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 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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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廷璆 等
选自《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第四章 “锁国”、开国与洋学
第四章 “锁国”、开国与洋学
长期以来，“锁国”被认为是江户时代最重要的时代标签。然而，“锁国”一词并非源自历史史料，而是后世人们站在后世立场上想象的历史场景，而对想象的历史必须正本清源。历史事实告诉人们，正是在所谓“锁国时代”，出现了研究西洋学问的兰学。到日本开国为止西洋文化如同涓涓细流已经在日本浸润了300余年，甚至出现了主张以西洋方式改变日本的“华山兰学”。及至鸦片战争给日本社会带来了突如其来的巨大冲击，激起了日本人关心英国的热情。之后不断扩展到关心其他西方国家的状况，兰学也发展成为通过各西方国家语言研究西洋各发达国家的幕末洋学。甚至有日本学者提出：“如果没有鸦片战争，日本会怎样呢？”[1]正是鸦片战争唤醒了日本人的民族危机意识，而1853年伯理来航终于使日本国门洞开，并刺激了日本人身临其境的对外意识。
1853年是一个非同小可的年头，是日本历史发生天翻地覆大变局的端绪，其后这个民族经历了现代化进程中高峰和低谷的震荡，也感受了“大和魂”的亢奋与衰萎的交替。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像1853年以后的日本那样，有着亦成亦败的酸甜苦辣，而日本人的精神面貌就像一条变色龙，时而温文尔雅地模仿西洋绅士，忽而变为史无前例的江洋大恶，这也是日本现代化过程中的正负两极。那么这些表现的背后是否有一种相对稳定的文化内核在冥冥中发挥着魔力，抑或是现代化变革的步伐生成了变色龙文化？而这一切似乎可以从幕末开国的历史中得到某种暗示。
一、 “江户锁国论”质疑
“锁国”一词在日本江户时代史中，是至关重要、且最为人所熟知的用语，“江户锁国论”也是日本史学界流传已久的“常识”。《角川日本史辞典》“锁国”条目的释文为：“为确立、维持江户幕府的权力所采取的对外封锁政策。指1639年至伯理来航的215年间的对外孤立状态……通过1639年禁止葡萄牙船来航的锁国令，最终完成锁国。由此，除荷兰、中国、朝鲜之外，与外国的通交被禁止。”[2]可见，锁国一词已成为闭关自守外交体制的代名词，进而形成了“近世（即江户时代）就是‘锁国’，‘锁国’等于近世”这样的逻辑关系。江户时代正值西方资本主义飞速发展的时期，在这样的历史时期锁住国门，拒绝西方先进文化的传入，就等于是拒绝历史的进步。由此，“锁国体制”便成为日本史学界批判的对象。
然而“江户锁国论”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江户幕府“锁国”的目标仅仅在于铲除危害其统治的天主教信仰。学界常识认为德川幕府的禁书政策是“锁国体制”下全面抵制西洋文化的重要一环的定说也是一种误解（参阅第三章第一节），兹不赘述。通观江户时代，除抵制天主教之外，不但没有割断与世界的联系，而且吸收了大量的西方近代文化。
近年来，笔者一直在进行江户时代日本吸收西方文化的兰学史研究，因而不得不对“江户锁国论”提出质疑。笔者以为，“江户锁国论”为总体把握江户时代框定了先入为主的基调，阻碍了对江户时代整体的正确理解，以至于很难对江户时代做出恰如其分的客观评价。有鉴于此，有必要对“锁国”这个“常识性”的概念进行重新梳理、辨析，以求取符合历史事实的新的认识。围绕“锁国”，至少需理清以下几个问题：即“锁国”一词的由来及其“江户锁国论”的演变过程；“锁国”的目的和历史实态；“锁国”这个概念是否妥当。
1. “锁国论”流变
就现有史料来看，在实行“锁国”政策的当时，日本人从来没有认为自己的国家处于“锁国”状态，也没有“锁国”这个概念。换言之，“锁国”并不是当时的用语，而是后世学者们对江户时代的一个具有定性色彩的评价用语。1690年作为荷兰商馆医生的德国人肯贝尔（Kaempfer Engelbert，日文译音为ケンへル，1651—1716）在日本客居两年，撰写了一部关于日本的著作《日本志》。该书第六章专论“锁国”问题，原题为《于日本帝国禁止本国人出海、外国人入国，并禁止这个国家与海外世界交流，乃是具有极其妥当之根据的论证》。1810年，前述著名兰学家志筑忠雄将这一章译成日文，题名为《锁国论》。根据至今为止的研究成果，这是锁国一词在日本的首次出现。《锁国论》认为当时的日本是处于“完全的锁国状态”，不过，肯贝尔对“锁国”基本上是持褒扬态度的。他认为：“与世界上其他国民相比，日本国民在礼节、道义、技术以及幽雅的举止等方面是优秀的。在繁昌的国内商业、富裕的生活必需品、和平的社会环境等方面，都是令西方人羡慕的。江户时代是日本历史上最美好的时代，而这种理想国的形成要归功于锁国。”[3]
志筑忠雄翻译的《锁国论》在当时没用正式出版，虽有抄本流传[4]，但“锁国”这个概念尚未得到日本社会的认可。换言之，当时的日本并没有受该书影响而将江户时代称为“锁国体制”。直到19世纪30年代以后，在兰学家和部分知识层中，才开始使用“锁国”这个概念。兰学家高野长英就曾经提到，“自当御代（江户时代）之始，于蛮国交易，仅限于阿兰陀（荷兰），乃锁国之政道”[5]。随着时代的发展，直到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伯理率舰队来叩关，“开国”遂成为日本有志之士关注的重要政治课题。而作为与“开国”相对的“锁国”一词便成为批判江户幕府传统对外方针时被广泛使用的概念，而且明确地把幕府的对外体制称为“锁国体制”。这一时期“锁国”的内涵已经不再是《锁国论》所描绘的田园式的“理想国”，而是被涂上了贬义的灰色。明治维新以后，尤其是文明开化时代，“锁国”更被赋予了抵制西方文化的含义。明治维新后，日本在对外扩张中面临着欧美列强强大的竞争对手，又有人把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归咎于江户时代的“锁国体制”。德富苏峰站在日本国家主义的立场上认为：“宽永锁国”乃“千秋之遗憾”，“日本从锁国之梦中醒来，欲实践开国进取之国策而睁眼看世界之际，所有的空地都竖起了约定的标牌，以至于再无插足之余地。此时慷慨长叹，为时晚矣。”[6]在德富苏峰看来，由于日本长期“锁国”，帝国主义各国业已在全世界划定了势力范围，日本已经无利可图了。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和辻哲郎于1950年发表《锁国——日本的悲剧》一书，对“锁国”作了严厉的批判，认为“锁国”延缓了日本近代化的进程，成为日本历史停滞的原因。和辻哲郎提出：“近世初期新科学发展（指哥白尼以来欧洲的科学革命，笔者注）以来，欧美人花费三百年的岁月，使科学的精神浸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而日本民族在这发展的期间，锁住国门，其后的250年间，通过国家权力遮断了上述近世精神的影响”[7]，从而使“缺少科学精神、蔑视合理的思维、偏狭狂信的人们将日本民族导入了现在的悲剧（指战败初期的日本，笔者注）”[8]。
这种“锁国否定论”在战败初期的日本民族心理当中，几乎成为一种定论，并被编入教科书，以至于散布到日本社会，成为一般人的普遍认识。由此，诸如“锁国体制”“锁国状态”“锁国时代”“锁国根性”“锁国文化”等概念便成为人们谈及江户时代时经常使用的习惯用语。
当然也有“锁国肯定论”的观点存在，尤其是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高度发展，日本人逐渐舍弃了上述以欧洲人为榜样的自卑心理，出现文化寻根的意识，日本史学界也开始对“锁国”给予重新的评价。认为“锁国”政策维护了日本的统一和安定，割断了日本与外国的联系，对于武器装备落后的日本来说，避免了沦为殖民地的危险，从而为日本发展本土文化，创造日本式的近代化道路打下了基础，从而将江户时代的“锁国”视为战后“日本奇迹”的原点。
综观上述“锁国得失”的议论，无论是肯定论还是否定论，都是在承认“江户锁国”的基础之上展开的，而没有对“锁国”一词的提法是否妥当这个最根本的问题点提出疑问。近年来终于有日本学者提出：“‘锁国’一词给了我们太多的误解。一提到‘锁国’就被理解为日本远离地球的世界，完全处于闭锁的孤立状态。然而这完全是误解。”[9]这种观察角度才真正切入了问题的要害。在这一派学者中，荒野泰典的观点颇具代表性。
荒野泰典在《近世日本与东亚》一书中明确提出：“我对将（日本）近世外交关系称作‘锁国’的提法是持批判态度的”。荒野提出了两点理由：第一，“锁国”一词在明治维新以后才开始流行，并在脱亚入欧的社会风潮中，被赋予了一种国家闭锁的印象，从而脱离了历史事实。毋庸赘言，将这种意义上的“锁国”一词当作分析工具的历史概念是不合适的。第二，“锁国”没有正确地反映近世对外关系的实态：首先，“锁国”一词被看作是自给自足社会的同义语，而近世并非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其次，近世国家充分地保持着与周边诸国和各民族的关系，而“锁国”的提法完全无视这种对外关系。有鉴于此，荒野泰典认为，应该参照中国明清时代的对外关系体制，以“海禁”和“华夷秩序”（日本型华夷秩序）概念来替代传统的“锁国”概念。而“海禁”相当于现代的出入国管理体制，与“锁国”的目的完全不同。[10]
荒野泰典的论述虽然尚不全面，但对“锁国”概念的质疑，无疑是为“锁国论争”开辟了一条新路。然而，由于“锁国论”在日本学界以及整个社会的影响已经根深蒂固，因而对“锁国”的质疑至今尚未能扭转人们心目中“江户锁国”的印象。
2. “锁国”的实态
幕府于宽永十年（1633）、十一、十二、十三、十六年发布了五次涉外禁令[11]。其主要内容有三点，即a禁止日本人出入国门、b取缔天主教、c禁止葡萄牙人来日本[12]。这也就是“宽永禁令”的全部主要内容。禁令的最终目标是取缔天主教（这可以与前述禁教历程相印证），a、c两项是严厉禁教政策的补充。关于a，据《平户荷兰商馆日记》1635年9月8日所载，即发生了两起回国日本人匿藏十字架的事件，而a的禁令正是要彻底切断日本人与天主教的联系。至于拒绝葡萄牙船只进入日本，同样是彻底铲除天主教的重要措施。当时葡萄牙从罗马教廷那里得到了天主教在日本传教的护教权，其中包括传教区的设置，向教皇指名推荐教区主教等权力，同时也承担着对传教区传教士给予经济援助、全力支援传教活动等项义务。1581年以后这种支持被制度化，葡萄牙国王每年向在日传教机构支付2000杜卡特（dudat，当时在欧洲许多国家发行的金币）的传教经费。以1579年为例，在日天主教会的开支约为6000杜卡特[13]，即在日传教士经费支出的三分之一是由葡萄牙提供的。此外传教士大都是由葡萄牙船送往日本的，传教士的信件也由葡萄牙商船传递。可以说，如果没有葡萄牙人的支持，传教士是不可能取得前述传教成果的。另一方面，为回报葡萄牙人的援助，传教士们充当了日葡贸易忠实的中介人，前述的“商教一体”体制即由此而生。可见，葡萄牙人与在日传教士是拉不开扯不断的关系。因此，对幕府来说，要彻底剪灭天主教，势必要驱除与传教士“狼狈为奸”的葡萄牙人。
至于德川幕府“割断了除荷兰、中国、朝鲜之外的与外部世界的所有交往”的表述，也是极为不准确的。日本仅与上述三国通交只是当时日本与外部世界交往的实际状况，而非幕府的规定。事实上“锁国”之初，除葡萄牙之外，并没用任何证据说明幕府拒绝与海外世界的交往。历史事实是，当时英国由于其东印度公司成立不久，经营不利，又缺乏在远东的贸易基地，无力与荷兰人竞争，因而于1623年自动关闭在平户的商馆，撤离日本。换言之，在西方国家中除荷兰之外，并没有哪一个国家前来要求与日本通交。而幕府不但不拒绝对外通商，而且还要将通商利益纳入幕府的“国库”。作为具体的实施手段，幕府于1635年把对荷兰和中国的贸易限制在长崎一港，彻底垄断了对外贸易。但是，这种对外贸易统制并不等于缩小海外贸易，而是将以前大名的“私”贸易改为由幕府统制的“公”贸易，由受命幕府的特权商人制定收购价格。正是这种国家垄断贸易防止了日本商人之间的自相残杀式的竞争，使日本在对外贸易中占居了有利的主动地位。下表可清楚地证明这一点。
1642年9月日荷生丝交易价格谈判表[14]
3. “锁国”的反证
纵观江户时代，幕府始终没有忘记了解海外各国尤其是欧洲的动态，作为获取这些信息的载体，是幕府要求荷兰商馆每年提供一次的《荷兰风说书》。在禁教之初，为配合禁教政策，幕府要求凡新任荷兰商馆长和来长崎的荷兰商船，必须以书面形式向幕府提供有关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情况，并形成惯例。后来，随着国际形势发生变化，《荷兰风说书》的记述范围逐渐扩充，大致由欧洲、印度和中国三个部分组成。其内容包括荷兰东印度总督的交替情况、来日本的荷兰船只在途中是否遇到过其他国家的船只、荷兰本国及其欧洲各国的动态、这三个地区的重大新闻、关于日本漂流民的情况等等。另有《别段风说书》，专门较详细地介绍国际重大事件。“风说书”制度自1641年开始，一直延续到1859年。除因拿破仑战争等特殊事件的影响致使荷兰商船没能来日本之外，现存有184个年份的《荷兰风说书》[15]。诸如1649年英国国会处死斯图亚特王朝查理一世、1654年英荷媾和条约、1665年第2次英荷战争、1702年英荷联合舰队与法西联合舰队的对抗、1787年的俄土战争、1789年法国大革命、1812年拿破仑远征俄国、1814年维也纳会议、1839—1842年鸦片战争等主要重大历史事件，在《荷兰风说书》中都有记录。
《荷兰风说书》是江户幕府关注海外，了解世界的重要途径。如新井白石著《西洋纪闻》中，较详细地记述了1701—1714年发生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情况，其素材即取自《荷兰风说书》。尤其是进入18世纪以后直到幕末，《荷兰风说书》及时地反映了欧洲各国在日本周围活动的情况。不惟上述，《荷兰风说书》还通过各种渠道流入民间，为兰学家们提供了大量的海外情报，促进了兰学的发展。其中以兰学家渡边华山所藏的分量最大，包括1666—1826年间的《荷兰风说书》的全部内容。
幕府通过荷兰商馆提供的《荷兰风说书》，大体上可以了解当时海外，尤其是西方的发展动向。更值得注意的是，通过荷兰商馆这个窗口，幕府和民间兰学家购入了大量荷兰语书籍。其学科种类涉及天文、地理、医学、物理、化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和一些人文科学领域。此外，兰学家们还可以利用荷兰商馆人员到江户参见将军的机会，直接就有关西方科学、西方事物询问荷兰人。上述种种渠道为兰学的兴盛奠定了稳固的信息资料基础。
第三章已对兰学做了相关探讨，在此需要进一步强调，兰学研究是江户时代日本人了解外部世界，尤其是吸纳西洋近代科学技术的至关重要的渠道。荷兰人带给日本人的是西方科学革命以后的近代科学，即伽利略、牛顿的科学体系。如第三章所述，在江户时代西方近代科学中的主干学科，像天文、医学、物理、化学、植物学以及世界地理学的主要成果基本上都传入日本。兰学研究不仅使日本人及时地吸收了西方科学革命的新成果，而且接触到西方近代理性的人文思想，同时了解了世界发展大势。在当时的兰学家中出现了诸多思想家，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有：通过融汇西方科学升华为具有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和唯物主义思想的学者山片蟠桃；从潜心研究西方天文地理学起步发展到批判江户时代严格的等级制度，提出社会平等思想的司马江汉；接受西方重商主义思想、进而主张日本全方位开展对外贸易的经世家本多利明；依照西方社会原理变革日本社会，进而主动迎接西方挑战的社会思想家渡边华山（后述）等。有日本学者在论及兰学以前的日本科学时认为“近世以前，在日本文化中科学思想是极其稀薄而贫困的”[16]，“日本古来几乎没有称得上科学的东西，是兰学使日本人开始接触科学”[17]。
据日本学者不完全统计，到明治维新前，有34所兰学塾培养了9000余名塾生[18]。如果再加上诸藩校所设的洋学科及幕府洋学机构培养出来的学生，接受洋学教育的人数绝不会少于10000人。在幕末维新时期，众多的兰学人材担当了社会变革期的中坚力量。再从兰学成果看，如前节所述，仅自延享（1744—1747）年间至1852年译述兰书即达480种[19]。另据统计，1645—1873年日本人关于世界地理（包括地图）、历史的译著总计为450种。而其中至1853年开国为止达338种[20]。上述数字在当时欧美以外的国家中是足以令人惊异的。兰学的发展已经铸就了一个以兰学为专门职业的庞大的社会集团。明治维新初期大规模吸收西方文化的运动绝非日本民族一时的心血来潮，明治政府“求知识于世界”的口号正是“锁国”期间兰学百余年积累、发展的自然结果。
令人费解的是，在一般日本通史中对兰学或多或少都会有所交代，然而，在这些通史中却无视作为“锁国”反证的兰学的存在，仍将近世日本称为“锁国时代”。迄今为止，对于这种显而易见的矛盾并没有引起日本史学界的重视。
4.简短的结论
通过上述对“锁国时代”的梳理和辨析，笔者以为，江户幕府“锁国”的目的在于驱逐天主教，以消除对幕府体制的威胁（参阅第二章相关内容），而不是要割断与所有西方人的一切往来。“锁国”是幕府与西方国家交往的一种策略，一方面铲除了来自天主教的威胁，垄断了对外贸易，割断了大名通过对外贸易而增加经济实力的途径；另一方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取西方的文化和信息。可以说幕府完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统观同时代非西方国家的历史，不难发现，如日本江户时代这样制度化、规模化、且主动注视西方发展进程并有选择地吸收西方文化的例子，可谓绝无仅有。因此驱除葡萄牙人，与其说是“锁国”不如说是对外来文化的一种选择，而且从了解世界发展趋势的角度看，是一次历史的进步。很明显禁教并不等于锁国，之所以有后世学者“锁国是非”的议论，是因为自肯贝尔开始就已经偏离了历史的真实。通观整个世界历史，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而采取自我保护政策的事例俯拾皆是，尤其是宗教对立和国家之间的断交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将此视为“锁国体制”，是不准确、不适当的。换言之，“江户锁国论”在内涵和外延上均不符合历史事实。有鉴于此，笔者以为用“禁教体制”替代“江户锁国论”，才能客观地还原历史的真实。
二、渡边华山兰学探析
活跃于德川幕府末期的渡边华山（1793—1841）出身武士家庭，兼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儒学家、兰学家、画家于一身，是一位丰富多彩的历史人物。然而，国内日本史学界对渡边华山尚无专门研究。在日本，明治前期虽有学者论及渡边华山的西洋观，但是随着皇国思想的泛滥，至战败为止，渡边华山一直被作为“忠君楷模”而编入修身课的教科书，更被作为“勤皇护国烈士”“大东亚护国之神”而供奉在华山神社。[21]这是对渡边华山严重的误读和肆意歪曲，致使华山闪光的思想被尘封了半个多世纪。战后的华山研究虽有所改观，但对华山思想的研究仍相对滞后。本文基于兰学与日本近代化问题研究的心得，通过探讨华山兰学的成因和华山的变革思想及其历史定位等问题，重新解读华山思想的价值。其间或有谬误，谨请学界赐正。
1.华山兰学的成因
兰学不仅是研究西方近代学术的学问，也是当时日本人了解外部世界的中介。与正统兰学家相比，渡边华山的兰学研究起步较晚，且不谙荷兰语，但却达到了当时兰学思想领域研究的最高水平。那么，华山何以能独占兰学研究之鳌头？为更深刻地理解华山兰学，有必要对其形成原因作一扼要分析。
渡边华山于1832年被任命为田原藩家老兼海防系（主管海防的官职）。面对1833年开始延续四年的全国性大饥馑，华山推行过诸多财政改革和殖产兴业等措施，为“刷新藩政”几乎耗尽了心力[22]，但多以失败告终。尤其是大盐平八郎领导的武装起义所引起的全国性的武装暴动，更使渡边华山逐渐认识到封建幕府政治经济的全面危机，并意识到这场危机很难靠日本的“内力”自行解决，于是将眼光投向外部世界。据高野长英回忆：“近岁凶欠延绵，人心慌乱不安，富者益富，贫者愈贫，穷民处处骚扰，颇感世间动荡，故以慷慨之心，于兰书之中抄出万国之国体、政务、人情、世态等。”[23]
再从外部世界看，进入19世纪以来日本沿海频繁遭受俄、英、美等西方列强的侵扰，俄国使节列扎诺夫武装袭击北海道，由本国政府支持的英美两国舰船也纷纷以通商和为其船只补给淡水、煤炭和粮食等要求为由来日本交涉，日本已经成为欧洲列强觊觎的对象。到渡边华山活跃的19世纪30年代，西方殖民势力的攻势已由“西力东渐”急速发展为“西潮东涌”的态势。1837年美国商船马礼逊号为送还日本漂流民和要求缔结通商条约驶来日本，先后试图在浦贺和鹿儿岛上陆，但浦贺奉行和萨摩藩依照幕府1825年公布的“异国船驱逐令”而对马礼逊号采取了炮击驱逐的对策。[24]这一事件更剧烈地冲击着渡边华山的杞忧之情。他认为，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四周渺然”环海而又无海防的日本，轻率地炮击为送还漂流民而来的西洋船只，其结果只能是为“西洋膻腥之徒”制造侵略日本的借口。换言之，日本传统的对外观念以及对外交涉原则已无用武之地，从而如何迎接来自西方的挑战，便成为亟待解决的历史性课题。渡边华山处于这一激荡的时代，并担当海防系要职，深感责任重大[25]，因而，对本国所面临的险恶的国际环境极为敏感。面对欧美列强的强烈冲击，华山意识到日本文明与西洋诸国文明之间的差距，并敏锐地察觉到这种差距将给日本带来严重的民族危机。渡边华山一系列有关西洋的著述，即为此而作。
华山兰学之所以能独树一帜，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那就是他拥有丰富的西洋知识资源。如前所述，江户时代流入日本的汉译西书就达170种，而由日本人译述的兰学书籍，仅收入《西洋学家译述目录》的就有480种。渡边华山还极力鼓动藩主的同父异母兄弟三宅友信购买了大量的荷兰语书籍。据三宅友信所记：“予所藏之荷兰书典，亦得于先生（指渡边华山）之劝荐……予倾资购买，以至一室兰书充栋。”[26]仅据三宅友信所藏兰书之兵书目录记载，“总计二百十九册三图面，总价金百七十八两三分一朱银四匁六分余。”[27]三宅友信在江户巢鸭的住宅成为华山的兰学资料馆。此外，渡边华山搜集到1666—1826年度《荷兰风说书》的全部内容[28]，而一般的兰学家是见不到这些“内部资料”的。上述资料、信息成为华山研究西洋的坚实基础，仅渡边华山所著万余言的《外国事情书》直接引用包括《荷兰风说书》在内的上述资料就达10余种[29]。
渡边华山在掌握上述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又将高野长英、小关三英等著名兰学家延请到自己周围，从而形成了一个试图以兰学知识克服内外危机的兰学集团（史称蛮社）。《华山先生略传》即云：“先生（华山）常招小关、高野二氏，使读地志历史之属，闻其译言，笔记成册……即得原书之要旨。”[30]不仅如此，华山还直接请教荷兰商馆人员以补正自己的西洋知识，“唯荷兰贡使亲历荒外，的闻的见，是以可信矣。故有客话及之者，必取以记之”。[31]华山著名的兰学论著《
舌或问》即是访问荷兰商馆长尼曼（Johannes Erdenik Niemann）后而撰写的内容丰富的有关西洋动态的访谈录。
简而言之，渡边华山所处的时代以及所担当的角色，将其造就成为冷静环视周围世界的民族先觉者，而丰富的资料信息又促使华山将兰学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
2.文明观与变革论
在渡边华山有关西洋的论著中，除《慎机论》秘而不宣之外，诸如：《诸国建地草图》《初稿西洋事情书》《再稿西洋事情书》《外国事情书》等都是应幕府官吏江川英龙之约而作[32]。华山意识到这些著述实际是在为幕府提供咨询，因而倾其所学阐述了自己对世界发展大势的判断，并提出了日本的应对之策，这就决定了华山兰学的宏观性和实用性。
面对以马礼逊号事件为象征的民族危机，渡边华山通过分析当时国际形势，清醒地指出：“五大洲内除亚细亚外，四海大抵已成洋人领地。于亚洲之内，亦仅唐土、波斯、我邦未遭洋人之污秽。”[33]对日本来说，“英吉利（华山误认为马礼逊号是由驻华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指挥的英国商船）求之于我者，如蝇逐膻，驱之而必复来”。[34]针对内外形势和力量对比的现实，华山认为：“古来唐土御戎之论、我邦神风之说皆不足恃”，并揶揄幕府的攘夷政策是“井蛙之见”，主张取消“异国船驱逐令”，并提出“因时变而立政法乃古今之通义”[35]的应对原则。这便引出了华山兰学中，通过分析西洋及内外形势而得出的“变”的主题。
统观渡边华山有关西洋的论著，是站在历史哲学或称人类文明发达史的高度来考查世界历史并把握当时世界现状的，因而颇具冷静的分析和清晰的思想脉络。梳理出这些论述中“变”的主线，即可进一步深入理解华山兰学的历史地位。华山的此类著作虽不为多，但扼要精当地勾画出了人类文明发达史上“变”的历程。
“一地球因诸国变革而生生不已”[36]，“或英主忽出以至天地化育遂变，又由政度酿出英杰，以至学风政事一变，实乃千变万化”。[37]先是“亚细亚四十度以南之地，自远古教化开、文物盛……古代南方尊北方卑，后来南方之教化次第扩至北方”，由此“北方剽悍诡黠之俗一变为强勇深智之国”，而南方“高明文华之地成疏大浮弱之风……唯今欧罗巴诸国于海外无不到之隅，以统领四大洲诸国。”[38]此“实天地古今为之一变……其间物极则衰，衰极则又盛，理势乘除无所不至。”[39]
可见，华山将不同文明的盛衰兴亡看作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接下来的问题是，19世纪西洋变强的原因何在，或者说西洋是靠什么来“统领”
四大洲的呢？对此，渡边华山精辟地指出：西方社会的优越性在于“物理之精确”，而且“不惟于万物以图穷理，且于万事议论皆专务穷理”[40]，“故而，审度天地四方，不以一国为天下，而以天下为天下，因之颇具广张规模之风气。”[41]简而言之，西洋诸国的优越之处即在于“穷理精神”和“世界视野”。这就是西洋变强的原因，同时也是世界格局急剧变化的源点。基于这种判断，华山清醒地认识到自古以来传统的华夷之辨已然过时，即“古之夷狄为古之夷狄，今之夷狄为今之夷狄”[42]，“时势既今非古，故以古论今者，如胶柱鼓琴，何待解释。”[43]渡边华山强烈的危机意识即由此而生。
那么日本如何度过民族危机，即在剧烈变动的世界中该如何应对？华山的答案是学习西洋，以适应世界大势之剧变。他明确提出：“彼犀兕之革可以作铠，波斯之草可以活人……若夫当路重任读之，审其俗而知其变，防其微而杜其渐……余望外之幸也。”[44]总之，华山认为西洋在变，世界在变，日本也必须要变。
通读渡边华山的兰学论著可以发现，他是通过与西洋对比来描述日本社会的。比如，华山非常重视西方教育制度的社会功能，他记曰：“西洋诸国皆有学校，积日新之功。有道者任辅佐帝王经济之职，物学精博者任学校之学头，工术精绝者可得利禄……此皆养才之政……（书籍）经大学校定论而发行，或有创造则及于一地球中之诸国。是故，无独尊外卑、闭己耳目、井蛙管见之弊风。学者规模广大，能容能辨，由此实学盛行，向学者日多。”[45]华山基于对西洋尊重实学、量才录用社会原理的憧憬，将当时日本的封建等级制度比作“天下（指将军）为一大箱，诸侯为小箱，士闭其内，制活物世界于死地”[46]的社会棺裹。这种鲜明的对照，精确地反映出充满朝气的动的西方和因循垂暮的静的日本两个社会的根本差异，也反映出华山敏锐的社会洞察力。我们还可以梳理出华山试图以西洋为榜样而改变日本现状的一系列愿望：
古来华夷之辩的“井蛙之见”要变为“以天下为天下”[47]；“高明空虚之学”[48]要变为“万事议论皆专务穷理”；面对西洋向东亚的攻势，“唐山御戎之论、我邦神风之说皆不足恃”，因之“专于内患、不虑外患”[49]的海防体制也要变；“不痛不痒的世界”[50]要变为“忧勤国政、内外慎密”[51]之局面。上述扩展国际视野、提倡实学、加强海防、唤起社会活力等目标正是华山的苦心所在。总之，渡边华山始终抱定一个“变”的信念，以至于临终前致好友的遗书中，仍坚信“数年之后为之一变”[52]。这里虽然没有更具体地说明变什么、如何变，但如果通读上述议论，似乎已无须再做解释了。
上述的思想脉络，可映照出渡边华山研究西洋的特点，即视野宽阔、自成系统，通过自他认识，在比较中指出日本社会的弊端，并开出了救世处方。渡边华山对西洋的认识没有停留在表面的现象，而是从原理上认识西洋社会的，并认为“万事穷理”是西洋社会运行的基本原理。观其文脉，有理由认为渡边华山是站在新旧社会对比的高度，来看待西洋社会与日本社会的。也正因如此，在渡边华山那里才出现了“变”的思想，即西洋社会变了，创造了新的社会原理，日本也要学习西洋，以变应变，从而在理论上提出了迎接西洋挑战的总原则。渡边华山的政治实践使他认识到必须要通过学习西洋才能渡过日本的内外危机，从而将兰学推向更高的层次。华山兰学真正的价值在于科学地分析西洋状况而形成的具体世界认识，并引照欧洲的经验来变革日本社会的思想。可以说，渡边华山在日本开国以前，已提前迈入近代思想的门坎，虽然生前没能实现自己的目标，但是却给予后世不容忽视的影响和启示。
3.历史影响与启示
针对马礼逊号事件，渡边华山、高野长英分别撰写《慎机论》和《梦物语》，阐述了世界发展大势，并论证了幕府“异国船驱逐令”的失当。而幕府认为它们是“赞美异国，诽谤我国之邪书”，并因此拘捕了渡边华山、高野长英等多名蛮社成员，史称蛮社之狱。其时，小关三英曾因华山之请翻译了幕府严禁的基督教类书籍《耶稣传》，自认难逃大狱而“畏罪自杀”。1840年，幕府以“处士妄评政治、动摇民心”等罪名，判渡边华山蛰居原籍、高野长英终身监禁。之后，华山于1841年自杀，长英虽曾一度脱狱毁容，但终在与幕府捕吏的搏斗中悲壮身亡。渡边华山虽然“远见于未萌”，然而“天下治平之时，突然言未萌远大之事，人以为狂为痴。不特为狂痴，且获罪其身。悲夫”。[53]这段议论充分说明了华山思想得不到主流社会理解的超前性质。
蛮社之狱虽然使“文明之新论罹入野蛮之法网”[54]，然而个人的悲剧命运并没能泯没华山的信念。华山自杀前不久以绘画作品《千山万水图》展现了面对太平洋的日本列岛的东岸，预示着列强虎视日本的国际形势，显示出华山时刻牵挂着日本列岛的危机。[55]而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留下的“数年后为之一变”的遗言，则充分显示了华山对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的超前的洞察力。1840年开始的鸦片战争（华山因蛰居不知情）已经使中国遭受“膻腥之徒”的凌辱，日本也成为列强唯一的“途上之遗肉”，而“饿虎渴狼”之列强又岂能弃之不顾？直至伯理叩关，华山的警世之言完全成为活生生的现实，而日本对待列强的态度也“为之一变”。渡边华山准确地把握了历史的节奏。
虽然“就华山一般施政而言，几乎找不到直接将洋学知识付诸实践的证迹”[56]，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华山兰学的实学性质以及历史影响。华山兰学的使命是警世，即向日本的统治者说明世界旷古未有之大变局和随变局而即将到来的民族危机，并提出了“防微杜渐”“因时变法”的对应原则。可以说，历史要求渡边华山以思想家的眼光来分析西洋社会进步的原因，从根本上为日本应对西洋的冲击寻求理性的出路。正如《华山全集》发行者所言：“于锁国苟安时代，审视世界大势，怀抱开国之大主张，惊醒多年长梦者，实为我渡边华山先生。其《西洋事情》《舌或问》《慎机论》先于维新更革三十年，且时局之推移无出先生所论之外……其卓见明识超越一世……乃我开国史上之第一人。”[57]此言绝非溢美之词。
回溯渡边华山以前的日本兰学史，总体看来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西洋的自然科学。其间虽有工藤平助的《赤虾夷风说考》、林子平的《三国通览图说》和《海国兵谈》、本多利明的《西域物语》和《经世秘策》等经世兰学“横议幕政”，但是这些著述分别局限于开发属岛、海防、殖民、经济等局部专门领域。与上述论著相比，华山描述的是立体、动态的世界，因而得以从文明发展论的高度把整个日本和世界纳入视野，“不断大胆地探索同时代所有日本人都不曾瞥一眼的未来，即强大的西欧世界将给日本带来的威胁”[58]。正是这个思想高度形成了渡边华山浓烈的民族危机意识，并在以兰学知识批判幕府政治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用西洋社会原理改造日本社会的理论功能，从而勾勒出近代日本的轮廓。渡边华山将日本的兰学研究推向了更高的层次，代表着当时日本兰学思想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已经预示了幕末维新时期洋学研究与实践的发展方向。
虽然华山生前没能具体实践自己变革日本的构想，但我们不能忽视华山变革思想对后来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渡边华山的弟子、田原藩士村上定平受命华山学习西洋军事，又遵华山嘱托，于1841年赴长崎随高岛秋帆研究西洋炮术卓有成就，在高岛秋帆遭陷害入狱、蛰居期间（1842—1853），代替高岛秋帆授课，成为当时日本著名的西洋军事学家。村上定平于1845年主持建造了西洋式帆船顺应号，又于1850年在田原藩推行西洋式军事改革，吸引了来自日本各地的有识之士到田原藩学习西洋军事思想和军事技术，田原藩还专门为此开设了练兵场和射击场。由此，弹丸之地的迷你小藩，成为新文明曙光之光源。[59] 1858年下级武士出身的村上定平被破例任命为田原藩家老，开始全方位贯彻华山以学习西洋为目标的变革方针。此外，1857年华山生前委托小关三英翻译的《拿破仑传初编》由当时田原藩家老松岗与权（渡边华山的学生、女婿）支持公开出版，为日本人了解西洋军事战略发挥了广泛的社会作用。[60]
华山对国际形势的敏锐见识，还不断吸引了当时如江川英龙、川路圣谟、羽仓外记等幕府中的开明官吏。渡边华山“因时变法”和“审敌情而立策谋”的诉求，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这些开明官吏得以实现。1841年，江川英龙开始教授西洋军事，其门人来自30余藩，其中有佐久间象山、川路圣谟、桥本左内、木户孝允等幕末维新时期的风云人物。1842年幕府撤销了“异国船驱逐令”，并起用江川英龙推进军事改革。1849年江川又着手铸造反射炉。为应对伯理叩关，1853年江川英龙被任命为“勘定吟味役”[61]并负责铸造品川炮台，后被任命为勘定奉行。不难发现，江川英龙的诸多作为基本上贯穿了渡边华山以西洋方式改造日本的构想，而幕府重用江川英龙似乎也预示着接纳了华山的诉求。
再来看看华山思想在日本思想史上的位置。有日本学者认为：19世纪30年代没有哪一位思想家能与华山的思想高度相比。[62]笔者以为，不仅是在开国以前，即使是开国后的一些面向西方的著名前卫思想家们也并没能超越华山思想的境界。如佐久间象山虽然极力主张学习西方，但仍保留了“东洋道德，西洋艺术”[63]的观念；而横井小楠之所以赞美欧美政治体制，是因为它符合中国上古的“三代之教”。可见，上述二人的主张与华山的因时而变的文明论相比，除对某些具体问题更加细密化之外，就思想高度而言并无超越。直到福泽谕吉的文明论出现才全方位地展开了渡边华山的近代文明观。换言之，到福泽谕吉的文明论出现为止，渡边华山对西洋的理解以及对文明论的阐述，在日本始终居于最高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讲，渡边华山在开国以前的封建时代已进入近代思想阶段，实为独具慧眼的先觉思想家。
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颇值得注意。华山的西洋认识和文明论与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有许多相似之处或者说是共性，二人都在尖锐批判儒学中“尚古空虚”学问的同时推崇西洋实学。然而，华山对儒学的态度是一种扬弃，在他的思想中保留了以“圣人之道”为基点的和平主义的国家发展观。华山在积极呼吁学习西洋近代文明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对西洋殖民主义者“以功利为本……喜则为人，怒则为兽”[64]的侵略本质的尖锐批判。华山的原则是：“讲武敷德，以独立于天地之间……无德则危矣。”[65]就是说，日本要以武德保国，但绝不能像西方殖民主义者那样肆意侵夺他国。可见这是一种自强自卫策略，是一种世界人类和平共生的思想，可称为健康的爱国主义。而在与儒学诀别的福泽谕吉那里，却在“爱国主义”的幌子下宿命地丢弃了和平，公开主张为在弱肉强食的国际强权政治当中生存下去，就必须诉诸武力，他露骨地提出：“可依赖者惟兵力之强弱，百卷万国公法不敌数门大炮……各国交际中只有灭亡他国和被他国灭亡之两途。”[66]福泽谕吉依循这种军国主义的逻辑，其后又提出了“脱亚入欧论”，继而不遗余力地为发动甲午战争制造舆论，完全失去了国际公正理念，堕落为以侵略战争来实现其国权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亦步亦趋模仿欧美列强的强权主义者，其文明论也异化为反文明的侵略理论。作为一位思想家，这可谓是最可悲的结局。
其实，类似福泽渝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在日本不乏其人，如江户时代的本多利明、佐藤信渊、幕末的吉田松阴、桥本作内等，以至于后来的德富苏峰。他们虽然主张各异，但都曾在提倡学习西方的同时，提出为日本的生存就必需对外扩张，甚至直接制定对外侵略的具体方案。这种“学问传统”一直延续到日本战败，几乎成了一些日本思想家的固化模式。受此影响，明治维新以来，整个日本在为追求一国之利的富国强兵口号的煽惑下，不断疯狂地发动侵略战争，完全忘记了渡边华山提出的人类共生原则和在国际关系中“无德则危”的警告。近代以来的日本如能遵行渡边华山的告诫，或可避免无数悲剧的发生。这也正是笔者挖掘渡边华山思想的又一深意所在。
三、开国与幕末洋学风潮
1.洋学突起
列强不断叩关和清帝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消息传来，在日本朝野引起了极大的震动。精通西洋军事科学的兵学家高岛秋帆立即作出反应，他在给幕府的上书中强调指出：“清国失败皆因炮术未熟，故需强化采用西洋炮术之武备。”[67]面对“西力东渐”困扰的幕府起用高岛秋帆，着手研究西式军事改革，并向诸藩发布强化海防令，奖励采用西洋炮术。
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东印度舰队司令官伯里以军舰为后盾前来叩关，使幕府亲身领教了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不得不承认自己不敌“蛮夷”。在日本面临重大民族危机的关头，作为幕府官学象征的大学头林炜在对美谈判中无所适从，最终暴露了儒学的不合时宜。由此促使幕府下决心全力扶植以西方近代军事科学及相关学科为主要内容的洋学。诸藩也纷纷招聘兰学家从事兰书翻译及兵制、装备的改革。
由于形势的需要，兰学热潮迅速升温，并过渡到研究西方军事科学、社会科学和政治思想的幕末洋学阶段。从幕末洋学知识的来源上说，也逐渐由荷兰语书籍扩及到英、法、德、俄等多种语言的著述。重视社会实践是幕末洋学的重要特征。如果说此前的兰学是通过荷兰语学习西方学问的活动，那么幕末洋学则是将西方科学、学术广泛地应用于实践的社会运动。
国门前游弋的“黑船”迫使幕府首先要谋求军事的现代化。1855年，幕府邀请以佩尔斯为首的荷兰官兵来日本开办海军讲习所，学员由幕府和各藩指派，总计129人。讲习内容包括：数学、测量学、机械学、造船航海技术、炮术、地理、历史以及实际应用演习，一直延续到1859年。以胜海舟为首的幕府海军中坚集团以及后来仕于明治政府的榎本武扬等众多海军军人，都是该讲习所的毕业生。通过学习，学员们掌握了当时最新的海军知识和技术，开始了建立于基础科学之上的近代军事理论和应用技术的研究工作。一时间，军事科学成为洋学中的主流。1854—1868年，仅有关军事科学的译著，即达262种[68]，为日本建立西式海军奠定了基础。
1857年9月，幕府通过荷兰政府聘请荷兰军医鲍姆培（Pompe）来日本开办西方医学讲习班，至1862年共培养了来自日本各地的学员130余人。鲍姆培讲习班开设了包括物理、化学、解剖、人体组织、生理、病理、内科、外科、眼科、药剂等基础课程，并自成体系。在鲍姆培的建议下，幕府于1861年在长崎建立了日本第一所西式近代医院。不久，又设立了西洋医学所，在讲授医学基础理论的同时，进行详细的临床指导，使西洋医学在日本真正进入了正规的临床实用阶段。1862年，作为一代名医的鲍杜因（Bauduin）接替鲍姆培，深受日本医学界崇敬，“海内学者千里负笈受教其门，学以成名者甚多，邦内洋方为之一新”。[69]日本陆军军医部门创始人松本良顺、桥本纲常、东京大学医学家司马凌海、明治政府首任卫生局局长长与专斋等明治医学界的著名人物皆曾在此就学，讲习班及长崎医院的作用似无需再做说明了。
幕府出于军事、外交上的需要，聘用箕作阮甫等著名兰学家于1857年建立了综合系统研习洋学的机构“蕃书调所”[70]。蕃书调所开设的科目有地理学、天文学、究理学（物理学）、数学、物产学、器械学、画学（测量学）等。蕃书调所开设之初，即招收学员350名，至1866年在开成所担任教授的一流兰学家计有31人[71]，后来的明六社成员加藤弘之、西周、津田真道皆在其中。改称开成所后，又设荷兰学、英吉利学、法兰西学、德意志学、鲁西亚学（上述以国名命名的学科实际上是学习这些国家的语言）等。对各国语言的学习，使日本掌握了求知识于世界的工具。自蕃书调所成立以来，培养出大批实用人才，摆脱了长期以来兰学以翻译为主的局面。西周和津田真道等人留学归国后，又开设了社会人文各科。开成所还是全国规模最大的洋书收藏中心，仅1953年在东京上野图书馆发现的盖有蕃书调所——开成所等印记的洋书即达3500册[72]，在当时可谓洋洋大观。由上述可见，蕃书调所——开成所已经具备了近代综合学府的雏形，成为近代日本的人才摇篮。
幕府在启用国内洋学家创立洋学基地的同时，还直接请进大批欧美专家，以满足各技术领域的实际需求。自1855年开办海军讲习所到明治政府诞生的1868年，包括各藩延聘的外国专家在内共达212人，涉及军事、外交、语言、科学技术等各个领域。幕府还积极将日本人送到欧美，实地考察并摄取西方文明成果（详见后述）。幕府通过上述知识、技术、人才的积累，于1853—1867年陆续兴建了拥有近代设备的江户大筒铸立场（铸炮场）、浦贺造船所、石川岛造船所、关口大炮制作所和江户泷野川火药制造所等重工业基地[73]。
在幕府扶植、利用洋学政策的刺激下，不少强藩也纷纷效法幕府，作为藩政改革的重要一环而普遍致力于整备洋学设施。他们招聘洋学家开办洋学教育机构，并着手创办近代工业，其中萨摩藩表现得尤为突出。萨摩藩在“兰癖”藩主岛津重豪（1745—1833）时代就十分重视兰学，到天保改革（1830—1843）时期开始采用西式兵学，制造大炮和火药，设置炮台，使西洋军事技术得到应用。岛津齐彬（1809—1858）继任藩主后，更热心于搜集洋书，并先后聘用伊东玄朴、坪井信道、箕作阮甫等当时一流洋学家翻译西方书籍，甚至庇护被幕府通缉的超一流兰学家高野长英，使其完成了《三兵答古知几》的翻译。1853年，萨摩藩建成反射炉，并兴建了西式的刀剑、农具、砂糖、制陶工厂，于1855年制造出日本第一艘蒸汽船，同时还从外国购入许多船只，用于军事或贸易，使自己的船舶保有量居群藩之首。1857年，将藩内所有西式设施总称为“集成馆”，开始研制瓦斯灯、电机电信等近代工业制品，更于1867年建成日本第一家洋式纺织厂——鹿儿岛纺织所。该藩还指派一批藩士赴长崎海军传习所学习，并于1864年创办了传授陆海军各科技术的藩立开成所，藩内洋学家辈出。从上述举措可见，萨摩藩已经在实行“富国强兵”和“殖产兴业”的政策。
其他各雄藩的具体发展情况虽不尽相同，但大抵贯彻了同一宗旨。从洋学教育看，日本全国共有77所藩校开设了洋学课程。从工业设施看，各藩建造反射炉总数达28座，铸炮约360余门[74]。由此也可窥见明治维新前日本引进西方近代工业规模之一斑。幕府和各藩依靠洋学家开办的洋学教育机构和近代工业，在人才和物质上为明治维新后大规模移植资本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个比较强调科学技术的社会一定是一个正在急剧变化的社会，这种变化无疑对社会所有的建制都有影响。”[75]
2.涉政洋学
幕末洋学思想家们主张仿效西方政治的思想，对开国维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如果说兰学使日本人朦胧地认识到西方国家社会原理之先进，那么幕末洋学则逐渐萌生出通过学习这些原理把日本改造成为世界强国的信念。在幕末洋学思想家中，佐久间象山和横井小楠堪称双璧。
佐久间象山（1811—1864）认为，仅依靠和、汉两家传统学问，已经不能适应时事的变化，因而极力推崇西洋学术。他指出：“全世界之形势，自哥伦布以穷理之力发现新大陆，哥白尼提出地动说，牛顿阐明重力引力之实理等三大发现以来，万般学术皆得其根底，毫无虚诞之处，尽皆踏踏实实。”因而“方今之世，仅以和汉之学识，远为不足，非有总括五大洲之经纶不可。”[76]佐久间象山还注意到俄国通过彼得大帝的改革，将“愚顽之贫国”建设成为“不在他国之下”之强国的楷模，同时认为，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蔑视“夷狄蛮貊”，“不知通达时变”[77]。这正反两个例子正是佐久间象山积极开国论的依据，并把“东洋道德，西洋艺术”[78]融合东西文化的原则作为开国指导思想。佐久间象山试图将日本的道德伦理与“古圣贤未识”之“西洋艺术”融于一体，用西洋之长，补东洋之短，并以此来回应来自西方的历史性挑战。佐久间象山虽仍视朱子学为“圣学”，但他又把西方人的穷理之术与朱子学的“格物致知”等同看待[79]，并进一步认为西方科学的“详证术，万学之基本也”[80]。换言之，他是从朱子学中“理”的高度承认了西方科学的先进性。
横井小楠（1809—1869）也是一位学贯东西的幕末社会政治活动家，主张采用西方文明和开国主义，肯定欧美国家的社会政治原理。横井小楠已经认识到：“美利坚华盛顿以来立三大规模，一曰因天地间惨毒莫过于杀戮，固顺天意以息宇内战争为务；一曰取智识于世界各国，以裨益政教为务；一曰全国大总统之权柄让贤不传子，废君臣之义，尽以公共和平为务。”[81]他还大胆地褒扬英国的议会制度说：“在英吉利，政体一本民情，官吏之所行，无论大小，必悉议于民，随其所便，不强其不悦。”[82]横井小楠是通过“天下为公，民为邦本”等儒家思想来解释西欧各国政治制度的。他之所以崇仰西方的政治制度，是因为它们符合古代中国的“三代之教”。但是，这绝不意味复古，而是在儒家的社会思想中注入了西洋近代社会政治理念。横井小楠不仅极力赞美欧美的政治制度，而且力图在日本付诸实践，提出了“天下之人才共理天下之政事”的“日本国中共和一致”的设想。
在力图通过对儒学进行再解释而使西方文化日本化这一点上，横井与佐久间作了同样的尝试，但佐久间是取儒学中“格物致知”之“理”，称道西洋技术，而横井则是以儒家政教之“道”为媒介赞誉西方政治。显然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层次上，横井比佐久间前进了一大步。学者们可以罗列出佐久间和横井思想中的诸多局限，但他们使西方文化日本化的努力，已将洋学升华为改造日本的指导思想。尤其是横井开始承认西方政治制度的优越，不但加强了洋学对封建幕府的冲击力，也远远进步于明治维新后建立的近代天皇专制政权。横井小楠不愧为近代日本的先觉之士，其政治思想已经延伸到对近代天皇专制的批判。
加藤弘之（1836—1916）依据西方政治理念撰著《邻草》，更加系统地介绍了当时世界上的四种政体，即君主握权（君主专制）、上下分权（君主立宪）、贵族专权（贵族政治）、万民同权（共和制），并认为，万民同权和上下分权为“公明正大”。加藤弘之将政体看作是国家之“大本”：“船炮之制造，武技之操练等，仅为武备之外形”，“若不先求其精神，则外形一无益处”，并明确主张“于今速速改行上下分权之政体，以兴善政。”[83]加藤弘之完全冲破了“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框架，摆脱了佐久间象山和横井小楠以儒入洋的思考方法。
西周、津田真道对西方法学等一般社会科学的研究是日本人理解西方文化的又一重要环节。他们在蕃书调所涉猎了西方有关哲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书籍，对西方的“公明正大之论”颇为钦佩。在荷兰留学的3年中，他们苦心研习了法理、国际公法、经济、统计等诸学科，归国后开设了社会科学课程，使开成所成为日本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西周又于京都开办私塾“育英社”，讲授西方哲学，并译定了许多术语，“哲学”一词就是他首先使用的。西周给哲学的定位是：“因为哲学乃是科学的科学，所以哲学应该是诸学之上之学，故哲学乃统辖诸学之学。”[84]西周从哲学的高度承认了西方文化总体的优越性。
日本社会对洋学的需求也刺激了民间洋学教育的扩展，在这一时期，影响最大的民间洋学塾当属伊东玄朴和绪方洪庵分别于江户和大坂开设的象先堂和适塾，前者有塾生403名，后者则为636名[85]。两学塾在学人数最多的年份是1853—1855年间，即因伯理叩关而使日本民族危机到达顶点的时期。由此也可以察知塾生们的应时倾向。两大学塾培养出诸多具有西方科学和思想素养的医学家、军事家、自然科学家和启蒙思想家以及社会实践家，从中涌现出大批幕末维新时期的风云人物。其中象先堂出身的有日本近代法学创始人津田真道，明治政府外务卿寺岛宗则，日本海军创始人之一的肥田滨五郎，明六社成员神田孝平，历任明治政府大藏卿、枢密院顾问官、农商大臣的佐野常民（先后学于适塾和象先堂）等。适塾则造就了幕末志士桥本左内，长崎医学校校长、明治政府卫生局局长长与专斋，日本陆军创始人、明治政府兵部大辅大村益次郎，陆军西化指导者大鸟圭介，明六社成员福泽谕吉、杉亨二、箕作秋坪等。[86]再如福泽谕吉于1858年创办兰学所，学习方式仿照象先堂，翌年开始向英学教育转变，1868年（庆应四年）仿照欧美私立自治体制，改兰学所为庆应义塾，这就是今日与早稻田大学并称日本“私学双雄”的庆应义塾大学。庆应义塾崇尚欧美大学的教育理念，倡导科学主义和独立自尊原则，也为日本社会各界输送了大批具有近代思想的各类人才。上述之外，尚有大批兰学家成为幕府洋学机构蕃书调所和各藩洋学设施中的教授和主导人物，江户时代培养的逾万人[87]的兰学人才是明治时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坚力量。
3.走出日本
从伯理来航到明治政府建立的幕末时期，幕府面对来自欧美的挑战做出了积极的对应。幕府自1860—1867年仅8年时间里，先后遣往欧美各国的使节团就达6次之多，派出总人数近300人[88]，走遍当时主要欧美国家。如此高密度、多目标地派出人员了解西洋的举措，可以说是日本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因而产生的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幕末开国之后，外有洋人压力，内有“志士”发难，幕府焦头烂额应接不暇，正是在这种内忧外患严重的形势下，出于民族生存的危机感和对欧美文明的歆慕之情，更是为设计变革社会的蓝图，幕府表现了积极进取的姿态。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在其《激荡的百年史》开篇即云：“1860年，为了批准日美通商条约，日本使节乘美国军舰渡美时，胜海舟等人乘二百五十吨的‘咸临丸’横渡了太平洋……这件事，象征着现代日本的序幕。”[89]
幕末遣欧美使节团一览[90]
1860年遣美使团原定正使开明派幕臣岩濑忠震曾明确表示：借交换条约批准书的机会，亲自率有为之人才赴美，视察外国状况，以促进我国之进步，老中堀井正睦也“颇以此议为是”。[91]虽然因政局变化，最后率团正使换成“温厚长者而非良吏”的新见正兴，但随团成员中的访美成果却不可低估。当时各藩及有识之士都在关注组团信息，伺机随团考察欧美国情，结果使团一行扩充到77人[92]，另有咸临丸乘员96人，总计173人。随团人员留下了大量介绍欧美国家的记录。如“专攻圣道者”的玉虫左太夫所作《航美日录》八卷、洋洋20万言，在全面介绍美国社会的同时，开始反省传统文化之弱点，改变了此行之前以传统的夷狄观抵制欧美文化的思想，并主张为导入“彼之长处”应该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先进文化。该书影响甚广，现存抄本十余种[93]。再如福田作太郎汇总的《英国探索》全面地介绍了所到六国的社会综合情况，其中以英国最为详细，是幕末影响最大的英国见闻录。
此外，历次使团成员中有诸多重量级人物，诸如：福泽谕吉、大隈重信、涩泽荣一、西周、津田真道、箕作秋坪、福地源一郎、松木弘安（寺岛宗则）等等。再有第三次遣法使节团虽没有如期完成任务，但池田长发等人向幕府提出了向海外派遣公使、广泛与各国缔约、派遣留学生、允许日本人出国、与欧美各国互通信息等内容的建议书。[94]
日本人出使西方并非始自幕末，早在战国末期就曾有九州西南部大名大友宗麟、大村纯忠、有马晴信组织，传教士范礼安带队的少年访欧使节团（1582年出发，1590年回国），德川幕府初期又有仙台藩主伊达政宗派遣使节支仓常长出使欧洲（1613年出发，1620年归国）。但是，代表国家出使西方则是从幕末开始的，其规模和影响也非前两次可比，也为后来明治政府派遣岩仓使节团树立了楷模。这些使节团最初的目的为外交谈判、商业洽谈和参加博览会，但是亲历欧美的刺激令日本人顿开眼界。幕末访欧美使节团的方式虽前有古人后有来者，但在日本文化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和象征意义是“古人、来者”无法替代的。
自1861年始，幕府开始正式公开向欧洲派遣留学生，是遣唐使以来，又一次具有象征意义的由国家向海外派遣留学生的活动，显示出日本国家找到了新的学习目标。1861年幕府计划向美国派遣留学生，因美国南北战争爆发而改为在荷兰实施该项计划。1862年派往荷兰学习海军、政治、哲学、医学的留学生有内田恒次郎、榎本武扬、田口俊平、泽太郎左卫门、津田真道、西周、赤松则良、伊东玄伯、林研海（后成为军医总监）等九名，另有造船和锻造技工6人，合计15名[95]。同年一行抵达荷兰，内田、榎本等到海军部门学习，西周和津田到莱登大学学习荷兰语、法理学、国际法、经济、统计等学科。1865年向俄国派遣7名留学生。1866年派遣以中村正直、川路太郎为监督的外山正一、菊池大麓、林董等一行14人赴伦敦大学留学。1867年德川昭武（末代将军德川庆喜的胞弟）参加法国万国博览会活动之后，滞留法国学习法国诸学术，涩泽荣一既是随员之一。[96]
各藩也纷纷鼓励支持本藩人才出国留学。长洲藩仅1862年就资助伊藤博文、井上馨、野村弥吉、远藤谨助、山尾庸三等五人到英国留学。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就在井上等人出发的前两天，攘夷运动的急先锋长洲藩炮击了经过下关的美国船只；半年前井上、伊藤、山尾三人与高杉晋作和久坂玄瑞等十名攘夷派同志还曾策划实行了火烧英国公使馆的行动。而井上等人正是在英国领事的热心协助下，于横滨若无其事地登上了出洋的英国船。萨摩藩1865年有寺岛宗则、五代友厚等19人赴英留学，最小者年仅13岁。此外，还不乏其他个人偷渡出国者，如：后来创建同志社大学的安中藩的新岛襄搭乘美国船只出洋、冈山藩花房义质出洋周游世界。出国求学或者考察西洋各国成为幕末日本人的强国梦。与明治时代相比，幕末留学人数并不为多，但是从上述名录中不难发现，他们当中既有明治政府的高官，甚至总理大臣，也有明治时代的教育家、实业家、军事家、学者等诸多领域的中坚人物。这批留学生为明治维新储备了人的基础，尤其是其中不乏由攘夷派转而成为开国派，而极端者如从仇视“英夷”转变为启动鹿鸣馆外交、醉心于西化的井上馨。这批留学生群或可为展现近代日本社会文化价值观转型的缩影。
4.尊王攘夷
顾名思义，尊王既是尊奉天皇，攘夷就是抵抗外敌侵攻以保持国家安定独立。史学界都将尊王攘夷看作幕末日本的政治口号，其实它具有更长远、更深刻的文化符号的意义，即把传统君主的天皇作为民族文化认同的核心价值观念，而文化认同的凝聚力往往要比政治口号更强烈、更持久。尊王攘夷本来是江户时代水户学派效法中国东周“尊王室攘夷狄”而提出的政治理念，1839年以水户藩主德川齐昭的名义（实际由藤田东湖撰写）发表的《弘道馆记》中就提出尊王攘夷的概念。不过此处的“尊王攘夷”实际是用于褒扬德川家的政治功绩，即尊奉朝廷排斥西方夷狄（天主教）而实现日本的和平，并认为这是幕府应该承担的义务，是幕府将军的使命。[97]然而，伯理叩开日本国门之后，尊王攘夷的政治含义不断发生变化，它已不再是褒扬德川幕府，以至最终发展到推翻幕府还政于天皇的“尊王倒幕”运动。
在幕末的日本，保存国家独立成为时代的主题，而最简单直接的途径就是排除“西夷”的侵略，因而一时间尊王攘夷被看作是“先觉志士”的爱国之举，而主张佐幕开港则被看作是卖国的反动势力。更有视西洋为蛮夷者，如岩谷宕阴（1810—1867）甚至对西洋文字深恶痛绝，将其形容为：“犬齿蠕虫”，“弯钩似螳螂前臂，捺笔似蜗牛细痕。恰同枯骨，正似腐颅，实与死蛇干虺之腐体无异也。”[98]此时幕府虽然比尊王攘夷者更了解世界发展大势，而且如前所述正在顺应世界大势为日本设计并实践发展蓝图，但一时无法说服“尊攘志士”，逐渐失去集结全国人气的能力。而当一些“尊攘志士”们担当起国家责任的时候，他们开始了解世界，迅速采取了向欧美开国和亲的主导思想。然而，幕府虽然远见在先，但已经被天皇夺去了光环。这就是幕府倒台的“逻辑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没有看到幕府对外政策上的过失，反倒是“尊攘志士”们，使日本蒙受了本不应该蒙受的损失后，才开始理解开国之初幕府的苦衷和策略的正确性。
1853年伯理率舰队到浦贺递交了美国总统要求日本开国的国书，首席老中阿部正弘向大名、旗本、御家人等广泛征求意见。阿部收到大名们反馈的意见书约60件，其中赞成开国的22件，虽然不满于向列强屈服但主张避战论的18件，主张坚持锁国体制的19件。[99]很明显坚持“锁国”政策的意见仅占三分之一弱，幕府正是在这次民主决策后才于翌年与美国签订了《日美和亲条约》，规定日本开放下田、箱馆两港，并为美国船只补给食品和燃料。此时，朝廷也赞同幕府的对美方针，并没有提出异议，更没有因此而出现公武之间的对立。幕府这种重视“公论”的态度不仅没有消弱自身的权威，反而得到了舆论的支持。
而后，依据《日美和亲条约》，1856年美国驻日总领事哈里斯一到任就提出与日本缔结通商条约。此时，恰值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消息传到日本，幕府高层内部认为缔结通商条约势在必行，然而深感责任重大，于是继任首席老中堀田正睦为得到朝廷敕许而前往京都，结果当时的孝明天皇没有下达敕许，堀田无功而返。随后，大老井伊直弼在未得到朝廷敕许的情况下，强行缔结了《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由此，政治风波骤起。
在尊王攘夷派看来，不经朝廷敕许缔结条约有悖尊王理念，屈从美国要求而缔约则违背攘夷精神。由此幕府将自己置于传统政治文化理念的对立面，成为朝廷和尊攘派攻击的对象。孝明天皇向水户藩（尊攘理论的基地）发出密诏，表明不能接受幕府的做法，并询问诸大名的“众议”意向。按照以往的程序，天皇的意见必须知会幕府，再由幕府传达给大名等，而孝明天皇直接与大名联络，在幕府看来这显示出朝廷完全无视幕府态度。对此，井伊直弼反应激烈，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安政大狱（安政五年1858年），株连公卿、大名、志士百余名，诛戮“名士”如吉田松阴、桥本左内等。之后不久，井伊直弼又被诛杀，诛奸状云：“大老井伊……忌惮公论正义……极致奸曲，岂天下之巨贼哉。”[100]由此事件，幕府开始放弃强硬政策，改为融合朝廷与大名的公武合体策略，以表明尊重公论众议的立场。
在这种情况下，各方都提出了“公议政体”的构想。幕府方面由大久保忠宽于1862年提出“公议所”的构想，即设立大公议会（国会）和小公议会（地方议会）的新的国家制度。如此迅速地接受并试图实践欧美议会政治的选择，在非欧美国家中可谓首屈一指。末代将军德川庆喜通过“大政奉还”结束德川幕府的统治，正是基于“广尽天下之公议”[101]的精神。本来约定大政奉还后，在日本建立一种公议政体，德川氏也仍然有政治上的发言权。然而，《王政复古布告》却竭尽全力树立皇家的权威：“王政复古乃挽回国威之基本，自今废绝摄关幕府等，置总裁、议定、参与三职总理万机。诸事基于神武始创之业，公武平民无别，竭尽至当之公议……务必以尽忠报国之诚意奉公。”[102]很明显，这里的“公议”只不过是掩人耳目的手段，而“尽忠报国”的“奉公”才是皇家的立足点。“神武创始之业”岂能与“公义”共舞，这在日本近代史上得到了充分的证明。萨长势力也不满足德川庆喜的态度，认为保留德川氏权利是不彻底的改革，并以此为由要以武装彻底清除德川势力，而建立更加独裁的明治政府。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创立尊王攘夷史观的本是德川“御三家”之一的水户藩学统的水户学，而德川庆喜就是水户藩主德川齐昭第七子，倒幕派正是利用尊王口号将德川幕府赶下历史舞台。
从历史过程看，“王政复古”实际上只不过是一次背信弃义、极不光彩的阴谋政变，明治政府比德川幕府更独裁，并倒退到天皇制国家。从这个结果看，“王政复古”是封建的尊王思想战胜了德川庆喜主张的公议政体，“尊王”成为近代日本刺眼的民族文化认同的符号。这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开国之后的历史过程显示，德川幕府竭尽全力适应新的国内外环境，尤其在与西洋交往和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方面大大超前于“幕末志士”
们对外来文化的认识，为明治维新后更大规模地现代化事业打下了扎实的物质和文化基础。甚至可以说明治政府的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三大政策在幕府的施政中都已经出现，只不过明治政府将其明确化而已。怎奈“这些措施并没有能够起到强化幕府力量的作用，这是因为唱反调、拖后腿的人太多了”。[103]国内各方势力频频发难，严重扰乱了幕府的整体政策规划，再加幕府政治等诸体制老化，最终不堪重负退出历史舞台。传统观点认为，正是因为推翻幕府统治，才为日本现代化扫除了障碍，才得以实现明治维新。然而历史事实告诉人们，幕府非但不是阻挠现代化的绊脚石，而且在自己退出历史舞台之前，针对西洋势力进逼日本所施行的诸多内外对策，正是明治时代文明开化的雏形，为明治维新绘制了社会转型的路径。
在与西方关系不断变化而影响国内政局的过程中，“攘夷”的口号不断变化为“倒幕”“开国”“开化”等等。然而与幕末洋学的方向南辕北辙的尊王意识却保留下来，渐次演变为皇国史观等极端民族主义的理论支撑，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为止，始终没有受到过真正意义上的挑战。尊王意识成为近代日本文化的一条至关重要的主线，以至于主宰了近代日本发展的方向，它既给日本的现代化过程带来了骄人的成果，也是最终战败的祸根。正所谓成也尊王败也尊王。
（本章第一节原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第二节原载《世界历史》2006年第2期，第三节原载《日本近现代文化史》）
【注释】
[1] 丸山真男、加藤周一：《翻译与日本的近代》，岩波书店1998年，第7页（丸山真男语）。
[2] 高柳光寿、竹内理三编：《日本史词典》角川第二版，角川书店1989年。
[3] 今井正译：《日本志——日本的历史与纪行》，霞关出版1972年，第466页。
[4] 据笔者所知有：松平定信批注本（松平氏家藏）、色河三中旧藏本（静嘉堂文库藏）、盐田氏旧藏本（静嘉堂文库藏）、芳野金陵氏批注本（芳野氏家藏）等。
[5] 高野长英：《戊戌梦物语》，载《日本思想大系55》，岩波书店1971年。
[6] 德富猪一郎：《近世日本国民史德川幕府》上期之上卷《锁国篇》，民友社1924年，第5—6页。
[7] 和辻哲郎：《锁国——日本的悲剧》，岩波书店1991年，第14页。
[8] 和辻哲郎：《锁国——日本的悲剧》，第14页。
[9] 山口启二：《锁国与开国》，岩波书店1993年，第41页。
[10] 参阅荒野泰典：《近世日本与东亚》，东京大学出版会1999年，序。该书第一部之第一、二章有详细论述。
[11] 笔者没有使用“锁国令”，因为人们经常说的“锁国令”一词，实际上作为幕府政令的名称，根本就不曾存在过。
[12] 石井良助校订：《德川禁令考》，创文社1981年，第375—379页。
[13] 高濑弘一郎：《切支丹的世纪》，岩波书店1993年，第77页。
[14] 村上直次郎译：《长崎荷兰商馆日记》第一辑，岩波书店1980年，第183—185页。
[15] 日兰学会、法政兰学研究会编：《荷兰风说书集成》上下卷，吉川弘文馆1977年。
[16] 渡边敏夫：《近世日本天文学史》上，恒星社厚生阁1986年，序言。
[17] 家永三郎：《检定不合格日本史》，三一书房1980年，第161页。
[18] 青木岁幸：《在村兰学的研究》，思文阁1998年，第70—71页。
[19] 穗亭主人：《西洋学家译述目录》，载国书刊行会编：《文明源流从书》第三，名著刊行会1969年，第465—481页。
[20] 开国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编：《锁国时代日本人的海外知识》，第463—476页。
[21] 别所兴一：《渡边华山——故乡与世界的视野》，株式会社阿鲁姆2004年，第78页。
[22] 祥见佐藤昌介：《渡边华山》，吉川弘文馆1993年，第48—78页。
[23] 高野长英：《鸟之鸣音》，载《日本思想大系55》，岩波书店1971年，第179页。
[24] 信夫清三郎著、周启乾译：《日本政治史》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157—158页。
[25] 三河地区只有田原藩面临太平洋，因而该藩为三河地区海防的唯一据点。
[26] 三宅友信记：《华山先生略传》，载铃木清节编纂：《华山全集》第一卷，华山会1938年，第320页。
[27] 赠从四位三宅友信公自笔：《兰书目录·兵书之部》，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本。
[28] 参阅日兰学会、法政兰学研究会编：《荷兰风说书集成上卷》，吉川弘文馆1977年，第56—68页。
[29] 参阅佐藤昌介：《洋学史的研究》，中央公论社1980年，第176—197页。
[30] 三宅友信记：《华山先生略传》，载铃木清节编纂：《华山全集》第一卷，第320页。
[31] 渡边华山：《
舌或问·序》，载佐藤昌介校注：《华山·长英论集》，岩波书店1999年，第16页。
[32] 江川英龙（1801—1855），时任伊豆、相模、甲斐等五国代官（幕府直辖地的地方长官），通过与渡边华山的交往，学得有关西洋知识及西洋军事知识，尊华山为师，是主张学习西方并积极实践的开明官吏。1839年3月江川英龙视察江户湾沿海的防卫设施后，计划在向幕府进呈视察复命书时添加一些有关西洋情况的背景资料，并将此事委托给渡边华山。华山的这些著述对江川英龙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33] 渡边华山：《再稿西洋事情书》，载佐藤昌介校注：《华山·长英论集》，第90页。
[34] 渡边华山：《慎机论》，载佐藤昌介校注：《华山·长英论集》，第38页。
[35] 渡边华山：《初稿西洋事情书》，载佐藤昌介校注：《华山·长英论集》，第102—103页。
[36] 渡边华山：《外国事情书》，载佐藤昌介校注：《华山·长英论集》，第59页。
[37] 渡边华山：《再稿西洋事情书》，载佐藤昌介校注：《华山·长英论集》，第85页。
[38] 渡边华山：《外国事情书》，载佐藤昌介校注：《华山·长英论集》，第59—60页。
[39] 渡边华山：《再稿西洋事情书》，载佐藤昌介校注：《华山·长英论集》，第88页。
[40] 渡边华山：《初稿西洋事情书》，载佐藤昌介校注：《华山·长英论集》，第103页。
[41] 渡边华山：《外国事情书》，载佐藤昌介校注：《华山·长英论集》，第63页。
[42] 渡边华山：《外国事情书》，载佐藤昌介校注：《华山·长英论集》，第60页。
[43] 渡边华山：《
舌或问》，载佐藤昌介校注：《华山·长英论集》，第16页。
[44] 渡边华山：《舌或问》，载佐藤昌介校注：《华山·长英论集》，第16页。
[45] 渡边华山：《舌或问》，载佐藤昌介校注：《华山·长英论集》，第20页。
[46] 渡边华山：《退役愿书稿》，载铃木清节编纂：《华山全集》第一卷，236页。
[47] 渡边华山：《外国事情书》，载佐藤昌介校注：《华山·长英论集》，第63页。
[48] 渡边华山：《慎机论》，载佐藤昌介校注：《华山·长英论集》，第40页。
[49] 渡边华山：《诸国建地草图》，载佐藤昌介校注：《华山·长英论集》，第52页。
[50] 渡边华山：《慎机论》，载佐藤昌介校注：《华山·长英论集》，第40页。
[51] 渡边华山：《外国事情书》，载佐藤昌介校注：《华山·长英论集》，第65页。
[52] 渡边华山：《遗书》，载佐藤昌介校注：《华山·长英论集》，第148页。
[53] 黄眉山人渡边知三郎：《渡边华山忠孝血泪谭·序》，东洋堂支店1892年。
[54] 藤田茂吉：《文明东渐史》，载《明治史论集》1，筑摩书房1983年，第257页。
[55] 参阅芳贺彻：《渡边华山——悠然的旅人》，朝日新闻社1986年，第222—227页。
[56] 佐藤昌介：《渡边华山的洋学研究与蛮社之狱》，载东北大学文学会：《文化》第18卷第1号， 1954年。
[57] 铃木清节编纂：《华山全集》第一卷，第1页。
[58] 芳贺彻：《渡边华山——悠然的旅人》，第203页。
[59] 笹川临风：《渡边华山》，高阳书院1940年，第105页。
[60] 祥见岩下哲典：《江户的拿破仑传说》，中央公论社1999年。
[61] 勘定所为幕府三大中央机构之一，负责租税征收、幕府财政运营、诉讼等，长官称勘定奉行，勘定吟味役是仅次于勘定奉行的官职。
[62] 别所兴一：《渡边华山的亚洲认识与西洋认识》，载片桐一男编：《日兰交流史中的人、物、情报》，思文阁2002年，第406页。
[63] 《省諐录》，载《日本思想大系55》，岩波书店1971年，第413页。
[64] 渡边华山：《外国事情书》，载佐藤昌介校注：《华山·长英论集》，第65页。
[65] 渡边华山：《和兰陀风说书》，载铃木清节编纂：《华山全集》第一卷，第47页。
[66] 福泽谕吉：《通俗国权论》，载《福泽谕吉全集》第四卷，岩波书店1964年，第108页。
[67] 《海舟全集》第六卷，改造社1928年，第2页。
[68] 佐藤昌介：《国际环境与洋学的军事科学化》，载中山茂编：《幕末的洋学》，密涅瓦书房1984年，第38页。
[69] 沼田次郎：《洋学传来的历史》，至文堂1960年，第171页。
[70] 1863年改称开成所，1868年改称开成学校，1869年称大学南校，后与大学东校合并为东京大学。
[71] 沼田次郎：《洋学传来的历史》，第162页。
[72] 绪方富雄监修：《兰学资料研究·附卷》，龙溪书舍1987年，第28页。
[73] 参阅万峰：《日本资本主义史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7页。
[74] 大桥周治：《制铁》，载中山茂编：《幕末的洋学》，第129页。
[75] 李克特著，顾昕、张小天译：《科学是一种文化过程》，三联书店1989年，第28页。
[76] 佐久间象山：《致梁川星岩书》，载《日本思想大系55》，岩波书店1980年。
[77] 佐久间象山：《关于波留麻出版致藩主之上书》，载《日本思想大系55》。
[78] 佐久间象山：《省諐录》，载《日本思想大系55》。这里的艺术指近代西方科学技术等实用文化。
[79] 参阅王家骅：《日中儒学的比较》，日本六兴出版社1988年，第271页。
[80] 佐久间象山：《省諐录》，载《日本思想大系55》。
[81] 横井小楠：《国是三论》，载《日本思想大系55》。
[82] 横井小楠：《国是三论》，载《日本思想大系55》。
[83] 加藤弘之：《邻草》，载《日本的名著34》，中央公论社1988年。
[84] 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编、马采译：《近代日本思想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2页。
[85] 参阅第三章第二节之“主要兰学塾塾生分布表”。
[86] 参阅伴忠康：《围绕适塾的人们》，创元社1988年，第88—116页。
[87] 参阅第九章第四节之“著名兰学塾一览表”。
[88] 参阅沼田次郎编集：《日本与西洋》，平凡社1980年，第349—350页。
[89] 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第3页。
[90] 参阅郭丽：《幕末日本遣使欧美始末》，载《日本研究论集2006》，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
[91] 福地源一郎：《怀往事谈》，载《日本思想大系66》，岩波书店1978年，第601页。
[92] 玉虫左太夫：《航美日录》第一卷，载《日本思想大系66》。名单见该书第224—227页。
[93] 参阅沼田次郎：《玉虫左太夫と航美日录》，载《日本思想大系66》。
[94] 参阅郭丽：《幕末日本遣使欧美始末》，载《日本研究论集2006》。
[95] 沼田次郎编集：《日本与西洋》，第355—356页。
[96] 参阅开国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编：《明治文化史1》，洋洋社1955年，第151—152页。
[97] 参阅尾藤正英：《日本文化的历史》，岩波书店2000年，第204—205页。
[98] 康拉德·希诺考尔等著、袁德良译：《日本文明史》第二版，群言出版社2008年，第164页。
[99] 尾藤正英：《日本文化的历史》，第206页。
[100] 尾藤正英：《日本文化的历史》，第208页。
[101] 《将军德川庆喜：大政奉还上表》，历史学研究会编：《日本史史料4》，岩波书店1997年，第78页。
[102] 历史学研究会编：《日本史史料4》，第79页。
[103] 康拉德·西诺考尔等著、袁德良译：《日本文明史》第二版，第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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