为继承绳纹土器的传统，应考虑其为外来品。若夜臼式B型土器是从槐亭洞I式土器移入的，则槐亭洞I文化才是日本农耕文化的母体。[22]再者，朝鲜半岛初期农业社会所使用的磨制石器（包括农具），在北九州弥生时代当初的石器群中也能看到，而这些同类的磨制石器绳纹时代完全不存在，故两者之间的关系更为明了。[23]
中国殷、周时代青铜器文化发达，至战国时代已进入铁器时代，此时日本尚处于绳纹时代（新石器时代）末期。中国先进的青铜器文化首先传到朝鲜，然后与水稻一起传入日本，产生了弥生文化。这里要注意的是虽然青铜器传入日本比铁器早，但日本没有经过青铜器时代，而是从石器时代跃入铁器时代，所以青铜没有对朝鲜和日本产生有效的影响。
当初传入日本的青铜制品有铜镜、铜铎、铜戈、铜剑、货泉等，但这些都是非实用的。因为后来传入的铁作为利器比青铜优秀，所以青铜传入日本后没有广泛使用在生产上，大部分用于生产祭祀品和奢侈品。
据统计，全日本出土的青铜镜有三千多面，其中的1/3是中国制造的，因渡海而来，所以叫作“舶载镜”（中国镜）；约2/3是日本制造的，叫作“倭镜”（模仿镜）。在中国镜中，有前汉时代制造的重圈清白镜、重圈素纹镜，内行花纹清白镜、四乳雷纹镜等。这些镜的出土地方只限于北九州，是经朝鲜的乐浪郡传来的。后汉时代制造的方格规矩四神镜和内行花纹镜等，传遍全日本。三国时代制造的三角缘神兽镜有270面以上。[24]中国镜大量流入日本的背景是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在朝鲜设置乐浪、真蕃、玄菟、临屯四郡，中国势力进入朝鲜，从而铜镜也随着在朝鲜的中国移民带到日本。
铜铎也是传入日本的铜器之一。它好像中国的编钟，上圆下扁，最大的有168厘米，最小的不到30厘米，其上铸有各种图案，如人物、鸟兽、房屋、流水等，周代的编钟是其祖型。铜铎是一种祭器，不实用。流行的年代，上限在公元前3世纪，下限在公元4世纪。流行地区是畿内一带。1977年宇佐市别府遗迹发现朝鲜式小铜铎（11.8厘米），[25]可见它是从朝鲜带来的。朝鲜的小铜铎高9—14厘米，共有11个遗迹，出土35个以上，分布于平壤附近及庆州一带。[26]
传入日本的青铜器中还有铜剑、铜戈、铜矛等，这些是在北九州一带的瓮棺中发现的，其来源和其他金属器一样也是朝鲜。青铜武器都不是实用的，它是权力的象征，证明了族长权力的扩大和私有财产的增多。
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发明铁，但还不普遍使用，直到汉代设置铁官48处，铁才被广泛使用。由于汉势力向朝鲜伸展，铁首先传入朝鲜半岛，朝鲜比日本较早使用铁器和学会铁的冶炼，日本是通过朝鲜接受铁的。铁首先传到日本九州，九州福冈丝岛郡前原町前原沟遗址就是日本最早发现铁的地方。此外鹿儿岛县高桥遗迹出土的铁器和熊本县斋藤山遗迹出土的斧状小铁器也是日本最古的铁器。[27]
弥生时代前期和中期日本还不产铁，主要从朝鲜南部输入铁材。《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弁辰条说：“国出铁，韩、、倭皆从取之。诸市买皆用铁，如中国用钱。”[28]朝鲜古代的产铁地是百济的谷那铁山，谷那是临津江和礼成江上游地区的谷山郡的古名。[29]
朝鲜的铁文化是由燕齐的中国移民带去的，所以很好地反映了华北地区铁生产的特色，当初传入朝鲜是以铸铁为中心，至乐浪时代则以锻造为中心，因为汉代盛行锻造。日本的情况也是一样，初期是输入铁制品，后来制铁技术经由朝鲜传来，自己用粗朴的方法进行极小量的生产，还不能想象当时汉代的鼓风机、矿石事前处理、燃料的选择等先进技术已经照样引进。[30]熊本县斋藤山遗迹出土的铁斧，经科学鉴定是用锻造过的铁制造的。这大概是从中国经由朝鲜传入的，因为那时日本还不会锻造技术。在奈良市西北部通称佐纪盾列古坟群中发现大型铁板282块、小型铁板590块、铁斧102把、铁制农具313件、铁制工具293件，[31]这些东西与古代著名铁产地韩国的新罗古坟出土的铁原材料相似。但是奈良古坟的建造是在公元400年前后，说明到古坟时代日本自己还不生产铁。弥生时代前期中期铁还没有普遍使用，尚处于金石并用的状态，石器到后期才灭迹。不过从尼崎市上之岛、奈良县唐古、大阪府瓜破、静冈县登吕，大分县安国寺等遗迹出土大量木制农具来看，弥生前、中期已用铁工具加工木材了。
弥生时代北九州流行支石墓，其分布地区是长崎、佐贺二县的唐津湾沿岸和博多湾沿岸，南面是熊本县。支石墓是使用巨石建成的坟墓，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地上树立数个平行的支石（撑石），其上盖以一块巨大的石板作为盖石，即所谓桌子形支石墓或北方式支石墓；另一种是支石埋在地下，其上盖以大石块或石板，即所谓棋盘形支石墓或南方式支石墓。此外将埋在地下的支石换成石棺或瓮棺，即所谓变形支石墓。这种支石墓从山东半岛到辽宁东部的山岳地带都有发现，特别山东荣成、文登一带发现的支石墓，与朝鲜全罗道和辽东半岛的支石墓几乎一致。可见山东沿海氏族社会的先民通过庙岛列岛，用逐岛漂流的方式将文化带到朝鲜，再传到日本。
还有一种瓮棺葬在北九州流行，特别是福冈县须玖、冈本遗迹的特大瓮棺群。瓮棺在中国本来是埋葬幼儿的，日本却是埋葬成人，而且从大量细形铜剑、铜矛、铜戈、铜镜等副葬品来看，是埋葬族长之类的氏族领袖。福冈县丝岛郡前原町三云遗迹的瓮棺群内发现了约30面前汉镜、璧、细形铜剑、细形铜矛（文政五年即1822年发掘）；福冈县冈本D地点的瓮棺群内发现了30面前后汉镜、璧、细形铜剑、细形铜戈等（明治三十二年即1900年发掘）。这些瓮棺都是属于弥生时代后期的。[32]
3.弥生文化与徐福东渡
弥生文化和绳纹人问题
从绳纹文化向弥生文化推进，日本列岛上的种族是否随着交替？这是一个绳纹时代人、弥生时代人、古坟时代人三者的种族连续和关系问题。关于此事历来有许多说法，归纳起来，不外乎以下两种学说。
一种是至少自绳纹文化以来，日本人就已经居住在日本列岛而创造出自己的固有文化；另一种是绳纹文化以来有各种异质文化的种族渡海来到日本而形成重叠的混合文化。前者主张文化的出现是由于内在力量发展的结果，后者主张除内在因素外，强调了外来文化的重要性。
主张内在因素为日本文化发展的原动力的一派学说以长谷部言人、直良信夫和铃木尚为代表。他们把弥生时代以前的日本人称为先史日本人，把古坟时代以后的日本人称为现代日本人。他们根据已发现的人骨化石进行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除旧石器前期尚在研究之外，旧石器中期以后各时代的形质变化只是因生活条件及极微的混血而变动的小变异，日本人一贯是同一人种。[33]
主张外来因素为日本文化发展的原动力的一派学说以清野谦次和冈田雄为代表。他们认为日本民族是由几种种族混合而成的，现代日本人主要是从大陆和南洋来的各种族的混血种。[34]冈田雄把大和民族看成是和中国东北扶余、高句丽相类似的种族，他们是从三四世纪起经朝鲜半岛南部而来到日本的。[35]江上波夫的骑马民族征服日本说是日本史学上著名一派的观点，他估计“渡来我国的兵力五六千至一万”[36]。赤城毅彦主张“倭人的始祖是吴国（春秋）的王族”[37]。台湾徐松石说“出云贺茂族和天孙民族都是由中国移去的，这点可无疑义，出云贺茂族属于通古斯种，天孙民族属于（中国）越民族”[38]。
总之，他们都强调了日本文化中存在的南方要素（如水稻栽培，铜镜中的象、狮等南方热带动物图案等）和北方要素（如梳齿纹土器，马的殉葬，大量马具的出土等），从比较民族学的立场得出以上结论。从上述考古资料看，日本从绳纹文化跃入弥生文化乃至古坟时代并没有东西可以表示来自大陆的侵略和为了征服异民族而大举渡海来到日本所产生的现象，只是表示出从大陆带到北九州来的先进文化被接受，渡海来的异民族被同化。而且这种先进文化又经北九州向东扩散，促进了绳纹时代日本人全部弥生化。如果把先进文化的传来看成是异民族的征服，从而在原有文化的地盘上“覆盖着统治者的文化”那便否定了文化发展中的继承性与历史联系，再者，日本离朝鲜最近的是120海里，与中国相隔最近的是460海里，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即使能像挪威人海尔达那样用木筏渡海，[39]也只能是少数个别的，何况日本人口在绳纹时代已有75万至140万，在弥生时代达到400万，[40]要渡海来征服这么多人是不可想象的。
全世界所有的人类，严格地说纯种是不存在的，所有民族都由好几个种族混合而成。如意大利民族来自伊特刺坎人、罗马人、日耳曼人、希腊人、阿拉伯人，法兰西民族来自高卢人、不列颠人、日耳曼人，所以日本人也不例外。正如木通口清之总结前人的研究所说：“日本人是在日本产生的，但其要素是以和华南洪积期（数十万年以前）化石人类有关系的化石日本人为核心，并且还渐次加入南方的马来人、印度支那人，北方的通古斯人、阿伊奴人等，结果产生出尚未完全融合的现代日本人。[41]这样，既不强调日本文化中的外来复合要素，又不忽视外来要素的重要性。弥生文化，甚至日本民族文化是日本人汲取大量外国先进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之后，经过长期历史演进而在日本列岛这个特定的环境中形成的。
弥生时代的中国移民
如上所述，弥生文化一开始就具有水稻耕作、金属器、大陆系磨制石器、纺织技术等各种新的文化要素。从这一点上看，弥生文化是受海外先进文化的强烈影响而诞生的无疑。再从弥生文化本身最初是在北九州形成的事实，弥生初期北九州一带的支石墓同韩国广泛分布的支石墓是同一系统，弥生前半期北九州出土的青铜利器也是分布于韩国各遗迹，朝鲜金海贝冢出土的炭化米、瓮棺、瓮形土器在北九州也有发现，以及石庖丁和其他磨制石器双方相似等其他各种事实来考虑，新文化传入的路线是朝鲜，特别是和北九州一衣带水的韩国。
弥生文化形成的公元前3世纪，相当于战国末期，中国文化随着政治势力的扩大而向周边地区传播，朝鲜是其中之一。朝鲜半岛位于中日两国之间，即使在航海技术和交通工具不发达的古代，通过朝鲜半岛到日本也是比较安全的路线。隋代甚至初唐以前，中国史籍记载的中日交通及民间文化交流都是遵循这条路线的。因此，朝鲜半岛在古代是中日文化交流的跳板，先史时代的中国移民大部分是经由朝鲜半岛进入日本的。其中不少是到朝鲜半岛定居以后，经过好几代又从朝鲜半岛移居日本的。
朝鲜半岛与中国接壤，但又不属于中国版图，而且交通便利，每当天灾人祸或者政治大变动的时候，总有许多人逃亡到那里。《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记载：
辰韩在马韩之东，其耆老传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来适韩国。[42]
陈胜等起，天下叛秦，燕、齐、赵民避地朝鲜者数万口。[43]
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四裔考》也记载：
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来适韩国，马韩割其东界与之。有城栅，其语言有类秦人，由是或谓之为秦韩。[44]
齐人从山东半岛移民朝鲜的也不少。1962年朝鲜黄海道信川郡凤凰里发掘到一个砖室墓，其墓志铭上写着：
守长岭长王君，君讳卿，年七十三，字德彦，东莱黄人也。正始九年（248）三月二十日壁师正德造。[45]
《后汉书·王景传》说：
王景字仲通，乐浪
邯人也。八世祖仲，本琅邪不其人……诸 吕作乱，齐哀王谋发兵，而数问于仲。及济北王兴居反，欲委兵师 仲，仲惧祸及，乃浮海，东奔乐浪山中，因而家焉。[46]
按汉武帝于公元109年攻打卫氏朝鲜，翌年设置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不久真番、临屯二郡撤销，玄菟移至北方。乐浪郡至后汉又分为二郡，南方为带方郡（郡治所在黄海北道信川郡的所谓唐土城），北方为乐浪郡（郡治所在平壤南面的土城里）。313年乐浪郡为高句丽所灭，带方郡后为百济所灭，前后存续400年。关于乐浪郡的遗迹（包括郡治所和大量汉墓），1916年至1934年由关野贞等断断续续发掘，有大量珍贵文物出土，证实了中国周边诸民族吸收汉的先进文化（水稻耕作、青铜器、铁器等）以后，促进了本民族文化的发展。
在汉统治朝鲜期间，朝鲜人和汉人不必说，即使在乐浪郡灭亡之后，也有大批汉遗民逃亡日本，把先进文化带到日本。如应神天皇十四年（283，晋太康四年）汉人后裔“弓月君自百济来归，因以奏之曰：‘臣领己国人夫百二十县而归化……’”[47]应神天皇二十年（289，晋太康十年）“倭汉直祖阿知使主，其子都加使主，并率己之党类十七县而来归焉”[48]。
以上所述是经由朝鲜到日本的中国移民，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弥生前期末叶，至迟到中期，中国移民来到日本列岛的，不再经由朝鲜半岛，或虽取道朝鲜而并没有长期逗留，其到达日本列岛的地区，也不局限于北九州，甚至连在弥生前期生产力还比较落后的近畿地区也已有外来移民，特别是中国移民的足迹”[49]。所谓不经由朝鲜是指由中国直接横渡东海或黄海而到达日本列岛。
日本学者把弥生时代的中国移民分成两次，即“第一次渡来人”和“第二次渡来人”。前者是指公元前三四世纪（绳纹末期至弥生初期）进入日本列岛的中国燕、齐、赵的移民，后者是指公元前后（弥生前期末和中期）进入日本列岛的中国越的移民。关于这点可以从考古学得到证实：北九州出土的支石墓、细形铜制利器、一部分前汉镜、板付式土器、瓮棺等是第一次渡来人的遗迹遗物；畿内一带出土的铜铎、前后汉镜、前汉的四铢钱、王莽的货泉等是第二次渡来人的遗迹遗物，他们从北九州逐渐向畿内发展，终于建立近畿王国，构成了以铜铎为祭具的文化圈。[50]还有一种可能性，建立畿王国的不是越人，而是徐福，此说虽然没有充分可靠的资料，但也不能否定。因为第一，徐福求仙药的目的地蓬莱山是东海中的假想的山，从山东半岛东航，到达的是朝鲜半岛或日本列岛。第二，虽然是传说，但相传徐福的墓在和歌山县熊野山下飞鸟，徐福祠在新宫市的蓬莱山。而且其传说的所在地不是九州，而是畿内地方的和歌山县。第三，徐福的乡里山东半岛，是与殷不同的南方夷系的种族根据地，那里的琅琊曾为越的都城，与南方系统的种族和文化有密切的关系。[51]
徐福东渡传说及其历史意义
根据日本的传说，徐福确实是到了日本，而且他死后被日本人尊崇为神。
相传纪伊国熊野山下飞鸟之地，有徐福坟。又曰：“熊野新宫东南有蓬莱，山上有徐福祠……徐福祠者，谓蓬莱山祠也。此祠属熊野大权现。熊野大权现者，神代明神，书于国史式条昭昭也。”徐福观国之光，来止，脱于虎豹之秦，死为神。[52]
松下见林在这里说，日本元禄时代（1688—1703）就把徐福当作神明了。还据说目前日本有许多人自我推荐或被他人推荐为徐福的子孙，这说明作为一个为日本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徐福之子孙是多么光荣。
据说迄今日本有十八个徐福传说的流传地，其内容从徐福一行登陆到他们在日本定居，并开荒从业，为日本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等等。众所周知，徐福带去了五谷、百工、善射，即各种粮食的种子，各行各业的技术工人，以及武装力量，给日本绳纹人以巨大刺激，促进了弥生文化的发展。以传说徐福首次登陆的佐贺为例，这个地方是日本最早进行水稻耕作的地方，在唐津市的菜田遗址里，有绳纹时代后期水稻栽培的遗迹。与此同一时期，佐贺市丸山遗址也发掘出了水稻颗粒压痕的土器。[53] 1992年在佐贺市东北约十二公里的吉野里发现了弥生时代的文化遗址，被确认为弥生前期的东西，和徐福东渡日本的时间大致相当。这里有公元前100年左右建成的宫室、楼观台、城栅等建筑，[54]也许是在徐福一行及其后裔的指导下完成的吧。
徐福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人物，为什么在日本流传如此久远，又如此广泛？这反映了日本人民对带他们从未开化时代进入文明时代，教导他们的祖先以生产技术，使日本社会得以迅速发展的徐福的一种怀念。
如上所述，徐福东渡的时候正是日本由原始采集经济的绳纹时代跨入农耕经济的弥生时代。在这个转变的历史过程中，“渡来人”特别是中国移民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公元前二三百年前后北九州之所以能出现先进的水稻耕作文化，并进一步向东发展，把水稻耕作推广到全日本，最后促成了日本原始国家的产生，其最大的原因是一大批外来移民，特别是包括徐福一行在内的中国移民渡来日本的影响。中国及世界其他国家从石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铁器时代是经过数千年漫长岁月的，而日本因受中国先进文化的影响，仅花了五六百年时间，大大缩短了历史进程，这不得不归功于以徐福为象征的中国移民集团。
传说不是历史，但传说总是有其历史背景的，与一定的史实有关，徐福东渡的传说也不外乎如此。徐福东渡传说的历史背景就是日本社会从以采集经济为主的原始社会向以农耕经济为主的阶级社会过渡的弥生时代，在这个巨大的社会变革中，以徐福一行为象征的中国移民集团所做出的贡献是值得称颂的，其功绩永载史册。
二 《魏志·倭人传》在日本
《魏志·倭人传》全称为《三国志·魏志·东夷传·倭人（条）》。《三国志》撰者晋初史家陈寿（233—297），参照魏鱼豢著《魏略》（大部散佚）写了《魏志》。陈寿写《三国志》笔法谨严，记录翔实，刘勰称他“比之迁、固，非妄誉也”（《文心雕龙·史传》）。《三国志》中的《魏志·倭人传》尤其为日本人所重视。这是今存记述公元3世纪日本的根本史料。全文2000多字，内容可分三部分：（1）从魏带方郡乘船到日本（倭）女王所居邪马台国，沿途水陆道里及女王所支配的各国户数；
（2）倭人的风土、生产、习俗；（3）倭女王国邪马台的政治外交。为此，古来《三国志》在日本翻刻很多，注释、考证浩繁。直到今日，《魏志·倭人传》在日本的研究、争论，仍十分热烈。这同以下几个问题有密切关系。
1.史料价值：《魏志·倭人传》是现存有关公元4世纪以前日本基本情况的唯一史料。日本在公元六七世纪才有文字，以《古事记》《日本书纪》为主的日本古史是在我国唐代中叶（8世纪）编写成的。这种最早的史书不仅大部分属于神话传说和后世故事的编纂、臆测或口述，即使确为编者依据过的原始史料，也早被烧失。今天所有史料，加上出土文物，日本自己的历史知识，最早仍无法追溯到公元四五世纪时。此外，就只能借助于外国史料。
唐代以前，中国文献提到日本（唐以前称“倭”）的最早史料中，《汉书·地理志》有“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19字；《山海经·海内北经》有“盖国在巨燕南、倭北，倭属燕”11字；后汉王充《论衡·儒僧篇》有“周时天下太平，赵裳献白雉，倭人贡鬯草”16字；《后汉书·东夷列传·倭人（条）》的字数多些，但作者刘宋范晔（398—445年）晚于陈寿一百余年，内容多出自《魏略》和《魏志·倭人传》，仅个别处据他书。所以《魏志·倭人传》是日本缺史时代唯一的文字历史。陈寿生当3世纪，同比他稍早的《魏略》作者鱼豢都在魏都洛阳，有机会接触当时往来中日间的双方使节，并根据他们的陈述，参考曹魏官方文献，按照我正史《汉书》外国传的体例，实事求是地写下这份调查研究资料，可以说是有关日本的同时代史，史料价值极高。
2.日本国家的起源：由于日本古史充满了神话传说和皇国思想，直到1946年天皇发布否定“皇权神圣”的《凡人宣言》前，日本不容许科学的本国历史合法存在。但《魏志·倭人传》对公元3世纪日本国家形成所做的真实而朴素的描述，却使唯物主义史学得据以批判日本传统建国神话的歪曲，为建立科学的日本古代史体系打下基础。
3.日本最早国家的地理位置：《魏志·倭人传》里出现日本（倭）的最早国家——邪马台国究竟位于日本的何处（是今日的奈良还是北九州），一直是数百年来日本学界争论的焦点。论争的由来既有从纯历史地理考证的角度出发的，也有夹杂着皇国史观的思想来解释的。在新进史学者中，也存在着根据国家形成的决定因素是什么来判断邪马台国位置的方法论问题（见下）。
据《魏志·倭人传》，倭人“旧百余国，汉时有朝见者，今使译所通三十国”。这就是说，汉代日本有百余个部落国，到三国时已逐步并合为30国，由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统治了。据《后汉书·东夷列传·倭人（条）》说：“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1784年北九州博多湾志贺岛发现刻有“汉委奴国王”的金印，“委”即“倭”）日本学者考证，这个“倭奴国”应读为“倭”的“奴国”，它就是《魏志·倭人传》所述女王治下约30国之一的“奴国”，位于今北九州福冈市附近。但《后汉书》关于倭奴国，除光武赐倭奴国王印绶，及“永初元年（107年）倭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两事是《魏志》不见者外，几乎没有留下其他消息。我们通过《魏志》，才知道不少情节：当时日本的生产水平还处在渔猎采集经济过渡到水稻农作的阶段。《魏志》说：“今倭水人好沈没捕鱼蛤”，“种禾稻、
麻、蚕桑、缉绩，出细
、缣绵。……兵用矛、楯、木弓。……竹箭或铁镞、或骨镞。”日本由于从朝鲜、中国传入稻作、铁器，使他们能从新石器时代即弥生时代同时进入金石并用时期。
公元3世纪日本的社会形态，从女王卑弥呼和壹与都由“共立”而产生，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其俗举事行来，有所云为，辄灼骨而卜，以占吉凶……”等，显然还是母系族长巫术统治。此外，从一般家庭中，“会同坐起，父子男女无别”，以及渡海远行，常使一人素食，不近妇女，如丧人，“名之为持衰（斋戒之意）”等现象，看来都还未脱氏族社会末期状态。但生产发达地区“国国有市，交易有无”，并且“收租赋，有邸阁（国家仓库？）”。由于私有制发展，贫富分化，社会阶级身份差别显著。例如“下户与大人相逢道路，逡巡入草，传辞说事，或蹲或跪，两手据地，为之恭敬”。社会秩序森严，“不盗窃，少争讼，其犯法，轻者没其妻子，重者灭其门户及宗族。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所以井上光贞认为邪马台国各小国王只是“族长中的族长”，一种祭政合一的祭司王。[55]后来他又说，“女王国似已具备使各国贡纳谷物的国家形式，是日本最初的贡纳国家了”[56]。我最近见到京都大学上田正昭教授，知道他根据《魏志》说邪马台国有“大人”“下户”“奴婢”“生口”，以及“门户”“宗族”等法律地位区分的现象，曾主张当时日本已不是单纯原始公社的形态，而是具有身份组织的阶级社会。各国王也不是原始公社的族长，而是包含了以私有制阶级的共同体为基础的首长，邪马台女王则是统属这些国王的东方专制君主（见所著《日本古代国家成立史研究》）。指出了当时日本国家的实质。1981年在天津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会上，我在答复关于日本古代国家性质的提问时，曾表示了接近上述意见的看法。[57]总之，邪马台国是日本父家长奴隶制阶段（氏族社会末期进入阶级社会的过渡期）形成的早期国家。
《魏志·倭人传》什么时候传入日本，已不可考。但《日本书纪》编者在卷十二神功皇后纪第三十九、四十、四十三年三条下，已分别注明《魏志》所记各年中日使者往来的事。把卑弥呼当作日本3世纪时传说人物的神功皇后（传201—269年摄政）。卑弥呼（himiko）和神功皇后尊称“姬尊”（himemikoto）音近，以后学者多主张卑弥呼即神功说。江户时代日本著名史家新井白石（1657—1725），坚主邪马台为日本古都所在地即大和（奈良）说（后又主九州说）。但本居宣长（1730—1801）从国粹主义思想出发，认为“神国”日本的皇室决不会朝贡外国，接受封册。因此到魏都的使节，绝非大和朝廷所派，只能是九州地方蛮夷（如熊袭）豪族僭冒女王之名，私与魏国交往。本居指摘《魏志》所述中日间沿途地名、道路、方向、日程等不符实际，因此认为邪马台国决不在大和而在九州。明治维新后，日本学者用近代科学方法研究邪马台国方位问题的渐多，最有影响的争论始于1910年，东京大学教授白鸟库吉和京都大学教授内藤虎次郎同时发表了各自对邪马台国的研究论文，形成日本史学界长期对立的九州说和大和说两派意见，争论反复而激烈。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京京都两派仍继续相持，不得解决。1948年，东京大学教授
一雄提出了所谓“放射形说”（属九州说）后，初步得到多数同意。
但这一问题到最近又出现了从国家起源的决定因素来确定邪马台国位置的学说，中日一部分学者，提出日本最早的国家应该形成在当时生产力最发达、人口众多的畿内大和（奈良盆地为中心）地区的理论，引起学界注意，报刊纷纷介绍评论。去年我在日本京都曾就这一问题谈了一点意见。我认为这一学说是值得重视的，但在以下几个方面，还需进一步研究：（1）地理方位问题。从《魏志》行文上绝无法证明邪马台位置在今奈良盆地，而从中日古文明传播路径的实际距离上看，只有北九州是最自然合理的地带；（2）时间差距问题。畿内大和生产力趋于发达及皇室陵墓兴筑，至早应在公元四五世纪的古坟时代，而这距离邪马台国时代已是百年以后的事；（3）从遗迹遗物看，公元3世纪前的实物（金印、铜镜包括分割镜、铜兵器等）以及水稻耕作多发现在北九州，最近还发现了铜铎原型的熔范。[58]唯一能证明大和说的魏三角缘神兽铜镜也为我国学者王仲殊所否定。[59]（4）生产力因素问题，这点确很重要，但马克思主义从来就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也就是说，生产关系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形成，这已为中外历史所证明。[60]
《魏志·倭人传》在日本千余年来受到特殊的重视和研究，近年来又在中国和其他国家引起广泛的兴趣。日本近十年来出版了大量综合性的研究资料、论文集和通俗读物，我国史学界也写出不少论文，希望这方面的探索能和其他学科特别是日本考古学发掘和有关社会科学的研究密切配合，以获得更大的成果。
三 隋唐时期的中国文化与日本
1.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历史背景
公元前后日本还处于新石器时代，西方如希腊、罗马等却早已建成发达的奴隶制国家了。日本和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等古老国家相比，农业的出现晚了好几千年，青铜和铁的使用也晚了几个世纪。尽管如此，日本还是通过朝鲜半岛间接地零星地接受了中国的先进文化。
日本绳纹式文化时代还处在原始社会。进入弥生式文化时代以后，由于青铜器、铁器和水稻从大陆传入，生产力飞跃发展，日本从采集经济向以水稻为主的农业社会发展。从而原始共同体崩溃，出现了阶级社会，并进一步出现了国家，邪马台国及其后的大和国就是这种国家的雏形。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大和朝廷统一国土的进展，产生了部民制。部民制是以贡纳制为代表的氏族奴隶制，属于东方型的不发达奴隶制。在部民制下，原始公社残余以农村公社形式长期保存下来。在部民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统治体制是氏姓制。氏姓制的实质是以身份等级维持奴隶主统治的政治体制，它严重束缚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当时的大和国存在着两个社会矛盾：一个是由皇室、氏姓贵族组成的奴隶主阶级与部民、奴婢组成的奴隶阶级之间的矛盾，另一个是不断霸占地方贵族领地扩大自己屯仓的皇室与不愿上缴自己领地的地方贵族之间的矛盾。
6世纪中叶后，氏族奴隶制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开始动摇和瓦解，部民大量逃亡，严重影响了朝廷的收入。于是朝廷内部新旧势力展开斗争，接受中国先进思想和文化的苏我稻目在569年派胆津去白猪屯仓编制田部[61]的户籍，把田部变成独立成户的小生产者，这是后来“公地公民”制的原型。这样便与代表旧势力的物部尾舆发生冲突，两者围绕信佛的问题展开激烈的斗争，苏我稻目主张信佛，希望通过信佛代替氏神的信仰，以统一全国思想，加强皇权；物部尾舆则反对信佛，主张信仰氏神，以维护氏族奴隶制。新旧势力以587年（用明二年）用明天皇死后的皇位继承问题为契机进行搏斗，最后苏我稻目之子马子打倒物部尾舆之子守屋，拥立崇峻天皇。后者因不满苏我马子专权，592年被马子暗杀。当年推古天皇即位，次年（593）天皇立用明天皇的遗子厩户皇子为皇太子（世称圣德太子），并任命为摄政。
“圣德太子是创日本文化新纪元的伟人，应该说是日本文化的元祖”[62]，在他摄政期间（593—622），中国结束了长期分裂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隋朝。他是受过中国文化熏陶的人，立志建立以中国为模式的、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挽救社会危机。
隋朝是继秦汉之后中国大一统的时代，结束了南北朝以来分裂的局面，战乱停止，社会繁荣，地处地方一隅的日本为之赞叹：“天地所覆载，日月所照临，四海万国，生类千种，殊风异俗，不可遍举悉识，唯文轨之所通，载籍之所存，其国最大者为隋，地广人多，自上古圣贤之君，以道德仁义，化导其民，典章制度大备。下及近古，而其礼仪文物，人材财用，亦非诸国之比。”[63]但好景不长，隋炀帝挥霍财富殆尽，隋朝在农民大起义中灭亡。
隋统治时间虽短，但其文化南北合流，出现了比南北朝较高的文化。特别隋文帝创建的文物制度为唐以后各朝沿袭，甚至对海外也发生影响。
唐（618—907）是中国史上最强盛的朝代，经初唐、盛唐，呈现一派鼎盛景象：“是时，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64]杜甫在《忆昔》中吟咏：“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65]社会安定则户口孽蕃，开元二十八年户部计账，户8412871，口48143609，“魏晋以来斯为盛矣”[66]。
唐是个多民族的封建帝国，极盛时势力东起朝鲜，西达葱岭以西的中亚，北至蒙古，南迄印度支那。
唐的政治制度完备，中央集权。行府兵制，兵农合一，既有强大的军队，又不脱离生产，还可杜绝兵乱：“府兵之置，居无事时耕于野……若四方有事则待命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67]中央置三省六部十二寺（监），使三省权力分散，中书省出令，门下省审复，尚书省执行，以“相防过误”。纳谏制度使诸大臣直言无隐。谏官随宰相入阁预闻政事，随时可匡正政事法律严密而放宽，律令格式互为补充；死刑慎重，连坐放宽，赋役实施租庸调之法，“使上爱物以养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68]。于是国富民强。科举制破门阀陋习，中下层地主子弟得入仕途。
唐代繁荣表现于商品经济发达，而其主要原因又在于实行均田制。[69]均田制造成大量自耕农，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与上述政治经济相适应的唐文化，“博大清新，辉煌灿烂，蔚成中国封建文化的高峰；也是当时世界文化的高峰”[70]。唐文化对外来文化在开放接受的同时，还加以选择与改造，从而转化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印度佛教全面中国化即是其例。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华严宗、天台宗、禅宗相继展开，儒佛道三教调和也是唐代宗教的一大特色。
唐文苑非常兴隆。自建安以来文学形式上被重视的声律和对偶化运动，至唐完成。唐文学的主体是律诗和散文，前者以李白、杜甫、王维、元结、元缜、白居易等大诗人为代表，后者以韩愈为代表。唐诗著称于世，诗坛百花争艳，清康熙时编的《全唐诗》尚存诗48900首，作者2200余人，其盛况可以想见。
唐艺苑百花齐放。书法，颜真卿始创唐新书体。绘画，人物画家有阎立本、吴道子。此外有李思训、王维等山水画家。雕刻，敦煌千佛洞的唐泥塑和龙门石窟的唐石雕最著名。这些雕刻的题材并非出自中国，但其表现却与现实生活和现实人物无异。音乐舞蹈，唐乐可分为雅乐（祭祀、朝仪用）、清乐（民间音乐）、燕乐（宴会用）、凯乐（军中乐）。唐代是汉乐与胡乐融合发展的时代，从西域传入的胡乐被改造成乐舞。
唐教育发达，学校完备，中央学校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总称为“六学”，六学直属于国子监，由尚书省礼部管辖，地方学校则深入乡里，有里学的设置。
唐学术昌盛，国家领导学术研究。史学方面，设立史馆修史，历代王朝都沿袭唐代成规，新朝开馆编修前朝史。唐代还出现两部史学著作，即刘知几的《史通》和杜佑的《通典》。天文学方面，设立太史局管理天文研究，其下分观测部、制历部、报时部。李淳风、僧一行、傅仁均等天文学家辈出，他们利用太史局所提供的方便进行天文学研究。医学方面，设立太医署管理医学教育。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颁布的药典《新修本草》是由太医署完成的。地理学方面，研究成果累累，有贾耽的《关中陇右山南九州别录》6卷、《吐蕃黄河录》4卷和《海内华夷图》1幅，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42卷。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是记载古代中外交通和中亚、印度一带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
唐首都长安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四方儒士，云会京师”。长安“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53915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者，又28469卷”。[71]长安还是个国际都市，胡商云集，世界各国的文化流入长安，在这里进行融合、改造，最后作为自己的东西再输送给外国。唐文化在当时世界上地位极高，各国人民不顾旅途艰难，甚至冒生命危险来中国学习。文化交流是双向互感的，今天先进国的文化向后进国输出，明天也许后进国变成先进国而逆输出。
2.引进、消化与创新
日本就是积极向先进邻国学习的一个国家。从大化改新到和铜三年迁都平城的白风时代（645—710），以及从和铜三年到延历三年迁都长冈的奈良时代（710—784），是日本急速封建化的时代。当时日本全面模仿唐朝，上从天皇的年号，下至百姓的衣冠服饰及风俗习惯，无一不从唐朝学来，现简述如下。
政府机构方面。日本的中央机构是两官八省制，即神祇官和太政官，下辖中务、式部、治部、民部、兵部、刑部、大藏、宫内八省。唐朝是三省六部制，即尚书、中书和门下三省，下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日本的地方机构是国郡两级制，国设国司，郡设郡司；唐朝则是州县两级制，州设刺史，县设县令。
法律方面，日本仿效唐朝的律令制。日本最早的律令是在高向玄理、南渊请安等老留学生指导下，由中臣镰足等按唐律令起草的，即所谓《近江令》22卷，671年施行。天武天皇时制定《净御原令》22卷，689年施行。文武天皇时由刑部亲王、藤原不比等制定《大宝令》律6卷、令11卷，702年施行。元正天皇时由藤原不比等制定《养老令》律10卷、令10卷，757年施行。这些律令是以唐的武德律令（624年）和贞观律令格式（637年）为模式的。
土地制度方面。大化改新后实行土地国有制，即所谓公地公民，政府把收公的贵族的土地班给农民。所分给的田称口分田，唐朝均田制所给农民的田也称口分田。田分段，1段长30步、宽13步，10段为1町。凡男女六岁班给口分田，男得2段，女得2段的1/3，田6年一班，身亡后田收回，[72]农民没有土地的拥有权，只有使用权。这种班田收授法显然是模仿唐均田制的。赋役方面。日本和唐一样实行租庸调法。租即田租， 1段田课稻2束2把，一町田课稻22束，[73]山谷田相应减少。庸即服劳役，每丁一年服役10天，若须收庸，正丁1人绢
8.5尺，布26尺。[74]调是征收土产，每1町课绢1丈、
2丈、布4丈。日本的赋役是在班田收授的基础上施行租庸调法，而唐的赋役则在均田制的基础上施行租庸调法，两者内容几乎完全相同，只是数额不同而已。
军事组织方面。当时日本没有专业的士兵，所有的士兵都是从地方选拔，轮流服务，武器军粮自办。律令规定男子21至60岁为正丁，正丁中有1/5或1/8要服兵役。京都设六卫府，各国设军团部，北九州设防人。小国有士兵100人，大国有士兵500人，这种军事组织是模仿唐的府兵制。唐没有专业士兵，平时兵即农民，战时农民即兵，即所谓“兵农合一，寓兵于农”。唐规定凡民20为兵，60而免，比日本所规定的正丁要小1岁。唐府兵相当于日本各国的军团部。府兵分成三级，1200人为上府，1000人为中府，800人为下府，而日本的军团部则分为二级，大国500人，小国100人。在军事编制名称上也是学唐朝的，如校尉（团）、旅师（旅）、队正（队）等，凭符契发兵的制度也仿自唐朝。
户籍和国土规划方面。为实施班田收授法和征收赋税，日本仿唐朝建立户籍制度。645年检查畿内人口，造户籍，校田亩，50户为里，设里正。16至20里为大郡，12里以上为上郡，8里以上为中郡，4里以上为小郡，户籍6年一造（唐为3年一造）。670年，畿内、东海、山阳、南海、西海广大地区编制公民、部民、奴隶的户籍，即所谓庚午年籍。还模仿长安城造平城京，京师以坊为单位，每坊置长1人，4坊置令1人。在地方实行条里制，60步（每步6尺）4方为坪，各纵横6坪即36坪为里，横方向的土地称条，纵方向的土地称里。
货币和度量衡方面。708年（和铜元年）发行银钱和铜钱二种货币。铜钱直径2.4厘米，圆形中开方孔，背面有“和同开珎”四字，这是模仿唐的“开元通宝”钱的。为了货币顺利流通，有必要制定统一的度量衡制度。没有统一以前是高丽尺（即北魏尺35.6厘米）和唐尺（29.67厘米）同时使用。713年（和铜六年）定唐尺为标准尺。又仿照唐颁布田亩计算法，即田一段为360步，每步6尺。702年（大宝二年）公布的量制是石、斗、升（10进位），一石为2800立方寸。权衡单位是斤、两、铢，一斤16两，一两24铢。两分大两小两，大两1两相当于小两的3两，这也是仿照唐制的。
教育方面。基本上模仿汉唐的教育制度，大化改新以前日本没有学校，公卿子弟在学者门下受教。669年（天智二年）设置大学寮，高向玄理、僧旻（日文）为最初的博士，担任教授。后又设置学头即校长（后改为大学头）。天武天皇（673—686年在位）在京城设大学，在地方设国学。文武天皇（697—707年在位）在大宝律中详细规定了大学、国学的制度。学科是明经、明法、文章、算术、音韶、籀篆等六艺。教科书是《礼记》《左传》《毛诗》《周礼》《仪礼》《周易》《尚书》等七经，外加《孝经》《论语》，合称“九经”，完全沿用唐朝的。大学定员400名，五位以上的子弟才有资格入学。国学定员大国50名，上国40名，中国30名，下国20名，对象是郡司子弟。[75]修业年限，大经3年，中经2年，小经1年半。考试有旬试、岁试，成绩分上中下三等，3年成绩为下等和9年内没有考上的人都要退学。[76]
编纂历史方面。唐朝官修史书风气影响日本，奈良时代和平安前期完成的史书计有：（1） 《古事记》3卷，太安万侣撰，712年（和铜五年）完成；（2） 《日本书纪》30卷，舍人亲王、太安万侣合撰，720年（养老四年）完成；（3） 《续日本纪》40卷，石川名足、淡海三船合撰，797年（延历十六年）完成；（4） 《日本后记》40卷，藤原冬嗣等撰，840年（承和七年）完成；（5） 《续日本后纪》3卷，藤原良房等撰，809年（贞观十一年）完成；（6） 《文德实录》10卷，藤原基经等撰，879年（文庆二年）完成，以上通称“六国史”。此外有《三代实录》5卷，藤原时平等撰，901年（延喜元年）完成。
文学艺术方面。留学生、学问僧从唐朝带去大量经史和诗集，使日本汉文学发达起来，特别白居易的《白氏文集》传入日本，对汉文学影响很大。756年的《怀风藻》是日本最早的汉诗集。唐乐是留唐学生直接带回去的，如吉备真备带回《乐书要录》，永忠带回《律吕旋宫图》。唐乐是日本民族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日本音乐中还保存着唐乐的要素。由于佛教的兴盛，天皇及贵族竞造寺院，最典型的法隆寺西院伽蓝的金堂和五层塔等是模仿隋唐建筑式样，从藤原京迁都平城时，兴福寺、元兴寺、药师寺、大安寺等都按唐式重建。744年（天平十六年）各国修建七层塔，是受隋文帝601年（仁寿元年）在全国33个州建塔的影响。称德天皇（765—770年在位）时造的西大寺是盛唐式样。雕塑受唐影响更显著，如药师寺的观音像和如来像以及西大寺和唐招提寺等的佛像。752年完成的东大寺卢舍那大佛像是仿照洛阳龙门的卢舍那大石像。奈良时代雕刻的顶点是东大寺三月堂（法华堂）的14尊天平佛，其中吉祥天可以想象到丰满的唐美人。法隆寺的行信像和唐招提寺的鉴真像是奈良时代的代表作。法隆寺的壁画和高松塚古坟的壁画受唐壁画的强烈影响。正仓院的鸟毛立女屏风画描绘一个美人伫立树下的情景，也是丰满的唐美人型画。
其他民间的风俗习惯大部分是在学习唐朝的高潮中传入日本，如“松之内”就是中国的春节，“田游”相当于中国的踏青，“雏祭”（女孩节或桃花节）相当于中国的上巳（即三月三日），“茅卷”就是中国的粽子，“菖蒲节句”就是中国的端午，“棚机”就是中国的七夕。
尽管日本在各个领域内全面模仿中国，但并不是说把中国的东西照搬过来。日本在移植中国文化时，往往和固有文化交织在一起，使中国文化发生变形。这种变形程度越大，其特殊性也越显著，从而其独立性也越强。日本是单一民族，国土狭小，人口不多，所以从唐朝引进的东西对日本来说，过于庞大复杂，不符合日本国情，这种简素化就是日本趋向独立的征兆。
从遣唐使停止的894年（宽平六年）到平家灭亡的1185年约300年间，即所谓平安后期或藤原时代，日本封建制得到进一步发展。唐帝国瓦解后，作为唐文化一环的日本文化和中国周边各民族的文化一样开始逐渐摆脱中国文化的影响，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土地制度方面。723年（养老七年）政府公认并奖励开垦土地，规定新开的土地三代不纳税（“三世一身法”）。后来进一步颁布垦田永世私财法，承认土地私有制，彻底放弃土地公有的原则。从大宝令律完成的701年（大宝元年）到垦田永世私财法颁布的743年，土地公有制只实行了42年。
整个奈良时代以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的班田收授法很难实行。初为6年班田一次，801年（延历十二年）改为12年班田一次。其后801—828年长达19年没有实行过一次班田，再后828—875年48年没有班田，902年（延喜二年）完全隐没，农民已得的口分田或者通过荒芜，或者由农民自愿托给庄园，逐步变成庄园的私有土地。
政治制度方面。从7世纪中叶到12世纪末日本庄园制正式成立。[77]庄园制的产生，意味着律令制政治的瓦解，代之而起的是以农奴制经济为基础的贵族政治。领主和农奴的土地关系所产生的，必然是与此相适应的封建政治制度，日本政治从唐模式中脱出来，建立起一种新的政治制度。这种新制度叫作令外官，即在《大宝律令》官员令以外设置的新官僚机构。最初令外官有内大臣、中纳言、参议、权大纳言，平安前期又增设勘解由使、藏人所、检非违使、关白等。藤原氏独占了一切令外官的职位，并把国政放在自己私邸的政所进行。邸宅变成家司，天皇变成傀儡，一切财力物力集中于以藤原氏为首的中央贵族。
文字和文学方面。日本语属于阿尔泰语系，对日本人来说，汉语汉文是外国语外国文。自从汉字传入以来，日本一直使用这种外国文字来管理国家，并通过文字材料引进大量中国文化，但汉字与日本人的语言习惯不同，使用不方便，同时由于日本文化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有一种能记录本国语言的文字，于是假名便随着历史的演进而产生出来。所谓假名就是将汉字的一部分省略或极端草体化而创造出来的文字，采用汉字偏旁的叫片假名，汉字草体化的叫平假名。假名不是特定的人发明，它是日本人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它也不是凭空创造出来的，有它的借鉴和背景。据专家研究，日本的五十音图是以印度的悉昙学（梵语字母，五音相通，同韵相通的理论）和中国的音韵学为背景而产生的，假名和五十音图的发明促进了日本思想文化的独立和发达，它表明日本有能力消化外来文化，把它变成自己的血与肉。
随着假名的发明，日本的民族文学也开始登场。905年（延喜五年）纪贯之编了《古今和歌集》20卷，接着《后撰和歌集》被编成，还出现了著名和歌手山上忆良的《贫穷问答歌》。散文方面出现了《伊氏物语》《竹取物语》等，11世纪初出现了宫廷女作家的长篇小说，其代表作是清少纳言的《枕草子》和紫式部夫人的《源氏物语》。
艺术方面。建筑式样最早摆脱中国影响的是奈良的室生寺金堂和五层塔。奈良唐招提寺的金堂迈开了日本建筑的第一步。金堂前面的一列柱廊及较为正方形的特点，不同于中国建筑。平安时代完成的寝殿式建筑是日本的住宅式样，建筑物与庭园之间极其调和，发挥了优美典雅的日本风味。当时不论寺院、宫殿、官府和陵墓，一律成为寝殿式。1019年（宽仁三年）藤原道长建造的法成寺完全确立了日本式样，京都的平等院凤凰堂也是典型的日本式建筑。平安后期开始出现了日本风雕刻，但真正完成日本风格雕刻的是定朝（？—1057）。他把贵族理想中的佛像成功地表现出来，其代表作是凤凰堂的本尊阿弥陀如来佛像。其弟长势（1010—1091年）推进了雕刻的日本化，其作品有京都广隆寺的日光、月光菩萨像和十二神将像，表现作风优美。11世纪中叶，日本画“大和绘”全面确立，同时也出现了宫廷画家，大同年间（806—809）叫作“绘所”的宫廷画院也成立了。最典型的大和绘是描写世俗故事的画卷，其中最优秀的是《源氏物语画卷》（12世纪前半期）。此时佛画也从唐风转变为日本风如凤凰堂门上的《阿弥陀来迎图》。后来佛画愈趋优美，如京都教王护国寺的十二天神像，画像优美，身体富有肉体感。京都国立博物馆所藏日本佛画的代表作普贤菩萨像，其优雅华丽达到极点。9世纪起日本音乐大发展，嵯峨、仁明、一条三天皇都懂音乐，奖励日本音乐。贵族们也喜欢采集古乐，成立“大歌所”专门教授日本音乐，并把外来的乐舞改造成适合日本人口味，乐器的编成、音阶、曲风等也改成日本风味。同时在统一唐乐、高丽乐的乐舞基础上，改编和创作了许多乐舞。此外日本还创造了好几种音乐形式，如神乐、东游、催马乐、朗咏今样歌、和赞等。900年前后即醍醐天皇初期产生了用管弦乐演奏的“御游”。它的产生表示日本音乐开始摆脱宗教的束缚，表现贵族的华丽生活，音乐成为娱乐性质的东西了。御游之后又产生了猿乐和田乐，民间音乐终于逐渐代替古代音乐成为日本音乐的主流。平安后期日本风书道逐渐发达，其代表人物有小野道风、藤原佐理、藤原行成，即所谓“三
”。书道从苍古雄劲的唐风转变到以三
为代表的丰润优美的日本风，表示着日本文化的独立。日本书道是在长期使用汉字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特别是平假名系从汉字草体演变而来，书写起来十分流利，不能分辨究竟是书还是画。
宗教方面。当初佛教传入日本是作为一种统一国家的思想武器，国家提倡信佛，具有国家主义色彩。至9世纪，佛教的国家主义色彩更加浓厚。由天台、真言两宗合成的密宗最富有国家主义色彩，最澄、空海以镇护国家为宗旨，即“为国念诵，为国祈祷，为国传经，为国讲般若”，他们把尊重皇室和孝行作为理想，即所谓“为国忠，在家孝”。佛教日本化的最明显例子是神佛调和论，即所谓本地垂迹思想。佛为了造福人类，度济众生，到处下凡，作为神而出现在人间。日本固有的神祇寻其本源都是佛菩萨，神即佛，佛即神。神佛同体的思想证明日本人已把佛教完全消化为自己的东西了。儒学是被当作伦理道德和政治思想引进的，日本没有专业的儒学，由僧侣兼学，所以日本的僧佛调和思想特别浓厚，忠孝和般若（智慧）一致是儒佛调和思想的表现。当时日本僧侣中存在着浓厚的皇权主义思想，不过平安时代的经济基础不要求儒学作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所以它还从属于佛教之下，只作为佛教的一种道德教养而已。
如上所述，日本的封建化是以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为模式而进行的，当它脱离中国模式而独立创造自己的社会和文化时，标志着日本封建化的完成，从以自由农民为主要生产力的早期封建社会进入了以农奴为主要生产力的中期封建社会。
四 隋唐时期扬州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
1.唐代以前扬州的建置
古扬州地兼吴越，北至淮，东南至于海，称为淮海，[78]为九州之一。[79]
《周礼·职方》说：“东南曰扬州。”[80]东周末年，扬州始称为广陵。前486年（周敬王三十四年）吴国在邗（音寒）筑城：“秋，吴城邗，沟通江淮，邗城当在今扬州市北，运河西岸，邗江即《水经注》的韩江，吴于邗江旁筑城挖沟，连长江与淮水，大致自今扬州市南长江北岸起至今清江市淮水南岸止，今之运河即古邗沟水。”[81]前334年（周显王三十五年）楚并越，尽取吴国旧地，后置广陵县。前319年（楚怀王十年）建广陵城。[82]前223年（秦王政二十四年）秦并楚地，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广陵属九江郡。
前206年（汉高帝元年）项羽称西楚霸王，广陵郡属楚。前202年（汉高帝五年）韩信为楚王，广陵郡仍属楚。前201年（汉高帝六年）废楚王信为淮阴侯，分楚地，后为荆、吴两国。前154年（汉景帝三年）汝南王非为江都王，改吴为江都国。[83]前117年（元狩六年）汉武帝立子胥为广陵王，改江都为广陵国，[84]领有广陵、江都、高邮、平安、凌、东阳、射阳、盐城、渎、舆、堂邑、海西。[85]“三国时广陵为吴魏间隙地……为二国边境，彼此皆不能有。”[86]晋武帝时置广陵郡，统辖八县——淮阴、射阳、舆、海陵、广陵、盐渎、淮浦、江都。[87]南朝宋以江北为南兖州，置广陵太守，统辖四县——广陵、海陵、高邮、江都。[88]齐分南兖州为五郡，其中广陵郡统辖五县——海陵、广陵、高邮、江都、齐宁。[89]梁改南兖州为东广州，置广陵、江阳两郡。陈又复名南兖州，北周改为吴州。[90]
589年（隋文帝开皇九年）改吴州为扬州，置总管府。605年（隋炀帝大业元年）废总管府，置江都郡，统辖十六县——江阳、江都、海陵、宁海、高邮、安宜、山阳、盱眙、盐城、清流、全椒、六合、永福、句容、延陵（润州）、曲阿（武进）。[91]
唐代高祖改郡为州，扬州广陵郡置大都督府。620年（高祖武德三年）于润州江宁县置扬州，以隋江都郡为兖州。624年（高祖武德七年）改兖州为邗州。626年（高祖武德九年）废江宁县之扬州，改邗州为扬州，置大都督府，督扬、和、滁、楚、舒、庐、寿七州。627年（太宗贞观元年）分天下为十道，扬州属淮南道。724年（玄宗天宝元年）扬州改为广陵郡，仍置大都督府。758年（肃宗乾元元年）又改为扬州，领有七县——江都、江阳、六合、海陵、高邮、扬子、天长。[92]其后置淮南节度使，治所扬州，总之，历代扬州变迁很大。至唐代，广义的扬州包括扬、和、滁、楚、舒、庐、寿七州，狭义的扬州仅广陵一郡。
2.隋唐时代扬州的繁华
581年隋统一中国，结束了西晋末以来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同时由于江南水稻栽培的生产力显著发展——废除一年休闲法实行连作法，废除直播法实行插秧法——中国的经济中心从北方转移到南方。[93]虽然王朝的政治中心仍在华北，但“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94]“每年漕运江淮米四十万石。”[95]所以“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96]“江淮虽经兵变，其民比诸道犹有资产。”[97]这说明江淮不特较关中富庶，即在全国亦称首指。
作为江南经济中心的扬州，是仅次于两京（西京长安、东京洛阳）的大都市，人口为467850，[98]占全国人口的1/100弱。[99]“扬州富庶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100]即谓天下之盛；扬州为第一，益州（四川）为第二。《旧唐书》也说：“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101]当初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以赴江都时，“帝御龙舟，文武官五品以上给楼船，九品以上给黄篾舫，舳舻相接，二百余里”[102]。他还在扬州建造“迷宫”，“金楹玉柱，蓬岛丹邱。吴姬越女皓齿明眸……朝吟蛱蝶，暮弹箜篌”。[103]扬州如此美好，难怪当年曾任扬州总管的晋王广（即后来的炀帝）616年（大业十二年）第三次（第一次是605年，第二次是610年）下扬州时，不顾群臣谏言以诗留别官人说：“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104]流连忘返，最后竟死在这里。及至唐代，扬州更为繁华，“高樯巨舰，画戟彤旌。管弦达旦兮，别院灯火不夜兮”。诗人王建的《夜看扬州市》，描绘扬州的夜市盛况：“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105]诗人杜牧曾旅居扬州十载，后来在《遣怀》一诗中写下了难忘的回忆：
落魄江南载酒行，楚腰肠断掌中轻。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106]
唐代扬州位于水陆商路的交点，是南北物资的集散地，“时商贾如织”。例如，“维扬万贞者，大商也，多在外运易财宝以为商”[107]。“扬州地当冲要，多富商大贾，珠翠珍怪之产。”[108]“吕用之……父璜，以货茗为业，来往于淮浙间。时四方无事，广陵为歌钟之地，富商大贾，动逾百数。”[109]足见扬州商业之盛。安史之乱后扬州又是盐铁转运使的驻在地，总汇东南财税，各道节度使和京中百官都派人开设邸店（转运批发商）进行贸易，“挂名军用，实和其利息”，与民争利。
扬州不仅商业兴盛，手工业也相当发达，除纺织品（绵、锦）外还有铜器、木器制品、制糖、制盐、酿酒、铸钱及其他手工业。特别青铜镜最为著名，被列为贡品：“唐于扬子江心铸铜镜，宋尚入贡，今无。”[110]扬州的手工业品通过运河运销长安：“坚预于东京、汴、宋取小斛底船三二百只置于潭（广运潭——引者），其船皆署牌表之，即于袱背上堆积广陵所出锦、镜、铜器、海味……潭里船车闹，扬州铜器多。”[111]木器制品运销南京：“广陵有贾人，以柏木造床，凡什器百余事，制作甚精，其费二十万，载之建康，卖以求利。”[112]
扬州是中国制糖工业的发源地：“西蕃……胡国出石蜜，中国贵之。太宗遣使至摩伽佗国（Magadha今印度比哈尔省——引者）取其法，令扬州煎蔗之汁，于中厨自造焉，色味逾于西域所出者。”[113]扬州还是制盐工业的一大中心：“乾元元年（758）盐铁、铸钱使第五琦初变盐法，就山海井灶近利之地置监院，游民业盐者为亭户，免杂徭，盗鬻者论以法。”[114]刘晏继第五琦之后为盐铁使，盐实行专卖。官收亭户之盐，加价卖与盐商，使其销售。于是盐增产，“吴、越、扬、楚盐廪至数千，积盐二万余石，有涟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场，嘉兴、海陵、盐城、新亭、临平、兰亭、永嘉、太昌、侯官、富都十监，岁得钱百余万缗，以当百余州之赋”。[115]海陵、盐城属扬州府，扬州在十监中占其二，可见产盐之盛。后淮北置十三所巡院[116]以捕贩私盐者，扬州又占其一。这样，“商民均利”，“岁盐利至六百余万缗，居天下赋税之半，国用给焉”。[117]扬州产的盐通过运河输送南北，盐船成群结队往来于运河。日本僧圆仁初到扬州，看到络绎不断的盐船队感到奇怪。[118]
扬州酿造业发达，酒专卖：“扬州等八道州府[119]置榷趋，并置官店沽酒，代百姓纳梅榷酒钱。”[120]铜也是扬州的一大物产，除制造铜外，还用以铸钱，曾设立丹扬监、广陵监二钱官管理。扬州拥有铸钱炉十座：“天下炉九十九，绛州三十，扬、润、宣、鄂、蔚皆十，益、（邓）、郴皆五，洋州三，定州一。”[121]所产之钱运到长安：“江淮钱监，岁出钱四万五千贯，输于京师”[122]，扬州造船业也很发达，与登州、洪州、饶州、江州同为造船工业的中心。
扬州物产极丰富。据《新唐书》，扬州所产土贡有“金、银、铜器、青铜镜、绵、蕃客袍锦、半臂锦、独窠锦、殿额、莞席、水兕（音祀）甲、黄稑米、乌节米、鱼脐、糖蟹、蜜姜、藕、铁精、空青、白芒、兔丝、蛇粟、栝蒌粉”[123]。此外还有竹、莲子、李、梅、杏、石榴、枣、梨。特别竹有淡竹、苦竹、象牙竹、斑竹、水竹、凤尾竹等。
唐代扬州城是大都督府的治所，有大城（罗城，在子城之南）和子城（牙城，在北面的蜀冈）即所谓“层城”。也就是杜牧诗中所说的“街垂千步柳，霞映两重城”[124]。牙城是藩镇主帅所居之城，唐淮南道采访使、节度使所居。扬州城的规模相当大，“南北十一里，东西七里，周四十里”[125]。运河沿城自东北向南流入长江。唐代城市一般都呈棋盘形，扬州城也不例外，东西十一条大路把大城划分为十二区，南北沿合渎渠有一条大道，把大城一分为二。这条中央大道和其他城市一样，应该叫作“朱雀街”。[126]合渎渠呈倒L形，其上架有著名的“二十四桥”。[127]关于二十四桥，唐代许多诗人都留下了名句，如杜牧的“云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韦庄的“二十四桥空寂寂，绿杨摧折旧官河”。扬州有寺院四十九所，[128]著名的有大明寺（今法净寺）、开元寺、禅智寺、光山寺、既济寺、延光寺、天宁寺、无量寿寺等。其中大明寺最为著名，寺内的大明寺井和栖灵塔是扬州二大名胜。大明寺井被称为“天下第五泉”，甘洌明洁，千古游人竞相品啜。栖灵塔建于隋文帝仁寿元年（601），是一座九层塔，凡到扬州的人都要登塔眺望。大诗人李白于天宝十三年（754）来扬州，写了《秋日登扬州西（栖）灵塔》一诗：“凌苍苍，登攀览四荒。顶高元气合，标出海云长。万象分空界，三天接画梁。水摇金刹影，日动火珠光。鸟拂琼帘度，霞连绣拱张。目随征路断，心逐云帆扬。”[129]“扬州胜地也，每重城向夕。倡楼之上，常有绛纱灯万数，辉罗耀列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130]总之，隋唐时代的扬州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大都市。
3.国内外交通之要冲
扬州的繁荣是与大运河的开凿分不开的。关于大运河的开凿，史籍记述不少，其中《资治通鉴》的记载较详：“大业元年（605年）三月辛亥，命尚书右丞皇甫议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复自板渚（河南汜水县东北）引河，历荥泽入汴（河南开封）。又自大梁之东引汴水入泗，达于淮。又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江苏淮安县）至扬子（扬子津）入江。”[131]“大业四年（608年）春正月乙巳，诏发河北诸军百余万穿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132]“大业六年（610年）冬十二月巳未，敕穿江南河，自京口（江苏镇江）至余杭（浙江杭州），八百余里。”[133]即大运河分三段开凿，第一段叫通济渠，从洛阳的西苑引谷、洛二水达于黄河，又从洛阳东面的板渚引黄河水，疏通莨荡渠故道入淮河，直达淮河南岸的山阳。从山阳起，疏导春秋吴王夫差所开的邗沟，引淮水在江都（扬州）附近入长江。这段工程长二千余华里。第二段叫永济渠，从洛口开渠到涿郡（今北京市），即引沁水南通黄河北达涿郡，长二千余华里。第三段叫江南河，从镇江引长江水直达杭州，入钱塘江，长八百余华里。大运河是以洛阳为中心，北通涿郡，南达余杭的水路交通动脉，全长五千余华里。扬州的位置就在大运河南北之交点，它的开凿给扬州带来了繁荣。
扬州不仅是国内名城，还是个国际大都会，为胡商南下北上必经之地。胡商大多集中在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师子国（斯里兰卡）、大石国（大食国，泛指阿拉伯国家）、骨唐国（不详）、白蛮（指欧洲人）、赤蛮（指非洲人）等往来居住”[134]广州。胡商北上，大多取道南北大道。即循北江、韶江、浈江至浈昌（始兴）登陆，越大庾岭入江西，沿赣江经虔州（赣州）、吉州（吉安）至洪州（南昌），渡担湖（鄱阳湖），循信江至玉山登陆，经常山至衢州，入钱塘江上游，经睦州（建德）、富春（富阳）抵达杭州。再由杭州循江南运河，经苏州、常州、润州（镇江），渡长江抵达扬州。再从扬州循江北大运河经楚州（淮安）、泗州、宋州（商丘）、汴州（开封）直达洛阳。[135]
扬州是仅次于广州的胡商聚居之地。《旧唐书》记载：“邓景山……至德初，擢拜青齐节度使，迁扬州长史、淮南节度使……会刘展作乱，引平卢副大使田神功兵马讨贼。神功至扬州，大掠居人资产，鞭笞发掘略尽，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136]由此可见，扬州胡人之多。开成四年（839年）正月，修缮扬州开元寺旃檀瑞像阁需费用一万贯，“彼期国（波斯国——引者）出千贯钱，婆国（占婆国——引者）人舍二百贯”[137]，可见外国人在扬州的地位和作用。
“扬州江吴大都会，俗喜商贾，不事农”[138]；从事国际贸易的也不少，许多人在此造船出海贸易。
4.隋唐时代海上中日交通路线
唐商船从扬州出发到日本的不在少数，其路线有南北二条。南路是从扬州的新河（瓜洲运河）入长江，至常熟的黄泗浦出海，或至苏州的松江口出海。横渡东海往日本记载黄泗浦出海的文献是《唐大和上东征传》：“和上于天宝十二载十月十九日戌时从龙兴寺出，于江边为二十四沙弥受戒。讫，乘船下至苏州黄泗浦（据安藤更生研究疑常熟黄泗浦）。”[139]记载苏州松江口出海的文献是《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九日得苏州船上唐人江长，新罗人金子白，钦良晖、金珍等书云：‘五月十一日从苏州松江口发往日本国……’”[140]唐宋时代常熟、苏州一带是长江的江口。[141]
北路是从扬州循江北大运河到淮河南岸的楚州（今淮安一带，属扬州府），再从楚州出淮河口北上，沿山东半岛到最东端的登州文登县赤山莫琊口（山东靖海湾附近），直渡黄海到新罗（朝鲜东南小国）西熊州西界，再沿朝鲜半岛，东南下往日本。[142]当时中日民间贸易主要是唐商船往日本，日商到中国的很少，即使到中国经商也是雇佣中国船：“书中又云：‘春大郎、神一郎等乘明州张支信船回国也。来时得消息，已发也。春大郎本拟雇此船归国，大郎往广州后，神一郎将钱金付张支信讫，仍大郎上明州，船发去……’”[143]在中日民间贸易中，新罗人金子白、钦良晖、金珍和唐人张支信、张蒙、李邻德、张公清、李延孝等的商船起着积极作用。如847年（日本承和十四年，中国大中元年）入唐求法僧圆仁是搭乘金珍商船回国的。[144]圆珍是853年（日本仁寿三年，唐大中七年）搭乘钦良晖商船入唐的。[145]
隋唐是继秦汉之后中国大统一的时代，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文化光辉灿烂，赢得周边各国特别是日本的倾慕。日本从原始时代就吸收先进的中国文化，自推古天皇十五年（607年）七月圣德太子派遣第一次遣隋使[146]以来，日本以遣隋使、遣唐使的名义派遣使节团不断来中国学习以改变自己的落后面貌。隋唐是日本大规模引进中国文化，掀起向中国学习高潮的时代，而在这光辉的一页中，国际大都市扬州所占的地位极重要，扬州地处南北交通要冲，是中日交通南北两路的起点，也是中后期遣唐使进京的跳板，它在经济和文化上给中日文化交流起了很大作用。
日本推古朝的遣隋使共有607年（推古十五年，隋大业三年）、608年（推古十六年，隋大业四年）、614年（推古二十二年，隋大业十六年）三次，当时日本到中国来要经过朝鲜西南部的百济。据《隋书·东夷传》：“上遣文林郎裴[世]清使于倭国，度百济，行至竹岛（朝鲜全罗南道珍岛西南的一个小岛），南望
罗国（济州岛），经都斯麻国（对马），迥在大海中。又东至一支国（壹岐），又至竹斯国（筑紫），又东至秦王国（周防）……又经十余国，达于海岸。自竹斯国以东，皆附庸于倭。”[147]至于从百济到长安，究竟是直渡黄海以达山东登州文登县赤山莫琊口（山东省靖海湾附近）呢？还是沿高句丽的西海岸北上，再经过辽东半岛的东海岸，横渡渤海湾口，在山东登州附近登陆呢？目前也还不能肯定：“可能是在山东的一角登陆的，从山东到达长安的路线也不详，可能是经过青州、兖州、曹州，到达汴梁，再沿黄河南岸经过洛阳到达长安。”[148]但从遣隋使往返的时间来看，取道从登州到长安的陆路不可能。因为第一次遣隋使是大业四年三月到达长安完成任务的：“大业四年（608年）三月壬戌，百济、倭、赤土、加罗舍国并遣使贡方物。”[149]同年四月小野妹子伴同隋使文林郎裴世清回到日本筑紫：“[推古天皇]十六年夏四月，小野臣妹子至自大唐……大唐使人裴世清、下客十二人从妹子臣至于筑紫。”[150]大业四年是闰三月，所以归路全程只经二个月时间。第二次遣使是同年即大业四年九月十一日从难波出发的，[151]《隋书·东夷传》说：“明年（大业四年）帝复令[朱]宽慰抚之，流求不从，宽取其布甲而还，时倭国使来朝（指第二次遣隋使），见之曰：‘此夷邪久国（久屋岛）人所用也。’”[152]可见第二次遣隋使至迟同年底已抵达长安了，全程也只花三个月左右。然而第一次遣隋使的往路是607年7月离开日本，次年3月到达长安，却花了8个月时间，二三个月时间从日本到长安是不可能的。所以说第一次遣隋使的归路和第二次遣隋使的往路一定是采取了更近便的路线。
从登州（山东蓬莱县）到长安是3150里（地图上的直线距离是1200公里）。[153]若根据《大唐六典》：“凡陆行之程，马日行七十里，步及驴是五十里。水行之程……顺流而下，河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154]若照此计算，陆路骑马从登州到长安则需45天，再从登州渡渤海湾，沿辽东半岛东岸和整个朝鲜半岛西岸南下日本，更费时日。我们认为，遣隋使取的是一条近而省力的水路，即由长安的广通渠到潼关，入黄河至洛阳，由通济渠（江北大运河）至盱眙，入淮河出海；或由通济渠到山阳（今淮安），入邗沟到扬州，从长江出海。从长安到扬州是2500里（地图上的直线距离1000公里），[155]按河顺流而下日行150里，只需16天时间。若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开成三年（838）十二月十八日条记载：“王友真来云：‘大使寻以今月三日到京都了。’”三日大使到达京都的信息传到扬州是十八日，其间只需15天，与这里所推测的所需时间一致。从扬州出长江口北上，或从山阳（楚州）出淮河口北上，沿山东半岛到达登州文登县赤山莫琊口（后来仁明朝遣唐使的归路）。由此直渡黄海到百济，南下到日本。这条路线是847年日僧圆仁回国搭乘的金珍商船所航行的。金珍商船横渡黄海只需二天：“（大中元年）九月二日午时从赤浦渡海，出赤山莫琊口……至四日晚，向东见山岛段段而接连，问梢工等，乃云：‘是新罗国西熊州西界，本是百济国之地。’”[156]“十日初夜到肥前国松浦郡北界鹿岛（值嘉岛）泊船。”[157]由此可见，从山东半岛一端渡到日本只需8天时间，这样，以水路从长安到扬州，出长江口北上；或由楚州出淮河口北上，至山东半岛一端渡黄海到日本是一条既近又安全的路线。何况第一次遣隋使到达中国的608年，大运河已通航三年了，遣隋使和隋朝都没有理由不利用这条又近又省力的航线（木宫泰彦称它为“仁明朝归航路”）而取陆路到登州，横渡渤海湾，沿辽东半岛东岸和朝鲜半岛西岸南下日本这一条又远又费力的航线。这样看来，遣隋使不是与扬州毫无关系，至少在空间上缩短了中日往来的距离。再者，随第二次遣隋使来中国的留学生们，在中国留学长达二三十年之久，他们很有可能到中国第三大城市扬州观光或回国时路过，而给他们带来一些影响。
5.遣唐使与扬州
615年（推古二十三年）第三次遣隋使回国后的第三年，隋亡唐兴。日本为继续引进中国文化，派遣了世界史上著名的遣唐使。自630年到894年的264年中，派遣唐使凡19次，其中除三次只有任命未成行，一次只到百济，一次是“迎入唐使”，一次是“送唐客使”以外，实际以遣唐使名义到达唐朝的，先后共13次。木宫泰彦将它分成四期：第一期包括舒明天皇（629—641）到齐明天皇（655—661）时代约30年间四次遣使；第二期包括天智天皇时代（662—671）的两次遣使；第三期包括从文武天皇（697—707）到孝谦天皇（749—758）时代约50年间的四次遣使；第四期包括从光仁天皇（770—780）到仁明天皇（833—850）时代约60年间的三次遣使。[158]
遣唐使的航线有四条：（1）北路，（2）南岛路，（3）南路，（4）海道舡路，如图1-1所示：
第一条北路是：难波（今大阪）——筑紫（今九州北部）——壹岐——对马——沿朝鲜半岛西岸北上——沿辽东半岛东岸西南下——横渡渤海湾——山东半岛登陆。第二条南岛路是：难波——筑紫——多
（种子岛）——夜久（屋久岛）——吐火罗（宝诸岛）——奄美——度感（德之岛）——阿儿奈波（冲绳岛）——球美（久米岛）——信觉（石垣岛）——横断东海——长江口登陆。第三条南路是：难波——筑紫——值嘉岛（平户、五岛列岛）——庇良（平户）岛——宇久岛——远值贺（小值贺）岛——合蚕田浦——福江岛——横断东海——长江口登陆。第四条海道舡路是：筑紫——朝鲜半岛西岸北上——横断黄海——山东半岛南岸西行——江苏沿岸南下——入淮河——楚州——扬州登陆。[159]
图1-1 遣唐使航线
第一、二期的六次遣唐使取北路，第三期的四次是南岛路，第四期的三次取南路。所谓“海道舡路”就是指第18次遣唐使的归路，又是圆仁搭乘新罗人金珍商船回国的航路，同时也是第一次遣隋使的归路和第二次遣隋使往路的设想航线。这条航线实际上就是唐与新罗交通的延长，当时楚州（属于扬州府）有新罗坊，侨居的新罗人很多，去新罗的船都从楚州出淮河口渡海。从第三期遣唐使起，舍熟悉的北路而取陌生的南岛路、南路，其原因何在？《新唐书·东夷传》指出：“新罗梗海道，更由明、越州朝贡。”[160]因白村江之战[161]一直与日本处于敌对关系的新罗统一朝鲜半岛，日本被迫放弃通过新罗领海的安全的北路而走危险性大的南岛路、南路。这样一来，扬州便成了遣唐使到达长安的跳板，除北路以外，日唐交通必须经过扬州。现把扬州（包括楚州）登陆或经由的七次遣唐使列表1-1如下：
表1-1 扬州登陆或经由的遣唐使表
一般说来，遣唐使船到达中国以后，进京的只是少数人，大部分留在当地。例如第18次遣唐使进京的是“大使一人、长岑判官、菅原判官、高岳录事、大神录事、大宅通事、别请益生伴须贺雄、真言请益圆行，并杂职已下三十五人”[162]，其他人都留在扬州。他们或学习中国文化，或准备回国物资，或购买物品带回日本。文化发达、物产丰富的扬州，给遣唐使提供了完成任务的物质文化条件。遣唐使在扬州尽量吸收中国文化。如《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所载；“本国判官藤原朝臣贞敏于开元寺设斋，出五贯六百钱作食，供养新画阿弥陀佛、妙见菩萨、四天王像，并六十余众僧。亦以斯日令写龙兴寺法花院壁南岳、天台两大师像。”[163]“三日，始画南岳、天台两大师像两铺各三副……寻南岳大师颜影，写着于扬州龙兴寺，敕安置法花道场琉璃殿南廊壁上。乃令大使慊从粟田家继写取，无一亏谬。”[164]
根据《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18次遣唐使因在长安不许买卖，特地从楚州到扬州来购置物资：“先入京使内监国信春道宿弥永藏、杂使山代吉永、射手上教继、长州判官慊从白鸟、村清岑等十余人，乘一船来……缘上都不能买卖，便着前件人等，为买杂物来。”[165]有的因购买违禁品受到扬州府的传唤；“第四舶监国信并通事，缘买敕断色，相公交人来唤，随使入州去”[166]。还有“长官慊从白鸟、清岑、长岑、留学等四人，为买香药等，下船到市，为所由勘追，舍二百余贯钱逃走”[167]。“大使慊从粟田家继，先日为买物，下船往市，所由捉缚，州里留着，今日被免来。”[168]以上记载，表明扬州市场给遣唐使提供了路上所需的物资和带回日本的“唐物”。《唐大和上东征传》中记载着鉴真第二次东渡时所准备的物资，其中有各种各样的香料和药物。[169]这些东西均产自南方各国，是遣唐使所需要的，只有在国际都市扬州才能买到。
对随遣唐使入唐的留学生和留学僧来说，扬州不仅是进京的必经之地，而且还是寻师求学、搜集内外经典、寻觅船只回国的理想地方。如十年前来中国的留学僧荣睿、普照，742年（天宝元年）十月从洛阳由江北大运河来到扬州大明寺拜谒鉴真，其后两人紧跟鉴真设法东渡，历尽艰辛。最后荣睿死于中国，普照偕鉴真回国。又如838年（开成三年）七月慈觉大师圆仁作为请益僧随第18次遣唐使到扬州，因请求巡锡天台，留扬州开元寺半年余以待敕命。在此期间收集唐文物，抄写经典，学习唐的礼仪法规，还特别向西明寺宗睿法师学梵文。再如和圆仁一起入唐的留学僧常晓，在扬州栖灵寺（即大明寺）从文琛法师受真言法。[170]此外，随第11次遣唐使入唐的戒明，还将圣德太子所著的《胜曼经义疏》及《法华经义疏》赠给扬州尤兴寺灵佑。[171]随第17次遣唐使入唐的弘法大师空海、留学生桔逸势等是经由扬州到长安求法的，还有随18次遣唐使入唐的圆载是从扬州到天台山朝拜的。他们在扬州或多或少得到一些见闻。
894年（唐乾宁元年，日宇多宽平六年）遣唐使正式停止以后，中日民间贸易活跃。841年至903年的62年中，日唐间往来的商船有37次。[172]这些商船绝大部分是唐船，它们以扬州（包括扬州府管辖的楚州）、明州（宁波）为基地进行中日贸易。当时搭乘这些商船到中国的僧人也不少，他们上天台山、五台山或者去长安，都要经过扬州。如三次入唐的惠萼，841年（仁明承和八年）搭乘李邻德船第一次入唐到达楚州，去五台山朝拜之后，又经扬州到天台山过冬，次年春回国，又如844年（仁明承和十一年）仁好携带日本朝廷给圆仁、圆载的黄金200两乘船入唐，也是经过扬州的。846年（仁明承和十三年）性海（海上人）为把本国的书信、礼物送给在唐的老师圆仁，搭乘李邻德船到达扬州，后转楚州。再如842年（仁明承和九年）惠运搭乘李处人船到达温州乐城县（浙江乐清县）后与圆修一起巡拜五台山，扬州是必经之地。还有智证大师圆珍， 853年（文德仁寿三年）率领丰智、闲静、丁雄满、物部忠宗、佐伯阿古麻吕、大宅全吉等人，搭乘钦良晖船入唐到达福州连江县。他朝拜天台山之后，由江南大运河北上，经扬州由江北大运河到洛阳，再由陆路到长安。862年（贞观四年）真如法亲王的从僧宗睿搭乘张支信船入唐到达明州，经扬州到五台山朝拜。这样，平安时代的所谓入唐八大家（最澄、空海、常晓、圆行、圆仁、惠运、圆珍、宗睿）除最澄以外，其他七人都到过扬州，总会有一点影响带回日本吧！
6.鉴真东渡与扬州
733年（唐开元二十一年，日天平五年）日本奈良兴福寺僧荣睿、普照奉舍人亲王之命，随第十次遣唐使入唐，招聘精通戒律的高僧赴日传戒。他们经过多方努力，聘请洛阳大福先寺道璇律师赴日，但道璇的名声不大，不够理想，后闻当代律宗高僧鉴真（688—763年）在扬州大明寺讲律学，若能请他到日本传戒则最为理想；同时扬州又是出海城市，将来可以从这里回国。于是天宝元年（742年）冬十月，荣睿、普照与鉴真的弟子道航（当时宰相李林甫之兄林宗的家僧）携带李林宗给扬州仓曹（专司漕运）李凑的书信，循江北大运河而下，来到扬州。当时鉴真55岁，正在大明寺为众僧开律讲。
为什么日本要招聘鉴真赴日传戒呢？原来进入8世纪以后，大化革新之后建立起来的“公地公民制”开始动摇和崩溃，农民经受不起剥削和压迫，纷纷逃离土地投身或依附于寺院。寺院势力的膨胀和僧侣的增多，不但影响了朝廷的财政收入，还影响了兵源。于是朝廷便一面下令禁止自度、私度以防僧侣泛滥，一面打算建立一套僧侣自律制度，要像中国那样“若有不持戒者，不齿于僧中”[173]。在此种情况下，元兴寺隆尊提出建议，尽快建立受戒制度并向大唐招聘戒师。这个建议得到了当权者舍人亲王的支持，派遣荣睿、普照两僧入唐，招聘精通律学的高僧来日本设坛授戒。
荣睿、普照抵达扬州后，立即到大明寺拜谒鉴真，邀请他赴日弘法。鉴真问在场的众僧，谁能应此远请？众僧都保持沉默。鉴真见无人愿去，便慨然说：“是为法事也，何惜身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174]于是大家愿同心随鉴真前去，荣睿、普照的夙愿终获实现。从此以后鉴真开始了世界史上罕见的惊心动魄的东渡，五次渡海失败，至天宝十二年（753年）的第六次方始成功。
第一次东渡：天宝二年（743年）四月扬州仓曹李凑（唐宰相李林甫侄）受李林宗（李林甫之兄）托为鉴真造船备粮，声称往天台山国清寺供养众僧。不料被随行的高丽僧如海出卖，诬告私通海贼，淮南道采访使班倩派人搜捕诸僧，所造之船没收，荣睿、普照被关押四个月后释放。
第二次东渡：荣睿、普照出狱后仍不灰心，秘密到鉴真处商量东渡，鉴真说：“不须愁，宜求方使，必遂本愿。”[175]仍出钱买得岭南道采访使刘巨鳞之军船一只，备办海粮，天宝二年十二月鉴真一行85人举帆东下，到狼沟浦（今太仓浏河口的狼港）遇难船破，全体被迫上岸修船。
第三次东渡：一个月以后船修好，鉴真一行重新出发，航至桑石山（舟山群岛北面海中的桑枝山）风急浪高，船触礁破损，人遇救上岸，后被安置于
县（今鄞县）阿育王寺。
第四次东渡：鉴真在阿育王寺暂住时，荣睿被指控引诱鉴真东渡逮捕，押送至杭州因病假释。鉴真被荣睿、普照两人的坚强意志所感动，一面派法进到福州买船办粮，一面率领众僧往天台山，正欲向温州进发时被官方追踪拦阻。
第五次东渡：天宝七年（748年）春鉴真已返扬州，仍造船买香药，备办百物，一如天宝二年所备，同年六月二十七日鉴真一行35人乘船循长江而下，至常州遇大风漂流至海南岛振州（今崖县）上岸。其后辗转流徙于雷州（广东雷州岛）、辩县（广东化县）、象州（广西象州县）、白州（广西博白县）、梧州（广西苍梧县）、桂州（广西桂林）等地。至端州（今广东高要县）荣睿迁化，至韶州（广东曲江县）普照辞别往明州阿育王寺。鉴真也因频经炎热双目失明。后从韶州一路北上返回扬州。
第六次东渡：天宝十二年（753年）十月十五日第十一次遣唐使回国途经扬州，大使藤原清河、副使大伴古麻吕、秘书监吉备真备，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即阿倍朝衡，时任唐秘书监兼卫尉卿）等来到延光寺谒见鉴真说：“弟子等早知和上五遍渡海向日本国，将欲传教，今亲奉颜色，顶礼欢喜……弟子等自有载国信物船四舶，行装具足，去亦无难。”[176]鉴真欣然允诺，秘密出走，躲藏于副使大伴古麻吕的第二船。十一月十三日普照闻讯从余姚赶来。十五日四船同时启程。十二月二十日鉴真所乘的第二船平安抵达九州南部萨摩国阿多郡秋妻浦。
鉴真自743年开始第一次东征，前后经11年，历尽千辛万苦，终于了却夙愿，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极其可贵的一页。
关于“日本文化的恩人”[177]鉴真，中日学者已予以评述，这里只打算叙述一下鉴真东渡与扬州的关系。
（1）扬州是鉴真东渡的基地。如前所述，扬州地处国内外交通之要冲，是国际商埠，交通便利。鉴真的六次东渡中，除第一、四未成行，第三次实际上就是第一次的续航外，其他三次都是从扬州启程的。扬州是唐朝的一大造船中心，拥有雄厚的造船技术力量和众多的航海人员，给鉴真东渡造船和雇佣水手提供方便。唐朝著名的财政家“刘晏为诸道盐铁转运使时……乃置十场于扬子县，专知官十人兢自营办（造船）”[178]。刘晏在扬州一举设立十个造船场，可见扬州造船技术力量之雄厚。《全唐文》卷123《张族2》中有《五月五日洛水兢渡船十只请差使于扬州修造，须钱五千贯，请速分付》一题，[179]洛水的船到扬州来造，可见当时扬州的造船技术先进。《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鉴真第一、五次东渡的船都是在扬州建造的：“要约已毕，始于东河造船。扬州仓曹李凑依李林宗书，亦同检校造舟、备粮。”[180]“天宝七载春，荣睿师、普照师从同安郡来，下至扬州崇福寺大和上住处。和上更与二师作方便，造舟、买香药，备办百物。”[181]
（2）扬州给鉴真东渡提供了物力、财力和人力。当时航海必须备足海粮以防万一。天宝二年鉴真第二次东渡时备办了以下的物资。
A.食品：落脂红绿米（陈米）一百石，甜耻豉（豆豉）三十石，牛酥（酥油）一百八十斤，面五十斤，干胡饼（烧饼）二车，干蒸饼一车，干薄饼一万，番捻头（麻球之类的油煎食品）一半车。
B.佛像：画五顶像（五佛顶像画）一铺，宝像一铺，金漆泥像一躯，六扇佛菩萨障子一具。
C.经疏：金字《华严经》一部，金字《大品经》一部，金字《大集经》一部，金字《大涅般经》一部，杂经、章疏等都一百部。
D.佛具：月令障子一具，行天障子一具，道场幡一百二十口，珠幡十四条，玉环手幡八口，螺钿经函五十口，铜瓶二十口，花毡攀二十四领，袈裟一千领，裙衫一千对，坐具一千床，大铜盂四口，竹叶盂四十口，大铜盘二十面，中铜盘二十面，小铜盘四十四面，一尺铜叠八十面，小铜叠二百面，白藤箪十六领，五色藤箪六领。
E.香料药物：麝香二十剂，沉香、甲香、甘松香、龙脑、香胆、唐香、安息香、栈香、零陵香、青木香、薰陆香（乳香）都有六百余斤；又有毕钵、诃黎勒（以上原产印度，后移植波斯及东南亚的药用植物）、胡椒、阿魏（产于伊朗、印度等地的多年生药用植物）、石蜜（冰糖）、蔗糖等五百余斤，蜂蜜十斛，甘蔗八十束。
F.其他：青钱（青铜钱）一万贯，正炉钱（官铸铜币）一万贯，紫边钱（紫铜钱）五千贯，罗补头二千枚，麻靴三十量，带冒（有后带的僧帽）三十个。[182]
天宝七年第五次东渡时海粮物资“一如天宝二载所备”。
从以上二次东渡所准备的物资来看，大部分是扬州出产的，如米、面、饼、铜器等。一部分扬州虽然不产，但是集散地，如珠宝、佛具、藤箪、甘蔗、蔗糖等。有的东西扬州根本不产，如香料、药物产自南方诸国，只有国际商港扬州才买得到。
再从携带的二万五千贯铜钱来看，若按“出正炉钱八十贯买得岭南道采访使刘巨鳞之军舟一只”[183]来计算，二万五千贯可购海船312只，这只有富庶的扬州寺院才能有如此巨大的财力。
随同鉴真赴日的还有一批各方面的优秀技工，如第二次东渡跟随鉴真的，除弟子17人外，还有“玉作人、画师、雕佛、刻缕、铸写、绣师、修文、镌碑等工手者有八十五人，同驾一舟”[184]。要网罗这么多专业人才，也只有在大都会扬州才能办得到。
（3）扬州是鉴真东渡的人才集中地。第一次东渡时从洛阳到扬州加入东渡队伍的有西京安国寺僧道航、澄观，东都僧德清，高丽僧如海，还有日本僧荣睿、普照、玄朗、玄法。[185]参加第二次东渡的有样彦、道兴、德清、荣睿、普照、思托等17人。[186]参加第五次东渡的有样彦、神仑、光演、顿悟、道祖、如高、德清、日悟、荣睿、普照、思托等道俗14人。[187]参加第六次东渡的有扬州白塔寺僧法进，泉州超功寺僧昙静、台州开元寺僧思托、扬州兴云寺僧义静、衢州灵耀寺僧法载、窦州开元寺僧法成等14人，滕州通善寺尼智首等三人，扬州优婆塞（即男信士）潘仙童，中亚的胡国人安如宝，南海的昆仑人军法力，瞻波国人善听，共24人。[188]还有仁干禅师特地从婺州（浙江金华）赶到扬州，“密知和上欲出，备具船舫于江头相待”[189]。全国各地的“超群拔萃，为世师范者”，甚至外国人都集中到扬州，随从鉴真赴日。他们都是杰出的人才，如军法力是雕塑家，安如宝、义静、法进和法载是建筑家，思托是文学家兼雕塑家。
（4）扬州是哺育鉴真之母。鉴真在扬州出生、出家、传教和弘扬文化，除707年至713年游学洛阳、长安五年外，没有离开过扬州。扬州这个富庶繁华的城市哺育他成长。“淮南江左净持戒律者，唯大和上独秀无伦，道俗归心仰为授戒大师。”[190]鉴真德高望重，受到扬州道俗一致的崇敬，当他第五次东渡漂流到海南岛，从振州返回扬州时，扬州群众欢欣鼓舞出城迎接：“江都道俗，奔填道路，江中迎舟，舳舻连接。”[191]《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历数了鉴真东渡之前的业绩：“凡前后讲大律并疏四十遍，讲《律钞》（指道宣《四分律行事钞》七十遍），讲《轻重仪》（指道宣《量处轻重仪》）十遍，讲《羯磨疏》十遍；具修三学（指戒定慧三学），博达五乘；外秉威仪，内求奥理。讲授之闲，造立寺舍，供养十方僧，造佛菩萨像，其数无量；缝纳袈裟千领，布袈裟二千余领，供送五台山僧，设无遮大会；开悲田而救济贫病，设敬田而供养三宝。写《一切经》三部，各一万一千卷；前后度人、授戒，略计过四万有余。”[192]鉴真不仅精通佛学，还擅长医学、建筑、雕刻、绘画、书法等，真是多才多艺。他顺应时代的要求，以无比坚强的意志冲破惊涛骇浪，历尽艰难，最后把中国文化移植到日本，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发展。
7.圆仁入唐与扬州
日本佛教天台宗慈觉大师圆仁，838年（唐开成三年，日承和五年）6月13日以请益僧身份随藤原常嗣大使率领的第18次遣唐使船离开筑紫，一路饱经艰险，备尝辛苦，好不容易于同年7月2日到达扬州海陵县白潮镇桑田乡东梁丰村。其后由水路往扬州府，抵达扬州后即由淮南节度使李绅照例向京城上奏，准大使等35人进京，其他人员则留原地待命。圆仁因向扬州府呈递报告，请往台州国清寺寻师，所以暂住扬州开元寺，以待敕许。
开成四年（839）二月二十一日圆仁离开扬州，到楚州迎接大使，寄住楚州开元寺。大使宣布巡礼天台之请未蒙敕许，圆仁甚为惆怅，无奈登遣唐使船，踏上归途。但圆仁入唐目的未达，不甘心回国，船停泊海州东海县时，与弟子惟正、惟晓及水手丁雄满托词潜行登陆，被海州官府发觉，又被护送上船。同年六月七日，遣唐使船停泊登州文登县赤山浦。赤山浦有新罗人张宝高所建的法华院，有僧三十多人，其中日本僧占多数。圆仁闻讯灵机一动，又与大使告别，弃舟登陆，投奔赤山浦法华院（新罗所），在此过冬。后得到平卢节度使兼登州诸军事押衙张咏的帮助，敕许朝拜五台山。圆仁经青州、淄州、齐州、德州、贝州、冀州、赵州、行唐，入太行山，天成五年（840）五月一日抵达五台山。在五台山二个月，参拜名师，抄录五台秘籍，得益匪浅。同年七月一日离开五台山，八月二十三日抵达兴安。在长安历访名师，收集内外经典，直至武宗灭佛高潮的会昌五年（845）三月十五日被迫离开长安。圆仁蓄发易装，循江北大运河经郑州、汴州、泗州、六月二十八抵达扬州。七月三日从扬州至楚州，沿江苏、山东海岸，经海州、密州、莱州，抵达文登县新罗所，等候使船回国。大中元年（847）九月二日乘金珍商船回国。
圆仁在唐九年零两个月，遍历江苏、安徽、山东、河北、山西、河南、陕西七省。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略称《入唐记》）就是他经历上述地区所见所闻的记录。《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马可·波罗游记》合称“东方三大旅行记”，享有盛誉。这部书不仅是研究唐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的重要史料，而且还是现存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珍贵文献之一。全书四卷，约八万言，其第一卷几乎都是记述入唐之初逗留扬州（包括属扬州府的楚州）期间的情况，为研究唐代扬州提供了重要史料。
（1）从《入唐记》看扬州的政治。当时扬州的政治比较严峻廉洁，官吏秉公执法，如淮南节度使李绅不接受遣唐使所赠礼物：“大使赠土物于李相公，彼相公不受，还却之。”[193]又如圆仁申请往天台山未获准，向遣唐大使报告，要求留下不走。大使说：“如要留住，是为佛道，不敢违意，要住即留。但此国之政极峻，官家闻知，便寻违敕之罪，有扰恼欤。”[194]再如圆仁回国时打算从楚州山阳县渡海回国，“县司不肯，乃云：‘当州未是极海之处，既是准敕递过，不敢停留，事须递到登州地极之处，方可上船归国者’”。[195]新罗翻译刘慎言到县里送礼讲情仍不肯：“此间是文法之处，兼在李绅相公管内，准敕递过之人，两日停留，便是违敕之罪。”[196]刘慎言等又去州里请求，也不肯。圆仁无奈，只得从楚州到海州，打算在海州自觅舟船归本国，向县司请求。“长官云：‘近者新罗僧亦从京兆府递来，请于当州权泊，使君不肯，便递过。和尚请停住事，亦应难。然县司不自由，事须经使君通状。’”[197]县司向州刺史请示，“刺史不与道理，仍判云：‘准敕递过，州司不敢停留，告知者’”[198]。
扬州府政治清明，从遣唐大使二次不出席宴会可得到旁证。第一次是扬州府的宴会：“（九月）九日，相公为大国使设大饯，大使不出，但判官以不尽赴集矣。”[199]第二次是楚州刺史的宴会：“（开成四年三月）十九日，州刺设酒饯屈相公，相公不出，但判官以下着绯之人入州受饯。”[200]
唐代中央集权，不论事情大小都须敕许：“相公所说，扬州文牒出，到浙西道及浙东道，不得一事，须得闻奏。敕下即得，余不得。又相公所管八州，以相公牒便得往还。其润州、台州、别有相公，各有管领。彼此守职不相交，恐若非敕诏，无以顺行矣。”[201]海上人给圆仁从日本带来公文及黄金等，扬州当局不敢自开，原封送到长安，由皇帝看过后才交给本人：“（会昌六年）十月二日，海上人从扬州来到，始得相见，仍日本太政官牒、延历寺牒及小野少贰书，缘本函封，扬州节度使、平章事李绅不敢自开，全封进上长安。今上具览讫，敕付淮南节度使，却令分付本主。”[202]
（2）从《入唐记》看扬州的经济。扬州为一大制盐中心，所产之盐通过大运河向南北输送：“盐官船积盐，或三、四船，或四、五船，双结续编，不绝数十里，相随而行。”[203]关于长江运输繁忙的情景：“江中充满大舫船，积芦船、小船等不可胜数。”[204]
唐代扬州严禁铜铁交易：“天下百姓作铜器，无铜铸钱，所以禁断矣。”[205]扬州不许外国人购买物品：“射手身人部贞于市买物，先日被捉，缚州里，今日被放来，又不失物。”[206]“史越智贞原先日往市买物，所由报州请处分，今趋来。”[207]
（3）从《入唐记》看扬州的宗教。唐朝不准私度为僧：“大唐太和二年（828）以来，诸州多有密与受戒，下符诸州，不许百姓剃发为僧，唯有五台山戒坛一处，洛阳终山琉璃坛一处，自此二外，皆悉禁断。”[208]“扬州有四十余寺。”[209]连外国人做和尚也要皇帝批准：“又沙弥受戒之事，相公不许。比年有敕云：‘不令受戒，非敕许未可允许’云云。”[210]关于唐朝僧官的权限：“凡此唐国有僧录、僧正、监寺三种色：僧录统领天下诸寺，整理佛法；僧正唯在一都督管内；监寺限在一寺。自外方有三纲并库司。”[211]关于外国人不许进入寺院的规定：“为画造妙见菩萨、四天王像，令画师向寺里，而有所由制不许外国人滥入寺家，三纲等不令画造佛像。”[212]关于扬州“会昌灭佛”的情况：“（会昌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到扬州。见城里僧尼正裹头，递归本贯；拟拆寺，金钱物、庄园、钟等，官家收检。近敕有牒来云：‘天下铜佛铁佛尽毁碎，称量斤两，委盐铁司收管讫，具录闻奏者。’”[213]
（4）从《入唐记》看中国人民欢迎遣唐使。当遣唐使遇难时，扬州沿海居民冒险救援并提供食宿：“射手一人入潮溺流，有白水郎（唐代沿海居民或渔民的称谓）拯之。”[214]“闻第四舶犹在泥上，未到泊处……其广棚离脱，淦水殆满，随潮生潮落……求法僧等未登陆地，头判官登陆，居白水郎舍。”[215]扬州官民都来慰问遣唐使：“船中人五人身肿死。大唐迎船十只许来。”[216]当第18次遣唐使船七月二日在大唐扬州海陵县淮南镇大江口搁浅时，“盐官判官元行存乘小船来慰问，使等笔言国风”[217]。“九日巳时，海陵镇大使刘勉来慰问使等，赠酒饼，兼设音声。”[218]抵达扬州后，开元寺僧来江南官店慰问：“二十八日开元寺僧全操等九个僧来，慰问旅弊……三十日开元寺僧贞顺慰问。”[219]“（九月）二十一日，僧寺老僧宿神玩和尚来相看慰问。”[220]
（5）从《入唐记》看扬州的中日文化交流。圆仁在扬州停留的半年多时间内，竭尽全力汲取中国文化，或抄写收集经卷，或临摹佛像、大师像，或观摩礼仪：“就嵩山院持念和尚全雅，借写金刚界诸尊仪轨等数十卷。”[221]“五日斋后，前画胎藏曼荼罗一铺五副了，但未采色耳。”[222]“十一月二日，买《维摩关中疏》四卷，价四百五十文。”[223]“（开成四年正月）二十五日，就延光寺僧惠威觅得《法华圆镜》三卷。”[224]“（十一月）三十日早朝（大使傔从栗田家继于迦毗罗神堂里，始画妙见菩萨、四天主像。”[225]
圆仁在唐九年多的时间内所得到的内外经卷及文物，分两次运回日本。第一次是在扬州得到的东西由第十八次遣唐使船带回日本：“（开成四年三月）十七日，运随身物载第二船。与长判官同船。”[226]第二次是在长安得到的四笼东西随本人由金珍商船带回日本，当初这些东西从长安带到楚州后，因不能从楚州回国，必须去登州上船，故暂寄在新罗翻译刘慎言家里：“从京将来圣教功德帧及僧服等，都四笼子且寄着译语宅里，分付译语，嘱令检校。”[227]这四笼子“图画及文书等”，幸得刘慎言不畏灭佛严令，保存下来，后运至登州，由圆仁本人带回日本。根据《日中文化交流史》，圆仁带回经论章疏、传记等五百八十四部，八百零二卷，胎藏、金刚界二部，大曼陀罗及诸尊坛像、舍利、高僧真影等多达五十九种。[228]
8.结束语
隋唐扬州扼国内外交通的要冲，物产丰富，商品经济发达，是仅次于两京（长安、洛阳）的国际贸易城市。从长江或淮河出海，北可至朝鲜，东可达日本，西可出西域中东，南可达东南亚及西方非洲各国。世界史上著名的隋唐使共有十三次，其中七次是在扬州登陆或经扬州而进京的，扬州成了中日交通的跳板和文化交流的中心，在中日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重要性有五：第一，扬州的地理位置给中日交通带来了方便，缩短了日本与两京的距离；第二，扬州的富庶繁荣给遣唐使、留学生、留学僧提供了汲取中国文化的物质条件；第三，扬州地区的高度文化给日本人直接提供了学习的模式；第四，扬州的对外开放，使东南亚、印度及西方的文化通过扬州向日本传播，丰富了日本文化的内容；第五，扬州出了一位鉴真和尚，他以坚强意志和毅力，出生入死，把高度的中国文化移植到日本。唐代日本高僧圆仁以扬州为他在中国巡礼的重点之一，两人对中日文化的交流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我们若能说日本人所倾慕的唐文化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顶峰，则扬州的文化不愧为它的顶峰之顶峰，由此可见，扬州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
五 清代的中日文化交流
1.中日贸易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
中日贸易
德川幕府成立后，德川家康曾企图以朝鲜、琉球为中介，重建中日邦交，恢复勘合贸易，由于中国方面警戒日本再次侵朝及国内矛盾，未能实现，但日中民间贸易始终在进行。幕府虽从1633年起不断发布锁国令，但同中国和荷兰仍保持通商。
1644年（正保四年）明朝亡，明遗臣退居东南沿海抗清，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等先后17次遣使赴日，要求德川幕府出兵援助，但幕府未予答应。
1683年（天和三年）清政府统一台湾，次年宣布开放海禁。1685年（贞享二年）令福州、厦门官员运糖赴日销售，日中贸易额上升，日本成为入超国。日本没有相应出口货物，不得不以金银支付，引起金银大量外流。同年（1685）幕府制定“贞享令”，放弃了明末的自由贸易政策，把日中贸易额定为每年白银6000贯（荷兰为3000贯），支付手段也由金银改为以铜为主。1715年（正德五年）又制定“正德令”，除保持原定贸易额外，又限制赴日船只不得超过30艘（贸易额仍为6000贯），并须持有幕府发放的“信牌”。[229]后因铜也日减，幕府开始附带出口海参、鲍鱼、鱼翅、海带等海产品及黄铜、镀金、描金等器物及名瓷“伊万里烧”，这些商品在中国备受欢迎。中日贸易在当时日本锁国下，居日本外贸首位。中国货输日者，以丝、绸、各类纺织品、书籍、字画、文具、茶、瓷器、漆器、中药材、香料、皮革等为主，其中书籍数量特别多，幕府不但自己收藏翻刻，还令各藩翻印，使中国不少典籍国内失传者，却在日本得到保存。如日本学者林春斋将中国散佚在日的汉籍16种百余卷汇集成《佚存丛书》出版，使能再现于中国。
当时航日的中国船只多由南京、宁波、温州、厦门、漳州、广东等口岸启航，经舟山群岛，横断东海，直驶长崎。日本对中国贸易多方限制，整个德川时代日中贸易只限长崎一港，且贸易方法也限制甚严。1637年（宽永十四年）起，规定中国商人投宿日本人家，其投宿处称“差宿”；1666年（宽永六年）废差宿，指定街道投宿，这种街道称为“宿町”。1688年（元禄元年）又进一步在长崎建立“唐人坊”，凡赴日中国商人必须住唐人坊的围墙内。尽管日本对中国贸易严格限制，中国文化还是随着贸易传入日本。
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
跟昔日一样，僧侣仍然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使者。不过德川时代留学中国的日僧很少，赴日的明清僧却很多。除僧侣外，还有不少亡命日本的明朝遗臣，据统计达62人。[230]
当初中国僧大多到长崎，住在“唐三寺”里。唐三寺是指长崎的兴福寺（南京寺），福济寺（漳州寺）、崇福寺（福州寺）。这三所寺院是到长崎的中国船主所建，所以寺院住持必须是中国僧，由南京、漳州、福州三地名刹派僧担任。当初兴福寺开山为真圆，福济寺开山为觉海，崇福寺开山为超然。他们将明清文化带到日本。在亡命日本的明遗臣中，有何倩、林上珍、顾卿、张斐、朱舜水、陈元赟等，朱、陈二人给日本文化的影响更大。
朱舜水（1600—1682），明末清初爱国进步思想家，浙江余姚人，字楚屿。明末与舟山守将王翊等从事抗清活动。1658年参加郑成功和张煌言的北伐，攻长江下游诸城。1659年郑成功败后，亡命日本。1659至1665年在长崎讲学，水户藩主德川光国聘为宾师。1665年移居江户，广收门徒，传播中国文化，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光辉一页。朱舜水治学重实际效用，反对宋儒脱离实践“辨析毫厘，终不曾做得一事”，主张学术为政治和社会服务。这种实学思想，对当时日本有一定影响。1682年病逝江户，葬于常陆（今茨城县），日本学者私谥文恭先生。其著作由门人辑集、德川光国父子刊印为《舜水遗书》。[231]
陈元赟（1587—1671），浙江余杭人，元和七年（1621）随商船到长崎，后为尾张德川侯的幕宾。他在日本与诸名士结交，在日本上层社会有一定影响。宽文十一年（1671）卒于名古屋，陈元赟长于诗文，传授中国武术，发展了日本古来的柔道，他还在名古屋制造陶瓷器，后人称“元赟烧”[232]。
明清之际去长崎的中国人不少。他们有的被任命为“唐通事”（中国人翻译），成为对华贸易的官员，职业世袭。有的在长崎教授中国语言文学，广收门徒，形成“长崎派”。获生徂徕就是其中的著名学者。当时长崎成了中国文化的中心，不少日本人向到长崎的中国人索诗文书画，或托便船赠诗给中国人，有的专程赴长崎，以同中国客商笔谈为乐，甚至认为到长崎便靠近中国而引为快事。[233]
日本人民对待清商很友好，据传至今在长崎的中岛河畔还留下当年修建的一座“常明灯船”，上面刻着“唐船航海安全”字样，表达日本人民对中国商船的祝愿。
2.学术思想的传入
学问的考证风
中国朱子学到清代已经衰落，顾炎武反对空谈理论、不务实际的学风。阎若璩、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等也主张多务实际。这个考证学派的作风流传日本。在其影响下产生了古学和国学。
日本考证学派先驱者新井白石，将军德川家宣时参与幕政。他仿效马端临《文献通考》，对日本文物制度，详考其源流沿革，著成《经邦典例》一书，还著有《读书余论》《藩翰谱》《古史通》《同文通考》《东雅》等，充分发挥了清代考证学的治学精神。
新井以后有片山兼山、井上金峨、皆川淇园、山本北山、龟田鹏斋、村濑栲亭、太田锦城等考证学者。锦城著有《论语大疏》《九经谈》等，他曾说“得明人之书百卷，不如清人之书一卷”，推崇考证学备至。
狩谷掖斋也崇拜考据学，他的书斋名“实事求是书屋”是采用班固《汉书·河间献王传》的“实事求是”一语。
考证风还影响小说界，山东京传和泷泽马琴对小说进行烦琐考证。医学界后藤艮山、山胁东洋、吉益东洞等主张古医术。
历史学
朱熹就司马光《资治通鉴》写了《资治通鉴纲目》59卷，从名分论的观点把伦理政治分为正统与非正统、华夏与夷狄、王道与霸道之别。这种大义名分论思想对日本史学影响极大，林罗山的《本朝编年录》（即《本朝通鉴》）就是一例。水户藩主德川光国在大义名分议的指导下编纂了《大日本史》。赖山阳（1780—1832）的《日本外史》22卷和《日本政记》16卷都受清赵翼《二十二史札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等名分论的影响。在史学观点方面，赵翼的“地气论”和“地势论”也成为日本史学家的地气地势论（以地理条件为历史发展主要因素的理论）的渊源。
日本史学在体裁上也模仿中国。如中山利质的《楠木志》（叙述南北朝时期武将楠木正成的忠义事迹）是受清代张鹏翮《忠武志》的影响；冈本韦安的《万国史记》是模仿魏源的《海国图志》。又如羽仓简堂仿赵翼著《温史札记》。这些著作在明治维新前所起作用都很大。
汉籍的翻译与出版
中国清代康、乾两朝的文化出版事业繁荣，巨型著作如《佩文韵府》《皇清经解》《古今图书集成》《大清会典》等陆续传到日本，成为治学的参考文献。
日本在清人著作的影响下，也编了大型类书和丛书，如山冈明阿撰《类聚名物考》，塙保己一撰《群书类从》530卷和《续群书类从》1150卷。
日本还翻译了许多清人著作。享保年间（1716—1735）深见玄岱父子译《大清会典》。吉宗也搜集幕府初期以来法典、法令、诏书编成《法度书》15册。享保四年（1719）清世祖顺治颁布的《六谕衍义》传入日本，吉宗令荻生徂徕加训点，室鸠巢译成日文，成为民间的教科书。《朱子家训》在日本流传很广，作为习字帖或挂轴出版。
魏源的《海国图志》于1850年传日，1854年出版该书美国部分的译本就有7种。其他英、俄、法等国部分先后译成10多种单行本。汉文原本或翻印或训点，广为流传。
据统计，江户昌平校及圣堂官版翻印的书籍，自周至清共有193部，其中清人著作有40部。地方各藩出版的汉籍，自天保（1830—1840）至明治维新（1868）共有50种，例如加贺藩的《钦定四经》、仙台藩的宋版《春秋左传》、津藩的《资治通鉴》、熊本藩的《尚书正义》等。
3.科学技术的传入
医药学
德川时代中国医学传入日本是与黄檗宗僧侣分不开的。他们有许多人懂医术药学，如心越、独立都懂医术。独立传治痘术于池田正直、北山道长等人。正直之孙瑞仙为医官，负责痘科。道长为大阪名医，著《北山医录》。
中国医生陈明德和王宁宇两人，1627年先后到长崎行医。陈著有《心医录》。王后居江户，日人从学者众，成为一大医派。德川吉宗招聘中医多人来日，以陈振先和朱子章最著名。陈采集药草160种，著《陈振先药草功能书》。1803年后，胡兆新来日，传授尤在泾的《伤寒贯珠集》。杨西亭传授治疗痨病和癞病的医术。
在药学方面，庆长十二年（1607）林罗山在长崎获得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将它献给幕府。长崎的本草学家有向井元升和卢草硕两人。向井编成《庖厨备用大和本草》13卷，后贝原益轩在此书基础上编成《大和本草》16卷。卢是日籍华人，祖传本草学，长崎的福山德润向他学本草，后撰《药性集要》。福山弟子有稻生若水，确立日本的本草学。若水弟子有松冈恕庵、野吕元丈、丹羽正伯等人。恕庵弟子有小野兰山，著《本草纲目启蒙》48卷，所载凡1882种，日本的本草学到此时集其大成。
地理学
日本的地理学知识是从清朝学者的地理著作中获得的，如胡渭的《禹贡锥指》、阎若璩的《四书释地》、宋翔凤的《四书释地辩证》及《水经》。这些对中国古代地理作详细考证的学术著作，促进了日本地理学的进步。日本人在研究地理时，清朝地理学专著成为重要的参考书，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马征麟的《历代沿革地图》、吕输的《历史事迹图》、乾隆敕撰的《皇舆西域图志》等。日本人还将中国的地图集翻印出版，如岸田吟香的《中外方舆全图》是清人胡林翼等撰《清一统舆地图》的翻版。
长久保赤水（1717—1801）是德川中期的著名地理学家，他花了20多年心血写成的《日本舆地路程全图》，据说是根据清朝出版的原图。天保十五年（1844）再版的赤水的另一著作《新制舆地全图》，从附录的图说知道，也是根据清人带来的原图。
魏源的《海国图志》是记述世界形势的地理书，它在日本流传颇广。日本人从此书获得了关于西方的许多地理知识，对日本地理学的影响很大。不仅如此，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横井小楠等志士都因读了魏源这部书得到启发，由攘夷到开国，积极学习西方，献身于明治维新。[234]
数学与天文历法
德川时代从中国传入不少有关数学与天文历法的书籍。明·徐光启《西洋新法历书》（清·朱白隺校）、清·程世禄《西洋算法大全》两书传入日本，对日本天文数学方面影响很大。1733年，建部彦次郎贤弘和中根丈右卫门玄圭译清人梅文鼎《历算全书》。明末清初福建人游艺《天经或问》，由西川正休等译出。此书记述西方天文学，间接给日本传来西方天文学知识。康熙官修的《历象考成》也流传日本，德川后期的地理学家伊能忠敬（1745—1818）是由此书提高学术水平的。
1684年涩川春海（即安井算哲，1639—1715）在元朝“授时历”的基础上制定日本第一部自己的历法“贞享历”。晚年他还写了《天文琼统》8卷，此书受清初黄鼎《管窥辑要》和游艺《天经或问》的影响。
德川前期数学家吉田光由（1598—1672）根据元·朱世杰《算学启蒙》和明·程大信《算法统宗》，于1627年写成《尘劫记》。此书是将深奥的中国数学按当时日本的实际水平写成的数学入门书。《尘劫记》至明治时代发行了300种版本，成为算术书的异名。
4.文艺与宗教的传入
文学、小说、戏剧
德川时代，汉诗文不像以前宫廷和禅林文学那样发达，研究汉诗文的人只是儒家，汉诗文只在“堂上人”（朝廷公卿）和僧侣之间流行。康熙官修的《佩文韵府》是日本人写诗的依据。宽政年间（1789—1800）传入清人沈德潜的《唐宋八大家读本》，官私学校都把它作为教科书，约有20种版本。蔡方炳的《唐宋八大家文选》、储欣的《唐宋八大家类选》、吕晚村的《唐宋八大家精选》也都传入日本，然而，德川时代因市民阶层兴起，明清小说戏曲即通俗文学成为日本文学的主流。
明清时代中国小说创作繁荣，输入日本的小说种类很多，如《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今古奇观》《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桃花扇》《世说新语》《剪灯新话》《北西厢记》等。其中《水浒传》特别风行，选译本达11种之多，受到武士们的爱读。除选译本外，还有“翻案本”（模拟作品），如仇鼎散人的《日本水浒传》10卷、伊丹椿春的《女水浒传》4卷、僧空阿的《俳谐水浒传》10卷、好花堂的《新编女水浒传》6卷等。这种“翻案本”，即将国内外小说（戏曲）内容情节，换以日本的时代背景和人名地名，加上自己的构思改写的文艺。如泷泽马琴的《南总里见八犬传》就是把《水浒传》108将故事改写成《八犬传》中八犬士的出色著作（53卷）。
宝历（1751—1762）至天明、宽政（1781—1800）的约50年间，日本盛行歌舞伎。它是一种将舞蹈、音乐、动作、说白融为一体的戏剧，由室町时代的能乐和民间乐舞形成，是在唐散乐和元杂剧影响下形成的，所以歌舞伎中存在着中国古典戏剧的某种形式，可以明显地看出受中国戏剧的影响。
绘画书法
德川中期传入日本的中国画，日本称作“南画”或“南宗画”，又叫“文人画”。南宗画或文人画是一般士大夫或业余画家画的，与职业画家所画的“北宗画”（宋元传统的画院派山水画）相对。中国至明代，南宗画压倒其他一切派别，清代南宗画更盛。南宗画最大特点是线条柔和，构图宽广，以烘染代替过去的浓彩重墨。
宽文十二年（1672）日本翻印了中国的八种画谱（1620），宝永七年（1710）又第二次翻印。画谱的出版，对日本的南画运动影响很大。元禄十五年（1702）翻印了杨尔曾编的《图绘宗彝》（1607）。宽延元年（1748）翻印了集南画之大成的《芥子园画传》，后来又不断翻印，约有10种版本。据统计，当时日本翻印的编辑的清人画论画谱有六七十种。
享保五年（1720）以来，精通南画的商人伊孚九（吴兴人）经常到长崎经营，带去南画的画法。到长崎求教的日本人很多，但真正继承伊孚九画风的只有池大雅（1723—1776）和与谢芜地（1716—1783）两人。他们开创日本南画，不拘格局，清新奔放的风气，由此推广到全国。
花鸟写生画家沈南苹（名铨，吴兴人）影响日本画坛也大。他于1731年到长崎2年，画的特色是构图精致，色彩华丽，模仿者多，形成了日本南苹画派。后又发展到京都、大阪。
黄檗诸僧书法出色，以大字取胜。朱舜水和陈元赟也是书法家，推广唐样书法。杭州人俞立德，深得文徵明笔法，将书法传授给北岛雪山。后又有草书家胡兆新、徐荷舟等推进了学习明人草书的书法。
工艺美术
陶瓷器方面。1833年清人朱琰撰《陶说》由葛西因是翻译出版，刺激了日本陶业的发展。九州佐贺县伊万里的陶工在长崎从中国人周辰官学会了“红绘法”（制色釉瓷法）后，经刻苦钻研，于1643年烧成半透明彩瓷。它是白地画红、绿色图案的瓷器。这种瓷器以伊万里为集散港，所以叫“伊万里烧”，也叫“有田烧”。
纺织品方面。德川时代从中国进口大量生丝及纺织制品，其种类有金襕、缎子、
子、
珍、绢、纱绫、南京织、白绢、黑绢等。中国纺织制品的输入，促进日本纺织业的发达，特别是京都西阵纺织业。西阵人模仿中国的丝织品；织出金襕、缎子、
子、细绫、绉纱等。还生产一种以五色丝织成各种图案的“唐织”，因模仿蜀锦，故称唐织。
印刻及文房用品方面。日本的印刻技术是中国黄檗僧独立传入的。他著有《独立禅师石印》一书，后于明治三年出版。其次是心越，他带来了清·陈策的《韵府古篆汇选》。此书元禄年间（1688—1703）被翻印出版。黄檗山万福寺15、18代住持中国僧大鹏，著有《印章篆说》（1811年出版）。这些关于印刻技术的书籍的出版，使日本印刻术发达起来。
德川时代的文人爱用中国的文房四宝——笔、墨、纸、砚，促使日本文房用品制造业发达。当时日本能生产一种“和唐纸”（日本制的中国纸），还能生产一种名“华研写”的中国砚，同时出现了唐墨的模仿品。此外，裱装技术也从中国传入，清·张潮编《昭代丛书》第19集《装潢志》（清·周嘉胄著）对日本裱装技术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黄檗宗的传入
从室町时代起，日本的五山十刹逐渐衰落，至德川时代，佛教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后以长崎唐三寺建立为契机，每年总要聘中国僧赴日定期（三年）担任住持。德川初，兴德寺逸然闻福州黄檗山隐元隆琦（1592—1673）之名，便向幕府推荐，四次招隐元前往。隐元于承应三年（1654）7月率弟子东渡长崎。那时已63岁。
隐元到日后，曹洞宗及临济宗的僧人先后受教。万治元年（1658）隐元到江户见德川家纲，家纲给他山城宇治（在京都南郊）地方的土地，让他建立黄檗山万福寺。宽文三年（1663）建成，成为日本黄檗宗的大本山。宽文四年（1664）隐元将黄檗山法席让给弟子木庵。
木庵到江户谒见德川家纲，家纲赐银2万两及土地。后黄檗宗又发展到关东。木庵的弟子铁牛、慧极和潮音在各地建立禅寺，大扬宗风。木庵另一弟子铁眼，经11年经营，于1678年完成了1618部7334卷日本黄檗版《大藏经》（根据明万历版）的翻刻。
黄檗宗来日僧侣都擅诗文、书画、印刻、医药，长崎唐三寺也以黄檗山为本庙。黄檗宗带给日本文化的影响十分深广，如隐元传来明代南方寺院的建筑样式。黄檗诸僧将当时独特的中国书法、绘画、音乐（明代琴、笛）、佛像雕塑、医学等传给日本，甚至日人家常食用的胡麻豆腐、隐元豆腐、黄檗馒头等到今天还受到喜爱。
本章第二节原载《文史知识》1984年第6期，中华书局。
第三节原载《世界历史》1992年第6期。
第四节原载《中外关系史论丛》1994年，与郑彭年合作。
第五节原载《日本史》第十四章，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
【注释】
[1]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6，中华书局，第247页。
[2]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6，中华书局，第258页。
[3]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6，中华书局，第264页。
[4] 《史记》卷28《封禅书》第6，中华书局，1369页。
[5] 《史记》卷118《淮南衡山列传》第58，中华书局，3086页。
[6] 《三国志》卷47《吴主传》第2，中华书局，第1136页。
[7] 松下见林：《异称日本传》卷上一。
[8] 《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第75，中华书局，2822页。
[9] 松下见林：《异称日本传》卷上二。
[10] 《欧阳文忠公全集》卷15《日本刀歌》。
[11] 松下见林：《异称日本传》卷中七。
[12] 见《蕉坚稿》，引自《异称日本传》卷上一。
[13] 《日本历史》，第1卷，岩波书店，1962年，第141—144页。
[14] 西谷正：《古代日本和朝鲜——从考古学来看》，学生社，1978年，第102页。
[15] 《岩波讲座·日本历史》第1卷，1975年，第133页。
[16] 《农业考古》1986年第2期。
[17] 李江浙：《徐福东渡考》，《徐福研究》，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12页。
[18] 见滨田耕作、梅原末治：《金海贝冢发掘报告》，1923年。
[19] 西谷正：《古代日本和朝鲜——从考古学来看》，学生社，1978年。
[20] 江上波夫、松本清张：《古代朝鲜的文化和历史》，读卖新闻社，1975年，第68页。
[21] 西谷正：前引书，第104页。
[22] 杉原庄介：《日本农耕社会的形成》，吉川弘文馆，1987年，第4—5页。
[23] 同上。
[24] 田中冢：《古镜》，东京讲谈社，1979年。
[25] 贺川光夫：《宇佐—大陆文化与日本古代史》，吉川弘文馆，1978年，第187—231页。
[26] 同上。
[27] 窪田藏郎：《铁的考古学》，雄山阁，1981年，第46页。
[28] 《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中华书局，第853页。
[29] 窪田藏郎：前引书，第52页，62页。
[30] 窪田藏郎：前引书，第52页，62页。
[31] 窪田藏郎：前引书，第82页。
[32] 八幡一郎等编：《考古学讲座》第4卷，雄山阁，1969年，第207—208页。
[33] 木通口清之：《日本人之祖先》，东京每日新闻社，1978年。
[34] 参见木通口清之：《日本人之祖先》，东京每日新闻社，1978年。
[35] 参见冈田雄：《日本民族文化的源流和日本国家的形成》，吉川弘文馆。
[36] 赤城毅彦：《解开古代日本人之谜》，1980年，第189页。
[37] 同上。
[38] 徐松石：《日本民族的渊源》，香港东南亚研究所，1966年，第31页。
[39] 挪威人海尔达为证实古代文化能够渡海传播，1947年以九根圆木组成木筏，命名“太阳神号”，从秘鲁的卡亚俄（Callao）港出发，经101天漂流430海里而到达波利尼亚。1970年乘第二艘“太阳神号”卢苇船，从非洲出发，航程3270海里而到达大西洋彼岸。
[40] 根据《世界美术》第16卷（世界文化社编，东京，1980年）中的统计数字。
[41] 木通口清之：《日本人之祖先》，东京每日新闻社，1978年，第39页。
[42] 《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中华书局，第852页。
[43] 《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中华书局，第848页。
[44] 《文献通考·四裔考》，浙江古籍出版社，第2549页。
[45] 汪向荣：《古代的中国与日本》，三联书店，1989年，第37页。
[46] 《后汉书》卷76《循吏列传》第66《王景传》，中华书局，第2464页。
[47] 《日本书纪》卷10《应神天皇》十四年条。
[48] 《日本书纪》卷10《应神天皇》二十年条。
[49] 汪向荣：前引书，第46页。
[50] 赤城毅彦：前引书，第86页。
[51] 赤城毅彦：前引书，第92页。
[52] 松下见林：《异称日本传》卷上一。
[53] 副岛清高：《徐福来到佐贺》，《徐福研究》，青岛海洋出版社，1993年，第225页。
[54] 副岛清高：《徐福来到佐贺》，《徐福研究》，青岛海洋出版社，1993年，第225页。
[55] 井上光贞：《日本国家的起源》，1960年，第21页。
[56] 井上光贞：《从神话到国家》，收入《日本历史》第1卷，第211页。
[57] 《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3期。
[58] 《历史与人物》1983年10月，第124页。
[59] 《考古》1981年第4期。1983年12月《考古学杂志》载近藤乔一《关于三角缘神兽镜制作的契机》一文，提出了异议。
[60] 《京都日中学术交流恳谈会会报》第15期，1983年6月。
[61] 田部是从事农业生产的皇室私有民。
[62] 辻善之助：《日本文化史别录》第1卷，春秋社，1955年，第2页。
[63] 《大日本史》卷242列传5《诸蕃十一》。
[64] 《新唐书》卷51志，第41《食货一》。
[65] 杜甫：《忆昔》，《全唐诗》卷220《杜甫五》。
[66] 《旧唐书》卷38志，第18《地理一》。
[67] 《旧唐书》卷50志，第40《兵》。
[68] 《新唐书》卷51志，第41《食货一》。
[69] 凡男女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有一为丁，六十为老……凡给田之制，丁男中男为一顷，老男笃疾废疾以四十亩，寡妻妾以三十亩，若为户者则减丁之半。凡田分为二等，一曰永业，一曰口分，丁之田二为永业，八为口分（《唐六典》卷3，《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5卷）。
[70]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第二册，第761页。
[71] 《新唐书》卷57志第47《艺文1》。
[72] 《令集解》卷12《田令》。
[73] 同上。
[74] 《令集解》卷13《赋役令》。
[75] 《令义解》卷3《学令》。
[76] 《令集解》卷15《学令》。
[77] 西冈虎之助在《庄园史研究》（岩波书店，1957年）中把日本庄园史分为三期：7世纪中叶至12世纪末是成立期，12世纪末至14世纪末是发展期，14世纪末至16世纪末是崩溃期。
[78] 《尚书通考》，卷7，《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2卷，第158页。
[79] 《扬州府志》，第2卷，成文出版公司，第1页。
[80] 《四部丛刊》，第3卷，《周礼》第8卷。
[81] 《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第1652页。
[82] 《史记》，卷15，《六国表》，中华书局。
[83] 《汉书》，卷53，《景十三王传》，第23《江都易王刘非》，中华书局。
[84] 《汉书》，卷6《武帝纪》第6，中华书局。
[85] 《后汉书》，志第21《郡国》，中华书局。
[86] 《扬州府志》，第2卷，成文出版公司，第8页。
[87] 《晋书》，卷15志第5《地理下》，中华书局。
[88] 《宋书》，卷35志第25《州郡》，中华书局。
[89] 《南齐书》，卷14志第6《州郡上》，中华书局。
[90] 《隋书》，卷31志第26《地理下》，中华书局。
[91] 《隋书》，卷31志第26《地理下》，中华书局。
[92] 《新唐书》，卷41志第31，《地理志5》，中华书局。
[93] 西乌定生：《中国经济史研究》，中译本第165页，农业出版社，1984年。
[94] 《新唐书》，卷53志第43《食货3》。
[95] 《旧唐书》，卷49志第29《食货下》。
[96] 《新唐书》，卷165列传第90《权德舆》。
[97] 《资治通鉴》，卷222《唐纪38》肃宗宝应元年条。
[98] 《新唐书》，卷41志第31《地理5》。
[99] 根据开元二十八年（741）户部账，全国人口48143609。《新唐书》，卷37志第27《地理1》。
[100] 《资治通鉴》景福元年（892）七月条。
[101] 《旧唐书》，卷182列传第132《秦彦》。
[102] 《隋书》，帝纪第3《炀帝上》。
[103] 清·李滢：《后芜城赋》，《扬州府志》卷30《古迹一》，成文出版公司。
[104] 《资治通鉴》，卷183《隋纪7》炀帝大业十二年条。
[105] 《全唐诗》，第301卷。
[106] 《全唐诗》，第524卷。
[107] 《太平广记》，卷345《孟氏》。
[108] 《旧唐书》卷88列传第38《苏瑰》。
[109] 《太平广记》卷290《吕用之》。
[110] 《康熙志》，转引自《扬州府志》卷14《物产》。
[111] 《旧唐书》，卷105列传第55《韦坚》。
[112] 《太平广记》，卷355《广陵贾人》。
[113] 《唐会要》，卷100《杂录》。
[114] 《新唐书》，卷54志第44《食货4》。
[115] 同上。
[116] 十三所巡院：扬州、陈许、汴州、庐寿、白沙、淮西、甬桥、浙西，宋州、泗州、岭南、郓、郑滑。
[117] 《天下郡国利病书》，第3卷。
[118]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7页。
[119] 八道州府：扬州、陈许、汴州、襄州、河东、浙西、浙东，鄂岳，《唐会要》第88卷。
[120] 《旧唐书》，卷49志第29《食货下》。
[121] 《新唐书·食货志》。
[122] 《唐会要》，第89卷。
[123] 《新唐书》，卷53志第43《食货3》。
[124] 《扬州三首》，《全唐诗》第522卷。
[125]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12页，沈括的《补笔谈》中为南北十五里一百一十步，东西七里三十步。于邺的《扬州梦记》中为九里三十步。
[126] 安藤更生：《唐宋时代扬州城研究》，《鉴真大和上传之研究》，平凡社，1980年，第378页。
[127] 二十四桥根据安藤更生研究只有二十二桥，即茶园桥、大明桥、九曲桥，下马桥、作坊桥、洗马桥、南桥、阿师桥、周家桥、小市桥、广济桥、新桥、开明桥，顾家桥、通泗桥、太平桥、利园桥、万岁桥、青园桥、驿桥、参佐桥、山光桥（《唐代扬州城研究》）。
[128]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14页。
[129] 李白：《秋日登扬州西灵塔》，《全唐诗》第180卷。
[130] 于邺：《扬州梦记》，转引自《鉴真大和上传之研究》，第359页。
[131] 《资治通鉴》，卷180《隋纪4》，炀帝大业元年条。
[132] 《资治通鉴》，卷181（隋纪5），炀帝大业四年条。
[133] 《资治通鉴》，卷181（隋纪5），炀帝大业六年条。
[134] 《唐大和上东征传》，第74页。
[135] 《李文公集》，卷18《来南录》，《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78卷第189页。
[136] 《旧唐书》，卷110列传第60《邓景山》。
[137]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26页。
[138] 《新唐书》，卷91列传第16《李袭誉》。
[139] 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华书局，1979年，第85页。
[140]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200页。
[141] 安藤更生：《鉴真大和上传之研究》，第284页。
[142]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202页。
[143]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200—201页。
[144]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200—202页。
[145] 小野胜年：《入唐求法行历之研究（上）》，法藏馆，1982年，第68页。
[146] 根据《隋书·东夷传》，600年（隋文帝开皇二十年）日本曾遣使到中国，但此事在日本史书上没有记载，故一般以607年这一次为遣隋使的开端。
[147] 《隋书》，卷81列传第46《东夷》。
[148] 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中译本第56—57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
[149] 《隋书》，卷3帝纪第3，《炀帝上》。
[150] 《日本书纪》，卷22《推古天皇》16年条。
[151] 《日中文化交流史》，第51页。
[152] 《隋书》，卷81列传第46，《东夷流求国》。
[153] 王辑五：《中国日本交通史》，上海书店，第71页。
[154] 小野胜年：《入唐求法行历之研究》，法藏馆，1982年，第192页。
[155]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14页。
[156]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202页。
[157]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203页。
[158] 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73—74页。
[159] 平凡社编：《世界大百科事典》，遣唐使条。
[160] 《新唐书》，卷220列传第145《东夷》。
[161] 663年唐、新罗联军在朝鲜的西南白村江打败救援百济的日军。
[162]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15页。
[163]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24页。
[164]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25页。
[165]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31页。
[166]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32页。
[167] 同上。
[168] 同上。
[169] 《唐大和上东征传》，第47页。
[170]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24页。
[171] 《日中文化交流史》，第137页。
[172] 《日中文化交流史》，第109—116页。
[173] 《唐大和上东征传》，第38页。
[174] 《唐大和上东征传》，第42页。
[175] 《唐大和上东征传》，第47页。
[176] 《唐大和上东征传》，第83页。
[177] 安藤更生：《鉴真大和上传之研究·序》。
[178] 《唐语林》，卷一《政事上》，《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38册，第18页。
[179] 《全唐文》，中华书局，第1761页。
[180] 《唐大和上东征传》，第43页。
[181] 《唐大和上东征传》，第62页。
[182] 《唐大和上东征传》，第47页。
[183] 《唐大和上东征传》，第47—48页。
[184] 《唐大和上东征传》，第51页。
[185] 《唐大和上东征传》，第39—40页。
[186] 《唐大和上东征传》，第51页。
[187] 《唐大和上东征传》，第62页。
[188] 《唐大和上东征传》，第85页。
[189] 《唐大和上东征传》，第83页。
[190] 《唐大和上东征传》，第80页。
[191] 《唐大和上东征传》，第80页。
[192] 《唐大和上东征传》，第80—81页。
[193]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9页。
[194]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35—36页。
[195]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189页。
[196]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190页。
[197]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192页。
[198] 同上。
[199]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13页。
[200]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36页。
[201]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27页。
[202]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198—199页。
[203]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7页。
[204]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8页。
[205]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18页。
[206]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32页。
[207] 同上。
[208]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16—17页。
[209]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22页。
[210]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24页。
[211]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28页。
[212]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9页。
[213]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189页。
[214]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12页。
[215]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10页。
[216] 同上。
[217]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4页。
[218]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5页。
[219]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9页。
[220]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14页。
[221]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30页。
[222]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35页。
[223]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18页。
[224]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29页。
[225]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22页。
[226]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36页。
[227]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190页。
[228] 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第142页。
[229] 大庭修：《江户时代的日中秘话》，东方书店，1980年，第34—37页。
[230] 辻善之助：《日本文化史》第5卷。
[231] 1981年中华书局汇集其全部诗文，书札问答编为《朱舜水集》。
[232] 元赟烧：一种以濑户的陶土作原料，用蓝色颜料作画，涂以青白色釉，有透明感且雅致的陶瓷器。
[233] 辻善之助：《增订海外交通史话》，内外书籍株式会社，第669—670页。
[234] 王晓秋：《近代中日启示录》，1987年，第24—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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