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目录[隐藏]

一、经济发展的政治学
- 一、经济发展的政治学
- 📚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全套 18 卷）

作者：吴廷璆等

一、经济发展的政治学

近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和国家公共权力被分别喻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两者宣称的理论绝对性，已经在古典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实践中露出了破绽。作为资本主义后发国，二战后的日本如何认识和处理市场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或许是解开其战后经济何以迅速崛起的一把钥匙。

（一）课题的选择与“切入”

古典经济学历来主张，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准则。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这一理论曾被视为不容置疑的教条。然而，随着资本主义本身固有矛盾的发展，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局限性暴露无遗，经济危机的频发，从根本上打击和动摇了所谓“千古不变”的资本主义体制。特别是当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立以后，似乎已敲响了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丧钟。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本已呈现“垄断、腐朽、垂死”衰兆的资本主义，反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稳定”和所谓“小阳春”现象。除了科技革命引起生产力飞速发展等原因外，西方各国加强对国民经济的干预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一因。其干预的历史可追溯到战前美国的“罗斯福新政”。换言之，这种干预就是经济政策。毫无疑问，经济政策研究已构成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在这种研究中，日本是只值得重点解剖的“麻雀”。

近代历史表明，日本作为一个日本史上“早产”、世界史上“晚产”的后起资本主义国家，其资本主义发展自始与国家权力的干预和推动密切相关。在日本早期资本主义即原始积累阶段。国家不仅扮演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助产婆”和“保姆”，其本身也曾兼任过“产妇”。明治中期以后，虽曾出现过“自由经济”时代，但一转即逝。进入20世纪后，日本经济急剧走上资本垄断和国家垄断的道路。到1931至1945年的15年对外侵略战争期间，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干预从规模到深度皆可谓登峰造极。可以说，抛开国家干预即经济政策的研究，就不可能写就一部日本近代经济史。

1945至1955年是日本战后史上的复兴时期。这个堪与明治维新相比的重要时期，构成了日本资本主义发展新的出发点。这是因为，十年中，日本经历了丧失国家主权到恢复主权和独立的过程，通过一系列改革，对战前政治经济制度进行了总清算。仅从经济领域而言，十年中不仅完成了萎缩及通胀经济向稳定及增长经济的转变，而且基本完成了战争经济向和平经济、财阀垄断经济向民主经济、统制封闭型经济向自由开放市场经济的体制性转变。复兴期经济领域的巨大变化，不只在于经济量的简单恢复，更在于经历了一场“制度创新”，由此构筑的有别于战前的“战后型经济体制”，为其后出现的经济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

从历史的经验看，在社会发展变革的转折时期，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特别明显，甚至可以上升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其结果往往会调整或改造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推动经济发展。日本战后复兴期的经济政策恰好提供了这样一种实例。显然，把这一时期的经济政策作为研究对象，既可从一个侧面揭示战后日本经济“成功”的奥秘，也有助于深入解剖战后资本主义再生的原因。此外，由于日本所处的“欠发达”经济位置和“东亚资本主义”的人文地理特征，其经济赶超的途径及其政策操作方面的经验教训尤其值得重视。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日本战后复兴期经济政策研究》便是基于上述思考立为选题的。

历史的发展本身未必为后人展示清晰的轨迹，史学研究的必要性即在于此。复兴期的经济政策包罗万象，错综变幻，要理出其运作及变化的头绪，首先须考虑研究方法即如何“切入”的问题。论文在进入正文考察之前，分别在序章和第一章做了如下处理和说明。

序章指出，经济政策是个极其庞大复杂的体系，它内含着无数个相同或不同次元的政策体系，这些体系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有时甚至表现出一种互为主从的关系，这是一种纵横交错的立体结构。根据经济政策的性质和作用，可将其划分为调整型政策和改造型政策两种类型。前者是在现行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约束下推行的，它只能引起事物的量变，起着维持、完善现存制度及体制的作用；后者则突破了现行制度、体制的框框，并通过本身的长期化、凝聚化、法律化，改变旧制度并形成新制度，进而通过这种“制度创新”，引起部分乃至整个经济体制的变化。这种改造型政策的操作力度和方式，也是判断经济领域是否发生“改革”“变革”还是“革命”的基本依据。

把经济政策划分为上述两种类型，也就明确了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也是经济政策研究的内容，并且在战后复兴这样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它必须被放在重点研究的位置。

序章对经济政策思想和经济计划与经济政策的关系做了定位。即思想源于实践而又指导实践，它直接影响了复兴期的经济决策，经济计划虽属干预经济的“软措施”，但一般展示了与作为“硬措施”面目出现的经济政策相同的方向。因此在进行政策研究时，也必须把两者纳入研究范畴。

第一章题为“制约复兴期经济政策的诸因素”。设立此章的目的在于，尽管这里探讨的是政治过程对经济过程、即国家权力在战后日本经济复兴与发展中的作用，并强调经济政策的必要性和有效性，但并不意味着赞同所谓“政策万能”观点。相反，论文同时强调“存在”对“意识”的决定意义。这种制约复兴期经济政策操作的客观“存在”，包括日本国内的和国际的、战前的和战后初期的、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各种因素。本章从战前遗产和战后初期的经济环境两个侧面进行了分析。

分析结果表明，到1945年日本战败时，从劳动力、国民财富、生产设备能力等“有形积累”，到人口素质、组织技能、政策经验等“无形积累”，日本的“积累水平”与战后复兴的基准年度（1934—1936年平均）相比并无大差别，甚至可视为处在同一水平线上。这笔巨大的战前“遗产”对战后复兴的作用不可低估。

另一方面，战后初期的经济环境极其严峻。战败的直接后果是丧失主权，国家处在外国军队占领之下，海外殖民地归还宗主国，加之贸易限制继续，战争赔偿即行，生产急剧下降，物资供给绝对不足，恶性通货膨胀爆发。现实“环境”的制约，成了经济复兴的矛盾主要方面。

打破现实“环境”的制约，把战前遗存下来的巨大“潜能”变成“显能”，既是经济政策操作的依据，也是其政策即期目标。

复兴期经济政策的特殊性在于政策主体的二元性，因此，论文对该时期经济政策的考察，是沿着美国政府及其对日占领当局和日本政府这两条主线并行而相互联系地展开的。

（二）占领时期美国的对日经济政策

1945年8月日本投降至1952年4月《旧金山和约》生效的近七年时间为美国对日军事占领时期。论文第二、三章分别对占领前、后期美国的对日经济政策进行了实证考察。这种“两个阶段”的分期是根据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变化确定的，以1949年初的道奇计划为界，前期占领的总方针是非军事化、民主化，为此目的所推行的所谓战后改革，广泛涉及到政治、思想、文化、经济乃至社会的各个领域；而后期的占领方针是以经济稳定、自立和复兴为重点，同时又是前期非军事化、民主化政策某种程度倒退的过程。

第二章探讨了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形成、特点与变化，占领前期的经济改革（农地改革、劳动改革、解散财阀与排除经济力量过度集中、财政金融制度改革），赔偿政策及其对日本经济复兴的态度。鉴于国内学界对该时期的经济改革等问题已多有阐述，这里仅拟叙述论文中关于美国对日占领政策转变的观点。

在美国对日占领政策是否发生过转变及何时转变问题上，中外学者间存在分歧。笔者的看法是，这种转变确曾发生，但它是个渐变而非突变的过程。美苏冷战的展开，美国国内的反纳税负担和日本国内进步运动的压力，是政策转变的初始原因。这种转变的迹象首先反映在增加对日援助和缓和日本战争赔偿问题上。1948年初美国国防部长罗亚尔的声明，标志着美国政府决策层在对日占领方针的转变上已经取得认同，但在如何转变，如何协调各种关系上尚未形成总体规划。例如，在排除经济力量过度集中问题上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与本国政府的步调不一致便发生在罗亚尔声明之后。前者出于削弱竞争对手和“对抗社会主义的最为有效的替代手段”^[1]考虑，主张“排集”，以避免“通过革命暴力的流血来扫除经济力量集中的事态”。^[2]后者的判断却是“排集”“损害了日本的产业制造能率，延缓了日本自立的进程”^[3]，不利于占领目标的实现。结果，前者臣服上命，“排集”半途而废。是年，美国政府先后派遣陆军部长斯特莱克和道莱帕，国务院企划部长凯南，联邦储备制度委员会要员扬格等分别率团赴日考察，回国后递交了庞大的调查报告和政策性建议。以此为基础，美国最高决策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48年10月7日做出决定，即《关于对日政策的劝告——极秘NSC13-2号》文件。决定的核心内容是，“今后对日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经济复兴”^[4]。两个月后，对日占领当局又向日本政府发出《日本经济安定计划》的指令。这表明，美国的对日占领政策，已由1948年初的认识、方向性转变，发展到同年底的完成总体协调而付诸全面行动的实施阶段。

第三章考察了道奇计划、夏普税制改革和美日经济合作问题。这里着重叙述关于道奇计划的分析和观点。

以往的研究普遍把关注点放在道奇通过什么紧缩手段使日本经济“一举稳定”，以及这种稳定是否为“真正的稳定”问题上。

笔者在分析中强调了两点，一是道奇计划使日本由“通胀经济转向稳定经济”，但其政策手段并非一味地“紧缩”，而是有“紧”也有“缓”。超平衡财政、强化税收、停止复兴金融公库贷款业务属于经济紧缩措施，并构成道奇计划下经济政策的主格调。但增加美国对日经济援助，维持财政补贴和扩大商业银行金融贷款等缓和措施却不甚为人重视，甚至被笼统地打入紧缩措施名单。这不只是实证研究方面的疏漏，而且可能导致理论上的错误结论。道奇计划的实施过程体现了一种政策与策略的辩证法，无论是“紧缩”措施还是“缓和”手段，都不外是实现经济稳定的首要目标。正因如此，推行道奇计划的“紧缩”之年，日本经济才得以在实现“一举稳定”的同时，继续保持了工业生产的较高恢复增长率。道奇的这些旨在使日本经济稳定的做法，不仅具有实践意义，也为政策学研究提供了一个范例。二是道奇计划构成了战后日本统制、封闭型经济向自由开放市场经济转换的出发点，它直接促进了旧体制向战后型新经济体制的“转轨”，以及战后型经济体制与国际经济体制的“接轨”进程。其证据是，仅在推行道奇计划的一年左右时间里，便废除了物资、物价领域的大部分统制，十余家政府统制公团相继解散，市场经济在新的制度框架下开始恢复机能。与废除国内经济统制的举措同步，道奇计划期间，不仅为日本制定了1美元兑换360日元的统一汇率，使日元成为国际上可兑换的货币，而且实际也把外贸进出口及外汇管理权交还日本政府，解除对民间贸易的限制。从而在货币和制度两个方面，为日本经济重新与国际经济的“对接”准备了必要的条件。这些史实表明，道奇计划不仅对实现经济稳定的短期目标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构筑战后型日本经济体制并把日本经济重新纳入世界经济体系，也具有长远的历史意义。

（三）复兴期日本政府的经济政策

对日本政府经济政策的考察是在第四章至十章进行的。

第四章考察了复兴期的10个“经济计划”，论证了计划与政策间的表里关系。即计划源于对现实经济形势的判断及对未来的展望，受过去及现实政策实践的影响，并一定程度地反过来规制政策行动。这一时期“经济计划”的特征是：数量多，计划的“趋势加速”，随机性，对美趋从性，落后性，以及均未作为正式计划实施等。关于计划的意义，直接影响了现实经济政策的制定实施，为正式经济计划的出台积累经验等。

第五、六章考察了复兴期的产业政策，重点是1947至1948年推行的倾斜生产方式和50年代上半期的产业合理化。

通过对倾斜生产方式的产生及其实施过程的实证考察，论文对这一政策的评价持客观而审慎的态度。一方面指出它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并适应当时日本国情的产业政策，也是一种被动的、无可奈何的选择，其意义或许只在于揭示了一种解决经济问题的思路，绝不意味其方法可以照搬。另一方面指出它并非是现代产业政策，因为从其政策对象看，对煤炭产业的扶持，虽具有以基础产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的积极意义，但却违背了产业结构优化原则；从政策手段看，是以物资、物价、资金、劳动的全面统制为前提，这种对市场机制的否定在正常的经济发展状态下本不足取；从政策思想和目标上看，限制技术更新，是以增加劳动投入的方式实现增产的数量第一主义。

第六章以较大篇幅论述了产业合理化的由来与本质，政策的形成变化过程，产业合理化时期的产业行政与“官民合作”方式，产业合理化的政策体系及其实施效果。以此为基础，指出了产业合理化在日本战后产业政策史和经济发展史中的位置。

从产业政策史的角度分析，在优先发展基础、重点产业及倾斜配置资源的思路和完成经济复兴的即期目标等方面，产业合理化与倾斜生产方式间存在着政策上的连续性和类似点。但是，从产业合理化强调生产技术与设备的现代化，着眼于培养国际竞争力和“贸易立国”的观点出发，它的特点更在于一种对“质”的追求，而非量的实现。其政策扶植对象并非仅以是否为重点产业划线，还要看经营效益上是否属于“优秀企业”。其扶植手段的变化则在于放弃水平式财政补贴，大力推行有偿财政融资和倾斜税制。因此，从本质上说，产业合理化已构成日本战后产业政策的原型。

从日本战后经济发展史的角度来分析，复兴期制定的产业合理化政策，在高速增长时期全面推行，迄今仍有重大影响，所不同的只是深度和广度。从经济现代化的意义上看，复兴期的产业合理化虽然还停留在“点”与“线”的规模上，但却决定了战败后的日本经济不仅实现了量的恢复，而且发生了质的改造，从而在经济的自然恢复力“基本耗尽”的同时，又为经济起飞储备了更大能源，正式揭开了战后经济高速增长的序幕。

产业合理化本身是一种“无色的”“技术性的”“手段性的”存在，这一点决定了它的科学价值和普遍意义。而从另一个侧面看，在阶级社会里，没有“无色的”政策。日本的产业合理化便显示了以微观领域资源分配的某种“不合理”来换取宏观经济的“合理”，以短期经济的“不合理”来谋求长期发展的“合理”，以社会公正的某种“不合理”来换取经济上的“合理”等种种特征。此外，正如“保护费用递增产业”煤炭业的衰落那样，日本在推行产业合理化政策过程中，也不是没有事与愿违的失败教训。

第七章为复兴期的贸易政策，追述了战后贸易体制的变动及对外贸易的展开过程，指出日本涉外经济政策的显著特点是积极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消极对待外资（外国投资领域限制和控股比例限制）。后者反映了维护经济自主性的自我保护意识，同时也构成对外经济壁垒状况长期不能改变的一个原因。

第八章为复兴期的财政、租税、金融政策。本章较为详细地考察了战后十年财税金融制度及其政策运作的过程，重点分析了财政投融资和租税特别措施的结构与作用，从而阐明日本政府在资本积累及产业资金供给方面所进行的大力度、倾斜性政策操作的实态。

第九章为复兴期经济循环与调整，重点对“1954年经济调整”进行实证考察，作为主要收获，一是指出这次调整或曰“1954年经济危机”处于战后经济循环第一周期与第二周期相交位置。认为战后日本的经济循环始自道奇计划时期，其标志是巨额库存滞货的出现，它表明危机已在流通领域发生，只是由于朝鲜战争“特需景气”的出现才中止了流通危机向生产危机的蔓延。“1954年危机”是继道奇“危机”和“特需景气”之后出现的，它意味着前一循环周期的结束和新的循环周期的开始。二是指出“1954年危机”的基本动因虽然源于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矛盾，直接导火线却是国际收支状况恶化，很大程度上是日本政府人为的经济调节所致。这种调节加速了危机的爆发，但也缓冲了危机可能给国民经济带来的更大破坏。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特将“1954年危机”称作“经济调整”。三是这次经济调整的意义在于，它是战后以来首次由日本政府独自进行的效果显著、影响深远的成功的调整。其直接效果是进一步理顺了经济发展中的矛盾关系，使调整翌年出现了无特需收入的国际收支平衡、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无超贷现象的资金供给等所谓“三种理想的发展”^[5]，从而完成了经济复兴到高速增长的历史性过渡。这次调整在战后经济政策史上的意义还在于，它重新恢复了道奇计划后一度动摇的“平衡财政”原则并使之贯彻到后十年，揭开了以政府贴现率操作为主手段的金融政策新阶段。此外，正如其后的经济发展所呈现的“走走停停”局面那样，日本政府根据国际收支的晴雨表反复进行的“紧缩”或“缓和”的宏观政策操作，可以说直接源于1954年经济调整的经验。

第十章为复兴期的政策思想及其论战，考察了国际上经济学流派及战前日本经济学在战后的影响，复兴期不同阶段中日本经济学者的政策见解、思想论战及其与经济决策的关系。指出日本的经济学及其政策思想同其文化上的多元性一样，兼容并包，呈现出较强的混合性和实用主义特点。

（四）贯穿论文的三个基本观点

通过对日本战后复兴期经济政策的历史的、综合性考察，得出如下结论：该时期经济政策的操作是“改造型政策”和“调整型政策”并施，但“改造型政策”的操作居核心位置，设置副标题“兼论经济体制改革”也是出于这一用意。

以往的研究并非不重视“改造型政策”的侧面，但从其研究角度、分析方法乃至结论上，仍留有较大商榷余地。例如，论及战后改革，一般人都把目光集中在美国及其对日占领当局的战后初期非军事化、民主化改革上，日本政府在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或者全然不顾，或者轻描淡写。改革的期限往往被截止到美国对日占领政策转变的1948年，最迟是被截止到朝鲜战争爆发前后。而关于改革的结果之一战后经济体制的形成问题，却很少见到较为系统的论述，整体影像模糊。

对此，论文提出“二元政策主体”“十年改革”和“战后型经济体制形成”等三种内在关联的理论观点。这些认识来自对复兴期经济政策的实证考察，并反过来构成这种考察的理论性指导。这些观点有多少合理性？能否站得住脚？著者诚恳期待着中外学者批判。

先谈“二元政策主体”说。这里指美国对日占领当局和日本政府，之所以将二者都视为政策主体，首先是由“直接军事占领”和“间接统制”这一当时的历史特点决定的。即一方面美国及其对日占领当局握有可以排除远东委员会干预的“中间指令权”和对日管理权，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制定推行各种政策；一方面日本政府的“权限”仍被保留，并且继续“在国内行政方面行使正常的政治职能”，“保持”在国民经济管理方面的“指导责任”。^[6]其次，占领时期不等于复兴期，占领结束后，日本政府成了唯一的“政策主体”，这一点无需赘言。

复兴期政策展开的过程表明，在战后初期阶段，两个政策主体的活动曾分别侧重于“改造”和“调整”的不同领域。但这种局面很快因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转变而改观。战后复兴的过程，也是日本政府逐渐由“被动的”“片面的”政策主体，变成基本独立的、唯一的政策主体的过程。而过分强调对日占领当局的主体作用乃至将其视为唯一“政策主体”的观点，不可能全面揭示日本战后复兴的历史。

再谈“十年改革”说。关于战后初期美国及其对日占领当局在日本推行的非军事化、民主化改革已多有论述。笔者基本同意赋予其“改革”的定性。但需要补充的是，在分析“占领改革”时，应把道奇计划和夏普税制改革也纳入考虑范围。二者虽与“非军事化”改革无直接关系，但却可视为“民主化”改革的延伸，因为二者的实施仍具有“改造”经济制度及经济体制的意义。进一步说，在评价“占领改革”时，须把握改革的全过程，而不能取头舍尾。具体说来，占领中后期出现的“排集”半途而废、限制工人运动、缓和战争赔偿、催促日本重整军备等实例，无不反映出占领改革进两步退一步的特征，对占领改革的评价也只能基于这种“毕竟进了一步”的观点上进行。并且，仅从经济角度而言，还不能说通过这种占领时期的改革便使日本战后经济制度及体制“定型”。

因此，重要的一点是，美国及其对日占领当局推行的战后或“占领”改革，并不能代表日本战后改革的全部。占领时期所未完成的一部分改革任务，是在日本政府主持下于50年代前期继续完成的。1951年5月李奇威发表的允许日本政府修改“占领改革立法”声明，以及随后成立的“政令咨询委员会”所开展的大规模审改诸法活动，便是改革仍在继续的明证。如后所述，长期规制战后日本经济秩序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体制正是通过该时期的改法、立法而形成确定的。

最后谈一下“战后型经济体制形成”说。经济体制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规定的关于资源配置的方式，其本身内含着制度的侧面和形式（方式）的侧面。战时日本的经济体制明显呈现出军事经济、财阀垄断经济、统制经济和封闭经济四大特点。这些特点的转变，既是战后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任务，也是衡量“战后型”经济体制是否形成的标志。

战时经济体制向战后经济体制的转变是一场破旧立新的过程，改革引起的制度创新无疑是研究的重点。但是并不意味可以否定或忽视制度的“连续性”。同样，由于“二元政策主体”并存，必须同时探讨美国及其对日占领当局和日本政府在战后经济体制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

战后型经济体制是通过两个阶段的改革逐步形成的。在战败至1948年的第一阶段，美国及其对日占领当局推行了旨在使日本非军事化、民主化的全面改革。废除军事工业措施（军工企业的转产与赔偿）和战后宪法中不允许重整军备的规定，农业改革、劳动改革、解散财阀等措施和立法，都具有根本上改变战前经济制度的性质，其结果是一定程度地完成了战前（战时）军事、财阀垄断经济向和平、民主经济的体制性转变。

1949年的道奇计划至实现战后复兴的1955年前后，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二阶段。道奇计划揭开了统制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封闭经济向对外开放经济的体制性转变的序幕，但这种转变的完成却是经日本政府之手于50年代上半期实现的。其主要根据是：在对内经济制度方面，日本政府继续开展道奇计划以来的废除统制工作。到1952年，各种经济统制的法令、法规基本废除，政府统制机构全部解散，1931年以来长达20年的统制体制宣告瓦解。

与此同时，重新规制市场运行机制的各种经济制度、法规纷纷出台。在产业制度方面，通过指定产业发展优先顺序和大幅度修改《禁止私人垄断法》，确定了战后型产业结构政策和产业组织政策的基调；在财政制度方面，从法律和执行机构方面建立起财政投融资体系；在租税制度方面，放弃夏普税制改革的公平原则，全面推行所谓“租税特别措施”的倾斜税制；在金融制度方面，全面修改或颁布新的银行、证券、信贷法，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政府金融与民间金融、长期金融与短期金融相结合的金融体系。在对外经济制度方面，继1950年颁布《外贸外汇管理法》和《外资法》后，又陆续颁布其他涉外经济法律、法规和实施细则，修改《关税法》，先后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从而在建立涉外经济制度体系的基础上，完成了体制上与国际经济的对接。

这样，到战后复兴期结束的1955年前后，一个具有“和平、民主、自由、开放”特征而又“受某种计划调控”的战后型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形成。

上述内外经济制度的变革及由此形成的产业、财政、租税、金融、外贸、外资等次级经济制度和“体制”，在其后的高速增长期（至少到1965年为止）基本保持不变，这也是战后型经济体制在战后复兴期十年间形成的有力反证。

终章综合归纳分析了日本战后复兴期经济政策的基本特点和现实借鉴意义。即以“改造”为重点的政策操作结果，是形成了有别于战前、战时的新型经济体制，这一体制构成了战后经济长期、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基础；复兴期经济政策的又一目标是谋求经济的发展（复兴）与平衡（稳定），而在实施过程中则呈现了发展与平衡优先次序的交替变换（币原内阁时期的稳定优先→倾斜生产时期的发展优先→道奇计划时期的稳定优先→朝鲜战争时期的发展优先→1954年前后的稳定优先）；经济政策的制度性手段（如产业发展优先顺序、政策金融、政策税制、技术引进及外资外汇制度等），反映了极强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追求经济增长的指向，特别适应后发国的经济赶超。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战后复兴乃至高速增长时期的经济政策，展示了一种赶超型政策的范式。这种范式之所以成立的历史条件中包括，自身所处的“落后”但也“有利”的环境，外部世界先进“模式”的存在及其对日本经济赶超的理解、容忍或支持。但是，时过境迁，对业已成为超级经济大国的现代日本来说，昔日颇为有效的这种赶超型政策范式已遇到来自内外两面的严峻挑战。^[7]

注释

[1]大藏省昭和财政史室编：《昭扣财政吏——从终战到媾和》第3卷（美国的对日占领政策）。东洋经济新报社，1976年，第364页。

[2]有泽广巳、稻叶秀三编：《资料·战后二十年史》2（经济），日本评论社，第112页。

[3]大藏省昭和财政史室编：《昭和财政吏——从终战到媾和》第17卷（资料1），东洋经济新报社，第61—66页。

[4]大藏省财政史室编：《昭和财政史——从终战到媾和》第17卷（资料1），东洋经济新报社，第79—81页。

[5]经济企划厅：《经济白皮书》（1956年度），至诚堂，1956年，第2—4页。

[6]外务省特别资料部编：《日本占领及管理重要文书集》第1卷（基本篇），东洋经济新报社，1949年，第96、106页。

[7]原文刊于《世界历史研究年刊》1995年。

一、经济发展的政治学

一、经济发展的政治学