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目录[隐藏]

三、中日经贸关系的现状与走势
- 三、中日经贸关系的现状与走势
- 📚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全套 18 卷）

作者：吴廷璆等

三、中日经贸关系的现状与走势

近年来，日本经济开始摆脱“10年低迷”的困境。与此同时，中日经贸关系则在所谓“政冷”^[1]等因素的影响下出现了若干值得重视的新变化。准确地分析和把握这些新动向，在国家对日总方针、总政策的指导下，及时调整下一步对日经贸合作的战略安排并采取相应措施，对于确保我国在对日经贸交往中处于主动、有利的位置，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无疑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近期日本经济的变动及其主要特点

1991年泡沫经济崩溃后，尽管个别年份出现过3%的增长率，总体上看日本经济一直在低点徘徊。不过，近年的多项主要经济指标显示，日本已度过泡沫崩溃后最困难的阶段，开始了恢复性增长，其主要依据如下。

一是出现柔性长期景气局面。泡沫崩溃后的日本经济已经历了两个循环周期，目前则处在第三循环周期的扩张期。2002年1月开始的经济恢复扩张期，是以上年度的负增长0.8%为起点的，其国民经济增长率为2002年2.5%，2003年2.3%，2004年1.7%，2005年3.2%，迄今已累计长达54个月，逼近战后时间最长的伊奘诺景气（57个月）。从目前的经济发展态势看，此次经济扩张期打破战后纪录只是时间问题。当然，其年经济增长率即发展速度已无法与以往相提并论。

二是主要经济指标显示经济状况好转。在2005年日本国民经济的各项主要指标中，国内总生产实现了3.2%的增长；企业经营状况明显改善，全行业企业平均盈利实现连续13个季度的正增长；国内需求指数较上年度增长1.9%，其中企业设备投资增长率2002年为-5.1%，其后转为正增长，2005年达到6.8%；完全失业率降至2006年6月的4%，为八年来最低点。有效招工倍率时隔十年之久恢复到1:1.07（1999年曾降至1:0.5）^[2]；劳动者家庭名义收入在连年下降后，2005年实现1.8%的增长；全国银行机构的不良债权比率2002年为8.4%，到2005年已降至3.5%，其中大银行降至2.4%，实现了日本政府2002年《金融再生计划》中所规定的不良债权比例控制在4%以下的目标，这意味着多年来缠绕着日本经济裹足不前的不良债权问题基本解决；2005年度股市大幅上涨，显示了投资者对近期经济前景的信心；地价在连续15年下跌后开始反弹，全国平均地价的跌速明显趋缓，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城市的主要商业街区用地价格一年内上涨了20%至30%；1999年以来连年下跌的消费者物价到2005年底已停止下落，2006年有望实现正增长。

三是在对外经贸合作状况向好。进出口继2004年实现两位数增长后，2005年继续保持旺盛的增长势头，出口增长11.8%，进口增长18.1%。对外直接投资继2002年、2003年分别下降16%和10%后，2004年增长7.2%，2005年竟增长46.8%。对此，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日前已作出日本经济“踏上真正增长轨道”的判断。^[3]

日本经济状况的好转取决于多种因素，但主要因素来自两个方面。国内因素中最主要的是个人消费的恢复性增长和企业投资的增加。经济低迷加剧了国民对未来前景的不安，影响了消费者心理，导致了消费者“惜钱不花”、经济低迷长期化的逆循环现象。但是，消费者的忍耐毕竟是有限度的，民间住宅等消费的增长表明，在经济状况没有进一步恶化迹象的前提下，长期抑制消费行动的消费者已开始了谨慎的消费行动。另一方面，泡沫崩溃后日本经历的一个金融业大改组和产业结构大调整过程已近尾声，经过十余年的优胜劣汰，企业普遍存在的“三过剩”（即雇佣过剩、投资过剩、债务过剩）问题基本解决，卸掉包袱的企业开始了新一轮投资行动。从国际因素看，近年世界经济形势总体趋好是日本经济景气恢复的大背景，而拉动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中国因素”，亦被称做“中国特需”。^[4]日本政府承认，中日经贸发展给日本带来了0.5%的经济增长。

（二）中日经贸合作的最新动态及其发展趋势

1972年恢复邦交后，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进入正常轨道，并给两国带来了双赢的效果。但是，对于近年双边经贸关系出现的若干微妙变化，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中日恢复邦交前，两国在“政经分离”的原则下，保持着有限的民间经贸往来。复交后，双边贸易额由1972年的11亿美元扩大到1978年的51亿美元，六年增长近五倍，这是复交后两国放宽贸易限制后自然放量的结果。我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双边贸易呈现出长期稳定增长态势，双边贸易额由1978年的51亿美元增至2005年的1845亿美元，27年间增长了36倍。统算1972至2005年32年间双边贸易额增长180倍以上。估计2006年中日贸易额将超过2000亿美元。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实现长期高速增长的动因之一是外资的投入，而日本是最重要的对华投资国和经援国。截至2005年底，日本对华投资项目35124件，合同总金额786亿美元，实际投资总额为534亿美元，为我国利用外资的第二来源国。^[5]在华日资企业整体投资效益良好，70%以上企业获利。同时，日企向我国缴纳的税收可观，2004年为490亿元。另据有关测算，在华日企直间接吸纳我国就业人数为920万人。此外，日本作为最大的对华资金援助国，1978年以来向我国提供包括无偿援助、低息贷款及技术合作在内的政府开发援助（ODA），累计合同贷款额32079亿日元（我国实际使用额23864亿日元），用于我国242个工程项目的建设。

总体上看，30多年来中日经贸合作效果良好，取得了双方受益的双赢效果。如果依照时间序列的变化展开具体分析，又可以指出不同时段内受益的双方所处的地位、受益程度在悄然发生变化。

从双边贸易关系看，复交后直至1992年的20年间，日本的对华贸易依存率一直在5%以下，而中国的对日贸易依存率始终高于16%，表明在该时段内两国在对对方的贸易依赖程度上是一种非对称关系，换言之日方居于主动地位而中方受益度更高，因为对华贸易如何不会影响日本经济发展的大局，而对日贸易如何却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直接重大的影响。从1992年开始，日本的对华贸易依存率逐年上升，而中国的对日贸易依存率则缓慢下降，2002年相互依存率首次持平为15.5%，对华贸易的扩大成为阻止泡沫破灭后日本经济继续下滑的挡板和带动景气恢复的重要杠杆，双边贸易的双赢效果得到充分体现，从而也使日本国内嚣张一时的“中国威胁论”为“中国机遇论”所压倒；从2003年起，日本的对华贸易依存率继续走高，2005年达到17%，而中国的对日贸易依存率却降至2005年的13%，这一逆转是否意味着今后中日贸易中我国居于主动地位而日本受益度更高，则是个需要审慎判断的问题。

在双边投资关系上，日本的对华投资一方面缓解了我国资金不足、技术落后、产业调整、就业及管理水平落后等方面的压力，另一方面也给日本自身带来了竞争压力外溢、加快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效果，在华日企经营效益大多良好，国内经济长期低迷期给企业造成的巨大压力由此得到缓解。毫无疑问，这是一种中日双赢的结果。近年，中国企业开始向日本进军，但从投资规模和内容上看还无法与日本的对华投资相提并论。因此，中日间在相互投资上的非对称性特征没有改变，并且这种局面还将持续相当长时间。

中日间实体经贸关系的变化不仅反映在相互贸易依存度的变化上，近年双边贸易发展的减速也是事实。2002—2003年，中日贸易低于同期中国外贸增速的五六个百分点，2004年低于同比10个百分点。2005年中国对外贸易比上年增长23.2%，而中日贸易仅增长9.9%，与同年的中欧贸易增长22.6%、中美贸易增长24.8%形成鲜明对照。

从日本的对华投资看，改革开放以来，除了1999年前后的大幅下跌外，其他年份保持增势，但在我国的境外来华投资中，日资所占的比重却逐年下降，现占外资总额的10%左右。与此同时，日本还宣布从2008年起停止对华政府开发援助贷款。

中日经贸关系中出现的这些新动向已引起我国有关专家的重视，有人认为两国经贸关系已“趋冷降温”^[6]，有人则认为两国已进入“政经双冷”期。^[7]

从中国的角度看，中日“经热”有所降温的判断可以得到一定的实证支持，并且“政冷”显然对“经热”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有限度的影响，因此应该引起两国有关当局的重视。但是，从日本的角度看，“经热”仍在继续且无充分的趋凉变冷依据。因此，从综合的、客观的立场看，现在作出“经凉”乃至“政经双冷”的判断尚早，其依据如下。

一是在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引进外资中，中日双边贸易及日本的对华投资依然占有很大比重，日本作为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投资国之一的地位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

二是从日本的角度看中日贸易关系时，似乎还没有在中国的那种“降温”感觉，毋宁说“火”气尚浓。2004年，日本对华出口增长29%，进口增长25.3%，对华进出口的增长超过其对外贸易增长率七个百分点。2005年对华进出口增率有所下降，但据日本方面的统计，依然高出同年日本对外贸易总增长率约三个百分点。^[8]

三是日本对华实际投资在1999年降至最低点（3.59亿美元），2001年恢复到90年代普通年份的水平（21.57亿美元），2002年起加速，2005年达到65亿美元，是四年前的三倍。2001年以来，日本的对华投资在其年度对外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节节攀升，即2001年6%，2002年8%，2003年14%，2004年19%，2005年15%。其中前四年均明显高于对外总投资增率，只有2005年低于总增率，原因之一是同年日本对南北美洲的投资比上年度骤增90亿美元、增率高达83%所带来的抵消作用。^[9]因此，从日本的这些数据看，现在做出“经凉”或“经冷”的判断未免草率。

基于上述分析，现在还不能对中日经贸关系做出“经凉”或“经冷”的判断，特别是在中日政经关系处于微妙变化且存在诸多变数的时期，学者的分析评论可另当别论，两国行政当局在相关问题上宜出言谨慎，以免“越描越黑”，引发“狼来了”的心理提示效果。

（三）中日间“政冷经热”发展趋势分析

中日政治关系的改善将对经济合作产生积极推动作用，反之亦然。因此，应以积极的态度推进两国政治关系的改善。但是，既不应对短期内大幅度改善关系抱有幻想，也不应对改善关系后将对经贸合作带来多大程度的良性刺激抱有过高期望。今后的中日关系将更多地基于理性思考而淡化感情色彩。说到底，两国只要保持一种正常的国家关系以及稳定发展的经贸关系即可。

在日本，即使在中日政治关系不畅的今天亦不乏清醒人士。驻洛杉矶领事馆总领事小原雅博在最近出版的《东亚共同体——走向强大的中国与日本的战略》一书中指出：“叫嚷中国威胁论也好，实行保护主义、停止对华ODA也罢，都已无法抑制业已建立了以世界为对象的相互依存网的中国发展，中国再次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已不可避免。故此日本应该停止徒劳的中国威胁论议论，重构如何与大国化的中国相处的战略，这个战略就是与中国建立一种‘双赢’的互补关系。”^[10]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宫川真喜雄也认为，今后中日两国必须合作，“即使心里不情愿亦不得不为之”。“因为两国是坐在同一条船上，只要一方倾斜就有翻船的危险。”^[11]

就事物的本质而论，对构成对华投资主体的民间企业来说，盈利第一的企业宗旨势必诱使其继续扩大对华投资，毕竟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中国在地理上的便捷，优质而廉价的劳动资源，汉字的通用及文化上的颇多相似，庞大的市场及其长期发展潜力，其魅力是其他国家所难以媲美的。据日本国际合作银行2004年进行的制造业企业海外投资意向调查，有意到中国投资的企业占90%。作为其他理想投资国，选择率最高的是泰国、印度和越南，但均未超过30%。2005年春，中国各地发生了反日游行示威，对日本投资者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在此前后，日本政府有关部门曾多次向民间发出分散投资、规避风险的劝告，引导企业对外投资时兼顾“金砖四国”（BRICs）^[12]而非只中国一极。尽管如此，2005年该银行进行的第二次调查结果显示，有意到中国投资的企业仍高达81%。^[13]

另据瑞穗银行的测算，日本若保持当前积极的对华贸易、投资态势，迄2010年可实现年均GDP1.91%的增长，而若保持目前的规模不变，则只能维持在1.11%的水平。^[14]可见保持中日“经热”是日本国家利益的需要。

对尚处于发展期的中国而言，无论从哪个角度讲，珍惜和维护与经济大国日本的“经热”关系都是极其必要的，对此无需多论。

基于上述分析，有理由认为，除非中日政治关系发生根本性逆转，否则共同的经济利益将决定两国经贸关系在今后十年左右时间内继续保持一定的“热度”。

（四）新时期中日两国经济关系的互补性与增长点

今后十年，中日两国的竞争领域将有所扩大，但互补性为主的特点还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两国的经贸合作尚存在许多有待扩展的空间和潜在增长点，政策得当并实现良性互动，将给两国带来更大的经济福利。

迄今为止，中日经贸关系取得显著双赢效果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两国在经济发展水平^[15]、资源禀赋条件等方面存在巨大差距，因此互补大于竞争。这种经济互补关系可以从中日现有的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中得到论证，这不仅体现在两国产业结构上垂直分工的特点没有根本性改变，而且体现在双边乃至世界贸易中两国的直接竞争领域尚局限在较为狭窄的范围。

在产业结构方面，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决定了中国和日本尚不属于同一层次，因此中国在日本的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成了其中末端产业向海外转移的接收地乃至避难所，而中国也同时受益，在引进外资过程中实现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时至今日，中日间的经济发展仍有很大差距，特别是在掌握核心技术和开发能力、精密器械制造、高新材料的生产等方面差距悬殊。而从日本的角度看，蓬勃发展的中国大市场无论如何是不能放弃的。差距孕育着商机，差距越大互补性越强，而互补将带来互益，这正是中日两国互相依赖、互相合作的根据所在。

中日产业结构上的差异在两国的对外贸易结构中也得到如实的反映。据我国海关统计，2003年，两国在普通金属及其制品和机电、音像设备及其零部件两分类领域的竞争色彩较浓，出口额分别占中国对日出口的38%和日本对华出口的64%。抛开现象看实质，即使同类进出口物品也有级次即附加价值高低之分，更不用说同类贸易中由在华日企主导的“日—日贸易”占有多大成分。有关专家的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在美国市场上，中日两国制品的竞争度保持在低点，1990年为4.57%，1995年10.47%，2000年20.86%。^[16]考虑到近年在华日企扩大直接对美出口的因素，这一比率还应有一定下调余地。可见中日间贸易互补大于竞争。

今后一个时期，中日经济互补的基本态势不会改变，但互补的内容和程度将发生变化，其变动趋势是竞争领域扩大和竞争程度加强，从而导致互补减量。这如同高手与初学者对弈，时间愈长水平愈接近。对此，中日双方都应有思想准备。

可能导致中日经济互补减量的因素很多，其中，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所必然导致的产业结构升级将成为改变现存垂直分工关系的基本变量，积极开放的经济政策和外国对华投资竞争的加剧是保证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依据。在其他变量中，值得注意的是2005年日本突然加大了对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四国的投资，同年对四国的投资额达43亿美元，增率68%，大大高于对华投资增率的12%。上述四国的产业结构与我国颇多相似，若日本的这种转移投资长期化，势必会加大我国同类制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难度，并某种程度地冲淡中日经济互补性色彩。

垂直性产贸分工给中日两国带来的共同利益不难理解，因此应寻找和扩大更多的合作领域。但是，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以日本为头雁的东亚“雁行发展模式”正在被打破，后起国家的水平式追赶成为可能。同时，应该清除经济互补唯有通过垂直性分工合作才能获得这样的传统认识误区，水平分工及其良性的竞争合作同样能增加两国的福利，这在发达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中可以找出无数例证。因此，中日两国应该取得这样的共识，即两国的经贸合作将来即便部分地改变了现有的垂直分工关系，也依然拥有广阔的空间。

从近期看，中日两国不仅在工业生产及加工领域的合作亟待深化，在农业开发及农产品加工、能源开发与节能技术、环保及环保技术、物资流通及服务业等领域的合作也大有拓展空间。从中长期看，旅游业、海洋资源开发、劳动资源的共享以及高端科技领域的合作可谓前途无限。

（五）发展中日经贸关系的战略举措

今后20年将是决定我国能否保持稳定快速发展、跨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的关键时期。因此，我国的战略发展设想应以“争取20年发展时间”为前提。要达此目标，必须与包括日本在内的主要发达国家保持正常而健康的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稳定发展的中日经贸关系，将成为维护两国关系的粘合剂，并进而构成两国政治关系的基础。

在今后的中日经贸合作中，应坚定不移地贯彻以下原则与方针，使我国处于主动地位。

第一，坚持积极开放的经济政策，在有关中日经济关系的言论上尽量保持低调。积极开放的经济政策是30年来我国经济取得跨越性发展的依据，今后亦当如此。但是近年来，随着国力的增强，一方面国际上“中国威胁论”抬头，另一方面，国内的对外“强势”论也有所增长，有人喊出“中国可以说‘不’”，这些观点即便从策略上讲也有欠妥当。若以日本为对象作一比较，虽然30年来我国与日本的差距在急剧缩小，但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仍与日本存在几十年的巨大差距，保持“低调”实属客观。重要的是，几十年来我国在对外经贸关系上采取的“低调”，使我国实现了奇迹般的发展并获得世界的“容忍”和尊重，今后继续保持这种低姿态，既是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为了让我们的“邻居们”放心。在中日经贸关系的宣传口径上，突出正面内容、客观报道中日两国的互补作用及贡献有利无害。反之，若失去平衡，可能为日方“破罐子乱摔”找到借口。

第二，尽量避免经济问题政治化。尽管政经关系无法彻底分离，但要尽量争取政经脱钩。当前中日政治关系不顺且异常敏感，因此尤其要注意中日间的经济问题限定在经济框架内解决。可以预见，随着中日经济差距的缩小和经贸关系的加深，双方的经济“摩擦”会进一步加剧，在处理有关问题时，要有足够的毅力和耐心，不给对方提供政治干预的口实。

第三，在处理中日经贸事务时，要坚持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原则。我国与日本的政治体制不同，但在尊重市场经济原理这一点上没有根本性差异。因此，在处理两国经贸事务乃至纠纷时，要按照国际经贸组织的有关规则及有关国际法的规定办事，有理、有利、有节地进行谈判和斗争。

第四，全方位改善合作环境，降低日方的投资风险预期。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招商引资的整体环境不断得到改善，但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各国都在挖空心思地引进外资，从而对我国引进外资的软硬环境不断提出更高要求。就中日经贸关系而言，我国应认真听取日方要求改善投资环境的意见，并研究制定相应的改善措施，同时要尽量避免政治环境恶化给经贸合作带来直接冲击。^[17]

当前中日关系存在诸多变数，不可轻易断言一定会向好的或坏的方向发展，但两国关系的倒退无疑会影响我国的整体战略部署，因此应极力避免。

稳定健康的经济关系是阻止中日两国政治关系恶化的一道防波堤，而这种关系的加强和扩大亦将成为政治关系改善的推动力。现实情况下一个重要的思路是，两国有关部门若能抓住时机，力争在一些重点领域、重大项目的合作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其意义和影响将远远超出经济领域合作的本身，并将增强两国长期友好合作的信心。当然，选择在什么领域实现这种合作是个必须审慎研究的课题，并需要两国政府的最高决策和相关部门的密切协作。从可能性上看，似可探讨在能源及节能技术、交通建设、金融及流通服务业等领域中寻找扩大合作的突破口。

中日经贸合作是在多层次、多领域展开的，因此推进合作的措施可谓有无穷解。对此，有关专家和实际工作部门已提出了不少值得重视的建议，这里的一孔之见仅作参考。

第一，官产学结合，加强日本对外经贸政策特别是对华经贸政策的基础研究和动态研究，做到知己知彼。在日本，不但有经济产业省的经济产业研究所、亚洲经济研究中心、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经济开发研究机构等一批政府、准政府研究和咨询机构，还有野村证券、三菱综研等大型企业研究机构及数量更多的高校研究机构，从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立体研究与信息交流网，为政府和企业决策提供了及时、多渠道的参考。相比之下，我国的相关研究体系还很脆弱，政府、企业和学界的沟通渠道亟待拓宽，合作研究亟待加强，为此应采取必要的促进措施。

第二，国家设立专门机构（如建立“国家国际商务信息与法律咨询服务中心”），为企业提供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商务信息和法律咨询服务。建立这一机构固然会加大政府的运作成本，但却会减轻企业的更多相关投入。同时，这一机构的定位应该只是“服务”，而不必带有“指令”或“指导”色彩。

第三，实行高新实用生产技术研发及其生产的特惠引资政策。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任务是提高研发能力，改变研发水平及尖端产品生产落后的局面。鉴于日方采取的严格控制高新技术外流的政策，我国需采取多渠道应对办法，其中加大优惠政策力度吸引日资将其研发机构逐次转移到中国来不仅必要，而且可能。

第四，为实现尖端生产技术研发及其生产的径直赶超，可考虑与中科院、科技部、教育部等部委联合实施“尖端生产技术与工程高级人才培训计划”（暂名）。其操作思路是：国家在组织专家调研的基础上，制定尖端生产技术与工程目录（目录内容应尽可能精细且为当前及近期世界最前沿的生产技术）→以严格的标准从企业、研究机构和大学中遴选中青年受训人员→以非常优惠的待遇和团组方式派遣受训人员到日本等国外相关机构研修两至三年→根据受训人员的回国研究计划，在人财物等方面大力度支持其组织团队，建立研究与生产基地。^[18]

表8-1 近年日本国民经济主要指标的变动

资料来源：日本内阁府网站http://www.esri.cao.go.jp

表8-2 中国对日贸易依存率的变动（亿美元）

（续表）

资料来源：http://www.cei.gov.cn.http://finance.people.com.cn

表8-3 日本对华贸易依存率的变动（亿美元）

（续表）

资料来源：http://wp.cao.go.jp/zenbun/sekai/index.html.

http://www.near21.jp/data/trade/japan/ja-chi/2004/hin2004.htm

表8-4 近年日本的对外贸易状况（亿美元）

根据中日两国有关统计数据制作。

表8-5 近年日本对外投资的动向（亿美元）

根据中日两国有关统计数据制作。

注释

[1]近年，人们常用“政冷经热”一词形容中日关系。但这种提法并不严谨，其舆论导向作用更值得商榷。就“政冷”而言，根源在于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引起的中日首脑互访中断及由此导致的两国民众互厌情绪的增长，但这并非两国政治关系的全部。两国首脑在重要场合反复强调中日友好合作的基本方针，政府间高官互访和地方城市间的交流频繁，中日友好城市数目增至315对，文化、商业、旅游、留学等领域的交流不断扩大，2004年在日中国人48.7万人，在华日本人11.5万人，两国互访人数已由上世纪末的百余万人增至2005年的450万人。

[2]http://japan.people.com.cn

[3]见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日本经济的动向——2005年的回顾与展望》（总论部分），2006年1月。

[4]见瑞穗综合研究所：《强势日中经济关系——重要的在于维持“经热”》，2005年4月，第1页。

[5]参照罗雪峰“中日经贸尤需激流勇进——中国商务部亚洲司副司长吕克俭访谈”等材料。

[6]参见对徐长文的采访文《中日政冷已经导致经凉，中国对日贸易依存弱化》。http:www.sina.com.cn.

[7]江瑞平：《中日经济关系的困境与出路》，《日本学刊》2006年1期。

[8]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日本经济的动向——2005年的回顾与展望》，2006年1月，第14页。

[9]关于日本对南北美投资的跳跃性增长，是短期内出现的偶发现象，还是其长期投资战略转变的开始，值得研究和重视。

[10]小原雅博：《东亚共同体——走向强大的中国与日本的战略》，日本经济新闻社，2005年，第204—205页。

[11]《环球时报》2006年2月8日第6版。

[12]BRICs一词恰好与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四国的英语字头一致。

[13]见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日本经济的动向——2005年的回顾与展望》，2006年1月，第22页。

[14]瑞穗综合研究所：《强势日中经济关系——重要的在于维持“经热”》，2005年4月，第13页。

[15]关志雄认为，2000年中国在人均寿命、婴儿死亡率、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人均耗电量等经济指标上，与1960年的日本持平。见关志雄论文：“中日经济间的互补关系”，2001年11月。

[16]关志雄论文：“中日经济间的互补关系”，2001年11月。

[17]例如，2005年春中国民众为反对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入常”等自发举行的游行示威活动，对日本民众及在华日企产生强烈冲击，对两国经贸合作有负面影响。上述活动发生后，在华日企采取了如下过度敏感的自防措施：1.停止非必须性的中国出差；2.在华日籍员工节制在中国国内的出差；3.不要在五一连休期间外出旅行；4.不要突显日本人身份并用日语大声说话；5.不要有刺激反日感情的言行；6.控制外出（尤其是周末）；7.设立收集有关抵制日货信息的机构；8.通过发表声明等办法消除误解，缓解抵制日货运动；9.不要穿带有日企标志的衣物外出；10.不要搞大型促销活动；11.摘掉公司广告；12.把中方合作伙伴推到前台开展经营活动；13.在公司悬挂中国国旗；14.在预知的反日活动日放假休息。另据日本有关机构分析，中国民众的这种反日活动，轻则影响日本商品在中国市场的销售，进而会殃及在华日企的生产和劳资关系，重则影响对华投资特别是重厚长大型投资的减少，结果将导致两国经贸关系的萎缩。见瑞穗综合研究所：《强势日中经济关系——重要在于维持“经热”》，2005年4月。

[18]原文刊于《现代日本经济》，2007年第1期，此处有删节。

三、中日经贸关系的现状与走势

三、中日经贸关系的现状与走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