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目录[隐藏]

二、失衡的经济改革现状
- 二、失衡的经济改革现状
- 📚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全套 18 卷）

作者：吴廷璆等

二、失衡的经济改革现状

2013年11月15日，作为“安倍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设计师，耶鲁大学名誉教授浜田宏一在中央大学的演讲中指出，他对实施将近一年的“安倍经济学”给出的成绩是“ABE”，也就是对“大胆的金融政策”打分是满分的A，而对“机动的财政政策”给出了相当于八十分的B，但对“唤起民间投资的增长战略”的打分不仅没有及格，甚至是最低的E。^[1]而且，他还特别指出，恰恰是作为“第三支箭”的增长战略却是安倍经济学最终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之后的历史事实也表明，安倍内阁在经济改革方面确实“雷声大雨点小”，各项改革的展开令市场大失所望，并没有出现所谓他所宣誓的“要做改革的钻头”，大刀阔斧地对规制进行改革。

再秀“安倍经济学”，“新三支箭”出台 ^[2]

2015年11月中旬，日本政府在哈瓦那与古巴政府举办了一场“官民联合会议”，它提出要求，希望古巴改善商业环境以利日企投资。事实上，不仅是古巴，伊朗也开始进入日本商界的视线。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借德黑兰国际工业展之机密切与伊朗政府接触，首相安倍晋三还亲自出马访问了中亚。

日本的一系列外交动作，其实更多缘于经济压力。2015年第二季度，日本经济出现年率1.6%的负增长，机构对未来两个季度的预测也普遍悲观。经济是安倍政权的重要基石，其执政伊始便对国民许诺了“经济最优”的执政方针。

在经济转向颓势的背景下，2015年9月底安倍内阁再次祭出改革大旗——推出了所谓以“一亿总活跃社会”为目标的“新三支箭”。这“新三支箭”的内容包括“孕育希望强大经济”“构筑梦想的育儿支援”和“安心的社会保障”。

探知“新三支箭”的前景，还要先从其原来的几支箭说起。客观地看，日本经济的基本面得到了改善，日元贬值、股市上涨，相关出口企业成为改革最大受益者。但是，改革并没有实现名义3%、实际2%的增长率，去年还出现了0.9%的负增长，且安倍之箭的“毒副作用”也逐步显现：2%的通胀目标不达，大量收购国债极大压缩了央行的政策空间，国债丧失了原有的金融功能……更严重的是，作为政策效果出现的日元大幅贬值，导致贸易赤字长期化和实际工资下降，并推升了财政赤字。

安倍经济改革的“新三支箭”从目标来看，剑指育儿与护理是对的。少子老龄化确是日本经济的病灶。但遗憾的是，安倍此番改革要啃的，基本上都是啃不动的骨头。比如，日本的人口出生率为1.4，这一趋势已持续20年，短期显然难以改变。此外，安倍要将名义国内生产总值提升至600万亿日元（1美元约合120日元）。要实现这一目标，以2020年为限，需要实现年均3%以上的增长率，而日本过去20年的年均增长率只有0.3%。

财政困境是改革束手束脚的原因之一。2015年初，日本国债余额已达1053万亿日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近250%，寅吃卯粮已成财政新常态。为维持国际信用，日本一边尽力控制预算规模，一边在暗地里补充预算。最近，包括穆迪在内的全球三大评级公司不约而同地下调了日本国债评级。

如今安倍把希望转向企业。继要求企业上涨工资之后，政府近日又宣布将每月召开一次“官民对话会议”，施压企业增加国内投资。但日本企业并不看好国内投资环境，仍继续将目光瞄准海外。据统计，日本企业2014年海外并购额创下14万亿日元新高，是国内设备投资的3倍。

目前，不仅日本企业对改革充满疑虑，民众也逐渐丧失了信心。调查显示，仅有不到1/5的人抱有信心，近六成民众对改革并不看好。按惯例，历年10月至11月都应召开临时国会，这本是推进改革、审议法案的大好时机，但安倍今年以外访为由罕见地放弃了。在很多人眼中，“新三支箭”的射程是难言乐观的。

关联改革滞后凸显经济软肋^[3]

2016年6月1日，安倍首相宣布将消费增税再次延期，从2017年4月消费税提升至10%的计划推延至2019年10月。但是，自从日本政府宣布延缓提高消费税多日之后，这一举措不仅没有给日本经济带来任何正面效应，相反却令日本财政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

日本在2014年有过延期增税的举动。当时政府承诺，“除非发生雷曼冲击或‘3·11’大地震事件”，增税决不再延。今年6月1日，日本政府以“经济为先”、世界经济面临巨大风险为由，再度延期提高消费税，此次延期或令安倍政权“自食恶果”。

首先，增税延期将造成日本社保改革计划严重受阻。2014年4月，日本消费税由5%上调至8%，带来8万亿日元（1美元约合104日元），成为改善社保状况的重要财源。而此次2%的增税预计也有4万亿日元的增收，因此，政府早就做出安排：除需要用3万亿日元填补依靠发行国债支撑的社保窟窿之外，其余的税额将专项用于补贴低年金收入者、扩大年金体系覆盖率，以及贴补看护保险费。但是，增税延期打乱了这些既定的部署。

其次，正在实施的经济改革也将因此遭受冲击。迄今为止的经济改革已取得部分成就，如失业率降至3.2%，近乎完全就业水平；企业部门经常利润等经营指标屡创新高，2015年底上市企业整体资产超过840万亿日元。但是，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占比将近六成的个人消费却一直萎靡不振。难道是增税阻碍了消费增长吗？相对而言，欧洲各国的消费税率普遍更高，况且日本最初引入消费税也没有阻止其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因此，人口老龄化及年轻人消费意愿下降，恐怕是消费长期低迷的主因。技术创新、重建财政以及完善社保体系才能提振消费，而这些领域的改革，恰恰都是“安倍经济学”的软肋。

再次，增税延期将令日本财政重建计划暂时搁浅。日本1999年的国债负担率为世界第一。日本政府曾提出财政重建与经济增长并重，计划在2020年实现财政盈余，到2018年其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必须降至1%。但据其测算，即便日本经济的名义增长率为3%、消费税率是10%，到2020年仍有6.5万亿日元的财政赤字。在此背景下的增税延期，无疑是雪上加霜，加之安倍还暗示将采取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日本财政重建将暂时搁浅。

其实，日本的问题可能远比表面更严重。2008年日本国债负担率就超过200%，2012年举债又超过税收收入，如今政府支出的近1/4仅为所发债务的还本付息。不仅如此，老龄化还使其社保支出正以每年7000亿日元的速度增长，而“2025年问题”（即20%人口在70岁以上）将导致现有社保体系彻底崩溃。近日，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将日本主权评级展望降至负面。显然，警钟已经敲响，滞后改革，于日本政府而言，意味着未来的挑战会更加严峻。

改革弱而只能再度强刺激^[4]

2016年8月2日，安倍政府公布了28.1万亿日元（约合273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细节。其中财政措施规模为13.5万亿日元，包括应对熊本地震和2011年东北地区灾害的救灾措施、改善人口结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应对英国脱欧风险、帮助中小企业等方面。表面看，此次经济刺激计划规模非常可观——是1992年以来的第三大规模，但其资金来源并不确定。由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出资的比例仅占1/4，超过一半的资金来自融资或民间资本。

日本曾经提出拉动内需“四大支柱”：推动实现“一亿总活跃社会”目标（指的是让日本1亿多人口都能在家庭、社会、职场发挥作用，创造人生价值），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扶植中小企业，强化防灾应对措施。此次经济刺激举措其实仍然没有跳出这个圈子，其背后真正原因在于安倍经济改革已陷入困境。

首先，日本银行主导的金融宽松政策正逐渐失效，政策空间触顶。2013年开始的无限度、无限期的“异次元宽松”曾带来日元贬值、股价上涨的政策效果，出口制造业、旅游业均享受红利，但未能广泛惠及地方与中小企业。如今，世界经济减速、英国脱欧更是令日元再次回到升值通道。更甚者，日本银行国债持有余额已突破350万亿日元，占总量的四成以上，明年将达到极限。而国民偏好现金以及存贷利率低，又严重制约着负利率的政策空间。日本银行追加上市投资信托购买量倍增至6万亿日元就是明证。

其次，社会保障改革迟滞不前、财政一体化改革甚至倒退。与1990年相比，今年日本社会保障费用增长了3倍，成为其财政预算增长的主因。不断加剧的老龄化将令现有社保体系崩溃，这就是日本1/5人口将达70岁以上的“2025年问题”，未来可能直接导致个人消费持续低迷。面对如此严峻形势，参院选举前夕消费增税计划竟再度被延期，2012年达成的三党共识也随之瓦解，财政危机日趋严重。

最后，少子老龄化对策缺乏力度。虽然女性及65岁以上老年人占全部就业比例已超一半，但并不能阻止劳动力不断减少的趋势，日本劳动人口比2010年减少近300万，成为其潜在经济增长率徘徊在0%左右的要因。尽管“新三支箭”提出综合生育率1.8、看护者离职率为零的宏伟目标，但各种陈规老矩阻碍着劳动市场改革，如正式与非正式之间的工资差距、外国人就业、所得税和社会保险领域的收入壁垒（年收入少于103万日元者可免缴税，年收入少于130万日元、配偶加入养老保险者可免缴保险费，这种制度实际上成了非正式工低收入的温床）等等。

不久前，三菱东京日联放弃国债标售交易资质已为日本经济改革敲响警钟。日本银行大量购入不仅令国债丧失了自身金融功能，其负利率政策更是激励政府大量举债，致使结构改革迟缓，也使之更倾向轻视财政纪律。此次大规模经济刺激无疑将继续推高国债余额，这种国家信用被严重透支背后将隐藏巨大金融危机。

经济“增量”源于导入新规^[5]

2017年初，日本政府所公布的2016年经济数字竟然变得有些靓丽抢眼，难道真的是经济改革大获成功了吗？日本名义GDP（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突破537万亿日元（约合6.1万亿美元），首次刷新1997年以来的历史纪录。不仅如此，其实际经济增长率实现1.0%、名义经济增长率达到1.3%，远高于此前市场预期。

日本经济已经悄然复苏？其实，日本经济大幅“提振”的奥秘在于联合国的新规。去年12月，日本政府宣布正式引入联合国新版标准编制国民账户，统计结果因此大为改观：2015年日本经济总量从500万亿日元变成532万亿日元，陡增6.4%。不仅如此，新规还成为“安倍经济学”的有力支撑：2013—2015年度，日本名义GDP增长率平均被推高约0.7个百分点，分别从原来1.7%、1.5%和2.3%调整为2.6%、2.1%和2.8%，距离3%的增长目标仅咫尺之遥。

“研发资本化”是联合国新规统计的突出特征。此前，研发、专利、版权等相关支出均被纳入投资范畴，并未被计入GDP统计中。日本研发规模一直位居世界前列，在GDP中占比始终在3%左右，特别是日本民间企业，高度重视研发投入，2000年后投入的研发资金总量累计突破10万亿日元。在2015年32万亿日元的GDP“增量”中，研发资本化规模占19.2万亿，贡献率超过六成。

统计标准的变化，并不代表日本经济真的迎来转机。尽管失业率下降、大企业盈利等利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日本经济环境，但摆脱通缩仍遥遥无期，相反，改革成效与动力开始消退，阻力和风险不断上升。

首先，自律性经济增长渐远，金融风险增加。以宽松终结长期通缩、让日本经济步入自律性增长之路，是“安倍经济学”的设计初衷。如今，日本基础货币投放量已从2013年的132万亿日元攀升至432万亿，对GDP之比突破了80%，但其核心通胀率仍不足1%，远低于2%的目标。无奈之下，日本央行又导入负利率政策，开启所谓“收益率曲线控制”的金融冒险。日本政府随后又被迫推出大规模财政刺激，使政府债务余额再度冲高至1066万亿，金融风险一触即发。

其次，外部风险加大，经济运行脆弱性凸显。内需长期疲弱，令日本经济对外部市场产生严重依赖。日本制造业海外生产比率早已突破24%，日本企业海外销售占比也接近60%，形成1/4生产在国外、六成销售靠海外的格局，英国脱欧等一系列“黑天鹅”事件，或对日本经济的全球化进程造成巨大冲击。

第三，改革举步维艰，经济结构转型困难重重。改革无禁区，安倍曾誓言从农业、医疗、能源和就业等四大领域着手，推行结构改革、实现经济转型。然四年来并无实质进展，财政重建计划也因两度推迟消费增税而几近破产。

总之，就统计数据看，日本经济虽现局部改观，但整体形势依然严峻，甚至有爆发金融风险之虞。

注释

[1]東洋経済：『浜田内閣官房参与、アベノミクスを採点——金融緩和はAプラスだが、成長戦略はE 』，2013年11月16日。[2018-8-16]:https://toyokeizai.net/articles/-/24246。

[2]张玉来：《日本“新三支箭”射程难料》，《人民日报》经济透视（22版），2015年11月13日。

[3]张玉来：《日本改革滞后凸显经济软肋》，《人民日报》经济透视（22版），2016年7月4日。

[4]张玉来：《日本经济，有刺激却欠改革》，《人民日报》经济透视（22版），2016年8月3日。

[5]张玉来：《日本经济“增量”难掩风险》，《人民日报》经济透视（22版），2017年2月28日。

二、失衡的经济改革现状

二、失衡的经济改革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