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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亚太区域化中的中国与日本
- 一、亚太区域化中的中国与日本
- 📚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全套 18 卷）

作者：吴廷璆等

一、亚太区域化中的中国与日本

1997年，以泰铢贬值为起点，东亚地区经历了一场金融风暴的洗礼。以此为契机，东亚区域意识抬头，区域合作加强，经济一体化进程启动。中国和日本作为区域大国，围绕区域经济发展蓝图的构建及领导权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战略博弈。

（一）经济全球化浪潮下的亚太

经济全球化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对各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意味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人们对经济全球化或许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在作者看来，经济全球化是从资本主义产生后即已开始的一个过程，现今已进入第三个发展阶段。

早期的“全球化”，就是世界经济的资本主义化，其基本方式和手段是“商品”加“大炮”、殖民主义以及帝国主义之间掠夺殖民地的战争，它一方面将世界推向近代文明，另一方面却又是个伴随着剑与火的残酷过程。在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第一阶段里，所谓的全球化基本是一种无序的状态，呈现出弱肉强食的特征。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直到冷战结束的80年代末期，可视为全球化的第二阶段，其主要特征是世界上两大政治板块的形成、对立和并存，它使世界在政治上分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经济上则相应地划分成市场和非市场两大部分，这意味着很大程度上阻断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妨说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只是在资本主义的半球上展开的，因此可谓资本主义的半球经济化；这一阶段的又一特征是全球化被某种程度地置于国际管理之下，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国际联盟及其下属机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联合国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等。尽管德、意、日等国曾挑起旨在打破既存国际秩序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意味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管理的失败，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50余年世界的相对和平，却不能说与国际管理的加强无关。

真正意义的经济全球化是从80年代后期才开始的，其基本前提是以柏林墙的拆除为象征，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的结束，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放弃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从而使被割成两半的地球又合二为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成为可能。另一个现实的条件是，源于美国的信息革命迅速向全世界蔓延，交通、通讯手段的空前便捷，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经济活动的地域障碍，异地投资、异地生产和异地销售成为当今世界的普遍现象，各种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实际上正在日益模糊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界限。

在这股强大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下，亚洲及太平洋的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东亚的国家和地区处于怎样的位置呢？

从历史的过程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50年间，尽享资本主义半球经济化恩惠的是日本，之后是“东亚四小龙”和东盟新兴工业国。中国等少数国家因长期被封锁隔离以及自身的某些原因，经济上与发达国家拉大了距离。中美、中日建交以后，中国经济本来可以有较大的转机，但真正的转机却是迟至1978年确立改革开放方针后来到的。中国经济的大踏步发展表明，中国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

经济全球化给东亚地区带来了繁荣，使它成为世纪之交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以致一个时期里“21世纪是亚洲世纪”之声不绝于耳。

然而，事物总是具有两面性并且在不断变化。经济全球化本身也是一把双刃剑。当初美国要把日本扶植成一道足以抵御共产主义的“防波堤”，因此在经济上给予日本以巨大支持和援助，并把东南亚交给日本去开发经营，使日本经济上羽翼日渐丰满，成了美国的竞争对手。而今冷战结束，日本的政治“防波堤”意义有所淡化，国际关系中经济问题上升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近十年来美日新一轮“经济战”中，日本显然处于劣势，美国占了上风。

经济全球化是伴随着贸易、投资及资本的自由化展开的，自由化带给东亚国家实惠，但也使有关国家和地区备尝苦果，东亚金融危机便是例证。在东亚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与美国资本的大举入驻相对照，一向对东亚投资最多的国家日本成了在这一地区撤资最多的国家。在这场危机中，美国是大赢家，日本是大输家。

亚太、特别是东亚，是一个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明显地区，这一点若和欧盟相比会看得更清楚。欧盟的建立和欧元的启动，表明欧洲区域经济的发展已达到空前的高度。相比之下，东亚经济区域化的进程要落后许多，但是自亚太经合组织（APEC）成立以来，区域内经济的合作发展一直展示了良好的势头。

世纪之交的东亚面临着许多难题和挑战。首先是如何保证这一地区的政治稳定。回顾战后的东亚史，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苏边界冲突、中越战争到柬埔寨内战，大小战争或冲突未断，目前恐怕是战后以来东亚地区最平静的时期，这一局面的出现值得珍惜。但是，东亚仍然有许多不安定因素，如日本防卫政策的变化及日本扩大军备的动向，韩朝关系及朝鲜的“核开发”问题，中台关系、南沙问题等，任何一个问题解决不善，其崩出的火花都可能破坏本地区的稳定。

其次，化解近年来金融危机对本地区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建立更能保证本地区经济稳定和发展的货币金融体制，促进有效合作，是扫除当前笼罩在东亚上空阴霾、重振东亚雄风的迫切要求。

（二）亚太区域化过程中日本的作用

在亚太区域化的进程中，日本作为东亚地区的经济大国，其举手投足对亚太区域化的进程有重要影响。

翻开近代以来的历史，可以清楚地发现日本的世界战略经历了由“脱亚入欧”到“脱欧入亚”的几番转变，但其着眼点却始终是盯住亚太、特别是东亚不放的。具体说来，日本自明治以后奉行“脱亚入欧”政策，并很快成为近代东亚唯一的资本主义国家。与此同时，随着国力的增强，由来已久的东洋霸主梦想亦烈，继发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终于从30年代起，与英美决裂，在“大东亚共荣圈”的幌子下，发动了长达15年的亚洲太平洋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日本再次回到“脱亚入欧”的轨道，战后50年来追随美国“搭便车”的结果，是使日本经济重新崛起，跨入发达国家行列。进入80年代以后，日本公然开始对美国说“不”，回归亚洲、“脱欧入亚”论接踵而至，中曾根的“政治大国”论道出了日本政、官界压抑已久的心声。最近，一再对美国说“不”的强硬派代表人物石原慎太郎当选东京都知事，不能不让人为日本政治的走向忧虑。

尽管如此，目前乃至今后的相当一个时期，日美合作仍将是日本外交的基轴，远东地区中、俄两大国的存在以及对朝鲜的担心，恐怕是日本不能抛开美国盟友而独往独来的基本原因。

但是另一方面，作为东亚地区的国家之一，冷战结束后，日本的外交重点也在西移。

东南亚是日本的传统市场，是日本在海外投资最多的地区，随着该地区经济力量的壮大及区域内合作的加强，以及美国势力渗透的加快，日本越来越感受到压力，对东南亚外交将以经济外交为核心并加大力度。

日韩关系在去年金大中总统访日后有所改善。日韩两国有较深的历史纠葛，领土争议、慰安妇等问题的悬而未决，加上由来已久的厌日民族情绪，会对两国关系产生一定影响。但这些问题不致影响两国关系的大局，毕竟日韩都是被牵引在美国东亚战车上的盟友，从长远的战略观点看，日本也不会把韩国视为自己的强大对手。

相比之下，日本对朝鲜的一举一动却到了神经过敏的程度，现实看不到两国关系根本性转机的迹象，最近日本政界对朝“先发制人”论甚嚣尘上，这是一种既危险又错误的对朝高压外交，很不明智。对一个积弱积贫的邻国采取这种态度，只会激化矛盾，缺乏长远的战略观点，同时也有损于日本的国际形象。

日俄关系在桥本访俄后有所进展，但两国改善关系的动机和目的有相当距离。俄国需要日本的资金和技术，日本则急切地希望收回北方四岛。围绕领土归还的拉力赛还将继续下去，短期内日本政府似乎找不到打开局面的根本性办法。

对中国的外交无疑也是日本外交的重点之一。去年两国迎来了友好条约签订20周年，总体上说两国保持着一种正常状态。但是这种关系本来有进一步加强的余地。如所周知，中俄之间是“战略性协作伙伴关系”，中美之间是“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而在去年11月江泽民主席访日期间两国发表的联合宣言中，对中日两国关系的定位是：“致力于和平与友好发展的合作伙伴关系”。与前两者的“战略伙伴”关系相比，日中关系的定位值得玩味。

日本是亚太地区的经济大国，其GDP占世界GDP的12%，仅次于美国；海外债权8000亿美元，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日本人手中持有的美国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3200多亿美元，从理论上说，有朝一日日本人若将这笔债权收回（抛出），可能导致美国股市的大崩溃；日本拥有1200万亿日元（约10万亿美元）的个人金融资产，是世界上最大的储蓄国；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现有外汇储备为2400亿美元；日本是最大的贸易顺差国，经常性贸易收支黑字已连续数年超1000亿美元。再一点是，东证指数现在在1.5万点左右徘徊，与泡沫经济高峰期相去甚远，但是倘若经济恢复，股价回升到2万点以上在理论上说完全可能，不良债权问题这一拖累日本经济启动的沉重包袱也许会迎刃而解。这些因素表明，作为亚太地区最大的富国，日本的实力不容忽视，它应该同时也有能力为亚太经济区域化的发展做出贡献。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日本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还必须解决好其国内问题，调整好其亚太政策。

1991年以来，日本经济转入低潮，迄今一蹶不振。这中间既有结构转型期萧条的规律在起作用，也有政策操作上的失误。所谓结构调整与结构性萧条，是说日本的经济体制已不适合当今的经济发展，必须做彻底的改造。在日本学界有“1940年体制”说，即太平洋战争时形成的国家总动员体制被运用于战后，其特征是官主导、封闭性和计划色彩浓厚。因此便有了桥本内阁的“金融大爆炸”等六大改革。然而，改革的艰难和经济的慢性萧条超出了人们的预想。这一期间日本政府在政策上的失误表现在，80年代中期以来的金融自由化放松了政府监管，资金大量流向投机性的房地产领域，导致了泡沫经济及其泡沫的崩溃；继而在1995至1996年经济好不容易回升时，又推行了“休克疗法”式的金融改革和紧缩财政，给有所恢复的景气泼了冷水。结果不良债权越改越多，由当初的40万亿日元增至现在的80万亿日元，经济增长率连续三年负增长，创下了战后以来经济发展业绩最差的纪录。这说明日本没有把握好经济改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90年代初，日本经济的泡沫确实到了膨胀的界限，但是如果采取软着陆的办法，让过高的房地价和股票逐步降下来，就不会使经济糟糕到如今的程度。

在不断减税、贴现率降得不能再低的情况下，日本经济近期要想有较大的起色，最现实的景气刺激办法可能是采取适度的膨胀政策，因为消沉已久的日本经济当前更需要的是一种恢复的动力和刺激。日本的景气，不仅是自身的需要，也是东亚的需要，如此则可能带动整个东亚的景气恢复。

日本若处理好国内经济问题，以其庞大的经济基础和实力，可以对东亚经济的发展做出大的贡献。1997年9月泰国发生金融危机后，日本曾提出过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建议，因美国的坚决反对而搁浅。不过，从IMF在东亚金融危机中的局限性及其表现来看，不妨考虑设立这种基金，若此，则日元应成为这一基金的基础之一，这里有日本大力发挥作用的余地。但是另一方面，人们的担心也不无根据，东亚发生金融危机时，日本的做法是，一面紧急撤资，搞釜底抽薪；一面日元贬值，事实上对困难重重的东亚出口实行关门主义，未能发挥其亚洲最大市场的“吸收器”作用。同时，与石原慎太郎等人反对美国当世界金融霸主（把亚洲作为其金融奴隶）一样，日本也必须放弃当亚洲金融霸主的想法。

日本与东亚各国的经济合作是沿着“雁行发展序列”进行的水平分工，而今这一格局正在变化，因为经济全球化的进展，使东亚国家有可能以更便捷的途径从其他发达国家获得资金和技术，而日本仍然抱着对“飞去来器效应”的恐惧，在与东亚国家的投资合作中左顾右盼、疑心生暗鬼，就会失去更多的机会。日本的选择只能是不断开发新技术和新产业，并加快向东亚技术转移的速度，否则就会失去充当“头雁”的资格。

日本要在东亚发挥作用，还必须解决意识上的一些问题，即对侵略亚太各国的历史做诚恳反省，放弃称霸东亚之梦，真诚与东亚诸国合作，坚持和平发展经济道路。

（三）中国与亚太

中国是亚太地区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近20年来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但从人均收入上讲，中国尚未改变其发展中国家的地位。

但是，中国作为这一地区的大国，以其众多的人口和巨大的政治影响，不仅在维护区域安定方面负有义务和责任，而且在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稳定上也日益发挥重大作用。东亚经济危机爆发后中国采取的人民币不贬值政策以及因此在对外贸易上做出的牺牲便是证明。

中国要在推进亚太区域化的过程中进一步发挥作用，首先是要加强与亚太各国和地区间的对话与合作，包括多边合作与双边合作。中国加入并积极参与APEC的活动，对区域的安全与稳定做出了必要的努力。

对中国来说，处理好与美国、日本的关系，不仅符合中国的利益，也有助于亚太的区域稳定和发展。最近朱镕基访美时，克林顿政府原则同意中国在今年加入世贸组织，日本则早已表示了相同的意向。中国加入世贸，势必加速亚太区域化的进程，进而促进经济的全球化。

但是，中国正处在改革的紧要关头，加入世贸对中国是机遇，也是挑战。无视中国国情而一味要求中国全面开放市场或做出无法忍受的让步，结果不仅会引起中国经济的混乱，也会增大区域经济的不稳定因素。而如果处理得好，则中国的巨大市场作用势必显现出来，从而带动整个区域经济走向繁荣。

中国是亚太地区的政治大国，中美、中日间因各种原因存在着纠葛，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和和平共处、沟通协商的原则，大国之间的关系是可以保持稳定并不断向前发展的。但是涉及中国主权及领土完整的原则性问题，中国是不会让步的，今后也将如此。^[1]

注释

[1]原文收于蒋立峰主编《第三次中日青年论坛：世纪之交东亚地区焦点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

一、亚太区域化中的中国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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